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廷对

    方高宗之南渡也，中原失陷，父兄羁虏，虽有张浚</a>、韩世忠、刘锜、岳飞</a>为之将，而信用秦桧</a>，抑战士之怒，不惜忍辱负耻，以与敌和。正人君子，始则力争之而不得，则相率归田里，而不复立于其朝。文公之父，亦以此而去。文公壮时，既志在求学，而未暇谈国家之大计，亦以朝政颠倒，尚非弹冠之时，宁沉沦</a>于草野耳。幼学壮行之志，岂其一日忘哉。


    绍兴三十二年，六月，高宗内禅。孝宗即位，诏求直言。朱子应诏上封事，略言：


    圣躬虽未有阙失，而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朝政虽未有阙遗，而修攘之计，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虽不可遍以疏举，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亲御简策，不过讽诵文辞，吟咏情性。比年以来，欲求大道之要，又颇留意于老子</a>释氏之书，记讼词藻，非所以贯本末而立大中。夫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


    中云：“今日之计，不过修政事、攘夷狄。然计不时定者，讲和之说疑之也。今敌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不可和也，义理明矣。知义理之不可为，而犹为之，以有利而无害也。以臣策之，所谓和者，有百害而无一利，何苦而必为之？顾畴咨大臣，总揽群策，鉴失之之由，求应之之术，断以义理之公，参以利害之实，闭关绝约，任贤使能，立纪纲，厉风俗，使吾修政事攘夷狄之外，孑然无一毫可恃，以为迁延中已之资，而不敢怀顷刻自安之意。然后将相军民，无不晓然知陛下之志，更相激厉，以图事功。数年之外，志定气饱，国富兵强，视吾力之强弱，观彼衅之浅深，徐起而图之。中原故地，不为吾有，而将焉往？”


    末云：“四海利病，系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系守令之贤否。监司者，守令之纲，朝廷者，监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陛下以为今日之监司，奸贼狼籍，群虐以病民者，谁则非宰政台谏之亲旧宾客乎？其已失势者，既按见其交私之状，而斥去之，尚在势者，岂无其人，顾陛下无自而知之耳。


    孝宗隆兴元年，召赴行在（行在，谓临安也，亦曰行都），辞不获命。其年十一月，奏事垂拱殿。时宋遣王之望</a>使金约和，未还，宰臣汤思退等，皆主和议，而近习曾觌</a>、龙大渊招权。文公将趋朝命，问延平所宜言。延平以为今日三纲不立，义利不分，故中国之道衰，而夷狄盛，人皆趋利不顾义，而主势孤。文公即用其说以对。第一札谓制治之原，莫急于讲学，略云：


    陛下虽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尝随事以观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尝即理以应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举措之间，动涉疑贰，听纳之际，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


    第二札谓经世之务，莫大于复仇，略云：


    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发于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专出于一己之私。然则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是皆天理之同然，非人欲之私忿也。


    第三札谓德业成败则决于君子小人之用舍，略云：


    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于威强，而在于德业，其备不在于边境，而在于朝廷，其具不在于号令，而在于纪纲。今日谏诤之用途尚壅，佞幸之势方张。爵赏易致，而威罚不行，民力已殚，而国用未节，则业未可谓修，朝廷未可谓正，纪纲未可谓立。凡古先圣王所以强本折衡，威制夷狄之道，皆未可谓备。


    文公之言，可为至矣。孝宗闻第一奏，颜色温粹，酬答如响，闻第二第三奏，则默然不答。寻除武学博士，拜命而归。


    【批评】


    格物致知，世以为儒生之业，一日万几之帝王，何暇作此迂阔之谈。不知治天下者，此其本也。本之不立，虽有海军之强如英国，陆军之精如德国，工商之富如美国，而以雄才大略，如秦皇汉武者为之君，竭忠尽虑，如诸葛武侯者为之相，战必胜，攻必取，如孙吴卫霍者为之将，亦不能措国家于长治久安之途者也。


