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前中国之海军

    一、沈葆桢</a>之经营


    当同治末年（1874）日人借故进兵台湾也，朝命沈葆桢率福建水师赴台，观动静而备守御。葆桢是时方以前江西巡抚之资格，督办船政于福州。其人既廉正有能，于海军在国防上之重要复知之切；创立造船厂及水师学堂，沿用西洋技士教习，遣派留学生，七年之间，成绩灿然。此后奋勇殉身及临难苟免之著名海军将校，与乎折樯裂舷、沉沦</a>海底之败舰中，颇有为福州船政之产品者焉。葆桢既至台，亲诣日本司令官西乡从导，并巡行其营垒，语之曰，两国海军方始萌芽，同种间遽构战，令西人尽见底蕴，益启窥伺之心，不如各归，大治海陆军，二十年后相见，庶彼此具有规模，不为人藐视。西乡颇受感动，旋亦不得大逞于台，遂罢兵归。甲午战后，葆桢孙翊清奉派赴日观操，西乡犹健在，亲款宴之，出妻见子，备谈前事，曰：“日本海军之粗有成绩，不敢忘令祖之赠言。”


    西乡归后十年而有甲申中法之役，以考验我国海军之造诣。时葆桢已前卒，然其于海事，亦既尽心矣。初，光绪元年（1875）六月，总理衙门会同户部奏准，于关税厘金项内每年分拨南北洋大臣各二百万两，专为海军之用。会葆桢移督两江，兼领南洋大臣，鉴于畿辅海防重要，以为海军宜先尽北洋创办，分之则为力薄而成功缓，因奏请暂将四百万两尽给解北洋海军，俟其兴办稍有端绪乃已。无何，晋豫告饥，北洋大臣徇朝士请，提海军款以赈，葆桢以为大戚，贻书争之，谓“国家安危所系，其老病不及见，必为我公异日之悔”。然鸿章终不省，旋复移用。四年二月，葆桢奏请将前项协款仍分解南北洋。六年冬，葆桢正力疾调集款项，拟派学生出洋监造新舰，适日本夷琉球为冲绳县。庶子王先谦</a>请兴师问罪，诏交南北洋大臣会议。葆桢遗疏言：“天下事多坏于因循，但纠因循之弊，缰之以卤莽，则其祸更烈于因循。日本自台湾去后，君臣上下，早作夜思，其意安在？若我海军全无基础，冒昧一试，后患方长。”


    葆桢卒后，以迄甲午，海军之发展，仅限于北洋，而其规划组织之任，则专属于李鸿章</a>。李乃于天津设水师营务处（初以马建忠</a>主之），及水师学堂（始终以严复</a>主之），造大沽口船坞，筑旅顺炮台，奏调淮军宿将陆路提督丁汝昌统领北洋海军，延聘英人琅威理为总查司训练事，益订购军舰于外国。


    （本节参考书：沈瑜庆新译《帝国海军之危机序》《沈文肃公政书》、池仲祜《海军大事记</a>》）


    二、甲申闽海之战


    光绪十年（1884）夏在德国订造之定远、镇远二巨铁甲舰及济远巡洋舰已告竣工，尚未驶来，而中法在安南之冲突日益烈。朝旨严戒海防。五月，李鸿章出海巡阅，值张之洞</a>、吴大澂、张佩纶诸大名士，各奉朝命，联翩出京，道过天津，鸿章邀之，共预盛典。一时纶巾羽扇，掩映于汹涛飞浪间。意气之壮，可想见焉。鸿章归后奏报巡阅情形，略曰：“臣先……檄天津镇总兵丁汝昌所统超勇、扬威两快船，康济、威远两练船，齐集大沽口外。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等炮船齐集烟台。五月二十九日……督率各船放洋操演雁行鱼贯各阵式，帆缆灯旗各号令，及枪炮施放之法，尚能整齐灵便。闰五月初一日，驶抵金州之旅顺口，察勘新筑炮台营垒，全仿洋式，坚致曲折，颇具形胜。道员袁保龄督挖船澳船池，修建军械库屋，工程已及大半；操演水雷、旱雷，均渐熟习。该处……现有提督宋庆等陆军，与丁汝昌水师互相掎角，布置已就绪。设遇海上有事，冀可凭险固守，牵制敌船，使不遽深入。初二日，过烟台，会操各船，声势略壮。……初三日，抵威海，阅看所延德国副将哈孙教演鱼雷，员弁兵匠齐力操作，射放有准，驾驶雷艇，快捷如风，洵为制敌利器。道员刘含芳会同哈孙督操布置，诸务甚有条理。惟该处濒诲，南北西口，地阔水深，若筑台设守，需费极巨，一时不易措办耳。”


