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宋朝中央集权制封建统治的加强和政权的南迁（下）

    第六节宋王朝的南迁和人民抗金斗争


    农民起义不断打击下的北宋王朝，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正在这时，辽朝统治下的女真族进入了它的奴隶制时代。一一一五年，女真贵族的首领阿骨打（完颜旻）在混同江边建立起女真奴隶主的国家，国号金。金国建立后，随即南下，展开大规模的侵掠。一一二五年，辽天祚帝被金兵俘虏。辽朝贵族西迁到楚河流域，建立起西辽。一一二七年，金兵俘虏了宋徽宗</a>和钦宗，宣告了北宋的灭亡。宋朝皇室南迁到东南，史称南宋。此后的三十多年间，金兵不断地南下侵掠，广大汉族人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金斗争。


    女真族进入奴隶制社会，建立起国家机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比起原先的氏族部落制时代来，这是一个进步。金朝奴隶主，在当时是一个新生的、生气勃勃的阶级。但是，奴隶制的发展又必然要向外掳掠奴隶和财富，以扩大和补充奴隶的来源，增加财产的占有。侵掠成了奴隶主们的职业和目的。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汉族地区，自然成了他们的主要侵掠对象。一方是新生的强有力的女真奴隶主的无止境的掠夺，一方是不愿忍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广大汉族人民的坚决反抗，斗争激烈地展开了。


    在这个主要矛盾的影响下，宋朝内部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呈现出复杂的变化。当着宋朝地主阶级的官员抵抗金朝的侵掠时，广大人民群众就联合和拥戴他们去进行抗金斗争，农民和地主的这个基本矛盾因之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但当着宋朝向金投降，共同掠夺人民时，人民大众，主要是农民群众，就要举行起义以反抗宋朝的黑暗统治。历史从不同的方面，反复地证明，人民群众是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主要力量。


    北宋末到南宋初约四十年间，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交织在一起，形成为错综复杂的发展过程。


    （一）金朝南侵和北宋的覆亡


    北宋王朝在镇压了方腊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后，就又恢复了故态，继续实行它的腐朽统治。一一二一年闰五月，徽宗又恢复应奉造作局，由宰相王黼和宦官梁师成统领，朱勔再次被起用，恢复花石纲的掠夺。这年杨戬病死，宦官李彦继承杨戬当政。王黼、李彦相勾结，继续括取民田，有人控诉，就严刑惩治，成千上万的人因而致死。王黼又借口军用，括境内丁夫，计丁出钱，搜括数千万贯。徽宗、王黼的这些措施，暴露了北宋王朝在农民战争中罢废造作局、花石纲和罢免朱勔等等措施的欺骗和虚伪。农民战争后，徽宗、王黼统治集团变本加厉地压榨农民，继续挥霍享乐，醉生梦死，加速着他们自己的灭亡。


    一、对辽战争和金军南侵


    一一一五年，女真奴隶主的首领阿骨打（金太祖）建立金国后，随即向辽朝进攻，辽兵屡败。西夏支持辽朝抗金。徽宗和蔡京</a>、童贯密谋，联金灭辽，乘机收取燕云。一一一八年，宋朝派武义大夫马政以买马为名，从海上去金朝探听虚实。此后宋金使者往来联络。一一二○年，宋金商定，金兵攻取辽中京大定府（辽宁昭乌达盟宁城县境），宋兵攻取燕京析津府。辽朝灭后，宋朝将原来贡献给辽朝的“岁币”，全部献给金朝。宋、金的第一个所谓协议，宋朝就确认了贡纳岁币的屈辱条件。徽宗君臣一心只想依赖金朝，乘机取利，根本没有积极作战的认真打算。一一二二年，金兵攻占辽中京、西京（山西大同）。辽朝的天祚帝逃入夹山。燕京留守耶律淳被辽臣拥立称帝。徽宗、王黼任童贯作统帅，只懂得“太平娱乐”的蔡攸作副统帅，领兵伐辽。这时的辽朝，已处在灭亡的前夕，但童贯、蔡攸统领的宋军仍然不堪辽兵的一击。宋军种师道、辛兴宗部，分东西两路进兵，被辽耶律大石兵战败，退守雄州，辽兵进至雄州城下。徽宗得报大惊，赶忙下诏班师。几天后，宋朝得知耶律淳病死。王黼又命童贯、蔡攸出兵，以刘延庆为都统制，宋兵号称二十万。辽涿州守将郭药师降宋。童贯命刘延庆领兵十万取燕京，郭药师为向导。刘延庆到良乡，被辽萧干军截住。郭药师率兵五千偷渡芦沟，袭入燕京。刘光世（延庆子）率领的援军违约不到，郭药师被辽兵打得大败。刘延庆军在良乡，凌晨见辽军中火起，以为辽兵来攻，自行烧营逃跑。辽兵追击，直到涿水。宋兵一路上，死伤甚多。据说，自神宗、王安石</a>变法以来积存的军需，经此一战，几乎全部折损。


    宋兵败退到雄州。童贯为逃避兵败的罪责，密遣使者到金营，要求金军攻打燕京。十二月，金太祖亲自领兵一举攻下燕京，责备宋朝何以不出兵夹攻。金太祖提出，燕京交宋，宋朝需将燕京租税一百万贯献给金朝。徽宗、王黼全部应允照办。宋朝每年除向金贡献原来献辽的岁币五十万外，又增加一百万贯，称“燕京代租钱”。一一二三年四月，金兵退走时，在燕京城内大肆抢掠财物，又把城内男女掳去作奴隶。燕京被搜括一空，据说“城市丘墟，狐狸穴处”。童贯、蔡攸等接收的只是这样一座残破不堪的空城！


    攻燕之战把宋朝的腐朽虚弱，暴露无遗，徽宗、王黼、童贯等却自称是“不世之功”，大肆庆贺。童贯上“复燕奏”，把一系列败仗说成是胜仗，吹嘘“凯旋还师”。王黼、童贯、蔡攸等都加官进爵。百官纷纷上表祝贺，又立“复燕云碑”纪功。北宋王朝亡国在即，徽宗君臣却欺人自欺地陶醉在所谓“复燕云”的“胜利”之中。


    徽宗为首的腐朽的统治集团内，也还在相互倾轧。王黼以“复燕功”权势日盛，与太子桓不和，阴谋策划立郓王楷作太子。右相（少宰）李邦彦和蔡攸勾结，排斥王黼。御史中丞何栗弹劾王黼“奸邪专横”，王黼罢相。朱勔力劝徽宗再用蔡京。蔡京年已八十，目盲不能写字，称太师，总领政事，政务都由儿子蔡絛</a>把持。白时中、李邦彦为相（太宰、少宰），一切奉行蔡京父子的意旨。一一二五年四月，童贯、蔡攸又与白时中、李邦彦等排斥蔡絛。蔡京再度免官，童贯封郡王，蔡攸加太保。北宋王朝在互相争夺中，坐待灭亡。


    金兵退后，用主力去追击逃跑的辽天祚帝。金太祖在一一二三年病死，弟吴乞买（完颜晟，金太宗。晟音胜（shèng）即位。一一二五年二月，天祚在应州被金兵俘虏。耶律大石等辽贵族西迁。金太宗在消灭辽朝后，就又把侵掠的目标转向了宋朝。一一二五年十月，金太宗两路发兵，大规模南侵。一路由完颜宗翰（粘罕）率领，进取太原。一路由完颜宗望（斡离不）率领进取燕京。两路金兵计划在宋朝的国都东京会合。宗翰向太原进军，童贯慌忙从太原逃回东京。金兵直抵太原城下。宗望军到燕京，宋守将郭药师投降。金兵以郭药师为向导，长驱南下，势如破竹，直向东京进军。


    徽宗满以为收取燕京，向金朝屈辱纳币，从此又可“太平娱乐”了。金兵南下，徽宗惊慌不知所措，又赶忙罢除花石纲和内外制造局，想再以此欺骗民众。宋军参议官宇文虚中</a>曾上书亟言朝廷失策，主帅非人，“将有纳侮自焚之祸”，多次建策防边，王黼不理。这时，徽宗问计于宇文虚中。宇文虚中说</a>，今天只有先下诏罪己，改革弊政，来挽回人心。徽宗要宇文虚中代他起草诏书悔过，号召各地驻军“勤王”，入援京师。罪己诏说：“多作无益，侈靡成风。利源酤榷已尽，而牟利者尚肆诛求。诸军衣粮不时，而冗食者坐享富贵。”“追惟己愆，悔之何及。”又说：“望四海勤王之师，宣三边御敌之略。”“岂无四方忠义之人，来徇国家一日之急。”诏书下后，又召防御西夏的熙河经略使姚古、秦凤经略使种师中领兵入援。


    金兵侵入中山府，距东京只有十日路程，情势更加紧迫。徽宗又想弃国南逃。给事中吴敏去见徽宗，竭力反对逃跑，主张任用有威望的官员，坚持固守。吴敏荐用太常少卿李纲</a>。李纲奏上“御戎”五策。又说，“非传位太子，不足以招徕天下豪杰”，要徽宗宣布退位，“收将士心”。徽宗任吴敏为门下侍郎，辅佐太子。


    金兵越来越逼近。徽宗惊慌懊恼，拉着蔡攸的手说：“没想到金人会这样！”说着气塞昏迷，跌倒在床前。群臣赶忙灌药急救。徽宗苏醒后，索要纸笔，写道：“皇太子可即皇帝位，予以教主道君退处龙德宫。”


    十二月，太子桓（钦宗）即位，改明年年号为靖康。徽宗退位，号教主道君皇帝，称“太上皇”。次年正月初三日，徽宗、蔡京、童贯等人听说金兵已经渡过黄河，决定连夜向南逃窜。徽宗仅带蔡攸及内侍数人，以“烧香”为名，匆匆逃出东京，跑到亳州，又从亳州逃到镇江去避祸。童贯和殿前都指挥使高俅率领胜捷军和禁卫，在泗州境追上徽宗。蔡京也以“扈从”为名带领家人逃到拱州。


    长期以来作恶多端的徽宗、蔡京、童贯集团，一旦溃逃，长久压抑在人们心中的愤怒和仇恨，一起迸发了。朝野官民纷纷揭露蔡京、童贯集团的罪恶。太学生陈东</a>等上书，指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为六贼，说“六贼异名同罪”，请把他们处死，“传首四方，以谢天下”。钦宗被迫罢免王黼。吴敏、李纲请斩王黼，开封府尹聂昌（聂山）派武士斩王黼首级献上。李彦、梁师成赐死。蔡京、童贯在亳州被贬官流放。蔡京在流放途中死于潭州。朝中继续揭发童贯罪恶，钦宗又只好派监察御史斩童贯。九月，朱勔和蔡攸、蔡翛（音消xiao）三人都被流放。此后，朝官纷纷议论，说三人罪不容诛，三人也都在流窜地处斩。蔡絛也被流放，病死。残酷地压榨人民、屠杀人民的民贼们，恶贯满盈。除灭民贼，使人心振奋，濒于灭亡的北宋，又显出了一线转机。


    二、保卫东京的斗争


    钦宗在军民愤激的形势下即位，不得不在靖康元年（一一二六年）正月初三日立即下诏亲征，命门下侍郎吴敏为亲征行营副使，许便宜从事，以显谟阁直学士、开封府尹聂昌，兵部侍郎李纲为行营使司参谋官，团结兵马于殿前司。钦宗迫于形势，作此部署，但并不真想抗敌。宰相白时中、李邦彦等投降派也还在朝中有相当大的势力。投降派和抗战派的斗争展开了。四日，白、李等建议钦宗弃城逃跑，出奔襄、邓避敌。李纲得知，请求上殿面议，说“今日之计，莫如整厉士马，声言出战，固结民心，相与坚守，以待勤王之师。”钦宗问：“谁能将兵？”李纲说：“这是白时中、李邦彦的职责。”白时中厉声说：“李纲莫非能领兵出战吗？”李纲说：“倘使治军，愿以死报。”钦宗随即任命李纲为尚书</a>右丞、东京留守，以同知枢密院李棁（音卓zhuo）为副，聂昌为随军转运使，领兵守城。李纲受命后，次日早晨入朝，忽见皇帝乘舆都已陈列，禁卫、六宫准备出发。原来钦宗夜间又改变主意，仍然准备逃跑。李纲厉声对军士们说：“你们是愿意死守，还是愿意扈从出巡（逃跑）？”将士齐声说：“愿以死守！”李纲入见钦宗，说“六军父母妻子都在城中，岂肯舍去。万一中道散归，谁还能保卫陛下？而且敌军已经逼近，他们知道乘舆还没有走远，如以快马急追，如何抵御？”钦宗听说，不敢再走。李纲传旨说：“上意已定，敢复有言去者斩！”兵士们都高呼万岁。钦宗又登上宣德门，吴敏、李纲向门楼前的百官将士们宣布，决策固守，各令勉励。将士们感激流涕，决心保卫东京。


    钦宗罢免白时中，用李邦彦、张邦昌为相，同知枢密院事蔡懋为尚书左丞。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主管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曹曚为副使，急速设备防守。京城四壁，用百步法分兵备御，每壁用正兵一万二千人，编马步军前后左右中四万人，每军八千人，分置将官统领，派前军守护东水门外的粮仓，后军守护东门外樊家冈。又装备各种防守的武器、工具。四日之内，战守设施粗备。这时，金完颜宗望兵已到达东京城下。一支金兵用火船数十沿河而下，进攻宣泽门。李纲以敢死士二千人，布列城下，用长钩搭敌船，投石攻打。又在中流排置杈木，搬运蔡京家中的山石，堵塞门道。宋军在水中斩杀金兵百余人，金兵退去。


    金军兵临城下，派使臣来宋，要亲王、宰相去军前议和。李纲请求前去，钦宗不许，说“卿性刚，不可以往”，另派李棁为使臣，郑望之</a>为副。李纲退朝，钦宗密告李棁、郑望之，可许增岁币三五百万两，犒军银三五百万两议和，又命带去黄金一万两和酒果等，送给宗望。宗望见宋使，提出：索要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等各万匹、绢帛百万匹；宋朝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并以亲王、宰相作人质，才许议和。李棁、郑望之等回奏。李邦彦、张邦昌等宰臣，主张全部接受。李纲力争，说：“金币太多，虽竭尽天下之财还不足，何况都城？太原、河间、中山三镇是国家的屏障，割去如何立国？至于遣使，宰相当往，亲王不当往。”他建议，拖延时日，等待大兵四集，然后再议。宰臣等不许。钦宗弟康王赵构</a>在京师，请求使金，对钦宗说：“敌人必定要亲王出质，臣为宗社计，岂能辞避！”钦宗派康王构</a>为军前计议使，宰相张邦昌为副，出使金营。


    这时，各地勤王兵，陆续来援东京。河北、河东路制置使种师道，得到勤王诏，立即率领泾原、秦凤兵启程，武安军承宣使姚平仲随行。种师道兵至洛阳，有人告诉他金兵已到东京城下，劝他暂驻汜水。种师道说：“都城人知道我军来，士气自振，何必忧敌！”种师道沿途揭榜，自称“种少保领西兵百万来”，直进东京。其他各处勤王兵，每天也都有几万人到达。种师道和各地到来的援兵，实际有二十余万，金兵不过六万。宗望见宋军日众，将军营北撤，不敢轻动。


    钦宗召李纲、李邦彦、吴敏、种师道、姚平仲等商议军事。李纲主张，以重兵临敌营，坚壁不战，等敌军粮尽力疲北撤时，中途邀击，是必胜之计。种师道也主张：“三镇不可弃，城下不可战”，迁延半月，等敌军粮尽北还，在过河时追击，可以得胜。议定在二月初六日出击。但二月初一，姚平仲建议夜间去劫金营，生擒宗望，迎回康王。姚议得到钦宗的支持。钦宗希望徼幸取胜，半夜命李纲出兵应援。但姚军未出，消息已经泄露，金营早有准备，姚平仲劫营不成，落荒而逃。天明，李纲会集行营司左、右、中军将士，出景阳门，与金兵鏖战，杀敌甚多。金兵攻中军，又被李纲亲率将士射退。


    姚平仲劫营，完颜宗望责问宋朝的人质。康王构不答，张邦昌吓得涕泣。金军又派使臣到宋朝责问，并提出改换人质。宰相李邦彦回答说：“这都是李纲、姚平仲的主意，不是朝廷的本意。”钦宗、李邦彦赶忙又派使臣去金营解释劫营非朝廷意，送上三镇地图求和，并即日罢免李纲和种师道，来向金军谢罪。


    钦宗、李邦彦的荒谬举动，又使军民沸腾了。二月五日，太学生陈东等在宣德向前上书说：“李纲奋勇不顾身，是社稷之臣。李邦彦、张邦昌等只为自己打算，不顾国家，是社稷之贼。李邦彦等惟恐李纲成功，设法破坏，不为国家打算，只是想着要割地。”请求罢免李邦彦，再用李纲，城外军事交种师道。城中军民听说太学生上书，自动赶来声援。一时之间，聚集了几万人，填塞驰道、街衢，呼声震天。这时，百官正好退朝来到宫前，民众当面指出李邦彦的罪行，痛加责骂，并用瓦片投打。李邦彦吓得溜走。吴敏传旨，要群众退去，群众不肯。群起击碎登闻鼓，又打死宦官二十多人。钦宗怕出变故，被迫宣布再用李纲为尚书右丞、京城四壁守御使，督促李纲立即登上西城。军民群众又要求见种师道，种师道乘车来见，民众才退走。


    宋使到金营，金军提出，必须宋帝亲自书定三镇，才可退军。钦宗立即下诏，割三镇地给金朝，并按照金军的要求，送肃王赵枢去作人质，换回赵构和张邦昌。


    李纲复职，即日下令能杀敌者厚赏，军士奋跃。二月初十，金宗望军已得三镇，又见宋备战，勤王军不断来援，便乘势退军。宋朝军民群众的一再斗争，终于挫败了投降派弃城逃跑的图谋，宋朝首都东京保全了。


    三、金军第二次南侵，北宋灭亡


    金宗望军刚刚北返，进攻太原的金宗翰军又进兵南侵。一一二六年二月中，宗翰分兵攻下忻州、代州，宋折可求、刘光世军大败。金军又入南北关，进攻隆德府。城中无备，宗翰劝诱知府张确投降，张确拒绝，说：“确守土臣，当以死报国，头可断，腰不可屈。”张确固守，奋战而死。通判赵伯臻、司录张彦遹等都在作战中牺牲。金兵破隆德府，进至高平。


    金兵迅速撕毁和约，再度南侵。这对朝中投降派是个迎头的打击。金军到高平，朝中震动。二月十四日，钦宗又被迫罢免李邦彦、张邦昌等，用吴敏和反对割三镇的中书侍郎徐处仁作宰相，李纲知枢密院事，许翰</a>同知枢密院事，准备迎战。朝官中，门下侍郎耿南仲</a>、中书侍郎唐恪（音却què）、尚书右丞何栗等是投降派的代表。战降两派仍在继续斗争。


    金兵自东京退走时，种师道曾请领兵追击，钦宗不许，并罢去他的帅任。金兵南下，钦宗又再度起用种师道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驻滑州迎敌。姚古部勤王兵在金兵退后到达，任姚古为制置使，领兵往援太原。以种师中为制置副使，增援中山、河间等地。钦宗又札付三镇统帅，抵抗金兵，不再割让。


    金宗望还军途中，去占领中山、河间，两镇固守抗金，金兵久攻不下。三月间，种师中领兵逼近，宗望只好北还。宗翰领兵回西京大同府，留别部围攻太原。姚古部顺利收复隆德府。五月，种师中部进抵平定军，乘胜收复寿阳、榆次等县，辎重、犒赏之物都留真定。许翰催促师中进兵。师中至寿阳石坑，遇金兵，五战三胜，回师榆次。金军以重兵围攻，师中率部下鏖战，身被四创，力战而死。金兵乘胜攻姚古部，姚古兵败，退守隆德。钦宗贬姚古官，安置广州。


    李纲奉命去商丘，迎接徽宗回东京。姚、种兵败，耿南仲等又请放弃三镇地，李纲力说不可。种师道以老病请辞，耿南仲乘机荐李纲代种师道为宣抚使，借以排挤他出朝。李纲说，“臣书生，不知兵”，“今使为大帅，恐误国事”。上章十多次请辞，钦宗不准。有人对他说：“这次派你去，不是为边事，要借此赶你出去，人们没有话说。你不去，事情不可测。”六月，李纲受命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往援太原，朝廷只给兵一万二千人。李纲请领军需银绢钱各百万，只给二十万。李纲出兵，七月抵孟州，留十余日，招来当地士卒训练，修整器甲。朝廷下诏，解散招来的士卒，催促李纲去太原。八月初，再任种师道为宣抚使。九月初，罢免李纲兵权，改除观文殿学士、知扬州。


    八月间，金太宗再度发大兵南侵。以宗翰为左副元帅，宗望为右副元帅，仍分东西两路进兵。


    种、姚兵败，金军大举南侵。唐恪、耿南仲等乘机排挤抗战派。钦宗罢免吴敏、徐处仁、许翰等出朝，任用唐恪作相，又罢去种师道帅任。抗战派被排斥几尽。投降派控制朝政，一心等待金军到来后求和。


    金宗翰军猛攻太原。太原被围已八个多月，城中粮绝，军民先食牛马，后食草根、树皮、弓弦，坚持抵抗。九月初城破，太原军民在副都总管王禀率领下进行巷战。王禀兵败，投水自尽。通判方笈（音级jí）等三十六人被杀。知府张孝纯被俘降金。


    金军攻破太原后，宗翰、宗望于九月下旬合兵。十月初，攻下真定府，继续南下。


    钦宗惊慌失措，召集百官商议三镇事。唐恪、耿南仲等坚主割让，谏议大夫范宗尹甚至伏地流涕，请“割地以纾祸”。兵部尚书吕好问请结集勤王军保卫东京，唐恪、耿南仲不许。诸路勤王军自动集来，唐恪命令停止勿前，诸路军只好反旗而去。种师道听说太原、真定城破，急召西南两道兵赴东京。唐恪、耿南仲令两道兵不得妄动，兵士散走。种师道病死。钦宗派康王赵构作使臣，王云为副使，到宗望军求和。十一月中旬，赵构等走到磁州。磁州知州宗泽</a>，正在修筑城防，加强战备，准备抗金。城中百姓抗敌情绪高涨，骂王云是卖国奸细，愤怒地把他杀死。百姓又告诉赵构，金军已经渡河，劝他不要再往前走，赵构留在相州。


    金军渡过黄河后，宗翰派使臣到宋朝，不再提三镇，要挟划黄河为界，河东、河北地全部归金。钦宗写信给金军，说是“一一听命”，立即派耿南仲到宗望军割河东地，聂昌到宗翰军割河北地。钦宗下诏书给河北河东军民，无耻地说：“民虽居大金，苟乐其生，犹吾民也，其勿怀顾望之意。应黄河现今流行以北州府，并仰开城门，归于大金。”河北、河东人民立即掀起反投降反割地的怒潮。聂昌走到绛州，下令割地，绛州人民拒绝诏书，把聂昌杀死。耿南仲伴同金使走到卫州，卫州民兵谋捕金使，金使逃走，耿南仲逃到相州，不敢再提割地事，诈称奉帝命促赵构起河北兵入卫京师，自己在募兵榜上署名，才得不死。宋朝各地军民这样痛恨割地求和，抗金热情高涨，钦宗、唐恪等却仍然一意投降。


    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军先头部队到达东京。闰十一月初，金军攻城，抗战派官员吴革请求领兵出战，太学生丁特起</a>上书请用兵，钦宗、唐恪一概不理。唐恪随钦宗巡城，军民愤怒，要殴打他，唐恪辞官。钦宗用何栗为相。金军乘大雪攻城，京师城破，宋百官、军队乱成一团。钦宗赶忙派何栗到金营求和，何栗胆战心惊，吓得连马都上不去。何栗到金营后，宗翰、宗望对他说：“我们不想灭宋，叫赵佶</a>（徽宗）来商议割地，我们就退兵。”何栗唯唯听命，回报钦宗。钦宗决定自己到金营投降。


    闰十一月三十日，钦宗出京城，到金营见宗翰、宗望。宗翰、宗望索取降表，钦宗叫何栗等起草。降表写道：“既烦汗马之劳，敢缓牵羊之请。”“上皇（徽宗）负罪以播迁，微臣（钦宗）捐躯而听命。”跪倒在金军的面前。宗翰并对钦宗说：“两国既和，恐四方闻京城陷而生变，请遣使晓喻。”钦宗满口答应照办。十二月初二日，金军放钦宗回城。接着，金官员入城，检视府库，拘收文籍，把九十二个内藏库中一百七十年来积攒的金银锦绮宝货全部查封，又索取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锭、帛一千万匹犒军。钦宗完全按照金军旨意，一面下令大括民间金银，一面分遣朝臣到河北、河东，命令各州县开城降金。各州县人民坚守乡园，不肯出降。凭着钦宗的命令，金军仅仅得到石州一处。


    靖康二年（一一二七年）正月，金军又要钦宗再到金营，说是等金银交足后再放回。钦宗被拘留，只好下诏增派大员二十四人，进行根括（彻底搜括），发掘宗室、国戚、内侍（宦官）、僧道、技术（医卜等人）、娼优家藏金。搜括八天，得金二十万八千两、银六百万两、帛一百万匹。金军仍然不满，命令开封府再来一次根括，又搜括十八天，得金七万两、银一百十四万两、帛四万匹。宗翰、宗望认为数量太少，杀根括官梅执礼等四人，余官各鞭背五十。东京人民不堪勒索和杀戮，自动组织起来，“以防护为名，于炉头打造兵器”，准备武装反抗。开封府官员急忙出榜禁止，又捕斩百姓十七人示众。


    金军索取金银绢帛之外，又要去皇帝宝玺、仪仗、天下州府图、乐器、祭器，以及各种珍宝古器，掳走百工、技艺、妇女、内侍、僧道、医卜、娼优和后妃、亲王等贵族。徽宗也被押送金营。金朝下令废掉徽、钦二帝，随军掳走当奴隶，宣告了北宋的灭亡。


    一一二七年三月，金兵退走前，册立宋朝原宰相张邦昌为楚帝，统治黄河以南地区。四月，金兵大肆掳掠后，还军。


    在东京的宋朝皇室全被掳走，只有康王赵构这时领兵在济州，还有兵士八万人。金军先头部队到达东京时，钦宗曾任命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知磁州宗泽为副帅，起兵勤王。宗泽自大名至开德，与金兵大战十三次，连续获胜，又以孤军进到卫南，连败金兵。宗泽在卫，听说金兵俘掳徽、钦二帝北去，即领兵到滑州，转至大名，计划抢渡黄河，断金兵归路，截回二帝。宗泽传檄邻近各地宋兵来会，共同行动。各地宋兵到期不来。宗泽计划不能实现，于是上书赵构，劝他作皇帝。金兵退后，张邦昌遭到唾弃，在东京无法立足。吕好问等官员也劝张邦昌拥立赵构。五月，赵构到南京（商丘）称皇帝（高宗），重建起赵宋王朝（南宋），改年号为建炎。张邦昌到南京来朝贺称臣，高宗封他为太保。


    （二）中原人民的抗金斗争和南宋统治的确立


    宋王朝在南京重建后，面临的首要问题依然是：对待南侵的金朝，是战，是守，还是投降？


    高宗即位后，不能不标榜“中兴”，因之起用抗战派中声望最高的李纲作宰相，令副元帅宗泽知开封府兼东京留守，领兵进驻东京。李、宗成为抗战派的主要代表。高宗又起用副元帅黄潜善为中书侍郎，参预政务，汪伯彦同知枢密院事，执掌军权（不设枢密使）。黄、汪成为投降派的代表人物。李纲任相命下，投降派官员即起而反对。御史中丞颜岐说：“李纲为金人所恶，不宜为相。”右谏议大夫范宗尹说：“李纲名过其实，有震主之威，不可以相。”六月，李纲奉召入朝，提出十条抗金建国的建议，反和主战，请严惩张邦昌等汉奸，破格任用抗战将士。投降派以“二圣北狩”为借口，主张“割地厚赂以讲和”。李纲提出反驳，说即使“割天下之山河，竭天下之财用”，也绝不可能满足敌人的无穷欲望。要求高宗学习汉高祖刘邦不顾太公被俘勇猛作战的态度，下决心罢一切和议。李纲又提出改革军制、整顿纪律、重新部署防御力量、募兵买马等一系列建策。高宗并不实行。


    北宋亡后，河东、河北地区人民纷纷自动组织抗金武装，英勇杀敌。李纲荐用在两河人民中素有声望的抗战派将领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使，招募义兵，组织人民抗金。两河人民踊跃响应，士气大振。


    当时抗战派和投降派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是还都东京抗金，还是放弃中原继续南逃？高宗采纳黄、汪的意见，准备逃往东南。李纲极力反对，说天下精兵健马都在西北，主张暂迁襄、邓，等两河部署就绪，即回东京。宗泽到东京，整顿城市，稳定秩序，“物价市肆，渐同平时”，又上书请高宗“勿听奸邪”，决策回汴。投降派官员纷纷主张南逃，说“汴都蹂践之余，不可复处”，“东南财力富盛，足以待敌”。黄、汪等极力促请高宗南逃。李纲对人说：“天下大计，在此一举。国之存亡，于是焉分。吾当以去就力争。”面见高宗，说君子小人不可并立。高宗一面安慰李纲，一面升任黄潜善为右相，与李纲并列相位，作用黄罢李的准备。


    抗战派和投降派争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对待中原人民的抗金武装。


    黄、汪等投降派对待两河人民抗金武装，完全采取敌视的态度，称他们是“盗贼”。高宗刚一即位，黄、汪等即建议“罢诸盗及民兵之为统制者”，选择精锐编入官军。实际上就是解散民兵，改编为镇压人民的官军，不准他们抗敌。李纲采取完全相反的政策，依靠民兵抗金。黄、汪等蓄谋破坏，指使知大名府张益谦上奏：招抚使设立后，河北“盗贼”更多，应速罢废。李纲争辩说：“张所尚未出发，张益谦何以知道其骚扰？”又说：“朝廷因河北民众无人统率，才设置招抚使，借民力保国家，并不是设招抚使以后才有盗贼。”傅亮才出发十几天，黄潜善、汪伯彦又指责他逗留不进。李纲再为傅亮辩解，高宗不听，罢免张所、傅亮，废除招抚、经制两司。高宗、黄、汪等又指使朱胜非</a>起草诏书，说李纲“狂诞刚愎”，“兹遣防秋，实为渡河之扰”，“设心谓何，专制若此！”李纲罢相。太学生陈东、进士欧阳澈</a>上书，说李纲不可罢，黄、汪不可用，并请高宗还都，亲征，迎回徽钦二帝。高宗竟将陈东、欧阳澈押赴市上斩首。李纲当了七十五天宰相，所有抗金措施，在他罢相后四、五天内，全被废除。高宗和黄、汪全部控制了军政大权，作放弃中原逃往东南的准备。


    一、中原人民的抗金斗争


    北宋灭亡后，中原各地人民纷纷组织武装抗金，拿起刀枪，顽强战斗，写下了雄伟的篇章。


    抗金义军，主要是由农民组成，也有士兵、下级军官、小商人和僧徒参加；原来起义反对封建压迫的农民武装，这时也加入了抗金的行列；一部分被宋王朝责令解散的勤王兵，不肯散去，也在继续进行抗金活动。由这些力量汇集成的抗金义军，活跃于大河南北、太行东西，成为反抗金兵侵掠的重要力量。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以下几支。


    八字军——河内人王彦，曾被张所任命为河北招抚司都统制。张所被罢免后，王彦率领部分义军坚持战斗，转入太行山区。战士都在面部刺上“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以表示斗争的决心。因此，号称八字军。八字军将士一心，英勇杀敌，得到两河人民的响应。民兵首领傅选、孟德、刘泽、焦文通等，率领十九寨十几万人归附，绵亘数百里，锣鼓之声相闻。并、汾、怀、泽等地的抗金群众，也接受王彦领导。八字军与金军大小数十百战，斩获敌人无数，并夺回大量河南被掳人口，威震燕代，牵制了金军南侵的活动。


    红巾军——起初在晋城、长治一带活动，后来扩大到河北、陕西等地。声势浩大，组织严密。他们的器械虽不如金兵，但了解敌情，而且“略无所惧”，所以能屡败敌人。有一次，红巾军袭击金军大寨，金左副元帅宗翰几乎被擒。金军痛恨红巾军，逐捕最急，往往妄杀平民以泄愤，但不能获得真红巾军。红巾军的队伍反而日益扩大。


    五马山义军——五马山在庆源，五马山寨首领是武翼大夫赵邦杰和保州路廉访使马扩。后来他们访知一个自称信王赵榛（高宗兄弟）的人，便迎请他为主将，加强号召力。五马山寨义军，发展到十余万人，在河北、山西等地区发生了很大影响。


    梁山泊水军——梁山泊起义农民，遭到宋军镇压后，继续以梁山泊为据点，坚持战斗。金军南侵，中原沦陷，以张荣为首的水军，形成为一支强劲的抗金队伍。


    处于敌后的幽燕地区人民，也配合中原人民的抗金，纷纷起义。原巡检使杨浩与僧人智和禅师一起，在玉田县山中，集结抗金壮士万余人，准备扩大力量，反抗金朝的统治。易州十八岁的青年刘里忙占据山区，结集南北少壮兵士邀击金军，也发展到万余人。


    以上几支外，黄河南北各地遍布着人民抗金队伍，依山靠水结寨，总计约有六、七十万人，斗志昂扬，声势浩大。知开封府宗泽，不顾高宗、黄、汪一伙对民兵的敌视，积极联络两河和陕西的人民抗金队伍，依山河筑垒防守。许多人民武装自愿拥戴宗泽，听他的号令。宗泽依靠民众的支持，驻守东京。金兵不敢来犯。


    高宗在八月间罢去李纲，十月间即实现南逃的计划，南宋小朝廷全部逃到扬州。这个逃跑的行动等于向敌人表示：南宋王朝已决意放弃中原。


    金朝得到高宗南逃的消息，在这年十二月再次发动南侵，向中原大举进兵。中原地区人民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金战斗。


    金兵分道南侵。由宗辅、宗弼（兀术。术音烛zhu）率领的金东路军，在建炎二年（一一二八年）正月攻陷山东青州、潍州，至千乘县被人民义军击败，放弃青、潍两州退走。活动于梁山泊一带的张荣水上义军，出动船只万艘作战，给金军以沉重打击。


    由宗翰率领的中路军，在建炎元年（一一二七年）十二月攻入西京洛阳。次年正月，西京统制官翟进和兄翟兴败金军于伊川皂矾岭，又败之于驴道堰，三月再败之于福昌、龙门，把金军赶到河北，收复西京。翟进死，翟兴与接近两京的河东、河北诸路义军密切联系，配合作战，虽三面受敌而屹立不动，对金军是一个不小的威胁。


    由娄室率领的金西路军，建炎二年（一一二八年）正月攻陷长安，二月又连陷华、岐、陇、秦诸州。鄜延经略使王庶召募河南北义兵抗敌，十天内，得孟迪、种潜、张勉、张渐、白保、李进、李彦仙等部，各有兵万人，远近响应。巩州人李彦仙领导的义兵多次和金军交战，一月中破敌五十余垒，三月间收复陕州，又过黄河收复绛、解等县。邵兴（后改名邵隆，人呼邵大伯）率义兵归李彦仙，李彦仙命他领兵渡河收复平陆县所属四镇。另一义兵首领刘希亮收复凤翔，张宗谔收复长安。金兵至咸阳，看到渭河南岸义兵满布平野，不敢再战，仓皇退去。


    人民的抗金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再一次造成抗战的有利形势。南逃的高宗小朝廷不但不予支持，反而在建炎二年正月下诏，诬指义军“遂假勤王之名，公为聚寇之患”，勒令解散。宗泽接到此诏后，立即上疏反对，要高宗收回成命，“黜代言之臣，降罪己之诏，订还阙之期”，“以大慰元元激切之意”。高宗不理。


    宗泽又部署诸军，想乘势大举渡河，拟出全面反攻的计划奏报朝廷。黄、汪等说宗泽发了狂，拒不允准。七十多岁的老臣宗泽，既想依靠中原人民抗战，又要忠于决心投降的宋王朝，陷于无法解脱的矛盾中，忧愤成疾，背上发疽（音居ju）而死。临死前，对部下诸将说：“诸君能为我歼灭强敌，我死也不恨了！”诸将流涕回答：“愿尽死力！”宗泽长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a>满襟”，又连呼三声“过河”，念念于未竟的壮志。


    宗泽死后，高宗任命投降派杜充继任东京留守。杜充一意打击宗泽部下抗战将士和人民义军，许多受宗泽号令的抗金义军都被迫散去。八字军领袖王彦亲自到扬州见高宗，力陈两河地带民兵的抗敌热情，请高宗派官军北伐。高宗和黄、汪等竟下令夺去王彦的兵权，要他把八字军交给投降派范琼统领。坚持抗金的人民武装力量，接连不断地遭到了南宋王朝的打击。二、金军再度南侵，南宋小朝廷继续逃窜


    高宗一意求和，中原人民抗金力量受挫。一一二八年秋，金兵再次南侵，目标直指扬州。


    金兵南下，攻陷五马山寨，抗金义军战败。宗翰军出云中，陷濮州、澶渊，入山东境。建炎三年（一一二九年）正月，宗翰军先后攻下徐州、淮阳、泗州，并派遣拔离速率兵奔袭扬州。二月初三日，高宗在扬州听到拔离速部攻陷天长军的消息，惊慌失措，带领御营都统制王渊和亲信宦官康履，匆忙逃跑。渡过长江到达镇江后，百官才陆续赶到。金军进入扬州，大肆掳掠后，焚城而回。


    高宗从镇江逃到杭州。朝野激愤，揭露黄、汪。高宗被迫罢免黄、汪，改任朱胜非为相，王渊签书枢密院事。三月间，统制官苗傅、刘正彦以“为民除害”的名义，发动兵变，杀死王渊和康履，逼迫高宗退位，让位给三岁的儿子赵旉（音夫fu）。江东制置使吕颐浩</a>、尚书礼部侍郎张浚</a>，约集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起兵镇压，苗、刘出走，高宗又恢复了帝位。吕颐浩任宰相，张浚知枢密院事。


    一一二九年五月，高宗由杭州北上，进驻江宁，改名建康府，派洪皓</a>为大金通问使向宗翰求和。金朝不许，扣留宋使。八月，高宗又派杜时亮为“奉使大金军前使”求和，求和书无耻地说：“今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此所以朝夕諰諰（战战兢兢。諰音喜xi）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也”。“前者连奉书，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亦何必劳师远涉而后为快哉！”金朝不理高宗的摇尾乞怜，再次出兵，南下侵掠。


    闰八月末，高宗在建康听到金宗弼军南下的消息，急忙从建康跑到镇江。九月初，听说金军攻陷山东登、莱、密等州，又从镇江逃到常州。十月，又逃到杭州。金军打到长江沿岸，宋军沿江防线很快崩溃。金兵进至黄州，荆湖沿江措置副使王羲叔领兵逃走，金兵过江。江东宣抚使刘光世在江州，守御长江，每天只是与部属宴饮，金兵从黄州过江还不知道，直到金兵离江州几十里地，他才仓皇逃走。金兵顺利地攻入江西、湖南。守御江淮、镇守建康府的杜充（自东京逃来守建康），听说金兵来到，藏在城中不敢出来，金兵过江，他便领着三千军马跑到真州去向金朝投降了。十二月，宗弼向杭州进军，如入无人之境，连续攻下杭州、越州、明州、定海。


    高宗小朝廷，从杭州逃到越州，从越州逃到明州，从明州逃到定海。金兵逼近定海，高宗又采纳宰相吕颐浩的建议乘船入海，漂泊到温州避难。金军乘船追袭，遇到大风雨，被和州防御使张公裕率领的大船冲散。金军退回明州，放火烧城，掳掠大批财富。一一三○年二月，金军又在杭州大肆掳掠后北还。


    金军北撤，一路烧杀抢掠。一些抗战派将领指挥的队伍，奋起阻击了金军。


    镇江之战——浙西制置使韩世忠，守镇江。一一三○年三月，韩世忠在镇江与宗弼军会战，世忠妻梁氏亲自击鼓助战。宋军大败金兵。金兵不能渡江，便向韩世忠行贿，表示愿尽归所掠，赠以名马，被韩世忠严正拒绝。金军被堵截在黄天荡四十八天不得出，后来利用老鹳河故道凿成一条连接江口的大渠，才得以逃往建康。这次战役，宋军虽然未获全胜，但韩世忠以八千人的队伍，打得号称十万的金军狼狈而逃，扭转了南宋一味逃窜的颓势，意义是重大的。


    建康之战——金宗弼军退回建康，掳掠大批居民和大批财物，集中到六合。从瓜步口到六合，无数载运的船只连绵不断。金军在城内放起大火后，退出建康城，准备从静安镇渡江北返。到静安后，却意外地遭到了宋岳飞</a>军的沉重打击。


    相州汤阴人岳飞，出身于贫苦农家。北宋联金攻辽时，岳飞曾应募从军。一一二六年，金军围攻东京。赵构在相州召募兵士，岳飞再次应募。此后，曾在张所部下作统制。张所被罢免，岳飞投入王彦军抗金，又转到宗泽部下。杜充代宗泽后，岳飞受杜充统辖。一一二九年建康失陷，杜充叛变降金。岳飞集合余部继续抵抗，转移到宜兴县境，归张俊节制。二十七岁的青年将官岳飞，在战场上转战四年，始终坚持抗敌。岳飞统领的部众，锻炼成一支斗志旺盛的坚强队伍。


    金兵焚掠建康时，岳飞军正驻扎在距建康不远的前线。岳飞得知金兵到静安镇，不等张俊的命令，主动向敌军发动出其不意的猛攻。权建康通判钱需，在建康失陷后拒不降敌，在静安镇附近联合抗金乡兵，坚持抵抗。岳军来攻，乡兵从敌后杀出，主动配合。两军夹攻，金兵大败。十数里内，金兵尸横遍野。金兵大小军官一百七十多人被杀。宋军缴获金兵马甲近二百副，弓箭刀旗金鼓等三千五百多件。金兵败退，岳飞、钱需进驻建康城，胜利地收复了建康。


    富平之战——金军宗弼部侵掠东南时，西路娄室部攻打陕州，李彦仙领兵固守，坚持两年，大小二百余战，使金军不能前进。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命都统制曲端去援救，曲端按兵不动，最后陕州粮尽城破，李彦仙壮烈殉难。金军长驱入关。宋军中只有曲端的副将吴玠（音介jiè）率兵抗击，先后在青溪岭、彭原店战败了金军。


