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 王莽改制及其失败
3个月前 作者: 翦伯赞
王莽画像
一、非变不可的时代
王莽改制,是出现于中国史上的第一次改良运动,但这件事,写在西汉史上,却变成了一幅滑稽的插图。
王莽改制之被滑稽化,主要地是因为王莽曾经用了一种政治手段,篡窃了西汉的天下;而这在中国政治道德上,是不允许的。不仅如此,在篡窃的过程中,王莽又动辄称引圣经贤传,以文饰其奸逆。例如他本来是一个乱臣贼子,而到处自比于伊、周;本来桀、纣不如,而晏然自以为黄、虞复出也。当王莽之时,圣经贤传的文词充满文告,仁义道德的口号响彻云霄。例如当王莽辞新邑田时,当时大司徒司直陈崇曾有一封颂圣的奏书,其中把圣经贤传上的美辞,都搜集起来,歌颂这位篡窃的“圣人”。其中有言曰:“孔子</a>曰:‘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公之谓矣。”“《诗》曰:‘柔亦不茹,刚亦不吐……’公之谓矣”。“孔子曰:‘敏则有功。’公之谓矣”。“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公之谓也”。“孔子曰:‘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公之谓矣”。“《易》曰:‘终日乾乾,夕惕若厉。’公之谓矣”。“《书》曰:‘纳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公之谓矣”。这诚如《汉书</a>·王莽传》所云:“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我们读史至此,不觉深有慨乎圣经贤传之往往为奸人所利用,而仁义道德之往往为篡窃者所假借也。
虽然奸逆终非文辞所能粉饰,是以千余年来,王莽在道德的法庭之前,遭受了中国历史家残酷的裁判。王莽的名字,直至现在,还是被当作篡窃者的符号,足见善恶之心,人皆有之。即因如此,所以王莽改制,也被滑稽化了。
但是,假如我们离开“袒刘”的立场,则可看出王莽的改制,并不是一种纯理想的企图,而是西汉历史发展到不得不变之结果。具体的史实指示出来,西汉的政权,至于成帝已开始其崩溃的过程。当此之时,五侯专政,外戚用事,阻塞贤路,浊乱天下,贪污腐败,骄奢淫逸,达到极点。例如“五侯群弟,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又“大治第室,起土山渐台,洞门高廊阁道,连属弥望”(《元后传》)。当时贵族之骄奢也如此,其他官僚亦“奢侈逸豫,务广第宅,治园池,多蓄奴婢,被服绮縠,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埋葬过制,吏民慕效,寝以成俗”(《成帝纪》)。这种情形,即以成帝之昏庸,亦知似此“而欲望百姓俭节,家给人足,岂不难哉”!
当时的贵族官僚,其贪污所得,过于庞大,用之于雕梁画栋而不尽,用之于声色狗马而又不能尽,于是出其余裕,用于土地之收夺,以再生产其财富。如:“红阳侯立,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垦草田数百顷。”(《孙宝传》)又如:“张禹占郑、白之渠田数百余顷,他人兼并者类此。”(《通考》)这样就加速了农民离开土地的过程。
与政治的收夺的同时,又来了一支扫荡农村的生力军,这就是商业资本。其一部分囤积居奇,垄断人民的生活资料。另一部分转化为高利贷资本,涌进农村,而且即刻就抓住了那些渴望货币的贫苦农民的头发,迫使他们把自己的土地、家屋以及一切有价物,都当作利息交付出来。最后把自己的子女和自己的身体,也以奴婢的形态提供出来作为债务的清算。
由于贵族官僚与豪族商人之土地兼并的竞赛,于是土地日益集中,贫困日益扩大。当此之时,诚如王莽诏令所云:“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臣民,颛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逆天心,悖人伦,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又如荀悦</a>所云:“西汉之世,豪强之暴,酷于亡秦,今豪民占田,或至数千百顷,富过王侯。”
又况人祸之外,复益之以天灾。成帝有诏曰:“朕承鸿业十有余年,数遭水旱疾疫之灾,黎民娄困于饥寒,而望礼义之兴,岂不难哉!”(《成帝纪》)
当时农民,其土地之被剥夺者多已饿死沟壑。即有土地者,“父子夫妇终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王莽传》)。加以急征暴敛,敲骨入髓,地租之外有稿税,算赋之外有更赋,此外盐、铁有税,酤酒有税,车船有税,海有税,山林园池市肆乃至六畜,亦无不有税。农民若不能交出此种税款,则“一人有辜,举宗拘系狱”(《成帝纪》)。如此,则当时的农民,虽欲不女为娼,而男为盗,岂可得乎?果然,颍川的铁官徒(铁场的工徒)首先爆发了叛乱。接着在广汉,在尉氏,在山阳,也相继发生了民变,自是而天下萧萧然矣。
到哀帝时,外戚幸臣把持国柄,贪污腐败,日甚一日。据史载,哀帝一次就把农民的土地赏给他的男宠董贤二十万亩以上,又赏给董贤的钱合计四十三万万,其他不及细举。当时谏议大夫鲍宣曾上书曰:“(陛下)奈何独私养外亲与幸臣董贤,多赏赐以大万数,使奴从宾客,浆酒霍肉,苍头庐儿,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说民服,岂不难哉!”
