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讲】 两汉时期儒学的发展

    汉宣帝诏儒讲经图


    一、经今古文派之争与儒家哲学之分派


    西汉末，哀、平之际，在儒家哲学的内部，发生了经今、古文派之争。稍后又出现了谶纬之学。到东汉初，王充</a>发表了他的《论衡</a>》。这三件事看起来，似乎各不相干，实则这是两汉哲学思想之一连串的发展。从经今、古文派之争到谶纬之出现，是儒家哲学从分派到玄学化的发展过程；而王充的《论衡》之出现，则是儒家哲学发展到绝顶的玄学化时，所引起之文化思想的反击。


    这三个文化思想的浪涛之所以一个接着一个出现，并非偶然，这正是西汉末以至东汉初这一个急剧的变乱时代之社会经济和政治运动之反映。今、古文派之事，正是反映着西汉末，土地所有者内部之分裂。谶纬的出现，正是反映着西汉末贵族地主企图托古改制与东汉初新兴的商人地主企图从圣经中寻找天命之事实。至于王充《论衡》之出现，则是反映着东汉初农民意识之觉醒。


    说到经今、古文派之事，我们必须回溯这个问题的渊源，即古文经出现的故事。自武帝崇儒术，设太学，置博士，选弟子，慨然以恢宏圣道为己任以后，他还设立一座大规模的皇家图书馆。其中有天禄阁、延阁、广内、秘室等藏书室。其时武帝通令天下，征求图书，又置写书之官，抄写简牍，于是当时的皇家图书馆，遂粗具规模 〔1〕 。


    到成帝时，又再派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从此皇家图书馆的图书，日益丰富。汉代政府虽罢黜百家，但百家之书在图书馆中，还是无所不有。成帝以图书既多，乱杂无章，乃派员分别整理而以刘向</a>总其事。据史载，成帝“命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太医监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就，向辄撰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 〔2〕 。这算是对中国古典文献做了一次大清算的工作。


    刘向在没有完成这种古典文献的校评工作就死了，其子刘歆</a>也是一位博极群书的大学</a>者，为了完成校书的事业，哀帝又命刘歆“嗣父之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篇，撮其指要，著为《七略》：一曰《集略》，二曰《六艺略》，三曰《诸子略</a>》，四曰《诗赋略》，五曰《兵书略》，六曰《术数略》，七曰《方技略》。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 〔3〕 。由此可知西汉末年，汉代皇家图书馆已经有三万卷以上的书籍，而且出现了类别分明的图书目录。可惜这些图书到王莽之末，又被焚毁了。不过到东汉时，石室、兰台、东观及仁寿阁，又充满了图书。一直到东汉末年，两京大乱，这些图书馆的书籍才被当时豪族的军队毁灭无余 〔4〕 。但这与经今、古文之争，已无关系了。


    经今、古文的争议之发生，是在刘歆襄助他父亲校书的时期。据说有一天，刘歆忽然在皇家图书馆的秘室中，发现了一部用古体字写的《春秋</a>左氏传》，问题就此发生了。因为当时汉代所流行的经籍，都是用通行于当时的今体文字抄写的。现在忽然发现了一部古体文字的经籍，而且是从来没有看见过的经籍，这当然要在当时学术界引起一个波澜。


    刘歆发现了这部古文《春秋左氏传》以后，就想表扬这部书。他的理由是：“以为左丘明</a>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 〔5〕 但是我们知道孔子</a>自己并没有说他曾作《春秋》，而司马迁</a>在《史记</a>》中两次提到左丘明，也只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a>》。”并没有提到他传《春秋》的事。因而这部古文的《春秋左氏传》，就有些来历不明了。


    刘歆在寻出一部《春秋左氏传》以后，接着又发现了一部《毛诗</a>》、一部《逸礼》、一部《古文尚书</a>》。这些都是以前没有见过的书。当他继任父职以后，就请求政府将他所发现的古文经都在太学设置学官，采为教科书。当时哀帝要刘歆先与博士们讨论，但其时“诸博士或不肯置对” 〔6〕 。于是刘歆致书太常博士，这封信主要的命意，是申述他所发现的古文经、传有来有历。他说：“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a>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臧，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柏）正〔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士君子之所嗟痛也。” 〔7〕