    一一三○年九月，金朝又派皇子、右副元帅宗辅到陕西，会合北上的宗弼军和在陕西的娄室军，打算深入陕川，然后从长江东下，侵掠东南。张浚召集刘锡、吴玠、刘?、孙渥、赵哲等秦川五路人马，共约三十万，以刘锡为都统制，发檄文向金兵问罪，展开大规模的反攻。九月下旬，刘锡率五路大军与金军在富平激战，赵哲畏敌先逃，宋军溃败。富平之战是金军南侵以来宋军第一次大规模抵抗。宋军战败退兵，金军侵入关陇。


    和尚原之战——富平战败，张浚退守兴州，都统制吴玠招集散卒，扼守秦岭北麓大散关附近的和尚原。一一三一年十月，金宗弼军进攻和尚原，吴玠和弟吴玠音林lín）选劲兵强弩分番轮射，连战三日，大破金兵，俘虏金兵以千计。宗弼身中流矢，逃回燕山。金军南侵以来，还没有打过这样大的败仗。金军自陕川进军的计划被粉碎了。


    金军这次南下侵掠，直抵海边，但和攻掠东京或扬州时不同，在掳掠北返的途中，一再遭到南宋抗战将士的沉重打击。金军败走，政治形势由此发生了新变化。


    这时的金朝，仍然建都在会宁府。奴隶主贵族一再发动的南下侵掠战争，主要目的在于掳掠财富和掳掠人民作奴隶，还不想直接统治中原地区。金兵南侵，掳去大批汉人，锁上铁链，在耳部刺字，标价出卖，或者赶到西夏去换马，或者卖给蒙古、室韦等邻族。女真贵族夏天北还，秋天南侵，不在中原久居。


    高宗南逃，决意放弃中原。金太宗告谕宗望，应当再立一个象张邦昌那样的“藩辅”。宋济南府知府刘豫在一一二八年金军南侵时，杀掉济南守将关胜，叛变降金。刘豫向金将完颜昌（达赖）行贿，请求立他作傀儡皇帝。金军南侵途中，连续攻下大名、归德，并在杜充弃职逃跑后，在一一三○年二月，攻占了东京。这年九月，金朝便立刘豫在大名作“大齐皇帝”，以降金的原太原知府张孝纯作宰相。两年后，刘豫又迁到东京。金朝把齐国作属邦，把中原和陕西地区交给刘豫等去统治。


    高宗在一一三○年四月从海上回到越州，绍兴二年（一一三二年）正月，又返回杭州。早在一一二九年七月，高宗已把杭州升为临安府，作建都的打算。金兵退走后，东起淮水、西至秦岭的战线，逐渐稳定下来。南宋王朝在临安建立起它的统治，控制着半壁江山。


    三、南宋统治的确立


    高宗建都临安，只图苟安江南，对外继续屈辱妥协，对内加强对人民群众的镇压，以维护它的统治。


    妥协苟安——金兵退走，高宗回到临安，不能不标榜“恢复”“中兴”，但随即大兴土木，修建明堂、太庙，明显地表示出苟安江南的企图。御史张致远说：“创建太庙，深失复兴大计。”殿中侍御史张洵更明白地指出：“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庙，是将以临安为久居之地，不复有意中原。”金朝立刘豫后，高宗更加放弃了还都东京的打算。黄潜善、汪伯彦等放弃中原、苟安东南的主张，被高宗实现了。


    一一三○年十一月，前御史中丞秦桧</a>从金朝来到临安。秦桧在金兵攻下东京时，随徽、钦二帝和大臣们被掳走。何栗等在进入金界途中自杀。秦桧却一直跟到金朝，屈膝投降，又为金军南侵作参谋。秦桧自称从金军逃回，其实是金朝放他回来作内奸。这时，吕颐浩已出为建康府路安抚大使，范宗尹作右相。秦桧由范宗尹引荐，得见高宗。范宗尹进上秦桧代高宗拟好的一封向完颜昌议和的国书。高宗看后，说“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遂命刘光世向完颜昌通书致意。高宗任秦桧为礼部尚书，三个月后，又升任参知政事。秦桧自称，他有两策可以耸动天下。一一三一年七月，范宗尹罢相。八月，秦桧受命作右相兼知枢密院事。一一三二年五月，秦桧网罗南宋投降派官员，设置修政局，准备修改南宋的政治、军事体制，以适应降金的需要。七月，左相吕颐浩回朝，与秦桧不和。秦桧抛出他的两策：“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即不但放弃中原，而且把抗金投宋的河北人、中原人全部交还给金朝和刘豫。八月，御史黄龟年弹劾秦桧“专主和议，沮止国家恢复远图”，“植党专权”。吕颐浩也向高宗竭力揭露秦桧。高宗说：“秦桧说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我是北人，该归到哪里？”命兵部侍郎綦崈礼（綦音奇qí，崈同崇）起草制书，谴责秦桧，罢免相位，并告谕朝廷永不再用。秦桧为相一年，遭到朝臣反对而罢相，但放弃中原，偏安江南，仍然是高宗既定的国策。


    镇压农民——金兵南侵、高宗逃窜的过程中，宋朝的溃军乘机四处劫掠，城市乡村都遭到严重的破坏。舒蕲光黄镇抚使李成、蕲黄镇抚使孔彦舟等各领兵数万人，占据州郡，到处杀掠，变成残害人民的盗匪，最后又去投降金朝或刘豫，往来窜扰。御史韩璜描述当时的情况说：“自江西至湖南，无问郡县与村落，极目灰烬，所至残破，十室九空。询其所以，皆缘金人未到而溃散之兵先之，金人既去而袭逐之师继至。官兵盗贼，劫掠一同，城市乡村，搜索殆遍。盗贼既退，疮痍未苏，官吏不务安集而更加刻剥，兵将所过纵暴而唯事诛求，嗷嗷之声，比比皆是，民心散叛，不绝如丝。”南宋王朝暴露了投降逃跑的面目，官吏、兵将和盗匪一样地劫掠刻剥。在此情况下，各地农民纷纷举行了武装起义。


    高宗小朝廷把起义群众看作是比金朝更危险的敌人。反对秦桧的吕颐浩也主张“先平内寇，然后可以御外侮”。金兵退后，高宗随即把几个领兵的大将张浚、韩世忠、刘光世、张俊以及张俊统率下的岳飞等部，都从前线调离，大力平定“内寇”。几年之内，他们屠杀的农民，竟达几十万人。对待金朝的“外侮”一意屈辱妥协的高宗小朝廷，就这样在农民的血泊中，建立起黑暗统治。


    诋毁王安石——北宋末，钦宗即位，就下诏说：“今日政令，唯尊奉上皇诏书，修复祖宗故事。群臣庶士，亦当讲孔孟之正道，察（王）安石旧说之不当者，羽翼朕志，以济中兴。”随即起用程颐</a>最得意的门生、程学的继承人杨时</a>，作右谏议大夫兼侍讲、国子祭酒。杨时立即上书攻击王安石，说“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安石挟管、商之术，饰六艺以文奸言，变乱祖宗法度”，请钦宗“毁去（王安石）配享（孔庙）之像，使邪说淫词不为学者之惑”。钦宗下诏罢去王安石孔庙配享，改为从祀。当时太学生多崇信王安石的学说，纷纷起来反驳杨时。御史中丞陈过庭等也上疏对杨时进行弹劾。杨时终于在反对声中被罢免。


    高宗刚一建立南宋小朝廷，就又起用杨时为工部侍郎兼内殿侍讲。一一三一年八月，秦桧拜相的第二天，追赠程颐直龙图阁。高宗在制书中称赞程颐是“老师大儒”，“自得于正心诚意之妙”，“高明自得之学，可信不疑”，又攻击王安石等变法派是“曲学阿世”：说褒显程颐，是为了表明“上之所与，在此而不在彼”。范宗尹为相，高宗对他说：“人欲明道见礼，非学问不可”，“正心诚意，率由于此”。范宗尹说：“人主尤以此为先务”。吕颐浩、秦桧作相，高宗又对他们说：“人主之德，莫大于仁。”吕、秦说：“圣学高明，以诚、仁二者治心，修身、正家、齐天下有余裕矣。”高宗大力提倡“正心诚意”的程学，崇信程学的儒生都得到任用。士大夫想作官得利禄，便“托其说（程学）以自售”。一时程学大兴，成为作官的捷径。


    在高宗和范宗尹、秦桧等倡导下，程颐的门徒，展开了对王安石的围攻。宋朝以科举取士，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在太学生和青年文士中有着广泛的影响。钦宗时杨时曾奏请销毁“三经新义”，这时又写出《三经义辨》，从学术上向王安石进攻。一一三五年，杨时病死。高宗特诏褒扬《三经义辨》，又赐其家属银二百两、帛二百匹，作为对杨时反王安石的酬赏。攻击王安石的另一个办法，是篡改历史。高宗任命范冲（范祖禹</a>子）重修《神宗实录》，杨时也著《熙宁日录</a>辨》，对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事实肆意篡改。再一个办法，是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代表作就是邵伯温</a>（邵雍</a>子）的《邵氏闻见录</a>》。邵伯温假托苏洵</a>的名义，伪造《辨奸论》，说邵雍听到杜鹃的叫声，就预测到王安石作相“天下将乱”。邵伯温还编造说：王安石平日不梳头，不洗脸，前生是个獾（音欢huan），儿子王珪死后下了地狱等等。以荒唐的谩骂，对王安石肆意诋毁。


    高宗、杨时等加给王安石的最大罪状是：徽宗、蔡京的亡国和宋朝的南逃，都是由熙宁变法造成的。这当然是自欺欺人。明代的陈汝锜曾反驳说：今史牒具在，凡蔡京所逢迎，“蠹国害民非一政，然何者为熙宁之政？”凡蔡京所交结，如童贯、李彦、梁师成、朱勔、王黼、白时中、李邦彦等等，“何者为熙宁之人？”高宗集团把徽宗、蔡京的亡国，归罪于王安石变法，显然是想借以掩盖投降逃跑的罪责，继续苟且偷安。


    控制将帅——高宗狼狈逃窜过程中，不得不允许抗金将帅“便宜从事”。将权日重，就又引起高宗的疑忌。一一三○年五月，崇奉程学的御史中丞赵鼎</a>奏说：“祖宗于兵政最为留意”，“太祖和赵普讲明利害，著为令典，万世守之不可失。今诸将各总重兵，不隶三衙，则民政已坏”。“是祖宗之法，废于陛下之手”。高宗会意，下诏限制将帅转移财用和任免官员的权力。六月，又以宰相范宗尹兼知枢密院事，废除南逃时设立的御营司。北宋以来，政治和军事分立两府。仁宗以后，宰相不兼枢密。高宗用宰相兼领军事，说是为了“收兵柄，一赏罚，节财用”。中书舍人季陵又上奏说：“张浚在川陕，区处军事，安置从臣。偏于太专”。一一三一年二月，翰林学士汪藻</a>上“驭将三说”，大意说：“诸将过失，不可不治”；将领只能听命，不应参预谋划，议论政事；“自古以兵权属人久，未有不为患者”，“不早图之，后悔无及”。他建议“渐销诸将之权”，能驭将才能“弭盗”“遏敌”。高宗既要依靠诸将镇压人民起义和抗御金兵，又担心将领功高权大威胁他的统治，陷于难以解决的矛盾当中。北宋建国之初，太祖收兵权，意在防止割据，反映了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之争。南宋建国之初，主降的文臣力求控制主战的将帅，意在防止将帅专权抗敌，实质上是反映了投降派和抗战派的斗争，和北宋初的收兵权，性质完全不同。高宗对金朝“且守且和”，对将帅且用且疑，处在重重矛盾之中。（三）钟相、杨太等领导的农民起义


    南宋小朝廷自重建以来，面对金兵的南侵，从河南逃到江南，从江南逃入大海，不惜对金朝屈辱妥协，只求苟安江南，压迫人民大众。广大农民陷入金兵掳掠，官军抢夺，官府、地主加紧压榨的重重迫害之中。一一三一年，江西安抚大使朱胜非描述他所看到的情形说：“来自桂岭，陆行一千七百余里至临江军，所见道上居民及近路村落：自入衡州界，有屋无人；入潭州界，有屋无壁；入袁州界，则人屋俱无。”遭受残酷掠夺的广大农民，不断举行起义，以反抗南宋的黑暗统治。


    钟相、杨太起义一一三○年春，洞庭湖畔的鼎州爆发了钟相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


    鼎州武陵人钟相领导的起义军原来曾是一支人民抗金队伍。一一二七年春，高宗在南京（商丘）号召各地军兵“勤王”。钟相组织义兵三百人，由钟相子钟昂率领，赶到南京，拥戴高宗反抗金兵的南侵。高宗决策南逃，便又下令将各地前来“勤王”的义兵遣散，要他们“归元来去处，各著生业”。钟昂率领的义兵亲眼看到高宗小朝廷妥协求降的面目，归来的途中更看到各地官军、盗军的劫掠情景。钟相并没有按照高宗的意旨解散回乡的队伍，而是继续结集，结寨自保，并设置旗帜器甲，作起义的准备。荆南一带不断遭到官军和盗军的蹂躏。一一三○年初，金兵攻陷潭州，大事掳掠后，屠城而去。孔彦舟乘机收集溃兵，占据荆南和鼎、澧诸州，并利用钟相在民间的威信，诈称是“钟相民兵”，四处窜扰。在这样的形势下，钟相毅然举起武装起义的旗帜，号召抗拒孔彦舟的盗军。鼎、澧、荆南各地的人民纷纷响应，农民起义的烈火点燃了。


    早在起义的二十多年前，钟相就在武陵一带利用宗教作工具，联络组织农民，宣传反抗思想。史书记载，钟相利用的宗教是不同于佛、道的“左道”。很有可能，这就是方腊起义时利用过的摩尼教。方腊起义失败后，摩尼教仍在各地农民群众间秘密流传，成为他们相互联络、准备起义的工具。宋朝统治者不断下令禁止，对“事魔”的农民严厉镇压。起居舍人王居正向高宗报告说：“方腊以前，法禁尚宽，而事魔之俗，犹未至于甚炽。方腊之后，法禁愈严，而事魔之俗愈不可胜禁。”“自方腊之平，至今十余年间不幸而死者，不知几千万人矣。”宋朝统治者们，在向金兵屈膝求降的同时，不惜大规模地屠杀“事魔”的农民，宋朝杀人越多，反抗的力量越大。自温州、台州、衢州、徽州、严州、信州以至河南的信阳军、河北的沧州、清州，南到两广、福建，到处都有摩尼教的秘密起义组织。钟相发动起义的荆湖一带，早在唐代宗时，荆州就建有大云光明寺，是摩尼教的一个传布中心。


    长期形成的钟相农民军是一支有组织、有训练的队伍。钟相自称“有神灵与天通，能救人疾患”。向农民宣传说：“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早在五代时，南唐诸祐利用“左道”组织农民起义，就曾提出“吾能使富者贪，贫者富”的口号。钟相继承诸祐和王小波的口号，更加明确地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平等、平均思想以反抗官僚、地主的封建统治。“入法”（入教）的民众，分财互助，团结一致，又有自己的武装，有效地抵制了官军和盗军的骚扰。洞庭湖周围各县的广大农民，自备干粮，络绎不绝地到武陵投拜“入法”，尊称钟相为“老爷”或“天大圣”。一些士大夫也到这里来避乱。


    但是，一一三○年二月钟相发动武装起义后，并没有停留在宗教组织的范围。钟相立即建立国号大楚，钟相称楚王，钟昂为太子，立年号天战（一作“天载”），建置将相官属。起义军宣布宋朝的国法是“邪法”。焚烧官府、寺观、庙宇和“豪右之家”，镇压官吏、僧侣、道士、巫医、卜祝以及跟广大农民结有仇隙的地主富豪。夺取官僚地主的财产还给农民，称为“均平”。起义军的行动，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说这是“天理当然”。


    钟相在武陵发动起义后，鼎州武陵、桃源、龙阳、沅江，澧州澧阳、安乡、石门、慈利，荆南枝江、松滋、公安、石首，潭州益阳、宁乡、湘阴、安化，峡州宜都，岳州华容，辰州沅陵，各地农民群众纷起响应。起义的烈火燃遍了十九个县的广大地区。钟相派出一支农民军攻打桃源县城。知县钱景持率领保甲兵丁来镇压起义，农民军杀钱景持，大败宋兵。两日后，钟相军又攻克澧州，杀宋守臣黄琮，胜利进入州城。


    来势迅猛的钟相起义，震撼了南宋王朝。孔彦舟叛军勾结鼎州的地主豪绅，占据鼎州。南宋小朝廷便任命孔彦舟为荆湖南北路捉杀使，让他去镇压钟相起义军。南宋驻守鄂州的宣抚司访察使李允文，派遣统领官安和统步兵入益阳，统制官张崇领战舰入洞庭湖，张奇统水军入澧口，分道镇压起义。


    孔彦舟看到不能以战取胜，便另生诡计，向起义军散布说：“爷（农民军称钟相为“爷”）若休时我也休，依旧乘舟向东流”，假装无意决战。一面又派人到钟相处，请求“入法”，做打入起义军内部的奸细。钟相没有识破诡计，农民军中混入了内奸。一一三○年三月，孔彦舟军大举进攻，奸细作内应，起义军兵败。钟相、钟昂父子在山谷中被当地一个地主捉住。孔彦舟将钟相父子押送朝廷处死。钟相发动起义仅仅一个多月，便英勇牺牲了。


    南宋王朝处死了钟相，却无法扑灭已被钟相点燃的起义烈火。洞庭湖畔各地的起义农民，在青年领袖杨太领导下，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持久的战斗。


    杨太是随钟相“入法”起义的一位青年农民。当地称兄弟中最小者为“幺”，因此又亲切地叫他“杨幺”或“幺郎”。钟相牺牲后，杨太和农民军首领杨广、夏诚等领导一支农民军占据龙阳县继续战斗。农民军沿洞庭湖分立寨栅，组成了八千人的队伍。


    一一三○年六月，宋朝调任知荆南府程昌■（音宇yu）去鼎州，任鼎澧路镇抚使，镇压起义。程昌■途经龙阳县境，随从官吏和仆从们上岸掠夺民间财物。杨太部下的水寨首领谢保义，立即指挥起义军出击，缴获了他们在各地搜括的金银财帛等赃物，程昌寓只身逃回公安县，改由陆路绕道到鼎州。程昌■到任后，指挥官军进攻起义军，并对起义军展开诱降活动。起义军的一个首领杨华叛变，到鼎州投降。程昌■又命杨华派亲信到杨太军中劝诱诸首领降宋。杨太“极口骂杨华不是丈夫汉”，痛加斥责。接着，便率领水军，到鼎州城下向宋军发动进攻。程昌■龟缩城内，不敢出战。


    杨太起义军以洞庭湖为基地，采集木料，打造战船，训练水军，声势大振。绍兴元年（一一三一年）正月，夏诚指挥的起义军大败程昌■新组成的水军，获得大批战船。此后起义军又打造了多种样式的车船。每船可载兵千人，用人踏车，可进可退，船上设拍竿长十余丈，上置大石，下作辘轳，遇敌军船近，即用拍竿发石击碎。车船的制造，始于唐代李皋。起义农民在都料匠高宣的指导下，以宋军的车船为样式，进一步提高了打造车船的技术。起义军用车船作战，官船不能接近。起义军水寨数十处，车船数十只，布满洞庭湖边，雄壮非常。继承钟相事业的杨太，不再以攻取州县作为作战目标，而是继承并发展了梁山泊农民起义的传统，在洞庭湖建立了起义据点，形成可攻可守的指挥中心。农民军不断发展壮大。


    宋王朝看到程昌■不是农民军的对手，又在一一三二年十一月，起用李纲作湖广宣抚使，来镇压起义。李纲立即派将官招降溃散的官兵，作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准备。朝中一些投降派官僚，担心李纲“剿寇”立功，再被重用，于是纷纷上章攻击李纲是“藩镇跋扈之渐，若久任之，将使军民独知有纲，不知有陛下，知有宣抚司，不知有朝廷”。高宗又把李纲撤职，改派龙图阁直学士折彦质为湖南安抚使，督率潭、鼎、荆南兵，镇压起义。


    这时，杨太起义军以洞庭湖水寨为据点，已经发展到二十万人。占领的地区北到公安，西到鼎、澧，东到岳阳，南到长沙。洞庭湖沿岸各州县的广大农村几乎都已为起义军所占有。宋官军所盘据的，只是处在农民起义军包围中的几座州县孤城。一一三三年四月，杨太拥立钟相少子钟义作太子，自号大圣天王，下设三衙等机构。起义军占领地区的农民，在杨太领导下努力发展生产，实现了钟相“田蚕兴旺，生理丰富”的理想，境内人民安乐，物产丰盛。起义军春夏耕耘，秋冬战斗，不断袭击宋军。折彦质部难以前进。


    一一三三年六月，宋王朝又增派王珪（音泄xiè）为荆南制置使，领兵六万，会同折彦质等镇压杨太起义军。王珪水军攻进杨太大寨，却是一座空寨。原来杨太早已转移到鼎口港地泊驻，伏军待战。十月，王珪军赶到鼎口，杨太发动车船迎战。农民起义军车船高数丈，用坚木二尺余，削尖两端作投掷武器，与矢石俱发，叫做“木老鸦”。官军大败。王珪本人也被流矢、木老鸦打中，逃回鼎州，留下统制崔增、吴全据守洞庭湖下游。


    崔、吴军守下游，企图与上游程昌■部官军夹击起义军。杨太军得知后，顺江放下三只大船，船上不树旗枪，也不见人，沉寂无声，交横而下。崔、吴军见了，以为起义军为上游官军杀败，流来空船，于是发动全队舟船，乱次争先，纷纷而上，到了水面宽广处，农民军车船突然擂鼓呐喊</a>，踏车回旋，发动猛攻，迅速地把官军大小数百只战船全部击沉。沙滩上的官军步兵也被起义军消灭。一日之间全歼崔、吴军一万人，获得弓矢甲胄不计其数。起义军获得重大胜利。


    这时，王珪还在下江口营帐，不知道宋水军全军覆没的消息。农民军百余人穿着新衣，打着鼓板，吹着笛子，弄着气球，到宋军大营，用竹竿挑着一卷文书，喊宋军来取。宋军满以为这是“受招安”的文书，打开一看，原来是农民军缴获的宋朝的官告。农民军使者在旁哈哈大笑说：“崔家水军一万来人，前日晚被我们杀了，一个不存。衣甲、枪刀、旗号、钱粮，一齐属我了也！”农民们在欢笑声中吹笛打鼓扬长而去。当晚，起义军又乘车船相继而来，全装铁甲，各执雁翎长刀，光彩射目。向宋军高喊：“崔增、吴全是天下有名水军，一万来人，只消我三支车船，尽底杀了。你们消得甚的杀也！”二更时，起义军的大小车船无数，大举追袭宋军。宋船两边都被打空，满身中箭。宋军士头破额裂，狼狈逃走。王珪带领残兵败回鄂州。农民军再次取得辉煌的胜利。


    起义军乘胜前进。一一三四年七月，进攻鼎州社木寨，又大败宋军，继续获胜。


    一一三四年二月间，张浚自西北被召入朝时，路过潭州，曾派枢密院计议官去和折彦质共同策划“招安”农民军，遭到杨太拒绝。这时，刘豫的齐国看到农民起义军胜利发展，也想以“联军灭宋，分地而王”，招诱农民起义军。齐“太尉”李成差密使来杨太大寨，送来金帛文书，说愿与水寨首领会合，水陆并进，取宋沿江州县，得县的做知县，得州的做知州。起义军严正拒绝，把来人打发回去。一月后，李成又派三十五人来，带着官诰、金束带、锦战袍、羊羓（音巴ba）等物，劝诱起义军配合金、齐大军灭宋。农民起义军将这三十五人全部处死，投入江中。高宗得知后，下诏向杨太等诱降，说可以给他个知州的官做，也被杨太拒绝。杨太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复杂环境中，坚持反对宋朝的统治，又坚持抗拒金、齐，始终如一，大义凛然。


    和杨太的正义行为相反，一贯对金屈服的南宋，把农民军看做是比金、齐更为危险的敌人。江西一个地主向高宗上书说：“方今之大患有三：曰金虏，曰伪齐，曰杨幺。然金虏伪齐，皆在他境，而杨幺正在腹内，不可不深虑之，若久不平灭，必滋蔓难图。”侍御史张致远也在一一三五年二月上奏说：“金朝侵侮，不过是皮肤病，如果善用药石，就很容易去掉。庶民作乱，是心腹蓄毒，若养而不治，实在难好。洞庭被占据这多年，招安之人屡遣，而大半不还，水陆之师每进，而无敢深入”。这时已掌握军政大权的右相张浚也说：“杨幺据洞庭湖，实占上流，不先去之，为腹心害，将无以立国。”对待金朝，宋朝官员中存在着抗战派与投降派的对立，但在镇压农民起义时，他们又完全一致起来。高宗派张浚亲临督战，又下令把精锐的岳飞军从淮西的前线调往洞庭湖。一场血腥的镇压开始了。


    宋军这次镇压杨太起义军，按照张浚的主意，改变了历来冬季出师的惯例，选在农忙季节进军，想趁起义军忙于生产，发动突然袭击，同时还想以毁坏田亩禾稼为手段来进行威胁。一一三五年五月，张浚、岳飞领兵到达洞庭湖地区，施展所谓“剿抚并行”的策略，大力开展诱降活动，释放俘虏，重用叛徒，分化瓦解农民起义军。起义军中的黄佐</a>、杨钦，先后叛变，投降岳飞军。六月，杨太大寨由于杨钦等叛变而陷于孤立，被岳飞军攻破。杨太拒不降宋，和钟义泅水突围，被宋军俘虏。杨太被押送到岳飞面前，英勇就义。杨太就义前，仍然高呼钟相称号（老爷），至死不屈，表现了中国农民不甘屈服于黑暗统治的顽强反抗精神。


    杨太就义后，夏诚仍然据水寨固守，继续战斗。岳飞军以巨筏塞置港汊中，用腐木烂草填入行船通道，使起义军车船无法行驶。起义军水寨被攻破。夏诚被俘，也壮烈牺牲。钟相、杨太领导的洞庭湖农民起义，前后持续六年之久，给南宋王朝以沉重打击。农民起义军依据江湖港汊建立据点，春夏耕耘，秋冬作战，为历史上农民战争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钟相、杨太起义的同时和起义失败后，江西、湖南、福建等地的农民群众相继举行起义，不断打击着南宋王朝的统治。


    信州王宗石（王念经）起义一一三○年四月，在钟相发动起义的同时，信州贵溪县农民在王宗石（王念经）领导下，举行起义。王宗石是当地摩尼教的一位首领，长期以来利用摩尼教组织农民，具有广泛的影响。起义发动后，农民军迅速攻下贵溪、弋阳两县。信州和饶州一带的贫苦农民纷纷加入起义队伍，农民军很快发展到几万人。高宗派辛企宗军去镇压。一月之间，农民军连续战败官军，取得胜利。高宗又调派张浚和刘光世部的王德军，对农民军四面围剿。农民军激烈战斗，王宗石等二十六名领袖战败被俘，被押送到越州的高宗小朝廷，英勇就义。起义发动不到两月，即遭到南宋官军的镇压而失败。起义失败后，刘光世部王德残酷屠杀贵溪、弋阳两县的人民近二十万人。


    建州农民起义一一二九年，苗傅、刘正彦发动政变失败，领兵退走建州。宋朝各路官军进入建州追击，沿途向百姓勒索军需，烧杀劫掠，农民群众被迫迁徙流亡。宋兵擒捕刘、苗去后，建州一带出现严重的灾荒。一一三○年，建州瓯宁县农民在回源峒发动起义，私盐贩范汝为被推为领袖。八月间，范汝为领导起义军攻入建阳县。宋神武副军都统制李捧率官军三千迎击，被起义军击溃，李捧逃走。农民军迅速发展到数万人。


    十月间，南宋小朝廷派朝请郎谢向持金字牌到范汝为军中“招安”。十一月，又派神武副军都统制辛企宗率大兵镇压。辛企宗进驻邵武军，距回源峒二百多里。在宋朝的威胁利诱下，范汝为受“招安”，接受宋朝赐给他的从义郎、福建民兵都统领的官职，受辛企宗节制。范汝为以下的一些首领也接受了宋朝的官职。起义军由于首领叛降而被出卖了。


    范汝为投降后，农民军仍在建阳城外驻扎、耕田。当地地主也要向农民军交纳租税。一一三一年二月，高宗诏令辛企宗将农民军“放散”“归农”。农民军拒不解散。


    建阳农民继续展开斗争。农民丁朝佐领导另一支农民军发动起义。范汝为部下、降宋后称保义郎的熊志宁又率领部分农民军离去，与丁朝佐会合。九月间，丁、熊军进到建州浦城、崇安等县。南宋得报，派江东统制官阎皋统领部下全军镇压丁、熊，又派监察御史胡世将到福建“督捕”。十月九日，胡世将奏报说：“汝为自就招安，心怀反侧，仍前剽掠”。高宗立即下诏捕杀范汝为。诏书说：“官军杀获范汝为，与补汝为现带官职”。十月十九日，范汝为率领农民军向建州转移，宋建州守臣逃跑。范汝为入据州城。范汝为部下叶谅等向邵武军进攻。


    十一月，御史弹劾辛企宗长期不能“放散”农民军，“拥兵逗留”，请另遣将。高宗贬辛企宗，降三官。另派韩世忠领兵入福建镇压。绍兴二年（一一三二年）正月，韩世忠军围攻建州，攻城六日，农民军三万余人战死。范汝为逃回回源峒自杀。宋军到邵武军，叶谅败死。熊志宁接受阎皋的“招安”，充当宋军的“前军统领”。


    建州起义发动以来，起义农民前后有十余万人，声势是浩大的。但由于农民军领导者的动摇投降，终于遭到宋朝的血腥镇压而失败。广大起义农民作出了重大的牺牲。


    但是，起义农民仍在继续战斗。农民军千余人在范忠领导下，转向建州松溪县进攻，杀县尉吴某，又进而打到浙东。十一月，范忠军转战龙泉县，进攻处州，震动了宋朝。十二月，高宗命令神武前军左部统领申世景领兵二千镇压，下诏说：“如不即扑灭”，“并重置典宪”。宋军到处州，不能得逞。高宗又增派精兵二千会合。范忠农民军寡不敌众，遭到镇压牺牲。


    范忠领导的农民军，在范汝为死后，转战闽浙，坚持斗争达一年之久，又一次体现了农民群众反对“招安”、坚持斗争的光荣传统，是值得赞颂的。


    吉州彭友起义一一三○年，吉州一带的农民也在彭友（一称彭大或彭铁大）、李满（号称“李动天”或“李洞天”）、王彦和廖八姑三姐妹的领导下举行起义。起义农民推举彭友等十人作领袖，称为“十大王”。起义军攻占江西、湖南八个县城，起义队伍达几万人。起义军在各地区往来活动，声势越来越大。到一一三三年初，广东、江西等路官吏纷纷向宋朝上奏章，要求调派岳飞军前往镇压。四月，宋朝派岳飞军到吉州。这时彭友已率领农民军转移到雩都（雩音于y*），联合永新县尹花八等两支农民军三千多人，严阵以待。岳飞军赶到雩都，派出两名“辩士”找彭友劝降，彭友义正辞严地说：“吾宁败，不肯降，毋以虚声恐我！”岳飞指挥官军猛攻山寨，起义军战败，彭友被俘。李满等率领农民军退到固石洞拒守。固石洞山高而险，易守难攻，岳飞驻兵山下，再次派说客到山上劝降，企图动摇农民军的斗志。农民军义愤填膺，表示“虽死无憾”，坚决斗争到底。岳飞见诱降不成，又调动骑兵，围住固石山，派步兵强行攻山。起义军腹背受敌，经过激烈战斗，主力大部牺牲，终于失败了。


    虔州陈颙起义一一三一年七月，陈颙（音拥y$ng）领导虔州农民几千人起义，攻打雩都、信丰等县。一一三二年四月，起义军进攻循州，克龙川县。十一月，克武平县，又围梅州。绍兴三年（一一三三年）正月，起义军围攻潮州，不能下，撤回江西。虔州各县农民纷纷起来响应，罗闲十、蓝细禾、钟超等“四百余党，自为头首，各成寨栅”，共有十多万人。各支队伍“结为表里”，建立联盟，共同反抗官军，依靠山区的险要形势，建寨五百多座，活动于广东循、梅、潮、惠、英、韶、广、南雄等州，江西虔州、南安军、建昌军，以及福建汀州、邵武军等广大地区。这年四月，岳飞在镇压吉州农民军以后，又进兵虔州。农民军在兴国县，与官军摆开阵势，英勇战斗。但由于各支农民军队伍缺少统一的指挥，最后被岳飞军各个击破。陈颙、罗闲十、蓝细禾等被俘。陈颙等农民领袖同吉州农民领袖彭友、李满等一起，都被岳飞杀害了。


    严州农民起义王宗石等利用摩尼教起义失败后，摩尼教作为农民群众的秘密组织，仍在江、浙一带继续活动。入教的农民，设置兵器，随时准备“群起举事”。衢州开化县是万山环绕、路不通驿的地区，接近徽、严二州，宋朝统治力量较为薄弱。摩尼教领袖余五婆在这里“传习魔法”，组织农民。一一三三年春，官府发现了余五婆的活动，下令捕治禁止。余五婆随即转移到严州遂安县白马源，隐蔽在教徒缪罗家中。同年三月，缪罗的怨家发现余五婆，向保正告密。保正乘机对缪罗进行敲诈勒索。缪罗杀死保正，发动摩尼教农民起义。起义农民多次打败前来镇压的官军，接连击毙凤林巡检章浦、淳安县尉曹作肃等人。五月，知严州颜为带领临时拼凑的弓手、保甲六千多人，宋朝又派神武中军统制杨沂中领兵三千，会同前往镇压。在决定起义成败的关键时刻，缪罗经不起杨沂中的威胁利诱，接受了杨沂中的“招安”。起义农民仍然坚持与官军作战。但由于缪罗等人的叛变，起义军力量削弱，终于被杨沂中镇压下去，起义军骨干王仓等九十多人被捕牺牲。


    郴州宜章县农民起义一一四○年，湖南郴州宜章县山区农民在骆科、文遂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后，骆科率领义军攻打桂阳、郴、道、连、贺等州的县城。宋朝派统制郝政带领官军镇压，骆科中途叛变，投降官军，义军被打散。但不久之后，义军余部又集结在一起，在邓宁、李定等人的领导下，继续战斗。义军的另一部分在欧幼四的领导下，以桂阳监临武峒为据点，发展到几千人，屡次打败官军，攻克了蓝山县。直到一一四一年十月，这几支农民军才被宋军镇压而最后失败。（四）抗战与投降的斗争


    高宗统治集团残酷地镇压了农民起义。但是农民群众此仆彼起的英勇斗争，显示了自己的强大力量。它明确地告诉了人们：如果金兵南侵，南宋小朝廷再要投降逃跑，就难免被人民群众的巨掌所葬埋。


    高宗集团一味妥协苟安的政策，并不能阻止金朝的继续南侵。刘豫傀儡政权“大齐”建立后，金朝一面支持刘豫南侵宋朝，一面继续派出金兵南下侵掠。在这样的形势下，南宋王朝是抗战还是投降，仍然是摆在高宗统治集团面前的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朝廷中形成以岳飞等为代表的抗战派和以秦桧为代表的投降派，进行了反复的斗争。


    在以偏安东南为既定国策的高宗集团统治下，南宋抗战与投降的过程大致是：当着金、齐发动南侵，战争威胁到南宋的统治时，高宗不得不任用抗战派抵抗敌兵；当着抗敌获胜，将领们权势增强，而金朝又采取“以和议佐攻战”来诱降时，高宗就又信用投降派屈膝求和；南宋的屈辱招致金兵的再度南侵，高宗被迫再次起用抗战派将领；抗战派再度抗敌获胜，高宗和投降派就又在胜利形势下，再来求降。自高宗迁都临安以来的约三十年间，伴随着宋、金斗争和南宋王朝内部斗争的发展，南宋王朝大体经历了抗战——投降——再抗战——再投降这样一个历史过程。


    一、保卫川陕和收复襄阳的胜利


    从一一三三年到一一三六年的三年间，金朝南侵军一面在川陕地区继续向南宋进攻，一面支持刘豫的齐国从中原地区南下，同南宋展开激战。吴玠军打退金军，保卫了川陕。岳飞军战败金、齐，取得了收复襄阳六郡的胜利。


    川陕之战——金宗弼军自和尚原之战败退后，金朝又派撒离合屯兵凤翔，与宋吴玠军对峙。绍兴三年（一一三三年）正月，撒离合绕开和尚原，率主力东进，攻下金州，沿汉水西上，进攻兴元，宋王彦军败走。知兴元府刘子</a>羽派统制田晟带兵据守金州石泉县西的饶风关，向吴玠告急。吴玠亲自领兵从凤州河池县启程，日夜行三百里，在金军到达前，赶到饶风关，会合王彦军及抗金义军一万三千人守关。金军没有料到吴玠军来得这样快，赶忙发动猛攻。攻关六昼夜不能下。吴玠部下一个将官叛变，向金军告密，金军从小道绕到饶风关后，两面夹击，宋军只好撤退。饶风关失守。王彦退守达州，吴玠退守仙人关，刘子羽退守潭毒山。金军到川陕界上的金牛镇，不见宋军踪影，怀疑有埋伏，不敢深入，退军兴元，然后又从斜谷撤退。吴玠派兵追袭，金军大败，死亡一千多人，丧失了全部辎重。刘子羽趁势进兵，收复兴元、洋州等地，王彦收复金州等地，全部恢复了战前局面。宋军在川陕保卫战中取得了胜利。


    一一三四年二月，宗弼、撒离合又协同齐国的刘夔率十万骑兵从宝鸡入侵仙人关。吴玠军万人在杀金坪抵御。吴玠领兵由七方关急援，转战七昼夜，与吴玠合兵。三月，金兵进攻关隘，身披重铠，用铁钩相连，鱼贯而上。吴玠督军死战，矢下如雨，金兵死尸层层堆积。撒离合改用火攻，又被宋统领姚仲设法扑灭。吴玠派统制杨政、统领田晟率军出击，战场上火炬照亮了群山，战鼓声震动天地。次日夜间，吴玠又派统领王喜、王武率勇敢战士，分紫、白两色旗帜杀入金营，宋军全力奋战，金军不支，连夜撤走，退守凤翔。吴玠、吴玠军奋勇战斗，又一次胜利地保卫了川陕。吴玠升任川陕宣抚副使，又乘胜收复凤、秦、陇诸州。


    收复襄阳——中原战场上，宋、齐间不断发生小规模战事。一一三三年二月，襄阳镇抚使李横会合右武大夫牛皋等收复颍昌。刘豫派宋朝叛将李成率二万人迎战，又向金朝求救兵。金宗弼领大军来侵，李横败退，襄阳、颍昌失守。五月，高宗下令沿边诸将不得“侵犯齐界”，派韩肖胄等去金朝求和。十一月，韩肖胄回朝，金使李永寿来宋，要挟宋朝归还齐俘虏和在东南的西北士民，并要求以长江为界，把江北地方全部给刘豫。金使的无理要求，激起宋朝抗战派将士的愤怒。广州一个监管盐税的官员吴绅上书，请高宗亲征，讨伐刘豫。殿中侍御史常同对高宗说：“先振国威，则和战常在我。若一意议和，则和战常在彼。”“未闻二十万兵而畏人者也”。岳飞建议出兵，收复襄阳六郡，恢复中原。岳飞收复建康后，被任命为通、泰州镇抚使，守卫长江下游。在一一三一年到一一三三年两年多的时间中，岳飞忠实地执行南宋王朝“荡清内寇”的使命，转战湘赣间，讨伐李成等盗军，又残酷地镇压了虔州和吉州等地的农民起义，因而得到高宗的赏识和信任。高宗亲自召见岳飞，特赐“精忠岳飞”的军旗，提升他为镇南军承宣使、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驻军江州。岳飞连续上疏，建议出兵北上，进取襄樊。岳飞的建议得到宰相朱胜非和参知政事赵鼎的支持。赵鼎荐任岳飞为统帅。牛皋进见高宗，说“刘豫必灭，中原可复”，受命率部去江州，归岳飞指挥。


    高宗迫于形势，不得不派岳飞出兵抗战，但仍然无意恢复中原。在岳飞出兵前，就先规定了种种限制。南宋朝廷用“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的名义，向岳飞明确规定：只准“收复襄阳府、唐、邓、随、郢州、信阳军六郡地土”，“不得辄出上件州军界分”。敌军“若逃遁出界，不须远追”；“亦不得张皇事势，夸大过当，或称‘提兵北伐’，或言‘收复汴京’之类，却致引惹”。还规定：事毕，大军复回江上屯驻。


    一一三四年五月，岳飞接受了新任命给他的镇南军承宣使、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兼黄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等本兼各职，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岳飞命令军士，所过各处，不准残害民众，不准侵犯禾稼。渡江时，他在船上对幕僚们说：“飞不擒贼，不再渡江！”岳飞军旗开得胜，一举攻下郢州，齐守将京超自杀。岳军兵分两路：张宪</a>、徐庆分兵攻随州，岳飞亲率大军直趋襄阳，军声大振。齐将李成出襄阳四十里迎战，岳飞看到李成列阵后，说：“步兵利险阻，骑兵利平旷，李成左列骑兵于江岸，右列步兵于平地，兵虽多至十万，有什么用呢？”举鞭命王贵以长枪步卒攻击李成的骑兵，命牛皋领骑兵攻击李成的步兵。李成军大败，死伤无数，李成夜中逃跑，岳飞顺利收复襄阳。随后又派牛皋增援张宪、徐庆，很快攻克随州，生擒齐将王嵩，俘虏五千人。李成自襄阳败退后，又纠集兵马与金军汇合，在邓州西北列寨三十几所，准备与宋军决战。岳飞把军队分成几支，发动突袭和两面夹击，把李成军再次击溃，一鼓作气连续收复了邓州、唐州和信阳军。这年七月，岳飞便完全按照预定的计划，胜利地收复了襄阳等六郡，屯兵鄂州。


