第六章 黄州五年
3个月前 作者： 李一冰
一 出狱赴黄
苏轼</a>自元丰二年（1079）八月十八日在湖州任上被捕，囚禁于御史台狱，直至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才获开释，历时一百余天。出狱之日，已经年尽岁除，迎头碰上了元丰三年的新岁。
虽说已经出狱，然而他所获得的自由，也极有限。贬谪黄州，诏令规定“本州安置”，恰如现行法上</a>的限制居住，不得擅离州境。这且不说，即以出狱当时而言，按照规定，被贬谪的罪官，必须奉诏即行，不得逗留京城，而苏轼更被裁定：“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此身更不自由。然而人经苛酷的锻炼之后，但得生出狱门，不啻重见天日，像是在陷阱边缘，挣扎得了自己的性命，其他一切都可完全抛开，禁不住内心充满这一阵子的兴奋，一口气做了两首诗。其一曰：
百日归期恰及春，余年乐事最关身。
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啅人。
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
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
苏轼此行，以谪官被“责授”为检校水部员外郎，尚书</a>省六部内，郎中之下置员外郎，那是十九品官阶中最低的一级。职名虽是黄州团练副使，应该是佐理该州兵役事务的小官，然而附有规定，“不得签书公事”，所以也只是一个空衔而已。虎口余生的苏轼，对于这些，满不在乎，自誓将来如有完全恢复自由的一天，再也不能矜才使气了。这时候，心里最大的疙瘩，一是如何安顿寄住在苏辙</a>那里的家眷，二是苏辙为他赎罪，被贬江西筠州监酒的遗憾。所以次章诗说：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
堪笑睢阳老从事，为余投檄向江西。
写完后，念了一遍，然后掷笔叹道：“怎还不改？”
出狱后忽忽过了一天，元丰三年（1080）的新正元旦，汴梁城中，家家都在欢度新年，繁华满眼，苏轼却必须检点行囊，只有长子迈陪从，被御史台的差役押着，匆匆忙离开京城，踏上了严寒的征途。
兄弟两家，同时面临播迁的动乱。发难当时，苏轼家小二十余口都送到南都老弟家去寄住了。小苏家庭负担一向很重，欠了很多债，现在又须贬官筠州，做老哥的是决不能再将眷口继续拖累他的了。第二件心事是他们的亲戚又是好友的文同</a>，上年正月在陈州任所病故，至此已将周年，只因没有盘费，无法运柩回蜀，一家人流寓陈州，停灵在堂，束手无策，苏轼认为这是他们的责任。
眼前这几桩心事，必须与他的弟弟当面商处。苏轼倩人通知，约他赶来陈州文家相会。陈州即今河南淮阳，距离京城约有三四天的路程，是去黄州的中途站。苏轼于正月初四到达文家，一进门，只见素帷穗帐，一片凄凉，苏轼拜祭了灵堂，对文同的遗孤——包括娶了苏辙女儿的文家老四务光（逸民）一一加以抚慰。虽然生死存亡的悲哀在咬啮着他的胸膛，但总不忍在痛苦的人前，轻易把自己的眼泪流出来，他和文逸民携手河堤，赠诗作别时说：“……君已思归梦巴峡，我能未到说黄州。此生聚散何穷已，未忍悲歌学楚囚。”在这细微处，都可体会一个饱经忧患者的用心深处。
他在文家等了六天，初十日苏辙从南都赶两百里路来到，兄弟祸后重见，自然有说不尽的感慨。他们共同商量了家计的安排，筹定了文同归丧的办法……除了这些辛苦的计议外，做哥哥的很高兴看到老弟面色清润，两目炯炯有光，健康情形显然非常良好。夜间同卧一室，听见他在行气，腹间隆隆作雷声，知他养生有得，欣然道：“子由必先我得道！”
苏辙推究这场祸患的来由，不得不竭力劝说他的老哥，今后务须力戒口舌，慎重笔墨，以免再惹是非。赢得他老哥自责道：
至言难服久，放心不自收。
悟彼善知识，妙药应所投。
贬谪去处当然是个荒僻落后的地区，苏辙更为他老哥今后的生活起居担忧，但是苏轼却有他的奇想，以为“我们兄弟两人，一个住在长江的西头，一个住在长江的东头，同在一水之上，倒也没有什么不便”。他又安慰他的弟弟说：今后一定“畏蛇不下榻，睡足吾无求”，从此安分守己，做个黄州老百姓，并无不好。
他们兄弟叔侄在文家聚晤三日，各人身上有事，不能再耽延了，遂于正月十四日与苏辙等人别了，父子二人被解差押着，策马径向黄州进发。十八日到了蔡州（今河南汝南），碰上一场大雪，朔风怒号，道途泥泞，这一路上的辛苦，自不待言。过新息（今河南息县东），顺道往访曾任黄州通守的世交前辈任师中（伋），未遇，就一马来到分界豫鄂边境的淮水，渡过淮河，才进入湖北境内。
渡淮，至加禄镇，天色已经向晚，苏轼父子就到镇上的驿所去歇马投宿。
在这样雪后阴寒的天气里，残破昏暗的驿所，到处发散着霉蒸的臭味，纵使是最能随遇而安的苏轼，也禁不住脊梁上一阵阵凛冽的寒意，而更使他冷彻骨髓的，是淮河一水相隔，从此与他所熟悉的中原和在中原的一切人事完全隔绝了。“麏鼯号古戍，雾雨暗破驿。回头梁楚郊，永与中原隔。”一种千里投荒的悲哀，不禁油然而起。不过，偶一回顾随</a>行的儿子，那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神情非常坚定，似乎有一副铁石心肠足以面对任何残酷的现实，使这做父亲的人，心里安顿不少。
次日，继续旅程，行至光山县，听说县南四十里，有座唐神龙年间建造的净居寺，为光黄之间有名的胜迹，苏轼不免芒鞋竹杖，登山一游。竹影溪声里，顿觉四肢百脉，一身都是轻快，回顾狱中恐怖，想不到此生还有重游名山的今日，心里还很轻松。然而一到进入净居寺的大殿，向世尊菩萨低头下拜时，他的两眼却又毫没来由地流出泪来。
二十日度关山，山上有座春风岭，清溪回绕，梅花夹岸，这时候花开正盛，但半被东风吹落溪水中，冉冉流去。苏轼在这凄凉的旅路中，从来不言寂寞，但作《春风岭梅花诗》却说：
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
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
当他们过麻城，转入岐亭以北二十五里地方时，远远望见山上有人骑匹白马，张着青盖，奔驰而下，待到近前，只见此人头戴方耸高帽，在马上频频招呼，却是他的老朋友陈慥季常。
陈慥是苏轼任凤翔签判时的老长官陈希亮的幼子。陈氏有四个儿子，唯陈慥生性豪迈，自少就只歆羡朱家、郭解的侠行，挥金如土，不愿读书出仕，他是父亲心目中的浪子，却和苏轼最好。苏轼与他订交于岐山，其时他正与朋友骑马射猎，出入长林丰草之间。马上慷慨谈兵，意气如虹，自谓是一世的豪士。苏轼还记得一桩他的故事：某年，陈慥从洛阳回到家乡眉州青神县，携来一双艳丽如花的侍姬，让她们穿上戎装，青巾玉带红靴，各跨骏马，招摇过市，青神县是个非常保守的小城，没有见过这种场面，惹得乡人啧啧称奇。阔别多年，岂料在此穷途中，会与他不期而遇，难怪要惊喜得大叫起来：“啊，这是我的老友陈季常，怎么会在此地呢？” 1
陈慥也是一脸的诧异之色，转问苏轼为何来此。苏轼把遭遇情形，简略地告诉了他。陈慥听了，低头不作一声，然后仰天一笑，就此不提这事，但只邀请苏氏父子到他家去盘桓几日——时间变更一个人，可以使他脱胎换骨，今日的陈慥，已经不复是当年饮酒击剑的游侠儿，更不是当年携伎浪游的花花公子。他就住在这岐亭山上，学道求长生，过着“十年不见紫云车，龙丘新洞府，铅鼎养丹砂”的隐士生涯。
陈家只是山上一栋简陋的木屋，自号静庵。室内环堵萧然，绝对不能相信这是陈四公子的家宅。陈家原很有钱，河北有田，年可收帛千匹，洛阳的园林邸第，富丽不亚于王侯所居，现在何以忽然一寒至此，苏轼实在不解。然而陈慥本是奇士，一切不能以常理推度，且不说它。
陈慥好客有名，何况今天的来客是落难中的苏轼，全家上下，忙着张罗酒食，“抚掌动邻里，绕村捉鹅鸭。房栊锵器声，蔬果照巾幂”。如此热情招待，苏轼永远记得。 2
苏轼好酒，然而酒量并不好，何况本是一个旅途劳顿的人，饱食薄醉后，就坐在椅子上沉沉睡去，连头上的巾帻跌落了都浑然未觉，一直睡到天已向晚，才蓦然惊醒，醒来第一个烦恼是：“黄州并不算远，可惜就是没有朋友！”
苏氏父子在陈家休息了五天，不得不别了陈慥，继续上路。
自岐亭至黄州城，计程二日，必须在中途过宿一晚，他们寻到一座荒庙——禅智寺里去投宿。这座庙里的和尚都不知到哪里去了，阒无人迹。夜半，空洞而昏暗的佛殿中，老鼠到处吱吱地叫，殿外又萧萧瑟瑟地下起雨来。苏轼脑子里胡思乱想，辗转不能成眠，记起少年时，曾在一家村院壁上，见过一联断句：“夜凉疑有雨，院静似无僧。” 3 觉得深合此时此地的情景，便在铺上自作一绝：
佛灯渐暗饥鼠出，山雨忽来修竹鸣。
知是何人旧诗句，已应知我此时情。
二 初到黄州
苏轼父子于元丰三年（1080）二月初一日到达目的地，走在路上的时间，足足有半个月。
黄州在大江之湄，北附黄冈，地形高高下下，颇不平坦，公府居民，极其萧条。不过既为贬谪之所，自然是“大不胜处”，所以也毫不诧异。 4
一路来时，看见黄州城外江浒群山上，连绵不断的尽是竹林，俯望绕郭长江，风平浪静，心里便在盘算：这地方竹林那么多，竹笋一定很香很嫩，长江里活活泼泼的鱼鲜，不愁吃不到。吃的既然有了，其他都好办。至于做官呢？既已身为“逐客”，但还拥有一个水部员外郎的虚衔，他想到梁朝的何逊</a>，唐朝的张籍</a>，这两位前代诗人都曾做过此官，我又何尝辱没，作《初到黄州》诗，感觉非常满足，只有开头两句，可以解释为他平生只为“口食”奔忙，但也不妨解读为一生皆因“口舌”遭殃。原诗</a>：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妤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5
苏轼新来乍到，没有落脚处，只得仍求寺院暂住——黄州的定惠院。定惠院坐落城中，不像禅智寺那样破落荒凉，院中薄有花木修竹的栽植，住持和尚颙师也很看重这位住客，给予种种方便。因为住在庙里，苏氏父子即在寺内搭伙，跟着和尚们一同用斋。
被贬谪的罪官，到达贬所，有两件正事要做：一是立即去向当地的长官“谒告”，有如现在的所谓“报到”，当时的黄州知州是东海人徐大受，字君猷，对他非常礼遇，一点没有遭受奚落；第二件事是要进上谢表，苏轼写得小心翼翼，但能将他自己的立身本末，不亢不卑地说得一清二楚，毫不沮丧。如言：
伏念臣早缘科第，误忝缙绅。亲逢睿哲之兴，遂有功名之意。亦尝召对便殿，考其所学之言；试守三州，观其所行之实。而臣用意过当，日趋于迷。赋命衰穷，天夺其魄，虽至仁屡赦而众议不容。……岂谓尚玷散员，更叨善地。投畀麋鼯之野，保全樗栎之生，臣虽至愚，岂不知幸。……
苏轼见过徐太守后，黄州无一熟人，没有地方要去，他在定惠院里，竟自实行陈州对苏辙说的那句话：“畏蛇不下榻，睡足吾无求。”关起门来，大睡其觉。人逢喜事精神爽，闷倒头来瞌睡多，大家都有过同样的经验，“昏昏觉还卧，辗转无由足” 6 。纵然勉强起来，出门走走，头脑还是昏沉沉的，醒不过来。
起初，他是白天睡觉，到了晚上，才一个人悄悄跑到寺外去散散步，有时也买杯淡而无味的村酿来润润喉咙。他竭力不使自己喝醉，只怕醉后乱说话。看似平静的生活，心里隐藏着恐怖的创伤，还在那里隐隐作痛。
“先生食饱无一事”，总不能整天整夜都睡在床上，就不免常到城中随处闲逛，但他的出入，不过如《与王定国书》所说：
某寓一僧舍，随僧蔬食，感恩念咎之外，灰心杜口，不曾看谒人。所云出入，盖往村寺沐浴及寻溪傍谷，钓鱼采药以自娱耳。
沐浴是苏轼日常生活中的癖好之一，此来黄州，常去城南安国寺洗澡，他在《安国寺浴》中别有感触：“尘垢能几何，翛然脱羁梏。披衣坐小阁，散发临修竹。心困万缘空，身安一床足。岂惟忘净秽，兼以洗荣辱。默归毋多谈，此理观要熟。”甚至像这样淡泊的感慨也不敢“多谈”，苏轼当时的精神生活，还一直在被禁制的状况中，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除此以外，他只得毫无目的地到处闲逛，不问是私家花园或是寺庙，他都“拄杖敲门”，要求进去看看。其中有两座私家园林，他最欣赏：一是尚氏园，园中竹林花木，修治得最好，藂枳花尤其出色，苏轼曾亲为此花图写；一为柯姓林园，倚山辟园，山上有一片老枳树林，开白花，香味清淡，颜色绝俗，常常使他徘徊树下，为之忘情。
更有一天，他漫步走到定惠院东的土山边，在某家杂花满开的篱落间，忽然发现花丛中竟有一株海棠，在春风中嫣然含笑，使他非常诧异。苏轼当年，海棠是西蜀濯锦江独有的名卉，成都燕王宫碧鸡坊的海棠尤为繁盛，范石湖词</a>所谓“碧鸡坊里花如屋，只为海棠，也合来西蜀”，别地向无此花，像黄州这样偏僻的地方，土人又不知此花的名贵，怎么会有呢？这样想看，不知不觉就从海棠花的溷落黄州，移情到自己的身世上来了。他好像做梦一样，以为一定是天上的鸿鹄把海棠花的种子从西蜀衔到了黄州，遂使这空谷佳人，落入江城瘴地里，自苦幽独了。不轻易伤感的苏轼，“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海棠的艳影，一一化作自己的身形，对此不免流露了天涯流落的悲哀。据说，日后苏轼常常书写这首“海棠”诗来送人，先后不下数十本之多，可见这首诗中蕴藏着他深邃的感情。
从陈州回去后的苏辙，立即依照兄弟商定的办法，赶忙结束南都的工作，办完交代，然后携同两房眷口，自南都登舟，泛汴泗，出淮扬，过金陵，溯皖江，然后泊舟九江，叫自家眷口就在九江等待，他则亲自护送嫂氏、侄子以及哥哥家其他眷属人等，仍循水路前往黄州。
苏轼计算着他们的行程，也忙着准备接眷。虽说家眷来了，可以不再寄寓庙宇，但他却担心偌大一份家口的生活负担，所以心里实在也很怕他们到来，与章惇书中，坦白说道：
黄州鱼稻薪炭颇贱，甚与穷者相宜。然轼平生未尝作活计，俸入所得，随手辄尽。而子由有七女，债负山积，贱累皆在渠处，未知何日到此。现寓僧舍，布衣蔬食，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
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廪禄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不能不少念。……
转眼已是榴花照眼的季节，消息传来，苏辙率领的一家人都已到了磁湖（今湖北大冶），但为巨风大浪所阻，只得停船稍待。苏轼追怀陈州之别，几已半年，兄弟俩又将在黄州重见，一切恍恍惚惚，如在梦中，作诗代简，倩人往迎：
惊尘急雪满貂裘，泪洒东风别宛丘。
又向邯郸枕中见，却来云梦泽南州。
暌离动作三年计，牵挽当为十日留。
早晚青山映黄发，相看万事一时休。
苏辙答诗说：“黄州不到六十里，白浪俄生百万重。自笑一生浑类此，可怜万事不由侬。”一番被命运播弄的感慨。两天后，听说风浪过去了，苏轼即于五月二十七日黎明，坐船到离黄州二十里地的市集巴河口去接他们。
坐在船上，细细欣赏晨光曦微中的江水，浩淼的水面上笼罩着蒙蒙烟雾，显出一片宁静，小舟轻盈前进，犹如划破千顷碧绿色的玻璃。置身在这样自由美好的天地里，禁不住想起去年在御史台狱囚房里的生活，“去年御史府，举动触四壁。幽幽百尺井，仰天无一席”。他就在这井底，战战兢兢过了一百多天——“余生复何幸，乐事有今日”。他可以和家人团聚了，他几乎愿意在这江城终老了。 7
他曾有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假使苏辙也愿意住到黄州来，他将设法筹点钱，把柯氏园买下来兄弟共居，这个构想虽然美好，但不是现在的能力所做得到的。家眷来了，他不得不弄个住处，遂于二十九日搬进临皋亭去住。
临皋亭在回车院中。回车院是公家建筑，为三司按临黄州时所居的官邸，本来不是一个被谴谪的罪官可以住得的。据苏轼于迁住临皋亭后与鄂守朱寿昌书：
已迁居江上临皋亭，酌江水饮之，皆公恩庇之余波。
似是寿昌向有关方面代他关说，才弄到手的。但这房屋并不宽大，他又家口众多，住得非常拥挤。如同年夏，陈慥要到黄州来看他，他就曾为招待客人住宿，大伤脑筋，写信告陈说：“临皋虽有一室可憩从者，但西日可畏。承天（寺）极相近，或门前一大舸亦可居，到后相度。”要借僧舍，甚至是门前停泊的旧船来接待宾客，苏家房屋的迫促，实已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
临皋亭住屋虽然狭小，但是门外的风景却非常美。亭在江边水驿上，亭下八十余步便是大江，滔滔江水，自上游乱流西下，浪击江岸，涛声昼夜不绝。对岸就是樊口，景色幽美如画，苏轼闲常策杖江边，独自一人眺望天空渺渺的流云和江上起伏的浪涛，不能不使他感到天地何等寥廓，而人却这样的渺小与无助。
苏轼《与范子丰书》说：
临皋亭下，八十余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问子丰新第园池，与此孰胜？所以不如君者，上无两税及助役钱耳。
