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与海东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高句丽　高句丽，是从貊部落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和貊是两个部落，在东，貊在西。高句丽属于貊部落，后来才合并了部落。据《三国志</a>·魏志·传》说：“南与辰韩，北与高句丽、沃沮接，东穷大海……户二万。”开始还没有形成国家，“无大君长，自汉已来，有侯邑君、三老，统主下户”。“男女衣皆著曲领，男子系银花，广数寸以为饰。”“同姓不婚。”“有麻布，蚕桑作绵。晓候星宿，豫知年岁丰约。不以珠玉为宝。”“其邑落相侵犯，辄相罚，责生口牛马，名之为责祸。杀人者偿死。少寇盗。”部落的“耆老，旧自谓与句丽同种”。事实也证明了他们的“言语法俗，大抵与句丽同”。到了曹魏后期，高句丽逐渐强大，部落就很自然地并入高句丽国了。


    高句丽是属于貊部落的，貊族以外，还有貊的“别种，依小水为居，因名之为小水貊。出好弓，所谓貊弓是也”（《三国志·魏志·高句丽传》）。貊部落和小水貊部落，他们构成了高句丽国人的主体。汉代称高句丽人为貊人，说明高句丽人即出于貊人。但统治高句丽的贵族却不是貊人，而是夫馀人。高句丽的贵族很忌讳高句丽人民和貊部落人民之间有血缘纽带的这段历史，总喜欢强调他们和夫馀王族的亲密关系。《三国志·魏志·高句丽传》曾提到“东夷旧语，以为夫馀别种，言语诸事，多与夫馀同”，这个说法，就高句丽贵族而言是对的。至于高句丽的人民，那么应该说是、貊族而不是夫馀族。


    高句丽的创业君主，名唤朱蒙。传说“朱蒙母河伯女，为夫馀王闭于宫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遂生朱蒙。所以朱蒙自称，“我是日子，河伯外孙”（《魏书</a>·高句丽传》）。后来夫馀人要杀朱蒙，朱蒙从夫馀南逃，建立了高句丽国。高句丽国的统治贵族固然是夫馀人，而构成高句丽国的人民却不是夫馀人，他们主要是貊人和人，当然也有古朝鲜人，以及沃沮人的南方一部分。高句丽国的形成，也经历过一个各族人民融合的较长历程。


    朱蒙四传至莫来，曾北征夫馀，夫馀王战败，夫馀的势力开始向北面撤退，但高句丽王始终无法征服夫馀，夫馀仍以今吉林农安为都城。在北魏时期，夫馀国还是用豆莫娄国这个名称，作为我国东北部的一个强大部落而存在着。旧史说高句丽强盛之后，“乃并夫馀”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高句丽国初都纥升骨城（在今我国辽宁省桓仁西北），后来从纥升骨城迁都到丸都城（今我国吉林省集安）。到了我国南北朝时期，高句丽又把都城从丸都城迁到平壤。我们现在先讲丸都城时期的高句丽，再讲平壤城时期的高句丽。丸都城时期的高句丽，其地“南与朝鲜、貊，东与沃沮，北与夫馀接”。“方可二千里，户三万。多大山深谷，无原泽。随山谷以为居，食涧水。无良田，虽力佃作，不足以实口腹。”（《三国志·魏志·高句丽传》）“故其俗节于饮食。”（《后汉书</a>·高句丽传》）由于自然条件较差，因此高句丽人西面想向汉朝的辽东郡发展，北面想侵凌夫馀，东面想蚕食南沃沮，尤其不忘南下略定朝鲜半岛。高句丽有五个大的氏族，“有涓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本涓奴部为王，稍微弱，今（指曹魏时）桂娄部代之”。“绝奴部世与王婚”，所以势力也很大。高句丽已经进入奴隶社会，国内阶级分化非常明显，“其国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万余口。下户远担米粮鱼盐供给之”。这种“下户”，不见得一定是奴隶，而是自耕农民。高句丽“无牢狱，有罪，诸加（加是官名）评议，便杀之，没入妻子为奴婢”（《三国志·魏志·高句丽传》）。奴婢的来源，除了这些罪犯奴婢外，其余就是被掳掠的四邻人民了。因为要通过战争来掠夺奴婢，所以高句丽国很好战，国力也较强，史称其人“有气力，习战斗，好寇钞”（《后汉书</a>·高句丽传》），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事情。高句丽人“洁清自喜”，“喜歌舞，国中邑落，暮夜男女群聚相就歌戏”（《三国志·魏志·高句丽传》），以上讲的都是丸都城时期的高句丽社会风俗。


