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气淋漓的傅斯年

    罗家伦</a>


    感情不容许我写这篇文章，可是道义不允许我不写这篇文章。孟真有知，当知道我此时心头的难受。


    在这样的时候，突然看见教育文化丧失了这样一股向开明进步和近代化推进的伟大原动力，已经够使我悲痛了，何况这个人是我三十四年的生死道义之交，打不散、骂不开的朋友。


    我虽然伤感，可是我准备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却是准备屏敛感情，尽量客观地描写一点我在三十四年来认识的傅孟真。大家却要首先放在心里，光芒四射的傅孟真，断不是这篇文章所能尽其万一。


    我和孟真是一九一七年开始在北京大学</a>认识的。他经过三年标准很高的北大预科的训练以后，升入文科本科，所以他的中国学问的基础很好，而且浏览英文的能力很强。这是一件研究中国学问的人不容易兼有的条件。我是从上海直接考进文科本科的学生，当时读的是外国文学，和他的中国文学虽然隔系，可是我们两人在学问方面都有贪多务得的坏习惯，所以常常彼此越系选科，弄到同班的功课很多，就在哲学系方面，也同过三样功课的班。我们开始有较深的了解，却是在胡适</a>之先生家里。那是我们常去，先则客客气气地请教受益，后来竟成为讨论争辩肆言无忌的地方。这时期还是适之先生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以后，而尚未正式提出“国语</a>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也就是未正式以文学革命主张作号召以前。适之先生甚惊异孟真中国学问之博与精，和他一接受以科学方法整理旧学以后的创获之多与深。适之先生常是很谦虚地说，他初进北大做教授的时候，常常提心吊胆，加倍用功，因为他发现许多学生的学问比他强。（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适之先生于北大校庆之夕，在南京国际联欢社聚餐时演讲，就公开有此谦辞。）这就是指傅孟真、毛子水、顾颉刚等二三人说的。当时的真正国学大师如刘申叔（师培）、黄季刚（侃）、陈伯弢（汉章）几位先生，也非常之赞赏孟真，抱着老儒传经的观念，想他继承仪征学统或是太炎学派等衣钵。孟真有徘徊歧路的资格，可是有革命性、有近代头脑的孟真，决不徘徊歧路，竟一跃而投身文学革命的阵营了。以后文学革命的旗帜，因得孟真而大张。


    在这当儿，让我小小地跑个野马，说一件孟真那时候顽皮的趣事，以见孟真那时候的学问基础；何况写文章跑野马原是孟真的惯技。就在当时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注意不是朱逷先先生），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龙</a>》却非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可是要举发这些错误，学生的笔记终究难以为凭。恰好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蔡先生，请求补救，书中附列这错误的三十几条。蔡先生自己对于这问题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可是他不信这是由学生们自己发觉的，并且似乎要预防教授们互相攻诘之风，于是突然召见签名的全班学生。那时候同学们也慌了，害怕蔡先生要考，又怕孟真一人担负这个责任，未免太重，于是大家在见蔡先生之前，每人分任几条，预备好了，方才进去。果然蔡先生当面口试起来了，分担的人回答的头头是道。考完之后，蔡先生一声不响，学生们也一声不响，一鞠躬鱼贯退出。到了适当的时候，这门功课重新调整了。这件事可以表示一点当时的学风。我那年不曾选这样功课，可是我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他们退出来以后个个大笑，我也帮了大笑。


    那时候学生的物质生活非常朴素简单，可是同学间的学术兴趣，却是配合成一幅光怪陆离的图案。我住在校外松公府公寓，孟真住在校内的西斋四号。我早晨到校上课之前，首先要到他房里谈天</a>，他没有起来的时候，我有时掀他棉被，他颇引以为苦，气得大叫。他房间里住了四个同学，一个顾颉刚，静心研究他的哲学和古史</a>，对人非常谦恭；一个狄君武（当时名福鼎），专心研究他的词章，有时唱唱昆曲；一个周烈亚，阿弥陀佛的在研究他的佛经（后来他出家在天目山做了方丈）；一个就是大气磅礴的傅孟真，和他的一班不速之客的朋友罗志希等，在高谈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这是一个什么配合！可是道并行而不相悖，大家还是好朋友。