    是时我国海军显然以北洋一支为较强，其所属船舰，什九造于外国。（超勇、扬威及六镇皆造于英。威远轮机由英厂承办，铁骨由法厂承办，运归闽厂装配。惟康济全为闽制。）南洋及福建两舰队，则大部分以马尾船厂及江南制造局之出品充数。而南洋诸舰，拖船载勇，迎送官吏，习以为常。训练既荒，战备更阙。福建水师之脆弱，则于马江一战而尽见。法人之不向北洋进攻者，殆有见避坚击瑕之义欤？而恶运遂首先降临于侍讲学士，会办福建军务，挟积年清望与盖世英名，而自告奋勇之张佩纶身上。


    六月，法舰十三艘陆续抵马江口。于是张佩纶出驻马尾，督扬武、福胜、建胜等十一舰及其他较小之兵船八号、炮船十号以拒守。先是闽督何璟自以书生不谙兵事，属请解职，朝令杨昌濬代之。旋命大学</a>士左宗棠</a>督闽师，皆未至。军事皆主于张佩纶。彼实不知兵，而意气极盛。何璟及巡抚张兆栋，皆曲意事之。彼狃于李鸿章之议，谓和约旦夕可成，戒军士勿妄战，听法船入口。而又瞢然无备。我方主舰与敌舰密迩而泊，或言此险势也，敌若先开炮，则我军立烬。佩纶以为怯，置不理。敌既照会开战时刻，起碇换帜矣，我方诸舰犹屹然住碇如故。及敌弹从至，乃始斩锚链而还炮。是役也，闽海军全部覆灭，造船厂复被毁。而奉命赴援之南洋五舰中，复有二艘为敌轰沉于浙江海面。


    （本节参考书：罗惇曧</a>《中法兵事本末》、池仲祜《海军实纪述战篇》、《李文忠公奏稿》、《清季外交史料》光绪十年部分）


    三、北洋海军之经营


    经此役后，朝中自帝后王大臣以下，咸知以兴海军为号召。十一年九月，诏设海军衙门于京师，以醇亲王为总理，庆郡王与李鸿章为会办。李负办事之责而不驻衙门，醇亲王等驻衙门而无事可办，惟司经费之出纳而已。李于海军，非不尽瘁，然既未之学，复窘于财，荏苒九年，以迄甲午，北洋海军，质量上皆大体仍旧。其睹南洋及闽粤舰队，则更自郐以下，而又不预甲午之役，可无述焉。


    是年十一月，鸿章致书醇亲王，陈述</a>北洋海军现状，及其之初步发展计划，略曰：“北洋现有船只惟定远、镇远铁甲二艘最称精美，价值亦巨，济远虽有穹甲及炮台甲，船身较小，尚不得为铁甲船，只可作钢快船之用。此外，则惟昔在英厂订造之超勇、扬威两快船，船身较小，更炮巨机巧，可备巡防，至康济、威远等木船，专作练船，海镜仅可装运兵丁，以上三艘皆闽厂所造，旧式也。镇北等蚊船仅可守口，不便在大洋备战。……鸿章前在京师舰面陈俟英德续购四船（按时已定造致远、靖远两穹甲于英国，经远、来远两穹甲舰于德国）到后应归并操练，庶气势较厚，将来饷力稍充，须添购浅水钢快船三艘，鱼雷小艇五六支，合之原有铁舰雷艇，庶可自成一军矣。……前在英厂购到蚊船数支……吃水仅八尺，故先在大沽建坞修理……此坞水底无石，为费颇省。嗣购到超勇、扬威吃水十五尺，不能进大沽，每年赴上海洋商船厂修理已形不便。今又添定远、镇远、济远吃水至二十尺、十六尺……非借英之香港大石坞、日本之长崎大石坞不能修理。……今年始聘到德国监工名启威者，相度旅顺口内地基堪以创建船池石坞，其口门有导海机器挖沙船随时浚深，铁舰可入内停泊修洗，估计坞厂厂房各工……约需银百三十万两，限三年竣工。”以上之计划，除添购浅水快船一项始终未办外，其余部分，逐渐实现，十二年购福龙鱼雷舰于德，十三年购左一出海鱼雷舰于英，购左二、左三、右一、右二、右三五鱼雷舰于德。十八年八月旅顺船坞告成，距甲午衅起才两年耳。


    此外，北洋海军之新建设则有威海、大连及胶墺诸军港之经营，威海、大连及旅顺之布置情形，详各该地战事之记述中。胶墺军港之完成，在甲午战役后而又不在战役范围，今不之及。（此文为拙作《甲午战役史》之一部分，故云尔。）


