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明代的政治

3个月前 作者: 傅乐成
    一、明初的政局


    (一)太祖的规划


    明是唐以后中国的自治统一时代,其国势的强盛,远非宋代可比。北宋时,东北则燕云未复,西北则夏人倔强,北方的关塞之险,整个落入外族之手,乃至不得不纳币媚敌,以求苟安。南宋的衰弱,更不必论。到明代,不特燕云关陇之地尽复,北方塞外若干形胜地区,也大都收入版图。这种局面,前后维持了二百多年。但明的大部分时间,内政方面是异常腐败黑暗的,若干秕政,从明初便奠下基础。如果不是明朝前期的几位皇帝,尚能励精求治,而蒙古衰落后,其他外族还没有强大,明室恐怕无法维持那样长久的国祚。


    明代政治的不上轨道,明太祖</a>要负大部分责任。他兼有圣贤和暴君的双重性格,因此他的政治措施,有些极可称赞,有些又极不合理。他出身微贱,因而深知民隐,即位后严惩贪污,大大整刷了元末以来的政风;他也颇知前代宦官、外戚、军阀的为祸之大,因此他严禁中官预政和母后临朝,并以文臣掌理军政,这些都是太祖政治的好的一面。但他“家天下”的思想极浓,益以猜忌残忍的性格,使他做出许多荒谬残暴的举动,足以抵消他的善政而有余。下面谈谈他对国家的几项重要规划。


    分封诸王,是太祖时的一件大事。太祖鉴于隋唐时代,宗室权轻,君主孤立,因此选择名城大都,分封子弟。他于洪武三年(1370)到二十四年(1391)间,先后分封为了二十五个王,其中有一个是他的侄孙,其余全是儿子。诸王的封地,遍布全国,尤以北方为多,重要的王有秦王樉(封于西安)、晋王(封于太原)、燕王棣(封于北平)、代王桂(封于大同)、宁王权(封于大宁,今河北平泉县东北)、肃王楧(封于甘州,今甘肃张掖市)等。诸王各设官属,俸禄甚为优厚。虽然规定不能过问地方政事,但他们各有护卫的军队,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一万九千人,实力相当雄厚。此外太祖每遇战争,常令诸王总领军事,并得节制诸将,因此秦、晋、燕、宁诸王,遂当守御北边的大任,权势尤重。当时有人上书,恐诸王将来有尾大不掉之祸,太祖认为“离间骨肉”,结果上书人下狱而死。太祖死后不久,燕王棣便发动篡夺皇位的战争。


    另一件大事是废宰相。中国旧制,宰相是全国的政治中心,综理大政,对皇帝负责。明初设官,仍沿袭元制,以中书省总政务,左右丞相主之,下设六部。洪武十三年(1380),左丞相胡惟庸以“图谋不轨”被诛,太祖认为相权过重,乃罢中书省,废丞相,以六部直隶于皇帝。这个办法,固然可以防止权臣弄柄,但兼任宰相,却不是每个皇帝都可以胜任的事。以太祖的坚毅辛勤,自可日理万机,但他的生于深宫中的后裔,却大多没有总揽国政的能力和兴趣,因此他们不得不把国务交给他们所亲信的人,这样便形成了后来的宦官政治。


    太祖的实行君主独裁,是不信任臣下的表现,这种表现,并不止废宰相的一端。他对臣下控驭极严,极尽摧辱的能事,可以两事为例:一是廷杖。朝臣奏对忤旨时,即当廷加杖,甚至有被杖死的。朝臣的人格,为之扫地以尽,这是明代特有的酷政,也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大污点。二是滥兴文字狱。明代以前历朝的文字狱,多是因为有人公开讪谤朝政或诋毁皇帝而发生,但明初的文字狱则大不相同,有人往往为了一两个毫不相干的字,而被处死。例如有人因奏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的字句而被杀,因为“生”与“僧”同音,而“光”又是僧人头颅的写照,以致使他怀疑上表者在讽刺他的出身。这样的文字狱,真是极尽无理取闹的能事。


