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封建制度开始时代——西周

    ——前一○六六年（？）——前七七一年


    第一节古公建立封建制度的周国


    周国君姬姓，相传是帝喾后裔弃的子孙。有邰氏（邰音台tái陕西武功县）女姜嫄生弃。弃在“禅让”时代做农官。周人传说，弃是开始种稷和麦的人，因此尊他为农神，号称后稷。弃子孙世世重农，公刘迁居豳（陕西旬邑县），改善农业，颇有蓄积，部落兴旺起来。从公刘到古公亶父凡十代，都住在豳地。《诗经</a>·豳风·七月篇》就是追述周先公居豳时的农事诗。诗中叙述公子和田畯（音俊jùn督耕人）早晚监督着农夫农妇整年不息地为公家作工。农夫种地、打猎、修宫室、凿冰块，农妇养蚕、纺织、制衣裳狐裘。公家给农夫农妇衣服（“九月授衣”）饭菜柴火（“采荼（音途tū苦菜）薪樗（音初chū臭椿），食我农夫”）。只有打猎时所得小兽，允许农夫私有，其余生产物全部归公。这样的生活，很象是奴隶的生活。《七月篇》和其他叙述农事的诗篇作比较，确有显著的区别。《七月篇》的农夫，公家给衣食，其他诗篇的农夫则有自己的经济；《七月篇》的生产规模看来并不大，其他诗篇则是公田上有成千成万的农夫；《七月篇》的农妇同农夫一样为公家作工，其他诗篇则只有农夫耕公田。把《七月篇》说成西周中叶或春秋</a>中叶以后的诗篇，是缺乏根据的。《七月篇》应如汉经师所说，是西周初年人追述周先公时农事，那时候周社会正经历着很不发展的奴隶制阶段。因为周先公从经验中知道鼓舞农夫们的生产兴趣是增强生产力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他们对待农夫的态度，不象一般奴隶主对待奴隶那样残暴。农夫出耕的时候，周君带着妻子到田地上举行馌（音叶yè）礼，表示给农夫亲自送饭。农事完毕的时候，农夫到公堂上饮酒吃羊肉，欢呼“万寿无疆”，让农夫一年勤苦得到慰劳。这个经验的发展，就有可能把奴隶抛弃而宁愿利用农奴。当然，奴隶的阶级斗争是周先公取得经验的主要原因。


    古公亶父被戎狄侵略，无力抵抗，率家属和亲近奴隶迁居岐山下周原（陕西岐山县）。豳和其他地方的自由民，说古公是个仁人，扶老携幼都来归附，人口比居豳时更多。古公不可能供给这些归附人衣服食物，也不可能迫令这些自由民充当奴隶。在戎狄威胁下，古公为缓和内部矛盾，采用商原有的助耕制，借以抵抗戎狄，这也是很自然的。这样，新的生产关系即封建的生产关系在周国里成为主要的生产关系了。古公在周原上筑城郭室屋，以邑为单位居住归附人，改革戎狄旧俗，设立官司，形成一个粗具规模的周国。这个新的封建生产关系，是适合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趋势的，因而产生了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经王季文王武王三世继续发展，终于强大到足以翦灭大国商。它的重大意义，周人是有足够认识的。文王称</a>王，追尊古公为太王，因为周朝王业从太王开始。《鲁颂·閟（音必ｂì）宫篇》也说，“后稷之孙，实维大（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至于文武，缵（继）大王之绪（事业）。”太王不可能有翦商的意图，所谓实始翦商，正是指太王创立了新制度的小国，文武继续这个事业，因此完成了翦商的王业。


    太王生三个儿子：太伯、虞仲（即仲雍）、季历。季历生子昌。古公爱昌，希望昌能够早日得到继承，太伯、虞仲就因此逃往长江下游（春秋时吴国，即虞仲后裔），让季历继承周国。季历时周渐强盛，商王承认季历做西方的霸主，号称西伯。商王文丁感到周国的威胁，杀死季历。昌做周君五十年，一手造成灭殷的事业，晚年自号为文王。


    《孟子</a>·梁惠王》等篇说周文王行</a>仁政，先从经界（划分田地）开始。农民助耕公田，纳九分之一的租税。八家各分得私田百亩。大小官都有分地，子孙继承，作为公禄。商贾往来，关市不收税，水泽里捕鱼不禁止，一人犯罪，妻子不连坐。孟子所说，是否真实，无可稽考，但从《诗经》叙述文王及西周初年事的诗篇里看来，当时确已实行着封建制度。例如《大雅·灵台篇》说文王要筑高台，庶民象儿子替父亲做事那样踊跃，很快就筑成（“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这很不象是奴隶替奴隶主服役的景象。封建制度在进步时期，却可以有这种景象。《召南·行露》（“虽速我讼，亦不汝从”）、《摽（音biào）有梅》（“求我庶士，迨其吉兮”）、《野有死麕（音军jūn）》（“有女怀春，吉士诱之”）等篇，说民间婚姻事，并无奴隶主指配婚姻的形迹。《豳风·东山篇》叙述周公东征三年，兵士们归来的情形。诗中第二章描写兵士们想念他们荒凉冷落的小农村，说“不可畏也，伊可怀也”。第三章描写兵士想念妻子，知道妻子也在想念他。第四章描写兵士归家新婚的欢乐。对这个荒村留恋不舍的人，应该是附着在土地上的农奴或农民，要说成奴隶是很难的。


    文王施行仁政，就是说文王推行封建制度。这在当时，周国的政治对邻国自然发生非常巨大的影响。《召诰》说“殷民带着妻儿想逃出国境，被纣禁止”，足见商及其他小国的庶民和失意贵族不少逃入周国。周势力继续在扩大，文王不仅保持西伯名号，到后来还“受天命”称王，准备灭商朝。这些，都是封建制度进步性的事实表现。


    文王时封建制度虽已形成，但只是一些原始的制度。南宋洪迈</a>《容斋四笔》记瑶人事说“瑶人男丁从酋长领得耕地，不纳租税，只服劳役。有罪受酋长裁判”。范成大</a>《桂海虞衡志</a>》记苗人事说“苗人酋长称为主户，主户计口给苗民田地，称为田子</a>或田丁。领得的田，不许典卖。此外俘虏或买得人口，男女相配，给田耕种，称为家奴。”周国的封建制度，也许比洪、范二氏所记要高一些，但也不会高得太多，显著的发展是在武王克商以后。


    周本是西方小国，几十年工夫，居然灭商，成立一个大朝代，这自然是由于商朝奴隶主阶级极端腐化，势必崩溃，同时也是由于周国已经形成新制度的社会，而新制度社会必然要战胜旧制度社会。第二节周怎样灭商


