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科学技术

3个月前 作者: 王仲荦
    天文历法 隋唐五代时期,天文历法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


    浑天仪 东汉张衡</a>曾作浑天仪,制作精巧。前赵光初六年(公元323年),孔挺亦作浑仪。北魏太史丞斛兰又仿孔挺旧浑仪作新仪,迄隋行用。但根据遗留的片断材料,好像孔挺所造的浑仪,只含有相当于四游仪和六合仪部分,而没有三辰仪部分。唐太宗</a>贞观七年(公元633年),李淳风</a>始铸成附有三辰仪的浑天仪。李淳风评论过去浑天仪的得失时,认为汉以来的仪器,缺少黄道圈,这是不合适的,所以李淳风所制浑天仪,“一曰六合仪,有天经双规,金浑纬规,金常规,相结于四极之内。列二十八宿、十日、十二辰、经纬三百六十五度。二曰三辰仪,圆径八尺,有璇玑规、月游规,列宿距度,七曜所行,转于六合之内。三曰四游仪,玄枢为轴,以连结玉衡游筒而贯约规矩。又玄极北树北辰,南矩地轴,傍转于内。玉衡在玄枢之间,而南北游,仰以观天之辰宿,下以识器之规度。皆用铜”(《新唐书</a>·天文志》)。李淳风所造浑天仪,最外层是六合仪,中间是三辰仪,内层是四游仪,这样,黄道经纬、赤道经纬、地平经纬,都可以测定,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东汉张衡曾造水运浑天仪,但它的制度没有流传下来。唐玄宗</a>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僧一行(俗名张燧</a>)受诏与率府兵曹参军梁令瓒铸造一种水运的铜浑天仪,“圆天之象,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数。注水激轮,令其自转,一昼夜而天运周。外络二轮,缀以日月,令得运行。每天西旋一周,日东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转有余而日月会,三百六十五转而日周天。以木柜为地平,令仪半在地下,晦明朔望迟速有准。立木人二于地平上,其一前置鼓以候刻,至一刻则自击之;其一前置钟以候辰,至一辰亦自撞之。皆于柜中各施轮轴,钩键关,交错相持”(《新唐书·天文志》)。一个木人每刻击鼓,一个木人每辰敲钟,都能按时自动以报时刻,可见这种铜浑天仪,不仅是天文仪器,同时也是准时报告时刻的自鸣钟。


    隋文帝即位,命张宾等造新历,宾等依南朝何承天历,微加增损。开皇四年(公元584年),下诏施行。施行不久,当时知历者刘孝孙、刘焯并言其失,谓:“验影定气,何(承天)氏所优,宾等推测,去之弥远。合朔顺天,何氏所劣,宾等依据,循彼迷踪。盖是失其菁华,得其糠秕者也。”尤其在定朔方面,“历数所重”,“朔为朝会之首……朔有告饩之文……故孔子</a>命历而定朔旦冬至”。“今孝孙历法……欲令食必在朔,不在晦,二(月之初二日)之日也。纵使频月一小、三大,得天之统。”(《隋书</a>·律历志》中)由于隋文帝信任张宾,刘孝孙、刘焯的建议不被采纳,二人也均被斥退。张宾死,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又改用张胄玄所定历,张胄玄之历学,出于祖冲之,实际隋是用祖冲之历来代替何承天历。张胄玄历冬至起虚五度,后来发觉有差错,到了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加以改订,起虚七度。一直到隋亡,还是用张胄玄历。


    唐朝二百九十多年,历法一共改动了八次。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行用傅仁均的《戊寅元历》,从他开始,才用定朔,这是中国历法上</a>一个很大的改革。什么叫定朔呢?在唐以前的历法,都用平朔,即一个月月大,一个月月小,南北朝的许多历学专家,对此已经不满意,认为应该用定朔,但当时墨守陈规</a>的势力很大,不易推动进行改革。傅仁均《戊寅元历》立定朔以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九月后,“四朔频大”,于是一股守旧势力又怀疑历法上有问题,只得又恢复平朔。唐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颁行李淳风的《甲子元历》,称之谓《麟德历》。李淳风为了迁就保守势力,仍用定朔,但立进朔法,尽量避免出现一连四个大月,或一连三个小月。所以有时把历书上朔日推进一日,使第三个小月改成大月,有时把朔日倒退一日,使第四个大月改成小月,这种不符合定朔意义的措施,一直被迫执行着,到元朝才被废除。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命僧一行作新历,至开元十五年,历成而一行病死。开元十七年,颁行之,称《开元大衍历》。


    《新唐书·律历志》说:“自太初(汉武帝年号,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至麟德,历有二十三家,与天虽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数立法固无以易也。”对一行这样高的评价,并不算过头。


    僧一行在唐开元初年起草《大衍历》时,派人到各处去测日影长度。在这次测量中,以太史监南宫说在河南平地四个地点进行的这一组,最为著名。这四个地点是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北)的白马,浚仪(今河南开封)的岳台,扶沟(今河南扶沟),上蔡(今河南上蔡)的武津,地理经度都很接近。从滑县到上蔡,北极高度差一度半,距离相差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唐代长度),夏至日日中八尺高标竿的影长差二寸有余。这样就推翻了汉代以来所谓“王畿</a>千里,影差一寸”的说法。一行根据各地的观测资料,证明根本影差和距离的比例不是固定的。一行开始改用北极高度(即实际上的地理纬度)来计算,由南宫说这一组的测量得出:地差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北极高度相差一度。这数据实质上即地球子午线上一度的长。这数据和近代得出的数据比较起来,虽然误差还很大,但是在他的概念中已包含地球的大小的意义,固然他没有明确地说出来,但在当时它是天文学中的一个新的创造。


