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入巴颜军
3个月前 作者: 孙毓修
文山至临安,除知临安府,辞不拜。欲面见皇帝,陈安危大计,又不得见。第奉命守独松关而已,他事非所宜闻也。元兵日逼,宰相留梦炎惧而逃。此皆庸臣,可与共安乐而不可与共患难。爱国之士,一息尚存,此志不肯少懈。岁寒乃知松柏也。文山倡议四事如下:
一、安排吉王、信王(吉王,帝显之兄,名昰。信王,帝显之弟,名昺)离京,分赴闽广。万一国都有变,两王仍可在闽广重立。
二、以福王或沂王判临安,以系人望。而己为副,以辅之。
三、请帝后密移他邑,以免徽钦之辱(徽、钦二帝为金人所执)。
四、请将京师义士二十万,与城内外军数万人,隶于张世杰,与元兵决一死战。议上,政府采用其第一条,余皆不从。
恭宗二年(德祐二年)正月十八日,元将巴颜(旧作伯颜)至皋亭山(在今杭县东北),距临安只三十里。宰相陈宜中、张世杰又步留梦炎之后尘而逃。文山代宜中为右相,诸路军马,皆归其都督。此时也,身担军国之重任,指挥天下,宜可以奏其效,而惜乎见用之太晚也。
元兵屯榷木教场,城中兵将官,纷纷自往纳降。文山欲召富阳(今浙江富阳县)兵入城,已不及。帝后亲贵,百万生灵,立有鱼肉之忧。元人按兵不动,遣使约宋廷大臣相见。诸执政侍从,聚议终日,皆不知计之所出。文山念事已至此,不能爱一身,决计亲往巴颜处,掉三寸不烂之舌,如苏秦、张仪游说之故事,或足以延宋祚于一线。遂与吴坚同往。怀必死之心,入虎狼之地,无异荆卿之赴秦,虽白衣冠送之可也(燕太子丹使荆卿刺秦王,送之于易水之上,知其必死,皆着白衣冠送之)。
文山至元军,因说巴颜曰:“宋承帝王正统,非辽金比。今北朝将欲以为与国乎?将欲毁其宗社乎?若以为与国,则宜退兵平江或嘉兴,然后议岁币,金帛犒师,北朝全师以还,此不战而胜,策之上者也。若欲毁其宗社,则两淮、两浙、闽广,尚多未下。穷兵取之,利钝未可知。假能尽取,豪杰并起,兵连祸结,必自此始。”
巴颜动之以威,文山谓:“我是状元宰相,富贵已极,所欠者一死报国耳。国存与存,国亡与亡。刀锯在前,鼎镬在后,非所惧也。”巴颜连呼好男子,因曰:“前日已遣程鹏飞诣宋太皇太后帘前,亲听处分。侯鹏飞至,即与丞相定议。”
巴颜见文山举动不常,疑有异志,留之军中,遣吴坚还。文山怒,数请归,曰:“我之此来,为两国大事,何故留我?”巴颜曰:“勿怒。君为宋大臣,责任非轻。今日之事,正当与我共之。”盖元人知宋延诸臣,皆碌碌不足畏,所足畏者文山,故不肯放还也。
是日,文山宿元营,关怀国事,忧心如焚。时正月下旬,寒威未解,昼短夜长。听牧马之悲鸣,数营门之更鼓,度一刻如一岁。鸣呼!一夜甚短也,而汉族之运命,已尽于此一夜中。明日,巴颜召文山至大营,则峨冠博带,济济一堂者,皆宋之大臣也。其人为吴坚、贾余庆、谢堂、家铉翁</a>、刘岊、吕师孟。问其何事来此,则为奉降表而来也。文山知大事已去,自悔不应轻离朝廷,使逢迎畏死之徒,得乘隙而卖国。悲愤交加,早拼一死。于是痛责巴颜失信,又大骂吴坚辈,忘恩负义,慷慨激烈,闻者愧之。
巴颜遣人入临安,改临安为两浙大都督府。强令宋太后手写降书,又令其檄谕州县,同时迎降,不得抗拒;诸大臣皆署名,独家铉翁不肯(铉翁,眉州人,字则堂,宋亡居不仕)。巴颜尽驱帝后嫔妃北行,封府库,收图书,及百司符印、告敕;罢官府及侍卫军,解散勤王之师。南宋亡。其时为恭宗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即民国前六百三十七年。
【批评】
孟子</a>曰:“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此言岂不信哉。南宋之季,外患日迫,虽以公忠体国之大臣当之,犹恐不胜。乃其当国者,非奸即庸,知有家而不知有国,知有私而不知有公。所以自伐其国者,至矣尽矣。及至祸悬眉睫,则一逃可也,一降可也,如留梦炎、陈宜中辈。岂不令人可恨?
