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人民生活中的衣食

    服饰


    人类为着防御寒冷，就发明了衣服。中国古代人穿的衣服，由宽袍大袖、繁缛装饰，经过改进，变为便利于工作的服装。当然称体合用的衣服，总是美观的。


    古代地主、贵族们多是“峨冠博带”，宽衣大袖，这是为了表示其豪华和尊严，统治阶级的等级制分别得非常严格，所以他们上朝和祭祀所穿的礼服上，就有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藻、火、粉、米、黼黻等不同的花纹，各有其象征意义，共十二章。皇帝服用的是全份十二章，诸侯三公所服用的是自山、龙以下八章，九卿以下所服用的是华虫以下六章。头上戴的冠冕，也有不同，以此区别爵位等级。[1]


    平常人所穿的，除上衣下裳以外，就是襜褕了。襜褕亦名襜襦，上下相连，是无里的禅衣。《释名</a>》说：“禅衣，言无里也，属也，衣服上下相连属也。荆州谓禅衣曰布，言其襜襜弘裕也。”襜褕是长袍式的衣服，虽穿着比上衣下裳要简单一些，但仍然不便利于工作，所以汉高祖的谋臣叔孙通要演习典礼，“乃变其服，服短衣制”。西汉中期的一个刺史朱博，看到“功曹官属，多褎衣大袑（大绔），不中节度”，掾吏穿着过长的拖地服饰，遂“皆令去地三寸”。[2]从这一点可以看到，宽衣博带是官吏穿上逢迎长官的衣着，登堂时还要摄衣，何况从事体力劳动的人穿上就更不方便，甚至妨碍操作了。


    汉代禅衣


    长沙马王堆出土汉素纱禅衣


    祖国的人民是聪明智慧的，而且各民族之间能互相学习、融汇众长的。因此早在战国时期，燕赵和荆楚人民效法北方胡人穿短衣服、便于骑射的风俗，这就是传说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故事。胡服到后来就演变成为“褶裤”的制度了。当时赵的战士们为了壮观好看，身上穿褶裤；头上要戴赵武灵王的儿子惠文王（名何）所制定的帽子，帽子上插五色翎翅，即所谓貂蝉“惠文冠”；腰间还要束上具带，用铜做的带钩叫作“师比”，把腰紧扎起来，带一柄长剑；脚穿靴子。古人只穿履（鞋），没有靴，靴子是由学习胡俗而来的。《汉书</a>·盖宽饶传》说：“宽饶初拜为司马，未出殿门，断其禅衣，令短离地。冠大冠，带长剑。”这样的服饰如果图画起来，俨然一个汉代武士的形象。今陕西临潼秦始皇</a>陵东侧发现的大批兵马俑，虽早于汉代，但犹可借以想见汉代战士雄伟壮观的形象。


    赵武灵王改变旧制，提倡穿胡服，是为了动作便利。他有句名言，就是：“以书御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3]后来从汉魏到六朝，人民因为穿着便于工作，就互相习用，把它简化，上面穿的短衣叫作褶，下面穿的叫作袴［裤］；因为袴［裤］脚肥大，有时用丝绦把它捆束起来。三国时汝南吕范，避乱寿春，要在孙策下从军，“便释褠着褶袴［裤］，执鞭诣阁下启事”。策授以都督之职。褠就是单衣长袍，像襜褕式的衣服；褶裤是武士穿的衣服。这就是说褶裤本来是武士和劳动人民所穿的衣服，后来便变成为由官吏到市民所习用的褶裤式的衣服制度了。[4]女子的衣服，上面穿的短衣叫作褂，下面穿的叫作裙。


    农民服装


    （束髻，穿短袖长襦，草鞋）


    文吏服装


    （穿裤裙，束带，戴冠</a>帻，内穿中衣）


    市民燕居服装


    （发在头顶为中心结，包发巾，加抹额，穿襜褕，束大带）


    仕女服装


    （高髻，穿花襦，褂裙曳地）


    汉代衣服是外衣有襟无领，内衣才有领。领有方领、圆领之分。一般人穿的是圆领；只有知识分子（学者）穿的是方领，还要迈着矩步。后汉马援的哥哥马况以豪贵自居，要高人一等，就做出这种文绉绉的样子。[5]隋萧该《汉书音义》说：“颈下袘衿，领正方，学者之服也。”表示是一种特殊的阶层。