    一行在《大衍历》里,还有另外一些新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定气”方面。从汉代以来,历法界一直认为太阳在黄道上的运动速度是均匀不变的,一回归年365.25日中等速地走了一周天。把一周天分为365.25度,每天正好走一度。从冬至时刻开始算起,把一年均匀分作二十四分,每过15.22日,称为一气。这样的气,称为“平气”。但实际上太阳在天球上的运转是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反映。地球走到近日点时,速度最快,因而天上的太阳运动速度也是最快;地球走到远日点时,速度最慢,此时天上的太阳也最慢。因此,当平气的春秋</a>分时,太阳并不在黄赤道交点上,每两个平气间太阳走的黄道度数也并不相等。东魏、北齐(公元534—577年)时人张子信,他居住在海岛上三十多年,专以浑仪测候日月五星,根据他三十多年的经验,他发现一年里面,日月行动的快慢不齐,同时发现了日月蚀的规律。月行的迟疾,汉代已经有人推测出来,而日行的盈缩这是张子信首先发现的。张子信认识到太阳运动的不均匀性,“春分后则迟,秋分后则速”。他在这方面的发现,不但对日蚀的预告帮助很大,同时对太阳运动的规律也有所了解。隋代刘焯撰《皇极历》时,吸取了张子信在这方面的新成果,立盈缩缠差法。但是刘焯认为太阳速度从冬至起逐渐下降,到立春,速度平,又逐渐上升到春分前一日,速度和冬至相等;春分后一日速度最慢,和夏至相同。以后又逐渐上升到立夏,速度平,又逐渐下降到夏至,又是最慢;夏至以后又相反。这分法和太阳实际运动的快慢规律,尚有距离。僧一行在撰《大衍历》时,纠正了刘焯的错误,认为太阳在冬至时速度最快,以后逐渐慢下来到春分,速度平,继续慢到夏至最慢;夏至以后则相反。这就比较接近地球运动的实际了。一行也认为冬至时最快,没有分辨出近日点与冬至点的不同,这是由于当时近日点和冬至点相差不到九度,所以不容易发觉出来的缘故。


    一行在这样基础上,提出了较准确的“定气”概念。把黄道、周365.25度从冬至开始等分为二十四分。太阳每走到此分线上便是“气”的时刻。根据观测,《大衍历》中规定从冬至到春分共88.89日;太阳行91.31度,经过六个气;春分到夏至也是六个气,共93.73日,也行91.31度。秋分前后和春分前后情况相同。每二气间黄经差相同,而时间间距则不相同。


    一行在其《大衍历》草成之后不久就死了,当时有几个墨守陈规的天文历法家,都攻击《大衍历》不够准确。于是就召集在这方面的专家,把《大衍历》来和《麟德历》(李淳风所撰)以及《九执历》(天竺历,由瞿昙悉达</a>译出)比较,结论是:“《大衍》十得七、八,《麟德》才三、四,《九执》一、二焉。”(《新唐书·历志》)说明《大衍历》比起当时中外其他各家的历法来,都要精密。


    无论张子信也好,李淳风也好,僧一行也好,他们对天文的观测和历法方面,虽然有所贡献,但也有他们的缺点。主要由于他们不能完全摆脱象数和星算之术,使他们著作中蒙上一层神秘的外衣。有些甚至为了迎合时主的喜好,故意作出违反科学的结论来,如一行在推演《大衍历》时,认为开元十二年七月和十三年十二月都应该看到日食的,结果却没有看到,一行认为这不是他的推算错误,而是唐玄宗至德感天的结果。这种说法是完全和科学精神不能相容的。


    一行在与梁令瓒合作造成黄道铜浑仪,以测量星宿经纬度,他发现了当时星宿位置和古代相比,不独赤道上位置和距极度数因为岁差关系而有差异,同时黄道上的位置也有不同。他测得从牵牛到东井十四宿,去极的度数,都是古测大而今测小,这是星自南而北移动的缘故;从舆鬼到南斗十四宿,去极的度数,都是古测小而今测大,这是星自北而南移动的缘故。一行从这个事实里,作进一步的推断,就知道恒星本身在天上的位置,也是不断地在移动的,并不像一般的说法,认为恒星的位置是永恒不动的,这种移动在今天叫做“自行”。当然当时一行只发现这种恒星自行现象,没有给予这种名称。恒星自行,非经过很长时间不能发觉。在西方,哈雷在公元1718年测知天狼、北河、大角三星的黄道度和希腊时代不同,才发现恒星的自行,这时已在一行所测的一千年之后了。


    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又诏司天监官属郭默之等造《宝应五纪历》行之。德宗兴元元年(公元781年)又颁行了《建中正元历》。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改用《元和观象历》。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颁行《长庆宣明历》。昭宗景福元年(公元892年),颁行《景福崇玄历》。从《大衍历》以后,历法虽屡改易,实际大体都沿袭着《麟德》、《大衍》二历之旧,只作了小小的修改,改换了历法的名称而已。