    一九一八年，孟真和我还有好几位同学抱着一股热忱，要为文学革命而奋斗。于是继《新青年》而起组织新潮社，编印《新潮》月刊，这是在这个时代中公开主张文学革命的第二个刊物。我们不但主张，而且实行彻底的以近代人的语言，来表达近代人的思想，所以全部用语体文而不登载文言文。我们主张文学主要的任务，是人生的表现与批评，应当着重从这个方面去使文学美化和深切化，所以我们力持要发扬人的文学，而反对非人的与反人性的文学。我们主张学术思想的解放，打开已往传统的束缚，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国故。我们推广这种主张到传统的社会制度方面，而对固有的家族制度和社会习惯加以批评。我们甚至于主张当时最骇人听闻的妇女解放。《新潮》的政治色彩不浓，可是我们坚决主张民主，反封建、反侵略。我们主张我们民族的独立和自决。总而言之，我们深信时至今日，我们应当重定价值标准，在人的本位上，以科学的方法和哲学的态度，来把我们固有的文化，分别地重新估价。在三十年前的中国，这一切的一切，是何等的离经叛道，惊世骇俗。我们主张的轮廓，大致与《新青年》主张的范围，相差无几。其实我们天天与《新青年》主持者相接触，自然彼此间都有思想的交流和相互的影响。不过，从当时的一般人看来，仿佛《新潮》的来势更猛一点，引起青年们的同情更多一点。《新潮》的第一卷第一期，复印到三版，销到一万三千册，以后也常在一万五千册左右，则声势不可谓不浩大。到了一九一九年上半年，文学革命运动已经扩大为新文化运动。等到五四运动的巨浪发生，更把它澎湃至全国的每一个角落，这股伟大的思潮，在许多方面很像是十八世纪后期由法国开始，以后弥漫到全欧的“启明运动” 5 。（这个运动，英文叫作Enlightenment，意为启明。而德文称为Aufkl?rung带扩清的意义，似更恰当。）


    《新潮》能有这种成就，得力于孟真为最多。当时孟真和我虽然一道从事编辑的工作，可是孟真实为主编，尤其是开始的几期。孟真把握新文化运动的主张很坚定，绝不妥协，而选择文章的标准又很严。他批评的眼光很锐利，而自己又拿得出手。许多投来的稿，我们不问是教员或同学写的，如果还有可取，就老实不客气地加以删改。我虽然同他一道做删改文章刀斧手，然而看见他这样严格的标准，使我对于自己的稿子，也有戒心，不能不先慎重一点，才敢交出来。从这方面来说，我深得孟真的益处。益友之所以对友能益，这就是一个例子。当时我的文章，虽然也有人喜欢看，可是我总觉得不如孟真的厚实，这使我常常警惕在心。（我们后来重看当年我们在《新潮》上的文章，常觉惭愧。至少我对于我所写的，永远不愿再印；可是在那时候扩清和兴奋的力量，据说确是不小。）我们在办《新潮》以前和在办《新潮》的时候，有一件共同的嗜好，就是看外国书。因为第一次大战时外汇非常便宜，所以我们每人每月都能向日本丸善株式会社买几本新书</a>；而丸善又非常内行，知道我们的口味，于是凡是新到了这类的书，常常用“代金引便”（即向邮局付款提书）的办法寄来，弄到我们几个手上零用钱都被他吸光了，有时眼见要看的书到了而无钱去取，只得唉声叹气。我们常是交换书看，因此增加了许多共同的兴趣和见解。当年孟真不免有一点恃才傲物，我也常常夜郎自大，有时彼此间不免因争辩而吵架。有一次吵得三天见面不讲话，可是气稍微下去一点立刻就好了，因为我们有许多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认识，以后成为彼此人格间的信任。我们都不免自负，可是我们都能努力做到屈伏在道理的前面。