    劳役人服装


    （束发，穿衫、裤，着臂褠）


    厨役服装


    （戴小帽，扎带，穿襦、裤，着褠）


    劳动人民为了爱护衣服，便于工作，两只袖子加上“绨”，可以说是袖衣，即今天群众常用的护袖。裤子的膝盖上还加上用皮做的“蔽膝”。《汉书·东方朔</a>传》记载：馆陶公主迎汉帝，“自执宰敝膝，道入登阶就坐”[6]。 馆陶公主的侍臣董偃“帻傅”。可见当时一般宫奴官婢都是穿着“绨蔽膝”的。汉代文学家司马相如</a>不得意的时候，在临邛和他的妻子卓文君当垆卖酒，“身自着犊鼻裈，与庸保杂作，涤器于市中”[7]。犊鼻裈，就是在裤子外边加上围裙，即崔豹</a>《古今注</a>》上所说的“攘衣厮役之服”。《汉书·贾谊</a>传》韦昭</a>注：“析薪为厮，炒烹为养。”养就是炊事员，所以犊鼻裈指做饭时所穿的衣服。


    辽阳三道壕汉墓辘轳井壁画


    衣服做好了，不穿时，要存放在箱子里。用皮做的箱子叫作韦笥，黄韦缘巾；用竹木做的叫作严具，以帛或粗布作里。农民所用的大半是竹木做的箱子。


    关于衣服的颜色，在秦代，官吏所穿的衣服主要是黑色，到了汉代，因为改变服色，官吏所穿的衣服多半是绛色或深黄色。如汉光武初起兵时市兵弩，所穿的是“绛衣大冠”。一般劳动人民所穿的多半是皂色衣服，或白色的裤子，头上哪能有帻，不过用布来裹头而已。还有那些作城旦舂充劳役从事手工业劳作的刑徒，穿的是赭色的衣服，背上还要用黑笔写上他们所犯的罪状（名）。到了东汉后期，由于封建统治者的压迫，犯罪的人越来越多，每个工地的刑徒从几千人到数万人，赭色的衣服几乎办不过来，所以当时就有讽刺统治者“时无赭，浇黄土”[8]的歌谣了。


    汉朝统治者所穿的衣服种类非常之多，但是劳动人民还是衣犬马之衣，甚至于有衣不蔽体的。如五原的农民，冬天无裤可穿，就卧在屋内草堆、毡毛之中来御寒冷，几乎不能出户。守西北边塞的士卒，因为手中无钱，就把官府中所颁发下来的旧战袍卖掉充饥。又南朝宋何法盛</a>《晋中兴书</a>》记载：“刘寔少贫，共糠饭，绳索作衣。”卖手搓制的绳子来度日，而口诵诗书不辍。人民生活的痛苦可见一斑。


    古代虽然“凿井而饮”，但因为器具不足，凿井很不容易。汉代陶器中，有陶井的模型。井凿深了，还需较长的绳子，所以有“绠短汲深”之说。大量用水，尚不很方便，洗濯衣服就要有一定的时间。从汉到唐，风俗习惯相差还不很远，因之唐人有“九月寒砧摧落叶，十年征戍忆辽阳”的诗句。由于秋风来临，天气变冷，要洗濯更换衣服，就想起远方的征人来了。


    晒晾衣服也要在秋高气爽的时候。《晋书</a>·阮咸传》说：“咸字仲容，陈留人。时俗七月七日晒衣服，咸之宗族于庭中罗列衣服。咸贫无物，乃脱犊鼻布裩，以竹竿挂之，人问故，答曰：‘不能免俗’。”这可为没有衣服的人做“解嘲</a>”了。