    （本节参考书：《海军大事记》《李文忠公海军函稿》）


    四、北洋海军发展之停顿


    自十四年春，致、靖、经、来四舰驶到后，北洋无复添购外舰之事，船之增者惟十五年闽厂所成之平远一艘而已，盖朝廷于发展海军初无诚意，吝给巨款。十七年四月，户部尚书</a>翁同龢甚且提议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支、机器暂停两年。丁汝昌等以我国海军战力远逊日本，添船不容少缓，力陈于李鸿章，李据以入奏，终以饷力匮绌，户部之议得行。然如李鸿章后来解嘲</a>之言，“倭人心计谲深，乘我力难添购之机，逐年增置”。甲午战时日本新旧快船推为可用者共二十艘，其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后分年构造，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国诸船定购在先，当时西人船机之学，据说尚未精造至此。致远、靖远二船定造时号称一点钟行十八海里，后因行用日久，仅十五海里。此外各船则愈旧愈缓，黄海战前李鸿章《覆奏海军统将折》中有云：“海上交战，能否趋避，应以船行之迟速为准，速率快者，胜则易于追逐，败亦易于引避。若迟速悬殊，则利钝立判。”此事实鸿章盖早已见及之也。然当户部议兴之日，鸿章何不痛陈利害，反复力争，以求贯彻己之主见？


    周馥者，鸿章幕府旧僚，是时方任直隶臬司，一日密告李鸿章曰：“北洋用海军费已千余万。只购此数舰，军实不能再添，照外国海军例，不成一队也。倘一旦有事，安能与之敌？朝官皆书生出身，少见多怪。若请扩充海军，必谓劳费无功。迨至势穷力绌，必归过北洋，彼时有口难诉。不如趁此间时，痛陈海军宜扩充，经费不可省，时事不可料，各国交谊不可恃，请饬部枢通筹速办。言之而行，此乃国之大计，幸事也。万一不行，我亦可站地步。”鸿章曰：“此大致须朝廷决行，我力止于此。今奏上必交部议，仍不能行，奈何？”周馥复力言之，鸿章嗟叹而已。


    果也，甲午战起，朝野皆以海军不振归咎于鸿章。是年七月初七日，上谕：“自光绪十年越南用兵之后，创办海军，已及十载，所有购船制械，选将练兵诸事，均李鸿章一手经理。乃倭人自上次朝鲜变乱，经我军勘定，该军败而归。从此蓄谋报复，加紧练兵，此次突犯朝鲜，一切兵备，居然可恃。而我之海军，船械不足，训练无实，李鸿章未能远虑及此，豫为防范，疏慢之咎，实所难辞。”不知鸿章读此作何感想也，而周馥亦可谓有先见之明矣。


    （本节参考书：《周顺悫公（馥）自撰年谱》《李文忠公奏稿》《海军大事记》《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六）


    五、西后与海军


    世之谈海军掌故者，每致憾于西后移海军费修颐和园，使海军发展中辍，为甲午致败之一大原因。王照于《德宗遗事》、罗惇曧于《中日兵事本末</a>》、沈瑜庆于中译日本《帝国海军之危机序》、池仲祜于《海军大事记》中均有此说。至移用海军经费之数目，罗氏云三千余万，沈氏云二千余万，颇有出入。王、罗皆曾广交朝中缙绅，而沈、池皆海军界耆旧，其言宜非齐东野语</a>可比。惜予寡学，至今尚未能详细迹溯此事之第一手的文籍证据。按李鸿章《海军函稿》，光绪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有《内提要款请指发解还》一函，致醇亲王者，中云“奉宸苑承修三海工程款不敷用，奏准于发存汇丰银行生息船款内，暂提银三十万两”。夫自京师海军衙门成立后，海军经费已入于醇亲王等之手，鸿章凡有所需，只能向该衙门请领。此所挪用之款，乃早已发交鸿章者也。夫既已发出之款，尚可提借，则其未发出者更当何如？为三海之工程可如此，则为颐和园之工程更当何如？又按于式枚所编《李文忠公尺牍》，有《致两江总督曾国荃》一函，商请拨海防经费为西后筑颐和园者。以予所知，此为王等传说之唯一确证，然其于移用款数，无明文也。