    盘庚迁殷，原想纠正贵族的堕落腐化，可是武丁以后，他们腐化更甚，到纣时达到最高程度。他们一般的生活，是淫乱好色，是打猎游玩。他们荒废耕地，让麋鹿禽鸟生长。他们想出各种残酷的刑罚，榨取财物。他们招诱别人的奴隶，供自己使用。特别是日夜酗酒，照周公《酒诰篇》说来，商整个统治阶级沉溺在酒里，腥秽上冲，连天都发怒了。商统治者提倡畏敬鬼神，但他们甚至偷祭神的牺牲来享受。《微子篇》说“小民方兴，相为敌仇”，奴隶和下层百姓起来反抗贵族，方兴未艾，商王国显然非崩溃不可。


    周文王的政治，与商朝正相反，他禁止饮酒打猎；他施行裕民（使民富裕，《康诰篇》“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的政治。所谓裕民，就是征收租税有节制，让农家有些蓄积，发生劳动的兴趣。《尚书</a>·无逸篇》载周公训戒成王说，文王勤俭，穿着普通人的衣服，到田地上劳作，借以知道农夫的辛苦（“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文王亲自种田，与“不知稼穑之艰难”的商王，恰好成显著的对照。他又针对着殷纣招诱奴隶，为其他小国所怨恨的形势，定出一条“有亡（奴隶逃亡）荒（大）阅（搜索）”（《左传</a>》昭公七年）的法律，就是说，谁的奴隶归谁所有，不许藏匿。据春秋时楚国申无宇说，这是周文王得天下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实很明显，这条法律的制订，并不意味着周文王维</a>护旧存的奴隶制度，只不过是用来争取与国，孤立商王纣的一个手段。而且必须承认，在封建社会里，仍有很多奴隶存在的事实。


    文王战败西戎混夷，又灭附近几个敌国。拓境西到密（甘肃灵台县），东北到黎（山西黎城县），东到邘（音于yú河南沁阳县附近），对纣都朝歌（河南淇县），取进逼的形势。他又扩充势力到长江汉水汝水三个流域，教化那里的蛮夷，称为江汉汝坟之国，也称为南国，也称为周南召南。南国是周基本力量的一部分。文王晚年，已经取得了当时所谓天下的三分之二，灭商的条件成熟了。


    公元前一○六六年（据《史记</a>·周本纪、鲁世家》以及《竹书纪年</a>》年代推算，武王克商当在此年），即文王死后四年，武王发载文王木主去伐纣。据说，周先派间谍到商，察看国情，回来说：坏人执政当权，昏乱极了。武王认为时机未到。又来报告：好人全被斥逐。武王还认为时机未到。最后报告：百姓闭口不敢说话了。这一年，周国正遭遇饥荒，农夫们愿意出去作战，借以取得食粮。武王动兵出征，据《史记·周本纪》说，有兵车三百乘，士卒四万五千人，虎贲（冲锋兵）三千人。行军中前歌后舞，士气旺盛。许多友邦和庸、蜀、羌、髳（苗）、微、卢、彭、濮八个南方小国都率兵来会。武王在牧野（河南汲县）誓师，指责纣听信妇言，不祭祀祖宗，不信任亲族，招集四方罪人和逃奴，尤其是第四条罪状，引起从征各国的敌忾心，要和纣决战。纣兵十七万人（一说七十万人），倒戈反攻，引导周兵杀纣。周兵正月（子月）底出发，二月（丑月）底攻入朝歌灭商，兵力比纣小得多，成功却这样快，主要原因是商兵（有家室的老奴隶和自由民身分的小人）阵上起义，欢迎周对自己的拯救。


    周兵入纣都，大有俘获，据说，光是宝玉佩玉就多至十几万块，其他财物可以想见。西周文化得以迅速发展，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周虽然战胜，按惯例必须保存商祭祀。武王封纣子武庚为诸侯，分商地为三部，命自己的兄弟管叔、蔡71叔、霍叔各据一部，监视武庚，称为三监。武王灭商后两年病死。子成王诵继位，武王同母弟周公旦摄王位，代行国政。成王和大臣召公奭（音式shì）等疑忌周公，三叔也造谣说周公要谋害成王。继承问题引起周内部的不和，武庚看有机可乘，联合东方旧属国奄（山东曲阜县）、蒲姑（山东博兴县）及徐夷、淮夷起兵反周。周公处在内外交攻的地位，非常困难。他首先向召公恳切解释，稳定内部，随后自己带兵东征。武庚军队遇到周兵，不战溃散，周公杀武庚，黜三叔，攻灭奄等十七国。商贵族（士大夫）当了俘虏，被周人称为献（字形亦作鬲）民、民献、人献或献，他们反抗周的统治，所以也被称为顽民或殷顽。


    顽民原来是大小奴隶主，现在当了俘虏，丧失过去的威福，顽固地反抗周统治是很自然的。周公知道留顽民在商地，将继续反叛，必须迁居洛阳，才能就近管束。他先宣称迁顽民到黎水地方（河南浚县东北），地近朝歌，顽民相当满意。周公卜问鬼神，得卦不吉利，于是改卜别地，说洛阳最好。商人信鬼，这样，把顽民迁到洛阳。


    周公召集商旧属国，来替顽民筑城造屋，新城很快造成，号称成周。同时也召集周属国，在成周西三十余里筑城，称为王城。派八师兵力（一师二千五百人）驻成周，监视顽民。《尚书·多士篇》周公诰诫顽民说，你们受天罚，本当杀死，我保留你们的生命，应该感恩做我顺民。现在分配住屋田地给你们，安心谋生，如果再反抗，那是你们自己不要生命。又劝诱顽民说，你们只要安居乐业，你们的子孙会兴盛起来的。顽民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也只好逐渐软化降服。周公死后，第二子君陈替周公管理成周，不敢疏忽，足见周初顽民问题的严重，因为要把奴隶主变化为从事劳动生产的庶人，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武王克商与周公东征两次大战争的取得胜利，都是配合着殷奴隶兵阵上起义。奴隶助战有功，自然要改善原来的地位。康叔封卫以后，按周国土地法分给耕地，所谓“彊（强）以周索（法）”（《左传》定公四年），就是释放农业奴隶为农奴，从此卫为西周大侯国，不再发生叛变。商顽民迁离本土，势力大减，一部分居住成周作庶人，一部分被赏赐给周贵族，作奴隶或庶人，大盂鼎“人鬲（献）自驭（音御yù）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驭是奴隶，庶人是农奴一类的人，身分不同，当是按罪行的轻重，予以处置。周初专力感化居住成周的顽民，成为当时最重大的政治问题，周朝终于胜利了。第三节周初大封建