粗看他对于这种闲散的隐居生活，似已非常满足，其实那只是生活之艺术精神的一面。作为一个儒学者，淑世是其生命的本分，“虽云走仁义，未免违寒饿”，他可以毫不怨悔。但是“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满怀用世的热情又怎能轻易放下？所以当他的好友李常寄诗来慰问他的不幸时，他却大不以为然，复书直道儒者的责任时，又另是一副铁石心肠。如言：
示及新诗，皆有远别惘然之意，虽兄之爱我厚，然仆本以铁石心肠待公，何乃尔耶？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兄造道深，中必不尔，出于相好之笃而已。然朋友之义，专务规谏，辄以狂言广兄之意尔。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
非兄，仆岂发此！看讫便火之，不知者以为诟病也。
身在冤诬谪废中，而犹有如此生气凛然的言语，这是苏轼道德勇气之所在，亦是其性格中坚忍不拔之一面。
苏辙将嫂氏一行送到黄州，顺从老兄的心愿，在黄州住了十天。在此短短十日中，兄弟俩去武昌游玩了寒溪西山寺，武昌县令招待了他们酒食。苏辙全家老小还在九江等他，不得不于六月初九，匆匆告别，苏轼相送至刘郎洑，饮别于王齐愈家。苏辙既行，空洞与寂寞又如浓雾一样，向苏轼重重包围过来，黄州又变成一片荒茫的沙漠了。
三 孤立于风雨沙洲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前举这阕《卜算子》，为苏轼初到黄州，寓居定惠院时所作。黄山谷论为：“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上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推美虽然绝至，但非真正知音，此作实是苏轼的“忧患之词”。当他寄居定惠院时，心理状态尚未恢复平静，每天必须等到夜晚，才独自溜出寺门，到附近走走，心如惊弓之鸟一样的惶惑和孤独。
人须有所不为而后才能有为，这是一个自由人所必须具有的品格。与一个过度世俗化的人不同，他不追求利禄，不在意世俗的荣辱，他只坚持他的价值观念和精神的自由。
忠于自己观念的人，不肯苟与人同，才能“拣尽寒枝不肯栖”，在一片诺诺声中，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遭遇排斥和放逐，几乎是必然的命运，这命运，就是“寂寞沙洲冷”。
残酷的政治迫害，使苏轼的心灵流血不止。这些时间里，他有意把自己封闭起来，宁愿忍受孤寒与寂寞的惩罚。
初到黄州寄居寺院那段时间，他是如此，后来虽然全家团聚，安居临皋亭了，而他那劫后余生的紧张心理，并不能够马上有所改善，依然在惶惧的情绪压迫下，自愿孤立于一切人事之外。《答李端叔书》说：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亲友不与他通问，是因为他的罪名太大，怕惹是非。即使他自己，亦何尝不怕“文字为累”。如此信之尾，他还再三叮嘱端叔：“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此书虽非文，然信笔书意，不觉累幅，亦不须示人，必喻此意。”
不敢作文字，也是一种“孤立”的刑罚。如当时曾有某人请他写篇燕子楼记，徐州为苏轼旧游之地，燕子楼又是那么凄艳的名迹，若在平时，苏轼如何能不援笔而起？现在毕竟无可奈何，只得很诚恳地辞了他的朋友，向他诉苦道：只要出口落笔，便被憎恶他的人们，拿来做“笺注”的依据，所以不能不“牢闭口，莫把笔”了。充分显示了在这种张眼便是荆天棘地的处境里，一个被迫害者的战栗与惶恐。
苏轼庆幸自己能够混迹渔樵，不被别人认识，每于酒后，则独自一人，布衣芒屩，出入阡陌，到各处漫游，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得“旷然天真”之乐（《答言上人》）。有时，他会在袖筒里笼着许多石弹子，到江边与人比赛投击江水，看谁能使石弹滑出水面最远。 8 有时在路边凉亭里歇脚，也会要求别人讲个鬼故事听听，假使那人说，没有鬼故事可讲，苏轼就求他：“姑妄言</a>之也好。”旁人听他此言，无不哄然大笑。 9
距黄州知州官邸数百步，少西山麓有一片壁立的断崖，传说是周瑜大破曹军的古战场——赤壁，断石堆云，惊涛裂岸，风景最是优胜。是年八月六日夜间，天朗气清，他兴致特别好，便带了苏迈，划只小船，第一次夜游赤壁，其时适有杭州的辩才、参寥两位僧人所派的使者来黄州向他问候。游罢归来，他即乘兴写了一篇非常美的短记，当作复书，寄与参寥：
予谪居黄州，辩才、参寥遣人致问。时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涨，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间，风露浩然。所居去江无十步，独与儿子迈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乔木苍然，云涛际天，因录以寄参寥。使以示辩才，有便至高邮，亦可录以寄太虚</a>（秦观</a>）也。
自此，每遇风日晴和、江面浪静的日子，他就常常独自划船到那儿去捡沙滩的细石子。这地方的细石，往往温莹如玉，有深浅红黄各色，或有细纹如人指纹者，非常可爱。自己捡拾不足，又用饼饵换取这一带孩子们所拾来的，一共搜集了二百九十又八枚，大者如枣栗，小者如芡实，用古铜盆盛起来，注入清水，色彩缤纷，苏轼称之为“怪石供”，赠予在庐山归宗寺的了元禅师，这了元即是后来的佛印和尚，他们间的缔交似即在此时期。
苏轼在黄州最爱这个地方，数游之后，曾作《赤壁记》一篇，此为后来名作前后赤壁二赋的滥觞。
当一个人在行为上或意识里，一点也没有罪过的自觉，而忽然遭逢横祸时，就无法拒绝“命运弄人”的观念。命运这个观念，可以做受难者的精神避难所，相信命运就能相信宇宙确有一个超人的力量存在，这种力量具体而微的表征，即是世俗所说的“鬼神”，苏轼此时此际，乐于谈狐说鬼，并非是不可理解的迷信。
梁宗懔</a>《荆楚岁时记</a>》：
正月望日，作豆糜以祀门户。先以柳枝插门，随枝所指，以酒脯饮食及豆粥，插箸而祭。其夕，迎子姑神以卜。
这不但是荆楚地方的迷信，而且已经成了当地的节令行事。苏轼有个黄州新识的朋友潘丙来告诉他：本地有家郭姓侨户，扶乩降神最称灵验，苏轼还在来黄途中的这年正月十五，神已透露消息说：“苏公将至。”到了次年正月十五，苏轼便约潘丙陪他同去郭家参观。降坛的乩神，名叫何媚，字丽卿，莱阳人，生为寿阳李景之妾，被大妇于正月十五夜暗杀于厕所，天帝悯怜她，命为厕神。有问必答，如响斯应。她居然知道苏轼已经在座，乩言：请苏公稍留，她将赋诗作舞娱公。一霎时作诗数十篇，不但敏捷立成，而且皆有妙思，杂以笑谑。苏轼问：“某欲做一黄州百姓，可乎？”
神在粉盘上写出一首绝句：“朝廷方欲强搜罗，肯使贤侯此地歌？只待修成云路稳，皇书一纸下天河。”
再问：“予欲置一庄子</a>，不知如何？”
神答：“学士功名立身，何患置一庄不得。”
子姑神也很好名，在应歌作舞后，再拜以请道：“公文名于天下，何惜方寸之纸，不使世人知有妾乎？”
苏轼果然为她作了《子姑神记》。
另有一次，他去汪若谷家，看箕帚穿上衣服的子姑，自称天神李全，以箸为笔，置笔口中，书写篆字。字虽不可识，但苏轼还是赞他“笔势奇妙”，为作《天篆记》。
郭家观乩后数日，苏轼到岐亭去看望陈慥，须在途中过夜，乃宿于团风镇，梦见一个和尚，破面流血而来，好像有话要讲，但又不说。醒来，不明何兆。到了岐亭，将这夜梦告诉了陈慥，次日与他相将入山，半路上见一庙宇，中有古塑阿罗汉一尊，仪状甚伟，但面目为人弄坏。苏轼还不曾联想到昨夜的梦兆，陈慥已先悟到：“这莫非就是你所梦见的和尚吗？”苏轼后来就将这尊罗汉运回黄州，嘱托安国寺的住持僧继莲雇工重新装修，左龙右虎，赫然是第五尊者的造像，就供奉在安国寺中，苏轼并出资“斋僧”，作《应梦罗汉记》。
此外如梦中采食古井上的石芝，还记得味如鸡酥，却比鸡酥甜；梦黑肥吏请他作《祭春牛文》；梦一美人给他雪水烹的团茶喝，为作回文诗；梦到西湖等，各各付诸吟咏，低徊不已。
梦和迷信，以现代人的理解，都是精神反射作用所产生的潜意识活动。梦是现实生活中缺憾的补偿，而迷信行为，则有填充心灵内部空虚的妙用。每个人暗中都有自己的梦，梦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人在游离现实内外的梦境中，获得一切意愿的满足。迷信神异，不但使彷徨无主的心神，得所寄托。人所遭遇的神异，往往只是自己痛苦的经验混合热烈的想象，在精神恍惚下所产生的情景。苏轼离群孤立，彷徨失措中，独多神异梦幻的奇遇，正是他心灵空虚，热情无所归着的反映。
然而，他到底受过严格的儒家训练，静定下来，反求诸己，检讨祸患所生，只归咎于自己的鲁莽与无知，不怨天，不尤人。《答李端叔书》云：
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
此函最后一段，苏轼痛切指述：“才华外露”是做人的一种毛病。这是他从前虑所不及，而现在非常后悔的经验。他说：
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卅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
人须经历忧患，才能成熟。诗狱的锻炼，黄州的贬谪，在苏轼的人生历程中，非常关键。
然而，孤立的生活，无法填补精神空虚的症状，一个人颠三倒四的反省功夫，也只能增加自咎的痛苦，无助于心理创伤的疗治。他只觉得胸腔里这颗心，空荡荡地没处安放，彷徨、恐惧，甚至怔忡，怎么样的譬解和排遣，都归无用时，他想到用禅门静坐的方法，来求取解脱。
黄州城南五里那座安国寺，就是他一到黄州就经常去洗澡的那个庙宇，前后茂林修竹，郁郁苍苍，院内陂池亭榭，也都错落有致，景物幽静。苏轼每隔一两天，就到这寺里去辟室焚香静坐。静坐是禅门中从达摩祖师面壁以来，一项传统的功夫，禅的意义本来就是“静虑”，是在沉思默想中，获取“出神静观”的方法。坐禅这种训练，并非单是造成一种自我催眠状态去忘记痛苦，而是训练你学会如何清楚而明确地界定对一切事物的观念，从完全不同寻常的观点来作性行的自省，来看待外在的事物。坐禅的方法，是先使心灵集中于所观想的对象，使头脑冷静，心灵休息，排除任何现实世界中情感的混杂，以精神上的直觉主宰意志和情意，使于静定澄澈中，获得心灵的平衡，获得较高层次的意志，获得佛家所言“戒、定、慧”三学中的“定”和“慧”。
苏轼自言他实行静坐，为了“收召魂魄”，“求所以自新之方”，正与禅门静坐的目的相符合。据他实行的经验，确然很有效验，可以达到“物我相忘，身心皆空”的境界。苏轼说过：人如真能一念清净，则世俗的污染就如身上沾染的尘埃一样，纷纷自落，使你“表里翛然”，得垢秽尽去之乐。
苏轼好与僧侣做朋友，也很喜欢佛家思想，自到黄州，别的事物容易导生痛苦的联想，不能不竭力规避，所以一意只看释典。既然只读佛书，偶尔动笔，就自然流露些不会惹祸的佛家言语。如《与程彝仲推官书》云：
某与幼累皆安，子由频得书无恙。元修（巢谷）去已久矣，今必还家。所要亭记，岂敢于吾兄有所惜。但多难畏人，不复作文字，惟时作僧佛话耳。千万体察，非推辞也。……
苏轼勤读佛书，目的只求实用，用佛家的道理来排除一些心灵上的障碍，超脱黑白混淆的现实世界，自求解脱而已。他这种态度，在《答毕仲举书》里，说得非常坦白：
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若农夫之去草，旋去旋生，虽若无益，然终愈于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往时陈述</a>古（襄）好论禅，自以为至矣，而鄙仆所言为浅陋。仆尝语述古：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
是年八月间，哺养苏轼和他亡姊八娘，在苏家服务三十余年的乳母任氏，时已七十二的高龄，大约是舟行跋涉之后，水土不服，忽然一病身故，苏轼为她营办丧葬，着实忙了一阵；同时得讯，苏辙回到九江，转赴高安任所未久，也殇掉了一个女儿；十月间又接到他的堂兄（苏涣的长子）子正（不欺）于九月间病逝成都任上的讣告。这一连串死亡的变故，使他对于生命的无常感触甚深。因此这年冬至时，他又向黄州天庆观的道士借得道堂三间，谢客燕坐四十九日，致王巩</a>书说：“虽不能如张（方平）公之不语，然亦常阖户反视，想当有深益处。”仍是希望用静坐的方法来澄澈心里激荡起伏的痛苦。
像这样忽从佛寺，忽入道观，营营不倦的行动里，充分表示劫后余生的苏轼精神耗弱的痛苦。
四 朋友
苏轼未到黄州前，最大的心事是“黄州岂云远，但恐朋友缺”。幸而他有泛爱世人的性分，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 10 无贤不肖，都能欢然相处。所以到黄州未久，他就逐渐有了新交，有了重逢的故友。在他寄住定惠院之初，首与著作佐郎、新任监黄州酒税的乐京相识，吟诗饮酒，这是苏轼在黄州的第二个游伴。乐京于熙宁初年，为了反对助役法被撤了县令职，潦倒十年，这次到黄州来也还不久，两人都是因政治观念遭逢时忌的失意人，很快产生了友谊。
不久，有侨寓武昌车湖的同乡犍为王齐愈（文甫）、齐万（子辩）兄弟来访，危难中得见乡人，苏轼非常感动，后来自记其会晤情形，却是一篇绝妙的小品 11 ：
仆以元丰三年二月一日至黄州，时家在南都，独与儿子迈来，郡中无一人旧识者，时时策杖在江上望云涛渺然，亦不知有文甫兄弟在江南也。
居十余日，有长髯者惠然见过，乃文甫之弟子辩，留语半日，云：迫寒食，且归东湖。仆送之江上，微风细雨，叶舟横江而去。仆登夏隩尾高丘以望之，仿佛见舟及武昌，步乃还。尔后遂相往来，及今四周岁，相过殆百数。……
王家原是蜀中大地主，富有且慷慨，先世不知何故，远戍黄州，于是齐愈兄弟便落籍于此，把家中部分藏书都带了出来。苏轼每次过江去，都以王家为居停，他们杀鸡置酒地款待他，谈得迟了，不便过江，就在他家寄宿。
第一个从外地到黄州来看望他的老朋友是杜沂（道源），杜的儿子孟坚在武昌做官，他来探亲，不避时忌，带了特产酴醾花菩萨泉来黄求见，苏轼有如身在空谷而闻跫音，心里感到分外温暖。《致道源秘校书》中，特别强调这一点。如言：
谪寄穷陋，首见故人，释然无复有流落之叹。衰病迂拙，所向累人，自非卓然独见，不以进退为意者，谁肯辱与往还？每惟此意，何时可忘。
最重要的是他结识了三个本地朋友，虽说是市井中人，但比一般士大夫更讲义气，肯为朋友卖力，苏轼在黄州五年，得到他们的照顾不少。三人中最先认识的是潘丙，字彦明，在对江樊口开个酒坊，虽然本是考不上进士的举人，但已绝意功名，卖酒为业，几乎无日不和苏轼相见，他哥哥潘鲠、弟弟潘原也都与苏轼成了朋友。鲠子大临（邠老）、大观，都是后来江西诗派的大将。
由潘丙介绍，所结识的另两个市井朋友：一个古耕道，新平人，苏轼虽然说他椎鲁无文，但却真诚纯朴，喜欢揽些地方公益事情来跑跑腿儿，人头很熟；还有一个叫郭遘，字兴宗，原籍汾阳，自称是唐朝名将郭子</a>仪的后裔，现在西市卖药。酒和药草都是苏轼平生喜欢的东西，很自然地和他们做了好朋友。苏轼后来开辟东坡时，得到这几位本地朋友的帮助很大，有诗记之（《东坡八首之一》）曰：
潘子久不调，沽酒江南村。
郭生本将种，卖药西市垣。
古生亦好事，恐是押牙孙。
家有十亩竹，无时容叩门。
我穷交旧绝，三子独见存。
从我于东坡，劳饷同一餐。
可怜杜拾遗，事与朱阮论。
吾师卜子夏</a>，四海皆弟昆。
在士大夫中，苏轼最敬爱的那位刺血写经、毕生寻母的大孝子朱寿昌，当时恰在大江对面的武昌任鄂州太守，苏轼得住临皋亭，就是寿昌的帮助，尔后他更时致包馈遗，信使不绝。苏轼闲居无事，乘船到武昌去玩，访王齐愈兄弟外，经常做这位鄂守的座上嘉宾。
苏轼因寿昌联想起那个杂治诗狱的李定来，《东坡志林</a>》有一则云：
蔡延庆所生母亡，不为服久矣。闻李定不服所生母，为台所弹，乃乞追服，乃知蟹匡蝉緌，不独成人之弟也。是时有朱寿昌，其所生母三岁舍去，长大刺血写经，誓毕生寻访，凡五十年乃得之，奉养三年而母亡，寿昌至毁焉。善人恶人，相去尔远耶！余谪居于黄，而寿昌为鄂守，与余往还甚熟，余为撰梁武忏引者也。
苏轼来时，寿昌托岐亭监酒胡定之送来羊面酒果一大堆，因此就与这位藏书甚丰的胡掾结识了。那个时代，借书很难，逐客求读不易。这也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苏轼是个好动的人，朋友往还，在他生活中居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又不大喜欢和家里的妇人们说话。还有一个与苏轼同时代人的记录说，自古功名之士，大都好动，不但勤于事业活动，就是平居无事，也一样静不下来。举例说，王安石</a>、苏轼都是如此：安石平生，不喜欢坐，不是睡觉，就往外跑；苏轼也是这样，每天早晨起来，假使没有朋友来看他，就自己出门去寻访别人，倘或这一天没有客人来，自己亦无人可访时，就整日恹恹如病，毫无精神了。 12