    五代的后梁和后唐,都沿用唐《景福崇玄历》。到了后晋石敬瑭时,司天监马重绩又更造新历,马重绩采用了唐德宗建中时期术者曹士所定的《符天历》,后来行之于民间,称之为小历,马重绩改名之为《调元历》。但施行了五年,发现误差较大,又改回来用《景福崇玄历》。后周太祖广顺(公元951至953年)中,国子博士王处讷私撰《明玄历》,而民间又行用《万分历》。后周世宗于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又采用了端明殿学士王朴</a>领衔修订的《钦天历》。五代时,蜀国先后颁行了《永昌历》、《正象历》。南唐也颁行《齐政历》。据宋人刘羲叟说:“前世造历者,其法不同而多差。至唐一行始以天地之中数作《大衍历》,最为精密。后世善治历者,皆用其法,惟写分拟数而已。至〔王〕朴亦能自为一家……然不能宏深简易,而径急是取。至其所长,虽圣人出不能废也”(《新五代史</a>·司天考》)。可见王朴的《钦天历》,也是在僧一行的科学研究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


    医学与药物学 隋太医博士巢元方</a>受诏集众医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撰成《诸病源候总论》一书。全书共五十卷,分六十七</a>门,列证候一千七百余论,唯论病证,不载方药。书中对内科、外科、耳鼻喉科、眼科、妇产科、小儿科等各科的病因和病理现象,都作了详细的叙述,可以说是从汉魏以来在病因证候学方面的一部总结性著作,它标志着当时医学界在临床诊断方面的丰富知识和较高水平。


    该书对病因方面的认识,在今天看来,有些是符合于科学的判断的。如说患寸白虫(绦虫)的病因,是由于“食生鱼”和“饮白酒(时)以桑枝贯牛肉炙食并生栗所致”(《九虫病诸候·寸白虫候》)。在书里并指出传染病多半是由于外界有害物质所引起的,而且会传染给别人,所谓“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温病诸候·温病令人不相染易候》)。因此强调须要做好预防工作,及时医疗,并加以隔离。书中提到,在传染病中有许多病是和季节性有很大关系的,所谓“皆由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则民多疾疫,病无少长,率皆相似”(《疫疠病诸候·疫疠病候》)。它对风湿性关节炎的证候,介绍得很详细。他说:“凡脚气病,皆由感风毒所致,得此病多不即觉……初甚微,饮食嬉戏气力如故。尝熟察之,其状自膝至脚有不仁,或若痹,或谣谣如虫所喙,或脚指及膝胫洒洒尔,或脚屈弱不能行,或微肿,或酷冷,或酸疼,或缓纵不随,或挛急……或胸心冲悸……或腹内苦痛……此皆病之证也。若治之缓,便上入腹,入腹或肿或不肿,胸胁满,气上,便杀人,急者不全月,缓者或一、二、三月。”(《脚气病诸候·脚气缓弱候》)这可以说已经把由于风湿性关节炎而引起心脏病以致死亡的情况,叙述得非常真实了。它对麻风病的各期典型症状,描述得也颇为全面。它说:“凡癞病……初觉皮肤不仁,或谣谣苦痒,如虫行,或眼前见物如垂丝,或隐轸辄赤黑,此皆为疾始起……久而不治,令人顽痹……手足酸痛……身体偏痒,搔之生疮……或顽如钱大,……或如梳……锥刺不痛……眉睫堕落……鼻柱崩倒……肢节堕落。”(《风病诸候·诸癞候》)另外在叙述消渴病证候时,几次都提到消渴病(糖尿病)容易引起痈疽,这种对疾病的观察,也是符合科学原理的。它在介绍漆疮时,还指出有些病患,和人的过敏性有关系。它说:“漆有毒,人有禀性畏漆,但见漆,便中其毒……亦有性自耐者,终日烧煮,竟不为害也。”(《疮病诸候·漆疮候》)此外在书中还用足够的篇幅来叙述妇女杂病以及妊娠、将产、难产、产后等病二百八十余论,他对这些病的病因和证候都作了细致的说明。对小儿科的病因、病理,也一样作了详尽的介绍,而且对孩子的护理工作也非常注意。书中说</a>:“小儿始生,不可暖衣……皆当以故絮着衣,莫用新绵也。”又说:“宜时见风日……天和暖无风之时,令母将抱日中嬉戏,数见风日,则……肌肉硬密,堪耐风寒,不致疾病。若常藏在帏帐之内,重衣温暖,譬如阴地之草木,不见风日,软脆不任风寒。”并说:“又当消息,无令汗出,汗出则致虚损,便受风寒,昼夜寤寐,皆当慎之。其饮乳食哺……常当节适……儿稍大,食哺亦当稍增。”(《小儿杂病诸候·养小儿候》)可以说对孩子的护理工作,已经介绍得非常细致而详尽了。在书里还提到剖腹缝肠的手术和拔除病牙的方法。由于时代的局限,无可讳言,在巢氏《诸病源候总论》里,也掺杂有许多迷信和非科学的东西,这是应该加以剔除的,但这并不妨害这一部专著在中国医学史的一定地位。


