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开大学的前十年（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六年）（节选）

    何廉


    我于一九二六年六月中旬搭乘“加拿大皇后”号轮船从温哥华开往上海。抵达日本横滨时，收到一封天津南开大学</a>商科主任的来函，聘请我担任财政学与统计学教授，月薪现洋一百八十元。那时中国大学当局往往凭借朋友关系，对海外留学生的成就、学业及行止了如指掌，并尽力设法将最佳人选延聘为本校教师。许多南开教授尚在美国就学时，我就认识了。同样，我还认识几位在上海暨南大学的。我在离开纽黑文之前，曾接到过暨南大学的聘请，月薪为现洋三百元，我只答应回中国之后，再做考虑。


    在某种意义上，南开的聘约似更为可取，京津地区系中国文化中心，教育水准较全国其他地方均胜一筹。权衡之下，还是忍痛放弃暨南丰厚的薪水，决定去南开，于是电报南开接受聘请。在神户上岸，取道朝鲜，进入东北，直奔天津。


    南开大学创办于一九一九年，是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创办起来的，创办人张伯苓是中国现代教育最杰出的先驱者之一。张伯苓开办南开中学于一九〇三年，校址在著名学者兼士绅严修的寓所的后院。严修是翰林院学士、著名教育家，曾任直隶（河北省）督学使，并在清政府任过教育部副部长（学部侍郎）。他身居高官，曾一再提倡废除科举制度，而清政府对他废除科举以及进行其他改革的建议拒不采纳，他才知自己在教育上的设想无法实施。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退职为民，隐居天津。


    张伯苓一八九四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一八九四年参加中日战争，在一艘海军练习舰上当了几年见习军官。他在海军中任职期间，对中国在《马关条约》中蒙受的奇耻大辱，以及列强随后对租借地的掠夺，均耳闻目睹，刻骨铭心。威海卫易帜时，他正在场，亲见日本旗降落而以英国旗取而代之，皆非中国所有，他痛心疾首！张伯苓坚信中华民族若要在当今世界中生存，必须依靠新型教育培养一代新人。他离开海军练习舰之后，决心献身于以现代教育救国的事业。一八九八年，严修请他到家中教私塾，为其本家及亲友子弟讲授“西学”，即英文、数学以及科学原理。这正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他就这样开始了他毕生从事的事业。


    南开中学一九〇三年在严修家开办时只有学生五人，到了一九一九年就发展成为具有一千多名学生的闻名全国的学校了。那一年，在南开学校体系中又增加了包括文、理、商三科的南开大学，作为南开中学毕业生进一步深造的场所。到了一九二六年，仅仅七年时间，南开大学就已经成为全国公认的高等学府之一了。它包括四科——文、理、商业、矿业，学生总数超过了五百人。


    大学校园位于天津南郊，离南开中学有三英里左右。校址原先是一大片水洼地带，风景秀丽。几座新建的教学大楼、学生宿舍以及全校员工生活区的建筑点缀其间，虽然处于中国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的京畿地区，校园倒是一派田园风光。


    一九二六年，南开大学的全年预算超过了现洋五十万元。据我回忆，其中大约十分之一用来充实图书馆。教员之间意气相投，关系十分融洽。除去讲授中文课和中国文学课的教师外，所有的教员都是从美国“留学生”中延聘的。大家都很年轻，平均年龄三十岁左右，其中大部分在美国就学时就是朋友了。行政部门的人员大部分是张伯苓在南开中学的学生，是在长时期为学校服务中提拔起来的。他们对学校和校长都忠心耿耿，工作埋头苦干，极其自觉，而且工作能力很强。


    一九二六年七月中旬，我刚到达天津不久，就去校长办公室拜谒张伯苓校长，他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我立即被他的堂堂仪表所吸引，因为他比一般的中国人都要高大魁梧得多。当时他约为五十岁，神采奕奕，生气勃勃。多年来，我与他的交往发展到十分亲密的程度，对于他的为人，我了解得也比较多。张伯苓成了鼓舞我工作的动力。他的语言质朴、真诚、恳挚，他是个著名的有感染力的演说家。然而，在私人交谈中，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听着，很少开口。该他说话的时候，他就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回答别人的提问，非常认真仔细。他把权力下放给各系教师与行政人员，可是从不推卸自己的责任。尽管他克勤克俭，为了学校花钱，他却绝不怕超过预算允许的范围。凡是为扩展学校而进行新的筹划的时候，资金的匮乏绝不会妨碍他把规模设想得更宏大一些，对未来，他总是乐观的。