    公元32年（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高句丽王派遣使节访问洛阳。公元244年（曹魏齐王芳正始五年），高句丽王位宫乘公孙渊新灭，想略取辽东（郡治襄平，今辽宁辽阳市），为曹魏幽州刺史丘俭所破。高句丽王把他的兵锋转而南下，攻取平壤。东晋十六国前期，前燕慕容氏霸有辽海，高句丽王钊也想乘隙攻占辽东，这两个力量冲突的结果，前燕主慕容皝取得胜利，高句丽国人五万余口归附了前燕，高句丽国都丸都城被毁坏，高句丽王钊为百济国所杀。到了后燕慕容熙时，高句丽王乘后燕衰败之际，夺取了辽东郡。这时高句丽国的都城已经不在丸都而在平壤了。


    高句丽迁都平壤城以后，在朝鲜半岛的几个国家中，是国力最为强盛的一个国家。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派遣的使节李敖曾到达平壤城，据说这时高句丽国的“人户参倍于前魏（曹魏）时”（《北史</a>·高丽传》），曹魏时高句丽有三万户，这时户口已有九万户了。平壤城“东西六里，随山屈曲，南临水（今大同江）”。高句丽国的疆域，这时东至新罗，西抵辽水，南接百济，北邻，可是“土田薄瘠，蚕农不足以自给”（《北史·高丽传》）。“赋税则绢布及粟，随其所有，量贫富差等输之。”（《周书</a>·高丽传》）“税，布五匹，谷五石；游人则三年一税，十人共细布一匹。租，户一石，次七斗，下五斗。”（《隋书</a>·高丽传》）“其刑法：谋反及叛者，先以火焚爇，然后斩首，籍没其家。盗者，十余倍征赃。若贫不能备，及负公私债者，皆听评其子女为奴婢以偿之。”（《周书·高丽传》）“有婚嫁，取男女相悦即为之，男家送猪酒而已，无财聘之礼；或有受财者，人共耻之，以为卖婢。”（《北史·高丽传》）服装，“人皆头著折风，形如弁”（《北史·高丽传》）。“其有官品者，又插二鸟羽于其上以显异之。”（《周书·高丽传》）“贵者，其冠曰骨苏，多用紫罗为之，饰以金银。服大袖衫，大口裤，素皮带，黄革屦。”（《隋书·高丽传》）“妇人服裙襦，裾袖皆为（缘边）。”“其公会，衣服皆锦绣，金银以为饰。”（《魏书·高句丽传》）“兵器有甲、弩、弓、箭、戟、矟、矛、。”（《周书·高丽传》）“乐有五弦、琴、筝、筚篥、横吹、箫、鼓之属，吹芦（芦管）以和曲。”（《隋书·高丽传》）以上讲的都是平壤城时期的高句丽社会风俗。


    高句丽和我国东晋、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北燕、北朝、南朝，每岁都有频繁的使节来往。它派遣使节到北魏、东魏、北齐、北周王朝的京都访问，并馈赠方物，前后有九十余次之多，有时一年中派出的使团，不是二次，便是三次。派遣使节到达东晋、南朝的京城建康访问，并馈赠方物，前后也将近三十次。在北魏王朝举行大朝会款待外国使团名单中，南朝使团列在首位，高句丽王派遣的使团，名次排列在第二位。高句丽可算是当时东北亚各国中国力最强盛、文化最发达的一个国家。


    在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高句丽王一次就赠送给南朝战马八百匹，南朝也相应回赠高句丽王许多礼物。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全盛时期，高句丽每年赠送北魏王朝黄金二百斤、白银四百斤，北魏王朝也回赠价值相等的礼物。北魏末年，干戈扰攘，有很多中原人民流亡到高句丽。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三年（公元552年），遣使臣崔柳出使高句丽，“求魏末流人”（《北史·高丽传》），高句丽王一次就遣返了五千户。


    高句丽从建国以来，很早就接受了我国的儒家思想，因为这种思想适合高句丽阶级社会的发展需要，所以他们的统治阶级便大力加以提倡。高句丽王曾</a>模仿中国，在国都平壤设置太学，还从中国取去许多书籍，所以在高句丽国内，“书有五经</a>（《易》、《书》、《诗》、《礼》、《春秋</a>》）、三史（《史记</a>》、《汉书》、《东观汉记</a>》）、《三国志》、《晋阳秋</a>》”（《北史·高丽传》）等，并且非常流行。在公元372年左右，佛教也从中国北方前秦王朝统治地区传入高句丽，高句丽的统治阶级也企图利用佛教来熏陶人民，巩固他们的统治。高句丽一方面吸取中国文化的有益成分，来充实和发展高句丽文化，一方面又把中国文化和高句丽文化介绍到南方的百济、新罗和隔海的日本去，给予这些国家非常深远的影响。