    武王克商后，开始分封诸侯。周公杀武庚，灭东方十七国，才实行大封建。《史记》说武王首封太公于齐、周公于鲁，恐不可信。武王、周公、成王先后建立七十一国，其中兄弟（周公的兄弟）十五人（一说十六人），同姓四十人，周子孙一般都得到封地，做大小诸侯。孟子说，周公灭五十国。《逸周书</a>·世俘解》说，自武王以后，周共灭九十九国，降服六百五十二国。上述国数未必可信，但灭多数小国，建立较大的侯国，降服多数小国，使遵守周朝制度，向周王朝贡，则是事实。周初大封建，对商朝原始小邦林立的现象说来，多少含有统天下于一尊的意义，显然是一个进步。强迫奴隶制度的小邦接受周朝的封建制度，更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商朝有侯、伯、子等爵位，有侯、甸、男、采、卫等五服名称。周制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侯、甸、男、卫称外服，封在外服的是正式的国家。采称内服，封在内服的是卿大夫食邑。服定贡赋的轻重，爵定位次的尊卑。晋国侯爵，列在甸服，曹国伯爵，列在甸服，郑国伯爵，列在男服。受封者接受周天子的爵和服，政治的经济的正式关系才建立起来。周灭商以前，周国内有周公、召公、毕公、太公、康叔等人的封邑；灭商以后，封建制度扩大到周势力所达到的地方，在奴隶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许多封建制度的国家。


    周要统治广大新疆土，必须建立属国，拥护王室。当时最难平定的是商贵族，周公迁他们到成周，封同母弟康叔做卫侯，统治旧商国的遗民。他教训康叔说，你对一般平民要宽厚，行施文王的裕民政治，不要枉法杀人。对掠夺财货，不孝养父母，不和睦兄弟的商人，用严刑诛戮。商人群聚饮酒，除了百工，不论是谁，全数拘获送周京，我杀戮他们。康叔封地最大，权势最重，带八师兵力镇压商人，在当时是主要的侯国。


    东方奄和蒲姑两个大国，曾助武庚叛周。成王把奄国封给周公长子伯禽做鲁侯（都曲阜），又封外祖父太公吕尚</a>做齐侯。吕尚都营丘（山东昌乐县），灭蒲姑国。齐鲁两大国代替奄和蒲姑，商不能反叛了。召公的儿子封燕（故都在易，河北易县。后迁都蓟，北京），成王弟叔虞封唐（都唐，山西太原县，后称晋国）。从远大处安设据点，抵御戎狄，掩护卫周两国，受封者都是周朝最重要的贵族，足见周初分封确有政治上的远见。


    当武王克商时，纣庶兄微子启抬着棺材到军前投降。武庚死后，周公把商旧都商丘封给微子，爵为公，国号宋。宋附近有陈（舜后裔。都宛丘，河南淮阳县）杞（夏后裔。河南杞县）焦（炎帝</a>后裔。安徽亳县）三个国家，隐含监视宋国的意义。


    周初南方没有强国，汉水流域有些姬姓小国，并不被重视。成王封熊绎（音易yì）做楚蛮小国君，岐阳大盟会，派熊绎和鲜卑（东胡小部落）看守祭神火堆，不得正式参与盟会。后来楚强大，怨恨周朝，自称楚王，成为南方大国。凡周势力不能控制的地方，强国甚至小国多自称王，不向周天子朝贡。


    西周封建制度与宗法有密切的关系。周天子自称是上天的元子（长子），上天付给他土地和臣民，因此得行施所有权。天子算是天下的大宗，同姓众诸侯都尊奉他做大宗子。天子分土地臣民给诸侯或卿大夫。大侯国如鲁卫晋等国附近，封许多同姓小国，小国君尊奉大国君做宗子，如滕宗鲁，虞宗晋。一国里国君是大宗，分给同姓卿大夫采邑，采邑主尊奉国君为宗子。采邑里采邑主分小块土地给同姓庶民耕种，同姓庶民尊奉采邑主为宗子。同姓庶民有自由民身分，不同于农奴身分的庶民。天子封同姓诸侯以外，又封异姓诸侯。诸侯在国内也分土地给异姓卿大夫。自天子以至于卿大夫采邑都分小块土地给非同姓庶民（农奴）耕种。同姓与非同姓两种庶民，分得小块土地，成为户主，做一家人的尊长。户主由长子继承，诸子称为余夫，或分得更小的一块土地，或谋其他生计。《礼记</a>·坊记篇》载孔子</a>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实际意义就是土地一级一级自上而下归一个人所有。周制同姓百世不通婚姻，这样，各国间同姓既是兄弟，异姓多是甥舅，彼此都有血统关系，可以加增相互间的联系。周天子称同姓诸侯为伯父叔父，称异姓诸侯为伯舅叔舅。诸侯在国内称异姓卿大夫为舅。想见有宗的庶民与无宗的庶民互通婚姻，同样也保有甥舅关系。上起天子，下至庶民，在宗法与婚姻的基础上，整个社会组织贯彻着封建精神，而最真实的经济基础自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


    以土地为枢纽，凡授予土地者有权向接受土地者征收贡赋，反之，接受土地者有义务向授予土地者纳贡服役（包括兵役）。天子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有权向每一个生活在土地上的贵族和庶民取得贡赋，也有权向接受土地者收回土地。行施这种收回土地权，依靠武力和刑法。行施取得贡赋权的方法是（一）庶民助耕公田；（二）诸侯采邑主朝觐贡献。《尚书·洛诰篇》载周公教成王说，“你得用心考察众诸侯谁纳贡，谁不纳贡。纳贡的如果礼貌不好，即是侮慢王朝，等于不贡。诸侯不贡天子，庶民也不贡诸侯，政治就乱了。”《小雅·北山篇》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些话的内容就是天子有权直接或间接向庶民取得贡赋。《左传》哀公十一年载孔子说，周公定贡赋法有三个原则：“施恩惠要厚，用民力要平，收租税要轻。”文王以来，一向施行裕民政治，周公扩大了施行的地区。在这个广大地区上，由于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农业劳动者从牛马生活的奴隶变为小私有经济生活的农奴，生产力提高了。各级封建主从农奴那里榨取生产品比榨取奴隶要顺利些，所得的物品也要多些，这样，剥削者的利益暂时得到满足，把干戈弓矢收起来了（《周颂·时迈篇》“载戢（音集jí）干戈，载橐（音高gāo）弓矢”）。农奴们愿意从事生产，封建主愿意暂停战争，因此西周初期，即所谓成康之世，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大进步，《诗经·周颂》正是叙述这个大进步的可靠诗史。