    太祖的猜忌性格,到晚年更变本加厉,他晚年曾有两次对朝臣作集体的屠杀。一次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的胡惟庸之狱。惟庸于十三年(1380)被诛,但他的“逆谋”,直到二十三年才完全显露,太祖怒而肃清“逆党”,因此案牵涉而被杀的达三万人,其中封侯的功臣,就有二十余人。二十六年(1393),又有蓝玉之狱。蓝玉是北征沙漠扫荡元室余孽的名将,因恃功粗暴,为人控告谋反而被诛,牵连被杀的达一万五千人,元勋宿将,极少幸免。太祖对臣下这样恣意杀戮,心理显然有些变态,其根本原因,仍是“家天下”的思想在作祟。太祖晚年,以太子标柔仁,而朝臣之有材武者,为数甚多,深恐自身死后,太子无力驾驭群臣,因此想于生前加以翦除,以绝后患,遂有胡党之诛。二十五年(1392),太子标死,标子允炆立为皇太孙,年仅十岁,这件事更加深太祖的忧虑,于是又兴蓝玉之狱。虽然功臣们为他诛除净尽,权臣的篡夺是防止了,却没有料到在他死后,朱氏本身竟发生骨肉的惨变。


    另一方面,太祖在政治上也有优异的表现。除了前面说过的几点,其他如重视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因而广设学校,并推行察举制度;又如奖励人民上书言事,赋予谏官重权,以求政治的改进,其用意都很可取。最值得称道的,无过于重惩贪污和厉行法治。据说当时官吏贪赃在六十两以上者,即枭首示众,并剥皮实草,悬之官府,以为贪污者戒。至于他的厉行法治,可以下面一事为例:太祖大将胡大海的儿子,在京师违犯酒禁,按法应处死。当时胡大海正在前方作战,有人劝太祖考虑,太祖说:“宁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并亲手把胡大海的儿子杀死。[见《明史</a>》卷一三三《胡大海传》]由于太祖的严惩不法,明初的吏治,澄清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二)成祖的事功


    洪武三十一年(1398),太祖死,太孙允炆继立,是为惠帝。惠帝仁柔乐善,但英断不足,即位后,信用东宫旧臣齐泰、黄子澄及大儒方孝儒。当时诸王跋扈,惠帝与齐、黄密议,决计加以削弱,于是周王(封于开封)首先被废。惠帝建文元年(1399),湘王柏</a>(封于荆州,今湖北江陵县)因罪自杀。同年,齐王榑(封于青州,今山东青州市)、代王桂(封于大同)及岷王楩(封于岷州,今甘肃岷县。后镇云南),均被废为庶人。由于诸王的相继被废,久蓄逆谋的燕王棣,借口发动叛变,掀起一场连亘三年的战争。


    燕王棣,太祖第四子。太祖时,以首都南京,去边塞六七千里,元室余孽时常出没塞下,因此太祖委近边诸王以重兵,命其兼负防御之责。燕王以勇敢善战为太祖所喜,屡次命他率诸将出征,甚有威名。自惠帝为皇太孙,中外属望,惟有燕王心怀不平。及惠帝即位,削藩议起,燕以雄藩最为朝廷所忌。燕王乃听从其谋主僧道衍</a>的劝告,于建文元年(1399)七月举兵,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史称“靖难之役”。燕王称</a>兵后,北平附近要地,多为所陷,声势日盛。惠帝命耿炳文率师进讨,炳文军十数万至滹沱河,为燕军所败,丧师三万。惠帝闻败,以李景隆代炳文,景隆实不知兵,率诸路军五十万,直薄北平城下,筑垒围之。燕王自外赴援,内外夹攻,诸军皆溃,士卒死者十余万。次年,景隆誓师于德州(今山东德州市),合军六十万人,进至白沟河,又为燕军所败。燕军乘胜南下,进攻济南(今山东济南市),景隆南奔,守将铁铉、盛庸固守,燕军久攻不下,解围而去。既而燕军又为盛庸、铁铉大败于东昌(今山东聊城市),燕王乃回师。