    古代少年儿童只把头发束在一起，绾成一个发髻。男子到了20岁以后才可以戴冠，叫作“及冠”。女子到16岁以后束发用笄，叫作“及笄”。笄系用木制或骨制，讲究的则用玳瑁或铜制作，甚至用金制作，饰以珠翠，叫作金钗。汉代的男子们为了简便，就开始不戴冠而用帻了。帻是用绸或布做的。《释名》说：


    头饰笄、身着蚕服的汉代皇后


    帻，迹也，下齐眉迹然也。或曰兑，上小下大，兑兑然也。或曰帻，形似帻也。贱者所着曰兑发，作之裁过发也。或曰牛心，似之也。


    大概帻较长，用它把头发束在头顶当中，好像一个牛心，在汉画像石上可以看到这样的痕迹。


    至于脚下穿的鞋履方面，《释名》说：“复下曰舄，禅下曰屦，冬则用皮。”这是指一般市民所穿的鞋。劳动人民穿的大都是草鞋，俗名叫作“不借”。因为时常穿用，故不能借人。有时或着木屐。人们穿衣着履，主要考虑经久耐用，即《急就篇</a>》所谓“完坚耐事逾比伦”也。


    食品


    人们生在社会上，维持生活主要靠的是吃饭穿衣，即所谓“一日无食则饥，一日无衣则寒”。到汉代，农业生产的五谷杂粮有黍、稷、稻、粱、大豆、小豆、麦、麻、苽等类。其中黍黏的叫作黍，不黏的叫作稷；稻黏的叫作糯，不黏的叫作籼和粳。[9]品种已相当丰富。再加上西汉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以后，把中国的铁器、炼铁技术以及凿井开渠的方法传到西方，又把西方的葡萄、苜蓿、安石榴、胡萝卜等食品带回到汉朝，丰富了人们食品的品种，增加了营养。


    当时一般农民所饮食的，只是葱汤麦饭。他们的家庭园子里种有葱、韭菜和白菜。后来又从东南亚传来大蒜。当然，冬天已经能够在温室中燃火种菜，那是为统治阶级所享受的。


    调味品已有酱和盐豉。食品制作有煎、煮、燔、炙、腌、腊种种方法。炙就是将整个的猪羊，用火来烧烤，烧烤熟后，各人用刀子割下来吃。这是胡貊人的一种食品制作和吃法。[10]


    主食除了粥饭外，就是面粉所制成的饼。饼也称胡饼，是从外地传来的食品样式，炮制方法经过祖国人民改进而发展起来。到汉代，饼的种类已相当多。《释名》卷四说：


    饼，并也，溲面使合并也。胡饼作之大漫沍也，亦言以胡麻着上也。蒸饼、汤饼、蝎饼、髓饼、金饼、索饼之属，皆随形而名之也。


    索饼就是把饼切成细条，好像现在的切面。晋代文学家束晳</a>曾作过《饼赋》说：“弱如春绵，白如秋练，气勃郁以扬布，香飞散而远遍。行人失涎于下风，童仆空嚼而斜眄。”形容了蒸饼不但香气扑鼻，而且颜色洁白漂亮，使人看见就想吃。当然，这是一般平民所吃不到的。后来，做饼又发明了各种各样新的方法和式样，如《齐民要术</a>》上所载的烧饼、馅儿饼（髓饼）等。水引馎可能是拨鱼，即馄饨之类。还有用“稻米屑或面粉搦团，可长八寸许，屈令两头相就，膏油煮（煎）之”的膏环，相当于现在的炸麻花和炸油圈（北京称焦圈）。为了纪念战国时代楚国爱国诗人屈原</a>，群众在每年农历五月五日，用“菰叶裹黍米，以淳浓灰汁煮之烂熟”，称为粽子（一名角黍）。其他的种类，就不再一一多举了。