    天子封给诸侯土地（如伯禽得奄地为鲁国，康叔得商地为卫国）和臣民（如鲁治奄民，卫治殷民），要举行授土授民的仪式。周公封康叔为卫侯，司空聃季（聃音丹dān）授土，司徒陶叔授民。授土是天子建立一个大社，封诸侯时凿取一块社土，放在白茅上，赐给受封诸侯，称为受土于周室。授民是将原来居住在封地上的民交给受封者，有些受封者还得到附加的民，交给时指明民的身分和数目：如给鲁国殷民六族，卫国殷民七族，晋国怀姓九宗。又如赐臣、仆（奴隶）若干家，人献或民献（殷俘）、庶民或庶人（农奴）若干夫或若干人。据金文所记，庶民的数目一般总比臣仆多，因为封建主剥削的对象，主要是庶民。庶民也有家，不过对封建主只是本人负纳贡赋服劳役的责任，所以称夫或人，臣仆一家人都归主人所有，所以称家（夫与家的名称自然也不可太拘泥）。


    经授土授民以后，土地臣民名义上仍是王土王臣的一部分，事实上受土受民的人有权割让或交换，等于私有了。《大雅·瞻卬（音仰yǎng）篇》，“人（指领主）有土田，汝（指幽王）反有（夺取）之；人有民人，汝覆夺之。”领主们的所有权，天子是不该无故侵犯的。包括在民里面的臣，与众（庶）比较，臣在农业生产上给主人的利益是较小的。农业部门臣与众并用，其趋势自然是臣逐渐减少，众逐渐增加，也就是在封建制度社会里，残存的奴隶制度逐渐在缩小。大克鼎铭文记厉王赏克田七区，其中一区注明“以（与）厥（其）臣妾”，想见臣妾用在耕作上比较是少数。曶（音忽hū）鼎铭文也显示了这个趋势。曶鼎铭文记某年饥荒，小采邑主匡季率臣二十人抢小采邑主曶的禾十秭（音子zǐ），曶到东宫诉讼。匡季出五田、一众、三臣给曶谢罪。曶定要偿还禾。东宫令匡季偿还禾二十秭，如明年不偿还，则加倍罚四十秭。匡季宁愿再添二田、一臣给曶，曶减免匡季三十秭。这里众与臣身分区别甚分明，所谓众，就是庶民也就是农奴。臣是在田上耕作的奴隶。这四个臣与众在一起，所以也同称为夫。荒年时，主人要负责维持臣的生活，匡季被迫率臣去抢粮食，受东宫的重罚，宁愿多送出几个臣去赎罪，不愿多出禾，也不愿多出众，足见西周时耕种的人有农奴有奴隶，比较起来，主人还是要农奴。曶曾在其他一次诉讼获胜时得五夫，曶拜稽首受这五夫，还用酒、羊和丝给五夫，要他们安心住在邑里种田。田必须人种，人又会逃走，这就可以推知曶为什么给他们酒羊，也可以推知封建主为什么会抛弃奴隶宁愿利用农奴的原因。


    第四节西周的经济结构


    周祖先后稷居邰。公刘居豳。太王居岐，开始称周。王季居程（陕西咸阳县）。文王居丰（陕西长安县）。武王居镐（音号hào长安县）。丰邑在丰水西，镐京在丰水东），称为宗周。成王造洛邑，称为东都。


    西周以镐京东都为中心，有王畿</a>方约千里的土地。以镐京为中心的渭水流域，因周人的积极经营，农产丰富，成为西周经济的主要基地。在当时，西周是最先进的国家，王畿外齐鲁卫三大国，经济文化远不及西周，更不必说其他小国。


    构成西周社会的阶级和阶层，大体如下：一统治阶级——百姓


    百姓是“禅让”时代流传下来的旧族，《盘庚篇》百姓与万民相对，《诗·小雅·天保篇》百姓与群黎相对，百姓是贵族的通称，在商为奴隶主阶级，在周为封建领主阶级。直到春秋后半期，宗族逐渐破坏，土地个人私有的地主阶级代土地嫡子世袭的领主阶级兴起，百姓才逐渐失去贵族的意义，社会地位与普通庶民相似，本来不同含义的两个名词也就可以通用。


    百姓里面也有贵贱的区别，这就是名位不同，占有土地大小不等的各级领主。


    王族姬姓是百姓中最贵的一姓。周初姬姓男子一般都分封为大小诸侯，周王和诸侯的子孙除了嫡长有继承权，其余多分得采邑为卿大夫。领主阶级中姬姓领主占很大数量。


    诸旧姓姬姓以外诸旧姓，有的在王畿内受采邑作王官，如从平王东迁的七姓。有的受封作大小诸侯，如姜姓的齐国，子姓的宋国。有的是商朝已经存在的旧国，如徐夷淮夷等。这些旧姓数量极大，但政治势力不及姬姓。


    百工百工是掌握手工业技术，管理工奴的低级百姓。周公不杀犯了酒禁的百工，足见周特别重视商百工的技术。西周得百工，成为王官的重要部分，文化迅速发展起来。东周王室衰微，百工散到大诸侯国（如楚器铭文上的铸客，即周游各国的一种百工），侯国文化才开始发展。二被统治阶级——庶民


    民字本义是奴隶。民或称黎民、群黎、苗民、众人、庶人、庶民、众、庶，通称为庶民。由于阶级的分化，民字涵义也扩大为一般劳动者，甚至贵族也有时自称为民，《诗经》中多有其例。大体上西周庶民包括上层的自由民，中层的农奴，下层的奴隶，数量最大的是中层的农奴阶层。


    上层庶民商时有一种人称为小人。商亡国后，周公教这种人务农种黍稷，或牵牛车出去做买卖，来孝养自己的父母尊长，足见他们不是奴隶，也不是贵族殷顽，他们是自由民。小人以外，一部分迁成周的殷顽，周公允许他们住自己的房屋，种自己的田地，谋自己的生活，他们在归顺以后，也有自由民的身分。东周人重工商业，逐什二之利，大概就是殷顽的遗俗。周制土地由嫡子嫡孙继承，称为宗子，凡与宗子亲属疏远或亲属已尽的族人，在宗族内领得土地耕种，当然是自由民身分。小国被大国吞并，小国的贵族一部分降为皂隶，大部分变为大国的庶民，也可以取得自由民的身分。自由民在庶民中是上层。这个阶层逐渐在扩大，春秋战国时期，成为产生地主、推倒领主的有力阶层。