    孙思邈</a>,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东南)人。他生于公元581年,历周、隋,至唐高宗永淳末年(公元682年),活到一百多岁才死。唐高宗曾给他谏议大夫的官位,他也没有接受。他非常博学,无书不读。《华严经</a>传记》卷五里说他“学该内外,尤闲医药。上元、仪凤之年(公元674至679年),居长安、万年二县之境。尝与人谈话,说魏齐人物及洛阳故都,城中朝士,并寺宇众僧,宛然目击。”因此唐初修五朝史时,史官往往去向他请教。


    孙思邈在幼年的时候,就生过重病,知道医学的重要,他说:“吾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所以青矜之岁(求学的年龄),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至于切脉、诊候、采药、合和、服饵、节度、将息、避慎,一事长于己者,不远千里,伏膺取决。”(《千金要方</a>序》)这样辛勤的苦学,医学渐渐入门了。据他自己说:“至于弱冠,颇觉有悟,是以亲邻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济益;在身之患,断绝医门。”他自己一生,“二遭热痢,一经冷痢”(《千金方》卷十五《脾脏·热痢》),又“数病痈疽”(《千金方》卷二十二《痈疽》),结果都是自己医好的。他说学医的人,不仅要深通古代医书和经方,而且要涉猎群书,五经</a>、三史、佛典、《庄》、《老》,要无所不读,知识面一丰富,“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千金方》卷一《序例·大医习业》)。他反对把医道看得非常简单的这种观点,说到“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a>,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千金方》卷一《序例·大医精诚》)


    孙思邈认为做医生必须具有很高的道德品质。他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指人)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千金方》卷一《序例·大医精诚》)。


    孙思邈在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已七十岁左右了,整理出他那一部不朽巨作《备急千金要方》三十卷来。又稍后二十多年,快到他一百岁的时候,又把他另一重要著作《千金翼方</a>》三十卷也整理了出来。为什么称之为《千金方》呢?据孙思邈在自序里说:“以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以为名也。”这两部书,是集唐以前经方大成的总结性著作。宋林亿在《新校备急千金要方序》中说这部书“上极文字之初,下讫有隋之世,或经或方,无不采摭。集诸家之所秘要,去众说之所未至”,给予它很高的评价。孙思邈在采择各家经方以及吸取前人先进经验时,不是漫无别白的,他往往能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譬如南齐时名医徐嗣伯,他的专长是治疗风眩病,自称是“百无遗策”。孙思邈就把他的验方全部收在《千金要方》里。又如脚气病,“自永嘉南渡,衣缨士人多有遭者,岭表江东有支法存、仰道人等,并留意经方,偏善斯术。……又宋齐之间,释门僧深师仰道人,述支道存等诸家旧方为三十卷”(《千金要方》卷七《风毒脚气》)。孙思邈认为僧深的脚弱方,其中有的是收到一定治疗效果的,因此选择其中“灼然有效”的,收进《千金要方》里来。又如唐高祖武德中,有甄权新撰《明堂图》,对人体针灸穴位,说得较前详细,孙思邈就虚心地向他请教,把甄权的《明堂图》中某些可以吸取的成果,写进《千金翼方》里去。除了前面所讲到的几家被采录以外,还有如东晋安北将军范汪所著的《范汪方》百余卷,南朝宋徐文伯所著的《徐文伯方》,北齐徐之才所著的《徐王方》,北周姚僧垣</a>所著的《集验方</a>》,凡是有价值的验方,都被他采了进去。这些经方,原书已经散佚,幸亏孙思邈把它转录下来,得以保存留传。由此可见,人们称这部书为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经方大成,一点也不夸大。


    《千金方》虽然也以载录经方为主,但它对疾病症状的诊断,仍是十分准确。如在描述消渴病(糖尿病)时说这病的特点:一,病渴;二,小便数;三,“食乃兼倍于常”,另外就是“日就羸瘦”,可以说已经简括地把糖尿病的特征“三多一少”描述出来了。而且在书中特别指出消渴病患者容易并发痈疽,他说:“消渴之人,愈与未愈,常须思虑有大痈,何者,消渴之人,必于大骨节间发痈疽而卒,所以戒之在大痈也。当预备痈药以防之。”他并说:“消渴病经百日以上者,不得灸刺。灸刺则于疮上漏脓水不歇,遂致痈疽。亦忌有所误伤,但作针许大疮……于疮中变成脓水而出,若水出不止者必死,慎之!慎之!”(《千金要方》卷二十一《消渴》)这种观察都是非常细致而与今天科学的结论相一致的。他对关节结核的观察说:“附骨疽者,以其无故附骨成脓,故名附骨疽,喜著大节解中……小儿亦著脊背。”(《千金要方》卷二十二《痈疽》)这也是和今天的认识能够取得一致的。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以专章来论述妇产科和小儿科的疾病,并详细地载录了有关妇女科和小儿科的经方。他说:“断脐不得以刀子割之”,这样可以避免“脐风”(破伤风),这也有一定的科学道理。他说母亲“乳儿……视儿饥饱节度,知一日中几乳而足以为常”,说明他已经注意到哺乳的次数和分量。他也主张孩子衣服“特忌厚热”。他还观察和记载了孩子的发育程序,如说:“凡生后六十日……能咳笑应和人;百日……能自反覆(翻身);百八十日……能独坐;二百一十日……能匍匐;三百日……能独立;三百六十日……能行,此其定法;若不能依期者,必有不平之处。”(《千金要方》卷五《少小婴孺方·序例》)这和现代的观察是完全一致的。