    捷报传来，整个临安轰动了。高宗慨叹说：“不知他能破敌立功到如此地步！”随即升任岳飞为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统辖襄阳府路。不久又晋封为武昌开国侯。宋朝建国以来，作为最高荣誉官衔的节度使，从来不轻易授人。这时南宋带节度使衔的，也只有刘光世、韩世忠、张俊三个大将。几年前，还是个普通军官（统制）的岳飞，还只三十二岁，便建节封侯，这在宋朝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但是，这时的岳飞却把功名看作尘土，念念不忘的是乘胜收复中原。他在鄂州作《黄鹤楼</a>》词说</a>：“何日请缨提劲旅？一鞭直渡清河洛。”直渡黄河，北上抗敌，一直是岳飞的高远理想。但这就和高宗苟安东南的国策处在了相矛盾的境地。岳飞直上青云，功高位显，也开始陷入了高宗统治集团的疑忌之中。打退金、齐——一一三四年九月，金朝又纠合刘豫，发兵南侵。金兵五万，由宗弼等率领，齐兵由刘豫子刘麟</a>率领。金、齐兵绕开岳飞和吴玠的防区，自泗州和楚州两地渡淮南侵。知楚州樊序弃城逃走，淮东宣抚使韩世忠自承州退守镇江。高宗得报，惊惶失措，又和投降派朝臣议论着逃跑避难。宰相赵鼎（一一三四年任相）和参知政事沈与求</a>等都劝高宗“御驾亲征”。高宗仓促间派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分别率军赴建康、扬州、当涂防守。


    宋军将士奋勇杀敌。十月，金兵进至扬州大仪镇，韩世忠军迎哉。金兵大败，将官挞也被擒。韩军前军统制解元和部将成闵在承州败金兵。韩世忠大军追至淮水，金军溃败而逃。韩军进驻楚州。


    十月，金兵主力侵犯淮西。十二月初，宋庐州军败，退守城内。岳飞部受命来援。牛皋、徐庆在庐州城外击败金兵，追袭三十余里，金兵败走。


    金、齐兵在淮东、淮西连续被挫败，便在这年年底收兵而去。


    金兵退后，一一三五年二月，赵鼎、张浚分任左、右相。高宗命张浚、岳飞领兵镇压了杨太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事过之后，张浚回朝，又向高宗建议，北伐刘豫，恢复中原。


    一一三六年二月，张浚以宰相兼都督诸路军马事的身分，召各路将领到平江府集议北伐。议定由韩世忠军出楚州攻淮阳，刘光世屯合肥，张俊屯盱眙，岳飞驻襄阳，作进取中原的准备。


    岳飞军受命，进驻襄阳，八月间出征。前锋军顺利攻占了虢州卢氏县城，又收复了长水县。十一月，岳军王贵、董先、牛皋等部在唐州北大败齐兵，进抵蔡州境内，距离东京不远了。蔡州齐兵防守坚固。岳飞向朝廷请示进止，高宗回答说：“兵家不虑胜，惟虑败，万一小跌，不知如何！”下诏要岳飞回师。岳飞奉诏退兵，敌军来追。岳飞又乘势在唐州山林内设下伏兵，出其不意，围歼敌人的追兵，生擒敌兵几千人、战马三千匹，获得大胜利。岳飞和部属们议论着，总有一天要打到金朝的巢穴，“直抵黄龙，与诸君痛饮！”但岳飞军仍不得不奉命退守鄂州。岳飞在鄂州“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吟成一曲传诵的歌词《满江红</a>》。岳飞在词中慨叹“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向往着“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侍从头，收拾旧山河”。岳飞出兵节节获胜，北上抗敌的意志越来越高昂，和高宗苟安东南的国策，矛盾也越来越大了。


    刘豫傀儡政权见张浚部署北伐，岳飞出征，便赶忙向金朝求救。这时，金太宗已在一一三五年死去，完颜亶（金熙宗。亶音但d4n）继位，对刘豫置之不理。刘豫不得不孤注一掷，倾巢而出。一一三六年九月，发大兵出击。兵分三路：中路刘麟一军，经寿春，攻庐州；东路刘猊（音泥ní）一军，出涡口，攻定远，兵锋直指宣、徽二州；西路宋朝的叛将孔彦舟一军，由光州，攻六安。东路军至淮东，被韩世忠军阻挡，退回顺昌府；西路军攻光州不能下。只有进攻庐州的刘麟中路军渡过淮水到达寿春、濠州之间，刘光世放弃庐州。


    张浚部署军事后，请高宗进驻建康。高宗到平江府，开始犹豫踌躇，宰相赵鼎和签书枢密院事折彦质等从而提出“皇帝回銮”的建议。刘光世得到折彦质的支持，自庐州退保当涂。张浚从前线归来，竭力反对，请高宗写御笔军令“有不用命，当依军法从事”，急令刘光世回庐州抗敌。刘光世被迫回军，刘麟的齐军正向庐州杀来。两军相遇。刘光世部将王德、郦琼（郦音丽li）部在淮河南岸霍丘附近大败齐兵，刘麟败退。张浚派杨沂中部援淮西，在藕塘大败齐刘猊军，齐兵纷纷投降。杨沂中与王德部合兵追击刘麟至南寿春，刘麟大败而逃。围攻光州的孔彦舟听说主力军败，也慌忙撤兵逃走。刘豫齐军的进攻被彻底粉碎了。


    战争过后，张浚面见高宗，请求罢免刘光世兵权。赵鼎反对，因而辞相。一一三七年八月，张浚罢免刘光世，命王德统军。郦琼不服，率领淮西兵四万人投降刘豫，朝廷震动。张浚因处置失宜，引咎辞相。高宗再用赵鼎为相，作议和的准备。


    二、屈辱的“和议”刘豫南侵，被宋军打得狼狈逃窜，金朝统治者更加感到刘豫的无用，便在一一三七年十一月明令宣布废掉刘豫的齐国。这时，金朝统治者面临的问题是：继续以会宁府为中心发展它的奴隶制统治，还是直接统治封建制的中原地区。对待这个重大的问题，金朝贵族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主张。金熙宗采纳完颜宗磐、完颜昌的建策，准备把刘豫统治的河南、陕西地区交给宋朝，而要高宗象刘豫那样地向金称臣，贡纳岁币。这实际上是在宋军得胜的形势下，把南宋变成和齐国一样的属邦。金熙宗决策后，便派遣宋朝在金的使臣王伦回朝，向高宗诱降。


    绍兴七年（一一三七年）十二月，王伦向高宗奏报了完颜昌的口信：“好报江南，自今道途无壅，和议可成。”一意追求妥协苟安的高宗，得报大喜，厚赏王伦。数日前，高宗说：“若金人能从朕所求，其余一切非所较也。”这就是说，只要金朝许和，一切条件都可接受。次年三月，任命秦桧作右相，作向金投降的准备。


    这时，北宋的亡国之君徽宗，已在金朝死去。王伦回来说，如果议和，金朝允许送还“梓宫”（皇帝棺柩），高宗更加感激，急于求和。抗战派将领正在乘胜备战，指望进兵中原。听说要议和，群情激愤。绍兴八年（一一三八年）正月，赵鼎对高宗说：“士大夫多言中原有可复之势，宜便进兵。恐他时不免议论，谓朝廷失此机会，请召诸大将问计。”高宗说：“不须恤此！今日梓宫、太后、渊圣皇帝（钦宗）皆未还，不和则无可还之理。”高宗决意求和，对反和的意见一律严厉拒绝。


    宋、金使臣往来议和。一一三八年七月间，王伦再次去金朝商议地界。高宗、秦桧主张，只要许和，地界划到哪里都可。王伦请问赵鼎。赵鼎说当依钦宗时的旧约，以黄河旧河（黄河旧道自山东滨县南入海）为界，不能以新河清河为界（黄河改道后，自江苏清河县入淮）。不然，就罢议。秦桧与赵鼎意见不和。枢密副使王庶也一再上书，坚决反对和议。秦桧向高宗说：“若陛下决欲讲和，乞陛下英断，独与臣议其事，不许群臣干预，则其事乃可成。”高宗完全同意，说：“朕当与卿议。”十月间，赵鼎被罢相，出知绍兴府。秦桧独揽相权，加紧“讲和”的活动。


    十月，金朝派萧哲为江南诏谕使来宋，要高宗跪拜授受诏书。金使不称宋国而称江南，不称“通问”而称“诏谕”，明白地把南宋看成齐国一样的属邦。金朝所谓“和议”的实质完全暴露，朝野抗战派官员掀起了反投降的热潮。


    抗战派将领张浚连续五次上书，激切反对“和议”。韩世忠奏请拒绝“议和”，立即决战，愿在金兵势最重处抗敌。岳飞奏称“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直接指责秦桧：“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世讥。”枢密副使王庶再次上书，说现在群议汹汹，和战是存亡所系。他建议高宗“深戒前辙”，“与中外知兵大臣谋长久保邦至计”。秦桧罢免王庶，出知潭州，改任附和议和的参知政事孙近同知枢密院事。


    兵部侍郎张焘和吏部侍郎晏敦复等人联名上奏说：“今日屈己之事，陛下以为可，士大夫不以为可，民庶不以为可，军士不以为可，如是而求成，臣等窃惑之。”馆职官员胡珵（音呈chéng）等人联名上书，揭穿金朝的“和议”是“弛我边备”，“竭我国力”，“解体我将帅”，“懈缓我不共戴天之仇”。礼部侍郎曾开更指出，金朝同意议和，并不是高宗屈己所得而是为军民坚决作战所迫。不当议和，而当增修武备，“发扬征讨之令”，乘机进兵。枢密院编修官胡铨</a>上疏，请斩秦桧、孙近、王伦。疏中说：“愿斩三人头，竿之藁街（藁音搞gao），然后羁留敌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廷以求活耶？”民间把胡铨奏疏刻板传诵，流布四方。胡铨等人的言论，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愤怒，因而获得了广泛的支持。高宗、秦桧惊怒交加，说胡铨“狂妄上书，语言凶悖，仍多散副本，意在鼓众劫持朝廷”。胡铨被罢官，送昭州编管。


    反和舆论高涨，秦桧无法制止。中书舍人勾龙（姓）如渊（名）向秦桧建议，选择台官（御史台），就可控制言路。秦桧罢免反和的台官张戒</a>、萧振等，用党羽勾龙如渊为御史中丞、施庭臣为侍御史，控制言论。高宗下诏，用“孝”“悌”之道来为投降辩解，说：“朕以梓宫未还，母后在远，陵寝宫庙，久稽洒扫，兄弟宗族，未得会聚，南北军民十余年间不得休息，欲屈己求和。”原宗正少卿冯檝（音级jí）随声附和，上疏赞颂和议，是“一举而兼备孝、弟、仁、慈四德”。秦桧立即恢复冯檝宗正少卿原官，叫他与王伦同见金使议事。高宗、秦桧罢斥抗战派，起用投降派，控制反和言论，不惜使用一切手段，一意投降。


    绍兴八年十二月，秦桧代表高宗拜受金朝诏书，接受“和议”。金朝把陕西、河南地“赐”给宋朝，宋向金称臣，每年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金朝归还徽宗和皇后的棺木。这样，高宗便在抗金得胜的有利形势下，成了金朝的臣属。


    高宗、秦桧投降成功，大事庆祝，命百官进呈贺表，加官进爵。抗战将领吴玠等拒不上表。岳飞拒不接受加官，说“今日之事，可忧而不可贺，勿宜论功行赏，取笑敌人”。兵部侍郎张焘六月间去洛阳，回临安后向高宗报告，金朝仍在备战，建议加强边防。高宗，秦桧不理。三、顺昌和郾城抗金战争的胜利不出人们的预料，仅仅一年多后，金兵又大举南侵了。


    金朝统治集团内的派别斗争，在一一三九年秋季，发展到极为激烈的地步。金熙宗以谋反的罪名，处死了完颜昌等贵族。完颜宗弼、宗干等掌握了大权。宗弼等反对把陕西、河南地交给宋朝，决意发兵夺回，并继续南下侵宋。一一四○年五月，金军以宗弼为统帅，兵分四路南侵。聂儿兵出山东，完颜杲入陕西，李成入西京，宗弼率孔彦舟、郦琼、赵荣兵十余万取汴梁。“和议”以后，高宗群臣根本没有部署边防，中原没有任何备战设施。各地守官仍然是金、齐旧官，金兵打来，纷纷迎降。不到一月，根据和议金“赐”宋的土地，全被金夺去。金兵进而威胁淮南。


    面对着宋朝覆灭的危险，高宗又只好下令各军进行抵抗。说：“昨者金国许归河南诸路及还梓宫、母、兄。朕念为人子弟当申孝悌之义，为民父母当兴拯救之思，是以不殚（音丹dan）屈己，连遣信使，奉表称臣，礼意备厚。??不谓设为诡计，方接使人，便复兴兵。??仰诸路大帅各竭忠力，以图国家大计。”抗金令下，宋、金间展开规模空前的激战。


    顺昌之战——一一四○年五月，新任东京副留守刘?，率王彦旧部八字军（王彦已于一一三九年去世），自水路赴任，至顺昌，闻金军已毁约破东京，进入陈州，决计坚守顺昌，反击金军，赢得了著名的顺昌大捷。


    刘?到达顺昌，听到金军将至，他下令把船只凿沉，决心坚守。八字军士气昂扬，妇女们也磨刀擦枪准备战斗。五月底，金军三万包围顺昌。刘?令大开城门，金军疑惧，不敢轻进。守军先用强弓劲弩射敌，接着步兵冲击，杀败金兵，金军退兵二十里。夜间，浓云密布，闪电四起，刘?命勇将阎充率五百壮士袭金营，大胜，金兵又退十五里。次夜，天气依旧，刘?又命壮士百人直袭金营，金军大乱，终夜自相混战，大败而退。宗弼在开封听到败报，亲率大军十万来援。刘?只有二万人，能够出击的不过五千。宗弼到达城下，大骂诸将无能，诸将说：“今天的南军用兵，不比往昔。”刘?派人到金营约战，宗弼大怒说：“你们这座城，我用靴尖就可踢倒它！”第二天，金军渡河抵城下，宋军以逸待劳，部队轮番休息，与金军相持到中午。金军是昼夜兼程赶来，本已疲敝，加上天气炎热，人马又饥又渴。宋军早已在颍河上流和城外草丛撒下毒药，金人马食用水草后中毒。刘?趁机发兵出击，直捣宗弼中军，宋军备战，大败金军。次日又值大雨，宗弼不敢再战，下令拔营退兵。刘?乘胜追击，宗弼只好令其三千牙兵（侍卫亲军）迎战。这是金军的精锐，披重铠甲，戴铁兜，号“铁浮图”（铁塔）。刘?军先用长枪挑其铁兜，继用大斧砍杀，金军这支精锐部队，被杀得十去七、八。宗弼鞭打了韩常以下将官，狼狈逃回汴京，遗弃器物，堆积如山。顺昌之役，宋军以少胜多，震动了金朝。金朝把燕京珍宝北运，准备逃跑。被拘留在金的宋使洪皓看到这种情况，曾派密使回报宋廷，建议乘胜出兵直追。高宗、秦桧不听，严令刘?退军。


    顺昌大捷的同时，韩世忠派统制官王胜，收复海州。归于张俊部下的王德军，收复了宿州、亳州。


    川陕保卫战——宋、金定约后，朝廷令川陕宣抚副


    使胡世将撤回前线戍兵，关隘撤去守备。一一四○年三月，张焘受任成都府路安抚使，路上听说金人有败盟的动向，告诉胡世将说：“和尚原最为要冲，如和尚原失守，四川就不保了。”胡世将请张焘代奏朝廷：事势危急，应调回戍守陕西的右护军，再屯蜀口。


    五月，金人进犯凤翔府的石壁寨。这时，吴玠已死，右护军都统制吴玠派统制官姚仲等拒敌。姚仲亲自督战，金将折合受伤，退屯武功。


    六月，吴玠和都统制杨政与金军约定日期会战，完颜杲派三千骑兵直冲宋军，都统制李师颜等以骑兵迎击，金兵退入扶风县城。李师颜等攻下扶风，完颜杲亲自领兵出战，又被姚仲等战败。都统制郭浩派兵收复醴州。


    完颜杲与吴玠、杨政夹渭河而阵，吴玠驻兵大虫岭，完颜杲不能取胜，退回凤翔。自凤翔攻打泾州，击败泾原经略使田晨所部宋军，但金军也损失惨重，退守凤翔，不再出战。金兵侵占和尚原进攻四川的计划被挫败了。


    郾城之战——战果最为辉煌的，是岳飞统帅的“岳家军”在郾城的大捷。顺昌大捷后，岳飞从驻地德安府，率军出发，大举北伐。高宗、秦桧又想趁机乞和，六月间派司农少卿李若虚到岳飞军中，传送“不得轻动、宜且班师”的命令。李若虚还未到，岳飞大军已经北进。李若虚赶上，见到岳飞军胜利前进，对岳飞说：“现在既已发兵，不应仓促班师。朝廷如果追究不肯奉命停师之罪，由我承担。”岳飞得到李若虚的支持，按原计划向北推进，派张宪、王贵、牛皋、徐庆、董先、杨再兴等分路进攻，又命梁兴（原是太行山抗金民兵首领）渡河，集结“忠义巡社”，攻取河东、河北州县。岳飞自率主力，直取中原。


    不久，诸路告捷。闰六月，张宪打败韩常军，攻克颍昌府，又与牛皋、徐庆会师，攻克陈州。王贵部将杨成、张应、韩清等收复郑州。七月初，郝晸（音枕zhěn）等收复西京洛阳，张应、韩清又与河南兵马钤辖李兴会合，收复永安军。在这样强大的攻势下，宗弼被迫率领主力与岳飞亲率的主力军七月八日在郾城决战。金军以“铁浮图”居中，以号称“拐子马”的两翼骑兵居左右，列阵进攻。岳飞指挥儿子岳云等率军应战，令将士手持刀斧，冲入敌阵，上砍敌人，下砍马足。杨再兴单骑闯入敌军，打算活捉宗弼，受伤数十处，杀死敌军数百人，又杀出敌阵。两军鏖战到天色将黑，金军败退。岳飞军取得郾城大捷。


    宗弼在郾城败后，又在七月中率兵十二万进逼临颍。岳飞督军迎战。杨再兴率三百骑做前哨，在小商桥与金军大军遭遇，杀敌两千余人，杨再兴英勇牺牲。张宪率大军赶到，连战皆捷，金军夜遁。宗弼重整军马改攻颍昌，岳飞早就料到，已派王贵、岳云率兵防守。王贵、岳云率军与金兵大战，岳云手执一对铁椎，率八百骑，往来冲杀，两翼步兵继进，董先、胡清又从城中发兵增援，金兵再次大败，宗弼逃窜。


    岳飞军这次作战，得到太行山和两河义军的有力配合。梁兴约会太行山义士和两河豪杰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等，破金人于垣曲、沁水、济源。乔握坚等收复赵州，李宝收复兴仁。梁兴在河北攻取怀、卫二州，大破宗弼军，截断了金军从山东到河北的运输通道。老百姓拉车牵牛运送粮食给义军。岳飞注重联络河朔抗金义兵的工作已有十多年，现在取得显著效果。河北、河东人民广泛发动起来，支持“岳家军”，给金兵以极大威胁。


    “撼山易，撼岳家军难！”金军已被“岳家军”打得闻风丧胆了。金将投降或准备投降的很多。自燕京以南，金朝的号令不行。宗弼想签军（征兵）继续抵抗，没有人肯从军。宗弼叹息说：“自我起兵北方以来，没有像今日这样挫败过。”他不敢再战，准备从开封北撤。


    岳飞立即向高宗报告了宗弼已令其老小渡河的消息，说这是“陛下中兴之机”，“金贼必亡之日”，请求赶快命令各路兵火急并进，发动总攻。岳飞自郾城进军朱仙镇，距东京开封只有四十五里了。岳飞全军将士急切地等待着渡河进军的命令。高宗、秦桧却在胜利面前，再一次停战求和。


    高宗、秦桧一面急令张俊、杨沂中等从宿州、亳州和泗州撤军，使岳飞军陷于孤立；一面又以“孤军不可久留”为理由，勒令岳飞退兵。岳飞上书力争，说：“金贼锐气沮丧，内外震骇，欲弃其辎重，疾走渡河。况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高宗、秦桧一天之内，连下十二道金牌（朱漆木牌上写金字，有紧急军机，由皇帝直接发出），迫令岳飞退兵。岳飞悲愤交集，慨叹道：“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只得先扬言要渡河进攻，迷惑金军，然后下令从郾城撤退。当地人民拦住岳飞马，说：“我等顶香盆，运粮草，迎接官兵，金人都知道，将军走后，我们还能活吗？”岳飞悲痛流泪，取诏书给他们看，说：“我不得擅留！”岳飞下令，留兵五日，保护人民南撤。


    七月间，岳飞军退守鄂州，已收复的郑州、颍昌、蔡州、淮宁等大片土地，又被金军夺去。


    韩世忠、刘光世、刘?等军纷纷从前线撤回。刚从临安出发、领兵出泗上的淮北宣抚副使杨沂中，在宿州中金兵埋伏，军溃。四、高宗、秦桧集团的投降活动


    以妥协苟安为国策的宋高宗</a>，在大敌当前，不得不战的形势下，下令抗金，但目的仍在战后求和，并无北上恢复的打算。六月间，顺昌之战时，枢密院颁下檄书，引录高宗的话说：“本欲为民而吊伐，岂忍多杀以示威！誓与华夷，捐除首恶，期使南北，共享太平。”明白宣布战争只在“生擒兀术（宗弼）”，恢复南北“共享太平”的“和议”。高宗时刻担心战争的胜利发展，影响和议，又时刻担心将帅权大，威胁朝廷。他对张俊说：“你读过郭子</a>仪传么？子仪总重兵处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诏至，即日就道。”又说：“若恃兵权之重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能享福，自身也要有不测之祸。”岳飞始终反对苟安，坚持抗战，以“直抵黄龙”为目标，越是作战得胜，功高望重，越是触犯高宗的大忌。两种不同观点的对立，日益尖锐，岳飞的“不测之祸”临头了。


    一一四一年二月，宗弼统领的金兵从汴京再犯淮北，高宗命诸将合兵淮西，杨沂中与刘?、王德等部在柘皋镇大败金兵，收复庐州。岳飞奉诏出援，兵行至舒、蕲间，金兵已败退。岳飞还师。四月，秦桧和他的死党参知政事王次翁、给事中范同等计议，以酬赏柘皋之捷为名，把韩世忠、张俊、岳飞召到临安。高宗任张俊、韩世忠为枢密使、岳飞为副，一举收回了三大帅在外的兵权。张俊这时依附秦桧主和。韩、岳成为秦桧的大敌。


    宗弼败后，派密使告秦桧说：“你朝夕请和，岳飞却正想图河北，必杀岳飞，才可议和。”金军明确提出杀岳飞为议和的条件。高宗、秦桧密谋实现这个条件求和。


    七月间，秦桧党羽、右谏议大夫万俟谢（qíxiè）首先上章弹劾岳飞。罪状一是柘皋之役，迟迟不出兵；一是依据张俊的谣传，说岳飞主张放弃楚州。投降派使用倒打一耙的手段，把不战和弃地的罪名强加给坚持抗战的岳飞，请罢免岳飞的枢密副使。御史台官何铸、罗汝楫等也交章弹劾，请求“速赐处分”。岳飞被罢官出朝。秦桧一伙随后又伙同张俊收买岳飞部将王贵部下的副统制王俊，指使王俊诬告张宪与岳云谋反，把张宪、岳云逮捕下狱。岳飞这时住在庐山，秦桧派杨沂中到庐山把岳飞诱骗到临安，以谋反罪名下狱。岳飞长叹道：“我方知已落秦桧奸贼之手，使我为国忠心，一旦都休！”


    岳飞被捕入狱。高宗、秦桧加紧向金朝求降。一一四一年十月，高宗派吏部侍郎魏良臣等使金，在宗弼面前。“再三叩头，哀求甚切”，宗弼才准议和。韩世忠连续上章反对和议，力陈秦桧误国。韩世忠因此罢枢密使。


    十一月，金朝派使臣萧毅到“江南抚谕”，规定宋朝投降条款：东自淮水中流、西至大散关为界，京西割唐、邓二州，陕西割商、秦二州之半。宋朝仍向金称臣，贡纳银绢。


    高宗投降成功，向金帝进誓表，写道：“臣构言：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金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金朝派使臣册封高宗为宋国皇帝，规定宋国不得随意更换宰相。在宋朝抗金大胜之后，高宗割去更多的土地，继续充当金朝的藩臣。


    高宗、秦桧如愿以偿地屈膝投降后，便又按照金朝的意旨，谋杀岳飞。岳飞和子岳云、部将张宪等，在狱中遭受百般毒打逼供。秦桧、万俟■等始终找不到岳飞谋反的任何证据，但还是要以谋反罪处死。已被罢免枢密使的韩世忠去向秦桧质问，秦桧回答说：“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或许有）。”韩世忠愤慨地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绍兴十一年（一一四一年）十二月，高宗、秦桧终于以“莫须有”的罪名，毒杀了岳飞。岳云、张宪被斩首。岳飞军中一些官员被罢免。支持岳飞出兵的李若虚也被送往远州羁管。金军听说岳飞死，摆酒祝贺。


    岳飞自二十岁开始从军，到三十九岁被害牺牲，在抗金的战场上，英勇战斗了一生。当着广大汉族人民同金朝女真贵族的矛盾，成为社会阶级斗争中主要矛盾的年代里，岳飞的抗金活动，实质上是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为保卫南方人民免于遭受金朝的侵掠，作出了历史的贡献。


    岳飞自诩（音许xu）为宋朝的“忠臣”，他完全自觉地站到了保卫宋王朝的地主阶级立场上。正由于此，他不惜一再去残酷镇压农民起义。也正由于此，他也不能依靠人民群众把抗金斗争进行到底；而当高宗发出金牌迫令退军时，便不敢“擅留”，伏首受害。岳飞的悲剧在于：他既要反对高宗的妥协苟安，坚持抗金，又要效忠于高宗的南宋王朝，陷到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终不免于遭受迫害而失败。


    岳飞对抗金斗争作出了贡献，并且只是因为抗金获胜而被投降派秦桧谋害的。岳飞被害牺牲，在广大人民当中，引起了深厚的同情和怀念。投降派秦桧则永远遭到人民的唾弃。（五）高宗、秦桧集团的黑暗统治和人民的反抗斗争


    高宗投降金朝，秦桧立了“大功”，以左相加封太师、魏国公。张俊追随秦桧，附和投降，独掌枢密院。投降成功，秦桧便又指使御史台弹劾张俊去位。从此，秦桧独揽军政大权。此后十几年间，宋金之间，没有再发生大的战事。高宗、奏桧继续迫害抗战将官，排斥异己，朝政日益腐败。


    迫害抗战派——早在岳飞被害前，秦桧的党羽万俟■就上奏说：“诸大将起行伍，知利不知义，畏死不畏法”，应该加以“败亡之诛，不用命之戮，使知所惧”。高宗、秦桧杀岳飞来镇服诸大将。岳飞死后，抗战将领相继受到迫害。


    张浚被排挤出朝，见高宗、秦桧降金，上疏说：“当今时事，如养大疽头目心腹之间，不决不止”。说他食不下咽，一夕不能安，建议备战。秦桧大怒，指使御史弹劾张浚“居常怨恨，以和议非便，惟欲四方多事，侥幸再进”。张浚被免去节度使职名，迁往连州居住。韩世忠罢政家居，闭门谢客，绝口不谈国事。在家读佛经，自号清凉居士，借以避祸。十年后病死。一一五四年张俊死时，高宗说“武臣中无如张俊者，比韩世忠相去万万”，就是因为韩世忠始终主战，而张俊接待过金使，附和“和议”，与韩世忠等不同。


    岳飞部将牛皋，在抗金战场上屡立战功。秦桧找不到对他治罪的借口，在一次将领集会上，指使他的党羽在食物中秘密放置毒药，牛皋中毒而死。顺昌大捷的将领刘?被罢去兵权，出知荆南府，后又被罢官。抗金有功将领，都遭到打击。反对过和议的官员，也都被贬黜。


    排斥异己——秦桧当权时期，又对以前同他不和的朝臣，大加报复。和秦桧并列过相位的吕颐浩已经死去。秦桧怀恨不已，指使地方官把吕颐浩的儿子吕摭免官，除名编管。赵鼎与秦桧并相，不和，被贬到吉阳，秦桧仍横加迫害。赵鼎对儿子赵汾说：“秦桧一定要杀我。我死了，你们可以无事。不然，全家都要被杀掉”。赵鼎被迫绝食自杀。赵鼎信奉程颐，任相时举荐的官员也多是程学的信徒。一一四四年，秦桧又用禁止程学支持王学的办法，对拥赵的官员进行排挤。秦桧尊程而又禁程，显然完全是出于排斥异己。


    一一五五年冬，秦桧老病交加，自知活不长久，又下令逮捕赵汾下狱，严刑拷打，逼令他承认和被罢官的张浚、已在海南编管的胡铨，新州安置的胡寅</a>等谋反。被诬陷的官员达五十三人，凡是反对过秦桧的人几乎全都在内。秦桧阴谋把反对他的官员一网打尽，置于死地。不料他竟死在了前面，阴谋未能得逞。


    贪污勒索——秦桧当权，一意图谋私利，无所不为。一一四二年，指令考试官录取他的儿子秦埙状元，任为礼部侍郎，又升任知枢密院事。一一五四年，又指令考试官考取他的孙子</a>秦埙（音勋x&n）作状元，任礼部侍郎，妄想一家世代专权。秦桧利用权位，贪污勒索，广置家产。一一四二年刘光世病死，在建康的园第，归秦桧所有。张俊死后，房地产日收二百贯，全部被秦桧夺去。各地官员平时要向秦桧贡献财物，每年秦桧生日，还要送大批礼物祝寿。秦桧一年收入几十万，据说，他的财富比朝廷的左藏库还要多过数倍。秦桧又密令各路州县用各种方式增加民税七八成。《宋史</a>·食货志》记载说，民力因此重困，饿死者极多。


    高宗、秦桧集团的腐朽、黑暗统治，不能不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各地人民陆续举行了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


    自一一四三年起，福建各地农民在管天下、伍黑龙、满山红几名领袖的领导下，陆续发动起义。起义农民，攻打漳、泉、汀、建四州以及广东梅州、江西虔州的县镇，胜利进军，如入无人之境。一一四五年，宋朝派薛弼为福建安抚使，并命殿前司后军统制张渊协同措置镇压。薛弼先派福建钤辖李贵带兵与管天下作战，被管天下活捉。薛弼决定改变对策，委任大土豪陈敏为汀漳巡检使、周虎臣为本路将官，从陈、周两家的“家丁”中挑选一千人，称之为“寄兵”，日给钱米，命令这些地主武装专门对付起义农民，切断福建农民军和虔、梅等州的联系。起义军经过一年多的苦战，到一一四六年，被薛弼等人镇压而失败。


    一一四四年，宣州泾县摩尼教徒在领袖俞一领导下发动起义。高宗、秦桧集团对金朝侵掠者屈膝投降，对人民群众却严密防范，血腥镇压。高宗“圣旨”规定，各路提刑司每月心须奏报有无“魔教”活动。俞一起事后，高宗接到宣州奏报，惊愕说：“本朝与大金修好，并没有苛捐杂税，百姓怎么会当‘盗贼’？监司（提刑司）每次奏报都说没有事魔的人，今天竟发生这事，可令取问原因！”知宣州秦梓（秦桧弟）受到高宗的责问后，立即派兵，将俞一起义镇压下去。张守在《措置魔贼札子》中说，朝廷对“魔教”法禁极严，“告捕罪赏，委曲详尽，不可复加”。但各地州军始终不能禁绝“魔教”，这是因为田野之间，深山穷谷，吃肉的人少，只吃蔬菜；加上“魔教”“诡秘难察”，平时跟一般百姓无所区别，所以一旦起事，连乡接村，动辄千百人参加。


    一一四九年春天，建州瓯宁县回源峒杜八子领导农民起义，攻破建阳城，驱逐官吏，杀死地主富豪。这一年的夏季，张大一、李大二再次在回源峒举行起义。福建路帅臣调遣了大批官军，残酷地镇压了这两次起义。


    一一四九年五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a>》记载说汀、漳、泉等州有“剧盗”何白旗活动。这是何白旗起义首次见于记载。起义军势力发展很快，曾经到达广东梅、循、潮、惠四州以及江西虔州。一一五○年七月，起义最后失败，何白旗牺牲，起义领袖黄大老、谢二化等被俘。


    一一五○年初，军校施全在路上劫杀秦桧不成，被捕。秦桧亲自审问，施全说：“全国都和金朝是仇敌，惟独你要降金，我就要杀你！”秦桧以残酷的磔（音哲zhé）刑（割剐）处死了施全，但无法扑灭人民的怒火。此后，秦桧不敢自己出门。外出要列兵五十，执武器保卫。秦桧又命令“察事卒”（特务人员）数百名整天在街市上巡察，听到有人议论秦桧，就逮捕处死。秦桧还唯恐人们引起对岳飞的怀念，采纳一个党羽的建议，把带有岳字的地名全都改掉。如岳州改为纯州，岳阳军改为华容军等等。秦桧的这些措施，不仅表现了他的凶残，而且暴露出他的虚弱和惊慌。


    一一五五年十月，秦桧病死，临死前，把他的党羽参知政事董德元、签书枢密院事汤思退叫到床边，各赠黄金千两，嘱托后事，就是嘱托他们继续向金朝投降。又向高宗上遗表说：“愿陛下益固邻国之欢盟”，“杜邪党（指抗战派）之窥觎（音余y*）”。秦桧死，高宗赐谥号“忠献”。秦熺党羽密谋继任相位。高宗趁机命令秦熺子退闲。次年，任命秦党万俟■作相，汤思退知枢密院事。


    秦桧一生作恶多端，死后群情激愤，纷纷揭露秦桧罪恶。高宗被迫恢复了一些被秦桧迫害诬陷的官员的名誉，但又担心抗战派否定“和议”，引起金朝怀疑。一一五六年三月，高宗采纳万俟■、汤思退等人的建议，下诏说明，降金是他的主意，不会因秦桧之死而有所改变。诏书说：“朕惟偃兵息民，帝王之盛德，讲信修睦，古今之大利，是以断自朕志，决讲和之策。故相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岂以其存亡而有渝定议耶？近者无知之辈，遂以为尽出于桧，不知悉由朕衷。”“如敢妄议，当置重典！”高宗起用张浚判洪州，张浚以母丧不赴任。五月间，上疏力言国事危急，说：“臣诚恐自此数年之后，民力益竭，财用益乏，士卒益老，人心益离，忠烈之士沦亡殆尽，内忧外患相继而起，陛下将何以为策？”书上，高宗及宰臣不理。十月间，张浚再次上书揭露秦桧，说：“向者讲和之事，陛下以太母为重尔。幸而徽宗梓宫亟还，此和之权也。不幸用事之臣，肆意利欲，乃欲剪除忠良，以听命于敌，而阴蓄其邪心，故身死之日，天下相庆，盖恶之如此。”他建议朝廷备战，以待机会，派使臣去金“与之分别曲直逆顺之理，事必可成”。万俟■、汤思退等见奏章大怒，说金朝并没有挑衅，指使御史中丞汤鹏</a>举弹劾张浚“闲居日久，以冀复用”，应当屏弃到远处，以为臣下不忠之戒。高宗又下诏收回张浚判洪州的任命，依旧永州居住。高宗、汤思退继续排斥抗战派，一意信守降金的“定议”。不知金朝已在整顿军马，又要南侵了。


    （六）金完颜亮南侵，高宗退位


    当着高宗、秦桧集团实行黑暗统治的年代，金朝正处在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阶段，统治集团内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一一四九年，金平章政事完颜亮（海陵王）杀金熙宗，夺取了政权，继位作皇帝。一一五四年，金朝从上京迁都到燕京，直接统治北方汉人地区。完颜亮在策划着继续南侵，消灭宋朝，直接统治江南。一一六○年，完颜亮发动女真族和契丹、奚兵二十四万，中原汉人兵十五万（包括渤海），编组二十七军，准备大举南下。一一六一年秋，金兵分四路南侵。一路从海上直取临安；一路从宿、亳，攻淮泗；一路出唐、邓，取荆襄；一路出秦、凤，侵四川。


    一一六○年底，汤思退罢相（万俟■已死），陈康伯独任右相，一一六一年，起用正在患病的老将刘?为江淮浙西制置使，领兵抵御。


    金军从寿州渡淮，长驱直入。刘?领兵迎战，命副帅王权先行。王权和妻妾哭泣告别，以犒军为名，将家中金帛装船运走，住在和州不进。刘?又命令王权进军寿春。王权不得已，进军到庐州，听说金军到来，连夜逃走，宋军不战而溃。刘?患病已重，只好退兵镇江。高宗闻迅，决计重演故技，再次入海避敌。宰相陈康伯竭力劝阻，高宗暂留临安，观望形势。高宗派知枢密院事叶义问到建康督视江淮军马，中书舍人虞允文参谋军事，准备抗敌。但又暗地命令建造御船，做海上逃难的准备。


    一一六一年十月，完颜亮军已抵和州，叶义问在镇江想要逃跑，被部下强留在建康。金军在和州赶造船只，打算渡江攻占采石镇，形势十分严重。这时，虞允文赶到采石，整顿溃军，激励士气，迅速做好迎战的部署。完颜亮派遣五百兵士，驾船入江，亲自在江边用小红旗指挥。虞允文命宋军战舰迎战，当涂县民兵驾海鳅船冲锋，金船被冲分两处。宋军奋勇向前，把金兵大部分杀死在江中。第二天，虞允文命舟师至杨林河口阻击金军，又在上流放火烧毁其余金船，取得大胜利。完颜亮不能过江，只好移军瓜洲。


    金军从海上攻临安的一路，由工部尚书苏保衡率领，也在密州胶西县陈家岛被宋李宝军打得大败。李宝，早年在岳飞部下统领义军，屡立战功，这时任浙西路马步军副总管。他自请率领战船一百二十只，弓弩手三千人，航海抗击金水军。途中，李宝援救了被金军围困在海州的魏胜的抗金义兵，并与山东义军取得了联系，然后从海上进军到密州胶西县。他从来降的金军汉人水手那里，得到金军不惯水战、在船中匍匐而睡的底细，及时发动进攻。敌舰逼近后，李宝军突然鼓噪而进，金军惊慌失措。李宝军用火箭射金船油帆，金船大半起火，少数没起火的金船，也被宋军跳上船去以短兵击刺金军，金军中的汉人脱甲而降的达三千余人。苏保衡座船尚未启程，得报战败，急忙逃跑。金军舰队被全部歼灭。


    由唐、邓南侵的金军，看到宋军已有防备，所积粮草又被焚烧，改去淮东。宋军与义军联合作战，先后收复邓州、蔡州、陈州、顺昌府等地。


    西北方面进犯川陕的金军，受到四川宣抚使吴玠军的痛击，吴玠指挥各路军马收复了秦、洮、陇、商、虢、华、陕七州。


    金军后方，抗金义军也纷纷起兵。魏胜攻克海州，使完颜亮南侵军发生后顾之忧。“山东魏胜”的威名，金军闻之丧胆。其他各路义军，也活跃在金军后方，攻打城邑，给金朝统治者以很大的威胁。


    在金军南侵失败的形势下，金朝统治集团内又一次发生了政变。金东京留守完颜雍乘完颜亮南下，夺取政权，自立为皇帝（金世宗），宣布废去完颜亮。完颜亮进军到扬州，被部将杀死。金军撤退，宋军收复了两淮地区。


    南宋又一次抗金大胜，也又一次面临着抗战还是求和的问题。和以前一样，以高宗为首的投降派，仍然主张乘胜求和。绍兴三十二年（一一六二年）正月，金朝在退兵后遣使来告世宗即位。高宗说：“今若拒之，则未测来意，有碍交好。”一些大臣认为：“金朝南侵，已弃绝原来的盟约，接待金使，当用平等的敌国礼，不再称臣。高宗指望要回河南的皇室陵寝地，对大臣们说：“朕料此事终归于和”，“至如以小事大，朕所不耻”，仍然甘愿作金朝的藩臣，不以为耻。投降派官员附和高宗，说土地是实利，称臣是虚名，主张继续称臣。金使到临安，要求宋朝行臣礼。宰相陈康伯当面批驳，改用敌国礼接待。宋使洪迈</a>去金朝报聘。高宗又亲自写手札给洪迈，说：“若彼能以河南见归，必欲居尊如故，朕复屈己，亦何所惜。”洪迈到燕京，金朝叫他行臣礼，洪迈不听，被关锁三日后遣还。高宗在抗金的胜利面前，一再要对金“屈己”称臣，继续投降。


    和投降派相反，抗战派的主张是乘胜北上作战，恢复中原。江南东路转运判官李若川、柳大节说：完颜亮被杀，金朝内乱，是不可失之机会。请高宗召集诸大帅共议军事，诸路并进，恢复中原，一举灭金。提举江南东路常平茶盐官洪适</a>（音扩kuo）建议，密传檄文，号召中原义士，各取州县。等有机会可乘，恢复故地，势如破竹。张浚在一一六一年出判建康府。高宗到建康慰问军兵，张浚出迎，对高宗说，秦桧盛时，不是陛下保全，我早就没命了。高宗卫兵见到张浚，都自动行礼。军民把抗战的希望，寄托于张浚。高宗命杨存中（杨沂中改名）为江淮荆襄路宣抚使，虞允文为副使，不用张浚领兵，朝野大为失望。给事中金安节、起居舍人刘珙（音巩g%ng）等，请“别择重臣，以付盛举”。高宗大怒，说这是专为张浚说话。刘珙等继续坚持反对，高宗改命虞允文为川陕宣谕使，杨存中只措置两淮。高宗回临安后，有人劝张浚辞官，张浚以为身为旧臣，一时人心以他的去就为安危所系，不敢辞去。张浚判建康府，事无大小，都亲自处理，小心从事。朝野上下热烈拥护张浚，不仅是对他个人的倚重（刘?已病死），而是集中反映了反降主战的普遍希望。


    朝野对抗战派的代表张浚的拥护，同时也正是对投降派的代表高宗、秦桧的抗议。金朝撕毁“和议”大举南侵，宣告了高宗、秦桧投降政策的破产。高宗在抗金胜利后想称臣归地而不得，再次宣告了求和幻想的破灭。在军民一片抗敌声中，高宗的统治难以继续了。高宗与宰相陈康伯等商议后，宣布退位，传位给太子赵昚音慎shèn）。高宗称太上皇帝，说他要“以淡泊为心，颐神养志”。高宗统治三十六年，从“且守且和”到一意求降，被迫退位，标志着抗战派对投降派斗争的一个胜利。


