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继统考实

    一


    宋太祖在位十七年，崩时长子德昭已二十六岁，乃始终未尝立太子，未尝封诸子为王，而特封弟匡义为晋王，使久尹开封，握畿辅大权。其生平传位匡义之意原甚明显。然李焘</a>《长编》记太祖之崩，自注云：“顾命大事也，而《实录》（按：此指《太祖实录》。《太祖实录》有二本，一修于太宗太平兴国五年，一重修于真宗咸平二年，皆李焘所引据）及《国史》（按：此指《三朝国史》）皆不能记，可不惜哉！”吾人于此，不惟感觉可惜，抑且感觉可疑。《太祖实录》原本之修，距太祖之崩不过四年，正史亦因《实录》而修，二书于太祖顾命事俱非有年远迹湮，不得不从阙略者。顾何为皆不能记顾命之事？于此有三种可能之假说：


    （1）太祖暴崩，未及顾命，因而于传弟之事无正式表示。此于太宗不利，故《实录》《国史》皆不记其临终之情形。


    （2）太祖顾命中所定传位之程序（譬如以次传匡义、廷美、德昭），非太宗所愿遵依者，故掩没其顾命之事。


    （3）太祖末年有悔传弟之意，而又见匡义羽翼已就，传子无望，故于身后事宁缄默不言。


    以上三说，孰为事实，今固无从判断，然有一事可确知者：太宗之即位，并无太祖正式传授之法令根据（无论为事实上本无或事实上虽有而太宗名义上不用之）。否则，《实录》《国史》，以至李焘《长编》，断无不加记载之理。惟然，故太宗即位之际，符瑞纷起，凡以见其继统，乃出天意。


    马韶，平棘人，习天文三式之学。开宝中，太宗以晋王尹京邑，时朝廷申严私习天文之禁，韶素与太宗亲吏程德元善，德元每戒韶不令及门。九年十月十九日既夕，韶忽造德元……曰：“明日乃晋王利见之辰也。”德元惶骇，因止韶于一室中，遽入白太宗，太宗命德元以人防守之，将闻于太祖。及诘旦太宗入谒，果受遗践阼。（《长编》卷十七引《三朝国史·方技传》）


    开宝末，上在晋邸，遣亲信诣西边市马，还宿要册湫祠旁，中夕梦神人语之曰：“晋王已即位矣，汝可倍道还都。”使者至京兆，果闻太祖升遐。（《长编》卷十八）


    是岁五月，静南节度使宋偓又言：“白龙见要册祠（？）池中，长数丈，东向吐青白云。”癸亥，诏封湫神普济王为显神王，增饰祠宇，春秋</a>奉祠，仍立碑纪其事。（同上）


    此类事通常只见两朝嬗递之际。使太宗之继统而有名正言顺之法令根据，则此类事岂非画蛇添足，而烦伪造也？


    最可异者：太宗之制造历数在躬之符瑞，不始于太祖既然死之后，而始于太祖将死之时。


    初，有神降于盩厔县民张守真家，自言：“我天之尊神，号黑杀将军，玉帝之辅也。”守真每斋戒祈请，神必降室中，风肃然，声若婴儿，独守真能晓之。……上不豫，召守真至阙下。壬子，命内侍王继恩就建隆观设黄箓醮，令守真降神。神言：“天上宫阙已成，玉锁开，晋王有仁心。”言讫不复降。（李焘《长编》卷十七。原注：此据国史《符瑞志》稍增以杨亿</a>《谈苑》。《谈苑》又云：“太祖闻守真言以为妖，将加诛，会晏驾。”）


    使是时太祖与太宗之间毫无隔陔，太宗有以逆料乃兄死前必将作传位于己之正式表示，则太宗之鹰犬何致冒犯刑诛，为此大伤太祖感情之伪构？将谓太宗深恐太祖暴崩，阙为顾命，因预为之防，而竟亿中乎？此则不近情理之甚也。将谓太宗逆料太祖顾命中所定传位之程序，非己所能接受，而昭示天下者，故别为他日即真之地乎？则亦太早计矣。以余测之，上所举三种可能之假说中，殆当以第（3）种之“盖然性”为最高。