    三札所陈，不出封事之意，而辞气则又剀切矣。朱子初无意于为文，而读其奏议，理明辞达，切至动人。学作文字者，须与于此等文求之。


    朱子之谏孝宗，以讲学为制治之原，复仇为经世之要，退小人、进君子，为下手之方。呜呼，尽之矣！无论专制之朝，共和之世，未有如此而不兴，不如此而不亡者也。


    朱子之学，受于延平，奏对之言，亦本于延平。延平沉沦草野，避世若浼，其致君泽民之意，发于门弟子，洵文中子</a>（隋时，王通</a>隐居河汾，唐初宰辅如魏征辈，皆其门人，著《文中子》）一流人物也。


    宋高宗</a>南渡的时候，中原地区沦陷，宋高宗的父亲宋徽宗</a>和哥哥宋钦宗都被俘虏，虽然有张浚、韩世忠、刘锜、岳飞担任将领，但朝廷信任使用秦桧，压制战士们的丧国之怒，不惜忍受背负耻辱，和敌人议和。品行端正的人开始的时候竭力劝阻而无法实现，于是相继回家，不再担任朝中职务。朱熹</a>的父亲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辞官。朱熹壮年的时候，立志于.探求学问，没有时间谈论国家大政方针，也是因为朝廷政治昏暗，还不是可以出仕的时候，所以宁愿流落在民间。但他幼时勤于学习、壮年施展抱负的志向，哪一天曾忘记？


    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宋高宗禅位于宋孝宗。孝宗即位后，下诏寻求正直的言论谏诤，朱熹按照皇帝的诏命上呈密封奏章。简要说明如下：


    皇帝虽然没有过失，但如何做帝王的学问不能不熟悉，朝廷政事虽然没有疏忽，但是内修政教、外御强敌的战略不可以不趁早制定。各种利害关系，虽然不能够全部逐条列举，然而根本核心的东西，却不能够不留心注意。陛下在修养德性的初期，亲自批阅奏疏，不过是诵读诗文章句，通过吟咏文章提高品性修养。近年来，想要寻求治国理政的核心关键，但却又特别重视道家佛教的书籍，背诵经文词藻，这不是贯穿事物本末、建立大中至正之道的要领。帝王的学问，必须先穷究事物的本原而获得，以便透彻地认识事物的变化，使世间万物的道理，都能存在于心中，对事物的纤细微末之处全都看得透彻，就会自然意念真诚，心地端正，而可以治理好天下的事情了。


    文章中间说：“当前的方针，不外乎修明朝政，抵御外敌，然而这个方针之所以不能及时制定，就是因为受主和言论的影响。金朝对宋朝，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双方不可能和议，这个道理明摆着。明白按道理不能做却偏要做，那是因为其中有利益而没有害处。在我看来，所谓的主和，对我们有百害而无一利，何苦一定要这么做？应当咨询访求大臣的意见，综合考虑所有计策，分析以前失败的缘由，而去寻找应对当前形势的方法。坚决果断按照公认的道理，结合利害关系的实际，封闭关隘，断绝和约，任用贤明能干的人才，确立国家法度，纯洁士风民俗，使我们在修明朝政、抵御外敌之外，其他的没有丝毫可以依赖作为拖延的资本，而不敢有一点自以为安的想法。然后将军宰相、士兵百姓，都明白陛下的志向，会更加相互激励来为国家建功立业。几年以后，国家上下意志坚定，气势饱满，国家富足，军队强大，再根据我国力量的强弱，观察敌人挑起争端的程度，慢慢积蓄力量设法打败他们。中原地区沦陷的土地，不回到我们国家，还能归到哪里去？”


    文章最后说:“全国的利害，取决于百姓的快乐与否，百姓的安危忧乐，取决于地方官员是否贤明。负责监察辖区官吏的监司，是地方官员的表率，朝廷又是监司的根本所在。要让百姓得到恰当的安排，根本之所，是在于朝廷。陛下看现在的监司，那些狼狈为奸、贪赃枉法，大规模虐待伤害百姓的人，哪个不是宰相、台谏的亲戚、故旧、门客呢？他们中已失去权势的人，已经查出他们结党营私的实情，而罢黜了他们，但是还在当权的人，难道没有做出这样事的吗？只是陛下自己不知道罢了。”


