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战国时之重士

    我国历史上，列国纷纭之世，莫甚于战国。正惟七雄并峙，相持不下。一胜一败，国家之强弱所关，国民之荣辱立见。故其国民，皆有杀身亡家以救国之心，而爱国之士独多。


    君相之爱国心，孰有大于保国养民，上以承先王之宗庙，下以保黎元之身家者乎？既欲保之，则不得不应时势而行相当之政令。知交隣之有赖乎辞令也，则养游说（音税，以言语论人，使从己也）之士。知保国之不可以无兵也，则行征兵之制。知行政之必资乎人才也，则设招贤之馆。励精图治，息息以亡国为懼，此君相之所有事也。而一国之中，与国之关系最切者，则惟贵族。用事之贵族，既助其君发号施令矣；不用事之贵族，则亦有其惟一之天职，曰破家以养贤士，曰养士以备国用。夫任人而不任法，虽为制度阔略时所必至之趋势。知之明而行之切，盖未有甚于战国诸公子者也。


    生战国之时者，苟有一技之长，无不为人主卑礼厚币，聘之而引之将相之位。故奇才异能，盛极一时，侠客辨士，传为美谈，不异欧洲古时之有希腊罗马也。今欧美之编教科书儿童书者，不能不有取乎二国之故事，然则我今可以遗战国之人物耶？


    更奇者，自秦始皇</a>统一天下，东亚之战国，久已消灭。


    二千年后，迄乎民国，而战国之局势，于今又见。盖以海陆交通之捷，万里之隔，重洋之阻，利害相关，如一家也。无论纽约出一新闻，伦敦来一电报，有不耸动北京之政界，上海之市场者乎？中国境内之一统如故，实以消息灵而地球似缩，交涉多而感觉愈神。惜小战国，今乃成一大战国。然则战国时之人物，岂不为我少年模范人物中最适用者哉？


    昔战国之人，一言一动，皆当具世界之眼光，犹之乎今也。惟彼之世界，限于中国，今之世界，充乎五洲，小大不同耳。彼之养成此眼光也，幼而学于名师，壮而游于各国之都市，闻其政而知其俗。揣摩既熟（《史记</a>·苏秦传》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言以我之简练者，揣摩时势而用之），然后朝秦暮楚，为进取之运动。当时寒士生涯，类多如此。空山讲学，其道虽尊；而布衣草食，生计寂寞，豪士所不甘焉。工商诸业，为彼时社会所轻。范蠡</a>操致富之术，亦仅于投闲置散之时，偶一为之。有志功名者，去之惟恐不速也。然以一草茅新进，无左右为之先容；贵人为之延誉，一朝而欲登大将之坛，取上相之印，此极难之事。于是各国公子贵族养客之风，因之而起。盖此实一国人材之预备机关也。


    今试一读《战国策</a>》，名臣大将之历史，有非某君之食客者鲜矣。甚至鸡鸣狗盗之徒，苟足备一朝之用者，亦无不揖之为座客。士之未至也，则远绍旁搜以致之；其既至也，则卑礼厚币以事之，甘之如肉（《后汉书</a>·独行传》说上甘于肉，喻爱士之诚切也），爱之若命。而国家一有危急，则或出其口舌之长，排难解纷；或运其帷幄之谋，取威定霸。此实古今中外希有之风会，而战国所独有者，思之殊有趣味也。


    【批评】


    记战国之事者，有《战国策》，事奇而文亦奇，太史公为战国人作传，多采其书。人谓太史公之文章好，所以《史记》最传。顾自太史公后，断代为书者，实有二十三部。其体例摹太史公也，文章摹太史公也，何以与会皆不如《史记》之佳甚？或令阅者昏然欲睡。盖太史公书中，记战国时事，几及其半，事奇，故文易奇也。


    古言男子志在四方，四方犹今言</a>世界也。秦以前，世界之为我先民所知者，《禹贡》所载冀、雍、青、兖、豫、徐、扬、荆、梁所称九州之外，不知其他矣。与古时欧洲人，谓地中海外，更无土地人民之说略</a>同。而以山川之隔绝，舟车之不便，百里千里之远，即有老死不相往来者。以今观之，九州亦甚小耳。而在古人，则已觉夸父不能尽，章亥不能步，浩浩乎莫测其境之所穷。无以名之，因名之曰四方。战国时，齐人驺衍，有大九州之说，未知衍固逞其理想耶？抑实知其地耶？至于今日，五洲之远，如在目前，一利一害，息息相关。人不放开眼孔，高瞻远瞩，则将何以自立？


    驺衍，齐人，生在孟子</a>后。今所传《驺子》一书，疑为后人所依托。《史记》载其大九州之说曰：“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于是有禆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齐近海，其说或得之海上远游之人。当时如有好事者，即其说而出游赤县神州之外，则世界之发明，或不待至近五百年也。