    在汉代，豆制品也发展起来。西汉淮南王刘安</a>，和他的幕客们发明“磨豆为乳脂，名曰豆腐”[11]， 遂成为人民很重要的食品。


    汉代人最喜欢喝酒，酒量也很大，所谓淳于髡一斗亦醉，一石亦醉。《汉书·东方朔传》说：“销忧莫如酒。臣朔所以上寿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因之汉武帝“复赐酒一石，肉百斤”。当时君臣朋友之间，凡有宴会，无不举酒相庆，成为社会上的一种礼俗和习惯。就是市集上以及边塞上，买卖田地、买卖衣物布袍，双方必须订立卖地券或卖布袍券，知卷（券）人即作中人的也要沽酒二斗。如《居延汉简考释》卷二所载：


    □直长乐里受奴田卅五亩，贾钱九百。钱毕已，丈田即不足，计亩还钱。商人淳于次、孺王兄郑少卿沽酒商二斗，皆饮之。


    又：


    神爵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广汉县二十郑里男子节宽惠布袍一，陵胡隧长张仲孙用，贾钱千三百，不在正月□□□至□□□□□□正月书符用钱十。时在旁候史张子卿，戍卒杜忠知卷，约沽旁二斗。


    考汉代农民所生产的稻、粱、穄、黍、粟，皆能造酒。酿酒的方法，也见于《齐民要术》。


    推求汉代人习于豪饮，饮酒虽多，不至过醉的原因有二：


    第一个原因是酒的质量较薄。据《汉书·平当传》说：“赐当养牛一，上尊酒十石。”如淳注：“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下尊。”似乎多是用糯米或者是麦芽糖做的甜酒，即所谓的醴酒（今西安产的稠酒，当是此类——编者注）。《书经</a>·说命》篇记载，西周“若作酒醴，尔惟曲蘖”。曲就是“酒母”，发酵过的稻米和麦子；蘖是酿酒的原料，即发过芽的谷物。到汉代，酿酒只用曲作引子而不用蘖了，酒味是很淡薄的，时间稍长，就变酸变坏，即扬雄</a>《法言</a>》中所说的“日昃不饮酒，酒必酿酸”。而用大麦或小麦做酒曲，加上米麦的原料，用“复式发酵”的方法，经过几蒸几晒，由漏斗中流出蒸馏的酒，酒的质量就醇了。所以到东汉后期，王充</a>《论衡</a>》中说</a>：“美酒为毒酒，难多饮。”汉献帝建安时期，曹操</a>发明“九酿制酒”的方法，用曲三十斤，流水五石，米九斛，三日一酿。经过九次蒸晒，已成为清酒。若嫌味苦，增加为十酿，就成为美酒了。所以北宋朱肱</a>《北山酒经</a>》中说：“酒以投多为善，要在回力相及。”[12]因为当时的酒性不烈，不致使人过醉。


    汉代人饮酒虽多，不致过醉的第二个原因是汉代的升斗较近代的升斗量较小，至少可以打个七折。


    汉代除了米酒，还有挏马酒（或叫作马酒）。这种酒以马乳制作，是政府赐给大官吏的，平民很少饮用。由于张骞通西域后，葡萄已从西域移植到长安，但使用葡萄制酒，似还在其后。


    我国用茶作饮料，流行于东汉。王褒撰的《僮约》中有派童仆到“武阳买茶”的故事，是茶作饮料的较早记载。郭宏《农说</a>》中说：“早采者为茶，晚取者为茗，一名曰荈。”


    饮茶是对于人有益处的。东汉末年的名医华佗</a>说过：“苦茶久食，益意思。”《三国志</a>·吴志·韦曜传》说：“曜素饮酒，不过三升，初见礼异，时常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之。”


    自魏晋以来，晋室南迁，分为南北朝，北朝人喜吃乳酪，南朝人则喜欢茗饮。晋代的经学家王肃</a>北上到北魏都城洛阳，孝文帝待之以上宾之礼。问他乳酪与茗饮哪样好吃？王肃本来是南方人，不习惯于吃乳酪，只好捏着鼻子说：“喝茶怎能比得上吃乳酪，若茗饮者乃酪奴也。”[13]这只可以证明他趋迎奉承，说出这样的违心之论了。