    刘歆在提出了他的古书的证据以后，还对当时的诸博士，大加痛斥，作为这封信的结论。他说：


    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


    今圣上德通神明，继统扬业，亦闵文学错乱，学士若兹，虽昭其情，犹依违谦让，乐与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诏，试《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衔命，将以辅弱扶微，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废遗。今则不然，深闭固距，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欲以杜塞余道，绝灭微学。夫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此乃众庶之所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


    夫礼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复广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何则？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立之。传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义，岂可偏绝哉！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 〔8〕


    我之所以要转录刘歆长篇大论的信札，为的是要揭示刘歆对古文经传之来历所提的证据，及当时经今、古文的争议之激烈。争议的激烈，上文已可看出。惟他所提的证据不合史实。第一，孔壁出书之事，不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其次，鲁恭王死于武帝元朔元年，巫蛊之狱发生于征和二年，其间有三十六年的时间，即使孔安国有献书之事，亦不能说遭巫蛊之难，未及施行。这些都是刘歆没有塞住的漏洞。


    古文经在哀帝时始终没有设立官学。哀帝死，平帝立，王莽辅政，刘歆一跃而为典文章的要人，于是他所发现的《左氏春秋》、《毛诗》、《逸礼》，都被立为官学了。


    为了要宣传古文经，于是于平帝四年，王“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然后“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a>》、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缪，壹异说云” 〔9〕 。这样倡导的结果，古文经遂得到广大的传播。


    自是以后，不仅《诗》、《书》、《礼》、《春秋》有古文本，《易》、《论语</a>》、《孝经</a>》也有了古文本 〔10〕 。而且这些古文经传都有历相传授的渊源了 〔11〕 。由是而中国儒家经典，遂有今、古文之别。


    古文经是真是假，闹了两千年，还没有闹清楚。不管它是真是假，这个问题，留待经学家去讨论。我的任务，是在说明经今、古文派的争议之所以发生的历史原因。


    非常明白，经今、古文派的争议，是儒家学说内部的分派。儒家哲学的分派，是商人地主阶层内部之分裂的反映。我们记得，西汉至哀、平之际，由于商人地主之政治的与经济的收夺，逼出了普天下的农民暴动。当时商人地主中以王莽为首之一部分执政的贵族，企图以打击一般商人地主的政策缓和农民暴动，并从而抢救西汉的政权，这样便形成了商人地主阶层内部的分裂。这种分裂，反映到哲学上，便是经今、古文派之争。


    商人地主阶层内部的分裂，为什么会反映为经今、古文派的斗争呢？这就是因为在西汉时，儒家学说已经起着很大的支配作用，它不仅拘束人们的思想，也限制人们的行动。当时的人，对于政治上的任何措施，都要用儒家经传去衡量，甚至用《春秋》决狱，用《禹贡》治水。合于经传者则善之，不合于经传者则群起而非之。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如果当时的贵族地主要以篡汉的方法，集中政权以展开其打击商人地主的政治行动，在儒家经传上没有这一条，因而商人地主及其代言人，必然引经据典，用神圣的教条来压制贵族地主。为了预防商人地主之教条的攻势，所以首先就要推翻他们教条的神圣性，说他们那种口传的经典，不足为凭，我们现在已经发现了真正原本古文的圣经。毫无疑义，这种古文的圣经，是依照贵族地主自己的政治需要编出来的，即不然，也是把这种古文本的圣经修改得合于贵族地主当时的需要，然后贵族地主就用教条主义去反对教条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古文经典在哀帝时不被承认，一到王莽辅政，马上就变成了官学的原因。


