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见晚年的章太炎

    左舜生


    余于中国近代发起改革运动之名贤硕德，尝以未得一见康南海与孙中山</a>，引为生平憾事。一次大战巴黎和会结束后，梁任公归自欧洲，余曾偕友人王光祈君得一度晋谒梁先生于上海中国公学，并承先生期许甚至，勉励有加，至今感念不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余以友人之介，始得识章太炎</a>先生，自是每周必一次或两次，造先生同孚路同福里寓庐，就国事向先生有所请益，历时凡两年有余，迄先生移家苏州讲学，始告中断。此实余生平亲受前辈教益最多之一时期。先生以一九三六年病逝苏州，得年六十有九，其遗著《章氏丛书》，及晚年之《太炎文录》，已非今日青年所能句读。兹记其逸事数则于后，以寄个人思慕之忱，亦或可资崇拜先生者之谈助也。


    余对章先生之第一印象，觉其为一慈祥和蔼之老人，但仍步履康强、精神饱满，吾人平日想象中之“老师宿儒”，先生正其典型人物也。先生籍浙江余杭，谈话多杂土音，初听时，每苦不尽明晰，既久，则亦了无不懂之处。先生虽为一纯粹之学者，然喜谈政治，其于当代诸贤之身世及其与革命之关系，往往能详其始末，其褒贬亦颇异时流，惜余当时未存笔记，否则可供治现代史者之参考资料当不少也。


    先生所居为一双开间之弄堂楼房，书房兼会客室，为楼上右手之一统厢房，开间颇大，但光线不佳，室内陈设，亦了无现代色彩，不失学者与初期革命家之本色也。


    余每至先生处，恒在午后四五时左右，以其时余正在中华书局编辑所供职，每日必在午后四时始得下班也。时先生虽已届六十五岁之高龄，然能纵谈二三小时不倦。章夫人汤国梨女士，偶出点心飨客，为一种糯米所制之小饼，蒸食，黏性颇大，失之太甜，余见先生食之津津，亦不能不食之津津也。先生述一故事，往往枝叶扶疏，能使听者如亲接故事中之人物，躬履当时之境地，不愿听其中断，章夫人恐先生过劳，每一再催用晚膳，但先生不顾，余不待其辞毕，亦决不敢兴辞也。


    先生嗜纸烟，往往一支尚余寸许，又燃一支，曾见其历三四小时不断。所吸以当时上海流行之“美丽牌”为常，偶得“白金龙”，即为珍品，盖先生为人书字初无润格，有欲得其翰墨者，大率即以纸烟若干为酬，故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余初不嗜此，后在上海编日报半载，往往社论、短评及第一新闻，均出余一人之手，且非看过大样以后，不敢离去编辑所，不吸烟实无以振刷精神，于是乃嗜之成癖。及为先生座上客，为时近三年，每至，先生必纵谈不断，吸烟不断；余则静听亦吸之不断；余至今仍非每日四十支至五十支不能尽兴，盖与先生之一段因缘，不无关系也。


    先生为人书字，以钟鼎为常，喜以一人牵纸，振笔疾书。一日，章夫人立先生后，指点某字不佳，先生回头笑谓夫人曰：“你不懂得写字啰！”其实夫人雅擅诗文，字亦端秀，先生之为此语，足证其伉俪间雅兴不浅也。


    一九一三年，先生与夫人结婚上海，群弟子请先生与夫人即席赋诗，先生口占两绝，其一云：“我身虽稊米，亦知天地宽，摄衣登高冈，招君云之端。”夫人以无此捷才辞，仅录旧作七律一首，亦娓娓可诵。此事载当时上海《民立报》，一时佳话也。


    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后，先生被袁世凯</a>幽于北京之龙泉寺，忧愤欲死，曾有致其夫人家书八十余通，区处后事，中有涉及其身世及所学之处，辞旨严正而凄，令人不堪卒读。夫人亦有一书致袁，为先生请命，措辞不亢不卑，深得立言之体，其涉及与先生结合一层，有“结褵一年，誓共百岁”之语，殊足激动读者之同情，宜乎项城卒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也。


    余见先生有一七八龄之少子，为汤夫人所出，韶秀活泼，不类常儿。见先生常为人写字，亦自订一润格，张于楼下之壁间，有“七言联一幅，皮球一个；单条一幅，火车头一个”云云。一日，余在先生处晚餐，此聪慧之稚子，忽问先生曰：“商务印书馆的《百衲本二十四史</a>》还没有出齐吗？”先生笑颔之，余则殊讶其早熟。今此君殆三十许人矣，惜余不能举其名字，亦不知其近作何状也。