    孙思邈在《千金方》里,特别强调食疗,他认为食疗胜于药疗。他说:“夫为医者,当须洞视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药性刚烈,犹为御兵,兵之猛暴,岂容妄发”(《医心方</a>·服药节度篇》引《千金方》)。在这一指导思想之下,因此他提倡服牛、羊乳,又认为服醍醐(犹今之奶油)可以延年,又说胡麻、白麻,可以益人。他指出瘿瘤(甲状腺肿大)除了可服用昆布、海藻以外,还可以用鹿靥(即鹿甲状腺)来治疗瘿瘤。又指出猪肝、牛肝、羊肝(含有甲种维生素)可以用来治疗雀目(即夜盲病),麋角(鹿茸)、鹿角可以用来治疗虚弱,这种对食物营养的看法,几乎和今天的认识完全一致。


    孙思邈在他的著作里,还特别强调运动的重要性,他主张每日必须“按摩道引为佳”。他介绍了两套柔软体操,一套是“天竺国按摩法”,一共是十八种姿势;一套是“老子</a>按摩法”,一共是四十九种姿势。他说:“但是老人日别能依此三遍者,一月后,百病除,行及奔马,补益延年,能食,眼明轻健,不复疲乏。”(《千金要方》卷二十七)孙思邈能够活到一百多岁,可能与他这种重视按摩和柔软体操有一定的关系。


    由于时代的局限,在孙思邈的著作里,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迷信和非科学性的东西。譬如说,他认为齿病是由于齿病患者在月食之夜吃东西的缘故;人被鱼骨鲠住喉了,只要说:“鸬鹚!鸬鹚!”骨头就咽下去了。在《千金翼方》最后的两卷,称为《禁经》上、《禁经》下,全部是迷信可笑的东西,如这里面认为疟病是有疟鬼的,只要一念符咒,疟鬼就逃跑了,于是他介绍这一套咒语说:“登高山,望海北,水中有一龙,三头九尾,不食诸物,唯食疟鬼。朝食三千,暮食八百,食之不足,差使来索。疟鬼须屏迹!不伏去者,缚送与河伯!急!急!如律令。”这种可笑的迷信糟粕部分,我们应该加以摒除。


    王焘</a>,唐玄宗时,任相州刺史,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撰成《外台秘要</a>》四十卷。分一千一百零四门,载方六千余论,这也是带有总结性的一部著作,不过由于他离开孙思邈的时代不太远,因此在验方的搜罗上,很难超过《千金方》。但王焘在编撰这一部书时,无论引用巢氏《病源》或各家经方,都详细注出引书出处和卷数,因此对保存古代经方的原来面目方面,有较大贡献。譬如说用牛肝来治疗夜盲,他注出始于僧深,用猪肝来治疗夜盲,他注出见于《千金翼方》,用羊靥来治疗瘿瘤,他注出见于初虞世《古今录验方》,这对于古代医史的研究,提供了更原始的素材。这一部书的编成,不仅对国内有较大影响,同时也影响了日本的医学界。公元982年,日本丹波康赖</a>著《医心方》三十卷,其体裁就是仿效《外台秘要》来编纂的。


    在验方的传布方面,隋炀帝曾下敕撰集《四海类聚单方》十六卷。唐玄宗又下敕撰集《开元广济方》五卷,在《广济方》里,提到黄连治痢,《医心方》卷十一引《广济方》云:“治杂痢”,“黄连一两,干姜一两,熟芨一两,附子一枚炬,蜀椒十四粒,阿胶如手大,炙。切以水五升,煮取二升五合。绞去滓内胶,更上火煎胶烊,分温三服。”


    唐德宗也下敕撰集《贞元集要广利方》五卷,除了用黄连、当归来治疗赤白痢之外(见《医心方》卷十一),还采用昆布、海藻来治疗甲状腺肥大。《医心方》卷十六引《广利方》云:疗瘿结气方,“昆布二大两,暖水洗去咸味,寸切,小麦三大合,以水二大升,煮取小麦就,择取昆布,空腹含三五斤,津液细细咽之,日再含。”《广利方》也推荐用犀角来治疗儿童的高烧,《重修政和证类本草</a>》卷十七引《广利方》云:犀角,“治孩子惊痫不知人,迷闷,嚼舌仰目者,犀角末半钱匕,水二大合,服之立效。”


    除了由政府来搜辑验方,加以编录,推广到民间以外;唐代的朝士,也有深懂医道的,他们也搜录了不少有灵效的验方,传播民间,著名的有甄权《古今录验方》、杨炎《南行方》、陆贽</a>《集验方》、刘禹锡</a>《传信方》、李绛</a>《兵部手集方》等等。