文山所陈四事,纵政府依之,亦恐无补于大局。事虽无聊,亦所谓我尽我心耳。
文山轻身入元军,实是失计。说者谓同朝诸臣,有意相陷,而公竟中其计也。小人之与君子,本不两立,不能谓同朝者之无比心。而文山亦有深意,此时和、战皆不可恃,意欲冒险一往,如能以口舌动之,则可达到缓兵之目的;即不能,亦得觇元人之虚实,归筹抵御之方。盖自与元交涉以来,元人未尝有羁留使臣之事。文山故恃此而无恐也,卒至羁留虏中,求死不得。虽智虑之未周,而其志固可与日月争光矣。
处恶社会之中,而能卓然自立,不随波逐流而去者,惟圣贤志士为然。下此者不能矣。有好社会,即有好人。此中之关系,犹农夫之种瓜自然得瓜,种豆自然得豆。朝政清明,奖善惩恶,则社会日趋于善矣。北宋真宗</a>、仁宗之时,正人君子,相望于朝,祥光满天,如景星</a>庆云。盖由于上有善政,故下有良俗,而朝野有善人也。至宋季则反是。此非个人之无良也。盖无论在朝在野,皆为恶社会所熏陶浸灌,则亦日趋于恶,而不自知矣。明乎此,则可不恨贾似道</a>、陈宜中、吕文焕辈。有识者观今日之社会,更不暇为宋人忧也。
清蒋士诠作《冬青树传奇》,即记宋亡国之事。内有留营一出,即记文山之事。中描写降元诸臣丑态,虽近于谑,要足见若辈之心事也。
文天祥</a>到了临安,朝廷授他为临安知府,他辞谢没有接受。他想要面见恭帝,陈奏国家安危的大计,又不得见。但奉命驻守独松关而已,其他的事不是他所能参与的了。那时元兵一天逼近一天,局势已经十分危急,宰相留梦炎竟吓得逃走了。可见庸碌之臣,只知道误国害民,只可与他共安乐而不可共患难。爱国之士,只要一息尚存,守卫国家的意愿就不会有一点点的松懈。真是“岁寒乃知松柏也”。当时文天祥便倡议四事如下:
一、安排吉王、信王(吉王,是恭帝之兄,名昰;信王,是恭帝之弟,名昺)离开京城,分赴闽广两地。万一国都有变,两王仍可在闽广重立。
二、以福王或沂王守临安府(以大兼小谓之判),以维系朝廷人望,而自己为副职,来辅佐福王。
三、请皇帝、皇后秘密移居别邑,以避免遭受徽、钦之辱(徽宗、钦宗为金人所捉,死于五国城)。
四、请求带领京师义士二十万人,与城内外军队数万人,隶属于张世杰统一指挥,与元兵决一死战。他这四条建议奏上去之后,政府只采用了第一条,其余的都置之不用。
恭宗二年(德祐二年)正月十八日,元将巴颜率大军到皋亭山(在今杭县东北),离临安只有三十里了。可笑宰相陈宜中和张世杰,又步留梦炎的后尘,弃职而逃。陈张既逃,于是文天祥才得着大用的机会,朝廷拜他代陈宜中为相,各路的军马,都归他节制指挥。此时,他身担军国的重任,指挥天下,本可以抵御元兵,但是大势已去,不可挽回,到这时才用他,已经太迟了!
这时元兵屯扎在榷木教场,宋城中的将士和兵卒,都纷纷自己前去投降。文天祥想召集富阳(今浙江富阳县)的兵进城,已经来不及了。此时皇帝、后妃和一般亲贵以及百万生灵,都如釜中之鱼,顷刻就有生命的危险。元人却按兵不动,遣使约宋朝的大臣相见。一般执政的人和侍从,聚议终日,终想不出妥当的计策来。文天祥看见事情已弄到这种地步,不能再爱惜一身,便决计亲往巴颜处,想以三寸之舌,如从前苏秦、张仪游说各国一样,或者有延长宋朝江山的一线希望。便决定和吴坚同到元营。他们怀着必死之心,进入虎狼之地,无异于战国时荆轲赴秦,即使是身着白衣白冠,送他也是可以的(燕太子丹,派荆卿刺杀秦王,太子丹送他到易水之上,知道他一定会死,都身穿白衣白冠为他送行)。
文天祥到元军中后,便游说巴颜道:“宋朝秉承了帝王的正统,非辽、金可比。现在北朝(指元人)是想以宋为友善之国呢?还是想要毁灭他呢?若是想以宋为友善之国,那么应该退兵到平江或嘉兴,然后再议岁币(北宋时每年纳钱币于契丹国,谓之岁币)及犒赏军士的金帛,北朝全师而还。这是不战而胜,是计策中的上上之策;若是真个要毁灭宋朝,那么现在两淮、两浙及闽广等处,尚有许多地方没有攻下。假如你们穷兵黩武去略取,结果是利是害,还不可知,即使尽数取得,而天下的豪杰必定同时并起,从此兵连祸结,更不堪设想了。”
巴颜用威势来胁迫文天祥,文天祥道:“我是状元宰相,富贵已极,所欠缺的只是以一死来报国罢了。国存与存,国亡与亡。即使刀锯在前,鼎镬在后,也不是我所惧怕的。”巴颜连称好男子,并道:“前天我已经派遣程鹏飞到宋朝的太皇太后帘前,亲听处分。等鹏飞回来,再和丞相定议。”