    中层庶民克商以前周国有农奴，武王伐纣，周公伐武庚，商奴隶兵倒戈起义，助周灭商，取得农奴的待遇。康叔封卫，伯禽封鲁，都按周法划分耕地，商奄二国原有的农业奴隶自然转化为农奴。除晋国不用周法，按戎族习惯法（戎索）分配牧地，其他周所封诸侯如齐、陈、宋等中原地区的国家，和鲁卫同样，用周法分配耕地。周初大封建，一方面是姬姓与非姬姓贵族做了大小领主，一方面却是农业奴隶得到大释放。周初大封建之所以有极大的进步意义，就在于农业奴隶被释放，获得了农奴的地位。


    下层庶民奴隶在西周仍是数量颇大的一个阶层。俘虏为奴，罪人及其妻子为奴，奴隶子孙为奴，封建领主决不放弃对奴隶的剥削。因为农业奴隶散布在广大田野上，不如释放为农奴，比较有利；至于在手业、商业、畜牧业、家内服役等方面（奴隶也有种地的，春秋时叫做隶农），使用奴隶确是有利。《左传》昭公七年载楚国申无宇说，“周文王定‘有亡荒阅’的法律，因而得天下，??周武王宣布商纣招诱别人的奴隶，因而激起从征诸侯的决战心。”伯禽伐淮夷徐夷，作《费誓（费音币bì）》，也说“偷人家的马牛，诱人家的臣妾，你得受刑罚”。封建社会从开始到崩溃，总是有奴隶存在，不过有时多，有时少，有时显著，有时不甚显著，无论如何，封建主必然要剥削奴隶来补充剥削农奴或农民之不足，这在封建社会开始时期的西周，奴隶多而重要的现象，是不足为奇的（资本主义社会仍保存直接的或隐蔽的奴隶制）。申无宇说人有十个等级：“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左传》昭公七年）自皂至台，是各级奴隶，马夫牛牧不列等，比台更贱。这些人的共同点，是吃官饭（《国语</a>·晋语》所谓“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庶民中自由民与农奴的共同点是吃自己饭（“庶人食力”），因为所食不同，所以上中两层庶民不列入十等人里面。


    从王到大夫是各级领主，是土地的所有者（“公食贡，大夫食邑”）。庶民中自由民的生活主要依靠务农，有的做士吃官饭（“士食田”），有的经营商业。农奴大部分务农，也有一些人做小手工业和小商贾。自由民和农奴分得土地，称为私田，但并无所有权，不得私自卖买，自己死亡或年老，可以由长子继承做户主。这样，农夫一家人世代附著在小块土地上，离开土地不能生活。


    周土地法以一田为单位。一田一百亩，一亩横一步、直一百步。一步长六尺。周一尺合营造尺六寸四分，一步合营造尺三尺八寸四分，横直各一百步得一百亩，约合营造亩二十四亩六分。西汉初期，一个农夫用耒耜耕种不过十亩，西周耦耕，二人合力，平均一人可能也种十亩。战国以前不知施肥，普通田需要轮流休息，农夫有田二十五亩，每年有十亩田的收入，除去什一税，在一般情况下，一家人可以得到饱暖。


    田与田中间，一大片田与一大片田中间，必须划分各种疆界，疆界是通车的大路，或人行的小路，如大路通南北，则小路通东西，大路通东西，则小路通南北，大小路交错，象无数井字（春秋时楚国井衍沃，就是在平地上划疆界）。《小雅·信南山篇》说“我疆我理，南东其亩”，就是指的田间疆界。领主有划分疆界的特权，《大雅·崧高篇》说“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彻字的意义是通，就是通大小道路。通道路也就是划疆界，疆界划定，才能分给农夫去耕种。《大雅·公刘篇》说“彻田为粮”，就是按田征收食粮。东周鲁哀公苦国用不足，向孔子的弟子有若请教。有若说，为什么不行彻法？哀公说，取什二还不够，怎能行彻呢！足见彻是什一而税。按孟子只知周行彻法，不知周初曾行过助法，足见彻法是行用甚久的一种制度。彻法是低税，这可能是高级领主向低级领主收税的税率，也可能是公田制废弃后，农夫在兵役徭役以外应缴纳所种田亩的税率。史料缺乏，难以得出定论。不过公刘时没有什一而税的彻法是可以肯定的，《公刘篇》作于西周，可信那时候已经有彻法了。


    邑是住人的城堡，领主所居的邑是大邑，田野间农夫所居是小邑，小邑住十家，称为“十室之邑”，田在邑外，一邑有田十田。金文及春秋时传记所载，田有一田、二田、五田、七田、十田、五十田、六十田、一百田的计数法，亩有百亩、千亩、十万、七十万、一百万的计数法，绝无一井九百亩的计数法。孟子所说井田是想划九田为一井作单位，废什一的彻，行文王的九一而助。一邑有农夫十家田十田，领主有若干邑，也就是有若干田及若干家农夫，征取力役和实物，计算很便利。春秋时期卿大夫采邑已经扩大，但名义上仍称“百邑”或“千室之邑”、“百乘之家”。一乘需役夫十人，一邑十家共出车一乘，出兵役两伍（五人为伍），百邑正合百乘的数目。


    人住邑中必须饮水，因此邑必有井。《易·井卦·卦辞》“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意思是说，邑可以迁移，井总是要有的。《井卦·大象》“君子以劳民劝相（助）”，意思是说，邑里有井，农夫们可以安生，同井人可以互助。井与邑关系如此密切，所以一邑也得称一井，但不是孟子所说的井。


    周天子有大量公田，称为大田、甫田、南亩，每年出产谷物，以百室或千仓或万箱计数，这是天子收入的主要部分。公田里天子有藉田千亩、诸侯百亩，名义上是天子诸侯亲自耕种，实际自然是农夫代耕。在公田上耕种的人就是领得私田的农夫。《周颂》和《小雅》所记当时生产情况，是普遍的大量的主要的生产情况。从这些诗篇看来，可以断言西周领主与农民的关系是封建的关系。


    （一）天子每年要农夫一万人（诗篇数字不可拘泥）到公田服役。《小雅·甫田篇》“倬（音卓zhuō）彼甫田，岁取十千”。天子所属农夫不只万人。万人助耕，余人不能无税，想见与助并行的还有称为彻的税法。


    （二）每家出一人到公田上耕作。《周颂·载芟


    （音山shān）篇》“侯（语助辞）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彊侯以”。译意为到公田上耕作的农夫每家派来一人，其中有主（户主）伯（户主的长子）亚（户主的次子）旅（年幼子弟）强（有余力帮助别人耕）以（受雇来代耕）等人。这些人各有自己的身分，奴隶不可能有这许多区别。王畿方千里</a>，路远的农夫不到公田助耕，就得纳彻税。