    三代之时，官皆出于世家。世家子弟，登进甚易，不必其有才德也。不幸而生于贫贱之家，则虽有才德，亦难见用。至于战国，人君莫不深明“得士者昌，失士者亡”之理。


    求贤之意，皇皇然，汲汲然，唯恐不及。世家之制，遽尔打破。而秦汉以后，王侯将相本无种之说，因以成立。战国之时，几无人不殉此潮流。上以是求，下以是应。尝谓战国之游士，两晋之清谈，明清两朝之时文，皆吾国历史上，有一无二之社会也。


    战国之时，游士既多，未必一至国都，即能际会风云。其人大都皆寒士，而又不能尽有安贫乐道之操。设无人容纳而收养之，非特无缘扩大其学识，为世大用；更不免堕其志气，转为社会之忧。宋时有士子，冒秦会之（秦桧</a>之字）信，至外省求官，为人揭破，缚至秦处，听其处分。会之给与士子钱五百贯，又与美官。人怪之，会之曰：“此人敢冒我手书，其胆甚大。如不有以慰其情，彼处日暮途穷之境，倒行逆施，将为国之大患。”盖其时宋之外，尚有金国，秦虑其投金以祸宋也。会之为人，虽不足道，而此言颇有远见。


    我国历史上，诸侯并立、时局混乱的时代莫过于战国时期了。当时适逢七个强国互相对峙，争持不下。胜利或者失败，都和国力的强弱相关，国民的荣辱立刻就能显现。这个时候每个国家的民众，都抱着以身报国的心思，而爱国的人士特别多。


    君主宰相的爱国之心，没有比保住国家和教化民众更重要的了，对上继承先王的宗庙，对下保护黎民百姓的性命和家庭。既然想要保护他们，那么就不得不顺应时代的形势，然后发布实施合适的政令。知道和邻国交往要依靠外交辞令，那么需要养外交游说（读音是税，指用言语和他人讨论，使别人听从自己的意见）的人。知道保护国家不可以没有军队，那么就需要实行征兵的制度。知道实施政策必须依靠人才，那么就要设立招贤馆。励精图治，时时刻刻害怕亡国，这就是君主和宰相的事情。而一个国家之中，和国家关系最密切的，就只有贵族了。掌管事务的贵族，能够帮助他的君主处理政务；不掌管事务的贵族，也有唯一的天职，就是散尽家财来供养贤能的人，以备国家的需要。任用人而不依靠法律，即使是在法律较为宽松的时候。认知明确行动切实的人，没有比得过战国那些公子的了。


    生在战国时期的人，如果有一技之长，没有不被君主用礼敬和厚禄聘用，然后登上将相之位的。所以有奇异才能的人盛极一时，侠客和说客，都传为美谈，和欧洲古时候的希腊罗马之时没有什么不同。现在欧美写儿童教科书的人，没有不在希腊罗马的故事里取材的。既然这样，我现在怎么能丢下战国时期的人物呢？


    更加奇特的是，自从秦始皇一统天下，东亚战国已被消灭了很久。两千年后，到了民国，然而类似战国时期的局势在今天又出现了。大概是因为海陆交通便捷，即使相隔万里之遥，隔着大洋，但是各国间的利害紧密相关，就像一家人一样。无论是纽约出现一条新闻，还是伦敦发来一个电报，大多都会惊动北京的政界、上海的市场。中国境内像原来那样统一，其实是因为消息灵通而像地球缩小了一般，交涉越多就越感觉神奇。以前是小战国，今天已经成了一个大的战国。既然这样，战国时期的人物，不就是我们少年的模范人物吗？


    以前战国的人，一言一行，都应该具备放眼世界的眼光，今天也同样如此。以前人的世界，限制在中国，现在的世界，是天下，只不过大小不同罢了。以前的人养成这样的眼光，是小时候跟随名师学习，长大了在各个国家都市中游历，听闻他们的政策，知道他们的习俗，揣摩熟悉（《史记·苏秦传》记载，苏秦连夜找书，在数十箱藏书中，一一查找，终于找到姜太公所著的《阴符》兵书。趴在桌子上阅读，对其中的关键之处仔细揣摩，挑选关键并熟练记忆，研究时事然后运用）之后，早晚奔波，为进取而运作行动。当时的读书人的生活，也大都和他一样。在寂静的山谷中讲学，行为虽然高尚，但是穿着布衣，吃着糟糠，生计贫乏，生活寂寞，这是豪杰之士所不愿意接受的。工业商业等，被当时的社会看轻。范蠡致富，也仅仅是处在闲散位置的时候，偶尔这样做。对功名利禄有志向的人，则唯恐避之不快。然而一个人以新进的身份上位，没有人为他铺路，没有贵人替他宣传，短时间内就想要登上高台，取得高官印绶，这是特别难做到的事情。于是各国公子贵族供养门客的风气，因为这样而起。原来这真的是一个国家预备人才的重要部门啊！