    百济　百济是从马韩部落发展而来的一个国家。马韩在我国的汉代，共分五十四个部落。这些部落，“大者万余户，小者数千家，各有渠帅”（《晋书</a>·马韩传》）。“其民土著，种植，知蚕桑，作绵布。”“其俗少纲纪，国邑虽有主帅，邑落杂居，不能善相制御。”“居处作草屋土室，形如冢，其户在上。举家共在中，无长幼男女之别。”（《三国志·魏志·马韩传》）“其男子科头露（把头发打成一个结，盘在上面），衣布袍，履草。”“俗不重金银锦罽，而贵璎珠，用以缀衣，或饰发垂耳。”（《晋书·马韩传》）西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时，马韩部落的酋长还派遣使节到洛阳，赠送方物，共有七八次之多。


    公元346年（东晋穆帝永和二年），马韩五十四个部落之一的百济部落，开始在部落联盟基础上形成了百济国家。


    百济的王室姓夫馀氏，自称出于夫馀王之后，他们开始把夫馀王室东明的神话传说，搬来作为百济王室的神话传说。我们认为构成百济国人民的主体的是马韩的五十四个部落，可能百济王室有夫馀王的血统，或确有夫馀王子仇台其人南下为百济部落的酋帅。至于史籍上说仇台带领夫馀族人，“初以百家济，因号百济”（《北史·高丽传》）的这个说法，肯定是不可靠的。不可靠的理由是，《三国志·魏志·马韩传》曾提到了构成马韩的五十四个部落中，已经有个伯济部落——伯济国。伯济即百济，那时百济还没有统一五十四个部落，也还没有形成百济国家，但是已经有了这个伯济国了。遍考东北亚部族的迁移迹象，在此之前找不出夫馀王子率夫馀族人，“以百家济”的一点痕迹。所以，百济是夫馀王子“以百家济，因号百济”的说法，是望文生义，完全不可靠的说法。


    百济“地界东极新罗，北接高句丽，西南俱限大海。东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余里”。“土田下湿，气候温暖。五谷、杂果、菜蔬及酒醴、肴馔、药品之属，多同于内地（指中国）。唯无驼、驴、骡、羊、鹅、鸭等。”“其衣服，男子略</a>同于高丽。若朝拜祭祀，其冠两厢加翅，戎事则不。拜谒之礼，以两手据地为礼。妇人衣似袍而袖微大。”（《周书·百济传》）“女辫发垂后。已出嫁，则分为两道，盘于头上。”“兵有弓、箭、刀、矟。俗重骑射。”“又知医药、蓍龟与相术、阴阳五行法。”“有鼓角、箜篌、筝、竽、、笛之乐，投壶、、弄珠、握槊等杂戏。尤尚弈棋。”“赋税以布、绢、丝、麻及米等，量岁丰俭，差等输之。其刑罚，反叛、退军及杀人者，斩；盗者流，其赃两倍征之；妇犯奸，没入夫家为婢。”（《北史·百济传》）


    百济国于北魏孝文帝延兴元年（公元471年）、北齐后主天统三年（公元567年）、武平三年（公元572年）、北周武帝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先后四次派遣使节来北朝京都洛阳、邺城、长安访问，并馈赠方物。北朝航海捕鱼的渔民和出使海东的使节在海上遇难，百济往往加以救护。有一次百济国人在“西界海中，见尸十余，并得衣器鞍勒”（《北史·百济传》），经过调查，知道是北魏出海使节遇难的遗物，除了埋葬尸体外，还把这个消息通报北魏王朝。


