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科第

    苏文忠公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又号东坡居士（按：世于东坡称号不一，如髯仙、长帽翁之类，诗家习称之。山谷诗“翰林若要真学士，唤取儋州秃鬓翁”；赵德麟《侯鲭录</a>》记之云：“谓东坡也。”同时与东坡往来诗，又有呼为“子平”者。文与可诗云：“子平谓我同所嗜，万里书之特相寄。”注云：诗中子平，即子瞻也），世又称长公（称其弟辙为少公），或谓大苏或谓二苏（按：老苏之长子景先早卒，见欧阳公《墓志》；黄山谷《避暑李氏园》有句云“题诗未有惊人句，会唤诗仙苏二来”，谓东坡也。山谷又私东坡为二丈云），世家眉山，宋仁宗景祐三年丙子十二月十九日卯时，生于纱縠行私第，比长，修髯朗眉，背有黑子，若星斗状，七、八岁知读书，入乡校，奉道士张易简为师。


    有自京师来者，以石守道《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文忠从旁窃窥，问：“诗中所云之十一人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文忠曰：“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先生奇之，尽以相告，且曰：“韩、范、富、欧此四人者，人杰也。”比长，追忆此事，常云：“时虽未尽了，则已私识数公矣。”


    文忠生十年，父洵宦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问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母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文忠问曰：“轼若为滂，吾母亦许之否乎？”母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后汉书</a>·党锢传》：范滂，字孟博，少属清节，为州里所服。建宁二年，大诛党人，滂临刑，其母就与之诀，滂曰：“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文忠亦奋励有当世志，母喜曰：“吾有子矣！”及出仕，早得谤誉，晚罹党禁，追念此言，能不感慨系之耶？


    少与弟辙同师其父洵，兄弟间又互为师友，辙每云：“子瞻读书，有与人言者，有不与言者，与辙言之而谓辙知之。”又曰：“抚我则兄，诲我则师。”六十年中，仕隐语默，忧患欢愉，两人无不共喻相关，有如手足。尝与家氏兄弟并从学于西社刘微之，理宗所谓“西社同门友”者也。


    仁宗嘉祐二年，文忠年二十二，春赴礼部试，仁宗笃于求士，进士诸科一举而获选者至千三百余人。士子习尚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时翰林学士欧阳修</a>知贡举，痛抑新体，梅圣俞与其事，得文忠《刑赏忠厚之至论》以示修，修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疑门下士曾巩</a>（字子固，南丰人）所为，因避嫌，抑置第二。后以春秋</a>对义居第一，及殿试，与弟辙中进士乙科。仁宗读二人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欧阳公谓文忠必名世，且为书抵圣俞曰：“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已，久乃信服。）


    登第后，自谓报亲之日方长，不意其年四月，遽遭武阳君程氏之丧。幸老苏公尚健，服除，侍父舟行出游，自蜀至楚，舟行六十日，过郡十一，县二十有六，自荆州陆行至京。


    授河南府福昌主簿，会朝廷求直言之士，欧阳公以文忠荐，天章阁待制杨畋亦荐之，上文忠文五十篇，遂入选，比答制策，复入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时知凤翔府者为中书舍人宋选，初意文忠文人，未历吏事，及见文忠判狱如流，乃愈重之。


    治平（英宗年号）二年，转殿中丞，遂自凤翔还朝。英宗自藩邸闻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诰，为宰相韩琦</a>所止。未几，遭父丧，英宗亦即崩。


    【批评】


    《庆历圣德诗》者，石介</a>颂仁宗登用富弼、贾昌朝、余靖</a>、欧阳修、韩琦、范仲淹</a>、蔡襄</a>、杜衍、王素</a>、王拱宸十一人而作也。君明臣良，赓歌喜起，真盛世景象。其时既无报纸，乃一首新诗，已不胫而走，虽蜀道中冬烘村塾，亦已见之，与小学</a>生口讲指画，津津乎有余味焉，宋之盛于斯为极矣。


    韩、范、富、欧为时名臣，庐陵尤以文章重天下，草野小生皆知其名，宜也。乃以童年梦想之人，及乎壮岁，徒步上京拾取科第，一一结识之，使老成发后生可畏之叹，岂非人生第一得意事哉！


    宋人王宗稷</a>撰《东坡年表》，记其干支为“丙子年辛丑月癸亥日”，因曲为之说云：“丙子、癸亥，水得东流，故才汗漫而澄清，子卯相刑，晚年多难。”东坡亦云：“退之以磨蝎为身宫，仆以磨蝎为命宫，生平多得谤誉，殆同病也！”星命之说，近于迷信，今故不取。