    孟真在“五四”的前夕，是参加发难的大会的，为当时被推的二十个代表之一。“五四”那天，他是到赵家楼打进曹汝霖住宅的。不知为何第二天在开会的时候，有一个冲动到理智失了平衡的同学，同他打了一架，于是他大怒一场，赌咒不到学生会里来工作。可是他在旁还是起劲，大约他看见书诒出来主持一切，他可以放心了。就在“五四”那年的夏天，他考取了山东的官费，前往英国留学，进了伦敦大学研究院，从史培曼（Spearman）教授研究实验心理学。这看去像是一件好奇怪的事，要明白他这种举动，就得要明白当新文化运动时代那一班人的学术的心理背景。那时候，大家对自然科学，非常倾倒，除了想从自然科学里面得到所谓可靠的知识而外，而且想从那里面得到科学方法的训练。在本门以内固然可以应用，就是换了方向来治另一套学问，也可以应用。这是孟真要治实验心理学的原因。孟真为了要治实验学，进而治理化学和高深的数学。他对于数学的兴趣比较浓，因为他在国内的时候，就喜欢看逻辑的书，研究皮尔生的《科学规律》（Karl Pearson的The Grammar of Science）和或然律（Law of Probability）。后来像金斯 6 （J.M.Keynes）所著的《或然律研究》（Treatise on Probability）一类的书，都是他很欣赏的。所以可以说，孟真深通科学方法论。当然以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的傅孟真，他的兴趣决不会限于一方面。他对英国的哲学、历史、政治、文学的书籍，不但能看，而且能体会。我想他对于萧伯纳的戏剧，几乎每本都看过，所以萧伯纳死后，他有做文章批评的资格，而且批评得很深刻。（可是孟真所了解的易卜生主义，最初却是萧介绍的。）以后到了德国，因为一方面受柏林大学里当时两种学术空气的影响（一种是近代物理学，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 7 的量子论，都是震动一时的学说；一种是德国历来以此著名的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一方面受在柏林的朋友们如陈寅恪</a>、俞大维各位的影响，所以他到柏林大学去既听相对论，又听比较语言学。他有了许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又回头发现了他自己储藏下的很丰富的中国历史语文的知识，在此中可以另辟天地，所以他不但配谈科学，而且是具备了解一般科学范围的通才，并且更配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了。这是孟真忽而研究中国文学，忽而研究实验心理学，忽而研究物理、数学，忽而又成为历史语言学的权威的过程。


    还有一种，这群人的学术的心理的背景若是明白了，可以帮助了解当时那种旁征侧挈、以求先博后专的风气。因为当时大家除了有很强的求知欲而外，还有想在学术里求创获的野心。不甘坐享现成，要想在浩瀚的学海之中，另有会心，“成一家言”。这种主张里，不无天真幼稚的成分，可是其勇气雄心，亦不无可嘉之处。朋友中如陈寅恪虽自谦谓所治乃“咸同之间不古不今之学”，其实他从哲学、史学、文字学、佛经翻译，大致归宿到唐史与中央亚细亚研究。而其所通，除近世重要文字外，还有希腊、拉丁、梵文、巴理文、中波斯文、突厥文、满文、蒙文、藏文等，供他参考运用的总计不下十六七种。他是由博到精最成功的一个人。俞大维则天才横溢，触手成春；他从数学、数理逻辑到西洋古典学术的研究（即希腊、罗马学术思想的典籍所谓ssical Studies）；从历史、法理，到音乐，再从音乐到开枪放炮的弹道学，和再进而研究战略战术。我想他心目中最向往的是德国大哲学家莱白尼兹 8 （Leibniz）是不见得十分冤他的。如毛子水本来是研究数学很好的，不幸他的中国学问比他的数学更好，于是他就以数学的精神应用到中国文字考据学上去。他在德国研究科学地理，然而在柏林大学的古典学问空气之中，又爱上了希腊文，于是他研究了去把利玛窦</a>所译几何原本</a>改译一遍，也许是纯粹由于智识的兴趣，也许其下意识中带了一点要和这位最著名的耶稣教士的最著名的译本争胜的意味，这我可不一定知道了。诸如此类的情形还有，我所写的不过是那个环境里的空气。孟真是好强好胜的人，这种空气自然更刺激他博学好问的精神。孟真在这阶段里学术思想变迁的过程，我在上面已经简略地说过。其实他涉猎的范围尚不只此。有一天，在柏林康德街二十四号中国餐馆吃晚饭，孟真夹了一个其重无比的书包来了。经我们一检查，发现了三厚本一部的地质学。子水是不甚开玩笑的，可是这次却很幽默地说道：“这部书是‘博而寡约’，傅孟真读它是‘劳而无功’。”这话当时气得孟真直跳，可是大家都默认这个幽默中的真理。现在有人误以为我的学问很博，其实哪有这回事。他们才是真正的渊博，我见到这些大巫，比小巫都不如呢！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之间，不期而然的，这些人大都集中在柏林。如赵元任、徐志摩</a>、金岳霖诸位，也时来时去。有时候大家在晚上闲谈的时候，各拈妙谛，趣语横生。回想起来，真是人间一种至乐，可是此乐已不可再得了！