    （三）食粮农夫自备，妻子给丈夫送饭。《周颂·载芟篇》“有嗿（音坦tǎn）其馌，思媚其妇，有依其士”，译意为老婆送饭上地，孩子跟着一起，吃饭吞咽有劲，好让老婆看了欢喜。《周颂·良耜篇》“或来瞻汝，载筐及筥（音举jǔ），其伊黍”，译意为你老婆快来看你了，拿着筐子，盛着黍米饭给你吃。耕者吃自己的饭，就是有自己的经济，这当然是农奴或农民，奴隶是没有自己的经济的。


    （四）生产工具农夫自备。《周颂·臣工篇》“命我众人：庤（音至zhì）乃钱镈（音博bó），奄观铚（音质zhì）艾（音义yì）”，译意为命令我的农夫们：准备你们的耕具，还得多准备些割器。封建经济“和奴隶经济就是从农具是否私有这一点来区别的”。据《小序》说，《臣工篇》是诸侯助祭将归国时，天子教诫诸侯的训辞，足见诸侯国的农夫也自备农具。名义上诸侯国农夫仍是王臣的一部分，所以称“命我众人”。


    （五）耕公田也兼顾私田，耕时人多，耘时人少。《周颂·噫嘻篇》“亦服尔耕，十千维耦”。《载芟篇》“千耦其耘”。耕时有五千耦，耘时仅一千耦，四千耦耘私田去了，耘公田的千耦，耘完公田仍回私田。《小雅·大田篇》“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意思是希望时雨先下公田，后下私田，以便耘完公田，归耘私田，因为农奴照例是“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孟子·滕文公篇》）。


    （六）公田收割时给寡妇们留些谷物。《大田篇》“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这里所说寡妇，是农奴或农民家的寡妇，否则不会自动到田上拾谷物。


    （七）天子每年举行两次慰劳农夫的馌礼，给农夫们吃陈米饭。《甫田篇》“我取其陈，食我农人”，陈就是陈米。《甫田》《大田》两篇都说“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甫田篇》指始耕时，《大田篇》指收获后。周先公居豳时，始耕举行馌礼，收获后举行飨礼，成康时还保持这种惯例。


    （八）开辟私田，鼓励农夫。《噫嘻篇》“骏（大）发尔私，终三十里”。天子指定三十里的荒地，让农夫们开辟作私田，农夫家余夫可以得到分地。这样久了，私田面积愈益扩大，彻税所得愈益增加，公田收入逐渐变成不重要部分。


    《周颂》是西周初期的诗篇，《小雅》也是西周人所作，诗中描述农夫耕种公田时各种情形，确实说明了这是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所谓耕公田，就是领受私田的农夫，在领主的田上进行着无报酬的劳作，向领主缴纳力役地租。


    封建制度对奴隶占有制度说来，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大进步。古史</a>都说成王康王时候，禁止打仗，天下安宁，四十年不用刑罚（民不犯法，不必用刑）。四十年不打仗不用刑，奴隶来源枯竭，奴隶国家也就衰亡了，那里还有所谓“颂声大作”呢？这正因为新的经济制度起着进步作用，阶级矛盾比较缓和了，因而出现周初的“太平世”。把西周说成奴隶王国，就很难解释周诗和古史所说的一切现象。


    西周生</a>产工具是否用铁，照一般现存材料看来，应该说是没有，但也不能断言一定没有。从矿石提炼出铜比炼铁困难得多，从黄铜到青铜，又是一个困难的过程。商朝早期已经用青铜，按照冶炼技术的难易，说西周还不知炼铁，很难说得通。铁的熔点比铜只高八十度（铜熔点一一二○度，铁熔点一二○○度），但因鼓风设备的限制，最初的铁不曾熔解，只能是海绵体的熟铁，性柔软，可锻不可铸，不堪制作需要硬度较高的工具，因之用处不大，不被重视。到春秋初期，已能熔解铁矿石成为生铁。生铁性硬而脆，可铸不可锻，用以铸农具，称为恶金。这是炼铁技术的一个大进步。春秋初期有生铁，西周或西周以前有熟铁，并不足为奇，铁字不见于甲骨文金文，铁器还没有发见，都不是很重要的。《周颂》所载钱、镈、铚等字形，可以推想为金属工具。《载芟篇》说“有略其耜”，《良耜篇》说“畟（音测ｃè）畟良耜”，略与畟畟都训为锋利，耜刃锋利，当然是用金属。金属指铜或铁，这里所说金属工具，是铜农器，也可能是用熟铁皮包口的农器，铜农器应是主要的，因为青铜比熟铁硬度高。河北兴隆出土战国时制铜锄镰等农具的铁范（出土地点在铜矿附近），足见以铁耕的战国时期，铜制农具还不能全废。西周时期重要农具用铜，也有些用铁，比商时奴隶所用农具进了一步。西周农具主要用铜，并不能得出西周不是封建社会的论断。第五节西周经济的变化


    初期封建制度在太王王季时候，开始萌芽，文王时候逐渐形成，武王周公时候，推行到广大地区，成王康王时候发展到高度，昭王穆王以后开始变化。所谓变化，就是力役地租性质的公田制因工商业的开展，农夫户口的增殖，私田数量的扩大，公田管理的烦难，领主每年收入，私田什一税超过公田的千仓万箱的时候，公田制就会被物品地租性质的税亩制所代替。宗周在当时是先进国，变化最早。东方大国如齐，春秋初年还保存公田，不过已经“维莠（音有yǒu）骄骄”、“维莠桀桀”（《诗·齐风·甫田篇》），名存实亡了。鲁国于前五九四年（宣公十五年）初税亩，足见以前鲁还有公田。小国如鄅（音禹yǔ山东临沂县北），于前五二四年（鲁昭公十八年），鄅君还到公田上督耕，废公田制当在以后。


    周天子是天下宗主，诸侯朝聘贡献的玉帛、兽皮、珍玩及地方特产，汇集在周京。周天子有百工，制造各种器物。例如西周铜器玉器流传甚多，大小王官常因纪念小事制造铜器，玉器是贵族行礼必需品，铜工玉工不仅为王室造器，更多的铜玉器还是为贵族和王官制造。铜工玉工如此，他工未必不如此。百工造器，必取报酬，百工之长借此剥削工奴，获利致富。王官中又有官贾，利用奴隶经营商业。上层庶民中也有私人经营工商。西周工商业一直在发展，穆王时定赎刑，正是以工商业者为对象的一种新的剥削方法。


    穆王是个大游历家，相传曾到过昆仑山西王母国。一个天子不会冒险远游，当是西方早有通商的道路。《尚书·吕刑篇》说，周刑法本有五种：墨刑（用刀刻面涂墨）一千条，劓刑（劓音艺yì割鼻）一千条，剕刑（剕音肺fèi割脚）五百条，宫刑（男子割生殖器，女子禁闭宫中当奴隶）三百条，大辟刑（斩头）二百条，总共三千条。那时候狱官贪赃枉法，贿赂公行，穆王要化私为公，定出赎刑条例。墨刑黄铜六百两（一两约合今四钱多），劓刑一千二百两，剕刑三千两，宫刑三千六百两，斩刑六千两。能出铜赎罪，当然是富人，可以设想富人就是工商业者。