    具体的史实指示出来，王莽的一举一动，是怎样合于儒家的经典。比如他之敢于做衡宰，是因为伊尹</a>做过阿衡，周公做过太宰。他之敢于接受九锡，也是根据《周官》、《礼记</a>》等书的规定。他之一面辅孺子婴而又敢于同时践天子之位，也是奉行周公的故事。至于他之敢于公然地篡汉，也是因为《尚书》上说过“天之历数在汝躬”，他不敢不“奉若天命”。他做了皇帝以后，对于一切典章制度的改革，也无不合于儒家的经典，官制遵照《周礼</a>》，地名合于《禹贡》，最后，没收商人地主的土地，也是恢复“一夫授田百亩”的“井田制”。王莽就这样在圣经的掩护之下，逐步地实现了他的政治理想。谁要反对他，就是反对儒家经典。谁要反对儒家的经典，就是文化的叛逆、名教的罪人。所以眼睁睁望着他篡了汉朝的天下，还要称赞他是圣人。


    到东汉时，跟着商人地主的胜利，今文派又抬头了。东汉一代，博士十四人，皆系传今文经。但是古文经并没有消灭，东汉时几个最有名的经学大师如贾逵、服虔、马融</a>、郑玄</a>，都是古文学家，但同时也研究今文。这一直到黄巾“叛乱”的前夕，商人地主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团结一致，因而反映在哲学上，经今、古文派的争议也就熄灭了。史称灵帝熹平四年，“乃诏诸儒正定《五经</a>》，刊于石</a>碑”，“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正是说明这一事实。


    二、谶纬的出现与儒家哲学的玄学化


    与古文经的出现同时或稍后，大约在西汉末至东汉初的这一时期中，又出现一种谶纬之学。《四库提要》说：“纬者，经之支流。”这种“经之支流”和古文经同时出现，是值得注意的。


    谶和纬，虽然是二而一的东西，但谶之被称为纬，则是长期发展的结果。因为所谓谶，即是当作神灵启示人们的一种预言。实际上，天何言哉？故所谓谶者，也不过是某一特定时代的人民或统治者对于自己的愿望之宣言。而纬则是对经而言，纬而谓之谶纬，即总集过去所有的具有一定性质的预言，而用以解释一般性质的儒家经典，使那些预言与儒家经典相交织，在儒家哲学的经线上，加上一些预言作纬线。换言之，即把预言紧紧地织进儒家哲学之中，使圣人的教条与上帝的启示合而为一。这样，圣经就变成了天书，孔子就变成了神人。


    预言而以谶之名出现于中国史，始于秦穆公一梦。据史载，秦穆公于梦中会见上帝，上帝告以“晋国将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秦谶于是出矣”。自是以后，在秦代也出现了不少的谶语，如“亡秦者胡也”，“今年祖龙死”，“始皇帝死而地分”，这些，都是当时人民假上帝之名发出来的预言。谶语的制造，到西汉末才达到它的全盛时代。当此之时，上帝几乎每天都有要王莽准备做皇帝的预示。更后，到东汉的刘秀要做皇帝，又出现了《赤伏符》四十二篇；公孙述要做皇帝，也找到了许多上帝规定了他应做皇帝的谶语。虽然如此，直至古文经出现之前，谶语并没有编成有系统的文献。直至古文经出现以后，才有人利用这些上帝的言语，来神化这些翻版的圣经，于是所有的谶语，才被编辑起来，而命之曰纬书。


    纬书是以经书的姊妹作品而出现，故其书名，一仍经书之旧。在西汉时，自《诗》、《书》、《易》、《礼》、《春秋》以至《孝经》和《论语》，无不有纬。此外，尚有《河图》、《洛书》，占纬书中最大的分量 〔12〕 。这些纬书，自典章制度，以至天文、地理、历法、文字、神仙，无所不谈，但都是以预言和神话为根据。


    为了提高谶纬在读者之中的信仰，谶纬的制造者又替谶纬找出了神圣的来源。他们说《河图》、《洛书》，是自黄帝</a>至周文王以来上帝颁赐下来的成套的天书，七经之纬，都是孔子所作 〔13〕 。但是我们知道，纬书的出现，至早亦在古文经之后，因为在刘歆的《七略》中，什么怪诞不经的书目都被收入，而不录纬书。那样以恢宏圣道为职业的儒家大师，岂有摒周公、孔子之书而不录的道理？同时，如果刘歆之时，就有了整套的纬书，那位酷好谶纬的王莽，也不致现做现卖了。


