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与我——贺“清华大学”七十五岁

    孙观汉


    “相识”经过


    从一九三六年清华公费开始，到现在回到“清华”，我和清华的“相识”刚好是五十年。一九三六年从杭州浙江大学</a>毕业后，很幸运地考取清华公费，本来准备去美一年，转英二年后即回国，但因日本的侵略，继之以内战，致不克回国，乃在美住下，没有想到一住四十多年，比李伯（RipWinkle）先生的大梦还长上一倍多！


    最初的三年，每月接受纽约华美协进社的津贴，使在美的前半期能致力于学业的求进和研究。其间也曾做些国民外交，间接地可算替清华做了些服务工作，同时也有机会和清华校友胡适</a>之先生通信，讨论留学问题，其中有一封信，胡先生后来带回大陆，留在那边，四年前曾被发表，传到台湾。那封信中，指出留学生学习做人比学习学问——无论科技、人文或艺术——还来得重要，即使在今天，仍值得大家参考（见拙著《我看中国女人》）。清华公费指定的科目是光学玻璃，初期约有十年的工夫研习基本科学和玻璃，能在世界玻璃文选</a>中留下些创新的鸿爪，总算没有辜负了清华公费。


    因为战乱民苦，兼之和亲友隔离，那时期可说无时不怀念着祖国。一九五八年听到梅贻琦先生在台“复校”，并以发展核子（即俗称原子）科学为起点，因为当时我在主持美国西屋公司的核子研究室，对近代核子科技相当熟悉，因此写了封信去探询，没有想到梅先生立刻回信，要我来台帮忙，即使短期也欢迎。当时鉴于台湾的经济困难，心中不忍花费“政府”和“清华”的经费，于是请求到美国政府以文化援助各国的傅尔勃那脱的教授奖学金（Fulbright Fellowship）。因傅氏奖学金的薪给不及在美所入，又蒙西屋公司补贴不足，条件是离美不能超过一年，并且回美后必须回到公司，就在一九五九年来了“清华”约一年。


    “当飞机由美转东京到台北（松山机场）停下的时候，一位身穿蓝色长袍、足着黑色布鞋、外形瘦弱、面带笑容的老先生，一个人加紧脚步地走向飞机（注：梅先生得到特别许可，可在飞机场上行走），来接一个离乡二十二年，‘近乡情更怯’的游子。”这是我和梅先生第一次的会面。


    当时的台湾，一切还很落后，不过对我来说，好似回到乡下的老家，一点也不觉得怎样。美国人喜说笑话，有的把一种鸡尾酒叫作马丁尼的比作性爱，他们说：“好的马丁尼果然好，不好的还是好。”这正是我当时对台湾的心情，好的我热爱，不好的我还是“爱”，当时对“清华”，也是一样，因此我在台湾度过了忙碌和兴奋的一年。


    时间不停，一下子离开那时候又是二十七年，而再度回“清华”也已五年了。在这段时间里，“清华”有了长足的进步。由于我和“清华”的关系，以及我长期在美的背景，我可主观地，也想客观地谈谈“清华”在台“复校”以来的成长。


    在台“复校”


    三十年前，“清华”开始在台北筹备“复校”，二年后正式搬到新竹现址。大致说来，“清华”这些年来的成长紧跟着整个台湾的成长。譬如说，在这一时期，台湾大专学校的数目、研究所的数目以及校中师生的数目，大概增加了几十倍到一二百倍，科目和院系也扩增了许多，学生的学位也从学士增升到硕士和博士，“清华”的情形大致也一样！


    一九五九年初刚到新竹的时候，学校也搬到不久，校中只有一个原子研究所，所就是学校，学校就是所。校园中只有二幢“大”建筑物：一幢是目前的旧物理馆，里面有一座三百万伏特的范氏加速器待装；另一幢是进了校门右边那幢办公楼，里面除了办公室外，还有小小的几间图书室。校园却很大，约有八十四顷，大部分是荒地，原子炉的地址就在很远的后面山谷中，当时还只是一块空地。去原子炉的路旁和左右面的山上都是野草、杂丛、毒蛇、乱坟等，山上的路也无法走通。那时没有昆明湖和相思湖，成功湖也只是一个荒芜的池塘，长满杂草。因为梅先生从开始就了解教授必须聘自国外，所以他很有远见地造了十座教授宿舍，就是目前尚存在的东院日式住宅。那些住宅在当时的社会来说，可说已极考究，但以国外的标准来说，房中没有冷暖气的设备，是非常不便的。不过冷气机在那时的台湾还是稀有的奢侈品，学校中唯一的二座，都用在精密的仪器室中。那时社会上机械水准低，宿舍中的抽水马桶时常需要一修再修，也是头痛的事。至于员工和学生的宿舍、餐“厅”及“会堂”，都是小房子，简陋得比不上目前在梅园左侧的那几间“民房”，这些小房子也早已拆除，以建造目前的大礼堂和餐厅。前几天自强楼边的那座员工宿舍，因要改造八层楼而被拆掉，要是我们那时有那么一座钢骨水泥的楼房给学生做宿舍，那真是天堂生活了，由此可见二十多年来进步的一斑。关于学生的生活，去年有一位自美国来的客座教授郭子</a>斯先生，是当时的学生，他和我常去目前的小吃餐厅——又名“清华城隍庙”——吃早点，他说目前的享受和前时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会使他回美后念念不忘！