    我拜见张伯苓的那一天，他带我登门对严修做了一次礼节性的拜访。严修当时已年近古稀，隐居在家。在退隐期间，严修虽然一向深居简出，远避尘嚣，却总是乐于与张伯苓议论学校大事，并为之出谋划策。我在对他的初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拜访中，就能深切感受到他对南开大学的热爱，以及他与张伯苓之间的相互信赖与尊重。


    中国从一九〇三年以来，政局一直混乱，动荡不安。在此期间，南开的学校体系却迅速地、按部就班地发展和完善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两位领导人——严修与张伯苓亲密无间的合作。他们是中国最优秀的智慧与道德传统的最名副其实的代表。严修是大名鼎鼎的学者与哲学家，张伯苓是出类拔萃的创业人才与管理专家。他们又都是忧国忧民的爱国者。他们通过教育青年使国家富强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和坚定不移的信念，他们对于新时代的新知识的深刻了解与兼收并蓄的胸怀，以及他们在京津一带德高望重的社会声望，都是这个由私人开办的现代最大的教育机构之一的南开大学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我被这种气氛所激励，作为商科的财政学与统计学的教授，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南开大学教授的生活是简朴、充实而繁忙的。在严修和张伯苓的荫庇之下，南开在内战以及日本人侵入华北的不断威胁之中依然安定平静、蒸蒸日上。当政府机构由于缺乏地方和国库的正常资助而财政困难的时候，南开都能通过捐款收入、基金捐赠和私人资助维持住局面。此外，这里虽然薪金水准很低，却可以按时如数照发。南开的生活费用是极其合情合理的。教工的房租是低廉的，我住在大学教工区的一所配有家具的四间一套式的房子中，每月现洋十八块钱。教工之间的社交活动很少，不正当的消费开支既被禁止也不存在。我们衣着简朴，生活节俭而又心满意足。校园的气氛可谓简朴、安定、满足。


    一位教授负责的教学包括四门每周三个学时的不同课程，每周总共十二节课。要胜任这么重的教学任务，备课工作是极其繁重的。回想起来，我们每个人确实都是以一种献身精神工作的，大家都全力以赴，尽量当好年轻一代的师表。我们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到学生身上，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南开校园，教授中没有一位到别处兼职的。


    我第一年教的四门课是经济学、财政学、统计学和公司理财学。我的学生和南开所有学生一样，都是从像南开中学和扬州中学那样当时中国的好学校的学生中认真挑选出来的。他们来自全中国，出身各异，有商人、地主和官僚。他们的社会观和经济观大体相同，因为他们都经过了现代化的良好的高中教育，接触过比较先进的思想，他们都受过良好的语言和数学的训练。


    在开始教学工作的时候，我在我们学校有个比较有利的条件：在美国的那几年中，我有了一些积蓄，到了天津之后，我就用这些积蓄找了一名助手协助我收集教材。我从事统计学研究时，他便帮我做些计算、绘制图表的工作。华文煜是我的第一位助手，也是我统计工作的弟子。他是一名高中毕业生，我每月付他现洋二十块钱，还管吃管住。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以同样的报酬雇了一个名叫李惠灵的年轻人。他也为我工作了一年，和我同居一室，作为我的弟子，学会了统计方法。华文煜埋头工作，自觉而勤奋，在第一年我就问他是否愿意上大学。他很渴望上大学，我帮助他在当年进了南开，这样一来，他就不能再全力以赴地帮助我了。因此，他介绍了两位同学给我，我给生物学教授李继侗推荐了一名，另一名是李惠灵，就开始和我一起工作。华一九二七年进入南开大学，一九三一年毕业，在南开经济研究所当了几年助理研究员，然后进入了银行界。李作为新生进入南开是在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三年毕业，成为一名记者，现在他在联合国秘书处的中文翻译部工作。看到这两个年轻人孜孜不倦地为自己创造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我是非常满意的。