    谶语，只是纬书构成的资料之一部；除此以外，还有浩如烟海的传说与神话。因此，纬书可以说是上帝的语录，也可以说是传说与神话的集大成。纬书中所编辑的传说与神话，不仅是汉族的，而且有许多是四周诸种族中的。例如在纬书中出现的盘古</a>、天地人三皇及西王母等，这些太古时代的神人，在纬书出现以前，是都没有听到说过的，而且他们都不是出生于中原地区。据纬书说，盘古生于火荒，天皇起于昆仑，地皇兴于熊耳，人皇起于形马，西王母居于流沙之濒。这些神话，显然是从四周诸种族中传入的，有些也许早就传入中国，但大部分却是西汉在民族战争中带回来的胜利品，而为司马迁所不及见不及闻的材料。所以司马迁写《史记》说到最古的古人，只说神农</a>、庖牺。由此看来，我们又证明了纬书之开始形成，最早亦在西汉中叶以后。


    纬书所收录的神话，大半都带着极原始的性质。所以在这些神话中说</a>到一些太古神人的出身，都不是男女媾精，而是他们的母亲被电触了一下，被星闪了一下，被龙感了一下，或者就是蹈过一次男人的足迹。说到那些太古神人的相貌，也不像有史以后的人类，还是带着若干兽类的特征。当然，既谓之曰神话，它就与真实的历史有出入，但是神话的产生，则是以真实的历史为底本。它与真实历史不同的，只是把史实加以夸张或歪曲而已。因此，我们不能说，纬书上的神话都是假造的。


    但是，假的神话也很多，而且纬书中之所以收录真的神话，正是为了要把一批新制造的假神话糅杂进去。例如它把原始的神话当作公式，也套在孔子和刘邦的身上。纬书中说孔子是他母亲与黑帝梦交而生，刘邦是赤龙感女媪而生 〔14〕 ，都与他们的父亲没有关系。太古的人，找不到父亲，那是没有办法。孔子和刘邦，摆着现存的父亲不肯承认，而必诬其母以不贞者何故？盖以“圣人无父，感天而生”，原则如此，不得不尔。如果不如此，就不足以把自己从一般有母而又有父的庶人中区别出来，显出他们是圣人。


    纬书的目的，主要地是要从侧面捧孔子，以捧孔子者，捧儒家学说；以捧儒家学说者，捧儒家学说之利用者汉代的统治者。所以它对孔子的描写，特别用力。它写到孔子的圣容时，竟说他身长十丈，腰大十围，海口、河目、龙颡、龟脊、骈齿、虎掌、谷窍、雷声，眉比尧多四采，目比舜多十二瞳，掌上和胸上都有天生的文字，站着像只凤，坐着像条龙。除开那些兽类的特征不说，古今中外有一个腰大十围的人吗？


    像这样一个腰大十围的黑龙之子，是为谁而生呢？纬书上说：“黑龙生为赤，必告示象使知命。”又说：“丘，水精，治法为赤制功。”又说：“丘览史记，援引古图，推集天变，为汉帝制法，陈叙图篆。”这样一解释，孔子的一切制作，都不是为周代的天子，而是为汉代的皇帝。孔子怎样知道后来会有刘汉呢？纬书上说，上帝早已给他启示了。据说有一天，“天乃洪郁起白雾摩地，赤虹自上（而）下，化为黄玉长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读之，曰：‘宝文出，刘季握，卯金刀，在轸北。字禾子（禾、子，季也），天下服。’” 〔15〕 于是孔子豁然大悟，为汉制礼作乐，以待刘邦之王。


    由于神话的附会，儒家哲学遂成为天赐商人地主的一部政治哲学了。所以东汉光武酷好纬书，虽头昏目眩而不忍释手。当时他的臣下，多自制造谶纬去骗他的官做。例如有孙威者，想当征狄总司令，他就在纬书上加了一句“孙威征狄”。后来光武真派他当了平狄将军。野王令</a>王梁想保全禄位，也在纬书上加了一句“王梁主卫”，王梁的禄位也就保全了。尹敏奉命校纬书，他也加了两句“君无口（尹也），为汉辅”。但是尹敏的运气不好，被光武认出他的笔迹来了。即因如此，所以当时有桓谭</a>者，上书光武，极言谶纬宜禁。其言有曰：“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 〔16〕 但是光武大怒，桓谭几乎被判了死刑。由此可以想见，当时谶纬学的狂热。


