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总论

    贤人杰士，必待明君在位，然后出仕，以行其道。此古人所以祝圣主贤臣，一时遇合也(汉王褒有《圣主得贤臣颂》)。然历数专制之史，明君不常有。必待明君在位，而贤人杰士始肯立于其朝，则亦太隘矣(孟子</a>谓伯夷隘，以其不立于恶人之朝也)。且时乱主暗，急需救国之臣，犹之错节盘根，方资锋利之器也。古之大臣，有立身于庸暗之朝，而言听计从，相得益彰，因以成其盖天之勋者，则莫如唐郭忠武王子仪。


    郭忠武之威名，为妇孺所共知。顾多谓忠武际国家多难之秋，天子不得不恃武臣以立国，故忠武握兵自重，而身名俱泰耳。今即其遗传而考之，则知忠武一生所遇，皆极艰难困苦之境。顾能化险为夷，化危为安。而出其百战之勋，再造唐社稷，封王晋爵，大富贵，亦寿考(唐人小说载，子仪见空中灵威五色，现大富贵亦寿考六字)。为间世一出名人者，惟恃忠诚而已。


    古之大臣，得君甚专且久，用是以身许国，发舒抱负，不以谗慝短其气，不以投闲堕其功者，惟管仲</a>之于齐桓、诸葛武侯之于后主。夫齐桓英主，故能毅然决然以任管仲，而竖刁、易牙、开方(三人皆桓公之嬖人)不能惑；武侯在蜀权集于己，德孚于民，虽以后主之庸，故亦拱已以听，不为黄皓(后主时之宦官)所误，而武侯能以功名终。若子仪之所遇者，为唐肃、代、德三宗，事急则求良将，乱平则近小人，既无齐桓仲父之知(齐桓尊管仲为仲父)，复无后主丞相之敬(后主常称武侯为丞相，而不名)，同时如陆贽</a>(字敬舆，谥忠宣，浙江嘉禾人)之贤而不见容，李泌(字长源，唐之政治家)之智而不终用，独子仪终身无所忤，夫岂偶然之遭遇也哉？


    人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莫如蜀汉诸葛公；廓然大公，与世无竞，莫如北宋司马公(名光，字君实，谥文正。河南光山人)。是二人者，一则忠之至，一则诚之至也。郭忠武实兼而有之。夫忠信可及蛮貊，至诚可感金石，而况于人主乎！彼之位极人臣，而主上不嫌其逼；功盖天下，而中外不疑其叛者，皆此忠诚之气，有以感之也。


    我国大一统之朝，声威著于华夷者，厥惟汉唐，而唐尤盛。太宗以旷世之才，东征西讨，北至蒙古，南至安南，东至辽东，西至青海，唐以前之东夷北狄、西戎南蛮，为中国患者，皆一一收为藩属，效顺如犬羊。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至于玄宗，天下声教所被之州，三百二十一；羁縻之州，八百五十六(唐以都督刺史所治之州府号为羁縻，言不能使之改化仅羁縻之而已)，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中外一家，此为极盛。然夷狄之人，往来无阻，因以窥见中朝之治乱，而生其野心，有唐中叶之祸，从此作矣。忠武适于其时，应运而生，中国人民因以免亡国亡种之惨，其关系岂不大哉？


    陆忠宣


    【批评】


    子仪所遭之时势，尚未至十分棘手之时。彼以武人起家，亦未尝有避世之志。及建立功名之后，惧为鱼朝恩、程元振、元载所害，始有引退之心，然卒亦未退。鱼朝恩、程元振、元载见其功高忌之，子仪却始终未与若辈结纳，以求免祸，而祸亦未及。盖其一生待人接物，无非忠诚，故虽奸如鱼朝恩、程元振、元载，暗如肃宗、代宗、德宗，亦皆为其所化。吾人即不能冀公之功业，何弗先学公之忠诚？本章言“今即其遗传而考之，则知忠武一生所遇，皆极艰难困苦之境”，此盖兼个人与大局而言，个人之行为，不谐于俗。既如上述，而当时之大局，则安禄山反，而两京陷；史思明反，而河北失；吐蕃回讫入寇，而西京又失。国家存亡，间不容发。使公图一己之安，削迹而去，则谁以一身，系朝野之望乎？若李泌则不然，忽来忽去，惟欲自全其身，而置国家于不顾，才优于德，不及忠武多矣。