    一九二七年春末，北京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社会研究部需要一名研究导师，国立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兼系主任陶履恭（孟和）邀请我担任此职，对此邀请，我的直觉是不以为然的。我的根本兴趣在于使大学中的教学与研究相辅相成，对于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的高级职务本身并不感兴趣。我坚信研究会使教学生动活泼，而教学有益于研究工作的丰富多彩和不断深入，而中国缺乏足够的训练有素的人才，当务之急还是在大学中教学与研究并举，使年轻人在学业和工作能力上都得到最好的训练。由于这些原因，后来我谢绝了一个类似的邀请。那是一九二八年夏季，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时邀请我参加。然而，对于陶教授的邀请，我很难一口回绝，部分原因是那里的高薪（比我在南开的薪水的两倍还多），部分原因是工作和职责都更自由自在。此外，陶是张伯苓在严修家最早的五名学生之一，又是南开大学校董会的成员。他被公认为当时文化界的领导人物之一，在京津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犹豫不定之中，我去找张伯苓征求他的意见。他作为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的成员，已经知道了这项邀请以及任职的薪金。他像往常一样诚挚地接待了我，可是一直沉默不语。然而，当我把我对此邀请的直接反应，以及我难于做出决定的情况讲给他听的时候，他站起身来，极其热切而真诚地说，我应该留在南开，因为南开比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更需要我。他答应对陶教授说明我的情况，并且提出从大学预算中拨一部分款项供我下一学年研究之用。他还建议减少我的授课时间。我深受感动，当即决定留在南开。我向他建议在南开成立一个研究机构，他同意了，并且叫我准备一份书面建议，提交大学校董会决定。


    这就开始了我教学生涯的一个新时期，我的时间越来越多地花费在行政和研究工作方面。我为张伯苓准备了一份备忘录，其中我提议在南开设立一个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不属于任何学科，主要的研究任务是探讨和评价中国的社会、经济和工业存在问题的实况。提案很快就提交大学校董会，并获得了批准。为了委员会的工作，从大学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度预算中拨出现洋五千块钱。我被任命为委员会的主任导师，并兼任商科的财政学和统计学的教授。我用一半时间从事研究，另一半时间做教学工作。


    我去北京拜访陶教授，向他解释我实难接受他的邀请。他理解我的处境，对我的想法表示赞赏。我还代表委员会向他请教用什么方式可申请获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资助，他答应帮助我，我照他的话去申请，结果获得了四千块钱的资助。


    在头一年，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手中有将近一万块钱现洋的研究经费：大学预算拨款五千块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资助现洋四千块钱，以及费希尔教授的赠款五百美元。按照当时中国的标准看来，这笔款子是颇为可观的，是出乎我的意料的，我大喜过望。


    由于陶履恭的帮助，南开建起了一个独立的研究委员会。陶是一位爽朗豁达、聪明睿智的正人君子。在年龄和学术研究上，他都是我的前辈，我曾多次得到他的帮助，获益不浅。在以后的几年中，我们交往频繁，共同讨论中国的社会与经济研究中的问题。我是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社会研究部的咨询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他是该部门的负责人，直到一九三〇年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我们成了亲密的朋友。然而，我们都不自觉地成了同行间嫉妒的牺牲品。“北大派”（他是成员之一）控制中国高等教育的“唯我独尊”的政策及其某些领导成员党同伐异的作风使得教育界的“少数派”（我是成员之一）忧心忡忡，深为不安。这对在后几年交往中我和北大的陶教授的友谊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在秀山堂的一套宽敞的办公室里正式开始办公。秀山堂是李纯将军的纪念大楼，也是大学的主要办公楼（李将军是天津人，曾任江苏省督军，他在自杀以前留下遗嘱，将他的一半遗产捐赠给南开大学）。委员会最初的人员有：我作为主任，两位大学毕业生做研究助手，还有几位实地调查员，包括直到一九二九年才进入南开的李惠灵，以及很少的几个属员。