    餐具


    在阶级社会里，吃饭穿衣也是有阶级性的，而且等级分得很严。


    秦代统治阶级的风尚，一般食品及用具以六种或六样为主，即俗话说的“六六顺”。


    到了汉代就由用六而变为用五，用什么东西都是以五数为上，所以主父偃不得意时曾经发牢骚说：“生当五鼎食，死亦当为五鼎烹。”其实是官做得越大，所用的食品种类越多。大概上公的食物要用四十品，侯伯用三十二品，子男用二十四品，士用八品。


    盛食物的竹器，圆的叫作箪，方的叫作笥。可以盛各种制作不同的食品，数量甚至多到三十六件。这种风气从战国到秦汉都是一脉相承，而汉代尤为兴盛。从现在发掘的汉墓中用竹笥所贮藏的食品，由其品类的多少，就可以考知其爵位的高低了。一般人民盛饮食，多用竹器，当时叫作算器。只有贵族才能够用铜器和彩画的漆器。[14]


    长沙出土的西汉漆鼎


    汉代的贫苦农民整天辛勤操作，只能求得温饱，哪能顾及品种和顿数。只一般比较富裕之户，每天要吃三餐或四餐。班固</a>《白虎通》说：“平旦食少阳之始也，昼食太阳之始也，哺食少阴之始也，暮食太阴之始也。”


    汉代的食案


    汉代漆耳杯（原名羽觞）


    古人吃东西时，早已知道把食物盛在木制的杯里，摆在木制的圆形或方形的食案（盘）上用箸（筷子）夹着吃。有钱的人所用的杯加以金银和彩画，案则涂金，外表非常美观。


    饮酒的器具叫作羽觞。盛酒的器具，品类繁多，有卮和罍，大的叫作魁。


    汉代耿介的官吏，为了表示节俭，“食不重味，案上不过三杯”[15]。至于有钱的人，据《汉旧仪》说：“施丈二旋案，以陈三十六肉，九谷饮食。”垂灯张幕，还有奴婢伺候，轮流传餐，是非常奢华的。


    炊事用具中，那时候还没有带釉的陶瓷，主要是用瓦制的陶器。殷周时代，由瓦器发展而为青铜器，瓦器和铜器并用。盛食品的有高座的小盘子，叫作豆和登；大盘子叫作徂，后来又演变为切菜切肉的砧类用具。烹调蒸煮的器具，有鬲和献。做菜煮肉的称鼎和敦。彝和敦一样，彝无足而敦有足。到了汉代才有圆敦，盖圆如瓜，上下皆有三环，在下面的作为足，在上面的便于仰着摆东西，俗名叫作西瓜鼎。[16]及至三国时期，还发明了可以放上鸡鸭鱼肉等五种食品的鼎，叫作五熟鼎。盛粮食的器具，方形（也有圆形的）叫作簠，圆形（也有方形的）叫作簋。还有铜制的大盘子，夏天为了防腐可以置冰，叫作冰鉴</a>。[17]饮酒的杯子，有尊、有爵和斝。取酒和取水用长柄的勺子，割肉和切菜有刀和匕。调五味的器具叫作盉，倒水的叫作匜。可以说是用于饮食的器皿样样具备了。这些器皿的下面大半是都有铭刻，铜器如此，瓦器亦然。


    豆、俎、鬲、簠、爵、斝


    从战国到秦汉，精美的陶器都是为奴隶主和地主贵族们所享受和使用的，当然有些粗糙的瓦器是农民家常应用的。


    战国时瓦器下面刻着“左南郭鬲辛角里口”或“城阳口里潮登”；或刻有“日利”“日利百万”等吉祥的字眼，叫作“陶文字”。奴隶领主用宗族的权力，世世代代居住在一个地方，统治其部族，把奴隶们所做的物品据为己有，供自己享用。汉初的东高氏、西高氏，以及用地方来说明族姓，大概就是缘此而起的。