    欧阳公与其子棐论文，因及东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及我也！”其推许至矣！公殁，文忠为铭其墓。


    苏洵</a>在京修《礼书</a>》，东坡、子由二人均外任，念老苏左右无侍子，子由奏乞留京师养亲。老苏临死以兄太白早亡，子孙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心常耿耿，东坡除丧，即葬姑。后官可荫，推与太白曾孙彭，一门孝友如此，三苏</a>之所以为三苏也，岂徒文章而已哉。


    苏轼</a>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按：世间对于东坡的称号很多，比如髯仙、长帽翁之类，诗人习惯这样称呼他。黄庭坚</a>的诗就说：“翰林若要真学士，唤取儋州秃鬓翁。”赵德麟《侯鲭录》记载这句诗，解释说：“是说苏东坡</a>先生。”同时代的人跟苏轼交往唱和的诗中又有称呼他为“子平”的。比如文与可的诗说：“子平谓我同所嗜，万里书之特相寄。”注解：诗中的子平，就是说的苏轼），世间又称呼他为苏长公（称他弟弟为苏少公），有的称他为大苏或者二苏（按：苏洵的长子苏景先早早去世，记载于欧阳修的《苏洵墓志铭》；黄庭坚的《避暑李氏园》有诗句说“题诗未有惊人句，会唤诗仙苏二来”，就说的苏东坡了。苏轼又私下被黄庭坚称为二丈），世代居住眉山，宋仁宗景祐三年丙子十二月十九日卯时，苏轼出生于纱縠行私人府邸，成年后，留着大胡子，眉毛清朗，背后有黑痣，就像北斗七星，七八岁就会读书，进入乡间学校，拜道士张易简为师。


    有从京城归来的人，将石介的《庆历圣德诗》拿给乡先生看，小苏轼从旁边偷看，问道：“诗里面讲的十一个人是什么人呀？”先生道：“小孩子知道这些干什么？”小苏轼说：“这若是天上的人呢，我自然不敢过问；如果也是人的话，为何不能让我知道呢？”先生认为小苏轼很特别，便全部告诉他，而且说：“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这四个人是世间的杰出人物。”等到苏轼长大以后，回想当年这件事，常常说：“当时虽然不是十分了然师傅的话，可是已经默默记</a>住了这几位先生了！”


    苏轼到十岁上，父亲苏洵游学四方，母亲程氏亲自教他读书，问苏轼关于古今成功失败的教训，总是能讲出大概。母亲曾经读《东汉史·范滂传》，感慨叹息，小苏轼问：“儿子如果做范滂，母亲大人也会允许我这样做吗？”母亲说：“你能做范滂，我难道就做不得范滂母亲吗？”（《后汉书</a>·党锢传》记载：“范滂字孟博，少年时代就有高尚品节，被州里所敬服。建宁二年，朝廷大肆诛杀党人，范滂临刑前，他母亲前来跟他诀别，范滂说：‘希望母亲大人割舍不能忍心的慈爱之恩，切勿增添悲感和哀戚。’母亲说：‘你如今能和李固、杜乔齐名天下，就算死了又有什么遗憾！既然有了美好名声，又想求取长寿，怎么可以鱼掌兼得呢？’范滂跪下听母亲的教导，拜了两拜，跟母亲作别。”)苏轼也奋发自励，要在世上做一番大事业，母亲欢喜地说：“我儿子有出息啊！”等到后来苏轼步入仕途，早年遭受各种毁谤，晚年遇到党禁的祸患，回想当年这段话，怎么能不对之感概万千呢？


    少年时和弟弟苏辙</a>一起师从他们的父亲苏洵，兄弟两个既是朋友，又互相为师傅，苏辙常常说：“哥哥子瞻读书，有的心得跟别人讲，有的心得不跟别人讲，可是都跟我讲，而且说我懂得他。”苏辙又说：“子瞻爱护我时就是哥哥，教诲我时就是师傅。”兄弟二人在六十年里，无论做官隐居、发言或缄默、忧患和欢乐，没有不是息息相关的，就像是一人的手和脚那样关系密切。他俩曾经跟家氏兄弟一起从学于西社的刘微之，这就是宋理宗所说的“西社同门友”了。