    这一阶段委员会承担的工作是：一方面收集与中国经济有关的以各种文字写成的材料，这些材料最后经整理编成了《南开中国经济文集</a>》；另一方面做经济统计资料方面的编制与分析工作。


    我的教学任务规定为每周六课时，包括三门课：两门学期的课程统计学和财政学，一门全年的课程经济学。这几门课我一直教到一九三一年。行政工作的压力使我必须把财政学让给李锐，并将统计学让给了吴大业。这两位都是我在南开的学生，后来他们分别到哈佛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在教学和行政工作之外，我还要参加委员会的一切研究计划以及我本人的教科书编写和物价指数编制工作。


    一九二八年北伐成功之后，中国进入国家重建的新阶段，并且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工农业发展方面。学术讨论围绕着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开始工业化的问题。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决定让委员会通过对中国工业化的程度与影响进行探讨来开展研究工作，就以天津地区为专门的研究对象。由于在这方面未受过训练，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能邀请一些经济史专家或工业经济专家来指导这项研究工作。我在耶鲁的同学和密友方显廷在克莱夫·戴伊教授的指导下刚刚完成了经济史的博士论文，这时正在返华途中，他对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英国工业结构很有研究，而中国的工业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的情况颇有与其相似之处。我向张伯苓校长推荐由他担任研究委员会的研究主任兼文学院经济系的经济史教授。张校长对我的推荐十分赞同，并且提议在十二月份方到达时，由我去上海接他，我照办了。方在上海接到了许多聘书，他只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和我一起来到了天津。一九二九年一月上旬，他就走马上任了。


    方在南开从一九二九年一直待到一九四八年，这一年他转到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任研究主任。在这二十年间，他是我最亲密的益友良师。南开经济研究的发展与成功，很多应归功于他做的工作。


    事情本来一帆风顺，但到了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委员会发生了财政困难。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展，开支也大大增加了。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那一点津贴已中断了。那时想要从金融机构和工业部门多集一点资金是不现实的，然而我并没有完全失望。我们只有依靠唯一可靠的资金来源——大学经费。张伯苓校长一直鼓励我，并且竭尽全力地支持我。他那永远乐观的精神犹如春风一般，使他的同事们感到愉快，受到鼓舞。


    一九二九年六月，北京协和医院的罗杰·格林代表他的朋友，斯坦福大学的食品研究所主任卡尔·阿尔斯伯格，向我提议搞一项为期三年的研究合作，研究东南亚从自给自足到专供销售的农业商品生产的趋势。津贴为每年七千五百美元，出差和生活另有补助。我对于合作很感兴趣，可是又离不开南开，于是我写信给阿尔斯伯格，说明我对于合作的兴趣以及我难于离开南开的处境。我直言不讳地问他，食品研究所是否能信任南开的规划，我作为导师将对委员会的成果负责。我以为我的建议与他的提议并不一致。出乎我意料的是，阿尔斯伯格的回信使事情大有希望，他答应在秋季开过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京都会议之后，到天津来与我讨论这个问题。


    九月份，詹姆斯·T.肖特韦尔教授和太平洋国际学会秘书长爱德华·C.卡特携家眷到南开来访问我们，在天津停留了许多天。我有机会使他们了解南开，特别是了解委员会的工作，他们对于我们的研究目标很感兴趣。我把卡尔·阿尔斯伯格对我的提议和我对此事的反应告诉了他们，他们认为我确实离不开南开。肖特韦尔教授知道阿尔斯伯格获得那项规划东南亚农业生产的基金的来源，他还在无意中说</a>到，对于具有同等国际意义的华北地区，也应当有个规划。


    肖特韦尔教授和卡特先生邀请我的妻子和我（我们于八月刚结婚）陪同他们访问北京，我们作为他们的客人住在北京饭店。一天，在讨论社会与经济研究中的问题时，我建议对山东、河北的人口向东北边疆迁移进行研究——研究其迁移和定居的情况。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从华北向东北地区每年迁居的人口数量是惊人的，这是在中日争夺的最关键地区具有重大意义的人口移动。肖特韦尔教授被我的提议打动，请我准备一份关于这个题目的备忘录，他要在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国际研究委员会于奈良为京都大会召开的预备会议上与阿尔斯伯格讨论这个问题。张伯苓校长和我已经被指定为出席京都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了。肖特韦尔教授劝我提前动身去日本，以便使我也能够参加在奈良的国际研究委员会的会议。