    百济也经常派遣使节，到东晋、南朝来访问。东晋简文帝咸安二年（公元372年），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元嘉二十年，明帝泰始三年（公元467年）、七年，梁武帝</a>天监十一年（公元512年）、普通二年（公元521年）、中大通六年（公元534年）、大同七年（公元541年）、太清三年（公元549年），陈后主至德二年（公元584年），百济使节访问东晋、南朝的京城建康凡十一次。百济士人爱好中国的“坟史，其秀异者颇解属文”。梁武帝时，百济国的使节曾到建康“求书”。在侯景乱梁之后，建康城内断垣残壁，荒凉不堪。百济国的使节来到建康，“见城阙荒毁，并号恸涕泣。侯景怒，囚执之。及景平，方得还国”（《梁书</a>·百济传》）。就此二事，可见百济国王派遣到南朝的使节，不但爱慕汉族文化，而且也极其关心南朝的治乱，百济和南朝的友好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百济很早就从辽东地区传入了五帝神。公元384年，百济又从东晋传入佛教，百济国内“有僧尼，多寺塔，而无道士”（《北史·百济传》）。何承天的《元嘉历》，也从南朝传入百济，史称百济“用宋《元嘉历》，以建寅月为首”（《周书·百济传》）。梁武帝大同七年（百济圣王明十九年，即公元541年），百济使节到达建康，“表请《毛诗</a>》博士，《涅》等经义，并工匠、画师等”（《三国史记</a>》卷26），梁武帝非常友好地满足了百济的要求。从这一系列的事实看来，百济和当时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是如何频繁而密切了。汉族文化还以百济为媒介，给予新罗和日本以一定的影响。


    新罗　新罗是从辰韩和弁韩发展而来的一个国家。辰韩地处马韩之东，它总共由十二个部落组成联盟，联盟的酋长称辰王。另外又有一个弁韩，也由十二个部落组成联盟。这二十四个部落，大的部落有五千家，小的也有六七百家，总起来有四五万户。由于北方强大的高句丽，念念不忘南下牧马；在朝鲜半岛南部，倭国也在弁韩的迦罗部落基础上建立任那府，企图利用这个桥头堡垒，经营朝鲜半岛。为了抵御南北两大势力的侵凌，在公元356年（东晋穆帝永和十二年），辰韩、弁韩等部落开始联合起来，由过去松散的部落联盟，形成了新罗国家。


    新罗“田甚良沃，水陆兼种，其五谷、果菜、鸟兽、物产，略与华同”（《北史·新罗传》）。“晓蚕桑，作缣布。乘驾牛马。”“国出铁”，在辰韩、弁韩时代，“韩（马韩）、、倭皆从取之。诸市买皆用铁，如中国用钱”。铁的普遍使用，使新罗社会经济有了飞跃的发展。“俗喜歌舞、饮酒。有瑟，其形似筑，弹之亦有音曲。”（《三国志·魏志·弁辰传》）“其文字甲兵，同于中国。选人壮健者悉入军，烽、戍、逻俱有屯营部伍。风俗、刑政、衣服略与高丽、百济同。”“服色尚素。妇人辫发绕颈，以杂彩及珠为饰。婚嫁礼唯酒食而已，轻重随贫富。”“死有棺殓，葬送起坟陵。”（《北史·新罗传》）


    西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二年、七年，辰韩王曾三次派遣使节来洛阳访问，并馈赠方物。南朝梁武帝普通二年，陈废帝光大二年（公元568年），宣帝太建二年（公元570年）、三年，新罗国王先后四次派遣使节，远涉重洋，来建康访问。北齐武成帝河清元年（公元562年）、后主武平三年（公元572年），新罗国王也先后两次遣使来齐都邺城访问，并馈赠方物。这些友好往来，给此后几百年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打下了良好基础。


    日本邪马壹与大和国家　约当我国西汉时期，日本岛上存在一百多个独立的部落。自从汉武帝把汉王朝势力推进到辽东半岛之后，前后有三十多个倭部落与汉有了经济文化交流。到公元1世纪中叶，北九州已形成了几个部落国家。公元57年（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其中的倭奴国曾派遣使节到东汉京城洛阳来，馈赠方物。东汉光武帝赠以印绶。这个“汉委奴国王”的金印，在日本的天明四年（公元1784年），于筑前国糟屋郡志贺岛叶崎村发现。公元107年（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倭王又遣使聘汉，曾赠送汉王室生口（奴婢）一百六十人。从这件事看来，倭奴国已经把被征服部落的俘虏当作奴隶，并用来赠送邻邦，这说明他们已经进入较为原始的奴隶社会了。