    农夫住在田野小邑，称为野人；工商业者住在大邑，称为国人。厉王是个大暴君，他酷爱财货，重用荣夷公，想法专利。国人毁谤厉王，厉王令</a>卫国神巫监视国人，随意杀戮，禁阻说话。厉王自以为能弭（音米mǐ止）谤，压迫更加严厉。后来国人不能再忍，前八四一年（共和元年）举行起义，厉王渡黄河逃走。太子靖藏匿在召公家里，起义者围召公家。召公把自己的儿子假冒王子送出去，被起义者杀死。宗周出现了以周召</a>二公为首的贵族共和政治。这是历史上国人第一次大起义，西周社会因这次起义的推动，前进了一步。


    百工和商人为反抗过度勒索而起义，只要厉王逃走，不回来报复，也就满意了。贵族共和在当时正是适合情势的一种政治制度。周公是宗周第一家贵族，召公是第二家贵族，并且曾谏阻厉王专利，周召二公得到起义者的拥护是很自然的。前八二七年，厉王死，宣王靖继承王位，足见起义者并无推倒文武以来王统的意图。《竹书纪年》采战国游士的寓言，讹称共和是“共伯和干（夺）王位”。按西周初年，卫康叔封世子中旄父（旄音毛máo）为庸伯（庸康字形相似，旧史误作康伯），康叔死后，庸伯继位。自后卫国世子有受封称伯的惯例。卫厘侯（厘音希xī）封世子余为共伯（河南辉县）。厘侯十三年，厉王出奔。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厘侯死，子武公和嗣位。共伯余一说早死（《鄘风·柏舟篇·小序郑笺》），一说被武公和攻杀（《史记·卫世家》），早死说似较可信。厉王出奔时，不论共伯为余或为和，一个侯国的世子，一跃而登周天子大位，在嫡长继承制极端严格的周朝（春秋时期，世卿权重，还不敢于诸侯之位，何况西周，侯国世子岂能干王位），可断言必无其事。武公和曾为周幽王卿士，得周卫二国人爱戴，甚有贤名。战国游士捕风捉影，随意附会，如《庄子</a>》说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之类，信口说来，不负责任，《竹书纪年》却误信寓言为真事，后人又误信《纪年》的误记为真史，一误再误，大概都是为了好奇的缘故。


    在共和行政的十四年里，周统治力削弱了，对起义的百工商贾自然要有些让步，对田野间农夫的管理，也不能不有些松弛。本来公田制度，只能在西周初年规模较小的国家里行施一时，后来人口逐渐增殖，私田也逐渐扩大，私田以外，还有农夫余子自力开垦称为附庸土田的土地。私田一田规定一百亩，附庸土田当管理松弛时，面积就会大小不定。共和时期，私田和附庸土田数量增加，宣王即位以后，“不藉千亩”（《国语·周语》）。藉田千亩名义上是天子亲耕，供祖宗祭祀用的米饭。天子不能亲耕，说是借用民力来助耕。这无非是实行力役地租的一种装饰品，使农夫们以为天子尚且耕祭祀田，自己当然应该耕公田。共和以后，公田制度已经难以维持，天子亲耕藉田也失去装饰的作用，所以不借民力耕千亩，实际上就是不能再维持公田制度。宣王废弃助法，原有称为彻法的税法成</a>为普遍行施的税法。改力役地租为物品地租，是有进步意义的。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征伐来侵的戎狄蛮夷，号称中兴，就是这个进步性的新制度在政治上的表现。公田制的废除，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对统治者和农业劳动者都是有利的。


    工商业者自共和以来，益趋兴盛。幽王时，许多贵族破产流落，庶人富有，却可以做官受爵，过着贵族式的生活。当时君子（贵族）也想做买卖，谋取三倍的利息。王叔郑桓公知道周快灭亡，同商人订互助盟约，请商人帮助他建立新郑国。西周末年，商人地位提高，分享政权，旧贵族不平，《诗经·小雅、大雅》里写下不少的怨恨诗。第六节统治阶级的敬天保民思想


    相传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这就是说夏文化不及商，商文化不及周。周文化高于商文化的原因，在于周经济制度不同于商，周统治阶级对民的看法改变了，因之政治与文化都比商朝有进步性。商时民完全为国王所有，是国王直接所有的一种财产。所以民的生命为国王所给予，国王有权任意殄灭民命。西周却有显著的不同。《尚书》里保存不少西周初年的政治文诰，每篇都说到如何治民。其中《无逸篇》说治民要“先知稼穑之艰难”，“怀保小民，惠（加惠于）鲜（穷人）鳏寡”；《立政篇》说“继自今文子</a>文孙，其勿误于庶狱庶慎。”重农与慎狱尤为封建政治的重要纲领。西周时期的诗篇，也有很多篇说到民事。照《书》《诗》所说，烝（音征zhēng众）民是天生下来的，皇天上帝是烝民的宗主。天选择敬天有德的国君做天的元子，付给他中国人民和疆土，代天保民。元子如果不能称职，皇天上帝就会改选别人。文王受天命称王，因为他实行裕民政治，所以得到了上天的眷顾。周初统治阶级鉴于夏商二朝的灭亡，知道“惟命（天命）不于常”（《尚书·康诰》），要永命必须保民。武王在《泰誓》里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把民心看作天心所自出，所以民心是政治好坏的镜子，也是天子坠厥（天）命或受厥命的权衡。这种天子代天保民的思想，反映出封建主对农奴不完全的所有制，与商朝比较，西周显然是封建制度正</a>起着进步作用的时期。


    武王死后，周公摄行王政七年，他是一个大政治家，依据周国原有制度，参酌殷礼，有所损益，定出一些陕西长安出土的西周铜编钟巩固封建统治的制度来，这就是后世儒家所称颂的周公制礼作乐。周本小国，重农节俭，行施裕民政治，变成强盛的大国。克商以后，周国旧制多被保存，例如商朝大祭祀用牲多至数百头，甚至杀人充祭品，西周大祭祀用牲不过一牛一羊一豕或二牛，奢俭相差极远。又如商朝杀人殉葬，周国世代重农，需要人力，贵族或国君死后，不用人殉（当然也有例外）而用草人、土车殉葬，后来也就成为周朝的殉葬制度。祭礼葬礼是大礼，商周有显著不同，足见周初礼制主要出于周国旧制，经周公沿用，因而称为周礼</a>或“周公之典”。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军事）”（《左传》成公十三年），商周在戎事上也有显著的不同。商时战争频繁，周禁止诸侯间争夺。成王临终，嘱咐康王，要他和远又能和近，劝大小众诸侯相安，不要争夺（《尚书·顾命篇》“柔远能迩，安劝小大庶邦”）。据经史所记，成康时候战争确是少见。