    甄权著有《药性本草》之外,又著有《古今录验方》,惜原书散佚,《医心方》卷三引《录验方》云:“经言诸取风者……此人间庭巷门户窗牖之径气耳。天无风之日,恒有径风,人长居其间,积日月,此能虚人肌理,入人百脉,攻人五藏六府,则致病焉。复有野间广泽都亭成径风,亦不可居卧也。复有眠坐恒使人扇之,亦能生病,但小轻于径穴中耳。”“古洛阳市有一上贴(收物质钱,犹后世之当铺)家,最要货卖倍集,但货主周年中必得病致死,遂成空废……有一乞儿,常出市乞,每岁辄见货主非复旧人,乞儿……便看贴中,唯见货主坐处,背约一柱,有一虫食穴,故最有风贯过,如针头大,正射坐人项,即是风射处。乞儿计病源,一品人坐所,当是其项所对,死当由此。便诣市官,求贴坐之,钉塞此孔,然无复病。”对脑后来风,强调到丧命程度,文字也刻画细致,雅俗共赏。


    杨炎,德宗朝宰相,他未入相前,尝贬道州(治弘道,今湖南道县)司马,著《南行方》,原书久已散佚,《本草纲目</a>》卷十七狼牙条虫疮瘙痒下引杨炎《南行方》云:“六月以前,采狼牙叶,〔六月〕以后用根,生咀,以木叶裹之,火炮热,于疮上熨之,冷即止。”


    陆贽,德宗朝宰相,后贬忠州(治临江,今重庆忠县)别驾。“既放荒远,常阖户,人不识其面。又避谤不著书。地苦瘴疠,只为《今古集验方》五十篇示乡人”(《新唐书·陆贽传》)。原书散佚,《医心方》卷三引《集验方》云:“治风,头眩欲倒,眼旋屋转,头脑痛,防风枳实汤方。”用来治疗。


    李绛,宪宗朝宰相,曾为兵部尚书</a>,著有《兵部手集方》。惜原书散佚,《本草纲目》卷十二上人参条引《兵部手集方》云:“饮食入口即吐,困弱无力垂死者,上党人参三大两,拍破,水一大升,煮取四合,热服,日再。兼以人参汁入粟米鸡子白薤白煮粥与啖。李直方司勋于汉南患此两月余,诸方不瘥,遂与此方,当时便定,后十余日,遂入京师。绛每与名医论此药,难可为俦也。”


    刘禹锡,元和初政,贬为朗州(治武陵,今湖南常德)司马,后迁连州(治桂阳,今广东连州)刺史,转夔州(治奉节,今重庆奉节东)刺史。他在贬所,著有《传信方》。《本草纲目》卷二十九杏仁条下引《传信方》云:“补肺丸治咳嗽,用杏仁二大两,山中者不用,去双仁者,……连皮尖于砂盆中研滤取汁,煮令鱼眼沸,候软如面糊即成。以粗布摊曝之,可丸即丸服之。食前后,总须服三五十丸,茶酒任下,忌白水、粥。”


    上面提到的单方,是人名爵里可以查到的,也有一些单方,只知年代,人名爵里已经无法查考。如《医心方》卷九引唐轶名《拯要方》云:“疗上气气逆满,喘息不通,呼吸欲死,救命汤方:麻黄八两,去节,甘草四两,大枣四十枚,夜干如博子二枚,右以井花水一斗,煮麻黄再沸,纳余药,煮取四升,分四服,入口即愈。”可见用麻黄来治疗哮喘,也极其普遍了。


    继陶弘景</a>《本草经集注</a>》以后,在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由司空英国公李勣(即徐世勣)领衔,而实际参加这一编纂工作者有朝议郎行右监门长史骑尉苏敬</a>、登仕郎行礼部主事云骑尉颜仁楚、登仕郎守潞王府行参军吴世哲、太子药藏局丞飞骑尉蒋义方、朝议郎行太常寺太卜令上骑都尉贾文通、兼太子洗马弘文馆学士孔志约、朝议大夫行太史令轻车都尉李淳风、中散大夫行太常正上护军吕才、兼太常寺医丞云骑尉蒋元昌、太常寺太医令许弘感、朝请郎行太常寺太医令蒋李、朝请郎守太子药藏监上骑都尉吴嗣宗、朝散大夫行太子药藏监蒋孝、给事郎守尚药局侍医云骑尉巢孝俭、尚药局直长云骑尉许弘真、朝议郎行尚药局直长飞骑尉蔺覆、朝议郎守尚药局奉御骑都尉蒋孝璋、朝散大夫尚药局奉御上骑都尉朝豕、中大夫行尚药局奉御许存崇、中书令太子宾客监修国史弘文学士上柱国高阳郡开国公许敬宗等人。这部《唐本草》,亦称《英公唐本草》。撰成问世以后,全书五十三卷,其中《本草经》二十卷,《目录》一卷,《药图》二十五卷,《图经》七卷。这一部书在编纂之先,先由政府下令“普颁天下,营求药物”,因此“羽毛鳞介,无远不臻;根茎花实,有名咸萃”(孔志约《唐本草》序)。因而所载的药物,又较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增多了一百十四种,一共收录到八百四十四种之多。这部《唐本草》的修撰,可以说是中国钦定药典的结集创举,同时它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制定的药典。可惜这部药典已佚,只在日本保留下《本草经》十卷,是全书内《本草经》部分二十卷的二分之一。但它的主要内容,由于后世修订的《本草》辗转引用,因此大部分还保存下来了。