    现在试读一下《战国策》，名臣大将的历史，不是某一位贵族的食客的太少了。甚至连那些鸡鸣狗盗的人，只要能够发挥一点功用，没有不礼敬他们，把他们奉为座上客的。贤士没有到来的时候，即使再远也要广泛搜罗；来了之后，就给他很高的待遇，爱护他们就像喜好美味那样（《后汉书</a>》里的《独行传》上说，用喜好肉来比喻喜爱贤才的恳切），爱才如命。而国家一旦到了危急的时候，这些人有的用三寸不烂之舌排忧解难，有的人运筹帷幄，树立威信，成就霸业。这实在是古今中外都没有的事情，而是战国独有。想想它，这是多么有趣的事情啊！


    【评论】


    记录战国时期事情的，有《战国策》。事情奇特，文章记得也奇特。太史公给战国的人做传，大多采用这本书的说法。人们都说太史公的文章好，所以《史记》最有影响力，传的最久。太史公之后，各种断代史书，共有二三十部。他们的体例都是模仿太史公，文章也模仿太史公，但为什么不如《史记》那么好看呢？有的读者读着读着就昏昏入睡。原来太史公的书中，记载战国时期的事，就占了大半。事情奇特，所以文章也跟着奇特起来。


    古话常说男子志在四方，这时说的四方就像我们今天说的世界一样。在秦国以前，我们先祖所知道的世界，除了《禹贡》中记载的被称为九州的冀、雍、青、兖、豫、徐、扬、荆、梁之外，就不知道其他的地方了。和古代的欧洲人，认为除了地中海之外，就没有土地的说法大概相同。山川隔绝，舟车不便，相隔很远，有到老死都不相互往来的人。现在看来，九州也是很小的啊。但是在古人看来，则已经感觉夸父不能跑尽九州的路，大章和竖亥不能走完九州的土地，浩瀚广大，无法达到世界的尽头。这片土地没有合适的名字，只好称为“四方”。战国的时候，齐人驺衍，有大九州的理论，但不知道他是以此炫耀自己的理论呢？还是真的知道有这些地方？到了今天，五洲之间的距离，却就像在眼前一般，彼此利害，息息相关。人如果不放宽眼界，高瞻远瞩，那么将靠什么来立足呢？


    驺衍，是齐国人，出生在孟子之后的时代。今天人们相传的《驺子》一书，被人怀疑是后人所写，假托其名。史家记载他的大九州之说是：“儒家中所说的中国，是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中国名叫赤县神州。赤县神州的境内，就有九州，这就是大禹排列的九州。于是，就有了小海环绕在九州周围，人民和飞禽走兽，不能相互沟通和往来。就像一个地区里的人，就是一个州了。像这样的地区有九个，于是才有了大瀛海环绕在天地交际之处的情状。”齐国接近海边，他们的说法可能出自于海上远游而来的人。当时如果有好事的人，按照这种说法出海游历，那么世界的发现，也许不会等到最近五百年了。


    夏、商、周的时候，当官的人都出于世家。世家的子弟，当官进爵特别容易，不必需要有才能德行。如果不幸生在贫穷卑贱的家庭，那么即使有才能德行，也很难被任用。到了战国，君主没有不明白“得到士子就会昌盛，失去士子就会衰亡”的道理的。求取贤人的心意，急急忙忙，匆匆切切，惟恐得不到贤人。世家的制度，忽然被打破。但秦汉之后，王侯将相本不是天生的说法，因此成立。战国时期，几乎没有人不认为这是潮流。上面因为这样而寻求，下面因为这样而呼应。曾经有人说战国的游士，两晋的清谈，明清两朝的时文，都是我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社会现象。


    战国时期，云游的士人很多，不需要都聚集到国都，便能有大量的人才云集。这些人大都也是穷苦的读书人，但又没有完全安贫乐道的操守。假如没有人接受并且收养，他们不仅无法扩大他的学识，无缘为社会大用，更不能免于泄气，转而成为社会的忧患。宋时有个士子，冒充拿着秦会之（秦桧之字）的书信，到外省去求官，被人揭破了，捆绑到秦桧面前，由他处分。秦桧给了这个士子五百贯钱，又给了他一个好的官职。大家对此感到奇怪，秦桧说：“这人敢拿着冒充我的手信，他的胆子一定很大。如果不能抚慰他，当他处于日暮途穷的境地时，他一定会倒行逆施，成为国家的大患。”因为当时除了宋朝以外，还有金国，秦桧担心这个士子会投靠金国来祸害宋国。秦桧的为人，虽然不值得称道，但他这句话说得很有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