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治群之政绩

    安石与文忠，以政策不能相同，乃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景温结好安石，得骤进侍御史，司马光</a>尝荐文忠为谏官，至是，范景仁复应诏推举，景温遂力排之，惧其弹安石也），穷治无所得。文忠未尝以一言自辨，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杭州为东南胜地，至则觞咏其间，畅发天机，不以迁谪为意，而亦不废公事。是时，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盐法，每因法以便民，民以少安。


    高丽入贡，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库，乘势骄横，至与钤辖亢礼。文忠使人谓之曰：“远夷慕化而来，理必恭顺，今乃尔暴恣，非汝导之不至是也，不悛当奏之。”押伴者惧，为之小戢。使者发币干官吏，书称甲子，公却之曰：“高丽于本朝称臣，而不奉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书称熙宁，然后受之，时以为得体。


    守杭三年，吏民畏爱，及罢去，犹谓之学士而不言姓。熙宁七年，移知密州。秋末离杭时，方行手实法，使民自疏财产以定户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实。司农寺又下诸路，不时施行者，以违制论。文忠谓提举常平官曰：“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惊曰：“公姑徐之。”未几，朝廷亦知手实之害，罢之。


    熙宁八年冬，作《杞菊赋》，序云：“予仕宦十九年，家日益贫，移守胶西而斋厨萧然。”盖自登第至是，刚十九年，宦而能贫，岂他人可及也？


    自密徙徐。熙宁十年，河大决于澶州曹村（在今开县西南，此黄河南北分流之始），而徐适当其冲。自开直河水势增涨，田庐益坏，遂致溃决。北流断绝，河道南徙，东汇于梁山张泽泺（在寿张县东南梁山下，即古钜野泽，下流汶济二水，会而成泺。宋时决河，汇入其中，绵延数百里，后大河南徙，岁久填淤，遂成平陆）分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即古济水），入于海，凡灌郡县四十五。此诚巨灾，乃适于文忠治徐之日出现，盖天欲以盘根错节试其利器也。


    黄水汇于徐州，涨不得泄，城将崩，富民争出避水。文忠曰：“富民若出，民心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驱使复入。乃履屦仗策，亲入武卫营，呼其卒长谓之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宜为我尽力。”卒长呼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效命之秋也。”执梃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势益暴，城不没者三板，文忠庐于城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事闻，诏褒之，在徐奏书论徐州之重要并设备之方甚备。未几，移知湖州，到任三月，文字之狱又起。


    【批评】


    士大夫生当乱世，大权在握，兴利除弊，奠国家于苞桑之固，登斯民于袵席之安，岂不幸甚？若困于下僚，限于职守，局促如辕下驹，有弃官而去者矣，有饮酒赋诗不理民事者矣。东坡独不然，既无法以止新法，冀于奉行之际委曲求全，官多尽一分之心，民多得一分之益，即为国家多存一分元气也。


    安石对于新法，志在必行，趋时者且变本加厉以媚时宰。东坡独面折提举，是何等胆气。


    手实法者，因免役出钱或未均，吕惠卿</a>乃创此法。其法官为定立物价，使以田亩、屋宅、资货、蓄产随价自占。凡居钱五，当蕃息之钱一，非用器食粟而辄隐落者，许告，有实，以三分之一充赏。预具式示民，令依式为状，县受而籍之，以其价列定高下，分为五等，既该见一县之民物产钱币，乃参会通县役钱本额，而定所当输钱。其事仿佛今外国之财产税与所得税，彼行之不以为病者，由于民权发达，官吏不能欺蔽，虽上下交征而一时尚不觉有何险象耳。


    王安石</a>跟苏轼</a>因为政见不合，因此让御史谢景温向皇帝奏报论述苏轼的过错（谢景温跟王安石结为姻亲，得以快速上升到侍御史的地位，司马光曾经推荐苏轼做谏官，如今，范景仁也奉皇帝诏书推举苏轼，谢景温竭力排挤苏轼，生怕苏轼当了谏官会弹劾王安石），经彻底调查没有发现问题。苏轼也不曾辩解过一句话，为了躲避这些人，请求离京任地方官，到杭州做通判去了。杭州是东南地区的风景名胜之地，苏轼到了那就在湖光山色间饮酒咏诗，尽情释放天赋的才华，不将贬谪当一回事，而同时也不荒怠公务。当时全国各地施行青苗法、免疫法、市易法，浙江西部地区同时还施行水利盐法，苏轼往往设法使这些法律便利百姓，百姓因此得到稍微的安宁。


    高丽派遣使者来上贡，使者凌驾州府官员之上，态度十分轻蔑，陪同使臣都是本行政区域的管库，乘势骄傲蛮横，甚至跟兵马钤辖礼节对等。苏轼派人对陪同使臣说：“远方的蛮夷倾慕我大宋的教化而来，理当恭恭敬敬，如今竟然如此狂妄恣意，不是你引导不至于如此严重，再不改正我当禀明圣上！”陪同使臣害怕了，因此稍稍收敛了些。高丽使者分派见面礼给杭州官员，书函使用甲子年号，苏轼推辞了礼品，说：“高丽向我大宋朝称臣，却不使用我们的年号，我怎么敢接受？”高丽使者急忙换了书函使用大宋年号熙宁，这样苏轼才接受了对方的礼品，当时人都认为苏轼做得得体。