    若是新文化运动好比法国的启明运动，那么上面说的风气，也颇有一点像当时法国“百科全书家”（Encyclopaedist）的风气，虽然各人的造诣和成就，各有不同，也就各有千秋，绝难对比。而孟真的号召力和攻击精神，则颇与伏台尔 9 （Voltaire）相似。他们都愿意为自由和开明而奋斗，对于黑暗和顽固有强大的摧毁力，而且爱打抱不平，也是相似之处。不过伏台尔不免刻薄，而孟真则厚重，伏台尔有些刁钻古怪，而孟真则坦白率真。我笑他有时把伏台尔的精神，装在赛缪·约翰生 10 （Samuel Johnson）的躯壳里面。（约翰生是大胖子。）孟真在后来对伏台尔的观念容有改变，我不知道，可是在当时他却当是恭维他。我有一次和孟真开过一个大玩笑。大约是一九二四年，蔡先生重到德国，孟真和我，还有几位同学，陪蔡先生同游波次坦 11 的无愁宫 12 （Sans Souci），行经佛雷德烈大王招待伏台尔住的房间，房中有一个大理石雕刻的伏台尔像，非常精美。孟真颇为欣赏流连，因此落后了。我回身去找他，同他回群以后，蔡先生问我孟真在看什么。我以顽皮带笑的态度，当面编了一个故事，说：孟真在对伏台尔深深一鞠躬，口中念念有词，我听他念的是什么，原来是李义山“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那两句诗 13 。孟真气得要上前来打我。我大笑向蔡先生侧边一闪，蔡先生也不禁失笑，于是孟真的幽默跟着就恢复了。至于说到孟真像约翰生，他倒不以为侮的；有时他拍拍肚子，还以他自己是胖子自豪。约翰生在他的时代的英国，名重一时，为文人学者集团的中心。他有渊博的学问、极健的谈锋，他的一言半句，别人以为字字珠玑。他有一个信徒，名叫鲍斯威尔（Boswell），常常不使他知道，躲在椅子背后记录；有时被约翰生发现了，还要把他赶走。可是以后根据这些材料，鲍斯威尔写了一部《约翰生传》，为至今传诵的不朽之作。我现在觉得最可惜的是孟真不曾有过这样一个鲍斯威尔，使他许多思想、许多见解、许多名言隽语，自私一点说罢，甚至于我们吵架的话，不曾有人记下来。李济之说：“你说孟真与伏台尔有相像之处，在反对愚昧一点，的确相像。最可惜的是伏台尔活到八十四岁，把他要写的都写完了，但孟真只活到五十四岁就死了。他满肚子的学问、满肚子的见解，正在成熟的时候，正在开始写的时候，忽然死去，真是最可伤心的事，不可补偿的损失。”我听了只能仰天长叹道：“天夫！天夫！何夺我孟真之速也！”


    孟真比我回国为早，他在广州中山大学担任教授，兼任文学院长。以后我加入了北伐的工作，于北京克复后，我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他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同在一个读书时代的故乡，过从又亲密起来。他办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所树立的标准很高，观念很近代化。他的主张是要办成一个有科学性而能在国际间的学术界站得住的研究所，绝对不是一个抱残守缺的机关。他对于外国研究中国学问的汉学家中最佩服的只有两个人，认为其余的许多都是洋骗子。一个是瑞典的高本汉（Karlgren），讲中国语音学的专家；一个是法国的伯希和（Pelliot），讲中国唐史、中央亚细亚研究的专家。这两个人对于中国学问的科学性的造诣，给予了孟真很大的刺激。可是孟真办理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绩，反过来得了他们两人很深的敬佩。行家的事，只有行家真能懂得。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集刊》和《分刊》，得到国际学术界很高的重视，这研究所的本身也取得了国际学术界很高的地位。这自然是经由许多学者协力造成的，可是孟真领导的力量是不可磨灭的。他不只能领导，而且自己真能动手呀！他办的只是这一个研究所，但是他常为整个中央研究院策划。因为他是能贯通中西的通才，所以他的意见，常有压倒的重量，因此许多人以为他好管闲事而讨厌他，可是他却不管一切，因为他认学术是国家之公器。