    结果令我称心如意，在奈良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国际研究委员会的会议上，建议每年拨款七千五百美元，为期三年资助我指导下的对山东、河北向东北边疆人口迁移运动的研究，建议另外每年拨款五千美元，资助一项为期三年的对华北工业化的研究。该研究以天津地区为主要对象，由方显廷指导。这两项提案均委托大学的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全权处理所拨款项，这次拨款对于委员会和我们个人来讲都是巨大的鼓励。


    到一九二九年，南开又面临新问题了。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治理下，公立大学从一九二八年开始接受国库的正常拨款。中国的高等教育的情况日趋正规。国立清华大学在罗家伦</a>校长的治理下，处于飞速发展的阶段。由于有庚子赔款这一得天独厚的资金来源，清华在学院建制上拟定了一系列发展规划，为教授们提供了充裕的基金，兴办图书馆和购置实验设备。教学任务减轻了，薪金提高了，最重要的是为教授们规定了每七年出国休假一年的制度。


    在政治动乱之中，处于“世外桃源”的南开却蓬勃发展了近十年。现在，在全国比较和平稳定的局面中，南开就不能再指望在与世隔绝的状况中继续发展下去了。一九二九年夏季，许多工作多年的骨干教员，包括萧蘧、蒋廷黻</a>、萧公权和李继侗，一起离开南开，去了清华，给学生的工作和学校的名声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由于南开拿不出那么多的薪金，让他们复职简直是不可能的。


    这种情况使张伯苓大伤脑筋。我了解他的困难处境，对于离去的同事，我也深感同情。他们曾忠诚地为南开工作过，薪水刚够维持温饱，很难有积蓄，而他们的家庭规模越来越大，消费日益增加，他们趁机到其他有关机构就任报酬更丰厚的职务，也是理所当然的。我本人则已骑虎难下，只能尽力而为，为南开的继续生存而奋斗。


    一九二九年，南开教员中发生的危机激烈地反映在对于当前事务的重新评价与对于发展计划的重新设想上。张伯苓校长常常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讨论学校的问题。清华不择手段地招聘教师，大大地激怒了他。我告诉他，在招聘教师上，竞相增加工资是不可避免的，而我们在这一方面的一贯道德准则必须重新考虑，重新评价。对于南开的资金匮乏以及在一个根本谈不上工业化的社会中提高薪水的困难，我们均深有体会。出于坚强的信念和天生的乐观主义精神，他决心不向困难低头。他坚信像南开这样的私人机构，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中理应占有一席之地，问题在于私立的南开如何在为国服务中发挥最大的作用。他承认南开竞争不过国立清华和国立北大，然而我们有必要去竞争吗？我们难道不应当决定停止竞争，争取互相合作，同心协力，取长补短吗？南开坐落于商业都市天津，天津还有一个成为华北大工业中心的前景，南开应当把重点放在培养企业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上，而当时的国立清华和国立北大尚未包括这两个领域。在我们的讨论中产生的这个想法，促使张伯苓校长千方百计地加强商学院，并且一旦有可能，就建立一所工学院。


    到了一九三〇年春天，张伯苓校长要我在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之外，再主持商学院和文学院经济系的工作。我体会到他对我的信任，但是感到这样一来，责任太重大了。我需要考虑一段时间，才能做出决定。我和我在京津的亲密同事和朋友们交换了意见，他们一致劝我接受这个聘请。我自己则认为这个聘请既是个挑战，又是使大学经济学教学合理化的一个绝无仅有的好机会。通盘考虑过后，我去拜访张校长，接受了他的聘请，并提出三项建议，即：第一，把商学院、文学院的经济系和大学的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合并，采用南开经济学院这个新名称，承担起教学与研究双重任务；第二，根据每门课程教学的需要，按照精减课程、突出重点的要求，重新改编大学的经济学与商业方面的教材；第三，为经济学院组织一个独立的董事会，负责政治指导与寻求新的支持赞助。张伯苓校长完全接受了我的建议。不久，大学校董们也批准了这些建议。