当时社会的情形,鲍宣曾慨乎其言之曰:“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徭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列,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仇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此非公、卿、守、相贪残成化之所致邪?”(《汉书·鲍宣传》)
在七亡、七死的灾难之中,当时的人民,遂骚然大动。《哀帝纪》云:“(建平)四年春,大旱。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在堂堂的首都而饥民公然“持火上屋,击鼓号呼”,这是何等骇人的现象!
由此看来,西汉至哀帝时,天下萧萧然已呈变局,有王莽的改制固变,无王莽的改制亦变。王莽知变可以制变,故为改制之图。其主观动念,固在欲因天下之变,以巩固地主的统治,但在客观上,也正是当时人民的愿望。盖当时除少数的贵族官僚和豪族富商外,所有的人民,无不希望有一种政治的改良,以打破当时黑暗腐败的局面。所以我以为王莽的改制,在客观上,是顺乎人也;顺乎人者昌,是以王莽得以变而致身于皇帝。但在主观上,是私乎己也;私乎己者亡,是以王莽虽篡窃大位,不旋踵而遂血肉狼藉于人民之前。
二、改革的内容
不论怎样,王莽总是一个聪明的政治家,他看清了当时社会,已经非变不可,与其任其自发的变,不如先为之变以制其变,如此则变之权操于己,变之用存于己,从而导天下之变于自己有利的方向,以巩固其统治。同时,王莽又看清了当时社会的危机,是从社会最深刻的内部爆发出来的。最主要的,是贵族、官僚、豪族、商人之土地兼并,使农人失掉了土地;其次是商人之高利盘剥与物价垄断,造成了社会的不安。所以他针对着这种社会症结,展开其改良政策。
王莽知欲天下之安,必须消灭“部落鼓鸣,盗贼横发”的现象。欲消灭此种现象,必须农着于土。欲农着于土,必须耕者有其田,故为王田之制。所谓王田者,即将兼并者的土地,收为国家所有,再由国家计口授田,以之分配于人民。《王莽传》云:“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如制度”者,即一夫受田百亩也。王莽对于执行此种土地政策似有决心,他曾有诏曰:“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
跟着土地之政策而来的是劳动政策。为了发掘劳动力,王莽又在“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人道主义的美名之下,颁布了禁止奴婢买卖的诏令。其令曰:“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
为了打击豪商巨富之囤积居奇,操纵生活资料,王莽又曾为六筦之政。筦者,专卖之意。六筦者,即对于六种重要经济事项的垄断经营。王莽下诏曰:“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臧;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卬以给澹;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卬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筦)之。”(《汉书·食货志》)
为了打击豪民富贾之垄断物价及高利盘剥,王莽更为五均之政。五均者,即于当时商业最繁荣的城市,如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各置五均司市师一人、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其职务一方面是征收商税,另一方面,则是平准物价,及对农民作小本贷款。当时的平价,据《汉书·食货志》云,并不是追随黑市而高涨,而是“万物昂贵过平(价)一钱(者),则以平贾(价)卖与民,其贾氏贱减平(价)者,听民自相与市”。政府并不希望利用平价政策作发财的企图。其贷款也,亦不仅豪民富贾始能享其利,而是“民欲祭祀丧纪而无用者,钱府以所入工商之贡,但赊之,祭祀毋过旬日,丧纪毋过三月。民或乏绝,欲贷以治产业者,均授之,除其费,计所得受息,毋过岁什一”。这样一来,垄断物价者与高利盘剥者遂无所施其技矣。
为了集中现金于政府的手中,王莽又为币制的改革。据史载,王莽曾废当时通用之五铢钱,更为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凡二十八种,并严申私人盗铸之禁。此种新币如龟贝之类,大抵一钱不值;其他亦多为额面金与实际价值不符之钱币,实即后来之所谓不兑现之法币也。这种新币的发行,则豪民富商之现金,遂可以转移于国家之手中。