    谶纬在整个东汉时代，都很流行。这一时代的儒家学者，大概不仅博通《五经》，而且兼习谶纬。顺帝时，张衡</a>又曾一度请政府禁止，也没有实行。一直到南北朝才实行禁止，到隋炀帝便全部焚毁了。虽然，谶纬留在儒家经典上的玄学佐料一直到现在，依然存在。


    总而言之，谶纬的出现，在主观上，是西汉末年商人地主中的贵族，企图把所有的神话与传说，都贯串在儒家经典之中，使儒家学说，由圣经变成天书，使孔子由圣人变成神人。在客观上，则是汉代大一统的局面形成以后，各种族间文化交流之结果。自此以后，儒家学说，遂蒙上了一层神学的云雾。


    三、王充著《论衡》与儒家哲学的被反击


    正当圣经、神纬相互拥抱，合唱着“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歌曲，催眠着中国文化思想的时候，忽然有一位神经健全的学者王充，从玄学的摇篮中站了出来，发表了他有名的著作《论衡》。王充在《论衡》中，以崭新的姿态，建立起他客观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并以此为出发点，大胆地展开其对儒家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中之玄学部分的批判。


    王充是一个农民家庭中出身的学者。他家里两世遭受地主的压迫，他的祖父本居会稽阳亭（约在今浙江湖州市东）。为避仇家，抛弃了小小的田园，逃徙钱塘（今杭州市西），以小本贩卖。又遭豪家之迫，再徙上虞（今属浙江） 〔17〕 。他的父亲不久也就在贫困中死了，留下来的是幼年的王充和他母亲。王充在后来虽曾入太学读书，但他穷到无钱买书的地步。即因他无钱买书，所以他常到洛阳市上的旧书摊上去看书。当时旧书摊上什么书都有，因而他得以接触那些在太学中禁止阅读的被罢黜了的百家之言。他一面看百家之言，一面望着贵族官僚的高车怒马从旧书摊前驰驱而过，愈觉得百家之言颇有道理。同时，他回想他祖世的悲哀，自顾他本身的贫困，不觉深深地感到现实的残酷。残酷的现实和异端的学说，不久就在王充的头脑中结合为一。于是他就回到上虞，一面教授学生，养活他的老母，一面开始《论衡》的写著，从事对儒家哲学的批判。王充一生除了做了几天郡守的功曹和刺史的从事，没有做过其他的官。到他快七十岁的时候，章帝曾派了一辆安车去征聘他，但他没有应征，以后就老死家中 〔18〕 。


    但是不要误会，王充的《论衡》并不是他个人的冤状，而是时代的呼声。从《王充传》上我们知道，王充的出生，大概是光武建武初年；其死，则在和帝永元中。当他写著《论衡》的时代，正是东汉的统治者为支援民族战争而进行残酷的军事征发。而贪官污吏则乘机剥削，甚于虎狼。同时，那些在外国发了洋财回国的商人们则操其赢余，到处收夺农民的土地。农民们既失掉了土地，又要负担繁重的捐税和徭役。同时，水旱灾疫，饥馑连年。而当时的统治者，因为有儒家经典作招牌，所以他们的一切罪恶，都变成了仁义道德，而农民的一切灾难都归结为上帝的福善祸淫。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当然要产生一种反儒，特别是反谶纬的思想。王充的哲学，正是当时一般苦难农民的意识之抽象，亦即当时社会矛盾之反映。所以王充说：“《论衡》诸篇，实俗间凡人所能见”，“非造始更为，无本于前也” 〔19〕 。


    《论衡》一书，据《后汉书</a>》所载，全书共八十五篇。《王充传》云：“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此书至今尚存，亦系八十五篇。惟今本《招致》一篇，有目无文，实存仅八十四篇。据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云：“吾书亦才出百，而云泰多。”《佚文篇》亦云：“《论衡》篇以百数”，是《论衡》原书，当在百篇以上。今之所存，已经不是全书了。