    唐天宝后，以十节度备边。安西节度，抚宁西域，治龟兹(读如邱兹)城，今新疆库车是也；北庭节度，防制突骑施坚昆，治北庭都护府，今吐鲁番是也；河西节度，断隔吐蕃、突厥，治凉州，今甘肃武威县是也；陇右节度，备御羌戎，治邺州，今甘肃西宁是也；朔方节度，捍御突厥，治灵州，今甘肃灵县是也；河东节度，与朔方犄角，以御突厥，治太原府，今山西太原是也；范阳节度，临制奚契丹，治幽州，今直隶顺天是也；平卢节度，镇抚室韦、靺鞨，治营州，今直隶永平县是也；剑南节度，备御吐蕃，南抚蛮獠，治益州，今四川成都是也；岭南节度，绥靖夷獠，治广州，今广东广州是也。又有经略使三，以防海寇：长乐经略，福州领之；东莱经略，莱州领之；东牟经略，登州领之。此唐治外之大略也。


    开元二十一年，分天下为十五道，每道置采访使。十五道者京畿(治西京，今长安)、都畿(治东都，今洛阳)、关内(京官遥领)、河南(治汴，今开封府)、河东(治蒲，今蒲县)、河北(治魏，今大名)、陇右(治鄯，今西宁)、山南东(治襄，今襄阳)、山西(治梁，今汉中)、剑南(治益，今成都)、淮南(治扬，今江都)、江南东(治苏，今吴县)、江西(治洪，今南昌)、黔中(治黔，今重庆)、岭南(治广，今广州)。此唐治内之大略也。


    明万历间人李卓吾</a>，著藏书，为廿一史翻案，内分忠诚大臣、容人大臣等目。郭汾阳宜可入忠诚之列矣，而乃目之为容人大臣，其书之颠倒是非于此可见。


    贤能杰出的人一定要等到圣明君主在位的时候才走上仕途，来施行自己的主张，这就是古人用来赞美圣明天子和贤良大臣风云际会的话（汉代王褒有《圣主得贤臣颂》）。可是历数封建专制社会的历史，圣明君主不会一直出现。如果说一定得等到圣明君主在位，贤能杰出的人才愿意出仕朝廷，也过于狭隘了（孟子说伯夷狭隘，就是因为他不肯为敌人的朝廷做官）。而且时局乱的时候君主又昏庸，急需挽救国家的大臣，这形势好比盘根错节的绳子需要锋利的剪刀才能解开。古代的大臣，有些在昏暗的朝廷做官，对皇帝言听计从，相得益彰，因而成就他那盖世的功勋的，这方面没有比唐代郭子</a>仪更出众的了。


    郭子仪的大名妇孺皆知，只不过大家都认为他是处于国家多灾多难的时期，天子不得不倚靠武臣来扶持国家，所以郭子仪手握重兵，既获得了大名声，也安稳舒泰地度过一世。现在考察他的传记，就会知道郭子仪一生所遇到的都是极为艰难困苦的情况。然而他却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他身经百战，功勋卓著，再造了大唐的江山，封王拜爵，荣华富贵享用不尽，而且活了很大年纪（据唐朝人的小说记载，郭子仪看到天空中有五种色彩，显示出“大富贵亦寿考”六个字），成为几百年才出现的一位大人物。他之所以如此，全是靠的忠心耿耿和诚恳待人罢了。


    古代的大臣中，能一直得到君主的信任，因此将自己奉献给国家，施展抱负，不因谗言而消减自己的志气，不因被闲置而荒废功业的，只有管仲对于齐桓公和诸葛亮</a>对于蜀后主。齐桓公英明果断，所以能毅然决然地重用管仲，不受竖刁、易牙、开方（这三人都受齐桓公宠幸）等人蛊惑；诸葛亮在蜀国大权在握，将德政和公信施泽于百姓，即使蜀后主刘禅昏庸，他也能恭敬地听从孔明</a>的教导，不被自己宠幸的黄皓耽误，诸葛亮最后也获得了不朽的功名。跟这两位相比，郭子仪就没那么幸运，他侍奉过的君主从唐肃宗、唐代宗到唐德宗，国事吃紧时就需要能打仗的将领，战乱平定后就亲近小人们，既没有齐桓公对管仲的知遇（齐桓公尊称管仲为仲父），也没有蜀后主对诸葛亮的尊敬（蜀后主常常称诸葛亮为丞相，不叫姓名），同时代的陆贽（陆贽，字敬舆，谥号为忠宣，是浙江嘉禾人）那么贤能却不容纳，李泌（字长源，唐代的政治家）那么聪慧却没有被重用，只有对子仪的意见一直没有反对，这样的遭遇难道是偶然的吗？


    作为大臣，能够为朝廷勤勤恳恳竭尽心力的，要数蜀汉的诸葛亮为最；要论心胸坦荡，大公无私，与世无争，没有比得上北宋司马光</a>的了。这两人，一个是忠心到了极点，一个真诚到了极点。郭子仪可以说兼有这两人的美好品德。他的忠信都让蛮夷敬服，至诚都能感动金石，何况是皇帝呢！他位极人臣，皇帝不嫌他功高盖主；威震天下，朝廷内外不怀疑他阴谋叛乱，都是因为他的忠信品格感动了人们啊。