    第七节北伐战争和道学统治的确立


    一一六一年，金帝完颜亮（海陵王）在军中被杀，金世宗即皇帝位。一一六二年，宋高宗退位，传位给孝宗（赵昚。从此，宋、金对峙的形势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金朝统治者着力巩固它的封建制统治，不再发动大规模的南侵战争。南宋王朝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北上抗战收复失地；一是维持现状，在江南苟且偷安。南宋统治集团内由此形成抗战派和妥协派两个派别。孝宗、张浚发动第一次北上伐金的战争，遭到了失败。宁宗、韩侂发动了又一次北伐战争，再次遭到失败。以史弥远为代表的投降派控制了南宋王朝。


    （一）北伐战争的失败


    宋朝自真宗以来，历代皇帝都是太宗的子孙。高宗无子，收养太祖七世孙赵昚太子。孝宗即位，皇权又转入太祖一系，在当时统治集团中起着一新耳目的作用。孝宗在做太子时，就积极主张抗战。金完颜亮南侵，投降派纷纷要求退守，太子上书反对，请求亲自作前锋抗敌。给太子讲儒学的王府教授史浩</a>，力言太子不能领兵，改请随高宗去建康。孝宗刚一即位，就召见主战的大臣张浚，说：“久闻公名，今朝廷所赖惟公。”张浚大力陈说主和议的错误，劝孝宗坚持进取。孝宗任命张浚为江淮东西两路宣抚使，统帅军马，加少傅，封魏国公。七月，孝宗又下诏，追复岳飞和岳云的官爵，依官礼改葬，岳飞的子孙也都特予录用。岳飞父子因抗金得胜而被害，引起人们长久的怀念和不平。抗战派官员和太学生多次上书为岳飞讼冤。高宗当然不予理会。孝宗即位，起用张浚，追复岳飞，表明对抗战派的支持。朝野上下，为之一振。


    一一六三年初，张浚进为枢密使。史浩为右相，陈康伯为左相。孝宗又起用遭到秦桧诬陷，流落二十年的辛次膺（音鹰yīng）同知枢密院事。被秦桧以“妄议和好”的罪名贬斥的胡铨，也被召入朝。朝中的秦桧党人都被驱逐。从此，抗战派在朝中占了优势。右相史浩，成为朝中妥协派的代表。


    完颜亮南侵时，吴玠自四川出兵，一举收复秦凤、熙河、永兴三路地区。史浩作相，草拟诏书，勒令吴玠撤退。川陕宣谕使虞允文极力反对，当面向孝宗陈说利害。孝宗又后悔说：“史浩误我！”再次下诏要吴玠自己决定进止。但吴玠接到前一个诏书，不敢违抗，已开始被迫撤军。金兵追击，宋兵大溃败。原来已收复的地区，又被金朝夺去。


    张浚出帅江淮，作北上抗战、恢复失地的准备。抗战派纷纷建策北伐。史浩又出来反对，主张修筑瓜洲、采石两处的城防，以保长江。这实际上是投降派放弃淮南计划的翻版。张浚认为：这是自动向敌人示弱，筑城防也应在淮河上的泗州。一一六三年四月，孝宗召见张浚，问恢复的计划。张浚请孝宗即日下诏，进驻建康，鼓舞将士北伐。史浩又持异议，说“先为备守，是谓良规。议战议和，在彼不在此”。张浚和史浩在殿上辩论，史浩根本反对恢复中原。张浚单独见孝宗，提出出兵渡江计划，得孝宗准许，不经三省，直接派兵出战。史浩听说出兵，大怒说：“我是宰相，出兵不和我商量，还当什么宰相！”上书攻击张浚、陈康伯，并请求辞相。孝宗罢免史浩相位，支持张浚出兵。抗战派胜利了。


    金朝自一一六二年冬即派兵十万屯驻河南，扬言要攻取两淮。张浚大兵屯驻盱眙、泗、濠等州，金兵不敢轻动。一一六三年四月，张浚派濠州李显忠军、泗州邵宏渊军分道出击。


    李显忠原名世辅，十七岁在绥德军随父李永奇从军抗金。李永奇一家二百人全被金兵杀害。李显忠招募兵士得万人，投吴玠，转至临安，高宗赐名显忠。绍兴间，李显忠曾和金完颜宗弼军作战，收复灵璧县。因奏呈“恢复策”力主抗战，被秦桧迫害贬官。完颜亮南侵，李显忠又被起用，收复淮西州县。孝宗即位，建策出兵取宿州、濠州，攻占汴京，以通关陕，收复河东。李显忠一贯坚持抗战，斗志是昂扬的。自濠州出兵，五月初即按计划攻下灵璧县。邵宏渊自泗州围攻虹县，不能下。李显忠派灵璧降卒，招降虹县金守将。李、邵合兵，进取宿州。宋兵渡濠登城，在城中奋勇巷战，斩首数千，胜利收复宿州城。捷报传来，孝宗亲自写信给张浚说：“近日边报，中外鼓舞，十年来无此克捷。”南宋投降派长期以来，一意求和，节节败退。宿州的胜利，使朝内外震动了。


    孝宗以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邵宏渊攻虹县无功，位在李下，由此与李显忠不和。金兵纥石烈志宁（纥音河hé）部自睢阳反攻宿州，被李显忠打退。金军继续增兵，李、邵分兵夹攻。邵宏渊竟临阵按兵不动。对人说：“当此盛夏，摇着扇子还不凉快，怎么能在烈日下作战。”军官们见李、邵不和，各自奔逃。金兵攻至宿州城下，李显忠尽力抵御，叹息说：“如果各军合作，自城外掩袭，敌帅可擒。”邵宏渊见金增兵，极力主张撤退。李显忠孤军难敌，夜间自宿州撤出。金兵追至符离，宋兵大溃败。李显忠到盱眙见张浚，张浚上疏请罪。


    符离战败，妥协派官员对张浚大举围攻。孝宗写信给张浚说：“今日边事，倚你为重。你不可怕人议论而心怀犹豫。前日举事，是我和你的主张，今日也须和你一起了结。”张浚接书，在海、泗、濠、滁等州部署防务，加强两淮守备。


    但是，符离战败，孝宗自己已在犹豫动摇，准备起用秦桧余党汤思退同金朝议和。辛次膺对孝宗说：今日之事，不是汤思退所能办，恐怕要有误国家。又说：臣和思退难以同列。辞官而去。七月，孝宗用汤思退为右相。八月，派卢仲贤到金军议和。金朝扬言要海、泗、唐、邓等州地。孝宗面告卢仲贤不能答应四州。汤思退却在背后告卢，可以许割四州求和。十月，卢仲贤自宿州金军回来，已许割四州。汤思退又派秦桧余党王之望</a>出使金朝割地。抗战派官员纷纷反对。右正言陈良翰说：金国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决不可许。张浚、虞允文、胡铨等连续上书，反对求和。王之望出使，张浚又上疏说：“自秦桧主和，造成前年的大祸。桧的大罪还没有处治，他的党羽又出来作恶。现在内外议论还未定，就派出使臣议和，将来谁还替陛下效力？”张浚随后又亲自到临安见孝宗，大力陈说不可向金朝求和，请孝宗到建康，计划进兵。在抗战派一片反对声中，孝宗又有所悔悟，手诏王之望在边境待命。另派使臣去金军，说四州不可割，一定要四州，就罢和议。孝宗任张浚为右相兼枢密使，汤思退为左相（陈康伯罢左相）。汤思退唯恐和议不成，请孝宗奏禀太上皇（高宗），然后从事。孝宗大怒说：今天已不是秦桧的时候，你的议论比秦桧还不如！汤思退不肯罢休，阴谋陷害张浚。


    张浚回到江淮视师，加强战备，招纳来自山东、淮北的抗金义军一万二千人，编入建康、镇江两军，又招收淮南等地壮士万余人组成万弩营，加强泗州守军。要害地点都修筑城堡。江淮增置战舰，准备武器。金朝陈兵淮上，原想对宋朝威胁、讹诈。张浚整军备战，金朝大为惊慌，赶忙撤退。事实说明，金朝这时还无力大举南侵，宋朝完全有力量抗御金朝。


    但是，金兵退后，汤思退等却又大肆活动。一一六四年四月，张浚出朝视师。汤思退指使右正言尹穑（音色sè）攻击张浚拥兵跋扈，浪费国用，不调动泗州守将是抗拒朝廷命令。钱端礼攻击张浚，两淮名为备守，守未必备，名为治兵，兵未必精。一次，孝宗召朝官议事，主和者竟占一半。在妥协派的压力下，孝宗再次动摇屈服，从前线召张浚还朝，罢去相位，出判福州。陈良翰等说：“张浚忠勤，众望所归，不应去朝。”陈良翰也因此罢官。孝宗又下令虞允文放弃唐、邓两州。虞允文拒不受命，也被召还。汤思退命令解散万弩营，停修海船，拆除张浚修筑的水陆防御工事，撤退海州、泗州守军，作割地求和的准备。


    张浚被排挤出朝，在路上听说朝廷决定议和，继续上书反对，说：“尹穑奸邪，必误国事。”有人劝张浚不要再谈时事。张浚反驳说：“我久居重任，现在虽然去朝，仍盼望皇帝感悟。见到的事，怎能不说。”途经余干，病死。张浚死后，汤思退派魏杞（音企qi）去金朝议和。兵部侍郎胡铨上书反对，说“肉食鄙夫主张和议，一是胆子小，二是图苟安，三是想升官。”太学正王质</a>也上书给孝宗，说：“陛下心志未定，听说金朝力弱，就要北伐。听说自己力量不足，就要盟守。听说金兵要来，又要割地议和。”还说：“汤思退不会为陛下作什么好事！”王质因而被罢免。汤思退将反对撤兵割地的抗战派官员二十余人逮捕入狱，又派人去金朝通消息，要敌军出动大兵来威胁议和。


    金军得到情报。十月间，再发兵渡淮南侵。宋守军对这个突然袭击，全无戒备。金兵自清河口侵楚州。知楚州魏胜统帅义军拒敌。水军都统制刘宝说：朝廷正在议和，不准出兵。十一月，金兵越境入侵，魏胜军在淮阴奋勇抗敌。弓矢用尽，倚土丘抗御。魏胜对士兵说</a>：“我要死在这里。你们能脱走的，赶快回去报告皇帝。”魏胜战死。金兵攻下楚州，刘宝弃城逃跑。金兵又入侵濠州、滁州。宋都统制王彦逃走。金兵又攻占商州，扬言索要商、秦两州地。金兵再次入侵的消息传到朝廷，群情激愤，纷纷揭露汤思退。孝宗罢免汤思退出朝，去永州居住。太学生张观等七十二人上书，说汤思退、王之望、尹穑奸邪误国，勾结敌人，请把三人斩首。汤思退路过信州，听到消息，心惊胆战，忧吓而死。王之望、尹穑被罢官。


    在敌军的威胁下，孝宗继续屈辱求和，派王忭（音变bi4n）到金军，答应割让商、秦两州。十二月，原来停留在镇江的使臣魏杞渡过淮河，到金朝求和。宋朝原许割让四州外，又割去商、秦两州地。交换的条件只是南宋不再向金称臣，改称侄皇帝。原来的“岁贡”改称“岁币”，每年减少十万，仍交银绢各二十万。宿州战后，宋朝在完全有能力继续抗战的情况下，凭空割去大片土地，达成所谓“和议”。


    此后的金朝，在各族人民不断反抗中，力图维护它的封建统治。宋、金两朝，约三十年，不再有大的战事。


    （二）抗战派的备战活动和反道学的论争


    宋、金休战的三十年间，南宋统治集团中抗战派与妥协派的斗争并没有停止，而是在继续展开。斗争集中表现为战与守的争论，并且深入到思想领域。这时，哲学家朱熹</a>的道学学派逐渐形成。以陈亮</a>为代表的思想家，展开了与道学的论争。


    一、抗战派的备战和朱熹道学集团的形成


    自一一六五年宋、金“和议”订立以后的十年间，是一个段落。在这个段落里，孝宗起用虞允文，为北上抗战作军事准备。抗战派和妥协派基本上处于相持状态。


    抗战派的备战活动“和议”订立后，孝宗并不甘于就此妥协，继续作收复失地的打算。孝宗独掌用人大权，亲自处理政事，对人说：“我每天都要游行全国一周（指处理各地文卷）。”每天早晨上朝，晚间又召大臣入宫议事。但这时朝廷上多是妥协派崇尚空谈的文臣。抗战将领，日见稀少。一一六七年，吴玠病死。抗金的老臣只还有虞允文一人。孝宗起用虞允文知枢密院事参预军务。一一六九年，又任为宰相。虞允文成为朝中抗战派的主要代表。


    宋、金“和议”约定，宋向金称侄皇帝，不再称臣。但此后宋、金使臣往来受书，仍沿用君臣礼。孝宗很为懊恼。钦宗这时已在金朝死去。虞允文主张派遣使臣去金，以索取徽、钦陵寝地为名，要金朝归还洛阳、巩县地（北宋皇陵所在地），并要求改订受书礼。吏部员外郎张璘（音式sh@）提出反对。吏部尚书陈良祐说，现在想要的河南地，以前曾归版图，不久还是失掉。主张不如不要。这显然是典型的妥协言论。陈良祐贬官出朝。


    孝宗决定向金朝遣使。虞允文推荐李焘</a>或范成大</a>。李焘胆小怕死，说现在让我去，是丞相杀我了。一一七○年五月，范成大出使金朝，面见金世宗，拿出改礼索地的文书。金朝不敢杀范，回书拒绝，只说“事当审处”。在此以前，只是金朝索地，宋朝不断割地。范成大使金索地，虽然不可能成功，但显示宋朝敢于提出挑战。政治上的意义，还是积极的。


    孝宗在各地修筑城防，作抗战的准备。一一六七年，殿前指挥使王琪到淮水上，视察两淮城壁，修筑扬州城。朝中妥协派官员又纷纷反对，说是怕敌人知道，引起怀疑。孝宗慨叹说：“这些儒生的议论，真是不达时务！不足恤！”此后几年间，陆续在庐州、和州、楚州和襄阳府，作防御的准备。虞允文又建策加强民间抗金武装，由官员统领教练，一旦发生战事，就可以分派守关。他估计兴元、洋州等处民间自动结集的抗金武装有七万人，已人兵籍的有两万三千人。金州、房州等地也约有三万人。两处入兵籍的军士共约五万多人，组织抗敌，是强大的力量。


    一一七二年，孝宗以虞允文为少保、四川宣抚使，到四川整军备战。计划从四川出兵，与朝廷主力军配合，在河南会师。虞允文去后，孝宗要各州军轮番训练。各州因军官贪污，衣甲兵器都不齐备，能够领兵作战的将军也很缺少。孝宗曾对虞允文说</a>：“我近来在桌几上写了一个‘将’字，反复考虑，找不到选将的办法。”虞允文到四川一年，选练兵士，增加口粮，添置马匹，很有成效。孝宗多次秘密下诏催促出兵，虞允文回答说：“军需还不齐备。”一一七四年二月，虞允文在四川病死。四年之后，孝宗到白石阅兵，见军士都是少壮，叹息说：“这都是虞允文的功效啊！”虞允文病死，孝宗自四川出兵的计划又落空了。


    朱熹道学集团的形成朱熹出身在徽州婺源的一个官吏家庭，父亲朱松</a>做过县尉。一一四八年，朱熹十九岁中进士，做过泉州同安主簿。任满后，向程颐的再传弟子李侗（音同t$ng）学习程学。一一六二年六月孝宗初即位，起用张浚作出兵抗金的准备，要朝内外陈述</a>政见。朱熹上书，建策三事，一是熟讲“圣学”即《大学</a>》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之学。二是停止议和及遣使索地，应先修内政，数年以后，国富兵强，看力量的强弱，再慢慢计划收复失地。三是朝廷任用贤能，以修政事。次年，宋军战败，汤思退遣王之望出使金朝议和，抗战派群起反对。十一月，朱熹被孝宗召见，面奏三札。第一札说：“陛下遇事犹豫不决，就是由于不讲《大学》之道。”他建议孝宗博访真儒，讲明此道，以修身为本。第二札说：国家大计有三，战、守、和。他提出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因此反对议和，而主张“合战、守之计以为一”。第三札，引据周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之道”，说是“其本不在乎威强而在乎德业，其备不在乎边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纪纲”。讲到抗金作战，他说：“现在朝内外的议论，都说要整顿边防、充实仓库、训练士卒，臣以为这些都不值得考虑。应该考虑的就是修德业，正朝廷，立纪纲。”他说，这样，就会使金朝害怕，而宋朝的形势也就会自然强起来。


    朱熹的三札，反对议和，要为君父报仇，但又反对备战，主张“攘外”必先“安内”，而又先要“修身”。朱熹见孝宗后，给友人写信说，他开始上奏时，孝宗听得很高兴，常向他问话，听到后来，就一言不发。孝宗不满朱熹的言论，要他留在临安国子监，作个武学博士，教学生兵马武艺。朱熹只好辞官不就。


    此后的十年间，孝宗、虞允文积极备战。朱熹一意著书讲学，逐步形成了他的道学体系。这个号称集大成的体系，阐发二程</a>“去人欲，存天理”的理论，以《大学》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为核心，以维护伦常为宗旨，继承、综合周敦颐</a>、邵雍、张载</a>、程颐、程颢</a>等人的学说，又吸收佛教禅宗和道教的理论，使二程洛学带上了更多的哲学色彩①。


    在孝宗、虞允文备战的年代，朱熹学派还不能在政治上取得地位。孝宗即位前，曾向史浩等学儒学，但在备战的实践中，越来越感到儒生的空谈无用。孝宗多次对大臣们说：“近时儒者多高谈，无实用”，“儒者不肯留意金谷（理财）”，儒生“不达时变”。朱熹得不到孝宗的赏识，不能侪于高官的行列，但在社会上影响渐大，形成道学集团。


    二、孝宗理财备战和陈亮等反道学的论争


    一一七五年到一一八九年孝宗退位，是第二个段落。在这个段落里，统治阶级内部的状况是：孝宗用王淮理财备战，龚茂良、史浩、周必大</a>等反战主和。朝廷上以宰相王淮为代表，社会上以思想家陈亮为代表，展开了对道学集团的论争。


    虞允文死后，孝宗用叶衡为右相，龚茂良参知政事。次年九月，叶衡罢相。此后三年间，龚茂良以参知政事成为实际的宰相。孝宗对龚茂良说：“本朝家法，远过汉唐，惟独用兵不及。”意在整军备战。但龚茂良却是朝中妥①朱熹理学，详见本书第七册。


    协派的代表。官员们一谈到边防利害，就要遭他讥笑谩骂。一一七七年六月，孝宗罢龚出朝。龚茂良见要罢相，赶忙上书建策恢复失地。孝宗大怒说：“你五年不谈恢复，为什么今天又说这个！”龚茂良罢相后，孝宗起用王淮参知政事。一一八一年又任命为宰相。


    王淮在高宗绍兴末年作御史官，曾建策“刑赏、黜陟（官员升降）”的大权应集中归于皇帝。大臣“各以成法来上”，如果“依违迁就”以违制论罪。孝宗即位后，王淮先后在福建、两浙作财政和司法官。符离战后，王淮被孝宗召见，建策“择将、备器（武器）、简兵、足食”，主张继续备战。龚茂良作相，王淮在枢密院主管军务。孝宗用王淮执政，对他说：“近来士大夫多以谈农事当作羞耻。农事是国家的根本。士大夫好作高论而不务实，还说是羞耻。”“周公、孔子</a>也未尝不理财。”又说：“士大夫还不愿意谈论恢复失地。家里有田百亩，其中五十亩被人占据，不是就要告状么！对自己家事明白，对国事就怕谈，这算什么！”孝宗制定理财备战的执政方针，王淮作相一直执行着这个方针。


    孝宗模仿北宋初年的办法，把州县的积余钱物集中到朝廷，设置封桩库，逐年储备，作为备战的军需。一一七九年，封桩库只有现钱五百三十贯。到一一八三年增加到三千多万贯，加上地方桩积钱，共达四千七百余万贯。孝宗慨叹说：“《周礼</a>》一书，理财居其半。后世儒者尚清谈，以理财为俗务，可谓不知本。”孝宗统治初期，曾经听从过某些对王安石变法的诋毁，这时已完全接受了王安石的论点（“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再一次批驳了反理财的儒者。一一七六年二月，孝宗检阅两浙、福建的士兵，准备作战时调集。王淮执政，据说“守边统兵之官，各当其才”，“区处军务，率皆合宜”。大抵孝宗、王淮的所谓“理财”，只是把地方的财权更多地集中到朝廷，并没有从制度上作重大改革。所谓备战，也只是对军兵作一些整顿，并没有作北上抗战的打算。但孝宗以抗金备战为国策，却使朝内外抗战派大受鼓舞，纷纷上书，陈述收复失地的建策。抗战派与妥协派又展开了论争。


    龚茂良执政时，曾推荐朱熹到朝廷作官，未能实现。一一七八年，史浩一度任右相，又推荐朱熹入朝，因遭反对，改命知南康军。次年，朱熹到任，就在庐山重建白鹿洞书院，作为他传播道学和收集门徒的活动据点。一一八○年，朱熹上书给孝宗，讲“正心术，立纪纲”，说“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纪纲才能得立。又指责朝中官员，说“宰相台省师傅宾友谏诤之臣，皆失其职”，“财又安得而理？军政何自而修？土宇何自而复？”孝宗大怒，要右相赵雄分析批驳。赵雄说：朱熹是个好名的儒生，皇帝越骂他，反而越抬高他。不如让他去作官，看他有什么本领。次年，朱熹在南康军任满，孝宗派朱熹到浙东路管理常平茶盐。


    在王淮支持下，朝中官员纷纷上书谴责道学。一一八○年六月，秘书郎赵彦中上书，指斥洛学“饰怪惊愚。外假诚敬之名，内济虚伪之实。士风日蔽，人才日偷”。请求孝宗下诏，使人明了朝廷的好恶，以变士风。一一八二年，朱熹出官浙东后，吏部尚书郑丙上书，明确提出反对朱熹，说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御吏陈贾面奏孝宗：“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a>为事”，“假其名以济其伪”。请孝宗“明诏中外，痛革此习”，“考察其人，摈斥勿用”。孝宗采纳陈贾的建策。朱熹由此罢官，继续在社会上讲学。


    社会上坚持抗战和反对道学的代表，是思想家陈亮。永康人陈亮，早年读兵书，研究军事。一一六九年，陈亮向孝宗上《中兴五论札子》，分析当时形势，建议朝廷迁都建康，以重兵驻荆襄。一一七八年，又到朝廷上书，说孝宗“隐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指责那些学“孔子之道”的学者阻止抗战，提倡“苟安”。他说：“南渡以来都还遵守祖宗旧法，没有多少改革。赵鼎等人不懂变通的道理。秦桧破坏抗战，忍耻事仇，死有余辜。”他再次建议迁都建康，守备荆襄，经过三几年，作战的形势可以建成。最后说，他这些年来“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霸之道。??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人性、天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陛下励志复仇，?今乃驱委庸人，笼络小儒，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臣不胜愤悱。”孝宗看了陈亮的奏书，大为震动，要把它张贴在朝堂，激励群臣，并打算破格任用。一些大臣因陈亮直言无讳，纷纷反对。陈亮待命十天，又接连两次上书，说“本朝以儒立国”，“今天下之士，熟烂委靡，诚可厌恶”。陈亮上书后，渡江而回。被揭露的儒生们却在伺机报复。陈亮在家，酒后论国事。一个儒生以“醉中戏为大言”的罪名，向刑部告发陈亮。陈亮遭受严刑毒打，体无完肤。大理寺要按“谋为不轨（造反）”治罪，送孝宗取旨。孝宗说“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把奏牍撕毁，扔到地上。陈亮被释放回家。


    陈亮并没有被压服。此后几年间，陈亮继续在家著书讲学，传播自己的主张，和朱熹派道学论战。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以董仲舒</a>的“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作为书院的条规，把“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应用来反对讲求“功利”、理财备战。陈亮针锋相对地提出“实事实功”的主张，说：“但有救时之志，除乱之功，则其所为虽不尽合义理，亦自不妨为一世英雄。”指责道学家“以徐行缓语为用，务为不可穷测”，故作高深，是借以掩盖他们无知和无能。陈亮又指责儒者的所谓“君道”，是“迂腐之论”；宣传“执赏罚以驱天下”的“霸者之术”。陈亮的学说在浙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进而传播到江西。朱熹对他的门生说：“陈同甫（陈亮字）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霸”，“不说孔孟”，“可畏！可畏！”浙江一带，甚至东莱吕祖谦</a>的学派，也有一些门徒，接受了陈亮的影响。朱熹惊呼：“今来伯恭（吕祖谦字）门人，亦有为同甫之说者，二家打成一片”，“全然不是孔孟规模，却做管（仲）商（鞅）见识，令人骇叹！”陈亮和朱熹的论争，被称为“王霸义利之辩”，陈亮之学兴起，抵制着朱熹道学的传播。


    一一八四年三月，陈亮又被捕入狱。这一次是诬指他请乡人宴会，胡椒中可能有毒。但在狱两月余，狱吏百端搜寻，找不到丝毫罪状，只好又把他放出。陈亮刚一出狱，朱熹就给他写信，说：“老兄平时自处于法度之外，不乐闻儒生礼法之论。这次入狱的原因，我虽然不了解，大概平日所为也得罪了不少人吧！”朱熹接着劝陈亮说：“老兄高明刚决，不是不愿意改过的人。以我的想法，还是放弃义利王霸的学说，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完全以‘纯儒之道’来约束自己。”陈亮回信声明说：亮“口说得，手做得，本非闭眉合眼，蒙瞳精神，以自附于道学者也”。又反驳“近世诸儒”所谓“三代以天理行，汉唐以人欲行”的言论，说：“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也不恶。”在这封信里，陈亮还明确指责朱熹道学是“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又申明陈学是在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现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朱陈之间，学说根本不同，没有调和的余地。


    陈亮在艰苦论争的日子里，得到了抗战派将领辛弃疾</a>的支持。辛弃疾一一四○年出生在金朝统治下的济南。完颜亮南侵时，地主家庭出身的辛弃疾投入耿京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充当掌书记。耿京派辛弃疾来南宋联络抗金。农民军中的叛徒张安国杀耿京降金。辛弃疾返回后，奋勇擒捕张安国，一一六二年率部渡淮投附南宋。次年，被任命为江阴签判。宋、金宿州之战前后，辛弃疾两次上书，向孝宗、虞允文提出抗金的建策。一一七五年，辛弃疾任江西提刑，镇压赖文政领导的农民起义（见下节），充当了宋王朝的帮凶。但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中，辛弃疾始终坚持抗战反金，遭到妥协派的打击。一一七八年，辛弃疾入朝任大理寺少卿。此后，历任湖南、江西安抚使，两浙西路提刑，被妥协派官员监察御史王蔺（音吝l@n）弹劾，一一八二年罢官，退居信州上饶。辛弃疾在临安时，与陈亮相识。陈亮曾说：当今最有名望的人物，文的是朱熹，武的是辛弃疾，但“两人戛戛（音夹jia）然若不相入”。孔子的学生樊迟请学稼，孔子骂他是小人。辛弃疾退居上饶，把新建的房舍取名“稼轩”，并用来作为自己的别号，以表示对儒学轻耕稼的异议。又作《赋稼轩》词说明此意，自比“小人请学樊须稼”，辛辣地讽刺孔丘</a>“去卫灵公，遭桓司马，东西南北之人也。长沮桀溺耦而耕，丘何为是栖栖者。”友人奉和的词也说：“稼轩聊尔名斋，笑学请，樊迟心未开。”淳熙十五年（一一八八年）正月，陈亮到上饶访辛弃疾，留住十日，谈论时事。最后又同游鹅湖（山名。山麓有鹅湖寺），约朱熹在铅山县紫溪相会。朱熹到期不来。陈、辛却谈得极相合。陈亮走后，辛弃疾又作词寄去，慨叹“剩水残山无态度”，把陈亮比作诸葛亮</a>，“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寄予殷切的期望。陈亮得遇知己，也极兴奋，和词对宋、金分裂，无限感慨：“二十五弦多少恨，算世间那有平分月”，并说“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陈亮、辛弃疾都坚持抗战反金，在政治上思想上确是完全一致了。罢官家居的辛弃疾兴奋非常，“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音争zheng）阵马檐间铁”。他仿佛已经率领兵马，走上战场，杀到塞外，又作壮词一首寄给陈亮：“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音蔗zhè），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陈亮、辛弃疾这样高涨的抗战情绪，并不只是他们两人的，而是反映了进步的社会力量的共同愿望，也是反映了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


    但是，这时朝廷上反战主和的妥协、保守势力，却正在积极活动，向抗战派展开攻击。一一八七年，周必大任右相，留正参知政事。周、留都是朝廷上反战官员的代表。在周必大支持下，左补阙薛叔似等上书攻击王淮。一一八八年五月，王淮被排挤罢相，次年病死。周必大又向孝宗推荐朱熹。这年六月，朱熹到临安入奏。有人对他说：“你的正心诚意之论，皇帝最讨厌听，不要再讲了。”朱熹说：“我一辈子的学问，就是这四个字。不讲这个怎么行！”孝宗见朱熹，说：“十多年没见你，你也老了。应当给你个清要的官做，不要再去管州县。”孝宗任命朱熹作兵部郎官。几天之后，兵部侍郎林栗</a>出来反对，说：“朱熹本无学术，只是偷窃程颐、张载的绪余，谓之道学，私自推尊。带领学生数十人，学作春秋</a>战国时（儒者）的姿态，孔孟到处游荡的风气。现在只听他虚名，就叫他人奏。任命之后，几天不来，是心怀不满。朱熹既被任为兵部郎官，我就可以管他。请将朱熹停罢。”周必大、薛叔似等纷纷上疏说朱熹未到任，是因为这几天有脚病。太常博士叶适</a>上书激烈地攻击林栗，说：“考栗劾熹之辞，??无一实者。至于其中‘谓之道学’一语，则无实最甚。”又说：往日王淮就是用这个办法“阴废正人”，林栗又袭用郑丙、陈贾之说，“以道学为大罪”，“良善受祸，何所不有！”侍御史胡晋臣也弹劾林栗“喜同恶异”，“无事而指学者为党”。林栗被罢官，出知泉州。朱熹也免官出朝。


    这年十一月，孝宗再召朱熹入见。朱熹辞不赴朝，写了长达万余言的奏书，再次申述“正心诚意”之论，说天下之事千变万化，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陛下之心不正，所以“所用者皆庸缪■熹向孝宗提出六项“急务”。一是“辅翼太子”，设置师傅宾客之官，把“古先圣王正心修身平治天下之要”向太子传告。二是“选任大臣”。他指责孝宗出于私心，不用“刚明公正之人”，朝廷大臣“至庸极陋”。三、四是“振萧纪纲”、“变化风俗”。朱熹提出：十多年来，以此二字（道学）“禁锢天下之贤人君子”，如同北宋时排诋“元祐学术”一样，这岂是“治世之事”！又说：外面传言，以伏节死义之士为无用。纲纪日坏，一旦有事，所用之人就会交臂降叛。五、六两项是“爱养民力”、“修明军政”，指责虞允文为相时取户部羡余作为备战的军费，说这些钱并没有能换来金人的首级，反而使经费更加缺乏。朱熹还说，孝宗任用的宰相都是徇私情，将帅都是走私人的门路，其实是“庸夫走卒”，要靠他们修明军政，岂不误事！


    朱熹进而在奏书中说：现在士大夫之论和我不同的，都是似是而非。奋厉有为的人说“祖宗之积愤不可以不掳，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复”，臣以为这都不对。现在区区东南还有不少事可虑，哪里还有什么“恢复”可图？真有志于恢复，不在于“抚剑抵掌”，而在于陛下“正心克己”。朱熹又说：陛下把“儒者之道”斥为“常谈</a>死法”，而采取“管（仲）、商（鞅）功利之说”，希望富国强兵，或有近效。这个学说已经行了几年，近效也并未见到。他最后说：圣贤所传的道理，常谈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陛下考察四种学说（佛、老、管商、孔孟）的异同而加以辨明，就会了解我所说的都是古先圣贤之说，天经地义自然之理。


    朱熹在这个奏书中，已明确提出反对出兵恢复。在他的私下谈话中，说得更加清楚。他说：“今朝廷之议，不是战，便是和。”“不知古人不战不和之间，也有个且硬相守底道理”，“说恢复底，都是乱说”。又说：“端人正士”以复仇为非，和议为是。“乘时喜功名、轻薄巧言之士，则欲复仇”。指责虞允文等“其实无能”，甚至认为“言规恢于绍兴之间者为正，言规恢于乾道以后者为邪”。朱熹这些言论，作为他的奏书的注脚，清楚地说明他一面主张忠君死节，反对投降，一面又主张不战不和，倡言主守，对主战者多加攻讦。


    和朱熹相反，陈亮在一一八八年春，亲自到建康，察看地理形势，再次给朝廷上书，提出：“江南不必忧，和议不必守，虏人（指金朝）不足畏，书生之论不足凭。”请依孝宗“即位之初志”，“为经理建康之计，以震动天下”，和金朝决绝。朝廷上妥协、保守派官员大加嘲笑，说陈亮“狂怪”，不予理睬。


    一一八七年十月，宋高宗当了二十多年太上皇以后病死。孝宗服丧。太子惇事。一一八九年二月，孝宗退位作太上皇，传位给光宗。周必大、留正任左、右丞相，王蔺参知政事。


    三、妥协派打击抗战派


    光宗赵惇位时已经四十多岁。即位前，名义上作过临安府尹，实际是长期生长深宫，不达世务。一一八八年参预政务时，他的老师尤袤</a>（音茂mao）对他说：“大权所在，天下所争趋，非常可怕。愿殿下事无大小，都要取上旨而后行，付众议而后定。”光宗即位后，宫内被皇后（李后）所左右，朝政被反战主和的官员所操纵。


    光宗即位后不久，御史刘光祖上书，系统地提出了尊奉道学的主张。他从北宋讲起，说“本朝士大夫，学术最为近古”，“不幸而坏于熙（熙宁）丰（元丰）之邪说，疏弃正士（指司马光</a>等），招徕小人（指王安石等）”，“绍圣、元符之际，群凶得志，绝灭纲常”。孝宗朝反道学的论争是“因恶道学，力去朋党，因去朋党，乃罪忠谏。夫以忠谏为罪，其去绍圣几何？”刘光祖从道学立场出发，提出南宋和北宋之间思想论争的联系，他建议消除“道学之议”，“定是非，别邪正”，即坚决地尊奉道学。


    朱熹在光宗即位的一年，写出了他的《大学》《中庸</a>》章句（注解）。同年，被任命知漳州。朱熹到任后，把古代的丧葬、嫁娶的礼仪，教给当地子弟。又奏请在漳、泉、汀三州“正经界”（核实田亩），画图造帐。但他自己在漳州却无法实行，只好辞官。一一九四年，又知潭州。


    光宗即位后不久，留正即支持谏官弹劾周必大罢相。次年，留正升任左相，独专相位。留正执政时，孝宗朝一些主战的重要人物，相继受到打击。一一九○年，陈亮再次被诬陷入狱。御史台的官员指使酷吏严讯，送大理寺治罪。一一九二年得友人援救，才被释放。陈贾在清江作地方官，光宗即位，将入朝奏事。御史林大中劾奏陈贾曾随同王淮制造道学的罪名，“阴谋废弃正人（指朱熹等）”，倘许入奏，必再留朝，“好人”就都要辞去，不利于稳定国家。陈贾因此不能入朝。辛弃疾在一一九二年，曾任福建提刑，到临安见光宗，面奏荆襄上流是东南重地，应加强防御，作抗战的准备。一一九三年，辛弃疾回福建任安抚使、福州知州，在当地设“备安库”，丰年收购粮米，备军队需粮时出售，以为可以“有备无患”，积钱至五十万贯。辛弃疾又严格以法治下，“官吏惴栗”。亲自检覈溪县狱囚，辨释五十余人，只留十余人。辛弃疾整顿吏治，理财备战，不到一年便遭到朝中谏官费艾等人的攻击，以“残酷贪饕（贪吃。饕音涛tao）”的罪名被罢免，回上饶家居。


    四川一带，一直由抗战派将领吴玠、吴璨等驻守。吴璨临死时，不谈家事，只留遗嘱，请朝廷不要放弃四川。一一九二年，留正利用宋朝防范大将专权的“祖宗旧法”，说“西边三将，只有吴氏世袭兵权，号为吴家军，不知有朝廷”，派户部侍郎丘賨同崇）为四川安抚制置使。丘崈四川后，一再上书攻击利州安抚使吴挺（吴玠子）。次年，吴挺死。丘崈准挺子吴曦回四川奔丧，命知和州。又规定吴氏后人不得再领兵。抗战派在四川掌握的兵权，也被剥夺了。


    光宗、李后与太上皇孝宗之间，日益不和。一一九一年，李后请立嘉王扩为皇太子，孝宗不许。此后，光宗长期不去朝见孝宗问安。朝臣多上书进谏，光宗很是厌听。一一九三年五月，考试进士。一个策问卷说，重要在于施行寿皇（孝宗）的政事机要，而不在于一月四朝。光宗把此卷定为进士第一（状元）。揭卷后，作者原来是陈亮。陈亮及第，被任为建康府判官。在赴任的途中，一天晚上突然死去。陈亮一生力主抗战，在即将可以有为的年月，却消逝了。一一九四年六月，六十八岁的孝宗病死。孝宗死前，光宗不去探视，死后也不去尸前服丧。孝宗葬礼无法进行，朝中骚动。丞相留正、知枢密院事赵汝愚</a>、参知政事陈騃、尚书左选郎官叶适建议立太子。赵汝愚（宗室）和知閤事韩侂（韩琦</a>曾孙，宁宗韩后叔祖。侂托tuo）请太皇太后（孝宗母）懿旨，光宗退位作太上皇，光宗子赵扩（宁宗）即皇帝位执丧礼。宁宗即位，以赵汝愚和韩侂为代表的两派官员，又展开了争论。


    （三）宁宗、韩侂禁道学和北伐战争赵汝愚是宋朝的皇族。孝宗朝中状元，曾任太子侍讲，为光宗讲授儒学。后来，出任福建军帅，镇压农民起义。他是朱熹道学的有力支持者。宁宗即位，赵汝愚任枢密使，又任右相，自称要学习司马光。赵汝愚执政的第一件事，就是荐用朱熹做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为宁宗讲道学。朱熹在潭州得到诏命，当天就启程上路。到临安后，和赵汝愚结纳，协力排挤拥立宁宗的韩侂。朱熹多次向赵汝愚献策，对韩侂多给些钱“厚赏酬其劳”，而不要让他参预朝政。


    韩侂任枢密院都承旨，传达诏令，得到宁宗和韩后的信任，又得到朝中抗金主战的官员的支持，其中的有力人物是参知政事京镗（音汤tang）。京镗在高宗死时出使金朝，曾叱退金朝全副武装的卫兵，要求金朝撤除音乐（表示哀悼）。孝宗称赞说：“士大夫（指儒生）平时都以节义自许，有能临危不变，象京镗这样的么！”京镗执政，支持韩侂，和赵朱集团形成对立。


    朱熹初次见宁宗，就进讲正心诚意、人欲天理的道学。任侍讲后，进讲《大学》。旧制：单日早晚进讲，双日休息。朱熹请不分单双日和假日，每天早晚进讲。借着给皇帝讲书的机会，多次进札，对朝廷政务多加论议。朱熹又和吏部侍郎彭龟年</a>弹劾韩侂，并在进讲时说宁宗被左右的人（指韩侂）窃取权柄。绍熙五年（一一九四年）闰十月，宁宗下诏免去朱熹的侍讲，对人说：“朱熹所言，多不可用！”赵汝愚拜谏，陈傅良</a>、刘光祖、邓驿等纷纷请求留朱熹在朝，都被宁宗拒绝。彭龟年上书攻击韩侂，说：“陛下近日逐得朱某太暴，所以也要陛下逐去此小人”。彭龟年被贬官出朝。次年二月，右正言李沐上言：赵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赵汝愚罢相出朝，又被劾曾图谋篡权，庆元二年（一一九六年）正月在永州病死。


    一一九六年，京镗任右相。韩侂加开府仪同三司，权位重于宰相。韩、京等取得政权，演出了禁道学和北上抗金的场面。


    禁止道学韩、京执政，朝中反道学的官员，纷纷指责朱熹道学的虚伪，称道学是伪学。一一九五年，右正言刘德秀上书，说道学是“依正以行邪，假义以干利”，“如饮狂药，如中毒饵”，“口道先王语，而行如市人所不为”。又说：“孝宗锐意恢复，首务覈，凡虚伪之徒言行相违者，未尝不深知其奸。臣愿陛下以孝宗为法，考核真伪，以辨邪正。”请宁宗效法孝宗抗金，识辨道学。次年八月，太常少卿胡纮音红h$ng）上书，说“比年以来，伪学猖獗，图为不轨，摇动上皇（光宗），诋毁圣德”。大理寺司直邵褒然上言“三十年来，伪学显行。场屋之权，尽归其党”。宁宗下诏：“伪学之党，勿除在内差遣”。十二月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言行不一，说：“朱熹引诱两个尼姑做妾，出去做官都要带着。”“朱熹在长沙，藏匿朝廷赦书不执行，很多人被判徒刑。知漳州，请行经界，引起骚乱。任浙东提举，向朝廷要大量赈济钱米，都分给门徒而不给百姓。霸占人家的产业盖房子，还把人家治罪。发掘崇安弓手的坟墓来葬自己的母亲。开门授徒，专收富家子弟，多要束修（学费）。加上收受各处的贿赂，一年就得钱好几万。什么廉洁、宽恕、修身、齐家、治民等等，都是朱熹平日讲《中庸》《大学》的话，用来欺骗世人。他说的是那样，行为又是这样，岂不是大奸大憝（音对du@）！”沈继祖的弹劾已超出道学范围，多有攻讦。宁宗下旨，朱熹落职，朱熹门徒蔡元定</a>送道州编管。


    朱熹被迫上表认罪，说是“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笼统承认“私故人之财”、“纳其尼女”等等，说要“深省昨非，细寻今是”，表示要改过。朱熹门徒，纷纷离去。


    这年，叶翥（音助zh)）知贡举，和刘德秀等上疏，请将道学家的‘语录’之类，全部销毁。叶翥主考进士，凡是考卷讲到程朱义理，一律不取。儒学六经和《论语</a>》、《孟子</a>》、《大学》、《中庸》，都成为“世之大禁”。据说“士之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