    从西周传下来的文篇里看来，封建领主阶级在开始时敬天保民的思想是存在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表现它的剥削欲的专利思想也逐步增强了。不过在西周，它到底还是进步的阶级。它所创立的制度和文化，是中国封建制度和文化的最初基石。西周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应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朝代。第七节各族间战争与西周的灭亡


    西周各族间战争，主要是华夏族（华族亦称诸夏，也合称为华夏）抵抗西戎北狄的侵入，其次是对东夷南蛮的攻伐。


    东方地域广大，周公灭奄，太公灭蒲姑，周势力仅到山东境内，淮夷徐夷仍倔强不服。《费誓篇》载伯禽受封到鲁国，淮夷徐夷起兵来攻，伯禽守东郊，不敢开城门。伯禽誓师说“马牛臣妾逃亡，不许藏匿，要归还原主”；又说“不许跳墙偷别人的马牛，诱别人的臣妾”。当时东方国家还保存抢夺奴隶的旧习惯，誓言里严重指出，意在维持鲁军的纪律。伯禽被夷族围困，成王派三军援助，才击退夷兵。穆王时候，徐夷国君强大称王，号为偃王。徐僵王联合九夷伐周，穆王害怕，承认偃王做东方的霸主。穆王教楚伐徐。楚战胜徐，势力扩张，成了南方新兴的强国。宣王屡次伐徐夷淮夷，但偃王子孙仍称王，与周天子对立。


    江汉流域是蛮族根据地。昭王征伐南蛮，全军覆没，君臣淹死在汉水里，周天子声威大损。穆王宣王相继南征，不曾得到大战果。汉水流域有些姬姓的诸侯，全是弱国，这给熊绎子孙很好的发展机会。熊绎初封在丹阳（湖北秭归县），土地非常小，不够诸侯的资格，成王大会诸侯，他只配看守祭神的火堆。可是他的子孙，处在群蛮斗争环境中，坐小竹车，穿破烂衣，开辟山林荒地，吞并许多小国，穆王时候，战胜徐偃王，造成独霸南方的形势。夷王时，楚君熊渠更强大，封长子做句亶王、次子做鄂王、小子做越章王。春秋初年，熊通正式称王，统率蛮族，不承认周天子的地位。


    西周最紧急的外患是西北方戎狄族的入侵。戎狄族散布地域很广，陕西西部北部，山西河北极大部分都是戎狄族居住地。商周人称他们为戎狄，又称为鬼方、混夷、犬戎、犬夷、獯鬻、狁（音险允xiǎnyǔn），表示对他们的憎恶（战国以后称胡，又称匈奴）。周都镐京，接近戎狄，汧渭两水中间，是西戎入侵的路线。西周初期曾打一次大仗，俘获鬼方一万三千另八十一人，斩首馘（音国guó。杀敌人割取左耳）耳的人数，大概也不少。此后戎狄屡次寇周，懿王甚至被逼迁居犬丘（槐里，陕西兴平县南）。宣王时候，戎狄入侵更加严重，经过多次战争，互有胜败，筑城防御，仅能阻止深入。宣王子幽王，宠爱褒姒，想杀太子宜臼（东周平王），立褒姒的儿子伯服做太子。宜臼的母亲是申侯的女儿，申侯勾结犬戎攻周，杀幽王于骊山下。西周积累的货物宝器，全被犬戎掳去，西周灭亡。平王靠诸侯的援助迁居洛邑，建立东周，王室衰弱，下降为中等国家。


    宣王号称中兴贤王，他的功业是征伐外族，获得相当胜利，可是连年用兵耗费很大。他不敢对百工商贾加重剥削，便把费用转移到农夫们肩上。前七八九年（宣王三十九年）伐姜戎大败，宣王几乎被擒。他为补充兵力和财物，想出料民（调查户口）的办法。仲山甫谏阻料民，说农夫数目要从各方面间接推知，如果直接查点，一定要起祸乱。宣王不听。这样农夫们负担过重，不愿出力拥护周室。到了幽王时候，政治大坏，剥削更重，西周就被犬戎灭亡了。


    孝王封给养马人非子一小块土地，地名秦（甘肃清水县），在戎狄间。宣王封非子曾孙秦仲做大夫。秦攻西戎战死，子孙都专力攻戎，国势渐盛。秦仲孙襄公救幽王有功，平王避戎东迁洛邑，襄公派兵护送。平王封襄公做诸侯，逐渐收复周失地，成为西方强国。


    西周从武王灭商到幽王亡国凡十一代十二王，据《竹书纪年》说共二百五十七年。中国历史有确实纪年从前八四一年即共和元年开始，共和以前年代都不甚确实。简短的结论


    周国在公刘时候，是一个小部落，有些奴隶给周君服役。太王建</a></a>立起粗具规模的小国，封建制度开始萌芽，周国从此发达起来。


    文王施行裕民政治，招致附近各地的庶民，分给小块土地，让他们耕种。领得耕地的人，必须无报酬为公家种地并服各种劳役。这就是裕民政治，周国因此变成西方强国。《尚书·康诰篇》载周公教训康叔说：“文王为什么能开创王业，因为‘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他解释敬忌说“文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如果文王所治的民，是奴隶不是农奴或农民，很难理解敬忌、裕民的意义。


    武王克商以后，周公成王封建诸侯，规定诸侯对王室贡赋的数目。诸侯对大夫和庶民，也有一定的贡赋法。共和行政以后，百工商贾和农夫，在经济上都有些发展，宣王废除助耕公田制，改为征收田租。这种田租就是什一而税的彻法。


    西周奴隶依然大量存在，用途是从事工、商、农业劳动，并且供封建主的家内役使。文王定法律确定奴隶所有权，不许互相诱夺，足见奴隶还是构成社会的一个重要部分，不过在庶民总数中，奴隶数量是较小的。奴隶来源是俘虏和罪人及其妻子，还有被掠卖的穷人。


    幽王时候很多贵族破产流落，富有的庶民（主要是商人）穿贵族衣服，在朝廷做官。甚至贵族也想经商致富。商人助郑君立新郑国，想见西周商人是有力量的。


    非华族的各族时常攻击西周，幽王终于被犬戎杀死。春秋时期强大国家，在西周全是处在外族包围中的小国（只有齐开始是大国）；变成贫弱的国家，原来却多是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