王莽的经济改革大概如此。此种经济改革,显然是集中打击于豪民富商,同时贵族官僚,亦不得不遭受其殃。因此王莽在当时的贵族、官僚、豪民、富商看来,简直是自己集团中的叛徒与败子。反之,在农民看来,则是一种意外的希望。假使王莽的经济改革能顺利进行,逐步实施,则未始不可使当时的社会转危为安,而王莽的政权,也不致昙花一现。可惜他的政策遭遇了贵族、官僚、豪民、富商之激烈的反对;同时,王莽在新政的推行中,又用非其人,以至半途而废。
据《王莽传》所载,在推行政策的过程中,因“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于是土地所有者的代言人区博公开反对王莽没收土地的政策。他说:“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迄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施行。”即因土地所有者之反对,于是王莽遂于建国四年,下令取消。其令曰:“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
五均六筦者,所以制止豪民富商之垄断物价、高利盘剥者也;然而王莽用以执行此种政策之人,皆系豪民富商。《汉书·食货志》云:“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数人,皆用富贾。洛阳薛子仲、张长叔、临淄姓伟等,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臧不实,百姓俞病。”即因五均六筦之权操于豪富之手,于是他们与地方官相互勾结,利用平价政策,贱买于民而贵卖于市。因而愈平价而价愈高,以致“米斗万钱”,“黄金一斤,易豆一斗”。像这样的平价政策,比不平价还要坏百倍千倍,当然引起人民的痛恨。所以到地皇三年,五均六筦也取消了。
至于新币制,则以种类复杂,单位太多,以致人民“每一易钱,辄因破产”。所以人民更不乐从,而仍多盗铸五铢钱,私相流通。于是王莽令“伍人相坐,皆没入,郡国槛车铁锁,传送长安钟官(钟官者主钱币之官),愁苦死者什六七”。虽然如此,新币仍不能行。
由此看来,王莽的经济改革,无一不半途而废。以是而知王莽之败非由于变也,实不能坚持其所变而使之及于通。换言之,乃不及于通而遂不变也。
三、回到暴力政策
王莽的改良政策,曾经给农民以一种新的希望。一旦皆半途而废,则农民皆由希望而失望,由失望而怨恨,以致于叛乱,此自然之理也。王莽深知欲镇压此辈失望之农民,必须用更大的残酷,而这就是王莽在后来走向暴力政策的原因。
王莽最初本想招来一个“四夷来王”的盛事,用外来的光辉来替自己镀金,藉以在国内人民之中建立威信。据史载,他曾大派使节,分道四出,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骊、扶余;南出者逾徼外,历益州,至句町;西出者至西域,北出者至匈奴。但四夷并不捧场,他招来的不是“四夷来王”,恰恰相反,而是“四夷叛变”。首先叛变的是匈奴,跟着高句骊、秽貉遂反,以后西南夷和西域诸国也叛变了。
为了维持自己在人民中的信仰,并欲以对外战争,转移人民的视线,于是王莽大发兵征四夷。据史载,王莽曾派孙建等十二员大将,十道并出,征匈奴,派严尤击高句骊、秽貉,派冯茂击句町及其他西南夷,派王骏远征西域。在这些东西南北的战争中,除了东征之军以诱杀高句骊侯驺而结束,西域之军以王骏死于焉耆之袭击而消灭,此外北伐匈奴、南征西南夷的战争则变成长期战争了。
为了支持征伐匈奴和西南夷的战争,于是王莽下令,大募天下丁男以实边塞,苛征暴敛以给军食。《王莽传》曰:“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猪突豨勇’,以为锐卒。一切税天下吏民,资三十取一,缣帛皆输长安。令公卿以下,至郡国黄绶,皆保养军马,多少各以秩为差。”又云:“(莽)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转众郡委输五大夫衣裘、兵器、粮食,长吏送自负海江淮至北边,使者驰传督趣,以‘军兴法’从事,天下骚动。”
战争长期地持续。据《王莽传》云:“自越嶲、遂久、仇牛、同亭、邪豆之属(皆西南夷名)反叛以来,积且十年,郡县距击不已……费以亿计,吏士离毒气,死者什之七。”最可笑的,是王莽派出征伐匈奴的将军,“先至者屯边郡”,“不敢与匈奴战”,只是“货赂为市,侵渔百姓”。这些将吏,他们在自己的战区“各为权势,恐猲良民,妄封人颈,得钱者去,毒蠚并作,农民离散”。
对外战争,并无结束之望。当时每年运往西河、五原、朔方、渔阳一带的钱谷</a>,每郡以百万数。又令郡国买马发帛四十五万匹输长安,前后仆于道路。而贪官污吏又假借战争之名,苛征暴敛。据《王莽传》云:“中郎将绣衣执法在郡国者,并乘权势,传相举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劝农桑,班时令,案诸章,冠盖相望,交错道路。召会吏民,逮捕证左,郡县赋敛,递相赇赂,白黑纷然。”黄金白银,尽入私囊,槛车铁锁,无非冤枉。又“春夏斩人都市,百姓震惧,道路以目”。长安变成了贪污的中心,杀人犯的窠巢了。