    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公元3世纪前半叶，日本岛上出现了一个服属二十多个部落的势力强大的邪马壹（即邪马台）国。它的国王是个名叫卑弥呼的独身女子，常用“鬼道”来牢笼人心。政务由她的弟弟管理。卑弥呼女王平时深居简出，“以婢千人自侍”；死后“大作冢，径百余步，殉葬者奴婢百余人”。可见邪马壹国社会，还滞留在不发展的奴隶制阶段。“倭地温暖，冬夏食生菜。”“种禾稻、麻，蚕桑缉绩，出细缣绵。其地无牛马虎豹羊鹊”。“兵用矛、、木弓。木弓短下长上，竹箭或铁镞或骨镞。”“收租赋，有邸阁（存贮粮食）。国国（每个部落）有市，交易有无。”风俗淳朴，“不盗窃，少诤讼。其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没其门户。”“男子无大小皆黥面、文身。”每个部落“文身各异，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同时还“以朱丹涂其身体，如中国用粉也。”“男女皆徒跣。”“男子皆露，以木棉招头。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妇人被发屈。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有屋室，父母兄弟卧息异处。”“其会同坐起，父子男女无别。”“食饮用笾豆，手食。”妇人“不妒忌”，国多女子，“国大人皆有四五妇，下户或二三妇”（《三国志·魏志·倭人传》）。“嫁娶不以钱帛，以衣迎之。”（《晋书·倭人传》）阶级的差别已经非常明显，“下户与大人相逢，逡巡入草。传辞说事，或蹲或跪，两手据地，为之恭敬。对应声曰噫，比如然诺”（《三国志·魏志·倭人传》）。


    曹魏明帝的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司马懿灭公孙渊，取得了辽东。这年六月，邪马壹国卑弥呼女王遣使至洛阳，馈赠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曹魏王朝回赠了许多礼物，其中有“绛地交龙锦五匹，绛地绉粟罽（羊毛织品）十张，绛五十匹，绀青五十匹”。另外还有“绀地句文锦三匹，细班华罽五张，白绢五十匹，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真珠、铅丹各五十斤”。到了齐王芳正始四年（公元243年），卑弥呼女王又派遣使节到洛阳，馈赠“生口、倭锦、绛青缣、绵衣、帛布、丹木、、短弓矢等”。正始八年，卑弥呼女王病死。不久，嗣女王壹与又遣使节来魏都洛阳，馈赠“男女生口三十人”，“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异文杂锦二十匹”（《三国志·魏志·倭人传》）。魏王朝也相应回赠方物。司马昭相魏，邪马壹国的使节，又几次来到洛阳。西晋武帝泰始二年（公元266年），邪马壹国又派遣使节，重译来洛阳，馈赠方物。


    邪马壹国究竟在日本的什么地方？一说是在九州北部，一说是在本州的大和（今奈良），历来就有争论。但是到公元3世纪以后，大和地方兴起了一个犹如邪马壹那样的大和国家，这是无可置疑的事[1]。在我国南朝时，大和国多次派遣使节，远涉重洋，到建康访问。《宋书</a>·倭国传》记载着大和国王武在宋顺帝昇明二年（公元478年）所上的一个表文，文中提到倭王武的父、祖“躬擐甲胄”，“东征毛人（虾夷）五十五国，西服众夷（熊袭）六十六国，渡平海北（指三韩部落）九十五国”。可见自西晋末至南朝时，大和国已经逐渐统一四国，进而渡过海峡，向朝鲜半岛扩张势力了。正如《北史·倭传》所说：“新罗、百济皆以倭为大国，多珍物，并敬仰之，恒通使往来。”


    大和国和东晋、南朝的通聘，一共十次。第一次是在晋安帝义熙九年（公元413年），第二次是在宋武帝永初二年（公元421年），第三次是在宋文帝元嘉二年（公元425年），第四次是在元嘉七年，第五次是在元嘉十五年，第六次是在元嘉二十年，第七次是在元嘉二十八年，第八次是在孝武帝大明四年（公元460年），第九次是在顺帝昇明元年，第十次是在昇明二年，倭国王先后派遣使节来建康访问，并馈赠方物。宋孝武帝大明六年（公元462年），南齐高帝建元元年（公元479年），梁武帝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南朝的皇帝也主动派遣使臣，赠与大和国王以荣誉位号。除了南朝和大和国彼此间的友好往来有了进一步发展以外，中国人民很早就把中国大陆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先进文化介绍到日本去。从西晋时候起，中国人开始流移到日本，这对日本的社会发展，起过一定影响。在西晋武帝太康六年（公元285年），有吴服师（我国江南地区的缝衣师）经百济到达日本。同年，我国的儒家经典《论语</a>》，也传到了日本。宋明帝泰始六年（公元470年），大和国又从江南聘去“汉织（北方织匠）、吴织（南方织匠）及衣缝（缝衣师）兄媛、弟媛等”（《日本书纪·雄略天皇纪》）。过了两年，在公元472年，大和朝廷又下令本国栽植桑树。从此，日本的蚕桑和丝织业，便迅速发展起来。我国与日本的友好关系，到了隋唐时代更有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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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参考日本井上清教授著《日本历史》第二章《大王国家与部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