    一一九七年六月，朝散大夫刘三杰上书说：“朱熹专于谋利，借《大学》、《中庸》作文饰，对他下一拜就以为是颜（回）、闵（子骞）；得到他一句话，就以为是孔孟之道。得利越多，越肆无忌惮，但还没有上边有权势的人给他支持。后来周必大作右相，想夺左相王淮的权，引用这帮人说大话，颠倒黑白，排挤走王淮。以后留正来，又借他们的党与做心腹。至于赵汝愚，素怀不轨之心。这帮人知道他的用心，垂涎利禄，甘为鹰犬，妄想得到什么意外的好处。以前的伪学，至此就变成了逆党”。刘三杰最后说：“那些习伪太深，附逆顽固者，自知罪不容诛。其他能够革心易虑的人，不必都废斥，可以让他们去伪从正”。十二月，知绵州王珪（音演yan）上书，请置“伪学之籍”。宁宗下诏，订立伪学逆党籍。宰执四人：赵汝愚、留正、王蔺、周必大；待制以上，朱熹、彭龟年、薛叔似等十三人；余官刘光祖、叶适等三十一人；武臣和士人十一人；共五十九人。两年多后，朱熹病死。列入伪学逆党籍的人员，并非都是信奉道学，这就表明：宁宗的禁道学主要还在于反朋党，旨在清除朱熹所依附的赵汝愚一派官员，专任韩侂当政。


    崇岳贬秦韩侂当政时的一件大事，是崇岳飞、贬秦桧。对待南宋初岳飞、秦桧这两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一直是南宋战和两派官员争论的一个方面。封建朝廷加给死者的谥号（谥音视shi）和封号，是官方所作的评价，有时也是推行哪种政策的一种标志。孝宗初年，追复岳飞原官。一一七九年，加谥号武穆。一二○四年，宁宗、韩侂又追封岳飞为鄂王，给予政治上的极高地位，以支持抗战派将士。秦桧死后，高宗加封他申王，谥忠献。孝宗时，揭露秦桧的奸恶，但还没有改变爵谥。一二○六年，宁宗、韩侂削去秦桧的王爵，并把谥号改为缪丑（荒谬、丑恶。缪音谬mi)）。贬秦的制词说：“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一时传诵，大快人心。韩侂对秦桧的贬抑，实际上也是对投降、妥协势力的一个沉重的打击。崇岳贬秦，为北上抗战作了舆论准备。


    北伐金朝韩侂胄执政，光宗朝被排斥的主战官员，再被起用。陈贾任兵部侍郎。吴挺子吴曦回四川，任四川宣抚副使。家居的辛弃疾也又出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在宁宗、韩侂胄决策伐金的过程中，辛弃疾起了重要的作用。


    辛弃疾在一一九六年自上饶迁居铅山县。朱熹曾为辛弃疾的斋室写了题词：“克己复礼，夙兴夜寐”。朱熹在死前几个月，还又写信给辛弃疾，劝他“克己复礼”。但是，家居的辛弃疾却是胸怀壮志，时刻以北上抗金为念。他同友人慨叹壮志难酬，作《鹧鸪天》词，历述他自壮年渡江以来的抱负：“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音掺chen）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音促cu整饬）银胡■箭室），汉箭朝飞金仆姑。追往事，叹金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这时，金朝统治下的北方各族，正在陆续发动战争，在金朝的北边骚扰。各族人民的反金起义，也在各处兴起。金朝统治者日益陷于内外交困的局面之中。困居铅山的辛弃疾，随时在密切注视金国内部的动向。他被宁宗、韩侂胄再度起用后，一二○四年，到临安面见宁宗，力陈“金国必乱必亡”，请委付元老大臣，“预为应变计”，准备出兵北伐。宋、金边境的汉人这时不断有人“跳河子”，越境投宋，报告金国困于北方战事和人民饥困的情况。驻守安丰军的官员，也奏报淮北流民请求渡过淮河，投附宋朝。开禧元年（一二○五年）改元，一个进士廷对，也上言“乘机以定中原”。本来准备北伐的宁宗、韩侂胄，得到辛弃疾等人的建言，在朝野抗金声</a>中，决意发兵了。


    一二○五年，韩侂胄加封平章军国事，总揽军政大权，下令各军密作行军的准备，出朝廷封桩库金万两作军需。命吴曦练兵西蜀，赵淳、皇甫斌准备出兵取唐邓。殿前副都指挥使郭倪指挥渡淮。一二○六年四月，郭倪派武义大夫毕再遇（岳飞部将毕进子）、镇江都统陈孝庆定期进兵，夺取泗州。金兵闭城备战。毕再遇建议提前一日出兵，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陈孝庆领兵假攻西城。毕再遇自东城杀入，金兵败溃。毕再遇树起大将旗，喊话说：“我大宋毕将军也，中原遗民可速降”。城中汉官出降。宋军收复泗州。郭倪来劳军，授毕再遇刺史官。毕再遇说：“国家河南八十一州，现在攻下泗州两城就得一刺史，以后还怎么赏官？”辞官不受。陈孝庆继续进兵，攻下虹县。江州统制许进</a>攻下新息县。光州民间武装攻下褒信县。宋军出兵得胜，形势大好。五月间，韩侂胄请宁宗正式下诏，出兵北伐。


    伐金诏下，群情振奋，上下沸腾了。辛弃疾作词赞颂韩侂胄：“君不见，韩献子，晋将军，赵孤存。千载传忠献（韩琦谥），两定策，纪元勋。孙又子，方谈笑，整乾坤。”号称“小李白</a>”的诗人陆游</a>，曾在四川军中“干办公事”（官名）。孝宗朝被召见，多次上书建策北伐，移都建康。光宗朝，曾作诗慨叹：“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韩侂胄初执政，在山阴家居的陆游寄予很大期望：“吾侪虽益老，忠义传子孙，征辽诏倘下，从我属櫜鞬（音高尖g1oji1n）。”朝廷果然下诏伐金，诗人大为激动了。八十二岁的陆游作诗言志，表示还要走上战场。“中原蝗旱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诏。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辛弃疾、陆游的壮丽诗篇，也正是曲折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振奋情景。


    韩侂胄出兵伐金，政治上思想上的准备是充分的，但军事准备却很不足。符离败后，多年没有作战，如象辛弃疾这样坚持抗战的将领，抗金投宋四十三年，也已是六十五岁的高龄。“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后来有人评论辛弃疾时慨叹说，孝宗时未能出兵中原，“机会一差，至于开禧，则向之文武名臣欲尽，而公亦老矣！”辛弃疾朝见决策伐金后，到镇江府驻守。韩侂胄推荐他的老师陈自强作相（一二○○年京镗死），引用旧日的僚属苏师旦为枢密院都承旨，辅佐指挥军事。决策出兵前，宁宗、韩侂胄解除伪学逆党籍，重新任用一些在籍的官员，争取他们一致对外，但其中的某些人并不真诚合作。韩侂胄拟用广帅薛叔似去前线统帅淮西军兵，薛叔似不赴任。又命知枢密院事许及之</a>守金陵，许及之也不出守。调任光宗时派往四川的丘崈为江淮宣抚使，丘崈辞不受命。将帅乏人，宁宗下诏：朝内外举荐将帅边守。邓友龙曾出使金朝，说金朝内部困弱，主张北伐，用为两淮宣抚使。程松为四川宣抚使，吴曦仍为副使。伐金的主力军分布在江淮、四川两翼。


    韩侂胄部署北伐时，宋军中已出了内奸。早在宁宗下诏伐金前一月，吴曦已在四川里通金朝，图谋叛变割据。派遣门客去金军，密约献出关外阶、成、和、凤四州，求金朝封他作蜀王。宋出兵伐金，金朝指令吴曦在金兵临江时，按兵不动，使金军东下，无西顾之忧，密许吴曦作蜀王。韩侂胄日夜盼望四川进兵，多次催促，吴曦不理。金蒲察贞领兵攻破和尚原，守将王喜力战。吴曦下令撤退，宋军败溃。金兵入城。吴曦焚河池，退军青野。兴元都统制毋丘思（毋音贯guan）领重兵守关。金兵到关，吴曦下令撤防。毋丘思孤军不敌，金军陷关。一二○五年底，吴曦秘密接受金朝的诏书、金印，作蜀王，示意程松离去。程松兼程逃出陕西。吴曦叛变，宋军伐金的部署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金军有吴曦在四川作内奸，得以集中兵力到东线作战。宋郭倪军驻扬州，派遣郭倬、李汝翼会师攻取宿州，被金兵打败，退至蕲州。建康都统李爽攻寿州，也战败。皇甫斌又败于唐州。江州都统王大节攻取蔡州，不下。只有毕再遇一军继续获胜。一二○六年六月，韩侂胄因出兵无功，罢免指挥军事的苏师旦和邓友龙，又用丘崈为两淮宣抚使，用叶适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丘崈受命上任，就放弃已占领的泗州，退军盱眙，说是可以保全淮东兵力。宋军退守，金军分九道进兵。战争形势，由宋军北伐变为金军南侵了。十一月，丘崈任签书枢密院事，督视江淮兵马。金完颜纲军陷光化、枣阳、江陵，又攻破信阳、襄阳、随州，进围德安府。仆散揆军偷渡淮水，宋兵大败，金军进围和州。纥石烈子仁攻陷滁州、真州。淮西县镇，都被金军占领。一二○六年底，金军又秘密派人去见丘崈，示意讲和。丘崈密送金使北归。从此，丘崈多次遣使与金军谈和，暂行停战。


    西线吴曦叛变，东线丘崈主和，韩侂胄日益陷于孤立了。开禧三年（一二○七年）正月，罢免丘崈，改命张岩督视江淮兵马。韩侂胄自出家财二十万，补助军需。又派遣使臣方信孺到开封同金朝谈判。


    这时，四川的形势是：叛徒吴曦在开禧三年正月，公然建行宫，称蜀王，置百官，请金兵进入凤州，献出四郡，并准备削发（改女真辫发）向金称臣。长期以来坚持抗战的四川军民，对吴曦的叛卖，展开了强烈的反抗。吴曦召用大安军杨震仲。杨震仲拒不附逆，服毒药自杀。陈咸剃去头发，拒绝向金朝臣服。史次秦自己弄瞎了眼睛，拒不作官。一些官员也都弃官而去。随军转运使安丙却受伪命，作了吴曦的丞相长史。监兴州合江仓杨巨源</a>和吴曦的部将张林、朱邦宁、义士朱福等相联络，策划讨伐吴曦。杨巨源去找安丙说：“先生做逆贼的丞相长史么？”安丙见势不妙，号哭说：“我没有兵将，不能奋起。必得有豪杰才能灭掉此贼。”兴州中军正将李好义结合兵士李贵、进士杨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数十人，也在计划杀吴曦。杨巨源与李好义等商议，杀吴曦后，得有个“威望者镇抚”，准备推安丙出来主事。杨君玉等伪造皇帝诏书，命安丙为招抚使，诛反贼吴曦。李好义等七十多人闯入伪宫，宣读诏书，兵士都散去。李贵当场斩吴曦。吴曦称王四十一天，受到了应得的惩处！


    诛灭叛徒，大快人心。军民抗金情绪，极为高涨。韩侂胄得知吴曦叛变，曾密写帛书给安丙说：“如能杀曦报国，以明本心，即当不次推赏。”帛书未到，安丙已奏报吴曦诛灭。韩侂胄即任安丙为四川宣抚副使。吴曦被杀，金朝大为沮丧，又无战备。杨巨源、李好义等请乘势收复四州。李好义出兵，一举收复西和州。张林、李简</a>收复成州。刘昌</a>国收复阶州，张翼收复凤州。孙忠锐收复大散关。李好义进兵至独头岭，会合当地民兵夹攻金军。金军大败。宋兵七日到西和，所向无敌。金将完颜钦逃走。李好义整军入城，军民欢呼。李好义又请乘胜进取秦陇，以牵制侵淮的金军。安丙不许，士气大受挫折。大散关又被金兵夺去。


    安丙不许乘胜北伐，却在宋军内部自相残杀。安丙与孙忠锐不和，命杨巨源伏兵杀孙忠锐。吴曦原部将王喜指使党羽刘昌国在酒中放毒药，害死李好义。安丙又诬指杨巨源谋乱，把他下狱害死，假说是自尽，报给朝廷。抗金将士，无不愤慨。由下级军官和民众武装发展起来的大好形势，又被安丙等断送了。


    这时的金朝，正如辛弃疾所判断的，处在“必乱必亡”的前夕。只是由于宋朝出了叛徒和内部的不和，部署失宜，才使金兵得以侵入淮南；但金朝实际上已不再有继续作战的能力，只是对宋朝威胁、讹诈。宋使方信孺到金，金朝先把他下狱，虚声恫吓。九月初，方信孺带回完颜宗浩给张岩的复信，说若称臣，以江淮之间取中划界。若称子，以长江为界。斩元谋奸臣（指韩侂胄等），函首以献，增加岁币，出犒师银，方可议和。韩侂胄大怒，决意再度整兵出战。宁宗下诏，招募新兵，起用辛弃疾为枢密院都承旨（代苏师旦）指挥军事。六十八岁的辛弃疾这时得病家居，任命下达后，还没有去就任，就在家中病死。


    韩侂胄筹画再战，朝中主降的官员大肆活动。史浩在光宗朝病死，子史弥远这时任礼部侍郎，是朝中投降派的主要代表。一二○○年韩皇后死，一二○二年，宁宗立杨氏为后，韩侂胄曾持异议。杨后对韩侂胄深怀仇怨，在政治上则和兄杨次山一起，主张妥协、投降。史弥远秘密上书，请杀韩侂胄。杨后又叫皇子询（原名。■音眼yan）上书，说韩侂胄再启兵端，于国家不利。宁宗不理。杨后、杨次山和史弥远秘密勾结，阴谋对韩侂胄暗下毒手。他们指使中军统制、权管殿前司公事夏震等，在韩侂胄上朝时，突然袭击，把他截至玉津园夹墙内害死。事后才奏报给宁宗。韩侂胄被暗杀，军政大权全归杨后、史弥远所操纵。随后，又把苏师旦处死。投降派完全遵照金朝的无理要求，把韩侂胄、苏师旦的头割下，派使臣王柟（音南nan）送到金朝，并且全部接受金朝提出的条件：增岁币为三十万，犒师银（赔款）三百万两。金军自侵占地撤回。南宋又一次屈膝降金，算是完成了“和议”。当时太学生作诗讽刺说：“自古和戎有大仅，未闻函首可安边。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又说：“岁币顿增三百万”，“莫遣当年寇准</a>知”。北宋时，寇准坚持抵御辽朝，长久地受到人们的敬重。史弥远谋杀韩侂胄，屈膝投敌，完全是秦桧一类的投降派！


    韩侂胄执政前后十四年，权势显赫，曾与赵汝愚一党相互倾轧，最后适应朝野抗金的要求，发动北伐战争，由于坚持抗敌，遭受投降派的杀害而牺牲。但因韩侂胄反道学，长期遭到程、朱门</a>徒的咒骂。元代修《宋史》，特立《道学传》崇程朱，又依南宋《国史》立《奸臣传》，不列入史弥远，反而将韩侂胄与秦桧并列，辱骂他是“奸恶”，完全颠倒了历史的是非。后世史家立论，或沿袭旧说，也不免有失公允。


    （四）抗金斗争和道学统治的确立


    一、反投降派的斗争


    杨后、史弥远发动政变后，皇子询被立为太子，杨次山加开府仪同三司，史弥远知枢密院事，又进为右丞相。以史弥远为首的投降派一举夺取了全部军政大权。史弥远随即恢复秦桧的王爵和谥号，表明他是秦桧的崇奉者。


    史弥远等投降派执政，对韩侂胄北伐时的执政官员和作战将领，不遗余力地加以打击。陈自强罢相，又贬到雷州安置，家产籍没。邓友龙贬南雄州安置。郭倪、张岩等罢官。辛弃疾已经死去几年，仍被加上“迎合开边”的罪名，追削爵秩。


    叶适在韩侂胄禁道学时，曾因附合朱熹，被列入伪学逆党籍。一二○二年解除党禁，叶适恢复官职。韩侂胄出兵北伐前，叶适任史部侍郎，向韩侂胄建策宜先防江。一二○六年，叶适出知建康府，又兼江淮制置使，节制江北诸州。金兵来侵，建康震动。叶适派轻兵二百人夜袭金军营寨。道遇金兵，射敌甚众。又派兵劫敌营，俘掳敌兵而回。金军解围，退屯瓜步。叶适乘势派兵分道出击，获胜，金兵自滁州退走。史弥远当政，叶适因而被御史官弹劾为附会韩侂胄用兵，被罢官夺职。叶适早年在朝中政治派别的斗争中，附会过赵汝愚、朱熹一派，但他的哲学思想却与朱熹存在着分歧。叶适被罢官后，家居十余年，综论古今学术与程朱道学立异，在哲学上作出了贡献。①


    韩侂胄被害后，主战的官员相继遭到贬谪。只有主和的丘崈升任江淮制置大使，又进为同知枢密院事，未就任，病死。


    但是，反投降的社会力量仍在继续战斗。拥护韩侂胄抗战的一个普通军官罗日愿，联络宫内外下级军官、临安府学生以及一些民众，秘密策划杀史弥远。一二○九年五月，史弥远治母丧后回临安。罗日愿等准备在朝官到浙江亭迎接时，藏一千人在船中举火为号，三路齐上，杀史弥远和投降派官员，然后拥兵入宫内，奏报宁宗下诏。但当部署确定后，出了叛徒告密。史弥远逮捕罗日愿，以残酷的磔刑把他处死。参与谋划的人员，也都被斩首。罗日愿事败牺牲，但他的行动，反映了进步的社会力量和人民群众反投降的正义要求。


    诗人陆游这时创作的诗篇，也反映了这种要求。陆游在路边与老农共谈国事，归来赋诗说：“几年羸疾卧家山，牧竖樵夫日往还。至论本求编简上，忠言乃在里闾间：私忧骄虏（指金朝）心常折，念报明时涕每潸。寸禄不沾能及此，细听只益厚吾颜。”朝廷上投降派当政，人民群众中谈论的，却是抗敌的“忠言”。“厚吾颜”也正是对史弥远的辛辣嘲讽。嘉定二年（一二○九年）十二月，八十六岁的陆游病死，临死前还奋笔写下一首传诵的名诗《示儿》：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这首热情洋溢的诗篇，写在陆游死前一刻，写在史弥远残酷打击抗战派的年月，其意义远不只是诗人爱国情感的抒发，而且是反映了抗战派和人民群众“北定中原”的强烈愿望，反映了对史弥远屈膝投降的强烈抗议。


    ①叶适的哲学思想，见第七册。


    二、抵抗金兵南侵的斗争


    在此期间，金朝的景况有了重大的变化。一二○六年，即韩侂胄发动北伐的一年，成吉思汗</a>在斡难河边（斡音握w^）建立了蒙古族的汗国。一二一一年，成吉思汗自克鲁伦河发兵，南侵金朝。蒙古骑兵越过阴山，攻下乌沙堡，突破了金朝西京路的防线。金西京路留守纥石烈执中（胡沙虎）逃跑。蒙古兵在会河堡全歼金守军。十月间，入居庸关，直达金朝的国都中都城外。金兵死守中都，蒙古军掳掠而回。一二一二年，成吉思汗又进攻金西京（大同）。金兵拒守，不能攻下。一二一三年，蒙古军再次进兵，攻下宣德州、德兴府和涿、易两州。兵分三路，攻掠山东、河北州郡。金中都陷于北、西、南三面围攻之中。八月间，金朝内部发生了政变。败将纥石烈执中杀金帝卫王允济，另立完颜珣（音荀x*n）作皇帝（宣宗）。金元帅术虎高琪杀纥石烈执中。金宣宗向蒙古求降，贡献大批金宝、马匹，并把允济女岐国公主献给成吉思汗。一二一四年三月，成吉思汗统帅的蒙古兵，在各地掳掠后退军。和当年金朝南侵时，宋朝内部的情形相似。这时的金朝统治集团内，也出现了抗战与逃走两种主张，两个派别。金宣宗成为逃走派的头目。五月间，当蒙古军退后，金宣宗率领宗室百官，运载珠玉财宝，逃离中都，迁都到南京（开封）。成吉思汗得知金朝南逃，再次派兵南下。次年，中都和辽东、河北、山东八百六十余城，全被蒙古军攻占。辛弃疾“金国必乱必亡”的估计，完全证实了。面对着这样的新形势，宋朝统治集团内又展开了抗金兵，还是“守和议”的争论。金朝内部也出现了两种主张。一是联宋抗蒙。一是南侵软弱的宋朝，在南方扩地立国。一二一七年，金宣宗发兵渡淮，分道南侵。乌古论庆寿侵樊城，围枣阳。完颜阿邻入大散关，进攻西和州、阶州、成州。宋宁宗下诏给京湖、江淮、四川等处制置使“便宜行事”。


    辛弃疾提拔的将领、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阳府赵方，早在边地设防戒备。金兵南侵。赵方对儿子赵范、赵葵</a>说：“朝廷和战之说未定。我已决策，只有提兵临边，决战报国。”赵方一面向朝廷上疏主战，一面亲到襄阳部署抗敌，派孟宗政、扈再兴领兵增援枣阳，又在光化军、信阳、均州等地加派守兵，相互联络。枣阳守将赵观在城外战败金兵，孟宗政等到来，两方夹攻，金兵败退，枣阳围解。京湖将王辛、刘世兴等部在光山、随州获胜，金兵败走。赵方抗敌得胜，上书朝廷，列举五条理由，反和主战，请宁宗下诏伐金。一二一七年五月，宁宗下诏说：“岂不知机会可乘，仇耻未复，念甫申于信誓，实重启于兵端。若能立非常之勋，则亦有不次之赏。”意思是：朝廷守和议，不大举发兵，各地将领可抗敌立功。宁宗命将诏书传布，招谕金朝统治下的官吏军民。史弥远老奸巨猾，不置可否，坐观成败。


    抗金诏下，前线将士受到鼓舞。抵抗金兵南侵的斗争展开了。但是，抗战派和妥协派的将官分布各地，或战或走，呈现出复杂的情景。四川、京湖、江淮三路的战况，也各有不同。


    金军自枣阳败退后，嘉定十年（一二一七年）十二月，又以万人侵犯四川，破天水军。宋守臣黄炎孙逃跑。金兵攻下白环堡。统制刘雄放弃大散关逃跑。一二一八年二月，金兵焚烧大散关，攻破皂郊堡。三月，宋利州统制王逸</a>率领官军及抗金民兵十万人收复皂郊堡，斩金统军将领完颜珣，进攻秦州。这时，沔阳都统制刘昌祖竟然下令王逸退兵，解散抗金民兵。宋军因而败溃。四月，金兵再攻皂郊堡，进攻西和州。刘昌祖焚城逃跑。西和、成、阶等州守臣也都弃城逃走。金兵入诸州，得粮九万斛，钱数千万，军需无数。又攻大散关，守将王立逃走。兴元都统吴政奋起抗敌，击败金兵。吴政至大散关，斩王立，奏报朝廷。刘昌祖被夺官流放。一二一九年春，金兵再侵西和州，守将赵彦呐歼灭敌军。吴政在黄牛堡与金兵作战中战死。金兵攻破大安军，宋四川制置使董居谊竟然弃职逃走。沔州都统张威起而迎战，在大安军邀击金兵，获得大胜利。金军败退。一二二○年，宋朝派安丙再任四川宣抚使（一二一四年由四川入朝，同知枢密院事）。安丙写信给西夏，约定联合夹攻金兵。九月，西夏出兵二十万围巩州。安丙命张威、王仕信等分道出兵配合。夏兵攻巩州不下，退军，不再出战。宋军师出无功。安丙罢免张威，斩王仕信。京湖一路，在京湖制置使赵方等率领下，继续英勇抗敌。一二一八年，金兵再次围攻随州、枣阳。孟宗政、扈再兴合兵抗敌。三个月之间，大小七十余战。孟宗政身先士卒，金兵遇战即败。随州许国援兵至白水，孟宗政出战。两军夹攻，金兵大败。一二一九年，金军完颜讹可部再次大举围攻枣阳。赵方见金兵倾巢而来，派许国、扈再兴领兵三万，分道进攻唐、邓二州，攻打金兵的后路。孟宗政在枣阳用炮攻金兵，一炮可杀金兵数人。金兵选弩子手二千用云梯攻城，不能得逞。又掘地道攻城。孟宗政用毒烟烈火猛熏地道，金兵蒙湿毡防御。金兵猛攻枣阳八十余日，不能下，兵士疲敝。许国、扈再兴还师夹攻，孟宗政领兵出城，内外合势，士气大振。宋军直攻金营，金兵全部崩溃，完颜讹可单骑逃跑。经此一战，金军丧胆，从此不敢再来侵犯枣阳和襄、汉。唐、邓民众数万人来投宋军，孟宗政选择精壮，编为抗金武装，出入唐、邓之间抗敌。赵方见金兵屡败，十月间分派许国、扈再兴、孟宗政领兵六万，分三道出击，进攻唐、邓，不能下。孟宗政又在湖阳县大败金兵。一二二○年初还军。金兵反攻樊城，被赵方击退。京湖一路，赵方、孟宗政等统领军民，奋勇抗敌。金兵三攻枣阳，不能前进一步。宋军胜利了。江淮制置使李珏（音决jué）扼守淮水。一二一九年，金兵南侵安丰军和滁、濠、光三州。李珏派池州都统制武师道等领兵援救。金兵自光州分兵犯黄州，自濠州犯和州石碛，自盱眙犯滁州、扬州。游骑数百到东采石杨林渡，建康震动。抗金民兵分道狙击金兵：陈孝忠出兵滁州，石珪、夏全、时青等去濠州，李全、李福兄弟截击金兵归路。金兵败退，李全军进至涡口杀金将数人，又追击金兵，得胜而回。


    一二二一年，金兵再侵光州、黄州。黄州城陷，宋守臣何大节投江殉国。金兵又陷蕲州，知州李诚之全家自杀殉难。扈再兴出兵应援，在金兵退路天长邀击。金兵大败，渡淮北去。李全派兵追击，又败金兵。


    自一二一七年以来的六年间，金兵多次分道南侵。由于抗战将士和抗金民兵的坚决抵抗，金军一再遭到失败，不得南下。一二二四年三月，金朝派遣使臣到宋朝“通好”，并在边地揭榜，告示军民不再南侵。金宣宗在江南扩地立国的图谋，被粉碎了。


    三、朝廷政变和抗金民兵的被消灭


    金兵被挫败后不久，嘉定十七年（一二二四年）闰八月，宁宗病死。史弥远等再一次发动了政变。


    参预谋害韩侂胄的太子询，在一二二○年病死。次年，立宗室子贵和为太子，改名竑（音宏hong）。竑好古琴。史弥远献一善弹琴的美女，暗地监视太子，窥探动静。太子竑对史弥远的专权祸国，深为愤恨。平日在桌几上写史弥远罪恶，说史弥远当决配八千里。史弥远得琴女密告，阴谋废太子。派人在绍兴民间找到一个名叫赵与莒（音举ju）的十七岁男子，说是宗室之后，召到临安，改名贵诚，密谋废立。史弥远又召国子学录郑清之</a>为贵诚讲授儒学，密告郑清之说：“将来事成，弥远的位子，就是你的位子。但这话出于我的口，入于你的耳。如果有一语泄露，我和你都要被族诛。”宁宗死，史弥远、郑清之不顾杨后的反对，强行拥立贵诚作皇帝（理宗），改名昀（音云yun）。太子竑被废为济王，出居湖州。


    史弥远的政变阴谋，朝野共见，激起人们强烈愤慨。湖州人潘壬等与李全联络，约李全克日进兵接应，拥立济王珪，反史弥远。潘壬揭榜史弥远罪恶，拥济王珪到州衙，黄袍加身，但李全兵到期不至。济王珪见事不成，派人到朝廷告变。潘壬改变姓名逃往楚州。史弥远得到湖州消息，非常恐惧，赶忙捕斩潘壬，又秘密派人到湖州逼济王珪自缢，诡称病死。一些朝臣上书说济王冤枉，都被罢官出朝。理宗、史弥远的统治确立金朝山东、河北地陷于蒙古后，中原大批抗金民兵转移到淮东，投附宋朝，在挫败金兵南侵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史弥远等投降派却把民众武装看作危险的敌人，等待机会把他们消灭。金兵退后，制置副使贾涉写信给史弥远说：“以前的祸患，不过是金朝。现在的祸患，又有山东忠义（指抗金民兵）和北边（指蒙古），应该赶快设法消除。”一二二○年，贾涉假称召抗金民兵领袖季先入朝，在路上杀季先。季先部兵推石珪为领袖反贾涉。贾涉命李全攻石珪，石珪投降蒙古。潘壬事败被杀后，李全也很不安。一二二五年二月，李全命部下刘庆福杀宋楚州知州许国。李全占据青州。次年，蒙古攻青州，李全也投降蒙古。


    李全兄李福在楚州，见李全降蒙，不能自立，杀刘庆福降宋，部下杀李福。宋朝又命抗金民兵时青等部攻李全余党。时青派人密告李全。李全请求蒙古统治者派他领兵南下，乘机灭宋。蒙古授命李全专制山东。李全穿着蒙古衣冠，军中并有蒙古官员随行。李全统率的抗金民兵变成了蒙古侵宋的别动队，性质完全不同了。李全南下，竟然首先诱杀时青，兼并了时青的部众。一二三○年初，李全占据楚州。史弥远这时见李全势大，不断馈送粮饷，说可以“少宽北顾之忧”。宋军兵士说：“朝廷唯恐贼不饱，我曹何力杀贼！”淮东安抚副使兼知扬州赵范、淮东提刑兼知滁州赵葵请讨李全，史弥远不许。十月间，李全突然发兵攻扬州。赵范、赵葵急起兵进驻扬州。李全攻占泰州作据点，全力向扬州进攻。次年正月，赵范、赵葵军获胜，李全败死。宋军乘胜进驻淮安，李全军全部败溃。


    宋朝统治集团中，对待民间抗金武装，历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不同的主张。从宗泽、岳飞到虞允文、赵方，主张联合抗金。从秦桧到刘昌祖、贾涉、史弥远，主张乘机消灭。投降派把武装的人民看作比金朝更危险的敌人，不惜使用一切阴谋诡计，或者直接杀害，或者挑动自相残杀，以达到最后消灭的目的。事实再一次说明：即使在民族战争的年代，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阶级矛盾，依然是多么尖锐而不可调和。


    李全在抗金战争中，抗金附宋，又降蒙侵宋，杀害抗金民兵领袖，逐渐变质为只图扩大个人势力的军阀。李全后期的行动，虽然受到南宋投降派的逼迫和影响，但毕竟是投机叛卖的行径。从李全的行动，人们不难联想到：当年杨太农民军始终坚持内抗南宋外抗金朝，是多么崇高而英勇！


    四、道学统治的确立


    理宗初即位，朝政听由史弥远把持。一二三三年，史弥远执政二十六年后病死。理宗开始亲政，郑清之作丞相。郑清之原来依附史弥远，任相后，斥逐史弥远党羽，收召一时知名之士，掌握朝政，号称“更化”。这年，蒙古军包围了金朝的都城南京（开封）。金朝的末代皇帝完颜守绪（哀宗）逃往归德，又逃到蔡州。蒙古派使臣来宋，约宋朝出兵夹攻，金亡后以河南地归宋。七月，宋京西兵马钤辖孟珙（孟宗政子）部出襄阳，在马蹬山大败金兵。八月，进围蔡州，与蒙古兵会合。端平元年（一二三四年）正月，金哀宗在蔡州自杀。金朝在北方统治一百二十年后宣告灭亡了。


    金朝亡后，陈、蔡西北地归蒙古，以南地归宋。两军辙退。赵范、赵葵等请乘胜收复开封、洛阳。蒙古军陷开封后，掳掠而去。金降臣崔立等在城中驻守。六月，宋军全子才部到开封，汴京都尉李伯渊等杀崔立降宋。赵葵率部来开封，派别部人洛阳。洛阳被掳掠后，已是空城。七月间，宋军进驻，无军食可供。蒙古兵至洛阳城下，宋蒙交战，胜负相当。赵葵、全子才因宋军粮饷不继，不得已自汴、洛班师，回朝请罪。赵、全等被降秩贬官。


    南宋联蒙灭金时，朝臣中即不断有人以北宋联金灭辽而自取灭亡的历史经验，向理宗提出警告。金朝亡后，蒙古军已经开始进攻四川和襄、樊。南宋亡国之祸，就在眼前。理宗君臣却陶醉于灭金的“胜利”，不再作抗敌自救的部署，反而讲起“正心诚意”的道学来。


    史弥远执政，曾加谥朱熹为朱文公。理宗即位前，从郑清之学习程朱道学。即位后，请道学家讲授《尚书》，习读朱熹注释的四书</a>。一二二七年，召见朱熹子朱在，说朱熹的四书注解，“朕读之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下诏特赠朱熹太师，追封信国公，说朱熹“凡六籍悉为之论述，于四书尤致于精详”；又说“朕自亲学问，灼见渊源。常三复于遗编，知有补于治道。”朱熹注解的四书，由于理宗的高度推尊，取得学术上的统治地位，成为儒学的必读课本。


    一二三○年，理宗亲自撰写《道统十三赞》，从伏牺、尧、舜，到周公、孔子、颜回、曾参</a>、子思</a>、孟子，共十三人，说是一脉相承的道统，备加赞颂。一二三七年，又下诏国子监刊印朱熹的《通鉴纲目》。一二四一年，理宗到太学大成殿，听讲《大学篇》，并把《道统十三赞》宣示给国子监的学生。下诏学宫祭祀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五人，从祀孔子。诏书又说，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浑融，使《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进一步提高四书的地位，确立了朱熹道学的思想统治。


    理宗提倡道学，对王安石极力贬斥。宁宗时，有人上书请罢去王安石在孔庙中的祭祀，因枢密院官员的反对，没有实现。理宗在下诏祭祀程朱等的同时，又把王安石的牌位搬出，不再祭祀。说王安石提出“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是“万世罪人”，“合与削去，于正人心、息邪说，关系不少。”王安石向神宗直接申明“三不足”的论辩，到这时已经一百七十年了。王安石死去也已一百五十多年。理宗下诏指责王安石是“万世罪人”，“三不足”是“邪说”，再一次从反面说明：王安石提出的“三不足”说，具有强大的思想力量和深远的影响。


    自从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以来，儒学前后经过了三次较为重大的变化。第一次是在战国时期，第二次是在西汉时期，第三次是在宋朝。在这三个不同的时期里，每当政治经济状况发生变动，为着适应当时的需要，儒家就有它的代表人物出来，变革儒学的形态，以求得儒学的继续发展。第一次的代表人物是孟轲</a>。孔学发展为孟派儒学。第二次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孔孟儒学发展为神化了的今文经学。第三次的代表人物就是程颐、朱熹。儒学由此发展为号称继承孔孟道统的道学或理学。从西汉到南宋，孔孟儒学本来还并没有能够全面控制政治、学术。理宗树立起程朱道学的思想统治，从此，便在政治思想领域取得了巩固的统治地位，控制了教育、科举，并且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宋朝以后，孔孟儒学的影响，主要就是程朱理学的影响。


    第八节南宋经济的发展，封建剥削的加强和农民起义


    南宋统治确立后，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一直在不断发展。


    依据一一五九年（高宗绍兴二十九年）的不完全的统计材料，南宋统治下的人口共有一千六百八十四万。但经过高宗、孝宗两朝，一一九○年（光宗绍熙元年），人口的统计数到达两千八百五十万。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于北宋神宗时全国人口的统计（北宋最高人口纪录是一一一○年即徽宗大观四年，四千六百七十二万）。由于逃避赋役和其他原因，无论北宋或南宋的人口纪录数字，都大大低于实际的人数，但纪录数字的增减，也显示出一个大概的趋势。南宋统治时期，人口在急速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北方汉人大量南迁的缘故。北宋时，经济发达的地区都在南方。大批劳动人民的南迁，使南方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为宋朝在南方立国抗战，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另一方面，以赵宋皇室为首的贵族、官僚、地主来到南方，疯狂地掠夺土地，霸占庄田。土地兼并的加剧，成为南宋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极为突出的严重问题。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广大自耕农的破产和广大佃农更加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遭受苛刻的压榨。南宋王朝在不断地扩大官田的占有，并且在不断加强赋税、徭役的敲剥。


    广大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的人民，在反抗金朝南侵的同时，纷纷起来，对南宋地主阶级的压榨，展开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斗争采取了多种形式，一直发展为武装起义。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贯串着南宋统治时期的历史。


    （一）经济的发展


    一、农业


    北方劳动人民大批南迁，和南方农民一起，进一步开发了江南的农田，交流了耕作经验。某些农作物品种的传播，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农田的开垦——南宋时圩田更加发达。如江东路官圩有田七十九万多亩。太平州官、私圩合计占全州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九。宣州宣城县有官圩十七万亩，私圩五十八万亩，约占全县垦田的一半以上。浙西路围田相望，达一千四百多所。浙东路越州鉴湖和明州广德湖周围上百里都被修造圩田，淀山湖四周被围垦几十万亩。圩田因为土质肥沃，灌溉便利，所以能常年保持丰收，粮食产量很高。


    圩田的修筑是广大佃客辛勤劳动的成果。如合肥的三十六处官圩，以二十二庄为单位，“以户颁屋，以丁颁田”，共有佃客六百多户，一千多丁。佃客不断改进圩田的修建技术，使生产得以提高，但在地主苛重的地租剥削之下，“饱腹无粟菽，强扶南亩犁”，过着“无米无柴”、“面有菜色”的痛苦生活。


    江东、淮东、两广和长江江面上，都能见到“木架田丘”随水高下浮沉。陆游曾在长江蕲州江面上见到架田，是在木筏（音伐fa）上铺土作蔬圃。范成大诗说：“小舟撑取葑田归”，描写平江府农民种植葑田（即架田）的情景。福建、江西、浙东、四川的农民，开垦山垅为田，层起如阶级，远引溪谷水灌溉，种植水稻等农作物。两浙路农民在沿海涂泛地区，叠土石作堤，以防潮水。涂泥干后，种植作物，当地称为“涂田”。宁宗时，台州宁海县有涂田六百多亩，黄岩</a>县一万一千多亩，临海县二万四千多亩。浙西、淮东、江西新垦的沙田也极多，孝宗时，三路共括到沙田二百八十多万亩。理宗时，建康府五县，共有沙田十六万二千多亩。


    南宋的垦田总面积，文献不见记载，但从圩田、葑田、山田、涂田、沙田等的大量开垦，可以看出，当时农田面积在逐步增加。


    水利的兴修——宋朝南迁，劳动人民修浚水利更多。《宋史·食货志》说，南方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高宗时，潭州农民修复龟塘，灌溉官私耕田一百万亩。眉州农民修筑通济堰，使蜀州新津和眉州眉山、彭山等县三十四万多亩田得到灌溉，原来的荒野都变为沃壤。抗金将领吴玠率领士兵在兴元府褒城县修筑光道枝渠，把以前的旱田全改成水稻田。几年以后，又修筑兴元府山河堰，溉田二十三万多亩。光宗时，淮东路农民创筑绍熙堰，数百里内田地都得到灌溉之利。泰州的捍海堰，北宋末年，被海水冲决堰堤。孝宗、宁宗朝，两次修筑，规模比前更大。


    在农民群众兴修水利的同时，官僚、地主大规模地霸占江湖开垦围田，造成了水害。孝宗说：“浙西自有围田，即有水患。”官僚、地主等“豪宗大姓”凭借权势，在蓄水处强筑塍（音呈chéng）岸，圈占田亩。遇天旱独据上流，使周围的民田无水灌溉。遇水涝只顾泄放，以民田为壑（坑谷。壑音荷hé）。宋朝虽然不断下令禁止，甚至开掘某几处围田，但总不能阻止豪族地主所造成的这个祸害。


    稻、麦的培育——水稻是南宋占第一位的粮食作物，种植更为普遍。经过农民长期的培育，南宋水稻品种繁多，仅两浙路六七个州县，就有籼稻（籼音仙xian）粳稻（粳音经jīng）一百四十多种，糯稻五十多种，其中有一些是当时的优良品种。北宋时移植到中国南方的占城稻，南宋时普遍种植，成为早籼稻的主要品种。各地农民根据本地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又从占城稻原种培育出新的良种。占城稻成为广大佃客和下户常年食用的主要粮食。


    浙西路平江府适宜栽种粳稻，所产粳米“玉粒香甜，为天下之甲”。浙东、江东的农民还培育出好几种抗涝、耐寒、耐旱的水稻良种。池州的农民还栽种从高丽传来的“黄粒稻”，稻芒长，谷粒饱满，是一种少见的良种。


    成书于高宗绍兴年间的陈敷《农书》，总结了两浙路农民的耕作经验。陈敷指出，种植水稻，必须先治好秧田，在秋冬就再三深耕，使经受霜打雪冻，土壤酥碎，明年春季再耕肥。种子必须经过拣选，用鳗鲡（音蛮丽m2nlí）鱼头骨熬汁浸泡。播种前，在秧田撒上石灰，以防除螟虫。陈敷还注意到各地施肥的方法，作了详细的介绍。陈敷驳斥了“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的“地力减退”论，指出，只要用肥料来治理，土壤就更加精熟肥美，地力也保持新壮。婺州、衢州的农民，家家户户收蓄粪土，堆成一座座小山，市井之间，扫拾无遗，所以土膏肥美，稻根耐旱，米粒精壮。苏州的农民用河泥作肥料，毛珝（音许xu）《吴门田家十咏之一》写道：“竹罾（音曾zeng）两两夹河泥，近郭沟渠此最肥，载得满船归插种，胜如贾贩岭南归。”生动地描写了当地农民积肥的情景。


    两浙路农民在秋收后耕田，明年二月又耕，称为“耖田”（耖音绍chao）。由于深耕熟犁，土细如面。大暑时节，决塍放水，让太阳曝晒，使苗根坚固，称为“靠田”（即搁田或烤田）。苗身既固，没有倒伏的危险，再车水入田，叫做“还水”。重行灌水后，遇旱不枯。稻子长高，再耙田几遍，直到收获。


    优良品种的培育和耕作技术的讲求，促进了水稻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高宗时，两浙路产量最高。明州亩产谷六七石，是宋朝的最高纪录。其他各路产量都要低些：京西路每亩产谷三石，江东路徽州上田亩产米二石，湖北路上田亩产谷三石，下田二石，湖南路桂阳军亩产一石。


    北宋时，南方种稻地区已开始种麦。但直到宋朝南迁以前，长江流域和沿海种麦仍然很少。高宗时，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江浙、湖湘、闽广诸路出现了“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的局面。北方人爱吃面食，因而麦价激增，拥有麦子者大获其利，倍于种稻。加上酿酒和军队的马料都需要大量麦子，官府曾三令五申地劝诱民间种麦，官府的屯田、营田也大面积种植。佃客交租只有秋课，种麦的收获全归佃客，更加促进了佃客种麦。到南宋后期，麦子的种植已经相当普遍，除两广以外，两浙、两湖、江东西、福建、四川等路，大多在水稻收割后种上麦子，有的地区还种植春小麦，正月播种，夏季收割。