    以后我长中大，他仍在北平，只是我们易地开会的时候，才能相见。不见要想，见面就吵，真是奇怪的事。这几年中可以为他高兴的，就是他能和俞家八小姐大綵女士结婚，使他得到许多精神的安慰和鼓励。俞家的兄弟姐妹，我个个都很熟，个个都非常的聪明，大綵自然也是卓越的一位。孟真常是向我恭维大綵的小品文如何写得好，小真书如何写得好，他言之津津有味。有一次我和他开玩笑说：“大綵赏识你，如九方皋伯相马。”他为之大怒，要来扑我。又有一次，他对我盛夸他的儿子仁轨如何聪明，我带笑地说：“犬父竟有虎子。”他却为之大喜。孟真是人，不是做作的超人，是充满了人性的人。说到聪明的孩子仁轨的命名，确有一件可纪念的故事。有一天孟真对我说：“我的太太快要生孩子了。若是生的是一个男孩，我要叫他做仁轨。”我一时脑筋转不过来，向他说：“为什么？”他说：“你枉费学历史，你忘记了中国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吗？”从这种史迹上，要预先为儿子命名，他内心所蕴藏的是多么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


    说到抗日精神来，孟真在北平环境里所表现的真是可敬可佩。当冀察事变发生，日本在闹华北特殊化的时候，许多亲日派仰人鼻息太过度了。北平市长萧振瀛招待北平教育界的一席话，俨然是为日本招降，至少是要北平教育界闭口。在大家惶惑之际，只有适之先生和孟真挺身而起，当面教训萧振瀛一顿，表示坚决反对的态度，誓死不屈的精神；于是北平整个混沌的空气，为之一变，教育界也俨然成为左右北方时局的重心。孟真这种申张正气的精神，是使他不顾一切的。大家不要忘记，那时候的华北，不但是亲日派横行，而且日本特务也公开活动，这是一个生命有危险的局面。


    在抗战开始的时候，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组而为西南联合大学的主张，是孟真出的，他为西南联大，颇尽维护之能事。他坚决拥护抗战建国的国策的情绪，何消我说。苦苦地熬了八年，最后得到了胜利，所以在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的晚上，孟真疯了。从他聚兴村里住所里拿了一瓶酒，到街上大喝；拿了一根手杖，挑了一顶帽子，到街上乱舞。结果帽子飞掉了，棍子脱手了，他和民众和盟军大叫大闹了好一会儿，等到叫不动闹不动了，回到原处睡觉，等到第二天下午我去看他，他还爬不起来。连说：“国家出头了，我的帽子掉了，棍子也没有了，买又买不起，晦气，晦气。”这是孟真的本色，孟真不失为真！


    抗战期间，孟真在国民参政会里所表现的固然为一般人所钦所佩，可是许多人更觉得有声有色。除了他坚定地拥护抗战而外，他还为两种主张而积极奋斗，一是反对一切违背时代精神、科学理论而开倒车的议案；一是反对危害国计民生的贪污事实。在前一项目之下，如他反对提倡所谓国医，就是显著的例子。他认为哈维发明了血液循环三百年之后，到今天还要把人的身体分为上焦、中焦、下焦三段，简直是对于人类知识的侮辱。他为这个问题从抗战前在南京的时候就写文章讨论起。因为他研究过实验心理学，同时自然他也很懂得生理学和生物化学，所以他这些文章，理论非常精辟，文字也写得非常精彩。说到此地，我又忍不住要提孟真一件趣事，很可以表示他一种特殊可爱的性格。有一次，为中医问题孟真反对孔庚的议案，激烈地辩论了一场，当然孔庚辩孟真不过，于是气了在座位上辱骂孟真，骂了许多很粗的话。孟真也气了，说是：“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和你决斗。”等到会散之后，孟真在会场门口拦着孔庚要决斗了。他一见孔庚年纪七十几岁，身体非常瘦弱，孟真立刻把双手垂下来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罢。”这虽然是一个插曲，也可以看出孟真绝不是硬心的人。我常笑他“你这大胖子怎样能和人打架！”他说：“我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我为之大笑。可是他真用这个方法，打胜过人，这件事在此地只有张道藩知道。