苏轼住定临皋后，很希望岐亭邂逅的陈慥能够到黄州来看看他的新居，致书说：“何日决可一游郡城，企望日深矣。”陈慥隐居岐亭，距离黄州不远，但他以前似乎从未来过。但自苏轼谪居的四年里面，却遄程到黄州来七次之多，每次盘桓十日左右。苏轼从黄州往岐亭陈家做客，四年之内也有三次，如《岐亭五首》诗引言：“凡余在黄四年，三往见季常，季常七来见余，盖相从百余日也。”二人往还的密切可见。
陈慥第一次到黄州来，引起当地的游侠儿们一番意想不到的轰动。陈季常曾是江湖人物，在地方豪侠心目中，是个偶像，虽然他已入山隐居，不问世事久矣，但是英名仍在江湖，不能磨灭。他到黄州的消息一传出去，那些地方豪侠便纷纷前来邀请，有的要邀他饮宴，有的要招待他住宿，而陈慥则一概婉言辞谢，宁愿挤在临皋亭的西晒房间里，与老友相盘桓，这使原本豪情万丈的苏轼大为得意，作诗把陈慥比作汉朝投辖留客的陈遵（孟公），大言道：
“汝家安得客孟公，从来只识陈惊坐。” 13
且说谪官与当地首长之间的关系，不同寻常，照宋朝的制度，谪所当地的首长对于罪官的言行活动，具有监管的责任与权力，罪官有定期谒告的义务。最仁厚的长官，视罪官如部属，也有不知深浅、俨然作态的人，便故施折辱，你也奈何他不得。据此，则苏轼遭遇黄州知州东海徐大受（君猷），却是非常的幸运。君猷，是个进士出身、个性非常通达的人，对待这位文名满天下的谪官知道如何敬重，一见之下，礼遇周至，自后交往亲睦，完全摆脱长官与谪官之间任何形式的隔阂，使他毫无身在迁谪的感觉。诚如后来与其弟徐得之（大正）书言：
某始谪黄州，举目无亲，君猷一见，相待如骨肉。
宋人在一年节令中，最重寒食和重九。每年重阳，徐知州必在黄州名胜涵辉楼或栖霞楼设宴，邀约这位失意的朋友来共度佳节。
徐大受是位风雅人物，非常好客，自己虽然不会喝酒，却以传杯递盏为乐，家里蓄养着五六个美丽的侍姬，檀板金樽，常有盛会，所谓“秀惠列屋，杯觞流行”，是这位太守的乐事。苏轼不久就成了知州邸中的常客。徐家侍儿中，有妩卿、胜之、庆姬、阎姬等人，歌姬度曲，需要新词，苏轼与徐交往，为赋乐府特多，即是此故。对于他的侍姬，苏轼也各有题赠，其中特别喜欢胜之。
胜之是个香扇坠型的美人，娇小玲珑，且又聪明绝顶。苏轼陪她掷过骰子，也送过她建溪双井茶和谷帘泉，认为只有她才配享用这两样清高的饮料，作《减字木兰花》词，描写她舞后的娇姿：
双鬟绿坠，娇眼横波眉黛翠。妙舞蹁跹，掌上身轻意态妍。
曲穷力困，笑倚人旁香喘喷。老大逢欢，昏眼犹能仔细看。
想当时胜之姑娘舞罢一曲，向这位贵宾身旁娇慵一靠时，这落寞中年人的胸中，总也不免有些绮念。人在患难中，对于物质世界的美好，反而会特敏感，失意者追逐醇酒美人，用官能的享受来弥补心灵的空虚，本是人情之常，苏轼固亦不免。
徐大受时常听他抱怨黄州市上所酤酒味的恶劣，所以后来每得好酒，不但招他来喝，且更“携酒见过”。如元丰四年十二月二日，雨后微雪，徐大受便带了酒到临皋亭来看他，天寒酒热，人情更加温暖，苏轼喝了个酩酊大醉。座上作《浣溪纱》三阕。次日酒醒，雪已下得更大，再和前词作两阕。今录其一：
醉梦昏昏晓未苏，门前辘辘使君车。扶头一盏怎生无？
废圃寒蔬挑翠羽，小槽春酒滴真珠。清香细细嚼梅须。
一年垂尽，苏轼对于黄州的生活，渐能适应，自少养成寒士生活的习惯，使他毫无不足的感觉。试看他三年十一月间《答秦观（少游）书》所言：
……所居对岸武昌，山水佳绝。有蜀人王生（指齐愚、齐万）在邑中，往往为风涛所隔，不能即归，则王生能为杀鸡炊黍，至数日不厌。又有潘生（丙）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径至店下，村酒亦是醇酽。柑橘椑柿极多，大芋长尺余，不减蜀中。外县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麞鹿如土，鱼蟹不论钱。岐亭监酒胡定之，载书万卷随行，喜借人看。黄州曹官数人，皆家善庖馔，喜作会。太虚视此数事，吾事岂不既济矣乎！展读至此，想见掀髯一笑也。
五 东坡
苏轼自二十六岁任官凤翔府签判起，至元丰二年（1079）在湖州任所被逮为止，扬历中外一十九年，但因不善居积，依然书生故我，和王巩诗自谓：
若问我贫天所赋，不因迁谪始囊空。
然而，做官的人一经谪放，便只有一份微薄的实物配给可领，正常的俸禄都没有了。苏轼初来黄州时，曾就手上仅有的一点现款，照最节俭的生活估计，约可支撑一年。预算得一点不错，只恨日子过得太快，忽已到了元丰四年，手头就渐渐感到拮据起来。大江风月，岂可疗饥？何况贬谪这种惩罚，是没有期限的，茫茫前途，真不知如何是好。
苏轼面对生活压迫，希望能够自有一块土地，不辞劳作，就在黄州做个躬耕自给的农夫也好。
心里这个计划，幸得二十年前在京城熟识的穷朋友——杞人马梦得，到黄州来看他时帮忙实现了。
梦得原来在太学里做“太学正”的官，只因苏轼在他书斋壁上题了一首杜甫</a>的《秋雨叹》诗，深受冲击，决心辞官 14 ，跟着苏轼到凤翔去做过一段时间的幕僚，以后浪迹江淮，却仍一无遇合，白首穷饿，而骨气依然铮铮如昔。
这次遄程到黄州来探望失意中的老朋友，却为他做了一件大事，向当地政府请领到一片废弃的营地，可以辟作农场。
苏轼说马髯之穷，有曰：
马梦得与仆同岁月生，少仆八日。是岁生者，无富贵人，而仆与梦得为穷之冠。即吾二人而观之，当推梦得为首。（《东坡志林》）
对马髯这个朋友，苏轼总觉抱愧，因他跟从苏轼二十年，日夜盼望轼能显贵，就可分点钱给他去“买山终老”，而今，苏轼反要借重他请领的土地来耕作谋生。
这块土地，坐落于州治之东一百余步的山麓，先前做过营地，面积约有五十余亩。范成大</a>《吴船录</a>》记其亲访该地，所见形势：
郡东山垄重复，中有平地，四向皆有小冈环之。
陆游</a>《入蜀记</a>》所见东坡，更为详细，如云：
早游东坡，自州门而东，冈垄高下，至东坡则地势平旷开豁，东起一垄颇高，有屋三间，一gui头曰居士亭。亭下面南一堂颇雄，四壁皆画雪，是为雪堂。……又有四望亭，正与雪堂相直，在高阜上，览观江山，为一郡之最。
从这两家实地观察所记，地在黄冈东城门外，是个四周冈峦起伏中间一方五十亩大的平地。久是茨棘瓦砾之场，何况山地本来贫瘠，少有农作价值，除了自认为无所逃于天罚的苏轼，谁还愿意花那么大的开垦工夫，做十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傻事。这年夏天又逢干旱成灾，苏轼面对这一片颓垣草棘、满目瓦砾的荒地，不禁释耒而叹。
苏轼周览全境，先按地势高下，在心里画好了一个蓝图。较低的湿地，种植粳稻；东面平地上种枣树和栗树。住在对江的同乡，已经应允送他桑树和果苗。本来还想种片竹林，但恐竹鞭在地下横生漫长，会妨碍别的作物，只好作罢。
他要预留一角眼界最佳的空地，等有余力时造幢安家的宅子。目前，第一件事是叫家僮先将地上的枯草烧掉，才能垦地。
不料枯草烧尽处，发现有口暗井。水在农作上是个非常重要的资源，这真是喜从天降，苏轼兴奋得嚷道：“一饱未敢期，瓢饮已可必！”
苏轼在那块荒地上亲拾瓦砾，自种黄桑，虽然辛苦，但他心里则甚为满足，“腐儒粗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他要独立生活，果然老天也帮他。久旱之后，一夜忽尔大雨，次日早晨便发现岭背有道微泉，穿城直达柯氏坡，循着旧渎流经苏轼那块园地，到柯氏林园附近，汇为十亩方圆的池塘，池里盛产鱼虾。他寻视水路，发现沿着沟边长满水芹菜的宿根，大为高兴，因为他已想起一道家乡风味的菜式来了——芹芽脍斑鸠，不禁食指大动，朗吟道：“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独在。雪芽何时动，春鸠行可脍。”
这种辛苦的垦殖工作，能够帮苏轼忙的，除了马梦得外，也只不过潘丙、郭遘和古耕道这三个黄州新知。等到垦成田地，可以开始种植，则时入深秋，种稻已经来不及了，只好先种麦子。却喜不到一个月工夫，地上已经长出一片绿油油的麦苗，当地的老农忠告他道：“麦子的苗叶，不能发得太茂盛，你要收获好，必须时常放放牛羊。”他回答说：“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
麦子种成功了，于是他便从记忆里搜索从家乡得来的农家知识，想象明年春天如何插秧种稻，以及秋收冬藏的快乐，“我久食官仓，红腐等泥土。行当知此味，口腹吾已许”。其后，于稻麦之外，并种黄桑三百棵，枣栗树各若干棵。他的老友李常任淮南西路提刑，居官安徽霍山，闻说苏轼在黄州经营农场，特地送他一批柑橘树苗，他便遐想《橘颂》中“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的美景，要将它种在屋畔篱落。又作诗向大冶长老乞讨桃花茶的种子来种，茶能消食，所以自嘲道：“饥寒未知免，已作太饱计。”
一般的士大夫如欲学作老农，问题实在太多。幸而苏轼夫妇都是农家出身，除了因是南人，不大懂得种麦之外，其他田地上的常识，还是很丰富的。牛是农家主要的劳动力，也是最贵重的财产，但有一次，苏家的耕牛害了重病，几乎要死了，幸而苏轼的夫人倒识得这种病，且有一味单方，居然治好了牛病，苏轼大喜，作书告诉章惇：
……昨日一牛病，几死。牛医不识其状，而老妻识之，曰：“此牛发豆斑疮也，法当以青蒿粥啖之。”用其言而效。勿谓仆谪居之后，一向便作田舍翁，老妻犹解接黑牡丹也。言此，发公千里一笑。
这块荒地所在，本无地名，因在黄州城东门外，而且白乐天做忠州刺史时，有《东坡种花二首》，又有《步东坡》诗：“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苏轼向来爱好乐天，忠州、黄州，都是谪地，更巧的是皆在城东，因此，苏轼就给这个乡野之地，命名为“东坡”，自称“东坡居士”，亦自此始。 15
同年冬季，苏轼又在东坡附近，距州门南向四百三十步地方，寻得一块旧作养鹿场的高地，视野非常宽旷，极合他的造屋理想，就此张罗建材，鸠工构筑起来，自己也参加劳动，所以诗说：“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经过这场辛苦，陆游所见“亭下面南一堂颇雄”的五个房间的建筑，终于元丰五年二月，大雪纷飞中落成了。
苏轼于堂屋四壁，满画雪景，取名“雪堂”，自以为“起居偃仰，颇得其所”。后来凡是远道朋友来访，都招待他们住在此处。李元直（通叔）为作“雪堂”二篆字匾额，苏轼自书“东坡雪堂”四字，榜于门上。
雪堂南挹四望亭，西控北山那股微泉，游目纵览，江山如画，尽收眼底。苏轼认为风光之美，实不下于陶渊明</a>所盛赞的“斜川”，作《江城子》词：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
同年十月，与苏轼同榜及第的进士同年临川蔡承禧受任淮南转运副使，恰好黄州在他辖属境内，按临属邑，特地到临皋亭来看望苏轼，见他居处狭隘，所以发起在临皋亭附近水驿高坡上，为他造了三间新屋，于翌（六）年五月筑成，命名“南堂”。这三间屋子，面对大江，最宜消夏，苏轼有此，不啻贫儿暴富，虽然只是瓦屋三楹，却派了许多用场，如曰：“故作明窗书小字，更开幽室养丹砂。”“更有南堂堪著客，不忧门外故人车。”“客来梦觉知何处，挂起西窗浪接天。”这南堂，作了书斋、丹室、客室和卧房。他在无限感激中，作函给蔡承禧道：“某病咳，逾月不已，虽无可忧之状，而无聊甚矣。临皋南畔，竟添却屋三间，极虚敞便夏，蒙赐不浅。” 16
正当初辟东坡的这年冬天，苏轼堂兄不疑（子明）的儿子安节，赴京应举报罢，转道到黄州来探望他的叔父。人在失意的景况里，最怕遇见亲人，而且所面对的又是远从家乡来的亲属，免不掉激起一片沉落在心底的乡心，感念平生，怅触万端起来，作《侄安节远来，夜坐三首》，写他的萧条情境，读来令人忽有遍体寒栗之感：
南来不觉岁峥嵘，坐拨寒灰听雨声。
遮眼文书原不读，伴人灯火亦多情。
嗟余潦倒无归日，今汝蹉跎已半生。
免使韩公悲世事，白头还对短灯檠。（其一）
苏轼当时，每日都在田间劳作，日晒雨淋，既瘦且黑，怕久别的侄子认不得他了，但想一个人的面貌会改，声音总不变的，所以说：“心衰面改瘦峥嵘，相见惟应识旧声。”平日，他已不大愿意说话了，问起乡中故旧，半已死亡，生命的短促，令人危疑失措：“畏人默坐成痴钝，问旧惊呼半死生。”怀乡感旧的悲哀与眼前的萧瑟，织成一团浓重的寒雾，包围着失意中的叔侄二人。对着那盏半明不灭的油灯，门外则是临皋亭有名的风涛呼啸声，一阵一阵打断他们的夜谈，屋内老少二人，不觉完全沉浸到无话可说的凄然气氛里去了。
不过，苏轼毕竟还有克服颓唐的豪气，最后一诗的尾联，却很洒脱地歌道：“梦断酒醒山雨绝，笑看饥鼠上灯檠。”
安节在叔婶家里住过了年，即将回乡。苏轼在眉州虽然已无近亲，但有祖先和王弗夫人的坟墓，堂房兄弟子侄和若干亲戚都在，面对这行将别去的风雪归人，乡思潮涌，不能自已。记起父亲（苏洵</a>）从前下第还蜀时，伯父（苏涣）作诗送行，其中有两句是：“人稀野店休安枕，路入灵关稳跨驴。”便将这十四字，一字一韵，作了十四首小诗赠与安节，最后一首是想象这侄儿去后，孤寂老人的景况将是：
万里却来日，一庵仍独居。应笑谋生拙，团团如磨驴。
像牵磨驴子团团走的生活，已是可悲，何况还那么贫穷，那么寂寞，茫茫不知前路。
六 书斋生活
苏轼流放黄州，廪禄皆绝，生活非常艰苦，虽然躬耕东坡，一时也无多少实际帮助，所幸原是寒士出身，居家向来俭朴，倒还经受得了清贫的景况，心里唯一不能坦然的，是这废弃生涯，使珍贵的生命平白归于浪费。
初贬黄州</a>，苏轼尚在盛年——四十五岁，正是一生中的黄金时间，却被放逐到这个文化落后的江城蛮瘴之地来，并无实际官守，每天三餐一宿，余无一事可为。而时间恰如大江之水，滔滔东流，不舍昼夜，不啻是对自己生命的存在，肆意无情的摧残。这种打击，落在热爱生命、满怀抱负的苏轼身上，必然构成最无救助的压迫和痛苦。
初到黄州时，即已感喟：“万事如花不可期，余年似酒那禁泻。”
酒，不是取用不尽的江水，人的寿命，也是有限的，一样禁不得白白流泻。然而，一自平白掉入这个茫茫的虚空，只能眼睁睁数着每天的日升日落，恍如看着自己的生命被一把无形的利剪，一节一节地剪落。他慨叹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多，时间观念的困扰，成为他最难解脱的悲哀。
第二年（元丰四年，1081）中秋之夜，苏轼对月独酌，节序带来时间消逝的警觉，使他深感胁迫，作《西江月》词：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这首词，前半阕哀时间过得太快；“月明多被云妨”，则是悲自己的遭遇。虽然注家说此词是怀念弟弟苏辙之作，然而苏辙在江西，从黄州来说，怎么会凄然北望呢？显然指的是可以发挥他的抱负，可以遂行他理想的“中原”。
唐宋人在一年节令中，最重寒食与重九，这与我们现在特重端午、中秋者不同。苏轼在元丰五年作《寒食雨》二首：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
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
卧闻海棠花，泥污燕脂雪。
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
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这首诗，全篇都是生命在时间压迫下的宛转沉吟，一个流落荒城的知识分子，面对节序所产生的无可奈何的伤感。但如我们还记得他曾将蜀卉海棠当作影子来隐喻自己的身世与遭遇，则第四联“卧闻海棠花，泥污燕脂雪”句，就是苏轼身世的穷途之哭了。
贬谪是没有一定期限的惩罚，有人终生不得起复。苏轼惶恐不安，用庄子语比作沉滞痼疾的少年，待到病愈，头都白了，莫非竟一样是如此无可奈何的宿命？
《寒食雨》的次章，更加萧索。如曰：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
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
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
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
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
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儒家的人生观，以奉事君父为最大的责任，然而苏轼的现况是被摒弃荒远，君主的宫门，深远九重，已经高不可攀，父母的坟墓则又远在万里以外的故乡。