    那时的师资，多数是兼职，大部是从台北的大学里“拉夫”而来，后来当过“清华”校长的陈可忠先生，也自师大来兼任教务长。由于师资极缺，又因为我的太太是美国人，是大学毕业生，自然而然地成了唯一的英文老师。客座教授有三位，都是临时性的，就是吴大猷先生、邓昌黎先生和我。我到的时候，吴先生已回加拿大，邓先生稍迟来，也只停了三个月就回美了。这几位临时“班底”的教授中，有博士学位的只有四五位，比起目前约三百位教授中百分之九十二有博士学位的，真使人羡煞哩！幸亏后来陆续从美国阿冈国家实验室受训回来的四五位同人，他们那时虽还没有博士学位，但有最新的核子科技知识，不但成了生力军，也成了后来“清华”和台湾核子科技的主力军和拓荒者。这其中有目前已退休的郑振华先生，他主持了原子炉的安装和运转，后曾为“清华”原子科学院院长多年，“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是他一手创立和发展的，直到一年前，他还是“原子能委员会”负责实际做事的秘书长。当时安装和运转范氏加速器的李育浩先生，目前已继郑振华先生之后，为“原子能委员会”秘书长。还有二位后来又去美深造，获得博士学位的教授——钱积彭先生和曾德霖先生，他们将当时的授课标准提高了不少。钱先生后来又创办和发展了“中山研究院”的核能研究所，曾先生是目前“清华”的原子科学院的院长。没有他们和其他有关几位的奉献（dedication），“清华”前期的进展是很难预测的。


    当时同学们最大的诉苦是师资的不足，那当然没有错，我唯一能回答他们的，就是等将来轮到他们自己学“成”时，希望他们不要忘了当时的苦楚，能回来帮忙。现在一算，在十七位毕业同学中，有四位取得博士学位，已回来服务，他们目前都是“清华”的资深教授了。


    那时候梅校长任“教育部长”的职位，在台北不能分身，所以除了重要的经费支配和新建筑物的扩充外，其余的事务和职责几乎都落在我身上。校中除了装置原子炉和范氏加速器二件大事外，还有二项重要的任务，一是学生论文的指导。在第二届十七位同学中，只有五位已找到台大的教授指导论文，余下十二位同学的论文，只好由我来指导。在没有办法中，我们分成六组，每组二人，幸能如期完成，获得硕士学位，皆大欢喜。至于论文的品质，即使以目前的标准来看，尚差强人意，此点容后节中再提。另一项是公共关系的推进，一个机构或一所学校的公共关系本是重要的，对当时的“清华”来说，更是重要，因为我们要争取外界的援助，包括经费、设备和人才的援助。那时美援还没有停止，美国每年援助台湾的经费有一二十亿美元，其中有一部分用在发展教育上，因为我多年在美的背景和经验，深得当年美援助教育组主任史密特（Harry Schmidt）的信任，再加上梅先生长“教育部”，我们获得了不少的美援支助。那时国际上推动原子能的和平用途，因此国际原子能总署（IAEA）和美国原子能委员会（USAEC）曾二次派小组人员来“清华”考察，我们也获得了他们的同情和赞许，争取了以后几年不少客座教授和仪器的支助，对“清华”的成长多有帮助。“清华”属于“教育部”，因为梅先生是“部长”，那方面我们可不花时间和精力在公共关系上，不过有时“立法委员”们也来观光式地视察，仍得好好地招待他们。记得有一次，因我戴了台湾农夫所用的三角笠帽，“立法委员”竟找不到欢迎他们的主人，那次以后，我只好把那价廉物美、有艺术意味的三角帽带到美国去欣赏了。