    苏轼在杭州做了三年知州，官吏百姓对他敬爱有加，等到他卸任，仍然称呼他学士而不称姓氏。熙宁七年，改任密州知州。九月离开杭州时，朝廷正实行手实法，让百姓自报财产以定民户等级，又允许百姓告发虚报的人。司农寺又派人去各个州，对不立即实行的以违反诏令论罪。苏轼对提举官说：“违反诏令的定罪，如果出自朝廷，谁敢不服从？现在出自司农寺，这是擅自制定法令，该当何罪？”提举官吃惊地说：“先生且慢慢推行新法。”不久，朝廷也知道这法令有害于百姓，便撤销了它。


    熙宁八年冬天，苏轼写了一篇《杞菊赋》，序文说</a>：“我做官十九年，家里一天比一天穷困，改任密州的时候厨房已经揭不开锅了。”从苏轼及第到如今，刚好十九年，做官能越做越穷，这哪是别人能比得了的？


    苏轼从密州改任徐州知州。熙宁十年，黄河在澶州曹村（在今天开县西南，这是黄河河道南北分流的开始之地）决口，而徐州正好首当其冲。从开直河起，水位暴涨，田地房屋多被毁坏，终于导致决堤。北边河道断流，河道向南迁移，向东汇流到梁山张泽泺（在寿张县东南梁山脚下，就是古代的钜野泽，向下游与汶水、济水汇合成为泺水。宋代河水决堤，汇入其中，绵延数百里，后来黄河改道，时间久了就泥沙淤积，变成平地）分成两道，一道汇合于南清河（就是古代的泗水），注入淮河；另一道汇合北清河（就是古代的济水），流入大海，沿途一共淹没了四十五个郡县。这的确是巨大的洪灾，竟正好在苏轼当政徐州的时候出现，大约上天也想用极其复杂的问题来考验苏轼的能力吧！


    黄水汇集于徐州城下，水位上涨得不到排泄，城墙快要被浸坏崩塌了，富裕的百姓争着出城避水。苏轼说：“富人如果出城，百姓都人心动摇，我和谁守城？我在这里，水一定不会冲塌城墙。”又把富人重新赶进城去。苏轼穿着草鞋，拄着拐杖，亲自到武卫营去，大声对卒长呼喊：“河水将要冲坏城墙，事情紧急，你们虽是禁军，也应该给我出力。”卒长说：“太守尚且不躲避泥淖前来，我等小人，应当效命。”卒长操起木棒进入队伍当中，率领兵卒，穿着短衣，光着脚，拿着畚箕铁锹出去，筑起东南长堤，从戏马台开始，直到城墙。大堤筑好了，洪水流过城下，徐州城里没有发生灾害，百姓的心里才踏实了。然而大雨日夜下个不停，城墙差三板的高度就要被淹没。苏轼搭帐篷住在城上，路过家门也不进去，派官吏在城墙上分段防守，最终保全了这座城。这件事被皇帝听闻，下诏书褒扬了苏轼。苏轼在徐州上书详细地论证徐州的重要性和具体设防备的办法。不久，他改任湖州知州，到任才三个月，就发生了“乌台诗案</a>”。


    【评论】


    士大夫若能生逢乱世，大权在握，兴起有利的举措，除去积弊的国政，奠定国家稳固的农业基础，让百姓安居乐业，难道不是一件荣幸的事情吗？如果是困守在地位低下的职位，限于职位的权力，不能施展抱负，好比马车下的马那样局促束缚，就会有放弃官职离开的，也有饮酒写诗不管民生事务的。唯独苏轼不像他们一样。既然没办法阻止新法的施行，那么就寄希望于在施行新法的时候委曲求全，官员多用一分心思，百姓就多获得一份利益，也就为国家多保存了一分元气。


    王安石对于新法的实施，志在必得，随波逐流的人也变本加厉地讨好他。唯独苏轼当面驳斥提举，这是什么样的胆量。


    手实法是吕惠卿以免役出钱不均为理由，建议实行的。其法为：由官府为制定物价标准,让民户根据自家田亩、房屋宅地、资产、牲畜，按照标准价格自行折算。现钱与生息之钱比价以五当一，不属于日常使用的器皿、粟米而隐瞒的，允许告发，如果属实，将其三分之一的钱作为奖赏。朝廷预先将手实法的格式传达给各地百姓，要求农户按照格式填写自己的产业情况，然后送交县官登记入册，官府按产业多寡将价格划分成五等，总计一县老百姓产业的实际数量平均摊派原来所规定的役钱。这事好比如今外国的财产税和个人所得税，他们施行而不产生弊端是因为外国民权发达，官员不能欺下瞒上，即使政府跟百姓争夺利益，一时之间也不会有什么大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