巴颜看见文天祥举止不同寻常,疑心他怀有异志,便把他留在军中,只遣和他同来的吴坚回去。文天祥很生气,屡次要求回去,道:“我到这里来,为的是两国大事,为什么把我留在这里?”巴颜假意劝他:“请别发怒。您是宋朝大臣,责任不轻。今天的事,正应当与我一起担当。”依旧把他留在军中。因为元人知道宋朝的一班大臣,都是庸庸碌碌的人,不足畏惧,所可怕的只有文天祥一个人,所以不肯放他回去。
这一天文天祥便住宿在元营。他关怀国事,欲归不得,弄得他忧心如焚。这时正是正月下旬,寒威未解,昼短夜长,他身羁元营,听牧马的悲鸣,数营门的更鼓,过一刻如一年,他是多么的忧愤悲哀啊!一夜实在是很短的一刹那间,而汉族的命运,也就在于这一夜中了!第二天,巴颜召文天祥到大营,他看见峨冠博带济济一堂的,都是宋朝的大臣,如吴坚、贾余庆、谢堂、家铉翁、刘岊(音“节”)、吕师孟等,一班日日同朝的人,都在那里。问他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却是为奉降表而来。文天祥知道大势已去,自悔不应该轻离朝廷,以致逢迎怕死之徒,得以乘此机会卖国。他悲愤填胸,早拼一死,于是痛骂巴颜失信,又大骂吴坚这一班卖国贼忘恩负义,慷慨激烈,使听的人惭愧得无地自容。
巴颜遣人到临安城,改临安为两浙大都督府。强迫宋太后手写降书,又逼她檄谕各州县,同时迎降,不得抗拒;各大臣都在降书上署名,独有家铉翁(家铉翁,眉州人,字则堂,宋朝亡后,他隐居不出)一个人不肯签名。巴颜把皇帝的后妃等,尽数押到北地。封了府库,收缴图书,以及百司的符印、告敕;罢官府及侍卫军,解散了勤王的军队。于是乎南宋亡了!其时是恭宗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即民国前六百三十七年。
【评论】
孟子曾说:“一个国家必定先种下了被伐的恶因,然后才会遭人来讨伐的结果。”这话怎么能不信呢。南宋末年,外患日益严重,即使以尽忠为国的大臣执政,犹恐不能挽救大局。何况当时的当权者,不是奸臣就是庸才,他们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国,只知有私而不知有公。所以,为国家造下恶因的人多的是,等到祸悬迫在眉睫了,则要么选择逃跑,要么选择投降,如留梦炎、陈宜中等人。这难道不令人可恨?
文天祥所陈述</a>的四件事,纵使政府全部采纳了,恐怕也无补于大局了。事情虽已没什么用,但也正所谓我尽我的心意罢了。
文天祥轻率亲身进入元军,实在是失策。有人说这是同朝的众多大臣,有意陷害他,而他竟然中了他们的计。小人之与君子,本就是对立的,不能说同朝为官之人没有结党的心。而文天祥决定去也有深意。此时对于宋来说,和与战都已不可倚恃,因此他想冒险前往,如果能以口舌说动巴颜,则可以达到缓兵的目的;即便不能,也能够偷偷察看元军的虚实,回来后可筹划抵御的方略。因为自从与元交涉以来,元人还没有过羁留使臣的事情。文天祥凭此而有恃无恐,最后导至被羁留在元军中,求死不得。虽然这是智虑不周全造成的,但他的志向却可与日月争辉了。
处在险恶的社会之中,能够卓然自立而不随波逐流的,只有圣贤志士,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人能够做到了。在良善的社会中,便会有良善之人。这其中的关系,就像农夫种瓜自然得瓜、种豆自然得豆一样。如果朝政清明,奖善惩恶,那么社会就会日趋于良善。北宋真宗、仁宗之时,正人君子,相望于朝,祥光满天,有如景星庆云。这是因为朝廷有善政,所以社会就会有好的风俗,而朝野也就会有善人。到宋末的时候则正好相反。这并不是个人没有好的德行。因为无论在朝廷还是在民间,都会被险恶社会的坏习俗所熏陶浸灌,也就会日趋于恶而不自知了。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么就不必恨贾似道、陈宜中、吕文焕等人了。有识之士,看到现在的这个社会,就更没有时间去为宋人忧虑了。
清代的蒋士诠作了《冬青树传奇》,便是记载的宋朝亡国之事。其中有《留营》一出,便是记录文天祥事迹的。里面描写了投降元朝的众大臣的丑态。虽然这近于戏谑,但也足以体现他们这些人奴颜婢膝的心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