    在《论衡》的全书中，从头至尾都贯彻着反儒、反谶纬、反迷信的精神，而以唯物观为其哲学的基本出发点，所以《论衡》一书，也可以说是中国一部古典的唯物论。


    王充写著《论衡》的目的，据他自己说：“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 〔20〕 他所谓虚妄之言，当然是指古文经中的伪书和所有的谶纬。他在《书虚篇》中说：“世信虚妄之书，以为载于竹帛上者，皆贤圣所传，无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讽而读之；睹真是之传，与虚妄之书相违，则并谓短书不可信用。夫幽冥之实尚可知，沉隐之情尚可定，显文露书，是非易见；笼总并传，非实事，用精不专，无思于事也。”


    王充不仅反对那些虚妄的谶纬，而且也反对把儒家哲学当作圣经，因而他有《问孔》、《刺孟》之作。他在《问孔篇》说：“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圣贤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夫贤圣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时人不知难；或是，而意沉难见，时人不知问。案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世之学者，不能知也。”为了证实他的见解，王充在《问孔》、《刺孟》两篇中，举出了无数的例子，指出圣贤之言自相矛盾的地方。这样，不但谶纬的秘密被揭穿了，儒家学说的神圣性也被冲淡了。


    在东汉之初，天命之说高唱入云，当时的统治者假天命以推行自己的人欲，假天意以委卸自己的罪恶。但是王充在《谴告篇》却说：“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在《自然篇》说：“何以〔知〕天之自然也？以天无口目也。案有为者，口目之类也。”又说：“使天体乎？宜与地同；使天气乎？气若云烟。”无论是体或气，它都不能替统治者负最后的责任，也不能授他们以统治人类之特权。


    谶纬中说孔子是黑龙之子，汉高祖是赤龙之子，圣人皇帝之所以为圣人皇帝，即因他们不是人种而是龙种。但是王充说：“若夫牡马见雌牛，雄雀见牝鸡，不相与合者，异类故也。今龙与人异类，何能感于人而施气？” 〔21〕


    除此以外，王充反对符瑞有征（《验符》、《指瑞》、《讲瑞》），反对富贵有命（《命禄》、《骨相》），反对祸福自天（《福虚》、《祸虚》），反对人死有鬼（《订鬼》、《辨祟》），反对卜筮有验（《卜筮》、《诘术》、《讥日》），以及一切的迷信。他以为天下的事，只有一件事是真的，这就是吃饭的问题。他在《治期篇》中说：


    夫世之所以为乱者，不以盗贼众多，兵革并起，民弃礼义，负畔其上乎？若此者，由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然则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传》曰：“仓廪实，民知礼</a>节；衣食足，民知荣辱。”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故饥岁之春，不食亲戚；穰岁之秋，召及四邻。不食亲戚，恶行也；召及四邻，善义也。为善恶之行，不在人质性，在于岁之饥穰。由此言之，礼义之行，在谷足也。


    王充这段话，简括之，即他以为人类的生存，社会的秩序，都在于粮食之平均分配，即依存于物质而不依存于幻想。人民总要吃饱了饭才讲礼义，吃不饱饭，他们就要做“盗贼”。“盗贼”不是天生的，而是饥寒造成的。所以他劝告当时的统治者，不要再玩弄天命、符瑞这一类的魔术，最后的问题，还是救济人民贫困的问题。


    像这样一个客观主义的哲学家，出现于玄学的云雾里，在当时的儒者看来，当然是文化思想的叛逆，而王充的学说，也当然是一种离经叛道的异端。即因如此，所以王充一生，始终做不到官，结果“裁节嗜欲”，老死家园。而他的著作，在当时也认为“诡异”，禁止流行。《论衡》一书写成以后，埋没将及百年，无人过问。直至灵帝时，才由蔡邕</a>发现，带至洛阳。蔡邕亦不敢公开献之世人，而密藏于书库 〔22〕 。虽然，王充《论衡》之出现，这就证明不论东汉时代的儒家哲学怎样独裁，还是有异端并起。而且异端的书一直保留到今日。而当时被认为圣经的谶纬，反而在后世就遭遇着隋炀帝的火刑。