    日本所流传保存下来的《新修本草</a>》十卷,即《唐本草》残存本十卷,其中所引药物,如“犀角,味苦咸酸寒”,“除邪,不迷惑魇寐,疗伤寒、温疫、头痛、寒热诸毒气”。“案犀有两角,鼻上者为良”。如提到“零羊角(羚羊角),味咸苦寒,微寒无毒。主明目益气,起冷去恶血注下,辟蛊毒……安心气……疗伤寒时气”。如“鹿茸,味甘酸温,微温无毒……益气强志……羸瘦,四支酸疼,腰脊痛……泄精溺血”。如“麝香,味辛温无毒,主辟恶气……妇人产难堕胎”。一直到今天,这四种药物退烧用犀角羚羊,补虚用鹿茸,外科把麝香作为引药,皆有特效。又如“牛乳微寒,补虚羸,止渴下气”。“羊乳温补寒冷虚乏”。如“酪苏(酥)微寒,补五藏,利大肠”。“苏(酥)出外国,亦从益州来,本是牛羊乳为之。自省法,佛经并称乳成酪,酪成苏(酥),苏成醍醐,醍醐色黄白,作饼成甘肥”。“然苏有牛苏、羊苏,牛苏胜于羊苏”。“醍醐味甘平无毒,主风邪痹气,通润骨髓……功优于苏(酥)。在苏中,好苏一石有三四升醍醐”。如“阿胶,味甘平微温无毒。〔主治〕腰腹痛,四支酸疼,女子下血安胎,丈夫少腹痛,虚劳羸瘦……久服轻身益气。煮牛皮作之,出东阿”。如“羊肉,肥甘大热,无毒”。“羊肾,补肾气,益精髓”。如“石蜜,味甘寒,无毒。主心腹热胀,口干渴,性冷利,出益州及西戎。煎炼沙糖为之。作饼块,黄白色”。“沙糖,味甘寒,无毒,功体与石蜜同,而冷利过,甘蔗汁煎作,蜀地西戎江东并有,而江东者先劣今优”。如“胡麻,味甘平无毒,主伤中虚羸,补五内,益气力,长肌肉,填髓脑,坚筋骨”,“久服轻身不老,明耳目,耐肌延年,以作油(麻油),微寒利大肠”。此外也讲到“柏实味甘平无毒,主惊悸,安五藏,益气除风……久服令人润泽美色……生太山之谷”。如“酸枣,味酸辛无毒”,“烦心不得眠”。如“枸杞,味苦寒,无毒,补内伤大劳……坚筋骨,轻身能老,耐寒暑”,“俗谚云‘去家千里,勿食罗摩枸杞’,此言补益精气,强盛阴道也”。如“杜仲,味辛甘平温无毒。主腰脊痛,补中益精气,坚筋骨……久服轻身能(耐)老”。这些药物,到今天还经常服用着,且著神效。


    除了由唐政府修撰这部《新修本草》以外,私人在这方面的著作也很多。其著名的,唐初人甄权著有《药性本草》。原书已经散佚,但《本草纲目》引其佚文,如卷五十一上犀角条引甄权《药性本草》说到犀角的功能,“解大热,散风毒……疗时疫,热如火烦,毒入心,狂言妄语”。犀角有退热退烧的独特功能。又在同卷中提到《药性本草》有关羚羊角的功能,说它能“治一切热毒风攻注,中恶毒风卒死,昏乱不识人……治小儿惊痫”。对犀角羚羊角的作用,比唐《新修本草》介绍得更详细。对胡麻的介绍,也比唐《新修本草》更为详细。《本草纲目》卷二十二引《药性本草》云:“巨胜(即胡麻之别名)乃仙经所重,以白蜜等分合服,名静神丸,治肺气,润五脏,其功甚多,亦能休粮,填人精髓,有益于男子。患人气虚而吸吸者,加而用之。”


    孟诜</a>,武则天</a>时,以进士擢第,官至同州刺史。卒于睿宗之世。诜著有《食疗本草</a>》,惜已散佚。《食疗本草》顾名思义,从食疗入手,这是值得人们取法的。《本草纲目》卷三十引《食疗本草》云:“梨,治咳嗽”。“又方捣〔梨〕汁一升,入酥蜜各一两,地黄汁一升,煎成含咽,凡治咳嗽,须喘急定时冷食之”。又“暗风失音,生梨捣汁一盏饮之,日再服”。又提到“胡桃……常服令人能食,骨肉细腻光润,须发黑泽,血脉通润,养一切老痔”。《本草纲目》卷二十八引《食疗本草》云:“冬瓜熟者食之佳,冷者食之瘦人,煮食,炼五藏,为其气故也。欲得体瘦轻健者,则可长食之。若要肥,则不食也。”


    陈藏器,唐玄宗时,官三原县尉,著《本草拾遗》十卷。藏器“博极群书,精核物类,订绳谬误,搜罗幽隐”(《本草纲目》卷一上引),对药物学的贡献也很大。《本草拾遗》原著虽亡佚了,但它很多佚文,被收在《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两书中,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李洵,著有《海药本草</a>》,记南方海上所产药物及其疗效,记载颇为详悉。原书今已散佚,《本草纲目》中收有佚文。《本草纲目》卷三十一椰子条下引《海药本草》云:“椰树状如海棕,实大如碗,外有粗皮……皮有浆似酒,饮之不醉,生云南者亦好。”“治吐血,水肿,去风热。”“多食,冷而动气。”又《本草纲目》卷四十三引《海药本草》云:蛤蚧,“生广南水中,夜居于榕树上,雌雄相随,投一获二。近日西路亦有之,其状虽小,滋补一般。俚人采之,割腹,以竹张开,曝干鬻之。”一直到今天,蛤蚧还被认为是最好的强壮剂。以上各种《本草》,都是药物学方面的重要典籍,可惜原书大半散失,我们现在只能在宋人唐慎微</a>所辑的《政和证类本草》和明人李时珍</a>所辑的《本草纲目》的转引中,窥见其一鳞半爪而已。