    张敬尧在北京东交民巷为人所暗杀，先生作小诗一首以咏其事，诗曰：“金丸一夜起交民，射杀湘东旧领军；为问长陵双石马，可知传法有沙门？”一日，余至先生处，先生作此诗正属稿甫就，并将第三句“试问”之“试”字涂去，改一“为”字。余问先生“沙门”何指，先生笑谓余曰：“古人作诗亦往往有在可解不可解之间者，何必深问？”余亦一笑而罢。


    “一·二八”之役，翁照垣以守吴淞得大名，当战事正酣之际，余往谒先生，请书数字赠翁以资鼓励，先生颔之。次日余往索，先生则出文一首，长千余言，且亲笔以宣纸楷书，誉照垣甚至。余大喜过望，即持至中华印刷所，托余友袁聚英君制成珂罗版，印三百份，分寄全国各报馆。时天津大公报，即据余所赠，复制锌版，刊诸报端，于是照垣之名更大噪于南北。余友常燕生兄，读先生此文，乃继黄公度</a>《聂将军歌》后作《翁将军歌》一首，长达数十韵，亦为时人所传诵。时余与照垣，初无一面之雅。后晤于上海，乃觉其人为一纯粹军人。近年闻其郁居港澳间，饱历世变，其修养或当有进境也。


    宋哲元以大刀队在长城抗日，杀敌过万，国人颇壮其所为。一日薄暮，余走谒先生，先生正凭窗检阅地图。见余入，乃谓余曰：“长城竟有这许多的口子？”余笑应之。私心自忖，先生于学所涉甚广，且生平崇拜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之顾炎武</a>，又曾一度任筹边使，何独于长城诸关隘不甚了了耶？


    先生曾以“江左夷吾”许宋遯初（教仁），及宋被狙击，梁任公于当时在上海出版之《大中华》杂志为文吊之，谓宋有政治家风度。盖梁宋间在民国元年固曾有互相维系之要约，支持袁世凯以求得和平统一者也。惜宋能容袁，而袁不能容宋，卒至造成民国二年之悲剧，而袁氏之败，亦以此一役发其端，赵秉钧辈妒贤害能之小人，诚不足齿也。


    中山先生以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在北平逝世，先生曾以一联挽之，风调实为当时挽孙诸联之冠，联曰：“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初萌，江表岂曾忘袭许？南国是吾家旧物，怨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联意仅在反对当时之孙段张三角联盟，于中山初无贬辞，闻孙先生治丧处诸人，得此联未敢悬挂，不解何意。


    文人相轻，自古已然，虽硕学通人，亦往往不免。先生一代大师，文宗汉魏，持论能言人所不能言，其精到处每发前人所未发。严又陵（复）、林琴南（纾）与先生同时，均雅擅古文，并各以译述自顾于当世，顾先生于严林之文，乃深致不满，其言曰：


    “……下流所仰，乃在严复</a>林纾</a>之徒，复辞虽饬，气体比于制学，若将所谓曳行作姿者也。纾视复又弥下……浸润唐人小说之风……与蒲松龄</a>相次……若然者，既不能雅，又不能俗，则复不得比于吴蜀六士矣。……”


    严先生持论矜慎，不闻于先生有所诋毁，林（林别署畏庐）则反唇相稽，于先生之文亦抨击不遗余力，其言曰：


    “……庸妄巨子，剽袭汉人余唾……补缀以古子之断句，涂垩以说文之奇字，意境义法，概置不讲，侈言于众，吾汉代之文也！伧夫入城，购缙绅旧敝之冠服，袭之以耀其乡里，人即以缙绅目之，吾不敢信也。……”


    自吾人视之，章先生既非庸妄巨子；畏庐译西洋小说百余种，使国人略知异国情调，实亦未可下侪于谈狐说鬼之蒲松龄；严又陵功在介绍一时期之西洋思想于中国，初非以文字与人争短长，凡章林之所云云，以批评之旨趣衡之，均非持平之论也。


    余平日在先生处所闻，以明末遗民故事及清末革命故事为多，盖前者为先生革命思想之所自出，后者则先生曾躬与其役者也。一日，先生问余近读何书，余告以正看陈寿</a>《三国志</a>》。先生曰：“此书简练谨严，如能同时细看裴注，则可悟古人运用史料之法。”余于此书曾翻阅三四过，得先生指示之力为多也。


    先生原名绛，后改炳麟，字太炎，生清同治七年戊辰（一八六八），卒民国二十五年丙子（一九三六），得年六十九。


    一九五三年二月


    原载《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二期（一九九二年二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