    棉花的种植——北宋时，棉花种植区还局限于气候较热的两广和福建。南宋时，有关植棉的记载逐渐增多。如一一九二年，有的地方官在漳州的《劝农文》中，要求百姓更加多种吉贝（棉花）、麻苎，说“可供备衣著，免被寒冻”。南宋后期，棉花栽培区迅速扩大，越过了南岭山脉和东南丘陵，北向长江和淮河流域推进。元初王祯</a>《农书》说，南宋后期，棉花“种艺制作之法，骎（音亲qīn）北来，江淮、川蜀既获其利”。南方农民初步掌握了一套植棉技术。每年农历二三月开始播下棉籽，棉苗出土后，每月锄草三次。棉有一百二十个棉铃，就算“上品”。棉花的纤维长度一般有一寸左右。成书于一二七三年的《农桑辑要</a>》一书，记述了棉花的栽培法，是南宋后期农民种植棉花的经验总结。


    二、手工业


    宋朝南迁后，手工业生产也伴随着农业继续向前发展。反映着南宋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的特点，手工业各部门的发展，呈现出很不平衡的状态。由于频繁作战的需要，应用火药制造武器，有很大的发展。水上交通和海外贸易的发达，促进了造船业的进步。海外贸易输出大量瓷器，刺激了瓷器产量的增长。纺织业中，由于棉花种植的推广，开始出现了用棉纱织布的棉织业。宋代矿产多分布在北方，南迁后矿产大为减少，矿冶业成为一个不甚发达的部门。


    兵器制造——南宋在各地兴办许多作坊，制造兵器。其中发展较快的是火器。建康府都作院，在一二五九年到一二六一年的两年多时间里，就生产火器三万八千多件。江陵府的作院，每年能生产铁火炮一二千只。一次拨交襄、郢等州的火器就以万计。这样高额产量的武器作坊的出现，表明南宋火药的应用和火器的制造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反抗金军和蒙古的战争中，还使用过新创制的霹雳炮和用竹筒装火药制作的火枪、突火枪。


    造船业——北宋末，长江有“万石船”。南宋时，大的海船，可载重几万石，深阔各几十丈，比北宋的船要大好几倍。周去非</a>《岭外代答</a>》说，渡南海航行的海船，舵长数丈，一船载几百人，积一年粮食，还能在船上养猪和酿酒。这种巨型的海舶在当时世界上是罕见的。远洋海舶行驶在南海到波斯湾的广阔海面。船上继续使用指南针导航。吴自牧</a>《梦粱录</a>》说：海商船舶进入大洋，“风雨晦冥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伙）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


    制瓷业——南宋瓷窑增多，各地瓷器产量有不同程度的增长。瓷窑的规模较大，近年发现的许多窑址，堆积面积都很广。如四川广元瓷窑铺窑址，堆积长二百五十米。有的窑址堆积广达二十亩，高到二十米。元蒋祁《陶记》说，景德镇窑“陶工、匣工、土木之有其局，利坯、车坯、釉坯（釉音右you）之有其法，印花、画花、雕花之有其技，秩然规制，各不相紊”。说明南宋后期瓷窑内部已经有一定的分工，烧制瓷器划分了几个不同的工序和工种，这显然是一种进步。


    江西的景德镇窑在南宋时有较大的发展。吉州窑和浙江龙泉窑以及广东、福建沿海地区的瓷窑，也都发展迅速，是重要的瓷器产地。


    纺织业——纺织业仍然是广泛分布于城乡的重要手工业。南宋统治区只是北宋的半壁江山，但南宋通过各种赋税，每年剥夺到的丝、麻等纺织品的数量，竟然超过了北宋时期的总额，达到一千万匹以上。这种状况，不仅说明南宋赋税的加重，同时也说明，纺织品的产量确有很大增长。浙西、浙东和四川是南宋丝织业的中心，能织造多种精美的高级丝织品。广西和四川是麻织业的中心，出产的麻布，运销各地。


    南宋纺织业中一个最重要的发展，是棉织业的出现。南宋以前，纺织的原料主要是丝、麻。所谓布，也是指麻布。南宋时，随着棉花种植的发展，南方劳动人民发明了一套捍、弹、纺、织的棉纺织工具，用棉花纺纱织布。这是我国手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是南宋时期的一个重要成就。


    广东雷、化、廉三州棉织业最先发达。当地生产的“吉贝布”（棉布），有幅阔匹长、细密洁白的“慢吉贝”和幅窄质粗的“粗吉贝”等多种。海南岛黎族人民还能用织机生产出彩线交织成花纹的棉布，在广西一带销行。由于棉纺织业刚刚兴起，南宋还没有把棉布列入赋税剥夺的项目。棉纺织在农村的和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中得到发展。


    印刷和造纸——北宋时发展起来的印刷业，南宋时更加发达。


    宋朝用科举选拔文人执政，学校的建立和书籍的印刷流通，都成为应举得官的迫切的需要。印刷业的发达，也为学术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


    南宋的官府、官员和民间书</a>坊都从事雕版印刷，印本书广为流传。临安、福建和四川，是印刷业的中心。临安国子监的印本，号称“监本”，印刷技术较高。福建建阳县的麻沙、崇仁两镇印书极多，并销行到海外。现存南宋印本书籍证明，当时的印刷术已发展到较高的水平。


    印刷书籍需要大量纸张。印书纸的制造，逐渐在造纸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四川广都生产楮皮纸和竹纸，专用来印刷图书、簿籍。成都和徽州、池州、平江府等地造纸业的发展，仍然集中表现在讲求纸张的精美，制造多种精致的笺纸，供文人书写。


    矿冶——宋神宗、王安石变法时，矿冶业曾发展到高峰。南迁后，淮水和汉水以北地区的大量矿藏，不再为宋所有。开采和冶炼技术虽然又有提高，但产量猛跌。这在孝宗以后，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金银矿，在高宗、孝宗时停废一半以上。铜产量，在宋神宗、王安石变法时曾达到年产一千四百多万斤，超过英宗时一倍。南宋时铜矿减少，主要依靠黄铜（又称鍮石。鍮音偷tou）生产。黄铜是铜和锌的合金，北宋禁止民间生产。南宋大量生产黄铜，一一六二年达到五百一十八万多斤，占总产量的四分之三。其余四分之一，是使用胆水浸铜和胆土煎铜法，产胆铜一百八十七万多斤。北宋时大量采炼铅、锡。神宗时，铅年产九百十九万斤，锡二百三十二万斤，是宋朝的最高纪录。孝宗时，铅产量十九万多斤，锡只有二万多斤。铁是制造兵器所必需，但铁矿十分之九都在北方。南宋用提倡民间采炼和改进冶铁技术的方法，尽力增加铁的生产。高宗时，曾达到年产二百十六万多斤，相当神宗时年产量的十分之四。


    南宋手工业各部门的成就，是广大手工业工人的劳动成果。和北宋一样，南宋的手工业仍然有官营、私营和家庭手工业等几种封建的经营方式。


    兵器制造全由南宋官府严格控制。高宗时，设立御前军器所，由官营的作坊制造兵器，有兵匠二千人、杂役兵五百人，另有征发的民间工匠若干人。孝宗备战，役使工匠达五千七百多人，又从各州军调拨兵士一千多人。工匠分军匠、民匠两种。民匠是各地按照簿籍轮流差派，每四十天一轮换。由官府发给低微的工值和往来路费。还有很多是远乡农民，“离家失业，不无愁叹”。在军器所受到严重的压迫，出入要被“搜检”。监官们还往往强迫工匠为他们服私役。


    官营的矿冶业，仍由朝廷派遣监官管理，差调兵士和招募民间坑户生产，给以工值。如铅山铜矿，坑户采炼铜一斤，给工值二百五十文。坑户因工值过低，往往散走。


    和北宋相似，制瓷、造纸和矿冶等部门，都有大量的私营手工业作坊。南宋因矿冶衰落，鼓励民间采炼，因而出现一些新现象。高宗时，曾采用神宗一度实行过的制度，金银矿由民户采炼，官府抽取二成，其余由坑户自己出卖。孝宗时，建宁府松溪县坑户采矿炼银，官府收三成，坑户得七成。福州的铁矿，官府收二成，其余八成也由官府拘买。这显然由于铁是南宋迫切需要的产品。这些私营的矿冶，都由官府派官监督生产。所谓坑户，一类是当地土豪，从官府取得采炼权，奴役工匠劳动，从中剥削取利。另一类是劳动工匠，他们象佃客遭受分成租的剥削一样，遭受着官府的直接剥削。


    高宗、孝宗时，福州还有一些铜、铁、铅矿，由所谓“有力之家”的坑户向官府承佃经营，交纳定额的税钱。专门从事冶炼的炉户，也出现定额税制。如福州七十二家炉户，按高炉、平炉、小炉的不同，向官府交纳不同的定额税。


    遍布于广大农村的家庭手工业，仍然以纺织为主。生产的纺织品主要用来交纳赋税和偿付地主的高利贷，再有剩余，才能自己支配。北宋时出现的以从事纺织为主的“机户”，南宋时有逐步增多的趋势。官府也逐步加强了对他们的压榨和“拘占”。如秀州华亭、嘉兴、海盐等县的机户，常被官府征调去，织造盐袋。成都府的机户，被官府强迫集中到官营的锦院织锦。在南宋官府的种种压榨下，机户不但难以发展，而且难于继续存在。如常州原有很多机户，织“晋陵绢”，后来即逐渐消失，晋陵绢也不再生产。


    随着南宋对矿冶的提倡，一些矿区附近的农民，也兼营冶炼。如潼川府路的铜山县，有农户二百家，在农闲时，入矿采铜。有些地区的农民，还到较远的矿区去作工。


    三、商业、城市


    南宋在江南建国，水上交通发达。以临安和建康为枢纽，西向沿长江经鄂州联结四川。南面直通泉州、广州，联结琼州。商业贸易比北宋更加繁盛。


    江南与北方早已形成的经济联系，并没有由于宋、金的对立而断绝。宋、金划界后，设立榷场，进行贸易。民间私相交易，即所谓“走私”活动，也始终不断。南方经由海路，与海外各国的贸易，有了新的发展，在南宋商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城市集镇——南宋的首都临安，原来是吴越钱氏在隋郡城基础上扩建的周围七十里的大城。临安府户籍上的户口，到南宋末年，发展到三十九万户，一百二十四万口（包括府属各县），超过了北宋的东京。临安是南宋的政治中心，也是繁荣的商业城市。


    临安居民需用的物品，多从外地运来。每天食用米一万多石，来自苏、湖、常、秀四州和准南、江西、湖南、两广等地。从严、婺、衢、徽等州运来柴炭、竹木、水果。从明、越、温、台等州运来海鲜、水产。临安需用的菜蔬、布匹、食盐和各种杂货，也都从外地运来。人们形容说：“以前没有过的东西，现在都有。”临安城内生产的手工业产品在市上出售，也运销到外地。各地的产品也在临安市上交换转运。浙江两岸船只云集，客贩往来，不绝于道。自临安南抵闽广，北通两淮，西连四川，各地市场加强了联系。


    临安城内自大街到坊巷，大小店铺“连门俱是”。同行业的店铺往往聚集在同一街市。大街上买卖昼夜不绝。每天早晨五更，卖早市者开店营业。夕阳西下，夜市又开张。直到三、四更后，店铺、酒楼、歌馆才慢慢静下来。临安外城数十里，也是店铺并列，交易繁盛。


    陆游有诗云：“皇舆久驻武林宫，汴洛当时未易同。楼台飞舞祥烟外，鼓吹喧呼明月中。”南宋的皇室贵族在临安大事建造富丽堂皇的宫室，日夜酣宴歌舞，醉生梦死。街上的瓦舍勾栏，唱杂剧，演百戏杂技，说书讲史。官员、地主和商人们沉溺在花天酒地的都城，吃喝玩乐。


    临安城内外，住着大批“工役之人”。他们分属于各种“作分”。如碾玉作（碾音捻ni3n）、油作（油漆）、木作、砖瓦作、泥水作、石作、竹作、打纸作等等。街巷还有许多“修旧人”，听候主雇呼唤，如补锅、箍桶、修帽子、修鞋、修磨刀剪、修扇子、磨镜子等。每天街上，有“扫街盘垃圾者”，有“倾脚头”（淘粪）的“出粪人”，他们都是受压榨的劳动阶层。为数众多的小商人，挑着担子沿街叫卖的小贩，遭受官府和富商的敲剥，随时都有失业的危险。酒楼食店里的工役，送菜稍迟，客人不满，就要被店主人赶走。临安街头，经常有大批失业的劳动者，“长幼啼号，口无饮食，身无衣盖”，饿死在路旁。


    临安是南宋大城市的一个缩影。建康是长江下游的军事重镇，也是商业城市。居民有二十五万人。四川成都是西南地区的商业发达的大城。


    随着水路交通和商业的发达，长江两岸还出现了大批的镇市。临安属县有十五个镇市。建康城外，有十四个镇。鄂州城外鹦鹉洲</a>的南市，是川广荆襄淮浙的贸易中心，各地货物运到这里来销售。江陵府沙市和太平州黄池镇是“客商所聚”的著名镇市。西南的泸州各县也有五十多个市。农村的墟市也广泛发达起来。有的墟市逐渐发展成镇市。


    商行——南宋的商业组织，仍是按照行业组成商行。随着商业的发达，商行也分得更多更细。


    临安市上有四百十四行。如布行、冠子行、销金行、鱼行、蟹行等。行又叫团。如花团、青果团等。各大城市和镇市也有许多行的组织。


    和北宋一样，南宋官府也通过商行勒索货物。商户一经列入行籍，官府即按名单科配，强令交纳货物，有时只给一半的价钱，有时分文不给。江东诸州官吏甚至私自设行，强迫商人供应百货，比市价低四、五成。官府利用商行压榨商人，严重束缚着商业的发展。


    宋金贸易——宋、金两朝的对立，并没有割断南北间的经济联系。商业交易仍然极其频繁。宋、金战争停止时，双方都在淮河沿岸及西部边地设立贸易的市场，称为“榷场”。在南宋主要是盱眙军榷场，同金朝泗州的榷场隔河相对。南宋商人携带货物到达盱眙后，榷场官吏便按货物价值的多少，区分为“大客”（客商）和“小客”。货物总值一百贯以下者，为小客，规定十人为保，登记姓名，可去泗州与金人贸易。大客一律不准过河，只能留在盱眙场内，等候金朝商人前来交易。交易时，宋、金商人各在一廊，把货物交给南宋的主管官员和牙人，往来议价，彼此不得见面。达成交易后，官府每贯收税五十文（后增为二百文，另收牙钱二十文）。榷场贸易以外，宋、金民间私相交易的数量极多。高宗绍兴末年，楚州北神镇、信阳军齐冒镇、安丰军花靥镇（靥音业yè）、枣阳等处，都是双方民间贸易的地点。尤其是光州西边的郑庄，每年“走私”卖入金朝的货物有茶几十万斤，牛七八万头以及大量的金银、铜钱。南宋商人还从海上私贩货物到金朝的山东。边境的官员和出使金朝的大臣、军士也利用职权的便利，与金朝商人私相贸易。从金朝南运的货物，有北珠、毛皮、食盐、麦曲、罗、绫、人参等，从南宋北运的物品有粮食、茶叶、布帛、耕牛、书籍、干姜等等。


    海外贸易——南宋在东南沿海立国，海外贸易有很大的发展。高宗时，市舶收入达二百万贯，超过北宋最高额的两倍多，在南宋的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据《岭外代答》、《诸蕃志</a>》等书记载，当时和南宋通商的国家有五十多个，南宋商人泛海去贸易的，也有二十多个国家。


    来往于南宋沿海的外国商人，乘本国的海船。每年夏至以后，各国海船纷至沓来，云集于南宋的各个贸易港口；十月以后，又陆续启航回国。南宋的大海船，每年十一月至十二月，趁东北风从广州、泉州等地出海，经过南海，越马六甲海峡，航行四十多天，到达苏门答腊西北部的蓝里，在这里贸易并过冬。第二年冬天，再趁东北风开船，横渡印度洋，约一个月到达印度南端的固临；从固临出发，大约再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越过阿拉伯海，就到达波斯湾沿岸的阿拉伯各国。从泉州和广州渡海到达阿拉伯各国，往返一次大约需要两年的时间。


    广州、泉州和明州是南宋的三大贸易港。广州和泉州还是当时世界上有名的大商港，广州在北宋时已是外商云集的最大港口，南宋时贸易更盛。据一一四○年的记录，一年收税一百十万贯。泉州在南宋时发展成又一大港。阿拉伯各国商人来宋经商，多侨居在泉州。明州主要是和日本、高丽商人贸易的港口。秀州华亭县青龙镇，南宋时逐渐兴盛，一一三二年，两浙路市舶司曾移到这里。华亭县的上海镇也有对外贸易往来，南宋曾在这里设市舶司。


    南宋输出到各国的商品，主要是瓷器和各类丝织品。《诸蕃志》记载，自东南亚至非洲，有十六个国家购买宋朝的瓷器。印本书籍也大量销行到海外。输入品中，来自日本的有沙金、木材、珠子、手工艺品。来自高丽的有人参、药材、扇子、纸笔等。自南亚和阿拉伯各国输入的商品，主要是药材、香料、象牙、珠宝。南宋海外贸易的发展，也加强了各国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货币——南宋矿冶产量骤跌，铸钱量大减。高宗初年，每年只铸八万贯，以后稍增，但常年都在十五万贯左右。在对外贸易中，铜钱也大量外流。纸币日益代替铜钱，成为主要的交换手段。


    北宋时，交子只在部分地区行使。南宋的纸币交子和会子在各自规定的区域广泛流通，相互之间又有一定的兑换比例。主要有以下几种：


    东南会子：高宗后期，因商业发展的需要，临安富商印造“便钱会子”，在市场上行使。一一六一年南宋照此办法，设“行在会子务”，正式发行会子，分一贯、二贯、三贯三等。按四川交子的办法，通行于东南各路。后增印二百、三西、五百文三种。一一六八年，回收旧会，以三年为一界（期），每界以一千万贯为额，逐界造新换旧。自一一七一年发行第二界会子，到一二四○年止，共发行十八界。一二四七年，规定十七、十八界会子不再立限，永远行使。


    川引：南宋时四川交子通称“川引”，分一贯、五百文两种。一一九一年后，多次规定展界使用，两、三界同时流通。一二一六年，改以十年为一界。到一二四○年前后为止，共发行九十九界。一二四二年，改印银会。


    淮交：孝宗时，印造二百、三百、五百、一贯等四种会子四百万贯，通行于两淮，称为“淮交”。一一九二年，规定淮交每贯值铁钱七百二十文，以三年为界。湖会：孝宗时，发行“直便会子”七百万贯，在湖北行使，分五百、一贯两种。后通行范围扩大到京西和广南。东南会子以铜钱为本位，川引、淮交、湖会等都以铁钱为本位。


    官府发行纸币，主要目的在于弥补财政上的亏空，并不完全出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同时也没有具备足够的铜钱和铁钱作为本钱。越往后，官府越是依靠发行纸币来维持财政。理宗时，财用缺乏，府库空竭，设“撩纸局”（撩音聊liao），夜以继日地增印纸币。东南会子，一一七四年到一一八九年，发行二千四百万贯。一二○五年到一二○七年，增加到一亿四千万贯。一二三二年，达三亿二千九百万贯。一二四六年，竟达六亿五千万贯。


    庞大数额的纸币不断投入流通领域。每界会子、交子流通期限不断延长，官府又不备本钱，“子母不足以相权”，就成为不兑现的纸币，造成会价下跌，通货膨胀。一二一○年，东南会子第十三界每贯尚值铜钱三、四百文，一二四○年，第十七界会子只值铜钱五十文，第十八界会子值铜钱二百五十文。农民、工匠、小商人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王迈</a>《臞轩集</a>》（臞音渠q*）说，纸币发行过多，造成数“病”，一是农村憔悴，脂膏枯竭，农民告贷无门；二是关卡苛急，征税不止，大城市商店白天闭门；三是百工技巧，转辗工作，为工值低廉所困，无以为生。滥印滥发纸币，使南宋经济日益陷于崩溃。


    （二）土地兼并和封建剥削的加强


    农民群众的辛勤劳动，使南宋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地主阶级无限止地兼并土地，剥夺农民。南宋王朝也不断增添各种名目的赋税，来榨取农民的膏血。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化了。


    一、土地兼并的加剧


    北宋初年，一般大地主占田几十顷，如果占有田地数百顷，已是少见的现象。仁宗时，官员占田限三十顷，反映出实际状况超过了此数。北宋末年，朱勔每年收租十万石。朱勔死时，抄没全家田产，到达三十万亩。朱勔是有名的广置田产的贪官。收租十万石，在当时是骇人听闻的。


    但是，宋朝南迁后，皇帝、贵族、文官、武将、地主、商人掀起了兼并土地的狂潮。大地主收租十万已不再是罕见的现象。溧水县石臼、固城湖中有圩田约十万亩，绵亘八十四里，号永丰圩。起初是官府所有，百姓承佃。后来宋朝把永丰圩赐给蔡京，又赐给韩世忠，以后又给秦桧。他们一次得赐田即多达十万亩，想见占地数量的庞大。秦桧在金陵“田业甚富”，见于记载的有永宁庄、荆山庄等等。秦桧的后人，据说“家道”“衰落”，“生产亦薄”，但每年还有租米十万石的剥削收入。秦桧一党的武将张俊，喜殖田产，罢将家居后，每年仍收入租米六十万斛。如以一般田租每亩不足一斛计算，即占田六、七十万亩。一一五一年，高宗到张俊家，张俊接驾供宴，进奉上等酒食果子等共几百种。又进献多种宝器，内有金器一千两，珠子六万九千余颗，玛瑙碗二十件，各种精细玉器四十余件，绫罗锦绵等一千匹，另有名贵的古玩书画多种。家居收租的张俊，豪华奢侈，超过了北宋以至唐朝的贵族。秦桧、张俊等官僚，都占有几十万亩良田，他们在政治上主张投降妥协，苟安江南，正是反映了那些兼并了大片土地的大地主们的利益。


    宋朝地主阶级兼并成风，在政治上主张革新、主张抗战的官员，也都占有大批田产。王安石晚年在江宁府半山买田。王安石子王珪妇萧氏，捨给半山报宁寺的庄田，即有一千亩。韩侂胄被害后，朝廷没收韩侂胄、陈自强、苏师旦及其他主战官员的田产归官，每年共收租米七十多万斛。南宋抗金将领中，占田最少的是岳飞。岳飞被害后，被没收的家产有田地一千多亩。这和投降派张俊占田六、七十万亩相比，自然是为数甚少。但广大农民，贫无立锥之地，岳飞占有田地千亩，也还是不算小的地主。这里也反映出，南宋官员兼并土地已是多么普遍。


    南迁的皇室、贵族、官僚、将领等等所谓“权贵之家”，依仗权势，掠夺田地，是南宋土地兼并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南方的地主，也和官府通同作弊，乘战乱中土地簿籍丧失，抢占农民的田地。广大农民在南方新开辟了大量的水利田，绍兴府的鉴湖周围的农民，开辟湖田两千三百多顷，都被“奸民豪族”公然强占。淮南驻防的军士开垦荒地耕作，也往往被将领们占作私人的庄田。权贵之家和大地主们“夺人之田，以为己物”，土地兼并越来越剧烈，到理宗统治时，发展到了高峰。一二三四年（理宗端平元年），刘克庄</a>在奏札中说：“至于吞噬（音是sh@）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则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次年，御史台又指出：“权贵之夺民田，有至数千万亩，或绵亘数百里者”。这些数字，当然都是大略的估计，但的确是宋朝开辟（建国）以来所未有。从宋初，地主占田不过几十顷即几千亩，到理宗时占田百万亩，这两个大略估计的数字，显示出宋朝建国二百五十多年来，特别是南迁后的一百多年来，土地兼并的发展过程，也显示出理宗时豪强掠夺土地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一二四六年，御史谢方叔对理宗说：“豪强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极”，“弱之肉，强之食，兼并寖盛（寖音近jin），民无以遂其生”。谢方叔的话，多少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景。地主对农民，弱肉强食，土地兼并的另一面，就是广大农民遭受残酷的剥夺，无法活下去。


    北宋朝廷直接控制的官田，只有很少的数量。据一一七四年的纪录，南宋的官田，包括职田、学田、户绝田、荒田等在内，总共有两千万亩。这个数字相当北宋官田的三倍，但在大地主一户可占田百万亩的情况下，官田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一二四八年，理宗命同签书枢密院事史宅之设立田事所，在浙西路括“公田”。州县乡镇设局，检括圩田、湖荡田等作“公田”即官田。括田也涉及到户绝田和废弃寺庙的田产。理宗、史宅之企图用这样的办法来扩大官田，同兼并土地的大地主作竞争。但田事所随即遭到浙西一路地主们的反对，没有多久即行停罢。大地主兼并土地，依然继续。


    二、佃客的人身束缚


    大地主在兼并大片土地的同时，也必然要加强对广大佃客的控制和剥削。南宋时，佃客遭受的人身束缚在逐渐加强。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农民阶级承受着越来越残酷的剥削和压迫。


    宋朝建国前，南方各割据国里，地主和佃客的剥削关系发展程度不同。佃客的人身束缚，即所谓人身依附关系，各个地区也存在着一些形式上的差异。宋朝建国后，这种差异性仍然在不同的地区显现出来。总的来说，在南宋统治时期，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佃客的人身束缚在不断加深。


    仁宗时，颁布“皇祐法”，禁止夔州路施、黔二州的佃客逃移。一一八四年（孝宗淳熙十一年），南宋把“皇祐法”的通行范围扩大到忠、万、归等州，即扩大到整个夔州路，并规定：（一）凡在一一八一年（淳熙八年）以前逃移他乡三年以上者，承认既成事实；以后逃移及逃移不到三年者，包括家属，“一并追归旧主”。此后，严禁逃移。（二）地主不得“强般（搬）佃客”，即不准抢夺佃户。


    一二○五年（宁宗开禧元年），夔州路转运判官范荪说：“本路施、黔等州界分荒远，绵亘山谷，地旷人稀，其占田多者须人耕垦”，所以“富豪之家争地客，诱说客户，或带领徒众，举室般徙。”可见地主之间招诱抢夺佃客的现象仍在发展。范荪建议对“皇祐法”再加校定，以缓和地主之间对佃客的争夺。范荪校定后的“新法”是：（一）地主只能役使佃客本人，不得强迫佃客的家属充役；（二）典卖田宅的人，不得向买主租种原有的土地充当客户。买主也不得强迫典卖田宅的人充当雇工或奴仆；（三）借贷钱物，只凭文约交还，债主不得强迫债户为地客；（四）客户身死，妻子愿意改嫁的，“听其自便”，客户的女儿也可以“自行聘嫁”。


    范荪的“新法”，从条文上看，似乎是企图对地主的权力稍加限制，但也从反面说明：当时夔州路的地主，可以强迫役使佃客家属，强迫典卖田地和欠债的人作佃客，以至干预佃客妻女的婚嫁。这种对佃客的人身束缚，当是夔州路普遍存在的现实。


    江南、两淮、两浙、福建、广南、荆湖等路，佃客的人身束缚也在逐步强化。


    淮南路在南宋初战乱之后，劳动力缺乏，地主们激烈争夺佃客。地主利用“契券”，剥夺佃客自由移动的权利。如果佃客随意起移，封建官府认为“无故逃窜”，地主依据契券便可以“经所属自陈收捕，所在州县不得容隐”。孝宗时，朱熹还向朝廷建议：凡是外乡迁来的佃客，如果私自搬走回乡，地主可向所属州县诉理，官府追捕，判罪以后，仍发落交还。这样，不仅本乡佃客，连外乡迁来的佃客也不准再迁移了。


    荆湖等路，在高宗绍兴年间，地主可以随同土地的买卖而转移让渡佃客。地主在田契上写明佃客的姓名，在买卖土地时，佃客无权退佃，作为买主的地主则可以强迫他们依旧承佃纳租。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南宋官府曾采纳庄绰</a>（音超chao）的建议，规定：民间典卖田地，不得私自把佃户名姓写在契约上，随契约分付；买主不得强迫原佃户耕佃。如果违反，准许上诉，定罪。这一规定在实行中，遭到荆湖等路地主的普遍反对。据说这使他们之间争夺客户的官司，打了十年还没有解决，永远查不清。


    南宋末年，佃客的身分地位越来越低。如湖北峡州的地主，已不再把佃客写在田契上随同土地让渡给买主，而进一步象买卖奴隶那样，将佃客“计其口数立契，或典或卖”。有的地主，变换手法，将荒远的小块土地连同佃客，立两张契约，在公开的假契上说这些佃客是“随田佃客”，在私下的真契上就直接说是“佃户典卖”。


    荆湖北路荆门军等地区还有一种“随主佃客”。即使地主犯罪，田地被官府没收，种田的佃客也还要随地主到别处去。随主佃客是被地主当做财产来看待的。因此，象《宋会要稿·屯田杂录》记载的，有些地主有权把佃客跟土地、耕牛、农具、船屋等生产资料一起当做礼物来送人。这种佃客和农奴差不多了。


    南宋时期还出现了比佃客身分更低、遭受压榨更为严重的佃仆。北宋时已开始有佃仆的名称。到南宋时，浙东、浙西、江东、淮西和福建等路，佃仆制度逐渐盛行。


    佃仆除向地主交租外，还要负担繁重的劳役。劳役是多种多样的。根据南宋的记录，地主可以在半夜三更呼集佃仆，叫他们扛抬物品；地主外出，指派佃仆随身服侍；地主还可叫佃仆为他们修房盖屋，每天上山砍柴，搬运柴禾，看守坟墓，修治河道，等等。有些地主还强迫佃仆充当抵抗“盗贼”的地主武装，有些地主强使佃仆和仇人械斗，甚至死于非命。农民一旦沦为佃仆，就要子孙世袭，永远不得逃脱。佃仆是佃客中最为低下的阶层。


    北宋初，地主打死佃客，还没有特殊的法律规定。到哲宗元祐（一作神宗元丰）时，才明确规定：地主打死佃客，减罪一等，发配到邻州。一一三一年（高宗绍兴元年），南宋官府规定再减罪一等，改为发配本州。这实际上是把佃客的法律地位连续下降了。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佃客因此“人命寖轻，富人敢于专杀”。佃客连最起码的生命权利也失去了保障。一一九○年（光宗绍熙元年），南宋又规定佃客不能控告地主。这就是说，佃客只能听从地主任意宰割奴役，连控诉的权利也没有了。


    南宋王朝把地主对佃客的奴役，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各地官员，在处理有关案件时，利用司法的手段，来保</a>护地主，镇压佃客。朱熹曾主张，凡有狱讼，首先应当“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然后再“听其曲直之辞”。如果“以下犯上，以卑陵尊”，“虽直不佑”。就是说，在下者虽然“理直”，也不能保护。如果“理不直”，更要加罪。当时一些地方发生了“以妻杀夫”，“以族子杀族父”，以及“以地客杀地主”即佃客的反抗斗争。朱熹认为，这类事情关系到“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三纲之重”，必须以“经术义理裁之”，否则就是“泯灭”“天理”。南宋后期的《名公书判清明集</a>》一书，收集了地方官们处理刑狱的很多案例。凡是涉及佃客和地主的案件，无不强调“主佃名分”，以“一主一佃，名分晓然”、“主仆之分”等等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依据。例如：南宋末年，官僚吴思敬妻段氏，向官府控告佃客谢五乙兄弟“盗葬”吴家的土地，使吴家的“风水颠末，已经六年”。地方官不问情由，便断定谢五乙兄弟是跟地主争占土地，是不顾“主佃名分”，“欺其主母孤寡”，重惩了谢五乙兄弟。官员们还认为：象这类事情，官府应该出来“主盟”，否则，不仅地主段氏“有妨安葬”，以后凡地主离田稍远，佃客都可强占，那么朝廷设官置吏又有什么用呢？


    三、地租和高利贷剥削


    地主把佃客紧紧束缚在土地上，佃客不得迁移，地主更可恣意压榨。地租和额外的剥削，都比北宋时更加残酷。


    南宋地租的主要形式，仍旧是分成租和定额租两种。分成租，一般情况是主客对分，地主剥削产品的五成。如果佃客借用地主的耕牛和农具等生产资料，地主还要多剥削几成。江西饶州佃客租用地主的耕牛，要向地主多交一成租，称为“牛米”。荆湖北路佃客自己有牛具种粮，地主剥削产品六成，佃客得四成；如果借用地主的牛具种粮，地主再占一成。在官府的官庄上，第一年的收成，留下来年的种子后，官收四分，客户得六分。第二年以后，官客对分。


    定额租制，北宋时还不很流行，所以留下的资料较少。南宋时，有关的记载逐步增多，不过仍局限于两浙路等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其他地区仍主要实行分成租。平江府定额租的数量，按土地的肥瘠而有所不同，一般地说，上等田每亩租米一到二石，中等田每亩七到九斗，下等田每亩三到五斗。以下是一二○六年（开禧二年）《吴学续置田记二》中片断材料的摘录：


    “元典李校尉七三登仕等田开具下项：


    一，玉字二十六号，田四亩二十三步。租户徐八，上米六硕（同石）。


    一，昆字二十号，田一亩二角四十一步。租户徐八，上米二硕九斗。


    一，芥字二十号，田三亩二十一步半。租户李五八，上米三硕七斗。


    一，姜字一号，田一亩十八步。租户李五八，上米一硕五斗。


    一，姜字九号，田一亩一角五十五步。租户李五八，上米二硕二斗五升。


    一，姜字十号，田一亩。租户李五八，上米一硕五斗。”


    同一年《吴学续置田记一》的片断材料：


    “租户陆三八名彦，租田十九亩三角四十五步，上米十一硕三斗五升。


    租户戴七二，租田十九亩三角八步，上米十三硕五斗二升。


    租户浦四八，租田四亩二角五十步，上米二硕二斗三升。”


    根据南宋时平江府地区土地的一般产量，这些定额租的剥削率都达到百分之五十，可见定额租并没有减轻佃客的负担。地主想方设法把地租固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其数量一般不会低于好年景的分成租数额。


    正额地租以外，地主对佃客，还有多种名目的剥削方法。可以说，后来封建社会中额外地租的各种名目，南宋已经大部分出现了。下面是南宋额外地租的几种主要名目：


    佃客代纳二税——佃客向地主交租外，只向官府交纳丁税等几项杂税。但是，地主豪强经常拒绝向官府输纳，或者无限期地拖欠应纳的赋税，官府就将这些赋税全部均摊到佃客身上，强迫佃客交纳。据《庆元条法事类》，南宋曾明文规定，倘若地主到期违欠赋税，官府可追求佃户补偿。这一法令无异是公开鼓励地主不纳二税。所以，佃客被迫代地主纳税的现象很普遍，而且越来越严重。一二○三年《南郊赦文》说：“佃户租种田亩，而豪宗巨室逋负税赋，不肯以时供输。守令催科，纵容吏胥，追逮耕亩之人，使之代纳，农民重困。”南宋末年，土地日益集中，农村下户纷纷破产，佃客便变成了官府大部分赋税的直接负担者。


    耗米——跟官府一样，地主收租也征收耗米。据《吴学粮田籍记二》记载，平江府的学田向佃客收租时，按照惯例每石白米约收耗米一斗，同时还要加收什么“带收钱”、“糜费钱”。


    大斗收租——地主任意增大量器，用大斗收租，是对佃客的又一种额外剥削。南宋两浙路地主收租普遍使用加二斗和加三斗。方回</a>《续古今考</a>》记载，斛斗有百合的斗，有加一斗、加二斗、加三加四斗，“民田收租，皆加二三”。洪迈《夷坚志</a>补》记载，湖州“乡俗”，地主收租，使用一百十二合斗，田主取一百十合，干仆取二合。又记载平江府常熟县地主张三八，私制大斗收租。一年夏天，刮起龙卷风，他平日使用的大小不等的私斗十三种，一起被大风吹到门外，真相大白，丑态毕露。有的地区的地主，甚至使用一百五十合至一百九十合的大斗收租。


    麦租——随着佃客逐步增加作物品种，提高产量，地主就将这些产品攫为己有。南宋初，官府在南方推广种麦，规定地主不收麦租，佃客种多少得多少，但没有多久，麦租的名目就出现了。理宗时，明州奉化县的“义仓”，征收麦租，又出现了“早租”的名称。


    所谓“送礼”——地主逢年过节强迫佃客“送礼”，凡农副产品诸如鸡、鸭、丝、食油、鳖等都成了地主掠夺的对象。毛珝（音许x(）《吴门田家十咏》写道：“今年田事谢苍苍，尽有瓶罂（音英yīng）卒岁藏，只恐主家增斛面，双鸡先把献监庄。”为了使地主少增加斛面（即耗米），佃客不得不送一对鸡给地主的监庄子</a>。这种送礼不是亲友间的往来，而是地主凭借其土地所有权对佃客单方面的勒索。这大约就是宋朝以后“佃鸡”、“佃鸭”等剥削方式的起源。


    增租刬佃——宋朝出现永佃权的同时，也出现了刬佃（刬音产chan）的现象。地主为了使地租增加到最高额，就缩短租佃期限，让佃客互相竞佃。李心传</a>《建炎以来朝野杂记</a>》称，高宗时各地荒田很多，地租较轻而收入多，因而“有增租以攘之者，谓之刬佃”。宁宗时，佃客租佃土地，地主乘机加租，再赶走旧佃客，把地租抬到最高限度。官户和上户地主承佃官田，更经常进行刬佃，彼此争夺得极其激烈。


    南宋地主在收租的时间、地点、租米质量等方面也都有苛刻的规定。如平江府地主规定，每年十月开仓收租，佃客必须如期把租米送到地主指定的仓库。毛珝《吴门田家十咏》又说：“主家租入有常规，十月开仓不许违。”在租米质量上，不准稍湿，而且规定一定的成色。范成大《秋日田园杂兴》说：“租船满载候开仓，粒粒如珠白似霜，不惜两钟输一斛，尚赢糠壳饱儿郎。”佃客必须以两石的白米，才能折交一石上等米的租，自己剩下的只有碾下的糠壳了。


    地租以外，南宋地主剥削农民的另一种重要方式是高利贷。《名公书判清明集》记，每当下户自耕农因破产而投靠地主时，地主寻方设法：“邀其假立文约领钱，以为羁縻之术”，利用借债来束缚佃客。在地主“倍称之息”的盘剥下，佃客债务丛集。春借秋还，秋借春还，旧欠新债，日积月累，永远没有还清的日子。到时候，地主就强夺佃客的房屋、农具、种子和口粮，甚至强迫佃客的妻女作奴婢。


    在地主正额地租和名目繁多的额外地租以及高利贷的敲骨吸髓般的剥削之下，佃客的土地产品大部分被地主所掠夺，佃客终年辛劳，所得无几。“十月以后，场圃一空，小民所有，悉折而归大家。”叶茵《田父吟》诗说：“未晓催车水满沟，男儿鬼面妇蓬头，但求一熟偿逋债（逋音），留得糠粞（音西xī）便不忧。”这就是佃客在一般年景时经济生活的真实写照。为要维持生活，佃客必须全家老小终年投入各项紧张的生产活动，还要依靠副业生产来维持全家最低限度的生活。妇女昼夜纺织，男子去烧炭、制陶、捕鱼、伐薪，儿童为人牧牛，才能勉强糊口。一旦遇到凶年饥岁，无以为生，佃客被迫以农具或副业的生产工具作抵押，向地主借贷口粮，或者卖儿鬻女。最后被逼得逃荒行乞，冻饿而死。


    地主的残酷剥削，使佃客无法交清地租。地主们便擅自捆缚佃客督租，严刑拷打，甚至逼迫佃客自杀，有些地主则让官府派人替他逼租。官府代地主催租，这在宋朝以前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北宋时也还少有这样的事例。南宋统治时期，官府为地主督租便开始成为常见的现象。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高宗时，“公门赋敛，私开租课”，稍有拖欠，官府就派人抓进监狱，或押在邸店，用长绳捆成一串，狱吏在后面执鞭拷打，路上行人为之落泪。到理宗以后，官府明文规定每年十月初一到明年正月三十日之间，是知县受理地主诉讼，取索佃客欠租的日子。据黄震</a>《黄氏日抄</a>》记载，州县的巡尉司经常直接出面，为地主追租讨债，对佃客百般迫害。平江府吴县的巡尉司，每天都要接到上司送下索取私租的许多“帖牒”，一个帖牒要追索数十家，甚至百五六十家。巡尉司就派出弓兵五七十人一群，拿着刀枪，搜捕欠租的佃客。捕到县里以后，草草审讯，就押到巡尉司，“托名监租”关禁。被捕的佃客往往“只见百人往，不见一人还”。如佃客顾四十等八人，即因欠租被顾姓地主诬为“盗”而监禁在弓兵家里，“一一饥饿垂死”。又如佃客詹百三、凌七五，因长期被禁而饿死。成批无辜的佃客就这样死于非命。得以侥幸生存的佃客，继续在这种残酷的压迫之下，过着暗无天日的奴隶式生活。


    四、繁重的赋税


    广大农民群众，不但遭受地主的地租和额外剥削，而且还要负担南宋的繁重的赋税。南宋王朝不断增加赋税的名目，对农民敲骨吸髓地刻剥。


    北宋初，朝廷一年收入的赋税钱，是一千六百余万贯。神宗时，达到六千多万贯，是北宋最高的岁入。南宋建国之初，朝廷一年的收入，不满一千万，到了一一五七年（高宗绍兴二十七年），就猛增到六千余万。再过三十年，到一一八七年（孝宗淳熙十四年），又增加到八千万。南宋统治地区不到北宋的三分之二，朝廷的剥削收入，却已超过了北宋。经济发展的地区，赋税的增加还要严重。如两浙路，北宋时岁入钱三百三十余万，其中十分之八是盐茶酒税。但到了南宋孝宗淳熙末年，就激增到一千二百余万，盐、茶等税还不在内。史书记录的这些不完全的数字，足以说明南方经济发展后，南宋王朝展开了多么残酷的赋税掠夺！


    南宋农业中的正税，即夏、秋二税，规定的税额并没有多少变动。赋税剥夺的增加，主要是靠新立收税名目和正税外的附加。


    经总制钱——一一三五年，总制司使孟庚（音羽yu）创立“总制钱”，后来跟北宋末陈遘（同构）所创立的“经制钱”合称为“经总制钱”。“经总制钱”的征收是：凡买卖田宅、酒糟，以及一切民间钱物交易，每千文由官府征收三十文，以后又增加到五十六文。经总制钱下面还有许多繁琐的名目。董煟</a>（音胃Wèi）《救荒活命书》记载，经总制钱全国每年定额二千万贯，实际可收到约一千多万贯。在一些地区征收的经总制钱甚至达到了正税数额的三倍。