    据李鸿章《海军函稿》，北洋海军经常费，在致、靖等四舰下水之前，岁不过百二三十万。其后当亦不过百四五十万两。此外，临时之大宗支出，在海署成立后者，不外旅顺船坞建筑费百四十万。威海、大连军港建筑费各四百万，盖自光绪十一年九月（海署成立）至二十年八月（甲午战起），凡八年间北洋海军支出平均每年至多不过二百六七十万左右。而每年收入，则各省从前分解南北洋之款，拨归海署，名四百万，实可得二百万内外，海防新捐可得二三百万；自十三年后鸦片加税解海署年可二百余万。出入相比，大有赢余。惟海署供给东三省练饷为数亦颇巨，即报效园工，当不至有二三千万之多耳。关于本问题，在海署报销册（如其有之）发现以前，吾人所得而推论者大略如上。


    六、琅威理之就聘与去职


    光绪十六年我国海军界发生一重要变迁，即英员琅威理（Captain Lang）去职是也。泰乐尔（W. P. Tylers）曰，“当时不知此为关系全世界之大事，实则然也。琅去而（中国）海军衰坏，日本之敢借朝鲜事与中国挑战者以此。其后能获胜者以此。因日本占朝鲜，故有日俄之战。因俄国战败衰弱，故启德国席卷世界之心”。斯言虽夸，非无根也。琅威理者，故英国海军大佐，于光绪八年始加入北洋海军，主持教练。彼精于所业，精而勤于任事，为僚佐所敬惮。一时军容顿为整肃，中外交称之。先是我军与驻防外舰向无交际，海上相遇，不通问讯。自琅任事，始讲迎送、庆吊、往来之礼。十年中法事起，琅回避去职。越二年乃复职。是岁丁汝昌率定远、镇远、济远、威远、超勇、扬威等赴朝鲜海面巡操。既毕，前四舰入长崎船厂坞理。我水兵因恋妓与日捕口角。次日水兵休假登岸，日捕堵塞街巷，聚而攻之，街民亦持刀追杀，死伤甚惨。时琅威理从行，力请汝昌，即日宣战。汝昌不敢从，终受赔款了事。初北洋之用琅也，畀以提督衔，以示优崇，本非实职。而军中上下公牍，则时有丁、琅两提督之语。故自琅及诸西人视之，中国海军显有中、英二提督，而自海军奏定章程言，只有一提督。十六年春，北洋舰队巡泊香港（冬季北洋封冻，海军倒巡南洋），丁汝昌以事离船。依例提督外出，则下提督旗而升总兵旗。总兵刘步蟾令照办，琅威理争之，以为丁去我固在也。何得遽升总兵旗？不决，则电质于北洋大臣，复电以刘为是，琅遂拂然告去。或谓闽籍将校恶琅督操甚严，而刘（闽人）与琅有违言，不相能，乃以计逐之。琅去，海军纪律大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巡南洋则相率淫赌于上海、香港。


    然琅去职后，对北洋海军始终保持良好之印象。高升事件之后，黄海之战以前，琅尝著论刊于英报，曰：“中国海军实有不能轻视者，其操阵也甚精，其演炮也极准，营规亦殊严肃，士卒亦皆用命。倘与日本海军较，中国未尝或逊。……至中国考试海军之道，较诸英国，则似稍滥。所尤惜者，文官每藐视海军将弁……世禄之家，不屑隶名军籍；日本则视武员为甚重，尝有亲王子弟，宗室近支投入水陆军营，愿效微力者。以此相较，中国信有不及日本之处。虽然，中国海军之力，四年前已称充足，时予正握大权，曾于深夜，与其中军官猝鸣警号以试之，诸将无不披衣而起，各司所事，从容不迫，镇静无哗。而华人聪颖异常，海军虽练习未久，然于运用炮位，施放水雷等事，无不异常纯熟。即如日前英国兵舰操时不幸域多利亚铁甲座船偶被他船误触，遂至沉溺。中国海军操演极熟，断不致有此意外之忧。……其沿海各炮台，亦均精整。前听鄙人筹划，在威海卫炮台安置克虏伯巨炮三十六门，其炮架皆用活机，便于升降，鄙意此处堪称金城之固，日舰断不能敢于此一逞其能也。”证以后来之事实，琅氏之印象，盖非夸诞。然孰使其善意之寓言，终于不验哉？


