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著书

3个月前 作者: 孙毓修
    士不立于朝,则昌明学术,以待后之学者。而与其著书,不若订正前人之书,为免无知妄作之嫌也。文公为程门私淑弟子,于其遗书,殆无一字不精熟,知其中颇为后人窜易,非程子之本意。乃反复参订,以复其真。乾道四年书成,九年,又成外书。


    横渠张子,关中大儒,士子宗师。尝于学堂双牖,左书《砭愚》,右书《订顽》。伊川改曰《东铭》、《西铭</a>》,尝言《西铭》明理一而分殊,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a>性善、养气之论同功。游其门者,必令看《大学</a>》《西铭》。文公发明其义,成《西铭解义》。


    濂溪周子,著《太极图》,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又著《通书》四十篇,发明太极之蕴,其言约而道大,文质而义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于学者。世误以图为书之卒章,使周子立象尽意之微指,暗而不明。文公厘正其失,作《太极图说</a>解》、《通书解》。《西铭解义》《太极图说》二书,至晚年始出以授学者,盖慎之至也。


    读近代文集及记事之书,所载宋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补于世教。然以其散出而无统也,既莫究其始终表里之会,而又汨于虚浮诡诞之说。于是采取其要,撰《名臣言行录》,盖与《伊洛渊源录</a>》相表里云。


    居母氏丧,则撰家礼</a>,以复古制。顾吾人于朱子之书,所最不可一日废者,其《小学</a>》《近思录</a>》乎。《近思录》掇取周程张四子之言,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作后学入门之阶梯,总六百二十二条。助成之者,东莱吕子也。《小学》一书,做人样子,最为切要,自序云:


    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之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而无扞格不胜之患也。今其全书虽不可见,而杂出于传记者亦多,读者往往直以古今异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无古今之异者,固未始不可行也。今颇搜辑以为此书,授之童蒙,资其讲习,庶几有补于风化之万一云尔。淳熙丁未三月朝旦晦庵题。


    盖文公既发挥《大学》,以开悟学者,又惧其失序无本,而不能以有进也,乃辑此书,以训蒙士,使培其根以达其支。内篇四:曰立教,曰明伦,曰敬身,曰稽古。外篇二:曰嘉言,曰善行。修身之事,此略备焉。


    司马温公受诏编集《资治通鉴</a>》,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语,别为目录三十卷。晚病本书太详,目录太简,更著《举要》历八十卷,以适厥中,而未成也。至绍兴初,南阳胡文定公始复因公遗稿,修成《举要补遗》若干卷,则其文愈约而事愈备矣。朱子犹病其识之弗强,不能有以领其要而及其详也,乃别为义例,增损隐括,而成《资治通鉴纲目</a>》。法《春秋</a>》,寓褒贬于书法之中,上下千有余年,乱臣贼子,真无所匿其形矣。


    【批评】


    世之汲汲求仕者,莫不曰为欲行所学也。使其果有实学,则吾身即不用,而讲学著书,亦未尝不可以行道。观朱子身虽在野,其学说足定一世之耳目,其遗书可正万代之人心,吾道岂非已大行乎?今人一出学堂,即想利禄,操教科报章之学,谓即可以治天下,学堂愈多而学风愈坏,学生日多而学人日少,言之慨然。


    理学始于宋,而周程张四子为之魁,朱子于周子则解其《通书》与《太极图说》,于二程</a>子则订其遗书,于张子则注其《西铭》,不愧集大成者也。


    《五朝名臣言行录》十卷,《三朝名臣言行录》十四卷,皆朱子撰。五朝为开国至英宗,三朝则英宗以后至徽宗也。朋溪李士英又撰《皇朝名臣言行续录》八卷,《四朝名臣言行录》二十六卷,《皇朝道学名臣言行外录》十七卷。今有合刻本。


    《近思录》有江永</a>注本,《小学》注者不一家,近通行高愈本。同治间,湘乡罗忠节公泽南因朱子之书,撰《小学韵语</a>》,简明易诵,有子弟者,不可不置一本也。有苏州书局刻本。


    温公《资治通鉴》,上起战国,是明示人以继春秋之后矣,而不敢于书法寓褒贬,则温公之谦也。朱子改为纲目,与蔡季通书云,“通鉴节本,只名纲目,取一纲举众目张之义。”其实纲即拟经,目即拟传,最足正温公之书者,于三国之帝刘黜魏是也。


    士子如果不在朝廷中做官那就研究阐述学</a>问,以等待后来的学者。与其自己写书,不如修订矫正前人所写的书,以避免出现无知而任意胡为的嫌疑。朱熹</a>对程氏敬仰而不能从学,自以为其弟子,对程氏的著书,没有一个字不研习精熟,知道这其中有一些被后人私自篡改,不是程氏的本来意思,于是多次修订他们的书,恢复其真实面貌。乾道四年修订完成《程氏遗书》,乾道九年补修成《程氏外书》。


    横渠先生张载</a>是关中地区的大儒、士子们的宗师,曾经在学堂的两个窗户上左边写《砭愚》一文,右边写《订顽》一文。伊川先生改称为《东铭》、《西铭》,曾说《西铭》是明确了理学根本是一样的但发散开来却各有不同,拓展了以前圣贤没有阐述的内容,和孟子的人性本善、保养元气的观点有同样的效果。对随他求学的人,一定会让其看《大学》、《西铭》两篇文章。朱熹阐述其中的义理编写成《西铭解义》。