    隋李春的赵郡安济桥 赵郡安济桥,在今河北赵县城南五里,桥跨水之上,是隋大业初年(约大业元年,即公元605年前后),工匠李春等所造。这座桥从造成到现在已经一千三百多年的时间了,但还是非常坚固完整,两边桥基下沉水平差只有五厘米,在华北冲积平原上能够这样固定地不往下沉,是很不容易的一桩事情。


    安济桥是一座空腔式结构的石桥,空腔式石桥亦称空撞券式或敞肩式,这是石拱桥结构中的一种先进的构造方法。它是在大拱券的两端拱背上,又介以四个空拱小券。安济桥这样的构造方法,是完全有需要的,因为当河上流井陉山区多雨的季节,山洪大发,水流湍急,就必须应用这空腔小券,来增加过水面积,使暴发的山洪可以溢空而过。这样做,既减低了上游的水位,同时也减轻了水流对桥身的冲击力量。正如张嘉贞在《石桥铭序》所讲到的:“两涯嵌四穴,盖以杀怒水之荡突,虽怀山(怀山襄陵,形容洪水的泛滥)而固护焉。”而且这种两端应用四个空腔小券的方法,也减轻了桥身的自重(约可减轻五百余吨),同时也大大节约了桥台桥基的尺度与材料。由于桥身的重量减轻和减轻了洪水对桥身的冲击力量等原因,因而大大地增加了桥身的安全程度。空拱小券的应用,是李春的巨大创造,在当时建筑技术来讲,这一构造方法,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安济桥的奇特之处,就是它的低矢跨的大弧形拱券。这个拱券,由二十八道拱圈并列砌成。桥的长度37.45米,其拱高(矢)仅7.23米。矢跨比例,仅一比五,这种低矢跨比率,在世界石拱桥中,极其罕见。由于矢跨比率低,桥的坡度非常平缓,便于车马来往。


    安济桥大小拱均采用了并列式的砌券方法,大小拱各由二十八道单独的拱券组成。这种并列式的砌券法,有其优点,即在施工时,可以单独施工,由于二十八道拱各自独立,如遇拱石破坏时,不致影响全桥,并可个别抽换嵌补新石,修补方便;如遇桥基发生倾陷时,也不至于影响全桥。但也有它的缺点,即二十八道拱券之间缺乏横向联系,李春在设计时,考虑到了这一弱点,所以他采用了五种方法来补救。一,桥中有“收分”,使外面的拱券向内倾,以防外倒;二,用了五根大铁杆把二十八道拱券拉联起来;三,二十八道拱背上铺了大块“伏石”,借压力与摩擦力拉联;四,在桥两侧用曲尺形的勾石把外面的拱石向内勾着;五,拱与拱之间,用了许多银锭、铁榫拉联。通过以上五种补救方法,桥身自然就非常坚固,弥补了二十八道拱券缺乏横向联系的缺点。


    安济桥的造型艺术,也极为优美。由于它采取最低矢跨比率使桥身形成坡势低平的曲线,使人望之有“初月出云,长虹饮涧”(《朝野佥载</a>》)的美感。在大拱背上辟四个小拱,除了有它实际功能以外,在艺术造型上,也打破了原来平淡的三角面,使它更显出玲珑夭矫的姿势来。


    桥面两侧原有的石栏杆,其雕刻是非常精致的。张嘉贞在《石桥铭序》中誉之为:“是其栏槛华柱,锤斫龙兽之状,蟠绕拏踞,睢盱翕,若飞若动”,可见十分生动。可是经过一千多年时间,所有栏板,大部分倒塌进水里去了,后世往往用粗糙的石板或砖瓦临时砌成护栏来代替栏板,这和这座雄伟秀丽的拱桥很不相称。解放后,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整工作,把倒塌在水里埋之有千年之久的石栏杆,全部挖掘了出来。这些望柱栏板,雕刻得十分精美,“磨砻密致”(《朝野佥载》),望柱上雕刻着凸起的蟠龙、狮子头,栏板上雕刻着各种姿态的行龙,十分生动。刀法苍劲朴质,布局变化多端,表现出高度的艺术水平。这一修整工作到1958年基本完成,经过修整后的安济桥,面貌一新,更显出它雄伟的气魄来了。


    轮船的制作 据《旧唐书</a>·李皋传》:皋“常运心巧思,为战舰,挟二轮蹈之,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所造省易而久固。”《新唐书·曹王明传嗣曹王皋附传》记载这段事,文字更为简省:皋“教为战舰,挟二轮蹈之,鼓水疾进,驶于阵马。”用两个大的轮子,挟船左右,船工在船内以足操作,使轮运转,推动前进,速度可抵帆船和跑马那么快。可惜左右两轮的结构和板片,都是用木材来做的,在水中浸泡稍久,就容易腐烂。大概当时还不迫急需要这种轮船,因此这一技术没有机会获得进一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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