与战争平行,又大兴徭役。据《王莽传》云:“莽乃博征天下工匠诸图画,以望法度算,及吏民以义入钱谷助作(九庙)者,络绎道路。坏彻城西苑中建章(诸宫)……十余所,取其材瓦。以起九庙……殿皆重屋……为铜薄栌,饰以金银雕文,穷极百工之巧,带高增下,功费数百巨万。”当建筑时,“将作”日夜督工,“卒徒死者万数”。
王莽又听说古有黄帝</a>,曾以百二十女致神仙,乃派中散大夫及谒者各四十五人,分行天下,博采乡里淑女,上其姓名,由王莽挑选一百二十名,于是王莽遂与这些淑女,讲求所以为神仙之道。但同时,也不忘记和公卿大夫,宣扬六经,讲求所以为圣人之道。更没有忘记发号施令,南征北讨,与诸将讲求所以为英雄之道。他想做神仙,想做圣人,也想做英雄,实则他已经踏入了荒淫、暴虐、糊涂的深坑而不能自拔了。
虽然如此,他还是要一手揽尽天下的大权,专制独裁,刚戾自用,命令如牛毛而又朝发夕改。据《王莽传》云:“务自揽众事,有司受成苟免。诸宝物名帑藏钱谷官,皆宦者领之。吏民上封事书,宦官左右开发,尚书</a>不得知。其畏备臣下如此。又好变改制度,政令烦多,当奉行者,辄质问(质问者请示也)乃以从事(从事者实施也)。前后相乘,愦眊不渫。莽常御灯火至明,犹不能胜。尚书因是为奸寝事,上书待报者连年不得去。拘系郡县者逢赦而后出。卫卒不交代三岁矣。”“县宰缺者数年,郡守兼任”。
又据《王莽传》云:“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实遴(遴者吝也)啬。托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赋茅土,用慰喜封者。”官吏俸禄“不能尽得”。但是据同传所载,当新市、平林围长安时,王莽“省中黄金万斤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藏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长乐御府、中御府及都内平准帑藏钱帛珠玉财物甚众”。然则王莽之不发官俸,并非无钱。
像这样的政治,当然要使得天怒人怨。史载王莽时,严重的天灾,如大雨雪,大风雹,大虫蝗,大旱灾,大疠疫,河决地震,几乎年年都有。同时农民也以穷困,纷纷流亡道路了,当时“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
据说王莽亦曾派员赈济饥民,但“使者监领与小吏共盗其廪,饿死者十七八”。后来“莽闻城中饥馑,以问王业(赈济专员),业曰:‘皆流民也。’乃市所卖粱 肉羹,持入视莽,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然则以王莽之明,亦颇受左右之蒙蔽也。
不久,农民大叛乱爆发了,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南北并起,于是王莽通令全国,就地剿灭。但当时地方官皆畏“贼”不敢进剿,“县欺其郡,郡欺朝廷,实百言十,实千言百”,以卸责任。即有讨“贼”者,而讨“贼”之军,“郡县苦之,反甚于贼”(《王莽传》田况</a>语)。
“盗贼”之势日益扩大,王莽乃命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率领大军进讨。但这些官军“所过放纵”,东方为之语曰:“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所以廉丹一出马,便被赤眉杀死,而王匡也全军覆没,落荒而逃。
跟着四方“盗贼”的挺起,而王莽肘腋之下也发生了不稳的现象,这首先就是刘歆</a>、王涉等的叛乱阴谋之暴露,接着他的儿子王临,也要谋杀他。众叛亲离,已至独夫末路。为了巩固首都的秩序,玉莽曾“置捕盗都尉官,令执法、谒者追击长安中,建鸣鼓攻贼幡,而使者随其后”。但巨鹿男子之谋刺王莽如故也。
一切的暴力,都没有得到效果,不久新市、平林攻破长安,而王莽之头遂高悬宛市矣。
《汉书·王莽传》赞曰:“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窃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乃始恣睢,奋其威诈,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毒流诸夏,乱延蛮貉,犹未足以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中外愤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虚,丘垅发掘,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汉书》之言是也,但王莽之所以陷于惨败者,以其由改良政策走向暴力政策之必然归宿。盖天下既已变矣,而王莽亦曾利用其变以登于宝座矣,此已变之天下,决不能因王莽之不变而遂不变,王莽不变而天下自变,此王莽之所以败也。
(重庆《中华论坛》创刊号,1945年2月1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