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非常讶异于苏轼身处这样困厄的境况，而所作《寒食雨》一诗，却表现得如此冲和平静，非常激赏，还引以证明中国文学思想史上，变唐诗之悲观色彩，创出淡泊自然的宋诗风格，应推苏轼为居此乐观思想之主流人物。苏轼乐天知命，心襟超脱，确然不错，然而此诗则十足是穷途的哀鸣，读之令人流泪。 17
话虽如此，苏轼并不完全沮丧，仍有足够的勇气面对现实，依从他的兴趣，把时间消磨在读书、著作、写字、作画和黄州近郊各处漫无目的的闲游上。
读书是他自幼养成的习惯，不过好动的他，大抵只在一天中的晚间，才能静下心来，挑灯夜读。据说每夜必要读到鼓打三更方肯就寝，纵然从外面喝得醺醺大醉归家，也仍然要取书来读，读到倦极才睡。
初到黄州，照他自己所说，“专读佛书”，这很明显是为了纾解心理上的压迫，原是一时的现象。佛书不能满足一个淑世精神未死的人，所以后来则以读史为多。历史记</a>述过去的人和事，读来不免印证眼前的现实；印证眼前的现实，就不免“有感”；有感则书生积习难除，他又不免悄悄写下了许多篇短俊的史论。
如王安石有《商鞅</a>诗》：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而苏轼却持绝对相反的看法，反对一切用刑赏货利的权术来治理百姓。元丰三年九月读《战国策</a>》，遂有《商君说》之作：
商君之法，使民务本力农，勇于公战，怯于私斗，食足兵强，以成帝业。然其民见刑而不见德，知利而不知义，卒以此亡。
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福，既足以报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车裂之祸，盖仅足以偿其亡秦之罚。理势自然，无足怪者。
后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无商君之功，享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祸者，吾为之惧矣。
这篇犀利的短文，是儒学者的苏轼对法家治术所投出的匕首，有人指为系针对王安石变法失败而发。
现代的历史学者，如陈寅恪</a>、姚从吾等，都认为苏轼是个最具史识的历史哲学者，而最难得的是苏轼即使身陷患难，却仍坚持儒家的政治理想，决不妥协。
苏轼读史，确曾下过坚实的苦功。杨慎</a>（升庵）说，昔人问苏公曰：“公之博学可学乎？”
曰：“可。吾尝读《汉书</a>》矣，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货财之类，每一过，专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核。”
古人读书，主要的方法是背诵和抄写。苏轼不但翻来覆去地诵读，且更两遍三遍地抄写。在黄州，他已是年将半百的少老人了，但仍手自抄书不倦。
有个本地朋友（疑是何圣可）介绍黄冈教官朱载上所作诗文，请苏阅评，苏轼对他所写“官闲无一事，蝴蝶飞上阶”这一联句子，非常称赏，于是这朱教官就常常来看他。
一天访苏，门上传帖进去，好久好久不见主人出来，朱载上等得不耐，几乎想要走了，才见苏轼一路走来，一路连声道歉，赧然道：“适才了些日课，失于探知驾到。”朱君就问：“先生适来所谓日课者是什么？”
“抄《汉书》。”
“以先生大才，开卷一览，自可终生不忘，何用手抄？”
“不然，”轼答，“我读《汉书》，至今已经抄过三遍。第一次每段事抄三字为题，第二次两字为题，现在只用一字。”
朱载上肃然离席，向主人请求道：“不知先生所抄的书，肯让我见识见识否？”
苏轼便命老兵去内室取来。朱君翻看，茫然不解其意。苏轼便说：“足下试举题上一字。”
朱载上如言举某段题上一字，苏轼即应声背诵数百言，无一字差误。朱君为之惊叹不已。 18
读书写作，既是自幼养成的习惯，一朝被迫非得焚笔弃砚不可，这所产生的痛苦，与不准音乐家演奏，禁止辩士讲话，一样难堪。苏轼在万不得已的自我约束之下，“封笔”了一段时期，渐渐觉得虽然人在闲废，也不能不做些有益于世的事情，拣现在能做的——“穷则著书”，是学人的通例，于是考虑到自己来写一部讲解《论语</a>》的书，实现他父亲未完成的遗志，编写一部《易传</a>》的集稿——超现实的解经工作，应是不会惹是非的，他定然这样着想。
宋人有解说《论语》的风气，见于《文献通考</a>》的书目，即有三十余种之多。王安石也作过《论语解》，他的儿子王雱</a>口义，苏轼似乎读过，一向不大佩服他们的释义。又记得苏辙少时，曾经写过一些疏解《论语》的摘记稿，便托人去向他取来，加以取舍，写成了《论语说》，自述为五卷（《上文潞公书》），但《宋志》作四卷，《文献通考》作十卷，书已失传，不知孰是。《通考》将它与苏辙所著《颍滨论语拾遗</a>》并列。颍滨书自序，记述他后作《拾遗》的始末缘由，有言：
余少为《论语略解》，子瞻谪居黄州，为《论语说》，尽取以往，今见于书十二三也。大观丁亥（宋徽宗</a>大观元年，1107），闲居颍川，为孙籀、简、筠讲《论语》，子瞻之说意有未安，时为籀等言，凡二十七章，谓之《论语拾遗》，恨不得质之子瞻也。
据此，苏轼的《论语说》，采用苏辙少作者居十之二三，十之七八还是他自己的见解，但是兄弟所见，并不尽同，可惜此书今已失传，只能从苏辙的《颍滨论语拾遗》中，约略窥见一二。
《四库全书总目</a>》说：眉山之学，杂出二氏，如说“思无邪”为“无思”，“不逾距”为“无心”，颇涉禅理；解释“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认为是“有爱而无恶”，亦即佛家冤亲平等之意；以“朝闻道，夕死可矣”，解为“虽死而不乱”，去来自如之意。虽然这些解释均是苏辙《拾遗》书中所见，但我们如想到苏轼著《论语说》时，正在他寝馈佛书、欲穷禅理的热狂时期，则不难明白苏辙书中保留着苏轼所说的成分或兄弟共同见解的地方，一定很多。
《论语说》脱稿于元丰四年（1081）的冬季，真正写作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年。苏轼的写作态度非常认真，而且有点自负，如见于其时《致滕达道书》中者可见：
专治经书，一二年间恐了得《论语》《书》《易》。……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也。
苏轼诗狱案内，元老文彦博</a>也被牵累在内，遭到罚铜处分。苏轼于事平到达谪所后，曾经上书潞公致意，难得文潞公不避时忌，立刻回了信，对他劝慰有加，空谷跫音，使苏轼非常感激。《论语说》写成后，由于过去那场痛苦的经验，觉得此身漂泊，不见得能够善自保存这份原稿，特地装订成册，寄请潞公代为保藏，时在元丰五年（1082）四月：
……轼始得罪，仓皇出狱，死生未分，六亲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他。但顾平生所存，名义至重，不知今日所犯，为已见绝于圣贤，不得复为君子乎？抑虽有罪不可赦，而犹可改也。伏念五六日，至于旬余，终莫能决，辄得强颜忍耻，饰鄙陋之词，道畴昔之眷，以卜于左右。遽辱还答，恩礼有加。岂非察其无他，而恕其不及，亦如圣天子所以贷而不杀之意乎？
到黄州无所用心，辄复覃思于《易》《论语》，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学，作《易传》九卷，又以自意作《论语说》五卷。穷苦多难，寿命不可期。恐此书一旦复沦没不传，意欲写数本留人间。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为凶衰不祥之书，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伟人，不足托以必传者，莫若献之明公。而《易传》文多，未有力装写。独致《论语说》五卷，公退闲暇，一为读之。就使无取，亦足见其穷不忘道，老而能学也。
苏轼续写的第二部书是《易传》九卷。《易》，是苏氏家学。老苏（洵）晚年专心治《易》，研究爻象，用力甚勤，对于爻象中刚柔远近、喜怒顺逆之情，其中互相牵连、影响的道理，颇有心得。苏轼早年赴官凤翔，苏辙因为制科考试中所作策论引起朝廷争论，留在京师侍父，苏轼寄诗中，已有“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忧家有师”那样的句子，其时老苏正要起手作《易传》，可惜没来得及成书，便已病重，遗命轼、辙二人继承遗志，续成这部著作。当年，两兄弟分在异地做官，无暇著述，直到苏轼贬谪黄州，有空来重理父亲的旧业时，苏辙才把早年所作的一些摘记资料送过来，由苏轼总其大成，重新编写，据苏籀</a>的《栾城遗言</a>》说，轼书中蒙卦部分，完全采用苏辙的解说。所以这部《易传》，名为苏轼所撰，实乃父子兄弟集体之作。
这部《易传》，在黄州未曾完稿，成书迟至十八年后谪迁海南时方始写定。苏轼说“易可忘忧”，但以他写《易传》的时地而论，却地地道道地是一部忧患之书。
此书《四库全书》据明焦竑</a>本收入经部易类二，提要谓：
推阐理势，言简意明，往往足以达难显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盖大体近于王弼</a>，而弼之说惟畅玄风，轼之说多切人事。其文辞博辩，足资启发。
在任何方面，苏轼从不蹈袭窠臼，必欲突破前人，表现自己的创意，即使说经之作，与古来经生之言，也完全不同面目。苏轼决不道貌岸然，故作神秘，所作《易传》，遂能不拘泥于陈言</a>，不假借于玄说，杂用禅理、诸子之意，加上诗人丰富的想象力，以绝顶的文字技巧和快如流水的辩才，如他诗文中常见的譬喻能力，作成这部文学的经传，清新明朗，别具一格。虽被坚守门户成见的朱熹</a>讥为杂学，但如以现代眼光来看，打开易学研究境界，使易学丰富起来的是他；突破玄说，将易学切近人事的也是他。古人治学最不易见之创新的学术勇气，于苏轼此书，可以见得。他唯一遗憾的是“自恨不懂数学”，担心所言不免肤浅。 19
苏轼在黄州的书斋生活中，除了读书、写作外，对于写字、作画，更有浓厚的兴趣。谪居多暇，时寻临池之乐。这期间不但远近朋友求他法书的，比较容易得到，而且常常以自己得意的习作主动送给要好的朋友。现在留传于世的东坡书法，也以黄州所作为多。
苏轼喜欢作画绘画，以前苦于没有充裕的时间，所作不多。初写寒竹丛篠，如文同一样，题材局限于竹，现在，也许是受了当时寒林画风行的影响，他在单调的竹画里，参合怪石、枯木等等，独成竹木、竹石这个创新的画境，在中国画史上，别成一个门类。
黄州附近的朋友，“近水楼台先得月”，求取最易。第一个令人羡慕的，是王齐愈的儿子禹锡，苏轼称他为王十六秀才者，酷爱苏书，年轻人没有顾忌，可以随时乞取，三年间居然蓄藏苏书帙高“两牛腰”之多。他要到京师进太学读书时，重得无法带走。只好牢固锁藏在家，真是极大的幸运。 20
苏轼与王巩书说：“君数书，笔法渐逼近晋人，吾笔法亦少进耶！画不能皆好，醉后画得一二十纸中，时有一纸可观，然多为人持去，于君岂复有爱？但率急画不成也。今后当有醉笔嘉者，聚之，以须的信寄去。”苏轼偶有得意之作，自己也非常高兴，立即寄给他的好朋友。
如与章质夫（楶）书：“近者百事废懒，惟作墨木颇精。奉寄一纸，思我当一展观也。”又云：“本只作墨木，余兴未已，更作竹石一纸同往，前者未有此体也。”又鄂州朱寿昌与苏轼交谊甚深，致书有“数日前饮醉后作顽石乱篠一纸，私甚惜之。念公笃好，故以奉献”，这又是一张创格的竹石图。
有一天，苏轼渡刘郎洑，在王齐愈家的达轩，喝醉了酒，画了几张竹，有人评说：“何以竹身都那么清瘦？”他作《定风波》词代答：“人画竹身肥拥肿。何用？先生落笔胜萧郎。记得小轩岑寂夜。廊下，月和疏影上东墙。”原来苏轼对着月下竹影写生，故得修竹挺拔的精神。
正当苏轼非常热衷于写字作画时，有一年轻的书画天才到黄州来专诚访他，那是襄阳米芾</a>。
米芾，字元章，眉宇轩昂，英迈不群，当时还只三十二岁，但在翰墨场中，却已崭露头角。平生傲骨天成，不能随人俯仰，人格上也颇有“洁癖”。元丰五年他从湖南到金陵去见过王安石后，又经马梦得介绍，三月间到黄州来见苏轼。虽然当时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后辈，但他面对一个退职的宰相，一个名满天下的文宗，却“皆不执弟子礼，特敬前辈而已”。自视之高，于此可见。
苏轼和他一见如故，不但晤言欢洽，尤其欣赏这位青年人不凡的才调，立即招待他在雪堂住了下来。
他们两个一老一少的同道，在雪堂热烈讨论书</a>画艺术和诗道。苏轼将家藏吴道子画释迦佛真迹也拿出来给他的客人鉴赏。这幅画，苏轼初见于长安陈汉卿家，至出守徐州时，才得之于鲜于子骏，现在什袭珍藏，是他家少有的长物之一。元章晚年作《画史》，还从回忆中记述他的观后印象：
苏轼子瞻家收吴道子画佛及侍者、志公十余人，破碎甚，而当面一手，精彩动人，点不加墨，口浅深晕成，故最如活。
行家读画，精鉴独到，值得一记。
苏轼和他喝酒，酒酣，特地检出一张“观音纸”来叫米芾贴在壁上，自己则濡笔弄墨，然后面壁而立，悬肘作画。画了两枝竹，一株枯树，一块怪石，赠与元章，是为订交之始。
米芾看苏轼画竹，一笔从地起直至竹杪，似与常法自顶至地，先竿后节的画法不同，忍不住，便问道：“何不逐节分？”
“竹生时，何尝逐节生！”轼答。
米芾钦佩他“运思清拔”，实也就是“外师造化，内发心源”的具体说明。元章更欣赏苏轼的枯木、怪石。认为“子瞻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
重叠两个“无端”，点出苏轼胸中纵横磅礴的郁勃之气，真是极顶聪明人的好眼光、好言语。 21
七 饮食生活
苏轼一向讲究饮馔，甚至不辞以老饕自居。黄州生活空虚，独多闲暇，因此于饮食之道，就更有兴趣起来。
自元丰三年正月，策马来黄州城的途中，俯瞰浩浩江水，仰视群山上的竹林，他所算计的就是将来的口食：“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后来果然常常运用这两种最便宜的材料来做菜，不但自吃，还自己下厨，亲执枪匕，煮出鱼羹来请客。他这鱼羹，自己写下很详细的做法，以新鲜鲫鱼或鲤鱼活斫，冷水下，入盐，以菘菜心芼之。扔入荤葱白数茎，不能搅动，俟半熟时，入生姜、萝卜汁及酒各少许，临熟，入橘皮线乃食之——橘皮线或即橘皮切丝。此菜极似现在江浙菜中的奶汁鲫鱼汤，却是苏轼的拿手杰作，至元祐间已在京师做了大官，他还邀集好友来品尝鱼羹，一显手段。
黄州土产的食物，据他给秦观的信上说：“柑橘椑柿极多，大芋长尺余，不减蜀中。羊肉如北方，猪牛麞鹿如土，鱼蟹不论钱。”然而，苏轼，西南人也，似乎不很欣赏牛羊肉，却盛赞黄州的猪肉最美。作《猪肉颂》曰：
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这红烧猪肉，后来也成为一道名菜，至今餐馆里还有一个菜式曰“东坡肉”。
苏轼虽然不能没有肉食，但他从小受母亲程太夫人的影响，自己决不在家里宰杀生物，以前只能做到不杀猪羊这类大动物，现在则连鸡鸭蟹蛤，也都在禁杀之列。
自言作此禁制的缘由，因为在御史台狱里，亲身经验过，如“待宰之鸡”一样的恐怖和痛苦。《狱中寄子由》诗：“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所以，出狱之后，立即下定决心，不杀生物，甚至有人送他螃蟹蛤蜊之类，他也拿来投还江中，自己说：虽然明知蛤在江中，没有再活的可能，但总希望万一能活；即使不活，也总比放在锅子里煎烹为好。自述其由曰：
……非有所求觊，但以亲经患难，不异鸡鸭之在庖厨，不复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类，受无量怖苦耳。
苏轼居黄，将已一年，元丰四年新正，决定去岐亭看望陈慥。当地的新朋友潘丙、古耕道和郭遘一直伴送他走到城外十五里的女王城东禅庄院。
路上想起去年陈家杀鸡捉鸭，盛罗酒食来招待他的情形，不禁感到为口腹之欲而杀戮生命的残忍，所以一见面便先声明，千万不要为他“杀生”，后来又作了一首《我哀篮中蛤》的泣字韵诗，寄往岐亭，劝说季常戒杀。
自此以后，苏轼每年作诗一首寄赠季常，均用“泣”字作韵，汇为岐亭五首。那首戒杀诗是这样写的：
我哀篮中蛤，闭口护残汁。
又哀网中鱼，开口吐微湿。
刳肠彼交病，过分我何得。
相逢未寒温，相劝此最急。
不见卢怀慎，蒸壸似蒸鸭。
坐客皆忍笑，髠然发其幂。
不见王武子，每食刀几赤。
琉璃载蒸豚，中有人乳白。
卢公信寒陋，衰发得满帻。
武子虽豪华，未死神已泣。
先生万金璧，护此一蚁缺。
一年如一梦，百岁真过客。
君无废此篇，严诗编杜集。
不但陈慥接受了他的劝告，二人相聚，再不杀生，甚至岐亭陈家的邻里，读了这首诗，都说“未死神已泣”太可悲了，受此感化，有人不再吃肉，而苏轼自己是有名的老饕，“犹恨未能忘味”，不能完全素食，不过他只吃“自死物”，不为口腹杀害生命。
他还写过一篇《书王翊救鹿》的短文，今载集中，也是将鹿“拟人化”了，劝人不要杀生的故事。