    宋仁宗嘉祐二年，苏轼年22岁，春天赶赴礼部科考。仁宗皇帝求才心切，进士等科一次及第的人数多达1300多人。士人素习崇尚奇险、怪癖、生涩的文风，号称“太学体”。当时的翰林学士欧阳修主持贡举，对新出的“太学体”大加贬抑，梅圣俞也参与改卷，看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拿给欧阳修看，欧阳修喜出望外，认为作者是个很特别的学生，想将他列为众多举子的的魁首，又疑心是门下的学生曾巩（字子固，是南丰人）所作，因此为了避嫌，委屈放在第二名。后来苏轼参加春秋对义又获得第一名，等到殿试，与弟弟苏辙二人双双高中进士乙科。仁宗皇帝读到兄弟二人的制策，退朝回到后宫跟皇后说：“我今天为子孙谋得两个宰相！”（欧阳修说苏轼一定能知名于当世，而且写信给梅圣俞说：“读苏轼的文章不觉热汗直流，痛快痛快！老夫应该让出地步，给这个青年出人头地的机会。”听闻的人们开始都哗然不止，很久以后才信服欧阳修的话。）


    及第以后，苏轼自以为报答双亲的日子很多，谁料当年的四月份，母亲程氏突然就去世了。幸而父亲苏洵还康健，苏轼兄弟守丧完毕以后，侍奉父亲乘船出门游历，从蜀地到楚地，坐船六十天，经过十一个郡，二十六个县，然后从荆州陆路抵达京师。


    不久苏轼被授予河南府福昌主簿，正当朝廷寻求直言进谏的士人，欧阳修推荐了苏轼，天章阁待制杨畋也推荐他，并呈上了五十篇苏轼的政论</a>文，于是苏轼入选制科考试，到制策问答时，又进入第三等，被授予大理评事，任凤翔府签书判官。当时做凤翔府知府的是中书舍人宋选，开始想苏轼一介文人，哪有什么办案经验，等看见苏轼判决案件非常敏捷，才愈发重用他。


    宋英宗治平二年，苏轼升任殿中丞，于是从凤翔回到朝廷。英宗皇帝在做皇子时就听说苏轼的大名，想用唐朝的旧例将他招入翰林院掌管制诰，被宰相韩琦劝止。不久，父亲苏洵又去世了，英宗也驾崩了。


    【评论】


    《庆历圣德诗》是石介为了歌颂宋仁宗任用富弼、贾昌朝、余靖、欧阳修、韩琦、范仲淹、蔡襄、杜衍、王素、王拱宸等十一个人而创作的。君王圣明，臣子贤良，互相酬唱诗歌，真是一派盛世景象。当时没有报纸，竟然一首新诗，能传遍天下，即使是四川那边偏远落后的乡村私塾也能见到这诗，先生向学生津津有味地讲解指点，宋代在这个方面可谓是最繁盛的了。


    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是当时的著名大臣，庐陵欧阳修尤其以文章名重天下，穷乡僻壤的学生都知道他的大名，是应该的。可苏轼竟然能将童年时代梦想的大人物，在他成年以后徒步上京城赶考，获取功名以后一个一个地认识，使得功成名就的欧阳修等人发出后生可畏的感叹，这难道不是人生第一件值得得意的事情吗？


    宋代人王宗稷撰写的《东坡年表》记载苏轼出生年月的天干地支为“丙子年辛丑月癸亥日”，因而勉强地解释道：“丙子、癸亥，水向东流，所以才华浩瀚而清澈爽朗，子卯互相伤害，晚年会多灾多难。”苏轼本人也说过：“韩愈</a>是以磨蝎为身宫，我以磨蝎为命宫，平生的毁谤和赞誉无数，大概是有同样的忧患呀！”星辰命运的说法近于迷信，因而如今不采纳。


    欧阳修跟儿子欧阳棐讨论文章时提到苏东坡，感叹道：“你记住我的话，三十年以后世上的人再也不会提及我了！”这可谓极大的推许了！欧阳修死后，苏轼给他撰写了墓志铭。


    苏洵在京城撰写《太常因革礼》，苏轼和苏辙兄弟俩都在地方任职，考虑老父亲身边没有服侍的儿子，苏辙启奏皇帝请求留在京城赡养老父亲。苏洵弥留之际还因为自己的兄长苏太白早早亡故，其儿子孙子</a>还没有立业，自己的妹妹嫁给杜姓人家，死了还没安葬，心里常常愧疚不安，念念不忘。苏轼守孝完后就安葬了姑姑。后来官职可以荫袭，便让给苏太白的曾孙苏彭。一家孝顺友爱以至于此，三苏之所以为三苏，难得仅仅凭借文章而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