    至于说到为了他的第二种主张，他真能表现不畏强御的精神。他认为现在革命过程中的一切牺牲，是为民众利益的，不是为贪官污吏中饱的，不是为买办阶级发财的。他说：“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这些败类搏斗，才能真正帮助政府。”他主张“除恶务尽”，他主张“攻敌攻坚”，而且他一动手攻坚，决不肯中途罢手。有一次，在重庆为了某一种公债的案子，他在国民参政会发言到结束的时候，郑重声明他这番话不但在会场以内负责，而且在会场以外也负责，他愿意到法庭对簿。这话使全场兴奋，可是使我为他捏了一把汗。会后我去看他，问他为什么敢说这样肯定的话，他说：“我没有根据，哪能说这话。”于是他取出两张照片给我看。可见他说话是负责的，绝对不是所谓大炮者可比，也绝不是闻风言事的一流。这种有风骨的人，是值得敬佩的。


    孟真主张经济平等，消除贫富界限。他自称为主张自由社会主义的人。他不曾有任何经济学说和制度的系统，不过他这种经济平等的观念是很对的。他自己不但生活简单，而且很穷。在开第一次治丧会的时候，刘瑞恒先生报告出来，说是在孟真临死前的两天，他托刘先生托便人到香港去为他带一件西装的上身，因为他有两条裤子，可是上身破了；他并且限定刘先生不能替他花过港币一百元；刘先生说稍微像样一点的要值一百五十元，他就有难色。孟真的廉洁可以说是很彻底的。我们可以说，孟真贫于财，而富于书（他的书确不少），富于学，富于思想，富于感情，尤其富于一股为正气而奋斗的斗劲。


    孟真因为富于斗劲，所以常常好斗。人家一有不正当的批评、不正确的主张，就立刻用口用笔和人家斗起来。许多朋友都好意劝他，说他血压已高，此非养生之道。在他去世前两天，我还用讽刺的话来激劝他，要他不要和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来，结果反引起他一顿反攻。孟真好动气而不善于养气，是无可讳言的事实。可是其中有一部分是由于他办事太认真，和是非观念太强之所致。一个优点里可以带弱点，一个弱点也常由优点出发。


    孟真丢我们而去世了，我在哀痛的情绪之下，匆促赶成这篇文章。我所写的不过是孟真和我接触较多时期的动态，因为在这时期我所知道的或者比他人清楚一点。至于复员后孟真主持北大时期，和最近两年来主持台大时期，都有伟大的贡献。可是现在知道的太多了，何消我说。我只想说一句话，就是一个人死后，弄到这许多朋友们流泪，许多青年学生们，千百成群来痛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一件普通的事！


    孟真死后的第二天的上午，我到他家里。大綵方才由极乐殡仪馆为他换好服装回家，她忍不住痛哭。她说：“我在殡仪馆不敢哭，恐怕他听见！”这话我们听了，真是心如针刺，朋友们又是全体掉泪了。此时失了此人，实在是不可弥补的损失。大家的悲痛，都是情不自禁的。大綵别过于哀伤了！因为这不是你一人或是你一家的哀伤！我也万万想不到这次回台湾来和三十四年的老友，见最后的一面！


    我想以“纵横天岸马，俊逸人中龙”两句话来形容孟真，第一句形容他的才气，第二句形容他的风格。子水在他一死以后，立刻就说“孟真一生代表的是浩然之气”。子水引用的这四个字，比我上面所想到的两个语更要浑成而接近孟真一些。可是浩然之气，还要靠养成的，而孟真却是最不善于养气的人，所以我认为孟真所代表的是天地间一种混茫浩瀚的元气。这种淋漓元气之中，包含了天地的正气，和人生的生气！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十日台北深夜


    原载《传记文学》第十六卷第一期（一九七〇年元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