    自琅氏去职后，先后加入舰队之洋员至少有六人：在定远旗舰者为英国退伍水兵尼格路士（Nicholls，其后死于黄海之战），德国工程师亚尔伯利希特（Albrecht），在镇远者有德国炮术家赫克曼（Heckman），及美国航术教师麦吉芬（Philo M. Gifhn），在致远者有英国工程师普菲士（Purvis，大东海之战与邓世昌同沉），在济远者有德国工程师哈富门（Hoffmann），皆位望甚低，不预机要。其后战时加入之洋员中，有德国陆军工程师汉纳根（Von Hanecken）及英国海军后备少尉泰乐尔（W. P. Tylers），位望较崇，然亦无实权，只备顾问。丁提督自知于海军技术为门外汉，遇事谦，然既不能完全信任洋员，复与之有言语隔阂，大权遂尽落于其部下最高官佐，英国海军留学生（出身马尾水师学堂），右翼总兵，旗舰管带刘步蟾手。凡战略之决定，号令之发施，皆彼主之。此事实上之提督，北洋海军之存亡所系者，不幸如后来历史所展现，乃一变态之懦夫也。


    （本节参考书：W. P. Tylers，Pulling Strings in China；《李文忠公尺牍》第二册；《海军大事记》；《东方兵事纪略》；林乐知、蔡尔康《中东战纪本末》卷七）


    七、甲午战前之大阅


    今于本文终结之前，当略述甲午海军大战之序幕，即是年四月北洋海军大阅之壮观而与甲午战前之大阅遥遥相对者。此本循例之举，盖先是十二年丙戌醇亲王等巡阅归后奏定，继此每四年巡阅一次也。然是时东学党之乱已起，日本将侵朝鲜之流言已兴，备战之需要，朝鲜盖多感觉之矣。大阅起初三迄二十一，绵亘十九日。李鸿章以年逾七十之老叟，久犯风波，可云健者。惜乎关于是役之报告，吾人所得，惟官样文章，只记外表。而李鸿章之出巡，亦只能奉行故事，其所得而阅见者，亦只外表而已。兹参据李公奏报及蔡尔康所辑日记（见《中东战纪本末》卷一），略表一时之感。


    初三日：傅相自天津节署出，首冠凉帽，缀以头品顶戴，身穿黄马褂，乘紫缰舆，至紫竹林招商局，集诸随员，共登海晏轮船。旋鼓轮起行，各营站队两旁，炮声隆隆。


    初六日：海晏自大沽口出海。诸兵舰左右随行，帅节巍坐船头而远眺之。随船海军员弁，日间以旗帜为讯号，夜间以灯光为号。各舰均站桅班，掌军乐，炮声隆隆。


    初七日：入旅顺口，接见守将宋庆。李所信任洋员天津税务司德璀琳（Detring）亦乘官艇来谒。抵码头，会海军帮办定安，旋答拜。


    初十日：帅节乘小舢板出海口，先看演放水雷，次看炮台营打靶，旋往视水师学堂。是日，英兵船两艘，日兵船一艘，来观操。


    十一日：看海军演阵。凡演一阵，各舰放炮三次。演至掎角攻敌阵炮声不绝。是日，美兵船两艘，日兵船一艘同到。


    十三日：帅节在大连湾。申正赴美国兵船，拜会其舰长。入夜众舰悉张电灯，而诸铁甲舰悬灯桅顶，其光旋转，四面可射三十里许。鱼雷六艇演偷营法，黑暗中驶入重地，各兵舰疾开枪炮拒敌，山颠炮台，亦张电灯，其光更巨。


    十四日：上午定、镇等七大舰演放鱼雷，均能命中。午后各舰次演习打靶，于驶行之际，击笃远之靶，发速而中多。经远一船发十六炮，中十五，广东三船，中的亦在七成以上。是晨，日、法、俄海军官来谒，款以茶点。


    十七日：帅节在威海卫。挑选各舰水兵枪队二十名，打靶，每名三出均能全中。夜间合操水帅全军，万炮齐发，起止如一。英法俄日海军官来观者，皆称为节制精严。


    十九至二十一日：帅节经青岛、烟台、山海关以返天津，到处检阅炮台及防营。


    鸿章于巡视结果，深为满意，至少在其奏报中，对北洋军，只有褒誉之词，绝无指摘之点。然鸿章却忽略一命运所关之事。彼曷不一查问各舰中子弹之储备？最可异者，当时军械局长张士珩，及以俾斯麦自命之德璀林均在左右，竟无提醒之者。盖定远及镇远之十吋口炮，为本军最巨之炮，而日舰各炮所莫敌者，其战时所用之开花巨弹通共只有三枚，定远旗舰存一枚而镇远则存一双也。即其练习用之小弹亦奇绌。其后开仗时，欲求添补，竟已无及，是为黄海大败之一主因。此事自1929年泰乐尔之自传发表后，世始得知其详。据云，前此一年鸿章已从汉纳根之议，令制巨弹，备二主力舰用，为军械局总办所尼，未得实行。此时汉纳根已不在场，然鸿章奚竟忘之？


    原载《大公报·史地周刊》第1、2期，1934年9月21日、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