    当时学校中的各种困难，记得的已很少，下面这些零星小事，可举一反三地推测当时的情形。


    干冰是二氧化碳凝成的固态，实验室中应如用水一样方便，可随需随取，但当时因一切缺乏，市上根本没有，我们得用压缩的二氧化碳气体令其急速膨胀而自制，这几乎像需用水时得自己掘井一样麻烦！学习核子科学的人都会知道，要使快中子变慢得用白蜡，市上也没有，我们得特别和“中国石油公司”商协才能得到。原子炉水池内的铝衬层，如向外采购，既贵且慢，好不容易和“高雄中铝公司”恳商，才依我们的设计制成。诸如此类，每需一件物品或材料，就得到处收寻，有的非得到日本或美国采购，又得等上数月。研究生没有实验室，得从头设计安装，连所需的桌子也须新做。原子炉位在山谷中，因为建筑设计的失误，有一天台风狂雨，使原子炉的地下室进了大水，许多机器浸水，清理了一二个月，使整个计划推后了一段时间。还有，装置范氏加速器时，有美国公司派来的工程师帮忙。有一天，这位工程师喝醉了酒，在晚上把价值九千美元的真空</a>管打破了，当时因为没有人看到，他不肯承认，于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收集证据，推定是他的失误，结果由美国公司另运一支赔偿，虽然省下了九千元美金，但时间又拖了好久。有一天，一位研究生名叫陈家骅的生了病，相当严重，当时我在原子炉工地，劳娜——我的太太立刻把他送到新竹的一所“医院”。记得他住的病房，地是泥土，又暗又湿又脏，住在里面，不生病的人也会生病，回想起来，还觉可怕。


    总之，目前随意可办成的事情、随时可取到的物件，那时几乎件件得动脑筋，并用加倍的时间和精力去解决。在人力、物力、财力缺乏的初创时期，做事的效率显得更低了。


    今日“清华”


    目前“清华”的情形，各方都有报道，尤以校长毛高文先生的报告最为详细精要。大致说来，组织方面已设有大学部，另外计有四个学院、十五个研究所、十二个学系，加上九个科技中心，内包括计算机中心，还有一个相当有规模的图书馆和各所系的“支馆”。正副教授约三百人，大多数有博士学位。因“清华”重质不重量，学生人数三千多人，不算很多，不过其中一千多人是研究生，却也可观。行政和辅导人员，已超过初创时全校师生和员工的数倍。建筑物有六十多幢，前时认为大而“无用”的校园面积，目前已感不敷。校园从大部荒野，变成名副其实的园地了。预算也从每年一二十万美金（原子炉例外）增加到一千二三百万美金。从这些数字来看，正如前面所指，在短短的二十六年中，“清华”的校舍、所系、师生人数、经费等，扩展了几十倍到一二百倍，研究生的人数实际上增多了约六百倍！这种突飞猛进的速度，不但大陆的清华望尘莫及，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清华”目前的规模和校园，许多世界的著名学府也比不上，譬如以加州理工来比，“加工”就小和挤得可怜，以牛津、剑桥来比，英国的名大学就陈旧不堪。以生活享受而言，前面已提到，“清华城隍庙”里的小吃部，不是使纽约有名的石溪大学里的郭子斯教授神往么？


    很明显，在硬体方面来说，近年来的进展真是名副其实的突飞猛进。


    怀念梅公


    谈到“清华”，如果不谈一位历史人物，那就谈得不完整了。这位人物，就是前在大陆当过多年清华校长，后在台湾“复校”的梅贻琦先生。那时大家都尊敬他，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他当时为“教育部长”，“‘部长’是，‘部长’对”的声音常不绝于耳。校友尊敬他，因为他是大陆来的老校长；校中师生员工尊敬他，因为大家怕他。实际上，梅先生的伟大在二十七年以后来看，可显得更清楚。简单说来，他对“清华”有爱心、有眼光、有魄力，与当“教育部长”无关！