    建文三年(1401)春,燕师再出,与盛庸遇于夹河(今河北武邑县南),庸军大败。惠帝乃贬窜齐泰、黄子澄于外,并谕燕王罢兵,燕王不听。同年冬,燕王得中官的密告,知京师空虚,乃大举南犯。次年,燕军连破山东淮北要地,长驱渡淮,攻陷扬州(今江苏江都市),京师危急。惠帝不得已下诏罪己,并遣庆成郡主(燕王从姊)赴燕军,请割地罢兵,燕王不许。六月,燕军渡江,败盛庸及徐辉祖(达子)军,进攻京师,谷王橞及李景隆开城门迎降,京师遂陷。而宫中火起,惠帝不知所终,其后有许多关于他的传说流布世间。接着燕王自立为皇帝,是为成祖,杀齐泰、黄子澄、方孝儒,皆夷其族,死者数百人,朝臣自杀死节的也甚多。成祖永乐元年(1403),复周、齐、代、岷四王国,并改北平为北京,徙富民以实之。至十九年(1421),成祖徙都北京。


    明成祖</a>,选自《乾隆</a></a>年制历代帝王像真迹》。


    成祖的为人,有些地方颇有父风。他具有太祖同样的长处,诸如整饬吏治,躬行节俭,以及勤于政事等,但他对异己者手段的残酷,杀戮的冤滥,都不让太祖。而他的宠信宦官,更造成后来的宦官政治,终于把明朝引上灭亡之途。至于他武功的彪炳,也不让太祖专美于前,他在位期间,曾建立五件辉煌的事功,就是:征鞑靼、瓦剌,讨安南,平西南蛮,御倭寇和通“西洋”,在此先叙述前面的四件。


    斡难河之战示意图。永乐八年(1409)二月,明成祖以丘福之败,亲自督师北征鞑靼,五月到达胪朐河南岸。其时鞑靼可汗本雅失里与知院阿鲁台闻明军出塞,非常恐慌,分奔东西以避明军。成祖进至环翠阜时,悉知情状,决意先打击其西路鞑靼可汗本雅失里,遂命一部筑城于河畔,控制渡口,确保后路安全后,亲率精骑急进,在斡难河追上本雅失里,随即挥军奋击,大破鞑靼,本雅失里仅率数骑北遁。击败鞑靼西路后,明军回返胪朐河,然后成祖又亲率骑兵沿胪朐河东进,至飞云壑追上阿鲁台部,阿鲁台请降,成祖恐其有诈,严兵以待,尔后乘阿鲁台在战、降之间游移不定之机,亲率精锐突阵,鞑靼兵大溃,阿鲁台携眷远逃,明军因缺粮、缺水,撤军西返。


    前章已说过,洪武末年,鬼力赤篡元裔,自称鞑靼可汗。成祖起兵时,鬼力赤曾出兵相助,永乐四年(1406),鬼力赤为臣下阿鲁台所杀。阿鲁台迎立元裔本雅失里,居胪朐河(今克鲁伦河),遂与明绝。七年(1409),成祖遣丘福征之,大败而死。次年,成祖亲征破之,本雅失里西依瓦剌,阿鲁台降明。瓦剌为蒙古别部,居天山北路,共分三部,以马哈木部最强,屡与鞑靼交战,鞑靼既为明所败,瓦剌势益强。十一年(1413),马哈木杀本雅失里。次年,更谋内犯,成祖亲征,大破之于和拉和锡衮(故和林东),追奔至图拉河(在今俄罗斯西南境)。马哈木既败,阿鲁台部又盛,日渐骄蹇。二十年(1422),成祖亲征之,阿鲁台遁去。次年,成祖复亲征阿鲁台,出塞后,闻阿鲁台已为瓦剌所破,遂班师。二十二年(1424),阿鲁台又内犯,成祖再度亲征,统军深入,前锋至答兰纳穆尔河(和林东北),以不见敌而还。回至榆木川(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南),染疾而死。成祖五次亲征,虽未能彻底消灭蒙古余孽,但边氛为之一靖。到宣宗宣德九年(1434),阿鲁台为瓦剌酋长脱欢(马哈木子)所杀,其子降明,鞑靼遂衰。