苏轼讲究饮馔，却努力提倡“戒杀”，此因苏轼一生，苦难深重，使他真切体验生命的意义，对生命存在的这个事实，抱着执着的感情，认为宇宙间一切有生之伦，都有权利维护自己的生命，人类无权杀害别的生物，何况只为口腹之奉。
这种人道主义思想，形成苏轼“民胞物与”的精神，表现于政治作为上，则为忘却一切利害，反对病民的新法，不顾任何打击，要替哀哀无告的老百姓说话，兴水利，救灾荒，恤病赈饥，孜孜不倦；表现于个人生活上，遇事同情弱者，几乎成了他的基本观念，饮食生活中“戒杀生物”，只是最最微末的一端而已。
至于黄州的酒，却实在差劲，一直叫他抱怨不休。诗曰：“酸酒如齑汤，甜酒如蜜汁。三年黄州城，饮酒但饮湿。”酒味虽然如此，但是别无他途，所以说：“我如更拣择，一醉岂易得。”又作《饮酒说》，态度却超脱得多，如言：
予虽饮酒不多，而日欲把盏为乐，殆不可一日无此君。州酿既少，官酤又恶而贵，自酝则苦硬不可向口，慨然而叹，知穷人之所为，无一成者。然甜酸甘苦，忽然过口，何足追计，取能醉人，则吾酒何以佳为？但客不喜尔，然客之喜怒亦何与吾事哉。
话虽如此，他在樽边席上，仍然禁不住要抱怨，知道的朋友，都会送酒给他，徐太守会送他最佳的州酿，黄州邻近四五个郡县送来的酒，一时喝不完的，将它混合置在一个酒器中，有如现在不经调配的鸡尾酒，苏轼称之为“雪堂义樽”。
后来他从道士杨世昌处求得一个秘方，自己来私酿蜜酒。每次用蜜四斤，炼熟，入热汤搅成一斗，加好面曲二两，南方白酒饼仔米曲一两半，捣细，用生绢袋子盛了，与蜜水共置一器内密封，等它发酵，三数日沸定，酒即清澄可饮。酒成，苏轼大为快活，作《蜜酒歌》曰：“真珠为浆玉为醴，六月田夫汗流泚。不如春瓮自生香，蜂为耕耘花作米。……君不见南园采花蜂似雨，天教酿酒醉先生。先生年来穷到骨，问人乞米何曾得。世间万事真悠悠，蜜蜂大胜监河侯。”
苏轼虽然非常感谢蜜蜂，得蜜酿酒，但真会喝酒的人，却认为味道太甜，并不像酒。叶梦得</a>说，如遇蜜水腐败时，喝了就会泻肚子。所以苏轼似乎也只酿造了一次，后不复做。
苏轼好酒复爱茶。黄州并不产茶，不过安国寺的竹间亭下，种有几株茶树，却是名物。每年春天，徐太守必邀苏轼同游安国寺，饮酒亭上。酒后，撷亭下之茶烹而饮之，甘芳沁于心脾。大受病殁，郡人请苏轼改此亭名为“遗爱”，用以纪念这个好官。 22
饮茶以促进健康，苏轼有个秘诀，《漱茶说</a>》曰：
除烦去腻，世不可缺茶，然暗中损人殆不少。昔人云：自茗饮盛后，人多患气，不复病黄。虽损益相半，而消阳助阴，益不偿损也。……
他的方法是食后用粗叶浓茶漱口，使油腻不入肠胃，牙齿也得坚密而虫病不生。上品茶不能常有，只能隔几日喝一盏，也就不足为害了。
他在黄州，是个生活都成问题的罪官，自顾不遑，一朝听到岳鄂民间流行“溺婴”的恶俗，想到无知的人们竟在亲手扼杀自己的骨肉，不禁芒刺在背，寝食难安。虽然他既无官守，又无财力，但他还是要奋力以赴，呼吁有力量的朋友，循法律的、经济的两个途径，双管齐下，来共同消弭这公然杀人的恶俗。
事情发生在元丰五年（1082）的正月，同乡王天麟从武昌过江来看他，闲话间，说起岳鄂一带民间，有桩沿袭已久的恶俗，即是“溺婴”。
一般平家小户，限于经济能力，最多只能抚养二男一女，当时没有节育方法，超过能力限度而再有生养时，只好等到生下地时，立即将这新生儿，揿入冷水盆里，杀害了事。中国古代社会，重男轻女，所以迟来的女婴，几乎无一幸免。因此造成人口上男多女少的偏差，使社会上娶不着老婆的鳏夫激增，已可看出“溺婴”的普遍。
苏轼听了这话，为之食不下咽，写了一封千字长函给笃重人伦的朱鄂州（寿昌），求他挺身出来改革这桩太不人道的恶俗。他形容溺杀当时的残忍：“初生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他说这种行为的法律责任是：“准律，故杀子孙徒二年。”指的是刑统（斗讼、殴詈父母祖父母）条：“子孙违犯教令，而祖父母、父母殴杀者，徒一年半，……故杀者加一等。”律疏说：“非违犯教令而故杀者，徒二年。”
苏轼引用的律条即此，而且特别说明：“此长吏所得按举。”即指此非告诉乃论的罪行，不必要有原告，地方长官可以依法检举的公诉罪。他要求朱知州：“明告诸邑令佐，使召诸保正，告以法律，谕以祸福，约以必行，使归转以相语，仍录条粉壁晓示，且立赏召人告官。……若依律行遣数人，此风便革。”
除了法律禁止之外，追究形成这种恶俗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贫穷”。苏轼举述王天麟的经验说：“天麟每闻其侧近有此，辄驰救之，量与衣服饮食，全活者非一。既旬日，有无子息人欲乞其子者，辄亦不肯。”
苏轼说：“以此知其父子之爱，天性故在。”随后举述自己援救荒年弃儿的经验：
轼向在密州遇饥年，民多弃子，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月给六斗，比期年，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所。……
刚刚落地的婴儿，父母对他还没来得及产生感情，才施展得出这样残酷的手段。要度过这一关，“但得初生数日不杀，后虽劝之使杀，亦不肯矣”。
苏轼一面建议朱寿昌以知州的权力，根据法律禁止杀婴；一面则在黄州，怂恿古耕道出面，组织一个私人慈善事业的“育儿会”，向本地富户劝募钱米，每年每户定出钱十千，买米、布、绢、絮，访问贫家力不足以自养者，分别予以实物济助，劝令留养自己的骨肉。
古耕道在本地，人头很熟，访问劝捐，都需要他，而以安国寺的住持继莲管理财务，以昭众信。苏轼是幕后的发起人，不论其时手头已很拮据，但他慨然道：
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
朱寿昌是孝子，必是仁人，本来，他是一定会接受苏轼的建议而认真去做的，无奈为时不久，朱即罢职他调。后任鄂州太守陈君瀚，与苏并不相识，这件官方不急之事，似乎也就被搁置下来了。
饮馔，是苏轼最大的嗜好，而黄州食物，价钱也不昂贵，但是在黄州住了一两年后，眼看手上那一点微薄的积蓄，已经花得差不多，苏轼便只得硬了头皮，束紧裤带，提倡“节食”。
先是撰就一篇短文——《节饮食说》，写成帖子，粘在壁上，约束自己，昭告朋友，还想出许多好处来为自己譬解。那帖子是这样写的：
东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晚饮食，不过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馔则三之，可损不可增。
有召我者，预以此告之，主人不从而过是者乃止。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
这个办法，可以省钱，但却不能止馋，见于《答毕仲举书》里，则他还另有一种心理疗馋的办法。如言：
偶读《战国策》，见处士颜蠋之语：晚食以当肉。欣然而笑，若蠋者，可谓巧于居贫者也。菜羹菽黍，差饥而食，其味与八珍等；而既饱之余，刍豢满前，惟恐其不持去也。
美恶在我，何与于物？
果然，至元丰四五年后，他虽然对于食道一样兴致勃勃，不过做菜的素材却已十分节约了。如他做的东坡羹很有名，甚至有人求他传授做法，因此撰《东坡羹颂》，其实只是一式菜羹，不用鱼肉五味，以菘若蔓菁、若芦菔、若荠等杂煮而已，自谓“有自然之甘”。
元丰六年正月，同乡巢谷（元修）自蜀来，谈起眉州有一种巢菜，味甚香美。两人都有同嗜，惜乎别处不产，这使离蜀十五年的苏轼追思乡味，怀念不已。巢谷说，孔融</a>戏杨修，指杨梅曰：“此是君家果。”依其例，此该称“吾家菜”。两人“话”饼充饥，苏轼作了《巢菜》诗（一作《元修菜》）。
巢谷也是烹调好手，他住在雪堂，常常亲自下厨煮猪头灌血睛，做姜豉菜羹，与苏家父子共餐，苏轼赞道：“宛有太安滋味。”
不过苏轼除了家厨之外，还是别有解馋的去处。对江刘郎洑王齐愈非常好客，他每至武昌，必主其家，“王生能为杀鸡炊黍，至数日不厌”，而“黄州曹官数人，皆家善庖馔，喜作会”。大约即系现代人所说的聚餐会，他也是参与的常客（皆见《答秦观书》）。
监仓刘唐年主簿家里，煎米粉作饼，味甚酥美，苏轼吃得好，便问：“此饼何名？”
主人也不知道，苏轼便道：“就叫‘为甚酥’好了。”
潘大临，即以写过一句“满城风雨近重阳”而知名千载的诗人，他家酿造一种逡巡酒，苏轼尝了一口，觉得很酸，便说：“莫作醋错著水来否？”
过不多天，苏轼带了家人去郊游，想吃刘家的煎饼，便写了一首短诗代柬，向刘唐年讨：“野饮花间百物无，杖头惟挂一葫芦。已倾潘子错著水，更觅君家为甚酥。” 23
正因为他对饮食有那么深切的嗜好，才会在这些事情上，表现出如此无穷的风趣。
八 黄泥坂和赤壁
苏轼是个好动的人，无事便要到各处走动，家里是坐不住的。惜乎黄州附近，够得上称名胜者，只有武昌西山的寒溪一处，余如东门外的青草亭、韩家圃这几个地方，去多了也就没甚意思。
唯有门前那一片浩淼的江流和沿江陡立的那一道绛赤色的崖壁，风光明媚，时时吸引苏轼，如遇风平浪静而又没有别处可走时，就弄只小船，沿着江边划水，常常不自觉地划到赤壁那一带江面上去。倦了，就停桨闲眺，让这小舟随波自去，他只在船上欣赏天上的流云、江中的白浪和沿江的山容石色。
自从垦辟东坡后，苏轼每天进出东门，城门的守卒常常带着诧异的眼光看他。苏轼在心里回答他们道：“你们不要笑我，自来贤达之士，谁不走过贬谪这条患难的道路？百年以后，黄州人还会常常说起我哩！” 24
元丰五年（1082）二月雪堂落成后，苏轼留在那里的时间更多了。白天忙着灌溉耕耘那些农事，晚上则常留在雪堂读书。远道的朋友来时，就以雪堂为客馆，他以与朋友饮酒剧谈为乐，每每要到夜深人静，才曳着手杖回去。走在路上，静听他那响簧铁杖 25 ，敲击着粗石路面，发出铿锵的声音，清脆悦耳，心里有种万虑皆澄的喜悦。作《东坡》诗：
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
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从东坡到临皋亭，不到一里路，正好让他从容步行，舒松筋骨。说到道路，黄州城瞰江跨谷，到处都是黄泥的田坂路，苏轼朝出暮归，每日都在坂路上走，常人也许会抱怨遇雨泥泞，晴天飞尘之苦，但是苏轼不然，一日大醉，作《黄泥坂词》，却将这条山边村路，说得那么幽美动人：
出临皋而东骛兮，并丛祠而北转。
走雪堂之陂陀兮，历黄泥之长坂。
大江汹以左缭兮，渺云涛之舒卷。
草木层累而右附兮，蔚柯丘之葱蒨。
余旦往而夕还兮，步徙倚而盘桓。
虽信美而不可居兮，苟娱余于一眄。
…………
朝嬉黄泥之白云兮，暮宿雪堂之青烟。
喜鱼鸟之莫余惊兮，幸樵苏之我嫚。
初被酒以行歌兮，忽放杖而醉偃。
上苍所造的一丘一壑，一溪一水，无不有它各自的妍美，但须慧眼灵心，随时体味，遇之于目，会之于心，则天地间几乎无处不是美境，如苏轼记黄泥坂词，就是个极好的例子。
又如他于元丰五年三月间，去麻桥看病，病愈后，就和医生庞安常同游蕲水郭门外二里许的清泉寺和王羲之</a>的洗笔池，徜徉于兰溪之上。入夜，到一酒家喝醉了酒，在蕲水道中的溪桥上休息了一会，桥本身只是一座乡野的溪桥，但苏轼眼下，感受却不凡，作《西江月》词，叙（序）曰：“春夜蕲水道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少休。及觉，乱山葱茏，不谓人世也。书此语桥柱上。”词云：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暧暧微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破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五年九月间的夜晚，他与几个朋友在江上饮酒，薄醉归家，一路欣赏江水接天、风露浩然的秋色，忽然兴起“身非己有”的痛苦，生出挣脱尘网、追寻自由的欲望，独自面对着江水幻想起来：“倘使趁这好风好水，将这自己作不得主的躯壳，乘上小舟，听凭江上秋风，随便吹到哪里都好。”他把这份渴求解脱的幻想，写成一阕《临江仙》词，与客大歌数过而散。这阕词是这样的：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苏轼每有所作，即为人传诵，此词一出，立即化为谣言。盛传那天晚上，苏轼写此词后，便将冠服脱下，挂在江边树上，拏舟长啸而去。这谣言传到太守徐大受耳中，则是“州失罪人”，他有监管的责任，如何得了，立即传车往访，到了临皋亭苏家，苏轼还在高卧，鼾息如雷，不觉大笑。 26
元丰六年开春后，苏轼的健康状况很不好。正二月间，大约受了寒，感冒了，引起咳嗽，拖了个把月还未痊愈。又碰上牢城失火，延烧市廛，火自西北来，一直烧到雪堂，总算扑灭了。《招巢谷归来书》说：
东坡荒废，春笋渐老，饼餤已入末限，闻此当俟驾耶？某五七日，苦壅嗽殊甚，饮食语言殆废，矧有乐事？……
时入初夏，接着又害起疮疖来，原定要到岐亭去看望陈慥的，也因疮痛作罢。此病拖延甚久，不但没能治愈，至五六月间，这疮疖的风火之毒，忽然上升，侵及右目，炎赤肿痛，几至失明。《与蔡景繁书》云：
某卧病半年，终未清快。近复以风毒攻右目，几失明。信是罪重责轻，召灾未已。杜门僧斋，百想灰灭。
就因这个眼病，苏轼困在家里，约有一两个月没有出门。恰巧同年四月，临川曾南丰（巩）在江宁病故。于是，谣言再度发生，说苏轼已与曾巩</a>同日病死，附会其辞地说如李长吉一样，被上帝召往玉楼修文去了。
不多几时，这谣言就传到了京师，甚至传入禁廷，神宗皇帝也听说了这则传闻，立刻召问尚书左丞蒲宗孟，因为宗孟与苏轼不但是小同乡，而且还是姻戚——宗孟的胞姊嫁与苏轼的堂兄，是堂侄千乘的母舅。不料宗孟并不知晓，只是含糊对曰：“日来外间似有此语，但亦不知翔实。”其时神宗正在传膳，信其为真，叹息再三，连声惋惜：“才难，才难。”辍饭而起。 27
有人把这谣言告诉了在许昌的范镇</a>，景仁是个至性人，绝不怀疑，举袂大恸起来，即命他家子弟，立刻带笔款项，到黄州去赙唁苏家遗属。子弟们劝慰他道：“这个传闻，真假还不知道，不如派人先去黄州看一下，如果确实，再去吊唁不迟。”
于是，就派范家门客李成伯去黄州一探。成伯见到苏轼好好活在那里，不免道出此行缘由，苏轼大笑起来，心里却充满了感激。《答范蜀公书》说：
李成伯长官至，辱书，承起居佳胜，甚慰驰仰。……某凡百粗遣，春夏间多疮患及赤目，杜门谢客，而传者遂云物故，以为左右忧。闻李长官说，以为一笑。平生所得毁誉，殆皆此类也。何时获奉几杖？临书惘惘。
苏轼居黄未久，第一次与儿子迈一同漫游江岸，过知州官邸不过百步，就看见一片绛赤色的崖壁，矗立在深碧色的江水中，别有一番挺拔杰出的气象，从此常常划船到这崖下江边来玩，或者捡拾江边彩色的石子，或者攀登崖上的徐公洞，寻视鹘鸟的窝巢。闲看两条大蛇在崖上缓缓蠕行。
苏轼初听人说，这地方即是三国时代吴蜀联军大破曹魏的古战场。凡是怀着满腔淑世的热情而横被现实压制的人，每好追想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以弥补心理的空虚。苏轼亦然，初游赤壁，就写下一阕有名的《念奴娇》词：
大江东去</a>，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这首“大江东去”（《赤壁怀古》）词，是《东坡乐府》中，家喻户晓，最负盛名的杰作。读来，便觉有万里江涛，奔赴眼底，千年感慨，齐上心头的叹喟。其实是苏轼目前的遭遇，使他觉得不论是羽扇纶巾的周瑜，还是狼狈战败的曹操</a>，他们都已发挥了生命的光辉，照亮了时代，丰盈了历史，谁复像他这样的处境，将有限的生命平白浪费？“故国神游”，哪里还能够不自伤流落，哪里能够不自笑头上早生的白发。
苏轼自始就怀疑这地方并非真是火烧曹营的古战场，因此他下笔即说“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表明存疑的态度。据南宋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注，苏轼作《赤壁赋》后的次年，还在赋后题一跋语：
黄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色如丹，传云曹公败处，所谓赤壁者。或曰：非也。当时曹公败归由华容路……今赤壁少西对岸即华容镇，庶几是矣。然岳州复有华容县，竟不知孰是？
可见这一疑问存在他心里，历时一年，还未能解。这种一言不苟的态度，足令人叹赏。事实上湖北境内，江汉之间，名叫赤壁的地方，共有三处：一在今嘉鱼县东北江滨，《荆州记</a>》作蒲圻县沿江一百里南岸，与乌林相对之处，这才是周瑜大破曹操的地方，真正历史上的赤壁；二在武昌县东南七十里，又名赤矶；三即苏轼所游之处，在黄冈县城外，土名“赤鼻矶”，亦即沈复</a>《浮生六记</a>》所云：“赤鼻矶在黄州汉川门外，屹立江滨，截然如壁，石皆绛色，故名。《水经</a>》所谓赤鼻山是也。”
苏轼《前赤壁赋》所记之游，时在元丰五年（1082）七月十六日，即篇首所说“壬戌之秋，七月既望”那一次。