    梅先生的外表，有如蒋梦麟先生，都是瘦弱“无”力的样子，给人一种“文弱书生”的错误印象。实际上，他和蒋梦麟先生都是外柔内刚的，他们内心的坚强是成功的主因。梅先生很爱酒，“清华”中酒量最大的就是他。在宴席中，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拒绝任何人的敬酒，他干杯（绍兴酒）时那种似苦又乐的表情，至今尤新。他也喝洋酒，每当我去金华街台北办事处请示校务的时候，一近午夜，客人都已回去，他就拿出名贵的法国白兰地来，请我同饮。他有迟起的习惯，酒旁“议”事，常到午夜二三点钟，弄得我第“二”天早上得挣扎起床。从这些接触中，我了解他内心爱“清华”，有如他爱酒一样生根和自然。他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谈过如何爱“清华”，事实上，他爱“清华”有如母亲爱子女，事事关心，也有如子女爱父母，万事“清华”至上。讲句笑话，并且只有“清华”人可以听，当时如果他在“教育部”开会，只要是“清华”的事，我可从会场中把他请出来！因此他爱惜每一文钱，历年来，他把人人眼红的清华庚款的美金，分文都用在校务上。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界中，千百年来有一种传统和极普通的习俗，就是公私不分，公帑私占。在这种恶风下，梅先生能如泥污中的一枝清荷，一文不沾，怪不得当时社会上都敬他有“两袖清风”的美德，这是他爱“清华”的事迹。


    除了爱心，他还有远见，在那时的社会环境中，“复校”是创新和勇敢的构想。同时，鉴于当时极需科技，他选择了当时最新、最重要、所知最少的原子（核子）科学为起点，意在迎头赶上。“清华”当时经费有限，他不惜花资，在美国和阿冈国家实验室订约，优先培植基本人才。装置原子炉和三百万伏特加速器的构想和眼光，在当时的情形来说，远超于目前的同步辐射加速器。那时台北没有现在繁忙和拥挤，他却在远离台北的新竹收集大块的土地做校址，他的远见使新竹后来成了台湾的科技中心。很明显，要实践以上的远见和构想，非有魄力不可，正如走路，他慢慢地一步一步向前，终于锲而不舍地达到了他的理想和目的。


    年轻的一代和对人生经</a>验不熟悉的人们，目前在一夜间可任心所欲，飞到美洲的任何地点，他们不懂为什么哥伦布要花那么多天到达美洲而还受人颂扬。这个问题实际上在书本中都已有答案，只是大家不加注意。看来，要了解先驱者的情形和所遭遇的困难，并不是简易的事！


    在结束这段之前，得附带一提的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上面提到，那时的社会认为梅先生最大的美德是“两袖清风”，实际上来说，这是社会对自身的讽刺，把一个公务员的守分当作“美德”，这好像在旧社会中把一个不偷汉子的女人认为是一种美德一样。显然，二十多年来，我们的社会有了长足的进步，今天台湾已有一百多所大专学校，如果校长们的美德是以两袖内没有清风来决定，那岂不是笑话？这是社会的进步，在庆祝“清华”七十五岁的时候，我们也得同时庆祝！


    特出学院


    原子科技的发展成了“清华”的传统，二十多年来自然而然地从一个研究所扩张而成了一个学院，很有可能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学院，“清华”可以此为荣。不过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不可停留在过去的桂冠上。因为原子科技已成为司空见惯的课目，是否可把原子科学院合并到理学院和工学院中，近年来已成了一种构想的讨论，我们不妨客观地来谈一下。


    一所学府的目的是服务社会和大众。工业社会中的“活命素”是能源，没有能源，人类就回复到原始时代。各种能源中，石油的聚量恐怕已只有几十年，煤约有几百年，核子能是最长远和最丰富的能源。核子分裂，经过滋生，可供应几千年；核子融合，经过研究发展，可应用几百万年。台湾少油和煤，发展核子能是唯一途径，但核能发展中，问题重重，亟待研究解决，无疑已成为高等学府的职责。从另一方面来讲，因为核能的巨强，不幸产生了原子弹（核弹），有带给人类巨劫的可能性，对防止核弹和减少核弹伤害的研究，无论在人文方面或科技方面，都亟待进行，一所高等学府已责无旁贷。所幸“清华”原子科学院的方向，已针对上述巨大问题的一部分，如能把原科院当作基础，加以扩张，来研究以上的基本问题，实为理想。从将来的历史来看，“清华”之有原子科学院，不但特出（unique），而且是明智的！


    新的方向


    生命科学已是科学的前哨，生命科学的发展很可能引起科学本身革命性的突破。“清华”本着创新的传统，增设生命科学研究所，是新的方向，是好的方向！


    科学中分科，分成物理、化学、生物等，原是人为的操作，自然间的现象根本不可能指定属于哪一科门的范围，研究那些现象，常需要各种科门的知识综合起来。譬如环境科学所需的知识，就几乎包括一切科学，除基本科学外，还有气象、海洋、地质等。技术和工程方面也是一样，不能单属于某种工程学科，譬如登月的企图不能单属于航空工程或太空工程，而需要一切工程和一切科学的综合知识。“清华”现在采取跨校、院、所、系的作风，如能养成习惯，对打破“门户之见”“本位主义”等恶习应有帮助，这对社会的贡献，可大于科技本身的贡献。