    民间习俗


    汉代风俗，最重视夏日的伏天和冬天的腊月。人民劳动了半年，在气候变更的时候，一方面要作清洁卫生“祓除不祥”的活动，就是《汉书》上所记载的立秋时节作“媵”之祭，来驱除厉疫（猛兽和厉鬼）；一方面在丰收之后作适当的娱乐。所以汉代杨恽报孙会宗的信上说：“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炮羔，斗酒自劳。”可见欢度节日的一种景象。又汝南旧俗“十月飨会，百里内县牛酒，到府燕饮”。到了岁暮过年的时候，“家家具有肴蔌，谓为宿岁之储，以入新年也。相众酣歌，名为送岁。留宿饭，至新年十二，则弃于街衢，以为去故取新，除贫为富”。至于后汉豪族马放，腊日要宰杀猪羊各三百头，用米五千石 [18]，可见地主阶级暴殄天物、挥霍无度的情况。


    地主贵族们不但奢侈浪费，挥霍无度，而且自奉甚厚，对人甚苛，就是待客的饮食也分有等级的。如《后汉书</a>·井丹传》说：“（信阳侯阴就）故为设麦饭葱叶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来相过，何其薄乎？’更置盛馔，乃食。”又如三国时的名将步骘，未被吴国重用时，和他的朋友卫旌为了求食，乃修刺奉瓜，来求见会稽的豪族焦征羌。征羌为人放纵，良久开牖见之，身隐几坐帐中，设席致地，让骘、旌坐于牖外。旌愈耻之，骘辞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肴膳重沓；以小盘饭与骘、旌，唯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骘极饭致饱乃辞出。旌很生气地责问骘：“何能忍此？”骘说：“吾等贫贱，是以主人以贫贱遇之，固其宜也。当何所耻？”[19]从这里可看到地主豪族以势凌人的情况。


    辽阳棒台子屯汉墓庖厨宰杀牛羊图（临摹）


    贫苦的劳动人民终岁辛勤，不得一饱，平时能够吃到麦饭葱汤，那就是过得很好的日子了；若遇到荒年，则只有奔走流离，从关东就食到关中，饮风餐露，衣牛马之衣，吃糟糠之食。


    我们再以汉晋时代读书人士引为俭德的事情作为例子，看看当时情况。《东观汉记</a>》记载：“闵仲叔，太原人也，与周党相友。党每过仲叔共吟，饭菽饮水，无菜茹。”只是吃豆饭、喝水，连菜都没有。谢承的《后汉书》记载有左雄食干饭，司马苞食漉饭，李固食麦饭，王畅食盐豉菜茹。胡劭为淮南太守，使部下阁外炊爨作干饭。当时的文人学士沽名钓誉，欺世盗名，尚且如此，那么真正的劳动人民的贫苦生活，就更可想而知了。


    * * *


    [1]. 《汉书·朱博传》。


    [2]. 《汉书·朱博传》。


    [3]. 《史记</a>·赵世家》。


    [4]. ［清］严衍：《资治通鉴</a>补》卷六十“献帝兴平二年”条；《观堂集林·胡服考》。


    [5]. 《后汉书·马援传》。


    [6]. 《汉书·东方朔传》。


    [7]. 《汉书·司马相如传》。


    [8]. 《资治通鉴》卷三十三。


    [9]. 《通艺录·九谷考》。


    [10]. 《齐民要术》。


    [11]. ［北魏］杨衒之</a>：《洛阳伽蓝记</a>》。


    [12]. 余华清、张廷浩：《汉代酿酒业探讨》，《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


    [13]. 余华清、张廷浩：《汉代酿酒业探讨》，《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


    [14]. 《周礼</a>》《史记·郑当时传》。


    [15]. 《汉书·朱博传》。


    [16]. 罗振玉：《古器物识小录</a>》。


    [17]. 陈直</a>：《古器物文字丛考》，《考古》1963年第3期。


    [18]. 据《时镜新书</a>》。


    [19]. 《三国志·吴书·步骘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