这次游伴中有一远客，即四川绵竹武都山的道士杨世昌。这年夏天，他云游庐山，转道到黄州来看苏轼。杨世昌，字子京，是个多才多艺的道士，苏轼曾书一帖，盛称他善画山水，能鼓琴，通晓星象、历法与骨色（相），能作轨革卦影，还会黄白药术，赞他：“可谓艺参矣。” 28
元丰五年，黄州正闹水灾，大旱之后，霖雨不歇，人人面临“室家之忧”。唯这杨道士，孤身一人，恰如闲云野鹤一样，来去自由，更难得的是他身体强健，即使“泥行露宿”，都不在乎。苏轼非常羡慕。
杨道士善吹洞箫，诗言：“杨生自言识音律，洞箫入手清且哀。”《赤壁赋》中说</a>：“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下面着力描写水上箫声之美，这吹箫之客，当然就是这个道人杨世昌了。
苏轼少年得意，一夕之间，名满天下。自入仕途，逞着一腔淑世的热情，追求理想。然而，任何时代的现实，总难符合天才的抱负，则又不免乘其迈往的豪气，痛快淋漓地评骘政事，发泄感情。不料这份热忱，这份豪气，为他带来了几乎是杀身之祸。自从贬谪黄州，物质生活当然大不如前，但这并不重要，苏轼的痛苦，是时间对他的压迫。
本来，人的生命，具有“仓促即逝”的特质。苏轼在黄州，正是人生的盛年，发挥抱负、建功立业的黄金时代，怎经得起在此荒瘴江城里平白浪掷？再就个人的生活范围而言，人的活动空间，受着许多现实世界的牵制，本就不大，现在则被法律限制居住于一州境内，这个六尺之躯，宛如被绳索紧紧捆缚，辗转偷生，岂能容忍？
苏轼每常感慨生命短暂，时有“人生如寄”的喟叹，而现在则被投诸荒城，浪费日月。苏轼是个天性豪放，喜欢活动的人，现在却被拘限于黄州这么一个偏鄙的小天地里，动弹不得，积郁之下，不免有突破空间的冲动，如前举《临江仙》这阕词，所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即是这种苦闷化生的幻想。
然而天下事没有绝对的得失，失之东隅者，未始不能收诸桑榆。苏轼原是生长在农村的一个青年，入仕以来，世俗的繁忙，吏事的压迫，焦劳愁苦，日不暇给，使他久违了素所亲近的大自然，使天赋的一腔艺术气质，几乎全被扼杀了。现在却有充裕的时间，得以从容体会大自然里各种不同的情趣，使他尘封的灵性，渐渐觉醒。
临皋亭外呼啸不停的涛声，赤鼻矶畔郁郁苍苍的山容林相，原来看似没有生命的一山一水，一木一石，只因有时间与他接近，日夕相见，不觉产生了意想不及的感情。有了感情才蓦然发现宇宙所孕育的万物，适其自适，各得其所，不但都具有内在的生命，而且蕴藏着无限的生机。一个在人生旅途中漂泊的灵魂，被大自然慈祥的母性容纳了，则与朝阳夜雨，春花秋月，同为有情天地里的一分子，就如庄子《齐物论》所说的“三籁相应”。天籁与地籁相应，地籁与人籁相应，如此就可以达到“丧我”（去除偏执的我）的境界，则人与自然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世界，即与天地精神合一，使本是局促的生命，即能无限扩大，无限超升，脱出现实世界时空的限制，获得“游于万化”的自由。
在海阔天空的环境里，大自然无穷的生意，与自己的灵感互相呼应时，这世界竟是那么多姿多彩，美不胜收，《赤壁赋》说：“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苏轼不禁欢喜赞叹道：“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大江滔滔东流，然而千年不竭；明月缺而复圆，万古不改。天地间一切现象，看似都在不断变化，但如以永恒的观点来看这宇宙间的万物万化，则此江水何尝流去，月圆月缺，到底也无所谓消长。所以苏轼与客夜游赤壁时，指着这片江水，这轮明月，慨然道：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
人，也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人生若不被某些短浅的人，强将表里贯通的一个整体，分割成过去、现在与将来等若干片段，造成狭义的时间观念，就不至于被局限在这个特定的时间框框里，辗转沉吟，无力抗拒。
苏轼在黄州住了三年后，思想境界，便是不同。从痛苦中体验出生命之实相与妙谛，在对大自然的观照中，悟出万物运行变化的奥秘，从而肯定“天人相类，天人相通”的道理。倘若宇宙间的江水无尽，明月无尽，草木之春荣秋落无尽，则我们的生命亦岂有尽时？巨眼的苏轼于是下了庄严的结论：
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庄子《大宗师》篇论宇宙与人生的关系，正可作苏轼“自其不变者而观之”这句话的最佳批注。 29
庄子说，把船藏在山壑里，将山藏在大水里，自以为总已非常牢固了，如果半夜里来个大力士将它背起来跑掉，愚昧的人还不曾知道哩！物，按其大小作适当的储藏，仍然不免失落，要是“将天下藏于天下”，就根本无从发生“失落”这么回事了。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超越了主体与客体的分别，物我两忘地融合在道的境界，这便是“化”。人到了“化”境，便如郭象</a>注言：“圣人游于变化之途，放于日新之流，万物万化，亦与之万化。化者无极，亦与之无极，谁得遁之哉！”如此，将自己藏于天下，参与大化之流行，则我与天地为一，游心自然，无得无丧，物与我都一样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中的一分子。
为物所不及的人的生存，应该有其尊严的存在。大千世界、宇宙人生间，不能单看一刹那中的形象变化，而要以巨眼观彻物我心灵交辉中所妙悟的大道，即是“永恒”。
苏轼在黄州这几年的陶养，使他体会人生，得到妙悟，终能说出这段非道家玄理、佛门禅机所能争执的智者之言。就因为七月这次赤壁之游，玩得很痛快，三个月后，即同年十月十五日之夜，苏轼与客二人 30 ，从东坡雪堂回临皋亭去，走在黄泥坂路上，仰见明月在天，俯视人影在地，情景清逸，他们三人，一面走路，一面行歌互答，非常高兴。这样走了一段，有人说：今天傍晚，江边举网，得了一条巨口细鳞，状似松江之鲈的鲜鱼 31 ，只可惜没有酒。这样便把大家的酒兴提了起来，苏轼兴冲冲回家去跟他夫人打个商量，带了酒来。既已有酒有肴，便又想起曾游的赤壁，于是一伙三人，乘上小船，往赤鼻山下去了。
苏轼游山玩水的兴致一向很高，船到山下，他虽年将半百，依然以腰脚矫健自豪，独自摄衣上山，夜登崖顶，仰天长啸，一吐胸中的浊气。
他在《后赤壁赋》中说，时将半夜，忽有一只翅如车轮、玄裳缟衣的孤鹤，横江东来，嘎然长鸣，掠过船边向西飞去。后来又梦见一个羽衣蹁跹的道士，问他：“赤壁之游乐乎？”其实说鹤说梦，都是影射杨世昌一人，不过把一个具象，化作“鹤掠舟西”，化作梦中的羽士，便平添扑朔迷离、疑真疑幻的气氛，造成绝美的层次。 32 苏轼笔下，瞬息万变，令人目不暇给，时而把人带到永恒的边缘，忽又回到平凡的人世。他的弟弟苏辙尝说：“子瞻诸文，皆有奇气。至《赤壁赋》，仿佛屈原</a>、宋玉</a>之作，汉唐诸公皆莫及也。”确然不是阿其所亲的谀词。
元丰五年的七月和十月，前后两次赤壁之游后，其实同年苏轼生日，与他接近的几个朋友如郭遘、古耕道诸人，还曾置酒赤鼻矶下，为他庆生，这是同年第三次的漫游。据胡仔</a>《苕溪渔隐丛话</a>》：“元丰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东坡生日也，置酒赤壁矶下，……酒酣，笛声起于江上。客有郭、古二生颇知音，谓坡曰：‘笛声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问之，则进士李委。闻坡生日，作新曲曰《鹤南飞》以献。呼之使前，则青巾紫裘，腰笛而已。既奏新曲，又快作数弄，嘹然有穿云裂石之声，坐客皆引满，醉倒。委袖出嘉纸一幅，曰：‘吾无求于公，得一绝足矣。’坡笑而从之。”
这个故事，写得甚美，但有数处不实。
苏集确有以《李委吹笛》为题的一首七绝：
山头孤鹤向南飞，载我南游到九嶷。
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怜时复犯龟兹。
李委亦确有其人，但是秀才而非进士，是苏轼邀与同游而非赤鼻矶邂逅的献曲者。苏轼《与范子丰书》提到这件事：
今日李委秀才来相别，因以小舟载酒，饮赤壁下。李善</a>吹笛，酒酣，作数弄。风起水涌，大鱼皆出。山上有栖鹘，坐念孟德公谨如昨日耳。
这第三次赤壁庆生之游，杨道士应该还在黄州，然而没再提起他的箫声，却换了吹笛的李秀才，不知何故。
九 临皋·东坡·雪堂
苏轼垦辟东坡的当年（元丰四年辛酉，1081），即遭逢天旱，幸而所种的麦子，不需要很多的水，到了冬天，已在地面上长出一层春意盎然的新绿来，苏轼高兴他不会挨饿了，作《陈季常见过三首》，有言：“东坡有奇事，已种十亩麦。但得君眼青，不辞奴饭白。”
不料第二年（五年壬戌）夏季，竟又久旱不雨，田地龟裂，禾稻枯槁。幸而盼到天降甘霖，却是大雨成潦，田间根叶烂死，损失惨重。苏轼面对连续的灾荒，不能没有饥饿的恐惧。《次韵孔毅父（平仲）》诗中，写这种无助的景况道：
我生无田食破砚，尔来砚枯磨不出。
去年太岁空在酉，傍舍壶浆不容乞。
今年旱势复如此，岁晚何以黔吾突。
…………
形容虽似丧家狗，未肯弭耳争投骨。
倒冠落帻谢朋友，独与蚊雷共圭荜。
故人嗔我不开门，君视我门谁肯屈。
可怜明月如泼水，夜半清光翻我室。
大约孔平仲</a>原诗，有怪他过分耿介，不求人助的意思，所以他说：“我即使洞开大门，你看有谁会来照顾我呢？”人情势利，自古皆然。苏轼的感慨，别见《答陈季常书》：
先生笃于风义，至身割瘦胫以啖我，可谓至矣。……彼不相知者，视仆之饥饱如观越人之肥瘠耳，虽象亦未易化也。乡谚有云缺口镊子者，公识之乎？想当拊掌绝倒！（缺口镊子，一毛不拔。）
然而，苏轼到底是个硬汉，他相信自己，“力耕不受众目怜”。记大雨成潦，自力筑塘拒水的经过道：
老夫作罢得甘寝，卧听墙东人响屐。
奔流未已坑谷平，折苇枯荷恣漂溺。
腐儒粗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
破陂漏水不耐旱，人力未至求天全。
会当作塘径千步，横断西北遮山泉。
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我囊无钱。
明年共看决渠雨，饥饱在我宁关天。
谁能伴我田间饮，醉倒惟有支头砖。
苏轼虽然贫困，但他生活安闲，一家和睦，正如他作《方山子传》所称道的陈慥家一样：“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他躬耕东坡，王夫人能医牛病，从无诟谇。三个儿子又都聪明好学。苏轼、苏辙两兄弟都非常关爱子女，对孩子们从无疾言厉色的责备，只要稍微有点表现，便赞不绝口，自言是“誉儿有癖”。元丰四年作《次韵和王巩（宾州）六首》中说到他的家庭，心满意足：“子还可责同元亮，妻却差贤胜敬通。”前则因陶潜</a>有责子诗，他很自喜孩子们都能好学；后句说的是后汉冯衍</a>（敬通），有个悍妒出名的夫人，严禁冯衍蓄妾，苏轼自幸王夫人却比冯敬通的夫人贤慧得多，允许他纳朝云。
他写杜甫《屏迹》诗，如“……晚起家何事，无营地转幽。竹光团野色，山影漾江流。废学从儿懒，长贫任妇愁。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自道：“此乃东坡居士之诗。”
朋友说：“这明明是杜甫《屏迹》诗，居士何得窃据？”
苏轼道：“禾麻谷麦，起于神农</a>后稷。现在家有仓廪，不告而取，便成盗贼。其实从初说起，都是神农后稷之物。今考杜甫此诗，字字皆居士实录，是则居士诗也。子美安能禁吾有哉！” 33
苏轼从不严格督促孩子们读书，所以说：“废学从儿懒。”但是孩子们的诗文习作，他都要看的，认为用字必须经济，凡是辞多而意寡的，或者滥用的虚字，一定勾出来，要他们改写——这是苏轼作文的一个要诀，不但这样训练自己的孩子，对他的侄子们也一样用心教导，如赵德麟在苏辙家亲见苏轼寄他侄子的旧札，有曰：
二郎侄：得书知安，并议论可喜，书字亦进。文字亦若无难处，止有一事与汝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汝只见爷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学此样，何不取旧日应举时文字看，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当且学此，只书字亦然，善思吾言。 34
夜坐无事，尝与长子苏迈联句为乐。苏迈似是一个木讷老实的青年，才华不及他的两个弟弟，少年时作《林檎诗》，有句云：
熟颗无风时自脱，半腮迎日斗鲜红。
老父认是“颇有思致”。联句中，儿子说：“乐哉今夕游，获此陪杖履。”做父亲的也鼓励他道：“传家诗律细，已自过宗武。”欣见自己的儿子比杜甫的宗武强。
元丰五年（1082）岁将暮时，有个多年未见的乡友突来黄州投奔苏轼，他是巢三。巢三，本名穀，后改为谷，字元修，读书不成，虽曾中过举，却未能通过礼部的进士试，浪迹京师，又想改从武举求个出身，但是武功都须自幼锻炼，所以退而习剑，更无成就。失意之下，他便萧然一身，浪游秦、凤、泾、原之间，后来投身于熙河名将韩存宝军中，做了几年幕僚。四年七月，存宝以逗留不进之罪伏诛，巢谷受存宝生前嘱托，送数百两蓄积银两与他的妻子后，在江淮一带，变更姓名，逃亡了一年多，转到黄州来避祸。苏轼立即留他在家，教迨、过二子读书。与从兄子安信上说：“巢三见在东坡安下，依旧似虎，风节愈坚，师授某两小儿极严。……” 35
苏轼陪这亡命的朋友到雪堂去住，那个景况，真是凄凉。照他自己的描写，床上只有一条破棉被，破灶里散发着湿柴的潮气，架子上只剩得一樽残酒，自己喝了不够脸红，只好请客人姑且润润喉咙。
巢三也不嫌清苦，除了教书外，他还煮猪头灌血睛，做姜豉菜羹，宾主共享。
苏轼说过：“妻却差贤胜敬通。”一点不假。苏轼谪居黄州，家中还留着两三个愿同清苦的侍儿，其中有个朝云，本姓王，字子霞，钱塘人，熙宁七年（1074）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时，投入苏家，当时她还只有十二岁。
朝云长大起来，出落得秀外慧中，冠绝侪辈，天生雪白的肤色，不必借重膏沐，小小两片嘴唇，永远鲜红欲滴，风姿绰约，体态轻盈，到三十余岁，苏轼还要赞她：“素面常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不但天生丽质，而且举止活泼，富有热情，完全是个外向型聪明乐观的女孩子，她这气质，这性格，就最投合苏轼的喜爱。
黄州以前，苏轼似乎先有一妾曰凌翠，没有同来，答朱康叔（寿昌）问，复书说：“所问凌翠，至今虚位，云乃权发遣耳。何足挂齿牙，呵呵！”权发遣者，宋代官制名词，意为“暂代”，可见当时，朝云还没有妾的身份，只是侍儿而已。
初到黄州，朝云年才十九，苏轼多时闲暇，苦于寂寞，他俩接近的机会较多，感情自然亲密起来，苏轼的熟朋友们，也都认识了他身边的这个丽人。
元丰六年（1083）九月二十七日，朝云为苏轼生了一个稚子，其时这父亲已经四十八岁了，也可算是暮年得子，非常高兴，写信告诉蔡承禧（景繁）道：
凡百如常，至后杜门壁观，虽妻子无几见，况他人也。然云蓝小袖者，近辄生一子，想闻之一拊掌也。
定然是承禧见过朝云，不晓得她的名字，所以照她那天所穿的衣服，称她为“云蓝小袖者”。苏轼不大喜欢与妇人厮混，虽妻子亦不常见，但他乐与朝云为伴，他俩的欢好，可以想见，而王夫人传统的不妒美德，尤其难得，难怪苏轼满意称道。
苏轼为这庶出的稚子，取名遯，乳名幹儿。遯者，遁也，苏轼此时甘心避世之意，已很显然。
这孩子的相貌，很像父亲，尤其额角那一部分最像，苏轼钟爱这患难中所得的少子，也是人之常情。朝云生了儿子，在苏家中也就有了她的地位。从“权发遣”正式擢升为妾，不再是普通的侍儿了。
遯儿生后第三日，俗为“三朝”，苏轼作《洗儿》诗，语意悲愤，如云：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雪堂落成后，苏轼有了招待客人的住处。元丰五六年间，雪堂寓客不断，五年五月绵竹道士杨世昌来，住到六年五月方才离去；而五年年底，同乡巢谷又来了，也住在雪堂；六年二月琴师崔闲自庐山来，幸而雪堂有屋五间，三位客人不妨同住；至六年三月间，与苏轼交契最深的於潜天目山诗僧参寥，又从杭州不远千里到黄州来看他，寓居雪堂整整一年，直至次年（元丰七年，1084）四月，才随苏轼一同离开黄州。
经验显示，一个人有些怎么样的朋友，可了解他是一个怎样的人物。黄州雪堂所招待的宾客，尽是道士（杨世昌）、和尚（参寥）、画家（米芾）、琴师（崔闲）和亡命者（巢谷）等，虽然因是罪官，士大夫们避嫌不敢来，但也足可看出苏轼血管里流着豪侠的热血，本来喜欢那些流浪江湖的朋友，一时都在黄州聚首。