    又有一事似可为第（3）说张目者如下：


    开宝末，右补阙窦偁为开封府判官，与推官贾琰同事上（太宗）……上与诸王宴射，琰侍上侧，颇称赞德美。（按：太祖诸子皆德名，惟无名德美者，此必德昭之误。）……偁叱之曰：“贾氏子巧言令色，岂不愧于心哉！”坐皆失色。上（太宗）亦（“亦”字李焘下得极妙）为不乐。因罢宴，白太祖，出偁为彰义节度判官。至是（太平兴国五年十一月，时去德昭自杀不久）上（太宗）思见偁，促召赴行在。（李焘《长编》卷二十一）


    此事不知确年，要前太祖之崩不久。时太宗为开封府尹，而窦偁为府判官，地极亲近。偁之所以凌迫德昭者如此，可谓目无太祖。此岂能无所希合与倚藉？由窦偁所希合与倚藉者观之，则此时太宗与其兄侄间之真情可睹矣。


    二


    然太宗为继统事终造出一名正言顺之法令根据，即所谓“金匮之约”是也。此事据李焘《长编》所记，大略如下：（《宋史</a>》及《东都事略</a>》并大致相同）


    （1）太祖建隆二年六月，皇太后疾革，问上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上曰：“此皆祖考及太后余庆也。”后曰：“不然！政由柴氏使幼儿主天下，群心不附故耳。若周有长君，汝安得至此？汝与光义皆我所生，汝后当传位汝弟。四海至广，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也。”上顿首曰：“敢不如太后教？”因谓赵普曰：“汝同记吾言，不可遗也。”普即就榻前为誓书，于纸尾署曰：“臣普记。”上藏其书于金匮，命谨密宫人藏之。（李焘自注云：“司马光</a>《纪闻》，称太后欲传位于弟，谓太宗及秦王廷美也，今从正史及新录。”）


    （2）太祖开宝六年八月，普既出镇河阳，上书自愬云：“外人谓臣轻议皇弟开封府尹。皇弟忠孝全德，岂有间然？矧昭宪太后大渐之际，臣实预闻顾命。知臣者君，愿赐昭鉴。”上手封其书，藏之金匮。


    （3）太宗太平兴国六年九月，如京使柴禹锡等告秦王廷美骄恣，将有阴谋窃发。上召问普，普对曰：“臣愿备枢轴，以察奸变。”退后密奏：“臣开国旧臣，为权幸所沮，因言昭宪顾命及先朝自愬之事。”上于宫中访得普前所上章，并发金匮，遂大感悟。