    宋孝宗隆兴元年，朝廷召令朱熹赶赴皇帝住所（行在，是指临安，也叫行都），朱熹推辞拒绝前往。当年十一月，朱熹受命在垂拱殿奏事。当时宋朝派遣王之望到金朝约定和议，还没有回来。宰相汤思退等人都主张和议，而君主宠爱的亲信曾觌、龙大渊等人正掌权。朱熹将入朝赴命之前，咨询老师李延平自己适合说什么。李延平认为当前纲常失序，公义和利益没有区别，所以宋朝的世道衰微，而夷狄的气势强盛，人们都追逐利益而不考虑忠义，皇上势单力薄。朱熹就按李延平的意思来上奏。第一篇文章说治理国家的根本，没有比讲学更急迫的，概述如下：


    陛下虽然有生而知之的秉性、超乎世人的德性，然而没有根据事物来考究道理。因此，天下的道理，有很多还没有认识到，无法运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因此，天下的事，有很多没有搞明白，导致有些措施常常疑惑不定，听言纳谏的时候，难免会被欺骗蒙蔽，平定治理国家的效果因此没有显现出来。


    第二篇文章叫做治理国事的要务，没有比复仇更重要的了，概述如下：


    欺侮君王和父母的仇恨，不共戴天。只要存有君臣父子忠孝之情的人，就会产生无法自我控制的极大痛楚的相同感情，而不是仅出于个人的私情。然而现在所应当做的，除了主战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复仇，除了守住城池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取胜，这都是天理如此，而不是发自人欲的私怨。


    第三篇文章叫做德行与功业的成败取决于是用君子还是小人，概述如下：


    抵抗防御夷狄入侵的手段，根本不在于军事的强盛与否，而是在于德行功业，守备关键不在于边境，而在于朝廷，攻守器具不在于号令，而在于纲常秩序。如今谏言献策的途径仍被壅塞，佞臣小人的势力正不断壮大。爵位赏赐容易得到，但是惩罚却难以落实，民众的物力财力已经用完，但是国家的花费用度却不知节俭，那么德业不能算是修成了，朝廷不能算是持守正道了，纲纪不能算是树立起来了。那些古代圣贤君王制定的夯实国家基础、靠威力制衡夷狄的策略，都不算是周全完备。


    朱熹的话，可以说是至理之言。宋孝宗听到第一篇奏章时面色温和，应答声音还很洪亮，听到第二、三篇奏章时则默默不语。不久提拔朱熹为武学博士，朱熹拜受诏命而回。


    【评论】


    格物致知，历代以来都是儒生研究的内容，每天日理万机的帝王，哪里有时间进行如此不切实际的谈论？不知道治理天下，这才是根本。根本没有树立起来，即使有英国那样强大的海军，德国那么精锐的陆军，美国那么富强的工商业，有像秦始皇</a>、汉武帝那样的雄才大略担任君主，有像诸葛亮</a>那样尽忠职守的人担任宰相，有像孙膑</a>、吴起</a>、卫青、霍去病那样战必胜攻必取的人担任将军，也不能把国家引导到长治久安的道路上啊。


    三篇文章所陈述</a>的，没有脱离密奏的意思，而同时修辞语气又切中事理，朱熹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在文章辞藻上刻意雕琢，但读他的奏议文章，道理清楚，语言通畅，深刻动人。学习写文章的人，必须要达到这种文章的标准。


    朱熹谏言宋孝宗，将讲学作为治理国家的本源，将复仇作为治理国事的要务，将罢黜小人、擢用君子作为施政的切入点。这几篇文章把治国的道理都阐述全了，无论是专制体制的朝代还是共和体制的国家，没有这样做而不兴盛的，不这样做而不灭亡的啊。


    朱熹的学问，受教于李延平，此番上奏的文章，也是源于李延平。他隐居民间，逃避恶俗如同污泥浊水，但其辅佐君主、造福百姓的想法通过门人弟子而得到阐发，实在是像文中子王通（隋朝时期，王通隐居河汾。唐朝初年的辅政大臣例如魏征等人都是他的门人，著有《文中子》一书）这样的一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