    想象中会给南开带来危害的竞争不仅给南开的任务带来了可喜的变化，而且促使南开成立了经济学院。大学的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通过与商学院和经济系合并，从研究机构变成了兼做研究工作与培养大学生工作的机构。为了突出重点与合理化的要求，重新制定了课程安排。


    在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学年中，南开经济学院正式开始工作。由于是一种一半教学、一半研究的体制，员工薪金也有某种程度的提高。在新的教学人员的招聘上，我们很少遇到困难。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学年，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开办时仅有一名主任和两名研究助手，发展到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学年，经济学院的工作人员扩充到三十二名，包括十位教授、九名讲师、五名教员和八名研究助理员。聘请来校的，多是在国外得过博士学位的，其中来自耶鲁大学的有方显廷、张纯明，哈佛大学的有丁佶，伊利诺斯大学的有李适生（庆麟）和陈序经，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有李卓敏和林同</a>济，还有哥伦比亚大学的林维英以及纽约大学的袁贤能。后来研究所的毕业生也有益于教学与研究两部分人员的扩大。这些人，包括那些出国的研究生，有上哈佛大学的吴大业、陈振汉、吴保安和胡光泰，上康奈尔大学的叶谦吉，上威斯康星大学的杨叔进，上剑桥大学的宋侠，以及上伦敦大学的李锐、冯华德等。


    经过一个阶段，经济学院扩大了大学本科。注册的新生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学年的六十九人到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学年增到一百三十九名，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学年达到了一百七十二名的顶峰。经济学院的研究内容最初只面向城市，到一九三一年秋季，扩大了研究范围，研究方向也转移了。三项针对农村方面的研究课题是经济学院实地考察的主要内容，这些课题涉及农业经济、乡村工业和华北地区的地方政府与财政。在新开辟的研究领域，取得了更令人满意的成果。由于研究机构不断扩大，由于教学与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研究的范围也扩大到包括资料的调研和教科书的编纂等工作。回想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天津的南开校园，研究气氛是很浓的。经济学院中教职员工们的刊物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师生们的工作兴趣都大大提高了。


    然而，经济学院的经费经常朝不保夕，总是靠不住的。由于教学与研究范围的扩展，开支也加大了。要进行实地考察的新的研究项目比起老的研究项目的开支要大得多。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一年的年度预算大约是现洋十万元，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度则超过现洋三十万元。大学每年为经济学院拨款现洋十万元左右，所以还得寻求新的资金来源来填补所需总数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不足部分。经济学院的董事会以颜惠庆博士为董事长，包括中国工业和金融方面的头面人物。在一九三〇年秋季的第一次董事会议上，批准了一项提升十名教授和为二十名学生提供奖学金的计划。计划向工业和金融组织建议，对教授的职位和领奖学金的具体个人不要采取在中国难以行得通的基金的方式，而采取每年赠款的方式。颜博士建议董事会成员应当向各个组织与个人提出建议，然后由张伯苓校长和我来做下一步的工作。回想起来，在一九三〇年冬季，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做出了决定：支持提议的教授职位与奖学金。然而，做出决定仅仅是经费运动的开始，募捐来实现这些决定则要经历一个旷时日久、徒劳无功，有时还要忍受痛苦的过程。