    考太祖崩时，年仅五十，《东都事略·本纪》及《宋史·本纪》所载并同。溯建隆二年（即太祖即位之第二年），杜太后死时，太祖年仅三十五，而皇子德昭年已十一。（按：德昭以太平兴国四年为太宗所迫自杀，《宋史》本传不详其卒年，据《东都事略》卒年二十九，则杜太后死时年十一，《长编》作十岁，误。）假太祖以下寿，则尔时德昭已三十六岁，较太宗之年三十七岁即位不过少一岁，较太祖之三十四岁成帝业犹长二岁。即太祖卒时，德昭已二十六岁，亦不为幼弱。彼杜太后者，何能抑亦何忍，预断其甫创帝业，荣及己身之壮子，命必远促于下寿，而他日可能继位之孙，必不过如柴氏髫龁之幼儿乎？此所谓“金匮之约”之大破绽一也。且太祖既遵母命，立约传位于其弟矣，此盛德事，亦国家大事，何故将此约深藏固秘，惟恐天下有闻？直至太祖死时，太宗不之知，赵普不敢泄，而待太祖身后三年余之久，当太宗既已迫死其侄，又将迫死其弟之际，始显露天日乎？此其破绽二也。将谓太祖初有传弟之意，而未完全决定，故在其生时不欲公开作正式表示乎？则金匮之藏，如其有之，乃太宗继统合法之惟一证据。赵普既为署名此约之人，纵有所畏而不敢泄之于太祖在生之时，果何所畏而不敢宣之于太宗即位之际？（据《宋史·本纪》太宗于太平兴国元年十月即位，赵普于十二月来朝。）使当此际而宣之，太宗发而昭示天下，既明己身得位之正，又见赵普调护之勤，其德赵普而所以宠任之者当何如？以赵普之热中趋势，见利忘义，时又失相居外，郁郁不自聊，果何所因竟坐弃此结主之良机，而蹉跎至于五六年之久？此其破绽三也。金匮之约最初载于咸平二年之重修《太祖实录》，而《实录》言太宗亦预闻之。果尔，则太宗即位时，正宜举其得位以正之惟一证据，昭示天下，而载之初修之《太祖实录》。今太宗即位，即位时既无宣示此约之事，初修本《太祖实录》亦无此约之记载，则知太宗预闻之说为妄也。李焘亦辨之曰：“按太宗初疑赵普有异论，及普上章自诉，且发金匮，得普所书，乃释然。若（太宗）同于床下受顾命，则亲见普书矣，又何俟普上章自诉，且发金匮乎？”是则金匮之约之传说，就其最初出现而未经李焘删改之形式，又多一虚妄之迹，此其破绽四也。传说中金匮之约与关涉此约之事，无一而非秘密者。金匮之约，秘约也。赵普开宝六年之自诉，太祖藏之金匮，亦一秘密文件也。赵普太平兴国六年之自诉，亦密奏也。何取乎秘密如此之多？盖凡伪托之事，如作伪之时与所伪托之时相去不远，必利于秘密不利于公开。因所伪托者若为公开之事，则必有能反证之人，如所伪托者为秘密之事，而得知此秘密者又为作伪者本人或作伪者所利之人，则无人能反证矣。今秘密所关者，除死无对证之杜太后与太祖外，不出赵普与太宗二人。而二人者决不致反证金匮之约及与其有关之事明矣。此其破绽五也。以此五征，吾人今可断言，所谓“金匮之约”，乃乌有之事。


    附记


    宋有太宗以下凡十四君，除高宗在非常事变中继统外，无论为受禅与否，皆于即位之次年改元。盖即位之时，以先君年号为纪之年犹未尽，待其既尽，乃更始也。惟太宗独于即位之年改元，即改太祖之开宝九年为太平兴国元年。而太宗即位已在十月矣。予旧以此明太宗与其兄不协，后知昔人已有注意及之者。明郑瑗</a>《井观琐言</a>》一，称有《宋史笔断》一书，“论太宗之事……援其不逾年改元为戕其兄之证”。而明陈霆</a>《两山墨谈》卷十四云：“太宗……不逾年而改元，宋后崩殡于佛寺，皆五代故习，当时以为固然，踵而行之。而后之儒吹毛索瘢，遂指以证其无兄之心……此皆先入之疑胜，而不考之过也。”予谓五代衰世之习，宋以大一统之兴朝，无取踵之，且何以有宋一朝，独太宗沿五代之习，而他主不尔？他主便觉五代旧习之非，而太宗独不觉？此则仍不能为太宗解也。


    金匮之约，清古文家恽敬亦尝疑及之，惟仅疑约之内容为饰说，而不疑约之本身为伪托，此则为太宗、赵普所欺矣。恽敬之言曰：“夫太祖之传位太宗，以太宗与闻乎禅代也。与闻禅代不可以示后世，则饰为递传之说，递传之说不可以示后世，则饰为长君之说。不然，授受大事，太后何事真冷时始及之耶？盖此议之定也亦非一日矣。”（《大云山房文藁初集》一《续辨微论》）此乃据司马光《涑水纪闻》所记预定之传位程序为说，不知《实录》《国史》所载无此预定之程序也。金匮之约，其伪造之本来面目具于《实录》及《国史》，考证此约，自宜依《实录》及《国史》为说。此约之伪托，乃在德昭既自杀而太宗将要迫死廷美之时，断无于此时伪托为太宗解之文件中，反为廷美、德昭张目之理。《纪闻》所记，盖又伪中出伪也。至恽氏“不可以示后世”之云云，真迂儒之见，取国于他人孤儿寡妇之手，而还防丧国于己之孤儿寡妇之手，此独可以示天下乎？


    原载《文史杂志》第1卷第8期，194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