    注　释


    〔1〕 　《隋书</a>·经籍志》云：“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


    〔2〕 　《隋书·经籍志一》。


    〔3〕 　见《隋书·经籍志一》。


    〔4〕 　同上书云：“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巨儒，负帙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a>，校书郎班固</a>、傅毅等典掌焉。并依《七略》而为书部，固又编之，以为《汉书·艺文志》。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犹七十余载。两京大乱，扫地皆尽。”


    〔5〕 　《汉书·刘歆传》。


    〔6〕 〔7〕 　《汉书·刘歆传》。


    〔8〕 　《汉书·刘歆传》。


    〔9〕 　《汉书·王莽传》。


    〔10〕 　《汉书·艺文志》载：古文《易经</a>》，民间费氏经与之同。《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五十七篇，《毛诗》二十九卷，《礼古经》五十六卷，《周官经》六篇，《春秋古经》十二篇，《左氏传》三十卷，《论语》古二十一篇，《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


    〔11〕 　参看《汉书·儒林列传》。


    〔12〕 　关于纬书，《后汉书</a>》中，曾有一个简单的目录。《樊英传》：“河洛七纬。”章怀注云：“《易》纬《稽览图》、《乾凿度</a>》、《坤灵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备》也，《书》纬《璇机钤》、《考灵耀》、《刑德放》、《帝命验》、《运期授》也，《诗》纬《推度灾》、《氾历枢》、《含神雾》也，《礼》纬《含文嘉》、《稽命征》、《斗威仪》也，《乐》纬《动声仪》、《稽耀嘉》、《斗图征》也，《孝经》纬《援神契》、《钩命决》也，《春秋》纬《演孔图》、《元命包》、《文耀钩》、《运斗枢》、《感精符》、《合诚图》、《考异邮》、《保乾图》，《汉含孳》、《佑助期》、《握诚图》、《潜潭包》、《说题辞》也。”这些纬书，以后由于宋武帝、梁武帝</a>以至隋文帝之禁抑，特别是隋炀帝的焚毁，皆早已散亡。其保全以至今日者，只有《易》纬八种。自明、清以来，学者如明之孙毂、清之朱彝尊</a>、黄奭汉、赵在翰、马国翰</a>、孔广林、袁钧等，先后致力于谶纬之辑逸的工作。他们从许多古书中，如《十三经</a>注疏》、《白虎通德论》、《后汉书》、《续后汉书·律历志》、葛洪</a>《抱朴子</a>》、陶弘景</a>《真诰</a>》、贾思勰</a>《齐民要术</a>》、《太平御览</a>》、《册府元龟</a>》等古书中钩稽抓剔，再为辑出若干。我们今日所得而见者，盖纬书之零简也。学者如欲知纬书之详目，可参看朱彝尊著《经义考</a>》中之《琴纬》。


    〔13〕 　《隋书·经籍志》云：“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其书出于前汉，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圣之所增演，以广其意。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并云孔子所作。”纬书制造者如此说，故《隋书·经籍志》亦如此云云。


    〔14〕 　《太平御览》卷87《汉高祖皇帝》引《诗含神雾》云：“含始吞赤珠，刻曰：‘玉英，生汉皇。’”


    〔15〕 　参看《公羊义疏》75引《汉含孳》。


    〔16〕 　《后汉书·桓谭传》。


    〔17〕 　见《论衡·自纪篇》。


    〔18〕 　见《后汉书·王充传》。


    〔19〕 〔20〕 　《论衡·对作篇》。


    〔21〕 　《论衡·奇怪篇》。


    〔22〕 　《论衡校释</a>》附编三：高似孙</a>《子略》卷4引袁山松</a>《后汉书》云：“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又陈振孙</a>《直斋书录解题</a>》卷10《论衡》条曰：充“肃宗时人，仕为州从事治中。初著书八十五篇，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蔡邕、王朗初传之时，以为不见异人，当得异书。自今观之，亦未见其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