参寥来了，他有了互相唱和的对手，作《再和潜师》诗：“吴山道人心似水，眼净尘空无可扫。故将妙语寄多情，横机欲试东坡老。……”竭尽僧俗两诗人穷居斗韵之乐。
参寥的诗境，风流蕴藉，几年来更多进步了，黄州所作，如《秋江》：“赤叶枫林落酒旗，白沙洲渚夕阳微。数声柔橹苍茫外，何处江村人夜归。”又如“隔林仿佛闻机杼，知有人家住翠微”句，更是直追渊明风格，苏轼称其清绝，谓不下于林和靖。
他们两人在东坡雪堂拥鼻吟哦，坐忘人世，却使在京师软红尘中的朋友大为涎羡。有人写信给苏轼问道：“闻公与诗僧相从，岂非‘隔林仿佛闻机杼’者乎？真东山胜游也。”即将此函出示参寥，笑道：“此吾师七字法号。” 36
有一晚，苏轼梦见参寥拿了一卷诗轴来看他，醒后记得饮茶诗两句：“寒食清明都过了，石泉槐火一时新。”觉得此语甚美。槐火换新，是宋代风俗，每年清明节，例须将家中“火种”调换新火，可以理解，但不明白泉何故新？
参寥解释道：“俗以清明淘井，也许因此说泉水也一时新了。”这种说梦的事，虚无缥渺，说过也就算了。不料七年后，居然在杭州西湖智果</a>精舍里，有了“泉新”的事实应验，使人顿生“知命无求”的感悟。 37
十 老农忧国
知识分子为实现理想而生活，他们可以不在乎现实世界中的得失荣辱，不在乎物质生活的贫乏，但却无法忍受被现实社会排斥、废弃的命运。知识分子怀着一片对国家和生民奉献的热情，具有不可压制的观察与批评的精神</a>，一旦遭逢政治势力的压抑和阻截，无异彻底冲毁了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道”，这种摧残生命意义的打击，使士君子者人生庄严的使命感完全丧失，残存这个苍白的生命，不能不落入自我迷失的彷徨，而造成无可奈何的忧戚。
朋友赵昶（晦之）来信劝苏轼：“处患难，不戚戚。”苏轼大不为然，凛然复书道：
示谕“处患难，不戚戚”，只是愚人无心肝耳，与鹿豕木石何异！所谓道者，何曾梦见？……
知识分子的淑世精神，是生命中的长明灯，不论发生何等残酷的遭遇，生命存在，此火不灭。苏轼《与李公择（常）书》，正可以作前函的正面注解：
兄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
所以，那几年间，好大喜功的当权者，以国家的命运做赌注，贸然发动对西夏的战争时，苏轼不免忧心忡忡，付与异常的关切。战争失败所造成的耻辱，使苏轼满怀悲愤，无可发泄，只得借用吊唁朋友的形式，作诗写记，隐约吐露这黄州老农的忧国之心。
事起元丰四年（1081），西夏发生政变，西夏王秉常被臣下幽禁了。边臣劝帝乘此机会兴师问罪。神宗便诏熙河经制李宪等五路兵马，大举西征。高遵裕以环庆之师节制泾原刘昌</a>祚的兵马，种谊以鄜延之师分道行兵。李宪只是一个宦官，不懂军事，虽然派驻边疆，也并不深知疆务。军行距灵州百里，虏骑骤至，幸有高遵裕出精骑接仗，未被所乘，斩首千余级，又会合泾原兵马，径围灵州。
围城久久未下，刘昌祚请分兵攻打东关，不许。西夏人决黄河之水灌营，又抄绝大军赖以供给的饷道，士卒冻溺而死者无算，余军断炮为梁逃生，与追兵厮杀，转战累日，终于全军败覆。时在元丰四年（1081）九月，为第一次的灵武兵败。
苏轼身负罪谴，虽然关心国事，却无议论的自由，有如骨鲠在喉，非常痛苦。五年夏日，原在高遵裕帅府中掌管机要文书的张舜民</a>（芸叟），因作诗述及宋兵久屯失利的情形，谪官监郴州酒税，路过黄州，为他详述灵武兵败的经过。使他从这亲身参与者口中，亲闻这场战争所造成的军民大量的伤亡，边疆地方彻底破坏的惨状，不禁痛彻心扉。但他现在的处境，再也不能触碰“现实政治”这个怪兽，心里憋着这份受辱的痛楚，无处发泄，作《书张芸叟诗》，记舜民诗曰：
灵州城下千株柳，总被官军斫作薪。
他日玉关归去路，将何攀折赠行人。
青冈峡里韦州路，十去从军九不回。
白骨似沙沙似骨，将军休上望乡台。
又记舜民的话一条：“官军围灵武不下，粮尽而退，西人从城上呼官军：汉人兀攃否？或仰而答曰：兀攃。城上皆大笑，西人谓惭为兀攃也。”——此外不敢再著一字。
同年九月西夏来救米脂寨，鄜延经略使种谔率领七军，方阵而进，攻围敌寨。西夏兵八万余人，自无定河出，种谔挥兵前后夹击，夏兵死伤六万余人，尸横数十里，银水尽赤。掳获马匹五千，孳蓄铠甲万计。
这一胜利的消息，于同月二十二日，苏轼在武昌王齐愈家中得见陈慥书报才知道。当时大家高兴唱乐，各饮一巨觥，互相庆祝。苏轼也作诗志庆：
闻说官军取乞訚（即乞银），将军旗鼓捷如神。
故知无定河边柳，得共中原雪絮春。
后来又闻洮西捷报，苏轼亦有诗曰：
似闻指挥筑上郡，已觉谈笑无西戎。
放臣不见天颜喜，但惊草木回春容。
这洮西之役，由宦官王正中所主持，而此诗篇首曰“汉家将军一丈佛”，有人认为苏轼不会用这样的话来称颂一个宦官，所以断为伪作，而陆放翁以为此诗气格那么高，也不是别人假得出来的，所谓“一丈佛”者，不是赞誉，而是讽刺。其实这些都是书生狭隘之见，如果能够扬民族声威而有大贡献于国家者，正不必论其出身，以苏轼胸襟的阔大，宦官果能克敌致果，何尝不能给予赞美。
边臣为报灵州兵败之耻，防备西夏得寸进尺，鄜延大帅沈括</a>，请在永乐（今陕西米脂）筑城，围阻西夏。神宗诏派给事中徐禧（德占）去实地考察。
不久之前，徐禧曾来蕲水，与苏轼见过，给他的印象是粗有胆气，实甚疏狂，不足以担当军国重事；而沈括又是那么一个好大喜功的投机分子，苏轼私下不免忧心忡忡。苏轼怕见这些官场人物，说话容易惹祸，但又不能放开他的关切，只得作书向滕达道探问消息：
黄当江路，过往不绝，语言之间，人情难测，不若称病不见为良计，二年不知出此，今始行之耳。
西事得其详乎？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也。此信的可示其略否？书不能尽区区。
徐禧以诏使身份至边，不顾种谔等资深边将的反对，力赞沈括的计划，筑城永乐，上报天子，赐名银川寨。
讵知永乐为夏人必争之地，岂容占领？九月，西夏以三十万大军来攻。
永乐城被西夏兵团团围困，而地则依山无水，军士饥渴欲死。不久，城破，李舜举、徐禧、李稷均陷夏人之手。神宗以手诏给西夏，他们如能保全该城官兵，当尽还已侵之地。诏书未到，李、徐等已告死难，苏轼作《书永洛事》，曰：“圣主可谓重一士而轻千里矣。”
灵州、永乐两次战役，宋人死者约六十万，丧弃银钱绢谷，不可胜计。神宗得到永乐败讯时，当廷痛哭，自此不饮不食，绕室彷徨，悔恨不已！因此得病，遂尔崩逝，可以说是赍恨而殁。
徐禧由吕惠卿</a>保荐，上《平戎策》投机成功。以一布衣而致大用，苏轼与他一面之交而已，于其死难后，作《吊徐德占》诗，比之为映门的松柏，背面的意思是当非栋梁之材，如不大用，定可终老岩壑，抱子生孙，政府“小才大用”成此恶果。至作吕惠卿责词时，所谓：“力引狂生之谋，驯至永乐之祸，兴言及此，流涕何追。”狂生者，即此徐禧。
苏轼遭难以来，朝廷政局，每下愈况。
国家的老成们，依然退出在政治的权力圈外，默默无闻。如司马光</a>在洛阳独乐园里专心编撰《资治通鉴</a>》，绝口不谈国事；张方平</a>以太子少师致仕后，健康状况很坏，息影南都，无限寂寞；以司徒致仕的韩国公富弼，家居洛阳，悠游泉石，至元丰六年即已薨逝；文彦博虽然拜太尉，判河南，也只能邀同一辈耆老，举行耆年会，流连诗酒，消磨时日而已。 38 即使当年那么勇于自用，最有魄力、最有抱负的王安石，现在金陵，也只每日在钟山道上，驴背寻诗。
这些年来，朝廷的实际政事，尽在蔡确、章惇、冯京、王珪、张璪、蒲宗孟这班政客手上，作走马灯式的流转。至元丰五年（1082）四月，实行新官制，以蔡确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章惇为门下侍郎，王珪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张璪为中书侍郎，蒲宗孟为尚书左丞，王安礼为尚书右丞。神宗诏自今以后，事无大小，统由中书省取旨，门下省覆奏，尚书省执行。辅臣中有人以为如此做法，中书省的权力未免太重，然而神宗不以为然。于是蔡确、王珪、章惇三人结合的权力中心中，又以蔡确为最高权力者了。完全到了“君子缩手，小人鸱张”的局面。
元丰五年（1082）十一月，奉安祖宗神御于景灵宫，大赦天下，各处都有起废的恩例。六年之春，陈襄</a>的弟弟陈章（朝请）来信，劝苏轼活动一下，颇有希望。复书说：“所谕四望起废，固宿志所愿，但多难畏人，切望怜察。”
苏轼非不热望起复，只是目前的政治环境，蔡确当权，怎能包容苏轼？王珪又怎能让苏轼出头，遮掩他的文章光华？更重要的是苏轼虽在谪籍，但是帝眷仍深，他是当权人物嫉忌的目标，岂能让他东山再起？苏轼是个死里逃生的人，不能弄巧成拙，“多难畏人”，早已打消仕进的念头，只想做个黄州农。但是，躬耕东坡并不足以赡养偌大一份家口，所以还须在黄州附近再置一点田地，才能够得全家二十余口的温饱，这才是个“衣食重事”。
元丰五年（1082）三月七日那一天，他到距黄州三十里地的沙湖，土名螺蛳店的地方去看田。田在山谷间，当地人告诉他，这里的田地上，播种一斗种子，可以产稻十斛。苏轼问：“何以如此有力？”据解释，此地连山都是野草，可以散水，又向来未曾种过五谷，地气不耗，所以一发便能如此有力——苏轼记住这一段宝贵的经验之谈，特别记下来。 39
看完田，归家路上，天气突变，忽然下了大雨。他们一行，本来带有雨具，看看无用，先已叫人带回去了，这时候，除了挨淋，没有别的办法。同行的人，个个淋得非常狼狈，独有苏轼似乎不觉有雨，照样安步徐行。不久，雨止天晴，他很为自己保有这份坦荡的心怀而得意。作《定风波》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阕词，是《东坡乐府》里的名作之一，音调铿锵，节奏恰如潺潺春雨，平和、洒脱而又宁静。
人生，有追求就必有失落，人如不能忘情得失，他的心便永远平衡不了，心理不能平衡，痛苦便如风雨一样，四面八方地包围了你。惟有这饱经世患的诗人，在雨中举步轻行时，他心中根本没有晴明，所以也就无所谓风雨。人间一切变幻无常，唯有超脱物外，才能一尘不染；唯有安步徐行于大雨中的人，才能“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地坦然归去；有这样任天而动的襟怀，才令人望之如神仙。
苏轼的意气固然轩昂洒脱，不过到底是春寒未尽时节，淋了冷雨，终于害了左臂肿痛的毛病，很可能是风湿，但也有人说是食物中毒，即服食丹砂的副作用。
麻桥人庞安常，虽是聋子，却是有名于当地的针灸医生，苏轼病臂便去向他求治。因庞医重听得厉害，两人只能笔谈，写不了几个字，他已完全了解病因。苏轼惊异于此人的绝顶聪明，便和他开玩笑道：“我以手为口，君以眼作耳，都该算是一代异人。” 40
两人相与大笑，自此订交。庞医的针灸术确实效应如神，一针便已治愈苏轼的肿痛。疾愈后，他还在庞家住了数日。安常治病，不要诊金，独喜书画文物，因是同好，相谈甚欢，他们还同游了蕲水郭门外的清泉寺，饮王羲之洗笔泉的水，徜徉于兰溪之上，作前揭之《西江月》词，确是一阕明净无尘之作，足见苏轼之善于享受生活。
沙湖的田，没有买成。不久，同是天涯沦落的朋友杨绘</a>派他的弟弟庆基到黄州来与他商议同买一座庄院，以后可以合住，又介绍定襄胡家田，先佃后买，可以少付一些现款。再过若干日子，陈慥来说，郎中任其孚的儿子要卖掉荆南头湖庄子，这庄子去府城五六十里，有田五百来石，时值六百千，只要先付二百来千即可……但都只是空忙一阵，没有买成。
苏辙在筠州，本与太守三衢毛国镇相处甚得，国镇主政宽和，又好吟咏，两人之间，颇得唱酬之乐。这年夏天，毛国镇罢官归隐，新任筠守贾蕃，彼此均无渊源，同僚的筠州通判（倅），早先与苏辙在公事上意见不洽，心存芥蒂，至此便处处与他公开作对，要排挤他。苏轼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很是不平。其时老友李常还在淮南西路提刑任上，驻舒州，筠州是其辖属，所以写信给他道：
舍弟得信，无恙，但因议公事，为一倅所怒，日夜欲倾之，念脱去未能耳。
子由拙直之性，想深知之，非公孰能见容者，然实无他耳。而人或不亮。牢落如此，为一农夫而不可得，岂复有意与人争乎？亦不足言，聊可一笑而已。
为了免与人争，他又作了《闻子由为郡僚所捃，恐当去官》诗（这诗题显然是后来加写的），劝苏辙不必徘徊瞻顾，到黄州来同耕东坡的好。
这首诗回溯生平，有很多感慨。他说，我们少小为学，自有远大的志趣，天如给我们机会，应该早已发迹，创出宏大的事业来了。谁知事实大谬不然，我们两人举步尽是荆天棘地，狼狈不堪。我如堕地跌得粉碎的瓦罐，不必再说了，你又何必恋此鸡肋，战战兢兢，只怕得罪，任劳任怨，别人还不谅解，“时哉归去来，共抱东坡耒”。
然而苏辙没有来，他当然了解苏轼在黄州的经济情形，一点收入也没有。而他自己呢，人口众多，生活负担比他老哥还要沉重，单靠东坡五十亩地，怎能养活两家人丁呢？这是一个被生活限制、无法实现的梦想，他只能忍着继续啃这块食之无味的鸡肋。
但是，官僚社会中势力倾轧与人身攻击，是残酷无情的，苏辙本来除监盐酒税的本职外，还兼了筠州州学的教授，不过为多点收入而已，以一个制科出身的人兼任州学教授，不应该有任何问题。不料毛国镇一走，他们便指责苏辙于州学所撰策题三道，乖违经旨，一状告到礼部。
京中的国子司业朱服，跟着落井下石，上奏道：
诸州学或不置教授，乞委长吏选现任官兼充。先以名上礼部，从本监体验，可委教授，即依所乞。其余旧补差教授，悉乞放罢。
苏辙权筠州教授，所撰策题三道，以乖戾经旨，礼部言现为教授人，候有新官令罢。其苏辙乞令本路别差官兼管勾。
诏可，苏辙便落了兼差。 41
苏轼没有办法，只好背出廿二年前，兄弟同在怀远</a>驿预备应考制科，埋头苦读时的宿约，希望凭此能够打动老弟的心意。作《初秋寄子由》诗：
百川日夜逝，物我相随去。
惟有宿昔心，依然守故处。
忆在怀远驿，闭门秋暑中。
藜羹对书史，挥汗与子同。
西风忽凄厉，落叶穿户牖。
子起寻裌衣，感叹执我手。
朱颜不可恃，此语君莫疑。
别离恐不免，功名定难期。
当时已凄断，况此两衰老。
失途既难追，学道恨不早。
买田秋已议，筑室春当成。
雪堂风雨夜，已作对床声。
苏轼向来有“蔑视金钱”的豪气，而苏辙则非常谨慎，仍然不敢造次，依然晨出暮归，两渡江水，忙他的盐和酒。
十一 神宗的救赎
放逐苏轼，不是神宗皇帝的本意，神宗渐悟苏轼并没有“讥讪君上”的意思，不过是执政们给异己者扣上去的一顶高帽子而已。然而宋朝传统的台谏制度，皇帝有必须接纳谏言的义务，而新政是国家的既定政策，也不容反对议论肆行流布，基于这两个政治之现实的情势，神宗不得不暂时牺牲苏轼。
苏轼得于百日内从御史台狱释出，完全出自神宗的宸断，责降处分又将他放在黄州，距离中原，并不甚远。从整个事件的发展看，应该不会很久就有逐步起复的后命，然而这个阶段，却一拖四年有余，这中间就必然有许多周折存在。
神宗非常欣赏苏轼的文采，并且记得祖父仁宗皇帝得此英才时的喜悦；祖母光献曹太后病榻上的遗言，更常常在他耳边回荡。苏轼在黄州，神宗没有遗忘过他，要等到一个适当的起复机会，才能按照程序，重新起用这位皇家重视的大臣。他的母亲宣仁太后，于元祐间特地面谕苏轼，将他从谪籍中重新起用，不次升擢的人，不是她，而是先帝（神宗）的遗意。又说：“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宋史</a>》本传）
苏轼在知徐州任时，有一件“失察妖贼”的旧案，不曾了结，到他已贬黄州，才得圣旨“放罪”（免罪），苏轼照例上《谢失察妖贼放罪表》。本来这种例行公事，日理万机的皇帝可以不必看，大约因是苏轼所写，故亦取来一读，当读到“……况兹沟渎之中，重遇雷霆之谴。无官可削，抚已知危。……”这几句时，不禁笑道：“畏吃棒耶？” 42
虽是戏言，但也见得苏轼虽被放逐，但是他的文字，仍被皇上所喜爱。
神宗是个英明有为的君王，为增进行政效率，几年来反复研讨，计划改定官制。
宋朝的行政组织，一直沿用五代旧制，以平章事为真宰相，大多是两个席位，别设参知政事，称执政官，则为宰相的副手。
现在，神宗决意改用唐朝的三省制。三省本置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分别统率群僚。但元丰当时，元老耆旧多因反对新法而去，而新政的首领王安石也已退休，剩着一批挂新政招牌，而以招揽政权为实的政客，实在不配当“真相”。所以新定官制，将侍中、中书令、尚书令这三个相位说是官高暂不除人，而以尚书令之副——左右仆射行宰相之事。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之责；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之职。废参知政事，置门下、中书二侍郎、尚书左右丞，以代其位。
改定官制这桩大事，于元丰三年九月间定议。神宗自安石去位后，深感继起无人，事事都不成功，非常烦恼，踌躇再三，决意起用司马光，附带起复苏轼。
一日，神宗召集宰辅，举行御前会议。皇帝取出一幅先已准备好的“图子”，交给时在相位的蔡确和王珪。
