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杜甫

3个月前 作者: 张荫麟
    (一)


    唐朝是诗人的黄金时代。朝廷用诗赋去考试士子,诗人很容易走上荣显的路,王公贵胄争着交结诗人,供养诗人;在华筵盛会中,在歌台舞榭里,把他们奉作上客。他们的作品,早上写就,晚上便会传遍了长安的“教坊”。多少娇滴滴的歌喉会唱着他们的佳句!多少温柔的心会羡慕地暗记着他们的姓名!爱好诗歌的风气不仅限于上层社会,并且普及到民间。一个幸运的诗人会在穷乡僻邑中发现他自己的诗被写在寺观、旅店或村塾的墙壁上;会在市廛里巷中听到他自己的诗被人咏歌;会在不相识的人群中听到他自己的诗受人夸赞。


    在这时代里,却有一个穷愁终身的诗人,他应“进士”试没有及第,他的作品不曾流传到教坊或市井;然而他却是唐朝最伟大的诗人,或者竟是我国历来最伟大的诗人,他被后世尊为“诗圣”。这便是杜甫</a>。


    杜甫,字子美,洛州巩县(今河南巩县)人,生于玄奘</a>死后四十八年,即公元七一二年。


    在唐代诗人中,他咏及自身经历、社会状况的作品最多,故此有“诗史”之称。我们正好从他的诗里考见他的生平和他的时代。


    杜甫的诗才很早就表现。自述道:“七齿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又道:“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崔魏并是当时名士。班扬指东汉的班固</a>和西汉的扬雄</a>,皆是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


    但他只管年少峥嵘,自从二十一岁应进士试落第后,一直潦倒了二十多年,中间时而流浪四方,时而穷居长安。这是他中年的自观:“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到了四十三岁的一年(天宝十四年),因为以前进献了三篇赋得到玄宗皇帝的赏识,才补了“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即太子侍从武官属下的一员小吏。这是一个十分闲散而穷苦的差使。此时他已有妻子,但穷到不能在长安住家,只得把妻子寄顿在近畿的奉先县。就在这一年的十一月初冬,他到奉先去看望妻子,刚入门便听见哭声,原来他的幼子已经饿死。


    (二)


    杜甫的少年和中年正当玄宗皇帝的开元、天宝年代。这是唐朝极盛的时期。从太宗即位之初到这时期之末,中间继续了一百二十多年的升平。后来杜甫追述这个时期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皆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友朋皆胶漆。”


    不过这太平盛世里,实隐藏着不少的血泪。杜甫自身的经历不用说了,他这次回到奉先后,从自己的哀痛,联想到普遍了社会下层的悲惨,反衬着社会上层的骄奢,因此写了《自京赴奉先咏怀》一首长诗,把这时代的黑幕揭穿了。这诗中的警句有道:“彤庭所分帛,本自贫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又形容贵人的享乐:“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朱门</a>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在开元、天宝的“盛世”,一般诗人的工作是赞美朝廷,阿谀权贵;是给乐工舞女作歌词,供王公大人的娱乐;是“嘲风月,弄花草”,或梦想神仙的境界,以消磨闲暇的时光。注意到被践踏在社会下层的人们,拿诗去替他们诉怨苦,鸣不平,杜甫是头一个。


    《自京赴奉先咏怀》诗的墨还未干,大乱便降临唐帝国。就在这年十一月中旬,安禄山在河北作反的消息传到长安。接着洛阳被毁(唐以洛阳为东京),接着潼关失守,接着玄宗逃难四川,接着长安陷落。


    安禄山及其余党的叛乱虽然在八年之内先后被平定,但从此唐帝国的面目改变了;从此拥兵据地的军阀,即所谓“藩镇”者兴起了。往后一百四十多年间,叛乱连绵不断,藩镇的权力渐渐扩大,藩镇的数目渐渐增加,唐帝的地盘和权力渐渐缩小,直缩至名实俱亡为止。


    话说回来,玄宗逃到四川后,惊魂才定,便传位给太子。太子在甘肃的灵武即位,是为肃宗。杜甫在长安贼中冒险逃出,跑到灵武谒见肃宗,补了个六品的谏官,叫做“左拾遗”。这是他仕途中最得意的时候了。但不久因为强谏得罪,几乎丧命。


    接着畿辅闹饥荒,他流转山谷间采橡实黄精之类过活,儿女饿死数人。后来流落到四川。适值故人严武镇守西蜀,把他招入幕府。他在西蜀住了六年,中经两次变乱。严武死,四川又乱,他举家避难到湖南,湖南又乱,他就在流离中病死,年五十九。


    杜甫的诗友中,最值得提及的是陇西(今甘肃)李白</a>。他在当时的诗名,远在杜甫之上,后人却以李杜并称。宋朝的大诗人王安石</a>批评他们道:“太白(李白字)的歌诗豪放飘逸,固不可及;但他的格调止是如此而已,不知道变化。至于子美,则悲哀或欢愉的,豪放或谨严的,发扬或蕴蓄的,急促或舒徐的,无施不可。所以他的诗,有的平淡简易,有的绮丽精确,有的严重威武,像三军的主帅,有的奋跃驰骤,像放步的骏马……”要透澈的了解这番话,只有熟读两家的诗集。


    (原载《大公报·史地周刊》第130、131、139期,1937年4月2、9日,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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