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朱熹太极说之讨论

    我读了上面贺君的文章，不禁发生了一个问题：朱子的第一（种）太极说（即“总天地万物之理”的太极）和他的第二种太极说（即“须以心为主而论”的太极）是否打成两橛，而不能贯通的？当他主张第二种太极说时，是否放弃了第一种太极说？贺君没有把这两说的关系说明，很容易使读者误会，朱子曾经改变了他的太极说，或至少曾有两种不能贯通的太极说。我想这样或者不是贺君的本意。据我看来，这两说只是一说。何以言之？


    朱子一方面认宇宙为一整个的有机体，支配这有机体的生成和一切活动总原理便是“太极”。所以说“盖天地间只有动静两端循环不已，更无余事，此之谓‘易’。而其动其静，则必有所以动静之理焉，是则所谓‘太极’者也”。（《文集》卷二《答杨子直》）这太极是“浑然全体”，“不可以文字言，但其中含具万理”。（《文集》卷七《答陈器之》）从这方面看来，他的太极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很有点相像。但黑格尔以为这“绝对观念的实现”是“绝对的我”，这大“我”的本体，只是心，只是精神。而朱子的太极只是抽象的法则，永远寓于“气”之中。“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理亦无挂搭处”。（《语类》卷一）气是什么？就是构成“金木水火土”的原料，是形而下的，是有体质可捉摸的。朱子有时说理具于心中，这并不与理寓于气之说冲突，因为朱子所谓“心”，并不是西洋哲学史</a>上与“物”相对抗的“心”，只是气之清轻而为理所寓者而已。这与希腊Democritus以心为精细的原子之说很相像。心的作用只是理气结合的作用（其说详后），心是气的一部分，心内是气，心外是气，说理具于心，只是说理具于气而已。这是朱子与黑格尔不同的第一点。黑格尔以为宇宙的全部历史是“绝对观念”的展现。这“绝对观念”具于宇宙历史全部，而不具于其一部分。朱子却不然，他一方面认太极为整个宇宙的原理，一方面又认太极为宇宙任何部分的原理。他一方面以为太极具整个的宇宙之中，一方面又以为太极具于宇宙之任何部分之中。所以说，“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语类》卷一页一），这里说天地是包括全宇宙（宋明儒书中天地二字大都为此用），万物是指宇宙各部分言。宇宙各部分的太极，或“理”，是相同的。故此说“大抵天地间只一理，随其到处分出许多名字来”（《语类》卷一页四五），又说“人物之生天赋，以此理未尝不同”（同上页二八）。除部分以外无全体，除宇宙各部分的理以外，无宇宙的总原理。既然宇宙各部分的原理，即太极，是同一的，则宇宙各部分的太极便是全宇宙的太极。于是发生一个问题了。既然理是唯一的，而一切物都同赋有此理，何以万物却纷纭互异，并且有相差得很远的呢？朱子解答道，万物之相异（一）由于万物所受的“气”，性质上，有“清浊纯驳”之不同，而理受气的性质的影响。好比同一“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则尽见之，若在篰屋之下有所遮蔽，“有见有不见”。又好比同是清水，“倾放在白碗中是一般色，乃放在黑碗中又是一般色，放青碗中又是一般色”。（二）由于所受的气，度量上有大小之不同，因而所赋的“理”有程度上之差异。“如一江水（理）你将勺去取，只得一勺，将碗去取，只得一碗，至于一桶一缸各自随器量不同。”同一的理因为在不同的“气”分中而表现不同，故此从万物之既然上看来，好像有无数理的。故此说：


    “物物具一太极。”（《语类》卷一页二七）


    “惟其理有许多故物有许多。”（同上卷三页二十三）


    “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问“理同而气异”。“此一句是说方付与万物之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气有清浊纯驳，故气异。下句是就万物已得之后说，以其虽有清浊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气，故气相近。以其昏明开塞之甚远，故理绝不同。”（同上卷一页二十六）


    要之，同者是理之原本，不同者是理之表现。朱子书中言理，或指理之原本，或指理之表现，读者宜分别观之。


    既然“总天地万物之理”具于一物，而心只是一物，那么“总天地万物之理”的太极说，与“须以心为主而论”（的）太极说自然可以贯通了。我们且仔细考察朱子所谓“心”是什么？


    “心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发，情者心之所动，志者心之所之。”（《语类》卷一页四二）


    “有心必有思虑，有营为。”（同上页三）


    以上言心之用。


    “天道流行，发育万物，有理而后有气，虽是一时都有，毕竟以理为主。人得之以有生。气之清者为气，浊者为质。知觉运动，阳为之也，形体阴为之也。气曰魂，体曰魄。高诱</a>《淮南子</a>》注曰‘魂者阳之神，魄者阴之神’。所谓神者，以其主乎形气也。”（同上页十四）


    “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凡人能言语、动作思虑营为，皆气也，而理存焉。”（同上页三十一）


    问：“知觉是心之灵，固如此，抑气之为耶？”曰：“不专是气，是先有知觉之理。理末知觉，气聚成形。理与气合便能知觉，譬如这烛火是因得这脂膏便有许多光焰。”（同上页四十）


    以上言心之体。


    合观上引各则，可知朱子所谓“心”不过一种理与气（这气似当是较清的气，是“阳”）之结合，其作用为思虑营为，主宰乎身。只是理不成其为心，只是气也不成其为心。理不能离气而独存，气也不能离理而独立。人人的心所具的理，或太极，都相同。理之在人心者谓之性。这性就是太极浑然之体，本不可以名言，当其未与外物感接，未发动时，寂然无形象可见。但其中含具万理，与外物感接时便表现出来。“纲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义、礼、智……端虽有四……然仁实贯乎四者之中……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智者仁之分别。”（《文集》卷七《答杨器之》）故人性的要素可以用一仁字包括。性虽尽人而同，但禀气的清浊，则因人而异。气禀可以影响于性。气愈清，则性愈明晰，而其实现之阻力愈少，故趋于善。气愈浊，则性愈晦，而其实现之阻力愈大，故趋于恶。我这里用两个“趋”字，读者要特别注意。如因人的善恶是由气禀断定的，还用得着什么修养？朱子因为要保存修养的重要，故此不能不避免唯物的命定论，而主张：


    （一）虽因气禀之清浊而性有明暗，而暗者可使其明。“人之性论明暗，物之性只是偏塞，暗者可使之明，已偏塞者不可使之通也。”（《语类》卷一页二六）


    （二）心本来有被外物引诱而趋于恶的可能。“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别无闲处可安顿。”（《文集》卷二《答游诚之》）


    涵养用敬的目的，只是屏绝外物的引诱，拨开气质的遮蔽，使性得充分的实现，使“天理流行”。使心与外界感接时，“发而皆中节”。这具仁义礼智四端的性，不独是人心的太极，并且是一切物的太极，是“总天地万物之理”。个人能复性，能使性得到充分的实现（full realization），便使个人的目的与宇宙的目的合一，便“上下与天地同流”。这便是朱子安身的地方，这便是朱子的宗教。


    署名“素痴”，原载《国闻周报》第7卷第50期，1930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