    月桩钱——南宋初，宰相朱胜非为增加军费，命令各地州县按月交纳定额的月桩钱。但地方官府往往只能交到定额的十分之二三，下月期限又到，又要向民间征敛。宁宗时，东南各路岁征三百九十多万贯，特别是江南东西两路，月桩钱的名目众多，有?引钱、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帐钱、折纳牛皮筋角钱、两讼不胜罚钱、既胜喜欢钱等，是农民的严重负担。


    版帐钱——南宋初，东南各路借口供应军用，征收一种税钱，称“版帐钱”。两浙路最重，各州每年必须搜刮一二十万贯，才能凑数。这完全是一种“率皆无名，凿空取办”的苛捐杂税。


    以上三种新添的赋税，就象一座座大山压在南宋农民的头上。叶适曾说：老百姓中产之家，衣食刚足，过去可以耕织自营的，现今都辗转逃亡，去当“盗贼”（起义）或者受冻挨饿；如果经总制钱还不废除，州县破坏，百姓穷困，就没有了结。叶适的描述，多少反映了新添的杂税给广大人民带来的灾难。


    南宋的二税附加也相当繁重。主要有以下一些名目：


    耗米——官府在收税时，征收“耗米”，民间交米一石，官府普遍多收加耗四五斗甚至一两石。正耗以外，还有“明会耗”、“州用耗”、“土米耗”等名目。理宗时，一石的秋苗，各路往往加耗到二石一二斗，多的达二石五六斗。实际上是把正税加了一倍多。


    大斗收税——在征收粮食时，地方官府还常常使用大斗，每只大斗要比朝廷规定的标准斗（省斗）大二三成到五六成。


    折帛钱——高宗初年，因为物价暴涨，官府以“宽优”农村下户为名，让下户在交纳夏税绢帛时按时价交纳现钱，称“折帛钱”。但后来绢价降低，折帛钱数却照旧。民间必须以市价的二到三倍的价格来交纳折帛钱。


    和预买——南宋时官府用此名目向民间买绢，实际并不给钱，强迫民间“白纳”。后来索性改为民间光交价钱，不交实物。再后又按田亩均摊，跟夏税一起交纳，变成了一种新的折帛钱。南宋初，浙东一路预买绢就有九十七万多匹，其中越州一州达二十万多匹。理宗时，李鸣复说，和买绢已名存实亡，官府不偿价值，凭空科取，不再有所谓“买”；交纳稍迟，就要鞭打，不再有所谓“和”。


    预借——官府经常预借民间各种赋税，实际上是提前征收。预借的项目有二税、免役钱、坊场课利钱和卖田宅契税钱等。高宗时，还只预借明后年的赋税；孝宗时，借到后三四年；理宗时，有的地区借到后六七年。


    科配——实际上是一种摊派。官府随时向民间征收钱物，一般按照二税的多寡来征收。据马端临</a>《文献通考</a>》记载，有时秋税米一石，要科配（又称科敷）五六石，夏税钱一贯，要科配七八贯。在正税以外，任意勒索。


    和籴——官府接民间的家业钱摊买粮食，摊买时，官府少给或不给价钱，实际跟科配一样。南宋末，和籴成为农民最重的负担。


    勒索——在交纳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时，胥吏还要敲诈勒索，从中渔利。如果纳税人给的贿赂太少，即使已经交完了税，他们还说没有交够，使纳税人“枉受刑责”。有些地区还规定，纳税人必须经过揽户包纳赋税，官府才予受理。揽户常与胥吏勾结，百般勒索，使纳税的农民更增加了一层负担。


    南宋赋税之重，跟北宋相比，增加了好几倍。高宗时，杨炜揭露说，历代“衰世掊克之法，略以尽行，剥肤摧体，无所不至，膏血无余。”南宋王朝用尽一切办法敲剥农民，百姓的膏血被榨取无余了。


    广大农民（下户自耕农和佃客）是官府赋税的直接和间接的承担者。官户、寺院和农村上户虽然拥有大量的土地，但往往依仗权势不交纳赋税，或者用隐蔽田产、诡名析户、降低户等的办法来逃避赋税，所以在南宋出现了比北宋还要多的“无税之田”。一一四二年，高宗派两浙路转运副使李椿年措置“经界”，在各地清丈土地，以达到官府增加赋税收入的目的。李椿年先在平江府设立“经界局”，以乡为单位，丈量土地，划分田亩的等级，然后官户、民户分开造砧基簿（砧音真zhen），簿后附地形图（即鱼鳞图），官府按此征税。平江府完成“经界”以后，就在各路推广。其中仅两淮、湖北、京西等四路因是地广人稀的边区，没有实行。其他大部分路，到一一四九年，“经界”基本完毕。经界法的实行，使官府掌握的田亩增加很多。罗愿</a>《新安志》记载，江东路徽州，在经界前官府只掌握田产一百五十多万亩，经界后增加到三百多万亩。但这种局面没有能维持多久。到孝宗以后，赋税不均的情况又逐步严重起来。不断有人要求再行“经界”，但由于豪家大户的反对和抵制，无法继续实行。理宗时，赋役不均的现象更加严重。


    和北宋一样，南宋的农村上户轮流承担保长、保正和户长等差役，向农民催税。农民弃田逃亡，或有权势的地主拒不交税，地方官府就要保正长等代交。孝宗时，处州松阳县的上户地主，共同买田三千多亩，用剥削收入来应付差役，称“义役法”。此法推广后，有些上户又强使仅有一二亩土地的下户出田或出钱。《文献通考》说，这实际上是“困贫民以资上户”。受害的还是贫苦农民。


    大地主逃避赋税，地方官府税额不足，还想方设法来加重对下户自耕农的压榨。富强之家经常与乡里的胥吏表里为奸，“有税未即具上，或不尽具”，甚至一斗也不输纳，官府却将下户“先具催数，或多科尺寸，逼令输纳”。下户因生活所迫而出卖土地时，地主豪强买去土地但不向官府改动税簿，使下户“产去而税存”，继续承担官府苛重的二税。在南宋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有田者未必有税，有税者未必有田”的现象一直在发展。


    （三）农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和武装起义


    地主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是极为残酷的。广大农民当然不能忍受地主阶级黑暗势力的统治，不断举行多种形式的反抗斗争，直到武装起义。孝宗以后各朝，农民群众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一直连绵不断，并且带有如下的一些新特点：（一）武装起义是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与此同时，斗争还出现了多种新形式。随着租佃制剥削关系的发展和土地兼并的加剧，农民群众展开了反抗地主收租的斗争。广大佃农的抗租斗争在许多地区兴起，直到发展为武装起义。农民斗争的另一种形式，是所谓“在海啸聚”。在地主阶级残酷压迫下走投无路的农民，聚集到海上，坚持斗争，攻打官僚、地主们的船舶。强迫饥民当兵的制度，使南宋农民和士兵的斗争，仍然紧密联系在一起。和北宋不同的是，士兵往往从军队里逃出，加入农民的反抗队伍。官员们多次指出“‘盗贼’啸聚，皆是窜卒”。（二）农民群众，特别是受压迫最深的贫苦佃农，是阶级斗争的主力。农民以外的各阶层被压迫人民，也相当广泛地展开了斗争。海上渔民、茶农、茶贩等举行了武装起义。贩私盐的农户和矿冶的工匠，也是反抗南宋统治的重要力量。一一九六年，一个官员报告朝廷说：现在造反的人越来越多，是因为有两个“巢穴”，一个是贩私盐，一个是坑冶。农民、士兵、渔民、茶农、茶贩、私盐贩、矿工等都参加了起义的行列。起义者范围的广阔，超过了北宋。（三）这一时期的农民起义，没有能够再发展成为如象方腊、钟相、杨太那样巨大的规模，但各地的起义，绵亘不绝。据史书中远不完全的纪录，孝宗以来的九十年间，大小不等的农民起义、抗租斗争等，共有一百余次之多，几乎年年不断。广大农民群众不屈不挠地向地主阶级展开英勇的搏斗，交织成一幅壮丽的画图。


    下面，主要是孝宗到理宗统治时期，一些规模较大的斗争。


    抗租斗争南宋建国以来，一些地区的佃农即不断举行抗租斗争。孝宗以后，佃农还经常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地主。吕祖谦记述，湖州一带勇敢的农民，常常数十人相联合，共同约定，拒绝向地主交租。耕种官田的佃农也英勇地展开斗争。如江西抚州的官田，租税甚重，佃农倾其所有，还不够交官。佃农们联合起来，春夏耕种收割，秋冬交租时逃走，不再交租。次年春夏，佃农再来结集，官府来问，便团结在一起，坚决抗拒。


    地主用大斗收租，加重剥削。佃农针锋相对地进行反抗。理宗时，秀州德清</a>县佃农明确提出，反对大斗收租，要求“降斗”，发展为武装起义。“降斗”的要求，反映了广大佃农的利益。起义发动后，当地农民纷纷前来参加，发展到数万人。宋朝官军残酷地镇压了起义者。几年后，平江府吴县的佃农，痛恨庄干（管庄人）的虐待刻剥，结集起来反抗。绍兴府通判黄震说：“顷岁德清县降斗之事，尝烦官兵，今非昔比，尤当预戒”。黄震的话表明，德清县的“降斗”起义，确曾给了地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使他们谈虎色变，胆战心惊！


    佃客中受压迫最重的佃仆们，也纷纷展开顽强的斗争。孝宗时，婺州富人卢助教，以刻剥佃仆起家，一天到佃仆所居之处，被佃仆父子四人捉住，扔进杵臼（杵音楚ch(）内打死。佃仆被捕，后来遇大赦出狱，又到卢家嘲笑说：“助教怎么不下庄来收谷？”江东路饶州乐平县地主向生，仗势欺压佃仆，对佃仆所种作物品种”稍不如意，就将庄稼全部破坏掉。等待收割的佃仆愤怒地拿出利斧，要杀死向生。向生狼狈逃走。


    佃客的抗租斗争，经常发展为打击土豪劣绅、地主恶霸的武装起义。高宗时，衢州有佃客俞八不堪地主徐三的压榨，集合同保的农民，拿起棍棒当武器，捉住徐三，分了徐三仓库的谷米。随后又擂鼓聚集群众一千多人，前往严州地界杀地主，分财产，多次跟官军作战。俞八等七人被宋军逮捕处斩，英勇牺牲。高宗以后，这种形式的斗争更多。湖州吴兴县“有纠合‘凶人’，尽戕主家而火其庐”的佃客起义。南宋末年，江西建昌军因为“富家征取太苛而民不能堪”，理宗时，南丰县“诸佃”在张半天、何白眉带领下，攻打县城，焚毁谭姓大地主的屋舍；度宗时，佃客罗动天、詹花五领导农民夺取地主谌氏的家财，乘势入县举行起义。


    南宋官府公然为地主催租讨债，苛虐佃客，因此佃客的斗争锋芒往往直接指向地方官府，形成佃客对官军的战斗。黄震《黄氏日抄》记载说：理宗时，平江府吴县的巡尉司，经常下乡搜捕欠租的佃客。巡尉司弓兵的暴行，激起了吴县佃客的激烈反抗，各村佃客“群起拒捕”。官府追捕越急，佃客抵抗越激烈，不是佃客杀伤官兵，就是官兵杀伤佃客。因此不单是“田主”、“租户”“交相敌仇”，而且官府、佃客也“交相敌仇”。平江府是南宋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佃客直接和官兵搏斗，却是各地区普遍存在的现象。


    海上斗争宋朝南迁后，在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下，无以为生的沿海农民和渔民，就在海上聚集，攻打官僚、地主和富商的船舶。孝宗的诏书中也不得不承认：所谓“海贼”，都是“诸路州县饥贫小民”，“在海啸聚，只因缺食”。有些逃亡的士兵和沿海地区遭受迫害的“犯罪小民”，也往往投入海上斗争的队伍。一一六三年三月，官员们向朝廷报告说，明州象山、秀州华亭等处，多有“海贼”。建议由当地“土豪大姓”，秘密侦察。各州县往来巡逻，互相追捕。十一月，又有官员报告说，两广和泉州、福州“多有海贼啸聚”。他们和沿岸居民密切联系，上岸后，多在居民家“停藏”。如福州山门、潮州沙尾、惠州潨落（潨音丛cong）、广州大溪山、高州、碙洲（碙音冈gang）都是“停藏”的地点。官兵还没有到来，村民就事先向他们报告。官员们哀叹：“出没不常，无从擒捕。”南宋官兵依靠地主土豪作眼线，海上斗争的队伍却有广大村民作后援，抗击官军。一一八五年，知平江府丘崈对村民横加迫害。居民王■郎（■音亚ya）等二十七家，被指为“停藏海贼”，住房被全部拆毁，妻子家属全被赶出界外，不准在沿海各县居住。王珪郎等被迫起义，遭到镇压。同年，福建路安抚使赵汝愚派兵深入大洋，与海上饥民作战。起义领袖蔡八等四十二人被俘。一一八八年，陈青军等海上斗争队伍在广州沿海往来活动，遭到知广州朱安国官军的镇压。陈青军等十六人被捕。但直到一二○四年，南宋朝廷还指令官员们“务要‘盗贼’息绝，海道肃清”，否则“将宪帅统兵官具名弹奏，取旨责罚”。这些残存的文献说明，海上饥民的斗争和陆上的农民起义相配合，始终是威胁着南宋王朝的一支战斗力量。


    李金起义一一六五年春季，湖南路发生严重旱灾，百姓无法生活。郴州宜章县弓手（“射士”）李金组织群众，发动起义。起义爆发的导火线是官府向当地居民摊派购买官府积存的乳香，限期急速，逼迫交钱，激起了人们的愤怒。李金起义后，遭受地主阶级残酷剥削的广大农民纷纷响应，迅速形成万人的大军。农民军组织部伍，装备武器，一举攻占县城，进而攻下了郴州，又攻破桂阳军。农民军乘胜分兵南下，进入广东路英、韶、连、广等九州之境，所到之处，杀地主、官僚，没收他们的田宅财产。黑暗统治下的农民群众，迎来了自己的节日。同年五月，湘阴县刘花三、李无对领导当地农民起义响应，湖南一路，更加震动。南宋官府赶忙从荆襄前线调兵到湖南，并派鄂州水军统制杨钦率军前往镇压。杨钦是叛变钟相、杨太起义军降宋的叛徒，这时又指挥官军，与起义农民为敌。八月，起义军与杨钦军鏖战于宜章龙冈，受挫，退守莽山，孪金因叛徒出卖被俘。杨钦乘机“穷追深入”，屠杀起义军的骨干。史称杨钦“复故田宅，盖以千数”，又为大批被打倒的地主、官僚重新夺回田宅。


    赖文政起义一一七五年，湖北路茶农、茶贩，在赖文政领导下举行起义。在此以前，江西、湖北、湖南等地的茶贩，经常结成几百人到一千人的队伍，武装起来，贩运茶叶，以抵抗官府对贩茶的垄断。据说，茶贩的队伍常常是一个人担茶叶，两个人保卫，“横刀揭斧，叫呼踊跃”。茶贩在江西、江东、湖南和湖北等路形成了一支独特的武装力量，被宋朝官府诬指为“茶盗”或“茶寇”，不断地和官军作斗争。一一七二到一一七三年，江西路茶军曾多次进攻江州和兴国军。一一七四年，湖北路茶军几千人进入湖南路潭州，遭到官军的镇压。但是，茶贩的反抗斗争，并没有因此而终止。次年四月，在赖文政领导下的茶贩和茶农的起义，终于爆发了。


    赖文政领导的茶军自湖北起义，进而转入湖南、江西，多次打败官军。六月间，茶军进入吉州永新县禾山。宋朝派出官兵，又下诏号令地主武装出来镇压，“如能捕杀‘贼’首（指茶军首领）之人，每人捕获或杀‘贼’首一名，特补进武校尉，二人承信郎，三人承节郎，四人保义郎，五人成忠郎，各添差一次，五人以上取旨优异推恩”。南宋王朝企图用赏官的办法，号召地主镇压起义军。起义军到处打击官军、地主，节节获胜。宋朝又连续调派江州、鄂州的官军，会合赣州、吉州的兵将，聚集各地土军、弓手，共约万人。永新县山中的茶军，据说不过四百人。依靠山险，在丛林中往来作战。庞大的官军始终不能战胜起义军。江南西路兵马副总管贾和仲因此被罢官，除名编管。起义军又自江西进入广东。


    起义军出没山谷间，和当地人民有着广泛的联系。周必大向朝廷奏报说：当地居民把官军的动静都告给起义者，“故彼设伏而我不知，我设伏则彼引避”。官吏赵善括</a>也说，百姓与起义军相通，“互相交结”。官军虽然曾经调集重兵进行镇压，但屡战屡败，将尉被杀几十人。官军到处强征粮草，迫使农民搬运，还偷鸡宰狗，甚至在“疑似”之间，残杀百姓，使百姓“惊惶相瞩”。官军对起义军的活动“诡秘莫测”，而官军的动静，起义军“毫发必知”。人民群众积极支持起义者。力量弱小的起义军因而能够战胜貌似强大、失道寡助的官军。


    七月间，南宋王朝任用辛弃疾为江西提点刑狱，专力镇压茶贩起义军。赖文政部进入广东后，前锋出战不利，被迫转回江西。辛弃疾残酷地镇压起义者，并采取毒辣的手段，把赖文政引诱到江州后杀害了。一说，被杀者是另一人，赖文政得以逃脱。这个传说，当是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赖文政的怀念。辛弃疾是力主抗金的诗人和勇士，但他残酷镇压起义，又充当了宋王朝的刽子手。


    陈峒起义淳熙六年（一一七九年）正月，郴州宜章县农民在陈峒领导下发动起义。起义者号召反对官府用“和籴”的名义无偿勒索农民的粮食。起义军攻克道州、桂阳军和连州所属四个县城，有众数千人。袁燮</a>《冯湛行状》说：陈峒“剽悍善战，颇有策划”，以崇山深谷为根据地，使用偏驾弩、礌石（礌音雷léi）、手炮和小盾等武器多种。起义军发挥了农民群众的智慧，造出了不少适合于当地作战的武器。起义军所到之处，官军屡战屡败，湖南震动。南宋王朝下令当地土豪镇压起义，捕获起义军首领者受赏，又调发荆鄂重兵会合围剿。五月间，起义军四面被围，陈峒兵败被俘，起义失败。


    李接起义在陈峒起义失败前三四天，容州陆川县又爆发了弓手李接（一作楫）领导的农民起义。李接领导的起义军，在各处张贴榜文，宣布十年不收赋税，并打开官府和地主的仓库赈济贫苦农民，深受群众的拥护。蔡戡</a>《定斋集</a>》说李接“奋臂而起，啸聚数千人”。朱熹《语类》说：“从叛者如云”，贫苦农民纷纷参加起义。起义群众尊称李接为“李王”，骂官军是贼。起义军势力发展很快，初战就杀死南宋九州巡检使，随后陆续攻下广西路郁林、化、容、雷、高、贵六州八县，接连击败南宋派来镇压的军队。起义军英勇战斗了约半年之久，遭到官军的镇压。李接在静江府英勇牺牲。


    姜大老起义一一八四年，姜大老领导的起义军在汀州一带起义，遭到福建路安抚提刑司赵汝愚的镇压。赵汝愚因此得到朝廷的奖赏，“特转一官”。姜大老起义，没有留下多少纪录，但直到一一九七年，官员们还向朝廷陈述：“向来陈峒、李金、赖文政、姜大老之徒”，“竟成大‘盗’，所过残灭”。想见姜大老起义，也和陈峒、李金、赖文政等起义一样，曾经发展成不小的规模，给予南宋王朝以沉重的打击。


    张福等起义一二一九年，军士张福、莫简领导红巾队在利州路兴元府起义。出身于贫苦农民的士兵遭受着官僚和将领们的压榨，粮饷常常被将官克扣，还必须为将官做苦役，士兵“怨怒郁积，无所申诉”，和将帅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士兵的斗争层出不穷。一二一九年闰三月，兴元府士兵反抗四川总领财赋官杨九鼎刻剥，在军士张福和莫简的领导下举行起义。参加起义的士兵有几千名，以红巾裹在头上作标志，称“红巾队”。四月，攻入利州路的利州，活捉了杨九鼎。接着，红巾队攻克阆州、果州、遂宁府和普州，先锋军曾到达梓、汉二州，直逼成都，四川震动。官府慌忙调兵遣将进行镇压。六月，官军把红巾队包围在普州茗山，红巾队因水源、粮道断绝，奋战几昼夜，损失严重。七月，红巾队战败，莫简自杀。张福被害。


    蒋宗等起义一二二三年，湖南路武冈军士兵起义。武冈军的士兵平日深受官吏的压迫，挨打受骂，又被克扣军粮，在蒋宗、杨德率领下起来造反。一千多名士兵冲出兵营，夺取富室的财物，杀死保丁，自称“将领”，发出“文引”，还“鸣梆”调集禁军。据真德秀</a>记载，因为蒋宗等人的斗争，官吏稍有收敛，不敢恣意压榨士兵，因而蒋宗等人得到普遍的同情。各营士兵认为自己衣粮得以免除减克，都出自他们的努力。附近各州的士兵也争相仿效，跃跃欲试，其中邵州的形势最为急迫。南宋官府，用高官厚禄收买了士兵中的一些叛徒，指使他们去暗害或绑架蒋宗等首领，同时，又出榜申明，对参加起义的士兵“各与免罪”，并照例发给衣粮，用以实行分化。这次起义坚持了几十天后，就遭失败，蒋宗等首领被杀牺牲。


    晏梦彪等起义福建路汀州和江西路赣州，是南宋农民起义发生次数最多的两个地区。汀州长期以来土地问题严重，赋税不均，贫苦农民“产去税存”，“人被追扰，多致逃亡”。地主恶霸勾结官府，欺压农民，州县监狱之内，“多杀无辜”。官府还用各种名义抑配质量粗恶的食盐，诸如转运司盐、本州盐、通判厅盐、本县盐等，不管农民是否需要，无不高价派售。绍定二年（一二二九年）十二月，汀州晏梦彪领导当地农民揭竿而起。起义军以潭飞磜（音气qi）为根据地，攻下汀州、邵武军、南剑州所属各县，发展到漳州龙岩、长泰和泉州永春、德化等地。汀州城的士兵也举行起义响应。起义军发展到上万人，声势大震。南宋统治者惊慌失措，以为“闽中危急”。小官僚刊登在《梅川行》一诗中，描述晏梦彪起义军的情况说：“初时数百俄数千，受旗翕忽（翕音夕xī）亘千里，聚落一烬如卷水，??招贤三尺刃如霜，夹以巨盾张朱枪。”自注说：“招贤（寨）人能制刀，‘贼’用之，又习张、朱二家枪法。”说明起义军发展迅速，自制武器，练习武艺。宋朝官府从淮西抽调精兵，对起义军长期围攻。一年以后，起义军遭到镇压而失败。


    陈三枪等起义一二二八年，赣州农民在陈三枪和张魔王率领下举行起义。据刘克庄记载，起义军以松梓山为根据地（一说以信丰山为基地），在江西、福建和广东三路边境建寨六十，进行起义活动。起义军所到之处，镇压官吏和地主，并多次杀死宋朝派来诱降的官吏。三路的农民纷纷“截发刺字”，起来响应。江西、广东起义农民都拥护陈三枪作领袖。南宋王朝为了扑灭农民起义的烈火，处分了当地的几名贪官，以欺骗农民，同时从三路调兵，堵截起义军的粮道。一二三四年，官军占领松梓山，张魔王自焚牺牲，陈三枪受伤被俘，在隆兴府英勇就义。陈三枪起义，坚持七年之久。失败后，起义军另一领袖小张魔王又继续坚持斗争。起义军领导人号称“魔王”，可能也是利用了摩尼教。


    以上记述的农民起义，只是见于记载的影响较大的几次，远不是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全貌。但这些斗争事迹已足以表明，不能忍受黑暗统治的农民大众多么英勇地展开了反复的斗争。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分散各地的起义群众虽然获得了不少振奋人心的胜利，终不免遭到镇压而失败。他们前仆后继，斗争，失败，再斗争，有如大海的怒涛，一浪又一浪地冲击着南宋王朝的黑暗统治。


    第九节宋朝的灭亡


    农民群众的英勇起义，不断打击着南宋的黑暗统治。金朝亡后，新建的蒙古汗国（元朝）又在不断南侵。南宋王朝终于在腐朽势力统治下，走向灭亡。


    从一二三五年蒙古大举南侵，到一二七六年元兵入临安，宋朝的逐步灭亡经历了四十年的过程。由于人民群众和抗战将士的坚决抵抗，也由于蒙古贵族内部的纷争，垂死的宋王朝得以延续了它的最后岁月。但由于在这些年月里，宋王朝在政治上更加腐朽，经济上日益崩溃，终不免于被元朝所消灭。


    宋朝灭亡以前和以后，各地人民群众和抗战将士不屈不挠，英勇斗争，为宋代的历史写下了可歌可泣的最后一页。


    （一）蒙古南侵和四川的备战


    一二三五年初，蒙古窝阔台汗结集蒙古军、亡金的汉军和各族军队，大举南侵宋朝。蒙古大军一路由窝阔台次子阔端等率领入侵四川；另一路由窝阔台第三子阔出等率领，入侵襄汉。


    侵入四川的阔端军，到达巩昌。原守城金将汪世显投降。阔端命汪世显部随蒙古军侵宋。蒙古军一举攻下沔州，继而进围青野原。宋利州守将曹友闻出兵往援，败蒙古兵。汪世显军至大安，曹友闻又领兵迎战。宋军再次获胜。一二三六年，蒙古大军数万又侵扰大安军，曹友闻在阳平关迎战，败死。宋军覆没。蒙古军长驱入蜀。成都、利州、潼川三路的二十余州都被蒙古军攻下。阔端掳掠后，返回陕西。宋军在一二三八年，收复成都。


    进攻襄阳的阔出军，一二三五年入侵郢州，掳去人民和牛马数万后退走。宗王口温不花与察罕等攻下枣阳和光化军。次年，阔出又攻江陵，死于军中。金降将张柔领兵继续南侵，攻下郢州。蒙古军进而占领襄阳，获得大量粮食军需。襄阳自岳飞收复以来一百多年的积蓄，被劫掠而去，宋朝损失惨重。一二三七年，口温不花和察罕军攻下光州和蕲州、随州，又进攻黄州，被孟珙军击退。一二三八年，宋朝任命孟珙为荆湖制置使，收复荆襄。孟珙出兵，和蒙古军作战，连续三次得胜，相继收复了信阳、樊城、光化和襄阳。孟珙认为：“襄樊为朝廷根本，应加经理。”他招纳降人，扩编军队，派兵分驻在樊城、新野、唐、邓之间。荆襄形势又得以扭转。


    察罕军一二三八年攻下寿州和泗州等地，在真州被宋军击退。不久，又围攻庐州，想在巢湖造船，进攻江南。宋安抚使兼知庐州杜杲派舟师及精锐部队扼守淮水要害。六合人赵时■（音梗gěng）率领淮东西民兵也参加了保卫庐州的战斗。蒙古兵无法进犯，改攻滁州。出身于赵葵部下的知招信军余玠亲提精兵救滁。蒙古军又转攻招信，被余玠回军打败，死伤无数。知镇江府吴潜</a>也组织民兵，夜渡长江，攻劫蒙军营寨，捉到投拜人（汉奸），并夺得许多马匹。侵掠江淮的蒙古军不断遭受官军和民兵的攻击，只好北还。


    这时，蒙古对南宋发动的侵掠战争，主要还是以掳掠奴隶、财物为目标，还没有全部消灭南宋的计划。蒙古兵退，派遣使臣来宋，诱说南宋投降。理宗又想以对金议和的办法对蒙求</a>和。淮西制置使史嵩之（史弥远侄）附和议和。右司谏曹豳（音宾bīn）指责史嵩之“以和误国”。理宗派遣“蒙古通好使”，去蒙军谈和。一二四一年，蒙古又遣使来宋。这年，蒙古太宗窝阔台病死，蒙古对宋的和议停顿，战争也暂时告一段落。


    蒙古军退后，宋朝开始在四川部署防御。四川在战略上处于重要地位。经过蒙古军侵掠的地区，多已残破。一二四○年，京湖安抚制置使孟珙受命经营四川，兼知夔州。孟珙设置屯田，择险立寨。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a>修筑重庆城，部将甘阎在合州选择钓鱼山立寨。一二四二年，余玠受命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余玠到四川，设立招贤馆，广泛征求防守四川的建策。下令说：“集众思，广忠益，诸葛孔明</a>所以用蜀也。??豪杰之士，趋期立事，今其时矣！”播州人冉、冉璞兄弟建议，在重庆北钓鱼山等处修筑山城，积粮设防。余玠采纳此议，命冉氏兄弟到合州修筑钓鱼山城。又在嘉陵江、沱江、渠江沿岸山险修建山城十余处，把各州治所移入山城，因山筑垒，屯兵聚粮。余玠绘成“经理西蜀图”，送给理宗，说是十年之内“当手携西蜀之地（指蒙古军侵占诸州），以还朝廷”。


    余玠在四川，开屯田以备军粮，整顿财赋，申明赏罚。修筑山城和抗蒙有功将士，都得到奖掖。违法的将官，受到惩处。利州都统制王夔凶残跋扈，号称“王夜叉”，不听余玠调度，到处劫掠。余玠依军法斩王夔。经过余玠的整顿，四川驻军声势大振。蒙古军多次自西蜀来侵扰，都被宋军打退。


    余玠守蜀有功，一二四八年被任为兵部尚书，仍驻四川。抗战将领赵葵，一二四七年任枢密使，一二四九年又任右丞相兼枢密使。抗战派执掌军政权，垂死的南宋王朝，一时又有振作的气象。


    但是，朝廷上主和反战的官员，仍然拥有强大的力量。他们攻击赵葵不是科举出身，以所谓“宰相须用读书人”为理由，排斥赵葵任相。一二五○年，赵葵右相兼枢密使的官职，全被罢免。次年，谢方叔任左相兼枢密使。进士出身的谢方叔，是主和反战的一个代表人物。一二五二年，蒙古汪德臣（汪世显子。汪世显已死）部侵掠成都，围攻嘉定。余玠率部将力战，再次打退蒙古军。余玠抗战获胜，谢方叔却设法迫害余玠。


    谢方叔和参知政事徐清叟等向理宗攻击余玠掌握大权，“不知事君之礼”。一二五三年，余玠在四川被迫服毒自杀。次年，余玠部下王惟忠，也被诬告潜通蒙古，处死。


    理宗、谢方叔任命知鄂州余晦去四川驻守。蒙古兵来侵扰，余晦接连战败。四川形势危急。参知政事董槐上疏说：“蜀事孔棘，已犯临战易将之戒，此臣子见危致命之日也。”他请求出师四川，理宗不准。赵葵罢相后，居长沙，任潭州通判，见四川危急，也上疏请求效力。理宗只准他备咨访。四川又处在了蒙古军的严重威胁之下。


    南宋大敌当前，理宗、谢方叔集团却沉溺在声色享乐之中，大造寺观园林。理宗在西湖边积庆山，新建寺院，派遣吏卒到各州县搜集木材，前后三年建成，靡费无数，赐给理宗的阎妃作功德院。权左司郎中高斯得</a>请求立罢新寺土木。谢方叔将高斯得罢职。一二五五年，理宗又命亲信宦官董宋臣修筑佑圣观，兴建梅堂、芙蓉阁、香兰亭，强占民田，招权纳贿，人们称他作“董阎罗”。监察御史洪天锡上奏说：“天下之患有三：曰宦者，曰外戚，曰小人。”又说：“现在上下穷苦，远近怨疾，惟独贵戚和大宦官享富贵。举天下穷且怨，陛下能和这数十人共天下么！”洪天锡弹劾董宋臣，不成，被免去监察御史。有人说洪天锡上奏原是谢方叔支持，现又被谢方叔排挤而去。董宋臣指使人上书，请杀谢方叔、洪天锡。谢方叔因而罢相。董宋臣在阎妃支持下，权势日盛。


    一二五五年，参知政事董槐任右丞相兼枢密使。董槐在年轻时，曾学习孙武</a>、曹操</a>的兵书，任相后对理宗说：首先应当勉励诸将，加强边防；建策提拔人才，不拘守升迁的旧法。又说：“有害政者三，一是宗室亲戚不奉法；二是执法大吏久于其官，擅作威福；三是皇城司不管理士卒，士卒骄横。”董槐还强调指出：“亲戚不奉法故法令轻，法令轻故朝廷卑”，请求除去三害。阎妃、董宋臣一党对董槐大为怨恨，专意搜罗董槐的短处。一二五六年，侍御史丁大全弹劾董槐，不等朝廷罢相令下，便带领兵士劫持董槐出朝。董槐罢相后，丁大全任签书枢密院事，丁大全的党羽马天骥同签书枢密院事，操纵军权。一二五八年，丁大全又在阎妃、董宋臣等支持下，任右相兼枢密使。有人在朝门上题字：“阎马丁当，国势将亡。”南宋王朝更加腐朽，灭亡的日子也更加临近了。


    （二）蒙哥入侵四川和合州的抗战


    一二五一年，蒙古蒙哥汗（宪宗）即位。一二五八年初，蒙哥又发动三路大军侵宋。蒙哥亲自率领主力军入侵四川，皇弟忽必烈率军攻打鄂州，又命侵入云南的兀良哈台军北上攻潭州，企图在鄂州与忽必烈会师。


    蒙哥准备侵入四川后，东向与诸路军会师，围攻南宋首都临安。这实际上已是一个全面灭宋的进兵计划。


    蒙哥一路的先锋军，由纽璘等率领向成都进兵。在遂宁大败宋刘整军，继而又进驻灵泉山和云顶山。四川制置使蒲择之领兵救成都，被蒙古军打败，成都降蒙。彭州、汉州、怀安、绵州等地宋兵相继投降。


    蒙哥亲自领兵四万，号称十万，一二五八年四月间，分道向四川入侵，先后攻占利州、苦竹隘、大获山、运山、青居山、大良平等地。纽璘自成都攻占叙州，蒙哥出兵，不到一年之间，长驱而下，宋军节节败降。四川日益危急。


    一二五八年底，蒙哥军沿嘉陵江进攻重庆，到合州。知合州王坚，原来是孟珙的部将，一二五二年，曾出兵打败蒙古军，收复兴元，一二五四年，又打退蒙古军对合州的侵扰。王坚在合州，调集属县十七万人，增筑钓鱼城，设防坚守。秦、巩、利、阆等州陷于蒙古后，各地人民陆续来这里集结，钓鱼城成为十数万人聚居的重镇。开庆元年（一二五九年）正月，蒙哥派降人晋国宝到钓鱼城劝降。王坚把晋国宝押到阅武场（练兵场），斩首示众，军声大振。


    蒙哥率领蒙古大军向钓鱼城进攻。蒙宋两军展开激烈的攻守战。蒙哥军在二、三月间连续攻打钓鱼城周围的各城堡，都被宋军打退。四月间，蒙军一度攻打外城，王坚率领宋军抗御，又在夜间派出兵士袭击蒙古军营。进入夏季后，蜀地炎热，疾病流行。蒙古军困在城下数月，士气消沉，无法前进。


    成都陷后，南宋王朝将蒲择之调离重庆，另派吕文德为四川制置副使，领兵入援合州。六月间，吕文德和部将向士璧等率领水军乘顺风攻下涪州浮桥，经过激战，到达重庆。吕文德率战舰沿嘉陵江北上，进援合州，中途被蒙古军史天泽（金降将）部截击，败退。


    合州援兵不到，蒙古又派汪德臣用云梯攻钓鱼城，汪德臣在城下喊话，劝王坚出降。王坚部自城中发炮石猛击。值天大雨，云梯折断，汪德臣负重伤而死。王坚率部出城追击。七月，蒙哥亲率大军到城下进攻。王坚军发炮石，猛烈反击。蒙古军败退，蒙哥也在作战中负伤，回营后死在军中。蒙哥军围钓鱼城五个月不能攻下，蒙哥汗战死，大军只好撤退。


    钓鱼城军民胜利击退蒙古军的侵袭，蒙哥汗败死，形势发生了急速的变化。


    忽必烈一路在向鄂州进军。宗王末哥自合州派人告以蒙哥的死讯，请忽必烈北返。忽必烈说，我奉命而来，岂可无功而回。九月间，忽必烈围攻鄂州，企图在鄂州获胜后，再北上夺取汗位。蒙古南侵时，丁大全隐匿军情不报，十月间，被弹劾罢相。理宗用吴潜为左相兼枢密使，贾似道</a>（贾涉子，贾妃弟）为右相兼枢密使，命贾似道出兵汉阳，以声援鄂州。鄂州围急。董宋臣请理宗迁都明州逃跑。军器大监何子举等向左相吴潜建言反对迁都，吴潜调集诸路兵援鄂抗蒙。十二月，贾似道私自遣使到蒙古军营求和。这时，蒙古诸宗王在漠北策划拥立阿里不哥。忽必烈得讯，急速撤兵，允许贾似道的请求：以长江为界，宋每年奉献蒙古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蒙古兀良哈台军进到潭州。宋将向士璧力守潭州，击退蒙古军。兀良哈台撤军北上，与忽必烈会合。


    合州抗蒙的胜利，扭转了整个局势。垂死的南宋王朝又得以度过了危机。


    （三）统治集团的衰朽


    蒙古军退，贾似道不顾忽必烈主动撤兵的事实，谎报他抗蒙得胜，上表说：“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休。”理宗认为贾似道立了大功，特下诏褒扬，说贾似道“隐然殄敌（殄音舔ti1n），奋不顾身，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加封少师、卫国公。贾似道由此进一步掌握了大权。


    贾似道随即排挤左相吴潜，吴潜被弹劾罢相。宦官董宋臣已在吴潜作相时被斥出朝。支持董宋臣的阎妃，也于一二六○年七月病死。贾似道进而清除朝中董、丁一党，全部把持了政权。从此，贾似道在理宗、度宗两朝独专朝政十五年。南宋在贾似道等统治下，继续腐败，直到灭亡。


    排斥异己——贾似道隐瞒求和真相，骗取权位，对抗蒙有功的将士，陆续给予打击。保卫钓鱼城奋勇抗战的王坚，在蒙古军退后被调入朝，任侍卫步军司都指挥使，被免去了四川的兵权。贾似道又把王坚调出，知和州，实际置之闲地。不久之后，王坚抑郁而死。曹世雄截断涪州浮桥，阻击敌军，功居第一，贾似道忌其功，将曹世雄贬窜杀死。贾似道又实行所谓“打算法”，凡在抗战中支取官物作军需者，一律治罪。抗蒙立功的向士璧、印应飞，因此遭弹劾罢官，被逼死，家属又被拘偿付军需。赵葵知潭州，也被弹劾曾在正月十五日支官钱张灯设宴，罢官征偿。贾似道控制御史台，凡是同贾似道不和的官员都被御史以各种罪名弹劾免官。


    腐败的统治——理宗贾似道当政时期，朝内外官僚机构空前庞大腐败，甚至远远超过了北宋仁宗时的状况。一二五六年，御史朱熠（音易y@）就指出“境土蹙而赋敛日繁，官吏增而调度日广。”他揭露说：“真宗、仁宗时，以三百二十余郡的财赋供给一万多官吏的俸禄。今天是以一百余郡的力量来养活两万四千多冗官。”贾似道当权误国，大批阿谀求利的官员，称颂他是周公再世。


    一二五六年考试进士，江西庐陵人文天祥</a>考中状元。文天祥在考卷中，深刻揭露了士大夫教育子弟追求功名利禄的状况。他说：“现在士大夫之家教育子弟，从小时候教授字句，就选择一些不违背时尚不得罪官长们的文章读。年长以后，专门练字作文，靠这个来应乡试，考科举，去猎取高官厚禄。父兄所教，师友所讲，都只是个利字。能够不这样的，几乎没有几个人。”士大夫骗取名利，也教育子弟们唯利是图。宋代以科举取士命官，朝廷上下，都被唯利是图的官僚们把持了。


    买公田——对蒙作战，进一步暴露了和加深了南宋财政上的危机。


    四川地区是仅次于东南的重要经济基地。南宋的财政税收和军粮供应，都有三分之一左右来自四川。四川大部地区沦陷后，不能再向朝廷提供军粮。南宋统治下的东川地带，还要靠京湖一带供给驻军的粮米。东南地区随着土地兼并的急剧发展，大片田地集中到大官员将领手中，他们凭借权势，逃避赋税。朝廷粮饷不足，便以“和籴”为名，向地主富户摊派征购，所谓“国用边饷，皆仰和籴”。朝廷财政亏缺，又依靠增发纸币来作为“和籴”的支付手段。结果是：纸币滥发，物价上涨，军粮不足，南宋王朝陷入重重危机之中。


    贾似道当权时，所谓“国计困于造楮（纸币），富民困于和籴”，已成为极其严重的问题。一二六三年，知临安府刘良贵、浙西转运使吴势卿等建议实行买公田。贾似道采纳此议，命御史台官上疏说：“三边屯列，非食不饱，诸路和籴，非楮不行。”“为今日计，欲便国便民，而办军食、重楮价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办法是按官品规定占田限额。两浙、江东西等地官户超过限数的田地，从中抽出三分之一，由官府买回，作为公田出租。如买田得一千万亩，每年可收六、七百万石租米作军粮。据说行买田法，“可免和籴，可以饷军，可以住造（停造）楮币，可平物价，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兴。”理宗下诏买公田，设置官田所，由刘良贵提领，先在浙西路实行。地价按租米折算。租米一石，给价二百贯。占田在二百亩以下者免买。此法实行到一二六四年，南宋共买公田约一千万亩，收租米六百多万石，在临安咸淳仓储存。


    买公田使南宋王朝按计划掠夺到一批租米，但租种田地的农民却由此遭受到残酷的压榨。官府买公田后，在各乡设立“官庄”，仍由当地的地主充当庄官，向农民收租。规定每收租米一石，明减二斗，不许再额外多收。但事实上地主从中舞弊，敲剥农民。买公田时，往往以租米六七斗虚报一石，官府据以规定重额的官租，强迫农民交纳。农民直接遭受着南宋王朝的残酷剥削，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化了。