    当时，中国还处于前工业化的社会，做任何事都主要依靠私人关系，而且往往受地区的限制。在筹集经费的活动中，我们与京津地区的组织与个人打交道的麻烦比与上海、南京一带的要少一些。在京津地区，那些与张伯苓和我本人有过私人交谊的组织和个人，比那些只是间接地知道我们和我们工作的人，在态度上总要更积极一些。对研究所支持贡献最大的组织中，有华北的“四大”商业银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大陆银行和中南银行。这些银行的经理中，有很多是我本人的朋友。坐落在塘沽的久大精盐公司和永利化工厂都是一个著名的湖南人范旭东开办的，他也是我的一个私人朋友。在华北开办纺织、水泥以及煤炭业的天津退休文武官员，对张伯苓和他的工作都非常熟悉。我们研究所的董事中，有许多来自上海、南京地区的杰出的工业家和金融家，如张嘉璈和穆藕初，但他们要在上海地区帮助我们的努力都落空了。南方的“三大”商业银行——上海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浙江兴业银行，我们每次与它们打交道都大失所望。颜惠庆博士的一位朋友刘鸿生保证从他控制和经营的在南京、上海的两家水泥和纺织厂中，为研究所提供一名教授的开支。尽管我们一再要求，他的保证却从来没有兑现过。


    后来在战争时期，我有缘在重庆与张嘉璈和陈光甫结成密友。我问他们为什么南开在上海的金融和工业组织中征募基金会这样困难，他们回答说根本原因就是地方性，因为一家上海的工业企业或银行去支持天津的一家教育机构是不可想象的。经济上的地方主义原则居然殃及慈善事业！


    在大多数情况下，捐款的保证是以对其个人或专业业务有所酬报为默契的，这就为研究人员特别是我增加了大量的额外工作。由于捐款总是一年一个样，基本来源无法确保，有时真让我这个直接负责人无所措手。


    一九三一年夏季，当我在上海千方百计地寻求对研究所的财政援助时，我接到方显廷的电报，催我返回天津会见洛克菲勒基金会的S.M.冈恩，他是从香港来天津看望我们的。冈恩先生从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一直在欧洲负责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国际卫生工作。一九二七年，他成为基金会的副主席，一九三〇年成为社会科学部的副主任。一九三一年，他本来打算在夏天返回美国，可是基金会社会科学部的主任E.E.戴博士请他取道远东返回美国，顺便在天津逗留一下，看一看我们南开的经济教学与研究工作。尽管当时长江地区正在发大水，我还是设法立即返回了天津。


    冈恩先生一到天津，我就和他见了面。他告诉我戴博士从他的朋友欧文·费希尔那里知道了我和南开的工作，想要进一步了解。我借此机会让他了解到我们工作的详细内容以及我们的期望和困难。他在天津逗留了数日，反复研究了我们的工作、困难和需要。冈恩先生是一个经验丰富、富于想象，极其热情而又通情达理的人，他对我们的工作和存在的问题都深表同情。他动身之前对我说：“何——我可以称呼您为‘何’吗？你们在这个发展阶段的问题是个定期增加财政支援的问题，我们会给你想办法的，你尽管推行你的计划好了。”我很受鼓舞。通过他的推荐，南开经济研究所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一笔为期五年，从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拨款，为我们的毕业生到国外继续深造学习增加了奖学金的数额。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拨款，在我们年度预算最高峰时，差不多相当于三分之一的款项，确实为我们研究所开展工作带来了非常必要的稳定性。战争时期，这项拨款只不过数额少了一点，却一直维持到一九四八年。


    一九三五年，南开经济研究所加入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我被选为该会主席，这使得研究所（包括培养研究生在内）的规模进一步扩大。研究所农村调查的内容增多了，研究生的课堂教学与参加实地工作结合起来了。根据协进会的任务，一九三五年秋季开办的研究生班有十一名学生，都是从全国主要大学毕业生中通过竞争考试挑选出来的。这样挑选出来的学生每人都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奖学金。第一班的学生还能在中日战争爆发前不久完成学业。第二班的学生有六名，是在一九三六年以同样方式挑选出来的，到一九三七年夏季，在日军摧毁了南开大学之后，不得不解散。


    我在南开大学的第一个十年到一九三六年夏为止。由于当时形势所迫，做出一项决定：南开准假，让我参加南京政府的工作。任命一九二九年进入南开的方显廷代替我担任研究所代理所长。在战争期间，他都在南开担任这个职务。在中国学术界最困难的时期，他承担起了应当由我承担的责任。


    原载《文史资料汇编》第一〇〇辑，选入本书时


    仅节选其中与张伯苓相关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