这“图子”中，御史中丞执政位牌上，贴上“司马光”名；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位牌上，贴名“苏轼”。另有几个因议新政不合而离开中枢的旧臣，各有安置。
神宗皇帝随即论曰：“这几个人，前此立朝，议论虽有不同，然而都是各本所学，忠于朝廷的人，不可永远废弃。现在新官制将付实施，应该新旧人两用。”
并且手指御史中丞衔位上，以坚决的口气说：“这个位置，非司马光不可。”
王珪、蔡确相顾失色，一时无辞可解，只得高声应道：“领德音！”
蔡确退下殿来，兀自喃喃自语道：“这事如何使得。总要想个办法，死马当活马医才好。” 43
蔡确的诡计是，“皇上久欲收复灵武，倘然有办法使西边的军事扩大，深入敌人巢穴，假使这事情成功，则皇上转移注意西事，必不再召君实，君实也不会应诏”。
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阴谋，却是误国的诡计。神宗久苦西夏诛求无厌，不断的骚扰和掠夺，使宋朝民穷财尽，国力日弱，久欲一振天威，以解救沉重的财政负担，确保国家的疆圉。司马光老成持重，决不会赞成发动边衅，进行冒险的战争。所以说，只要迎合上意，挑起这场大火，神宗便不会召司马光，司马光也不会来了。
后来果然如此，蔡确授意知庆州俞充上了一个“平西夏策”，加上西夏内乱有机可乘的借口，第二年四月，神宗就诏熙河经制李宪等各路军马进讨西夏了。司马光未召，苏轼等人也都被搁下来了。
苏辙《龙川别志</a>》记述此事甚详，所下的结论则是：“自是西师入讨，夷夏被害，死者无算，新州之命（蔡确流放新州），则此报也。” 44
至元丰四年（1081）十月间，改定官制即将颁布施行，神宗召集执政重臣至天章阁，商议“官制除目”的大事。先由执政进呈三省印，神宗说：“从前是由金铸的，现在御宝金铸，这可用镀金的。”继由执政进呈预先拟好的“除目”（任官名单），请求核定。
这次会议中书检正官王震（王巩的六侄）和吴雍均被召与会，担任纪录。神宗看了执政所拟的“除目”，谕曰：
“三省密院官，暂时搁一下。”
于是从吏部以下讨论起，议到太常少卿，帝曰：
“这一职位，必须慎择妥人。”以前执政屡有推荐，都不合上意，所以帝谕如此。续议礼部郎中，神宗说：
“此南宫舍人，非其他曹官可比，可除刘挚</a>。”
论到著作郎，神宗说：“此非苏轼不可。”
众人无言，过了一会儿，神宗打破沉默道：
“想到了，太常少卿可除范纯仁</a>。”
议毕，皇帝面色严重地宣谕道：
“朕与高遵裕约定，当于某日下灵武，等他捷报到来，必须大事庆赏，其时官制可行，除目可下。”
同时告诫在场诸人，绝对保密：“外人如有知此消息，定是卿等几人所泄漏，都须负责。”又命执政严戒王震、吴雍守秘。 45
高遵裕是环庆经略，他在庆州打败了西夏，又与刘昌祚合兵在距灵州百里之地，对来袭的虏军，打过一次胜仗，一路所向无敌，直薄灵州，报称指日可下，所以神宗有此期待。
不料高遵裕灵武之师，久围不下，反被西夏人决黄河之水直灌营地，十几万大军生还者不到万人，几乎是全军覆灭，高遵裕与神宗相约的捷报和神宗预备的庆赏，皆成虚愿。
元丰五年（1082），议修国史，神宗谕示：“国史大事，可命苏轼主编。”王珪面有难色，神宗只得说：“如苏轼不恰当，姑且用曾巩一试。”
曾巩编成《太祖总论》，进呈，不合上意。六年，曾南丰丁忧返籍，不久也去世了。 46
派苏轼修国史，既被王珪阻拦了，神宗又降旨要起复苏轼以本官知江州。蔡确和中书侍郎张璪受命，王震当词头。公事送到门下省，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的王珪奏以为不可。明日改承议郎，知江州太平观。官僚要反对一件事，先是推，推不掉就拖，一拖再拖，“命格不下”了。
有人很愤慨地说，这都是王禹玉（珪字）出的力。 47 这样推诿拖托，时间过得很快，苏轼被谪黄州，已经四年了。至元丰七年（1084）春，神宗不再与执政的宰辅商量，径以“皇帝手札”，量移苏轼汝州。
用“皇帝手札”是万不得已。这种特殊文件，一曰手诏，常为非常的恩典，如特赦；一曰御札，则为皇帝决意要办的事，一种率直的指示，故不用四六句。这两种特别的文件，一经颁下，臣下只能奉行，不得再议。神宗若不深恶执政的恶意阻挠，也决不轻易打破常制，动用“皇帝手札”。
“量移”为该恩原赦，量移近里州军之意，算不得是起复，这也是神宗顾虑苏轼为当前的执政大臣们所力拒，复官反而容易滋生事端，不如留待到了河南，看情形再说。
起复的第一步，以“皇帝手札”那样特殊的措施，才告成功。元丰七年（1084）四月，告下黄州，特授苏轼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一切都无改变，不过从偏远的黄州移到京畿附近的汝州而已。告词有曰：
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 48
这几句话使苏轼低徊雒诵，顿生知遇非常的感激，作《谢量移汝州表》，也竭尽哀慕之意。如曰：
旋从册府，出领郡符。既无片善可纪于丝毫，而以重罪当膏于斧钺。虽蒙恩贷，有愧平生。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
这份谢表，呈达皇帝御前，神宗读后，顾谓侍臣道：“苏轼堪称奇才！”
但还有人在帝前媒孽道：“观轼表中，犹有怨望之语，如说兄弟并列于贤科，以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等语，自以为因诗词被谴，实非其罪，毫无悔悟之意。”
神宗愣了一下，径曰：“朕已灼知苏轼衷心，实无他肠。”言者语塞。 49
上述皇帝告词中有“人才实难，不忍终弃”这一句话，使苏轼非常感动，后来知道此文出于给事中王震（子发）的手笔，而震是好友王巩的六侄。 50 元祐初，苏轼为翰林学士，与子发做了翰林院里的同僚，次韵赠诗，有“清篇带月来霜夜，妙语先春发病颜”句，即是指此告词，喻为黑漆寒霜之夜里的明月，使枯槁的病人脸上顿时透露了生气，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十二 别黄州
拜发谢表后，全家忙着收拾行李，准备离黄。苏轼把辛苦经营的东坡农场和雪堂的房屋、乳媪的坟墓，托给了近邻潘丙（彦明）照看。因为苏迈正要到江西德兴去当县尉，所以决定叫他带了全家，稍后至湖口相会，他自己则要先往筠州去探望苏辙和三个多年不见的侄子，诗僧参寥、丐者赵吉 51 从行。
苏轼自元丰三年（1080）二月到达黄州，至七年四月离去，在此整整住了四年三个月。离黄之日，他的疮病似乎没有痊愈，所以作《别黄州》诗，用杜甫瘦马行的典故：“病疮老马不任??，犹向君王得敝帏。”黄州虽是这么穷僻的地方，但是住久了，即使一草一木，看来也不免有情，故诗续曰：“桑下岂无三宿恋，樽前聊与一身归。”黄州邻里、朋友，纷纷设馔话别，一个流落天涯的人，对于温暖的人情，更易流连，作《满庭芳》一阕，以当告别：
归去来兮</a>，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
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
黄州郡将也设宴欢送苏轼，循例征召官伎侑酒。苏轼名满天下，照当时风气，常被那些女孩子们求诗乞字，当此酒酣耳热之际，他一向兴致很好，醉墨淋漓，来者不拒。于是有一故事，这次侑酒官伎中，有一李琪</a>，长得娇小明艳，而且知书识字，不过胆小腼腆，所以，只有她从未得过苏公的翰墨。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再也不能错过，但等酒喝得差不多时，她从身上取下一条白绢领巾，跑到苏轼座前，求赐墨宝。
苏轼仔细瞧了她半响，叫她先去把墨磨好。墨浓了，他便拈起笔来在那幅白绢上大书道：
东坡五载黄州住，何事无言赠李琪？
下面没写下去，他老把笔一搁，又去和别人谈天</a>说地起来，似已完全忘了这事。同席的人，看开头这两句，语意凡易，认为以苏轼的捷才，也决不至于接不落下文，大家不解何故。李琪自然最为焦急，但也不敢催问，只憋得粉面通红，无所措手。苏轼佯若没事，谈笑不绝，直到宴席将散，李琪忍不住只得去他面前，再拜续请，苏轼这才哈哈大笑道：“几乎忘了出场。”提笔续写道：
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题诗。
写毕，大家传观，都为李琪庆贺。苏轼黄州赠伎诸作，以李琪所得的褒扬为最甚。 52
苏轼于三月上旬闻移汝之命，随即作书邀王齐愈过江来一叙。这封信写出他此际惶惶不安的心事：
……前蒙恩量移汝州，比欲乞依旧黄州住，细思罪大责轻，君恩至厚，不可不奔赴。数日念之，行计决矣。见已射得一舟，不出此月下旬起发，沿流入淮，溯汴，至雍丘、陈留间，出陆至汝，劳费百端，势不得已。本意终老江湖，与公扁舟往来，而事与心违，何胜慨叹。计公闻之，亦凄然也。甚有事欲面话，治行殊未集，冗迫之甚，公能两三日间，特一见访乎？至望，至望。
苏轼行前，武昌的王齐愈、齐万兄弟，岐亭的陈慥都于苏宅会集，伴送离黄。时已四月中旬了，他们一行渡江过武昌，夜行吴王岘时，忽然听到隔江传来黄州鼓角的声音，一声声撩拨起行人苍茫的悲凉，苏轼默诵杜甫的诗：
鼓角缘边郡，川原欲夜时。
万方声一概，吾道竟何之？
一时感情激动，不能自制，两眼都忽然湿润起来。但他立刻凛一凛精神，以为鼓角本身是无悲亦无喜的，一切随着听鼓者本身的哀乐而变化，今日多情送我，固然免不掉有点感伤，但望有生之年，还能再来黄州，这江边的枯柳总还认识我，这黄州鼓角还当吹奏此曲，欢迎东坡居士重来。作《过江夜行武昌山闻黄州鼓角》诗：
清风弄水月衔山，幽人夜渡吴王岘。
黄州鼓角亦多情，送我南来不辞远。
江南又闻出塞曲，半杂江声作悲健。
谁言万方声一概，鼍愤龙愁为余变。
我记江边枯柳树，未死相逢真识面。
他年一叶溯江来，还吹此曲相迎饯。
绝意仕路的苏轼，如果不能归乡，他只愿重回黄州来做他的东坡老农。这心意，即使后来元祐时期，他还常常那么怀想，《致潘丙（彦明）书》说：“仆暂出苟禄耳，终不久客尘间，东坡不可令荒废，终当作主，与诸君游，如昔日也。愿遍致此意。”
一行同至车湖王齐愈家，因为刮风，留住两日，至四月十四日，坐船到磁湖。 53
到磁湖来送行的黄州朋友一大堆：潘氏全家祖孙三代——潘革和他的三个儿子潘鲠、潘丙、潘原，潘鲠的两个儿子，即是后来江西诗派的大将潘大临、大观；古耕道、郭遘，何氏竹园的何胜可也带了他的孙子</a>何颉（斯举）同来；还有武昌的王齐愈、齐万兄弟带了侄子天常以及韩毅甫、宗公颐等。这一大批送客远来磁湖，使苏轼深为感动，和他们一一热烈话别。
唯有陈慥，交情更是不同。苏轼住在黄州，季常每次往返四五百里路来看他，前后达七次之多，这回更是坚欲送他直到九江。苏轼途中作诗赠别，回顾他们五年来的交往，感慨道：“枯松强钻膏，槁竹欲沥汁。两穷相值遇，相哀莫相湿。”这几乎就是《庄子·大宗师》中“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的意思。最后，更历忧患的苏轼很坦白地劝季常道：
吾非固多矣，君岂无一缺。
各念别时言，闭户谢众客。
苏轼又将五年间往来岐亭所作泣字韵诗，通为《岐亭五首》，前加长叙，留为与陈季常患难交情的纪念。
苏轼从此就再也没能到黄州来，也再没看过他亲手垦辟的东坡。
1 本集：《方山子传》。
2 本集：《岐亭五首之一》。
3 据明都穆</a>《南濠诗话</a>》，此是唐人潘阆</a>《夏日宿西禅院》诗，全文为：“此地绝炎蒸，深疑到不能。夜凉如有雨，院静若无僧。枕润连云石，窗明照佛灯。浮生多贱骨，时日恐难胜。”苏轼记忆中，略有一二字不同。
4 〔宋〕张舜民：《画墁录</a>》。作者曾于元丰五年往访黄州，见知州杨寀、通判孟震及苏轼，所见黄州，荒凉如此。
5 宋官吏俸禄，有一部分是以实物折价抵算，称折支。此诗作者自注：“折支多得退酒袋。”“退酒袋”者，朝廷造酒后废弃的酒袋。末二句诗自讽贬官至此，无补于朝廷，反而浪费俸禄。
6 本集：《二月二十六日雨中熟睡诗》。
7 本集《晓至巴河口迎子由诗》：“去年御史府，举动触四壁。幽幽百尺井，仰天无一席。隔墙闻歌呼，自恨计之失。留诗不忍写，苦泪渍纸笔。余生复何幸，乐事有今日。……”
8 〔清〕潘永因</a>：《宋稗类钞</a>》。
9 〔宋〕叶梦得：《避暑录话</a>》。
10 〔宋〕高文虎：《蓼花洲闲录》。
11 〔宋〕苏轼：《东坡志林》。
12 〔宋〕郑景望：《蒙斋笔谈</a>》。据考，景望，名伯熊，永嘉人，官宗正少卿。所作《蒙斋笔谈》，实即叶梦得《岩下放言</a>》，景望仅颠倒其次序而窃为己有者。
13 《汉书·游侠传》：“陈遵所到，衣冠怀之，惟恐在后。时列侯有与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门，曰陈孟公，坐中莫不震动。既至而非，因号其人曰陈惊坐。”
14 〔宋〕苏轼：《东坡志林》。
15 〔宋〕周必大</a>：《益公杂志》。
16 蔡承禧，字景繁，临川人，欧阳修</a>门生，与轼进士同年。灵州战役前，因反对以太监李宪主兵柄，被出为淮南转运副使，置司楚州。黄州适属承禧辖区，苏轼得其照顾者甚多。元丰七年十二月，轼在泗州得承禧在任病逝的噩耗，祭文曰：“我迁于黄，众所远摈。惟子之故，不我籍辚。孰云此来，乃拊其榇。……”皆实录也。
17 〔日〕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
18 〔宋〕陈鹄</a>：《耆旧续闻</a>》。
19 邵博</a>《闻见后录》：“晁以道为余言。尝亲问东坡曰：‘先生《易传》，当传万世。’曰：‘尚恨某不知数学耳。’”
20 本集：《书赠王十六秀才》。
21 〔宋〕米芾：《画史》。
22 本集：《代巢谷作遗爱亭记》。
23 〔宋〕洪迈</a>：《夷坚志</a>》。
24 本集：《日日出东门》。
25 盛如梓</a>《庶斋老学丛谈</a>》：“东坡响簧铁杖，长七尺，重三十两，四十五节，嵇康</a>造。”
26 〔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27 〔宋〕李焘</a>：《续资治通鉴</a>长编》。并见何薳</a>《春渚纪闻</a>》。
28 《施注苏诗</a>》引东坡手帖二则。
29 庄子《大宗师》篇“藏舟于壑”那一段。
30 后赤壁之游，与客二人，一为道士杨世昌，固无疑矣。其另一人，则当时能从东坡夜游者，不外郭、古、潘三人中的一个，潘丙自营酒肆，不至于有鱼无酒，郭遘采药为业，亦非江畔网鱼者，所以推想为古耕道。
31 朱翌</a>《猗觉寮杂记</a>》载：“《后赤壁赋》：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似松江之鲈。多不知为何等鱼，考之，乃鳜也。《唐韵》注：鳜，巨口细鳞。《山海经</a>》云：鳜，巨口细鳞有斑彩。以是知东坡一言一句，无所苟也。”
32 赵翼</a>《陔余丛考</a>》记吴匏庵诗：“西飞一鹤去何祥，有客吹箫杨世昌。当日赋成谁与注，数行石刻旧曾藏。”即据《施注苏诗》引东坡手帖二则所言石刻拓本，揭破东坡此一玄虚。
33 本集：《书子美屏迹诗》。
34 〔宋〕赵令畤：《侯鲭录</a>》。
35 〔宋〕苏轼撰，〔清〕施元之</a>注《施注苏诗》。
36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37 本集：《西湖智果精舍参寥泉铭》。
38 〔宋〕沈括：《梦溪笔谈</a>》。
39 〔宋〕苏轼：《东坡志林》。
40 本集：《书清泉寺词》。事亦见于《东坡志林》。
41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a>》。
42 〔宋〕徐度</a>：《却扫编</a>》。
43 〔宋〕朱弁</a>：《曲洧旧闻</a>》。
44 〔宋〕苏辙：《龙川别志》。
45 王巩《闻见近录</a>》引用其侄王震口述，震参与当日御前会议，职司记录之人。
46 事见《宋史》本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邵博《闻见后录》。
47 同上。
48 王巩《闻见近录》引王安礼（和甫）语。《厚德录</a>》亦载其事。
49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50 〔宋〕陈鹄：《耆旧续闻》。
51 丐者赵吉，因苏辙的介绍，从东坡于黄州。《栾城集</a>》有《丐者赵生传》，东坡诗中屡称为赵贫子。
52 〔宋〕何薳：《春渚纪闻》。又陈岩肖</a>《庚溪诗话</a>》作“李宜”。
53 本集《再书赠王文甫》云：“昨日大风欲去而不可，今无风可去而我意欲留。文甫不欲我去者，当使风水与我意会，如此便当作留客过岁准备也。”可见其欲别还难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