    濂溪先生周敦颐</a>作《太极图》,明晰天理的根本,寻究世间万物的始终,又写了《通书》四十篇,阐述太极的内涵,语言简练而道理博大,文章朴实而义理精微,得到了孔子</a>和孟子思</a>想的根本宗旨,对学习的人非常有利。世人误认为《太极图》是整本书的结尾末节,使得周敦颐通过取法万物形象来表达思想的精深微妙的意旨,变得晦暗不明。朱熹纠正了这种错误,写了《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太极图说》这两本书等到朱熹晚年的时候才拿出来传授给别人,由此可见朱熹治学谨慎到</a>极致。


    他阅读近代的文集和记事的书,觉得记载宋代著名大臣言语行为的事迹,对社会教育很有补充作用。然而因为这些书籍出自不同人之手,没有统一整理。既无法追究其始终表里的来龙去脉,又陷于虚伪浮夸荒诞的学说。于是选取其中的纲要,撰写了《名臣言行录》,这与《伊洛渊源录》互相配合印证。


    朱熹为母亲守丧期间,撰写了《家礼》,来恢复古代礼制。细数我们对于朱熹的著作之中,一天也不能荒废的就是《小学》和《近思录》。《近思录》摘取周敦颐、二程、张载四家的言论,主要是关乎圣贤大道且跟平时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作为后来学习之人入门的阶梯,一共有六百二十二条。帮助他写成此书的,是吕东莱。《小学》一书中,强调立身处世的规矩最为重要,朱熹自己作序说:


    古代小学教导人洒水扫地、沟通交流、行为举止的节度,以及爱戴亲人、尊敬长辈、尊崇老师、亲近朋友的道理,这都是用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一定要在孩子小的时候进行讲解练习,让孩子学习与智力一同增长,感化于善行并根植于内心,而不会产生抵触情绪和格格不入的隐患。现在前人所做的《小学》一书全文虽然看不到了,但在不同的传记中体现出的内容也很多,读者往往因为固执于古今礼法制度不同而不愿意学习,竟然不知道那些没有古今差异的,也未必不能够实行。现在搜集整理到一些内容编辑成此书,传授给儿童,作为给老师讲授之用,或许可以对风俗教育起到一点补充教育的作用吧。淳熙丁未三月朝旦,晦庵题。


    朱熹把《大学》的意思充分表达出来,以使学习之人开智悟理后,又担心失去常规没有参照,不能找到进步的载体,于是编辑这本书,来教导幼童学者,使他们能够扎好根基以通达其枝节,内篇一共有四章,分别叫做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外篇有两章,分别为嘉言和善行。修身的事,这里基本说的比较完备了。


    司马光</a>接受诏令编纂《资治通鉴》,完成以后又摘取其中精粹切要的内容,另行编写目录三十卷。晚年他不满《资治通鉴》原书太过于详细,目录太过于简练,又计划编写《举要》共八十卷,以符合中正之道,可惜没有完成。等到绍兴初年,南阳胡文定开始在司马光遗稿的基础上,修编成《举要补遗》若干卷,其文笔更加简约而叙事更加完备。朱熹仍然不满其见识不强,不能够领会原文的要旨、探及其详细含义,于是另外撰写阐明义理的事例,增加删减,矫正规范,著成《资治通鉴纲目》。该书效法《春秋》写作风格,将对人物的褒贬寄托在文章之中,文章上下横跨一千多年历史,乱臣贼子的所作所为都被记录下来,无法再隐匿其恶行。


    【评论】


    世上热衷于追求官职的人,无不说想要践行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假如他们果真有真才实学,那么即使我自己得不到任用,而去传道讲学写书,也未尝不能践行大道。看朱熹虽然身在民间,但他的学说足以决定一代人的见识,留下的著作可以端正万代人的心性,圣贤之道岂不是已经盛行起来了吗?现在的人刚迈出学校,就想着功名利禄,拿着教科书里文章的那点知识,就说可以治理天下了,学校越多学习风气反而越坏,学生日益增多但能踏实学习的人日益减少,说到这里不禁让人为之感慨啊。


    理学研究开始于宋朝,周敦颐、二程、张载四位学者作为其中的魁首,对于周敦颐,朱熹解析了他写的《通书》和《太极图说》;对于二程,则修订了《程氏遗书》《程氏外书》;对于张载,则注解他写的《西铭》,朱熹不愧是理学集大成的学者。


    《五朝名臣言行录》共十卷,《三朝名臣言行录》共十四卷,都是朱熹撰写的。五朝为宋朝开国以来到宋英宗,三朝是从宋英宗以后到宋徽宗</a>。朋溪人李士英(李幼武)又撰写了《皇朝名臣言行续录》共八卷、《四朝名臣言行录》共二十六卷、《皇朝道学名臣言行外录》共十七卷,现在有合订本。


    《近思录》有江永注解的版本,注解《小学》的不止一家,近年通行的版本是高愈注解本。清朝同治年间,湘乡罗忠节公(罗泽南</a>)根据朱熹的《小学》,撰写了《小学韵语》,简单明了,容易朗诵,家中有上学的孩子的,不能不买一本使用。有苏州书局翻刻的版本。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记事最早到战国时期,明确告诉世人这本书接着《春秋》记事时代之后的,不敢在《春秋》已经记载的事情上再做褒贬,这体现出司马光的谦虚。朱熹著书时改为《资治通鉴纲目》,在与蔡季通的书信中说</a>“通鉴的节选版本,只取名叫做纲目,是取抓住事物的关键就可以带动其他环节的意思”。实际上“纲”就好比是简练的“经”,“目”就好比是内容丰富的“传”,最能够订正司马光这本书的,是在撰写三国时尊奉刘备为正统而贬低魏武帝</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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