    我国大一统的朝廷，国威影响国内外的只有汉朝和唐朝，而唐朝尤其声名远播。唐太宗</a>凭着旷世奇才，东征西讨，北到蒙古地区，南到越南地区，东到朝鲜半岛，西到青海地区，唐朝以前的东夷、北狄、西戎、南蛮曾经是中国的大患，这时候都一一被收编为藩属国，像小羊羔一样向唐朝效命安顺。唐朝直接在他们的部落建立州县，大的地方设立都督府，首领是都督刺史。到了唐玄宗</a>时代，大唐文明教化福泽的州有三百二十一个，不能教化但能管束的州也有八百五十六个（唐代把都督刺史管辖的州府称为羁縻，说是不能让它改化，仅仅是笼络控制）。另外设置十个节度经略使，用以防备边疆。中国和外族像一家人一样杂居，在唐朝最为盛极一时。然而外族在中国畅通无阻，因而窥视到国内的治乱形势，产生了政治野心，中唐时候的祸患，这时便埋下伏笔。郭子仪生逢其时，可谓应运而生，中国人民倚靠他才避免了亡国灭种的惨剧，这其中的关系难道不是很大的么？


    【评论】


    郭子当时仪遭遇的时势，还没到十分棘手的地步。他以武人起家，也不曾有过避世的想法。等到他功成名就以后，因担心遭受到鱼朝恩、程元振、元载等人的陷害，才有过退引的想法，但最终还是没有退隐。鱼朝恩、程元振、元载等人忌惮他功勋卓著，但郭子仪却始终没有与这些人结交，来求得免祸，而且最后也没有惹上灾祸。因为他一辈子待人接物所靠的不过是忠诚二字，所以即使像鱼朝恩、程元振、元载那些人那样奸诈，像三代皇帝那样昏庸，最终也都被他感化。我们后人即使不能建立郭子仪那样的功业，何不先学学他的忠诚？前面说“现在考察他的传记，就会知道郭子仪的一生所遇到的都是极为艰难困苦的情况”，这大约是将个人和局势两方面综合来说，就他个人行为而言，是不合俗流的。像上面说的，当时大的局势就是安禄山造反，致使两京沦陷；史思明造反，致使河北国土沦丧；吐蕃回纥入侵，西京长安又沦陷。国家的存亡就在旦夕之间。假使郭子仪贪图自己的安逸，辞职而去，那么还有谁能牵动着朝廷内外的厚望呢？李泌却不是这样，突然当政，突然隐退，只不过想保全自身，将国家置身事外，才能比德行强，这就是他不如郭子仪的地方。


    唐代天宝年间以后，设置了十个节度以备边患。安西节度，安抚西域诸国，治所在龟兹城，就是现在的新疆库车；北庭节度，防备突骑施和坚昆，治所在北庭都护府，即现在的吐鲁番；河西节度，主要是隔断吐蕃和突厥，治所在凉州，就是今天的甘肃武威；陇右节度，主要抵御羌戎，治所在邺州，就是现在的甘肃西宁；朔方节度，主要抵御突厥，治所在灵州，即现在的甘肃灵县；河东节度，和朔方形成犄角之势，来防御突厥，治所在太原府，就是现在的山西太原；范阳节度，防御奚和契丹，治所在幽州，在如今的直隶省顺天府（今北京）；平卢节度，镇抚室韦、靺鞨，治所在营州，就是如今的直隶永平县；剑南节度，主要防备吐蕃，安抚南边的蛮獠，治所在益州，即如今的四川成都；岭南节度，主要是防备与安抚蛮夷，治所在广州，即如今的广东广州。另外设置三个经略使，来防备海盗：一是长乐经略，管理福州；一是东莱经略，管理莱州；一是东牟经略，管理登州。以上就是唐代对外政策的大概情况。


    开元二十一年，朝廷将全国分为十五个行政区域，各设置一名采访使。这十五道分别是：京畿(治西京，今长安)、都畿(治东都，今洛阳)、关内(京官遥领)、河南(治汴，今开封府)、河东(治蒲，今蒲县)、河北(治魏，今大名)、陇右(治鄯，今西宁)、山南东(治襄，今襄阳)、山西(治梁，今汉中)、剑南(治益，今成都)、淮南(治扬，今江都)、江南东(治苏，今吴县)、江西(治洪今南昌)、黔中(治黔今重庆)、岭南(治广今广州)。这是唐代对内管辖的行政划分。


    明代万历年间的李贽</a>写了一本书叫《藏书》，为二十一史翻案，里面分忠诚大臣和容人大臣等条目。郭子仪很明显应该列入忠诚大臣，可是李贽竟然将他列入容人大臣，可见此人写的书实在是颠倒错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