    买公田时，有权势的大地主可以拒不“投买”（申请卖田），地方官府要完成买田的额数，便强迫二百亩以下、“百亩之家”的小地主卖田。买田价格，也减少到租米一石给十八界会子四十贯。或者只给一些度牒、官诰折价。如将仕郎诰折一千贯纸币，承信郎折一万五千贯。官妇的封诰，安人诰折四千贯，孺人诰折二千贯等等。地主的田地被官府夺去，换来一些虚衔的官诰。《宋史·贾似道传》说：公田法行，“浙中大扰”，“破家失业者甚众”。南宋王朝同地主争夺田地的矛盾，也激化了。


    发“关子”——南宋王朝，长期以来依靠大量印发纸币来挽救它的财政困难。理宗统治时期，纸币的滥发，已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高斯得的奏疏说：“国家版图一天天缩小，财力白耗，用度不足，近年尤其严重。每年收入一亿二千多万贯，支出二亿五千多万贯，管财政的大臣，只知增发楮币。”他慨叹说：这是饮鸩以止渴。


    南宋孝宗时，发行纸币“会子”，每界只有二千万贯，印发极为慎重。宁宗时对金作战，用纸币筹军费，十一、十二、十三界同时流通，发行到一亿四千万贯。但到了一二三二年（理宗绍定五年）增加到三亿二千九百万贯，一二四六年，又猛增到六亿五千万贯，共发行了十八界。一二六三年，贾似道当权时，甚至每天增印十五万贯。纸币的印造并没有因为买公田而停止，反而日益扩大。


    一二六四年，理宗病死。贾似道拥立太子赵禥（音齐qí）作皇帝（度宗）。在这期间，贾似道又下令印发新的纸币，称为金银关子，在全国发行。原来发行的第十七界会子废止不用。第十八界会子，以三比一折换新的关子。


    发行纸币原来有铜钱作储备。但“会子日增，现钱日削”。铜钱散在民间，不愿换用纸币。对外贸易中，也不断有大量的铜钱外流。东南沿海地区各路，原有十多万贯现钱的，只存一二万贯。袁甫</a>在《论会子札子》中说：“旧会散在民间有五十千万（五亿贯），朝廷的现钱不过二百万贯。如果以现钱一贯按时价（一比五）折纳旧会，也不过一千万贯，还不到五十分之一。”纸币大量印发，没有现钱作储备，币值越来越低，物价越来越涨，实际上是朝廷凭空剥夺去人民的大批财富。


    会子不断增发，物价不断上涨。一二四○年，发行第十八界会子，第十七界以五折一，物价随即猛增。浙东中等年成，而米价增长十倍。临安附近，一斗米价十贯（北宋初，粮价每石六七百文）。一度任相的杜范</a>说：“物价腾踊，以前也曾有过。但升米一贯，还有增无已，日用所需，十倍于前，是前此所未有。”杜范所说的这种情形，在南康军、池阳、太平、建康等地，都大致相同。米一斛，价廉者六七十贯，高者到百多贯。结果是“流离殍死（殍音漂piao），气象萧然”。淳祐年间（一二四一——一二五二年），临安附近地区“殍馑相望，中外凛凛”。关子发行后，“物价益踊，楮益贱”。如桑价由三百变成三千文，增长十倍。高斯得作诗描述说：“自从为关以为暴，物价何止相倍蓰（音喜xi）。人生衣食为大命，今已剿绝无余遗。真珠作襦（音如ru）锦作裤，白玉为饭金为糜。苍天苍天此何人，遘（音够gou）此大疾谁能医！”纸币大量发行，物价浮动，市井萧条，也使城市工商业遭到破坏。南宋王朝日益走上了经济崩溃的道路，无法医治了。


    楮轻物贵，也直接威胁到军队士兵的生活。守边兵士，由县官支给需用，每月都有定数。改行关子以后，第十八界会子二百还不够买一双草鞋，却要供战士一天的生活需用。方回描述说：“军中数口之家，天冷没有被褥和炭火，每天吃不上饭。空着肚子，穿着破衣服，非常可怜。”他还慨叹说：“饥寒窘用，难责死斗。”蒙古大军压境，南宋的士兵困苦到如此，难以死战了。南宋的处境，正如袁甫所指出的：“楮币蚀其心腹，大敌剥其四肢。危亡之祸，近在旦夕。”


    统治集团的腐朽——南宋大敌当前，兵虚财溃，皇室、贵族、官僚集团却还在侈靡挥霍，纵情声色，一天天烂下去。


    理宗信用宦官，统治集团日益腐朽。度宗更加荒淫昏庸，在作太子时就以好女色出名。作皇帝后，整天沉溺于酒色。称贾似道为“师相”，加号平章军国重事，由宰相替他掌印。贾似道完全把持了朝政。


    物价高涨，民不聊生。皇室、贵族却囤积大批粮食财物，恣意挥霍。一二六二年，临安城中缺粮，饥荒严重。知临安府马光祖请见荣王与芮（度宗生父，理宗弟。芮音锐rui），连去三次，说现在人民都要饿死，请荣王拿出一些粮食“以收人心”。荣王拒绝，撒谎说他仓库空虚。马光祖当面拿出证据，说某仓还有几十万石。荣王无话可对，勉强答应拿出三十万石。荣王是皇室贵族的一个代表。在“民饥欲死”的年代，皇室贵族正是这样不顾人民死活，囤积居奇。


    贾似道独揽朝政，聚集了许多善长骈俪文的士人，歌功颂德，粉饰升平，对财政困难和边防危机，都不准奏报。高斯得上奏章说：浙西大水灾，死者数百千万。“连年旱暵（音旱han），田野萧条。物价翔踊，民命如线。”贾似道不准上奏。临安米贵，刘应龙作《劝粜歌》，因而被贬官去朝。度宗从某宫女处听说边事紧急，贾似道把宫女处死。南宋王朝“危亡之祸，近在旦夕”，贾似道却在西湖边的葛岭，依湖山之胜，建造他的豪华堂室，题作“半闲堂”，又造花圃称“养乐圃”。高宗在西湖享乐的集芳园，也归贾似道作家庙和别墅。贾似道又建多宝阁，强迫官属贡献各种奇器珍宝，每天去观赏。听说余玠死时，棺木中有玉带，下令掘开坟墓取走。又著《蟋蟀经》，描述他养蟋蟀、斗蟋蟀的经验。贾似道强取宫女叶氏作妾，又养妓女数十人，在半闲堂和湖上游戏取乐，置朝政于不顾。人们说：“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有人题诗说：“山上楼台湖上船，平章醉后懒朝天。羽书莫报樊城急，新得峨眉正少年。”太学生上书指</a>责贾似道，“踏青泛绿，不思闾巷之萧条；醉酿饱鲜，遑恤物价之腾踊。”贾似道是腐朽的官僚集团的头目和代表。充斥各级军政机构的官员士大夫们，不谈理财备战，不顾国家存亡、民间疾苦，而只是苟且偷安，坐享富贵。文天祥中状元时的考官王应麟</a>曾指出，南宋的大病有三：一是民穷，二是兵弱，三是财匮，归根是士大夫无耻。理宗、度宗和贾似道集团为宋朝的灭亡准备了社会经济条件，也准备了精神条件。宋朝的覆灭，不可免了。


    （四）宋朝的灭亡和人民抗元斗争


    蒙古蒙哥汗死后，忽必烈自鄂州返回开平。一二六○年三月，召开宗王大会，继承汗位，成为蒙古的大汗。忽必烈得到投降蒙古的汉人地主的支持，定都燕京，建立起新的封建王朝，一二七一年建号元朝。


    在忽必烈（元世祖）建立封建统治的同时，漠北蒙古贵族中的保守势力，另行拥立宗王阿里不哥作蒙古的大汗。忽必烈经过连年激战，打败了阿里不哥派的抵抗后，才又把兵锋转向了宋朝。


    新建的强大的元朝再次出兵，目标已是最后消灭宋朝的统治。南侵的元军也以降附的金、宋汉军作主力，而不只是不习水战的蒙古骑兵。在贾似道当权的年代，南宋的潼川安抚使刘整在一二六一年以泸州等十五州三十万户叛变降蒙。一二六七年，刘整向忽必烈建策，进攻南宋，必须先取襄阳，由汉水渡长江，宋朝可灭。次年，忽必烈以刘整为都元帅，随同征南都元帅阿术（兀良哈台子）进侵襄阳。刘整与阿术计议，造战舰五千艘，练水兵七万，作渡江灭宋的准备。


    元军要取汉水南岸的襄阳，必先破北岸的樊城。一二六九年春，元军围攻樊城。京湖都统张世杰领兵拒战，失败。七月，沿江制置副使夏贵领舟师至新郢，又被阿术战败。贾似道派爱将、吕文德婿范文虎部来援，又败。范文虎乘轻舟逃跑。一二七○年，原孟珙部将李庭芝出任京湖制置大使（吕文德已病死），领兵出援襄、樊。范文虎又给贾似道写信说：“我领兵数万人襄阳，一战可平。但愿勿使听命于京帅（指李庭芝），事成之后，功劳全属恩相（贾似道）”。贾似道接信，命范文虎从中牵制李庭芝，借故停兵不进。范文虎在郢上买歌童舞女，日夜寻欢作乐。


    元兵围攻襄、樊不下。忽必烈又派史天泽到前线部署。史天泽采张弘范</a>（张柔子）议，命张弘范军驻鹿门，断绝襄、樊粮道。一二七一年，派东路元军围襄阳。陕西、四川各地元兵出动，牵制宋军。六月，范文虎率领士兵和两淮舟师十万到鹿门，阿术夹江为阵，宋军大败。范文虎夜间逃遁。战船甲仗都被元军夺去。


    襄阳由吕文焕（吕文德弟）驻守，被围五年，城中粮绝。一二七二年，李庭芝屯郢州，得知襄阳西北有清泥河，发源于均、房，造轻舟百艘，召募民兵三千人，乘船去襄阳。民兵领袖张顺、张贵乘船领先，船上装备火枪、火炮、巨斧、劲弩，顺流而下。元舟军封锁江口，无隙可入，张顺等斩断元军设下的铁链、木筏，转战一百二十里，黎明到达襄阳城下。城中宋军踊跃过望，勇气百倍。一时不见张顺。数日后有尸体浮起，身中四枪六箭，仍手执弓矢。张顺已在作战中牺牲。张贵入城后，又派能潜水战士二人，泅水去范文虎处投书，约定自郢州发兵夹击。吕文焕、张贵等到期举炮发舟出战。郢兵不来。张贵误认元兵为郢兵，仓促接战，身被数十创，战败被俘。阿术见张贵劝降，张贵坚持不屈，被害牺牲。


    一二七三年初，张弘范又向阿术建策，截江而出，断绝襄阳和樊城间的联络，水陆夹攻樊城。樊城孤绝无援，被元军攻破。守将范天顺力战不屈。城破，自缢而死。守将牛富率百余人巷战，杀死元兵甚多，最后身被重伤，投火自尽。樊城破后，驻守襄阳的吕文焕竟在二月间叛变降元。


    襄、樊相继失陷，南宋朝中震动了。给事中陈宜中上书，说襄、樊之失，都是由于范文虎怯懦逃跑，请把他斩首。贾似道不许，只降一官，知安庆府。监察御史陈文龙说：文虎失襄阳，还让他知安庆府，是当罚而赏。贾似道将陈文龙贬官。太府寺丞陈仲微上书说：“失襄之罪，君相当分受其责。误国者回护耻败的局势而不敢议，当国者昧于安危之机而不后悔。只有君相幡然（幡音帆fan）改悟，天下事还可为。”贾似道大怒，将陈仲微贬斥出朝，任江东提点刑狱。京湖制置使汪立信写信给贾似道说：“今天下之势，十去八九，而乃酣歌深宫，啸傲湖山，玩忽岁月，缓急倒施。为今之计，只有二策：将内郡的兵调出充实江上，可有兵七十余万人。沿江百里设屯，平时往来守御，有事东西并起，战守并用，互相应援，这是上策。和敌人讲和以缓兵，二三年后边防稍固，可战可守，这是中策。二策如果不能行，就只有等待亡国。”贾似道看后，把信扔到地上，大骂说：“瞎贼（汪立信病一目）怎敢这么胡说！”随即将汪立信罢免。襄、樊失陷后，贾似道拒绝一切救亡的建策，一意孤行，坐待灭亡。


    一二七四年七月，度宗病死。谢太后（理宗后）召大臣商议立帝。贾似道反对立杨妃所生的长子赵昰（音是shi），拥立全后的四岁幼子赵显做皇帝。贾似道依然专朝政。赵昰封为吉王，弟昺封信王。


    元军攻下襄、樊后，忽必烈召阿术等还朝。阿术说：在作战中看到宋兵虚弱，不如以前，现在不灭宋，时不再来。忽必烈下诏，水陆并进，大举灭宋。元兵二十万，由左丞相伯颜统领，分两道进军。伯颜、阿术一路，由襄阳入汉水过长江，以降将吕文焕为先锋。另一路由左丞相合答等率领，自东道取扬州，以降将刘整为先锋。咸淳十年（一二七四年）十二月，阿术军自汉水渡江，淮西制置大使夏贵领战船三百艘逃跑。鄂州都统程鹏飞投降。伯颜以四万兵守鄂州，自领大军东下，直指临安。一路之上，黄州、蕲州、江州、德安、六安等地宋守将望风而降，范文虎也在安庆降元。


    鄂州失守，群臣纷纷上疏，要贾似道亲自出兵抗元，贾似道被迫出兵。一二七五年二月初到芜湖，与夏贵部会合。贾似道出兵不战，就先派使臣到元军议和，请许宋朝称臣纳币。伯颜不许。贾似道命孙虎臣统领步兵七万人驻守池州的丁家洲，夏贵领战船二千五百艘横列江上，贾似道自领后军屯鲁港。伯颜的大军夹岸而来，用大炮猛击。孙虎臣军大败，逃到鲁港。夏贵临阵，不战而逃，阿术部乘胜追击，宋水军溃败。贾似道自鲁港乘小船逃到扬州。经此一战，宋水陆军主力全部瓦解了。


    贾似道出兵时，汪立信受命为江淮招讨使，去建康府募兵，援助江上各郡。汪立信在芜湖见贾似道。贾似道说：“端明，端明（汪立信授端明殿学士），不用公言，以至于此。”汪立信说：“平章，平章，瞎贼今日更说一句不得。”还说：“今江南无寸土干净，我去寻一片赵家土地上死，但要死得分明。”汪立信到建康，见守兵已溃，率数千人到高邮。鲁港兵败，汪立信见宋朝将亡，自杀殉国。


    贾似道败逃后，上书谢后（太皇太后）请朝廷迁都逃跑。谢后不准。陈宜中任相，上书请斩贾似道。谢后罢贾似道官，贬到循州安置。在路上被押解人员杀死。


    元兵乘胜南侵，宋沿江制置大使、建康守臣赵溍</a>（音晋j@n）逃跑，建康降元。镇江、宁国、隆兴、江阴等地宋守臣弃城逃跑。太平、和州、无为的守臣相继投降。伯颜率大军逼近临安。临安守卫空虚。谢后下诏，要各地起兵“勤王”。


    勤王诏下，各地大批官员都在准备投降元朝，不予响应。立即起兵勤王的是张世杰和文天祥。张世杰原是金将张柔的部下，张柔降元后，张世杰率部投宋，这时驻守郢州，领兵入卫临安，途中收复了饶州。右相陈宜中因他来自元军后方，不加信用，调换了他原来统率的军马。状元出身的文天祥这时任赣州知州，接到诏书后，立即在当地募集兵士两万人，入卫临安。友人劝他说：“现在元兵三道而进，你以乌合之众万人去迎敌，无异于驱群羊去斗猛虎。”文天祥说：“我也知道如此。但国家一旦有急，征天下兵，竟无一人一骑前往，我深以为恨。所以不自量力，以身赴难，或许天下忠臣义士闻风而起，社稷还可保全。”文天祥的妹夫彭震龙、门客刘洙等，也都随从起兵。四月间，文天祥领兵到吉州。陈宜中和朝中投降派官员竟说文天祥“猖狂”，“儿戏无益”，要他留屯隆兴府，不准来临安。


    元兵继续进军。一二七五年三月间，临安危急。主管军事的枢密院官员和御史官都相继逃跑，朝中一片萧条。谢后急切下诏说：“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以礼。现在我和新皇帝遭难，你们大官小官都不曾说一句救国的话。朝中的官员离职逃走，外边的守臣丢印弃城。御史官不能给我纠弹，二三宰相也不能统率。正在里外合谋，陆续在半夜逃跑。你们平日读圣贤书，自许如何，乃在这时作这种事。活着有什么面目见人，死后如何见先帝？”宋朝亡国在即，谢后的恼怒焦急，并不能阻止士大夫的逃跑。“读圣贤书”的士大夫们，只求降元作官，并不顾什么面目。谢太后徒唤奈何了。


    张世杰受命总都督府各军。四月，湖北制置副使高达以江陵降元。元朝任高达参知政事。元兵东下，所过之处，宋守臣相继迎降。元兵到扬州。镇守扬州的李庭芝、姜才拒降坚守。阿术、张弘范军来战，姜才肩中流矢，拔矢挥刀而前，元军稍退。姜才入城死守。五月，张世杰部刘师勇收复被元军占领的常州。浙东一些已经降元的州城，又与张世杰军会合，兵势稍振。七月间，张世杰与刘师勇、孙虎臣等结集战船万余艘，驻于焦山，与元军对战。张世杰命令以十船为一方，非有号令，不得发碇（起锚）。阿术、张弘范以大船发动火攻。宋军死战，不能前进，多投江而死，舟师大溃。张世杰奔耑山（耑音船chuan），刘师勇回常州，孙虎臣去真州。


    文天祥继续请求入卫，得朝廷允准。八月间到达临安，被派到平江作知府。元兵分三路大举进攻。一路沿江入海，取嘉兴府的华亭，一路取常州，一路从建康攻打余杭县西北独松岭上的独松关。陈宜中以为独松关是临安的门户，又调文天祥领兵去援助。十一月，伯颜率领的元兵攻下常州，知州姚*■（音银yín）、都统王安节（王坚子）战死。刘师勇以八骑突围走平江。元兵随后又攻下了独松关，守将张濡（音如r*）逃跑。文天祥援兵未到，独松关已经失守。平江也被元兵攻破。文天祥只好返回临安。


    南宋王朝这时由状元出身的留梦炎任左相，陈宜中任右相兼枢密使。文天祥到临安，与张世杰商议，勤王兵马尚有数万，决一死战，万一得胜，淮东出兵截杀元兵后路，国事或许还有转机。文、张联合提出这项建议，陈宜中等一意求降，不予采纳。元兵破独松后，临安危在旦夕。十一月底，左相留梦炎弃官逃跑。十二月初，右相陈宜中得谢后允准，派柳岳到元军求降。伯颜不准。


    一二七六年初，元兵阿里海牙部围攻潭州三个月后，潭州城破。知州李芾（音费fèi）坚持拒战到最后。元兵入城，李芾对部下沈忠说：“我一家人不能受作俘虏的侮辱，请你把我全家杀死，再杀我。”沈忠哭泣允许，杀李芾全家后，也把自己一家杀死，最后自刎殉国。潭州破后，袁、连、衡、永、郴、全、道、桂阳、武冈等州军相继降元。宋朝更加危急。


    留梦炎逃跑后，谢后命吴坚为左丞相，在朝堂宣布。来上朝的文官，只有六人。谢后又命宗正少卿陆秀夫等去元军求降，请称侄或侄孙。伯颜仍不许。再派监察御史刘?（音节jie）到元军，请奉表称臣。伯颜许在长安镇议降。文天祥、张世杰请三宫（太皇太后、太后、皇帝）入海，由他们领兵背城一战。陈宜中不许，随即向元军送上传国玺和帝显的降表投降。伯颜要陈宜中出议投降事。陈宜中在夜间逃往温州。张世杰见临安无望，领兵南下，准备继续抗元。


    南宋王室决意投降，右相逃跑。谢后加给文天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称号，要文天祥与吴坚等去元军议降。文天祥与伯颜争辩不屈，又怒斥南宋降将。伯颜放吴坚等回临安，将文天祥扣留在军营，随后又押解北去。三月，伯颜入临安，荣王与芮投降。伯颜将全后（度宗后）和帝显等俘虏北去。谢后因病暂留临安，随后也被押解到燕京（元大都）。统治达三百年之久的赵宋王朝宣告灭亡了。


    元军入临安，南宋灭亡。各地军民仍然继续坚持抗元战斗，在宋代的历史上，写下了最后的篇章。


    淮东地区的斗争——南宋亡后，夏贵以淮西全境降元，淮东扬州、真州等地拒不奉诏，坚持据守。


    李庭芝、姜才守扬州。元军派李虎到扬州劝降。李庭芝将李虎杀死。元军又派使者以谢后手诏招降。李庭芝在城上对使者说：“奉诏守城，没有听说以诏谕降。”帝显等南宋皇室被元军俘虏北上，途经瓜洲。姜才领兵数千人出战，企图中途截夺皇室，被元兵击退。元阿术军派兵扼守高邮，断扬州粮道。扬州城中粮绝，兵士以牛皮、■糵（音聂niè）作食物，仍然拒战不屈。元军再度招降，又被李庭芝拒绝。一二七六年七月，李庭芝、姜才领兵去泰州，准备南下抗战，命朱焕守扬州。朱焕降元。阿术军进围泰州。李庭芝、姜才战败被俘，遇害。元军攻真州，守将苗再成英勇战死。


    闽、广和江西的斗争——一二七六年初，临安危急时，秀王赵与择护从九岁的益王（原封吉王）赵昰和六岁的广王（原封信王）赵昰出海，二月到温州。礼部侍郎陆秀夫和将官苏刘义等到温州，往见陈宜中，商议起兵。张世杰也从定海到来。三月，陆秀夫、陈宜中、张世杰等拥赵昰、赵昰到福州。五月间，拥立益王珪作小皇帝，改元景炎树起宋朝的旗帜，图谋恢复，继续抗元。陈宜中任左相兼枢密使，李庭芝任右相，张世杰任枢密副使，陆秀夫签书枢密院事，苏刘义为殿前指挥使。宋兵仍有十七万人。


    文天祥被押解途中，经过镇江，乘元兵不备，在夜间逃出，走到真州。坚守扬州的李庭芝以为文天祥投降后又来劝降，令真州守将苗再成拒绝。文天祥去扬州不成，改道经高邮、通州从海上逃到温州。福州新建的小朝廷派人来温州召文天祥。五月间，文天祥到福州，建议从海道恢复两浙，陈宜中不许。七月间，文天祥在南剑州建立都督府，号召各地起兵，夺回江西。原随从文天祥起兵的江西兵士，被元朝遣散。刘洙召集一部分旧部来到福建。福建当地人士也参加了文天祥的队伍。十一月，文天祥移兵到汀州。


    这时，元兵自浙江南下，进入福建。知南剑州王积翁逃跑，南剑州失守。陆秀夫、张世杰护卫帝■逃上海船。元兵攻占福州，进至福安县，秀王赵与择战死。十二月，帝■等的海船停泊在广东惠州附近，在水上流亡。


    景炎二年（一二七七年）正月，文天祥率部移驻漳州龙岩。三月，又移到南岭下的梅州。五月，越过南岭进入江西。江西各地纷纷起而响应。彭震龙在永新起兵，收复县城。文天祥的另一妹夫吉州龙泉人孙栗也在本乡起兵。吉州人民一直在自发地起来抗元。泰和县针工刘士昭曾经联络当地人民，企图夺取县城，被元兵捕获。刘士昭血书“生为宋民，死为宋鬼，赤心报国，一死而已。”自杀殉国。南安军巡检（低级军官）李梓发起兵守城，元兵万余人猛攻不下，到文天祥进兵时，仍然在坚持据守。江西各地人民顽强不屈，坚持战斗，为文天祥进兵准备了条件。文天祥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进入会昌，在雩都大败元军，进而攻下兴国，收复赣州和吉州的属县。文天祥驻兴国指挥军事，分派赵时赏、邹■（音冯féng）领兵攻打赣州和吉州的州城。一时之间，颇有复兴的气势。


    元朝随即派出骑兵，由江西宣慰使李恒（西夏人）率领，发动反攻。围攻赣州的文天祥部被元兵打败。元兵乘胜进攻兴国大营。文天祥北上，企图与吉州邹■部会合。行至中途，邹■部也被元兵击溃。八月间，文天祥走到庐陵，遭到元兵追击。文天祥部下的老将巩信率领兵士数十人守住方石岭的山口，掩护文天祥撤退。巩信身中数箭，仍坐在大石上巍然不动。兵士中箭负伤，也依然倚岩石挺立。巩信等全部牺牲后，元兵从山下望去，以为仍有兵士把守，不敢轻进。文天祥得以率部撤走。次日，文天祥部又被元兵追及。赵时赏自称是文天祥，被元兵捉去，被害牺牲。文天祥躲过追兵，退到汀州，整顿残部，又转到循州，屯兵南岭山中。文天祥这次进兵江西，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迅速取得胜利，又以寡不敌众，迅速遭到失败。文天祥部与帝昰的小朝廷失掉了联系。这年冬天，即在南岭山中度过。一二七八年二月，才又进兵海丰，向潮州移动。


    这年三月，帝昰在广州湾的碙洲（碙音冈g1ng）病死。陆秀夫、张世杰又拥立八岁的卫王赵昺作皇帝，改元祥兴，继续打着宋朝的旗帜。除宜中见恢复无望，又乘机溜走，逃往占城。六月间，帝昺的小朝廷迁到大海中的厓山，作为最后的据点。


    元朝以张弘范为都元帅，李恒为副，率领水军和骑兵，海陆并下，进攻闽、广，企图最后消灭宋军的残余。邹■在吉州败后，仍率领余部在江西战斗，这时也到潮阳来会师。元兵大举南下，文天祥在十二月退出潮阳，转到海丰北的五坡岭，准备进山固守，不幸被元兵追上。邹■自杀殉国，文天祥被俘。


    祥兴二年（一二七九年）正月，元朝的水军大举进攻厓山。张弘范把文天祥也押到船上。元军的舰队经过珠江口外的零丁洋。作了元朝俘虏的文天祥，想到当年在赣州起兵时赣水的皇恐滩，面对零丁洋，抱定至死不屈的决心，作诗说：“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四年）。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皇恐滩头说皇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史册）。”元军舰队到了厓山，张弘范要文天祥写信给张世杰劝降。文天祥写出他的过零丁洋诗，作为回答。


    张弘范统领的元朝水军，共有战船五百艘，这时只到达三百艘。张世杰有战船一千艘，兵民二十余万。两军在海上对阵。张世杰把宋水军结成一字阵，用绳索将船只联结设防。帝昺、杨后和小朝廷的官员全部上船死守。元兵用火攻，被宋军击退。张世杰统领的宋军，这时在兵力上还处于优势，但只作防守的准备，无意出击。正月底，元朝战船陆续到达。李恒也从广州领兵赶到。二月初六日晨，元朝的水军发起猛攻。元军用炮石、火箭作掩护，突破宋水军阵角，跳上宋船，短兵接战。宋军大败。陆秀夫见无可挽回，抱帝昺投海死。宋官兵或战死或投海殉难。战斗到黄昏结束。几天后，海上陆续漂起的尸体有几万具。张世杰拥杨后乘小船突围而出，退到螺岛，招集残部，图谋再举。四天后遇大风，海船覆没，张世杰等都死在海里。宋朝这支残存的抵抗力量，也完全覆没了。


    张弘范得胜而回，把文天祥押解到元大都，关在狱中。元朝统治者用尽一切办法，劝诱文天祥降元，都被拒绝。宋朝的状元宰相留梦炎，逃跑后投降元朝作官，奉命到狱中劝降，被文天祥骂走。无朝又派俘掳来的亡国皇帝赵显去劝降。文天祥只是连声说：“圣驾请回”。文天祥决心宁死不降，在狱中作《正气歌</a>》说：“是气所旁薄，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文天祥被关押三年余，在拒绝了忽必烈的亲自劝降后，被元朝杀害，英勇就义。


    厓山败后，曾经上书指责贾似道而遭到贬斥的陈仲微，流落到安南，仍然企望以“回天力量”反元复宋。四年后，病死在安南。临终作诗说：“死为异国他乡鬼，生是江南直谏臣。”安南国王作诗哭悼说：“痛哭江南老巨卿，春风揾（音问wèn）泪为伤情。”“回天力量随流水，流水滩头共不平。”表达了对陈仲微抗元斗争的同情和支持。


    四川地区的斗争——自宋朝南迁以来，四川军民一直坚持反抗民族压迫和侵掠，具有光荣的战斗传统。南宋亡后，在闽、广地区坚持最后斗争的同时，四川人民也还在坚持战斗。


    坚决抗元的王坚被调离后，部将张珏（音觉jué）奉命守合州。四川地区一直在和元军反复展开激战。一二七五年，元军大举向四川进攻，叙州、泸州（江安州）等地的守臣相继投降。张珏拒绝了元军的两次招降，坚持据守。一二七六年，南宋朝廷在临安投降时，张珏在积极备战，计划收复失地。元军围重庆，张珏派遣张万率领水军到重庆，协助守城，出击元军。六月间，收复泸州，大败元军，解除了重庆之围。十二月，重庆守臣迎张珏入重庆，任四川制置使。


    帝显降元，诏谕各地投降。张珏拒不奉诏。得知赵昰、赵昰进入广东后，派兵士探访下落，并在钓鱼城营建宫殿，准备迎赵昰来四川，重建宋朝。一二七七年六月，元军大举进攻，占领涪州、万州。十一月，泸州被元军攻破，守臣王世昌自杀。元军集中兵力包围了重庆。


    元军派泸州降将向张珏写信劝降，张珏拒绝。一二七八年初，元军猛攻重庆。张珏出城激战。元将汪良臣（汪德臣弟）被射中四箭。张珏终因寡不敌众，退守孤城。张珏部将赵安开城门降元。元军入城，张珏仍率部巷战。败退后乘船东下，被元军追到。张珏被俘后，仍然拒不投降，一二八○年被元朝杀害牺牲。


    元朝灭亡了赵宋，但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并没有由此而终止。在元朝统治下，各族人民继续不屈不挠地展开了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搏斗。


    宋代农民起义年表


    九六五年（宋太祖乾德三年）


    三月，绵州士兵起义，推全师雄为领袖。邛、蜀等十六州响应。


    四月，遂州牙校王可僚结集州民起义。


    九六六年（乾德四年）


    阆州农民起义，围攻州城。


    渝州农民以杜承褒为领袖，发动起义，攻占州城。


    九七三年（开宝六年）


    渠州农民万人在李仙领导下起义，攻入蓬州。


    九八一年（太宗太平兴国六年）


    绵州王禧等十人组织农民起义。


    九九三年（淳化四年）


    二月，永康军青城县农民约一百人在王小波领导下起义，提出“均贫富”的主张。起义军攻下青城，进而打到彭山，发展到万余人。


    十二月，起义军在江原与宋军激战，获胜。王小波负伤牺牲。李顺领导起义农民，胜利攻下蜀州、邛州，调发大地主的财产粮食，分给当地贫民，起义军发展到数万人。


    九九四车（淳化五年）


    正月，李顺起义军攻占成都，建国号大蜀，立年号应运。农民军转战南北，发展到数十万人。


    农民军攻剑州和梓州，不下。


    五月，宋军入成都。李顺在作战中牺牲。农民军三万人战死。


    农民军在张余、吴蕴等领导下继续战斗。攻下嘉州，向东川进军。


    十一月，吴蕴在眉州战死。九九五年（至道元年）


    二月，张余在嘉州被捕牺牲。起义失败。九九六年（至道二年）


    五月，王鸬鹚领导起义军攻打邛、蜀二州，失败。一○○○年（真宗咸平三年）


    正月，益州（成都）士兵在赵延顺等领导下起义，攻占州城。起义军推王均为领袖，建立大蜀国，建年号化顺。彭州等地农民起义响应。起义军发展到数万人。


    九月，成都失守。十月，王均率领起义军据守富顺。起义军战败，王均自杀牺牲。


    一○○五年（景德二年）


    逃亡兵士王长寿等百余人起义，攻打陈留，发展到五千余人。起义军在胙城遭到宋军镇压。


    一○○七年（景德四年）


    六月，宜州士兵在陈进领导下起义。起义军攻占柳州，在象州武仙县战败。陈进等起义领袖六十余人被捕牺牲。


    一○四三年（仁宗庆历三年）


    五月，沂州士兵百余人在王伦领导下发动起义，占据沂州城。起义军不断胜利发展，渡过淮水，攻占楚、真、扬、泰、滁等州，直抵和州。


    七月，王伦在和州战败，被杀牺牲。


    八月，陕西商州农民千余人在张海、郭邈山、党君子、范三、李宗等领导下起义。京西路各地农民响应。起义军自陕南经豫西，直抵襄、邓、均、郢等州。光化军士兵以邵兴为首，起义响应。九月，金州农民起义，攻入州城，夺取府库兵仗，分散钱帛给贫民。


    十一月，邵兴在湑战败被杀。


    十二月，张海等战败牺牲。


    一○四四年（庆历四年）


    八月，保州士兵起义，遭到镇压。


    一○四七年（庆历七年）


    十一月，王则领导贝州士兵和农民起义，占领贝州，建国号安阳。


    一○四八年（庆历八年）


    正月，宋军攻入贝州。王则、张峦、卜吉等英勇牺牲。


    一○八四年（神宗元丰七年）


    河北保甲起义。


    澶州、魏州保甲与农民联合，发动起义。


    澶州、滑州一带，以单安、王乞驴、张谢留等为首的保丁起义，进入卫州。


    一一一九年（徽宗宣和元年）


    山东郓州农民起义，以宋江为领袖。


    一一二○年（宣和二年）


    十月，睦州青溪农民在方腊领导下，在帮源峒发动起义。十一月，方腊自号圣公建国，立年号永乐。攻下青溪县。十二月，攻下睦州、歙州，胜利进军，进驻杭州城。起义农民对地主阶级的政权、族权、夫权、神权和孔孟儒学，发起猛烈冲击。


    婺州兰溪县朱言、吴邦，永康县陈十四，湖州归安县陆行儿，处州缙云县霍成富、陈箍桶，苏州石生，越州剡县裘日新，台州仙居县吕师囊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以及常州、明州、秀州、温州等地农民纷起响应方腊。农民军攻下杭州后，发展到百万人。


    山东起义农民自郓州向濮、单、齐、青等州进军。一一二一年（宣和三年）


    正月，方腊率领农民军主力攻占婺州和衢州。农民军别部由方七佛率领，攻打秀州，不胜，退守杭州。


    二月，宋军反攻杭州。起义军退出杭州。睦州被围。裘日新农民军攻下剡县、新昌、上虞。


    山东起义农民进入淮南，至海州。宋江向宋知州张叔夜投降。起义被叛卖而失败。三月，吕师囊农民军攻下仙居、天台、黄岩。


    四月，方腊农民军占领的歙州、衢州、婺州、睦州相继失守。宋军攻陷青溪县。方腊率农民军二十万退守帮源峒。农民军战败。方腊及妻邵氏、子方亳、起义领袖方肥等三十余人被俘；八月，英勇就义。


    五月，义乌、兰溪、剡县等地农民军与宋军激战，失败。起义领袖裘日新等牺牲。


    六月，吕师囊部在黄岩奋战，起义领袖三十人牺牲。


    七月，仙居起义农民在俞道安</a>率领下进攻温州，不下，转至处州。十月，起义军在永康被围。俞道安牺牲。一一二二年（宣和四年）山东郓州梁山泊农民继续起义反抗。相州农民军在贾进等领导下起义。一一二三年（宣和五年）河北、京东等路农民起义。洛州农民数十万，以张迪为领袖，发动起义，攻打濬。张迪战败牺牲。太行山农民，以高托天为首起义。转战青、徐、密、沂等州。


    一一二五年（宣和七年）


    高托天投降宋朝，起义被叛卖。


    京东路起义农民十万人以张仙为领袖，在垒鼓山与宋军激战。张仙受“招安”降宋。


    济南府农民十万人，由孙列率领，占领铧子山，遭到镇压。


    东京起义军十万，由贾进等率领进入海州。贾进受“招安”降宋。


    临沂武胡、郓州李太、沂州徐进等分别率领当地农民起义。


    一一三○年（高宗建炎四年）


    二月，鼎州武陵钟相领导当地农民军起义，建号大楚，钟相称楚王，立年号天战（一作“天载”）。起义军提出“等贵贱，均贫富”口号，严厉镇压宣扬孔孟之道的儒生以及僧徒、道士。起义发动后，鼎州、澧州、荆南、潭州、峡州、岳州、辰州等地十九县农民纷起响应。农民军攻下桃源，进驻澧州。三月，钟相兵败被俘，英勇牺牲。农民军在杨太领导下继续战斗。


    四月，信州贵溪县农民在王宗石领导下起义，攻下贵溪、弋阳二县。农民军利用摩尼教相联络，发展到十几万人。六月，起义军战败。王宗石等二十六名领袖被俘牺牲。


    建州瓯宁县农民起义，以范汝为为领袖。八月，农民军攻下建阳县，发展到几万人。十一月，范汝为受“招安”，接受宋朝“福建民兵都统领”的官号。吉州农民在彭友、李满、王彦和廖八姑三姐妹领导下起义，攻占江西、湖南八个县城，起义队伍扩大到几万人。


    一一三一年（绍兴元年）


    七月，虔州陈颙导农民几千人起义，攻打雩都、信丰等县。


    宋朝命令受“招安”的范汝为军解散归农。建阳农民丁朝佐起义反抗。


    一一三二年（绍兴二年）


    正月，宋军围攻建州，范汝为自杀。农民军万余人战死。


    四月，陈颙义军进攻循州，攻克龙川县。十一月，攻下武平县，进围梅州。


    一一三三年（绍兴三年）


    正月，陈颙义军回江西。起义军发展到十多万人，活动于广东循、梅、潮、惠、英、韶、广、南雄等州，江西虔州、南安军、建昌军，福建汀州、邵武军等广大地区。


    三月，衢州开化县农民起义，以摩尼教徒缪罗为领袖。


    五月，缪罗等人叛变投降。起义军王仓等九十多人被捕牺牲。


    四月，陈颙农民领袖在兴国战败，被俘牺牲。


    彭友农民军到雩都。彭友等战败被俘。


    杨太农民军以洞庭湖为据点，建立水寨，农民军发展到二十万人。占领的地区，北到公安，西到鼎、澧，东到岳阳，南到长沙。十月，杨太军在洞庭湖下游大败宋军。


    一一三四年（绍兴四年）


    二月，杨太拒绝宋朝的“招安”。五月，齐刘豫遣使到农民军联络，杨太斩来使，严正拒绝。


    七月，杨太农民军进攻鼎州社木寨，大败宋军。


    一一三五年（绍兴五年）


    六月，杨太农民军在洞庭湖战败。黄佐、杨钦等叛变降宋。杨太坚持不屈，英勇牺牲。


    一一四○年（绍兴十年）


    湖南郴州宜章县农民在骆科、文遂领导下起义，攻下桂阳、郴、道、连、贺等州。骆科中途叛变降宋。农民军在邓宁、李定等领导下，继续战斗。欧幼四率领别部攻下蓝山县。


    一一四一年（绍兴十一年）


    十月，宜章县农民起义失败。


    一一四三年（绍兴十三年）


    福建各地农民在管天下、伍黑龙、满山红等农民领袖的领导下，发动起义，攻打漳、泉、汀、建四州及广东梅州、江西虔州的县镇。


    一一四四年（绍兴十四年）


    宜州泾县农民在摩尼教徒俞一领导下发动起义。


    一一四六年（绍兴十六年）


    管天下等起义军遭到宋军镇压，失败。


    一一四九年（绍兴十九年）


    春，建州瓯宁县回源峒杜八子领导农民起义，攻破建阳城。夏季，张大一、李大二等在回源峒领导农民起义。


    福建汀、漳、泉等州何白旗起义，进至广东梅、循、潮、惠四州以及江西虔州。


    一一五○年（绍兴二十年）


    七月，何白旗起义失败，起义领袖黄大老、谢二化等被俘。


    一一六三年（孝宗隆兴元年）


    明州象山、秀州华亭等处农民在海上起义。


    一一六五年（乾道元年）


    郴州宜章县弓手李金组织农民群众，发动起义，迅速形成万人大军，攻占县城后，又攻下郴州、桂阳军。农民军进入广东路英、韶、连、广等九个州府。杀地主、官僚，没收他们的田宅财产。


    五月，湘阴县刘花三、李无对领导农民起义，响应李金起义军。


    八月，李金战败被俘。


    一一七五年（淳熙二年）


    湖北路茶农、茶贩在赖文政领导下举行起义。起义军自湖北转入湖南。六月，起义军进入吉州永新县禾山。七月，起义军在江西战败，赖文政牺牲。


    一一七九年（淳熙六年）


    正月，郴州宜章县农民在陈峒领导下起义，攻下道州、桂阳军和连州所属四县，有众数千人。五月，陈峒兵败被俘，起义失败。


    广西路李接（一作李楫）领导农民起义，宣布十年不收赋税，打开官府和地主仓库赈济贫苦农民。起义群众称李接为李王。农民军陆续攻下广西路郁林、化、容、雷、高、贵六州八县，半年后失败。


    一一八四年（淳熙十一年）


    姜大老领导农民军在汀州一带起义。


    一一八五年（淳熙十二年）


    平江府玉■郎等起义，海上饥民蔡八等起义。宋军深入大洋镇压，起义领袖蔡八等四十二人被俘。


    一一八八年（淳熙十五年）


    陈青军等海上饥民起义，在广州沿海活动。陈青军等十六人被捕。


    一二一九年（宁宗嘉定十二年）


    闰三月，军士张福、莫简领导红巾队在利州路兴元府起义，参加的士兵有几千人。四月，起义军攻入利州、阆州、果州、遂宁府和普州，先锋曾到达梓、汉二州，直逼成都，四川震动。七月，红巾队战败，莫简自杀，张福被害。


    一二二三年（嘉定十六年）


    武冈军士兵在蒋宗、杨德率领下起义，几十天后失败，蒋宗等首领被杀。


    一二二八年（理宗绍定元年）


    赣州农民在陈三枪和张魔王率领下举行起义，以松梓山为根据地，在江西、福建和广东三路边境建寨六十，进行起义活动。三路农民纷纷起来响应。


    一二二九年（绍定二年）


    十二月，汀州晏梦彪领导当地农民起义，起义军以潭飞磜根据地，攻下汀州、邵武军、南剑州所属各县，发展到漳州龙岩、长泰和泉州永春、德化等地。汀州城士兵起义响应。起义军发展到上万人。一年以后，起义军遭到镇压而失败。


    一二三四年（端平元年）


    赣州农民军在松梓山战败，张魔王自杀牺牲，陈三枪受伤被俘，在隆兴府英勇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