    “清华”一向以理工为主，原子弹发明以来，事实迫着人们理解：科技可造福人类，也可危害人类。慢慢地，人们便了解，单靠科技，很容易变成科技的奴隶。要使科技变成人的“奴隶”，对人本身的了解和研究，已有基本的需要，“清华”最近设立人文社会学院，可谓迎合时代之需！


    以上所谈的新方向，是二十七年前或三十年前的“清华”意想不到的！


    硬体与软体


    如果假定过去的进步多属硬体方面，让我们来一谈软体方面的情形。大致说来，硬体方面的进步不但容易看出，容易测量，并且也比较容易做到。反之，软体方面的进步不但不易看清，不易测量，并且也不易做到。因此，从本质上来说，软体的求进是比较困难和迟缓的。但是无论如何，软体的重要性不下于硬体。


    二十七年前初到“清华”的时候，看到大家很努力，很用功，但似乎缺少一种真正为学问而致学，为求知而感兴趣的风气。大家用功和努力，似乎都是为了自身的利害。学生为考试，为学位，为争取名次……教授为职业，为升级。学校和学校间的关系，亦以利害为先，与学问的求进无关。记得那时“清华”和台大都在做一世界著名的物理研究，叫茅氏效应（Mossbauer Effect），“清华”的仪器远胜于台大，我竭诚地跑到台大请求共同合作，却被一种不成理由的理由拒绝！其实当时即使双方竭诚合作，以世界的标准来看，还是幼稚不堪，而井蛙之争却重于学问的求进。目前台湾的学风，从社会的舆论上，从友朋的谈话间，从我自己有限的观察中，我的第六感（the sixth sense）似乎告诉我，比从前没有进步多少，希望我是错的。


    让我旁扯一下，二十七年前台大和“清华”合作不起来共做茅氏效应研究的事，不知何故，使我联想到目前“交大”和“清华”同学间梅竹赛的中断，我一点也不知道内幕，如果去仔细研究一下，猜想一定有许多互相指摘“不公平”“不合理”“不礼貌”等的“大”原因。不过，如果有人站在地球卫星上来一看，他们会发现在地球的一角有牛津和剑桥，另一角有哈佛和“麻工”，学生们都在运动场上争得“你死我活”，而新竹却平安无事，一片升平景象，给人一种礼仪之邦的感觉！


    以学术的水准来看，在师资方面，正如前面所指，数量虽少，并且都是临时性的，但水准（如吴、邓二先生）恐怕不会低于目前。关于学生的硕士论文，与我直接有关的六篇，三篇在台湾发表，三篇在海外。在台湾发表的，有一篇里面的中子摄影照片恐怕在当时是世界上第一张中子照片，并且当时还以中子摄影技术用作中子浓度分布测量的方法，也非常新奇（novel），可惜那篇论文后来因我离校，没有发表，目前已不易找到！在海外发表的，其中有一篇是美国的专利（第三三七三一一六号），其中所合成的含铀玻璃，铀含量高达百分之四十五，这个世界纪录，恐怕到现在还没有人打破。附带一提，作这论文的两个学习理论物理的学生之一，就是目前在“清华”物理系的单越教授。虽然当时的设备差，但研究生的学术水准大概比目前不会差。


    由上的讨论，或可总括一句，过去软体方面的素质，如有进步，恐怕远不能和硬体方面的进步相较。


    最后的话


    大致说来，在量的方面和硬体方面，“清华”和台湾其他大学已在慢慢接近世界第一流大学；在质的方面和软体方面，还差相当一段距离。我们不妨问一声：为什么哈佛、剑桥能，为什么“麻工”“加工”能，而“清华”不能？


    根据我在美国四十多年的观察，深信台湾教授和学生的先天素质没有比西方教授和学生来得差，但后天所表现的素质就比不上西方的学者们，这是为什么？社会的环境和传统的包袱显然要负起一部分责任，但我们自身的一部分，尤其是致学的风气和先驱精神（dedication and pioneering spirit to study），该由谁来负责呢？为考试而读书，为升级而研究是不够的！


    要“明天会更好”的先决条件是今天的耕学，希望当“清华”一百岁的时候，同时也能庆祝诺贝尔奖的莅临！


    一九八六年四月于新竹“清华”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十九卷第一期（一九八六年七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