    安南于五代末年脱离中国独立,宋时无力收复。元宪宗时,遣兀良合台攻之,破其都城。世祖时,称臣入贡,但常不听朝命,世祖又两度伐之,始再款附。明太祖时,遣使招之,安南入贡,封其主陈日煃为安南国王。数传至日焜,于惠帝初为其臣黎氏所弑,明室不知。成祖立,封黎氏为安南国王,既而陈氏宗亲陈天平奔明,明遣军护送天平归国,为黎氏所杀,成祖乃决意讨之。永乐四年(1406),明以张辅、沐晟统兵进讨,大败安南军,次年,安南平,明于其地置交趾布政使司。六年(1408),陈氏故官简定纠众作乱,僭号大越,复为张辅所讨平。十六年(1418),交人黎利复倡乱,成祖出师破其众,黎利逃至老挝。成祖殁后,寇掠更甚。宣宗即位,命将往征,大败。明室厌苦兵事,乃于宣德二年(1427),赦黎利罪,罢交趾布政使司,并以陈氏后裔为安南王,自是安南世为明藩臣。


    元代经营西南,于其地置府、州、县及宣慰、宣抚等司,以土酋充任长官,世袭不替。明初也大致沿袭这个政策。明太祖既克陈友谅,声威远播,居今贵州省地的思南宣慰田仁智、思州宣抚田仁厚,率先归附,及太祖称帝,贵州宣抚霭翠等也先后来降。太祖命他们皆以原官世袭,不置州县,赋税也自由输纳。明室仅于其地筑城驻兵,以资防守。永乐十一年(1413),思南田宗鼎(仁智孙)与思州田琛(仁厚孙),相互仇杀,不听禁令。成祖命顾成击之,执二酋送京师,并于其地设贵州布政使司以治之,自此贵州始为内地。至于云南地区的蛮族,则早于太祖时内属于明。


    倭寇本是日本的海盗。元自征日失败后,双方互禁通商,但其莠民常私自往来中国,日久遂于海上劫掠。元末,日本分裂为南北朝,同时有两天皇。明初,日本南朝倾覆,遗臣逃入海中,与海盗联合,剽掠中国和朝鲜沿海,便是明人所谓的“倭寇”。而张士诚、方国珍的余党,又与日寇相结,出没海上,北自山东,南至浙江、福建,时有寇警。太祖虽尝遣使赴日本诘问,但不得要领,乃于浙闽沿海筑城数十,分遣戍卒数万屯防,海疆渐固。日本统一后,将军足利义满,专断朝政,颇欲与中国互市。成祖时,遣使至明,明许其贸易,并在浙江、福建、广东沿海设三市舶司,管理通商事务。义满也时捕海盗以献,倭寇之祸稍止,但终不能根绝。永乐十七年(1419),倭寇复扰辽东,总兵刘江大败之于望海埚(今辽宁大连市东北),倭寇始不敢东窥。直到世宗时,倭寇的祸乱才又炽盛。


    (三)海外的经营


    明统一后,中国西北和欧洲大陆之间的交通,因蒙古余部和帖木儿帝国的阻隔,无法畅通,但南方海上的交通,其盛况则在宋元之上。明在海外的拓展,南宋遗民的后裔,实为前导。南宋灭亡后,爱国义士,相率逃亡海外,与中国邻近的安南、占城等地,都成遗民世界。元代,安南、占城叛服无常,当与这批南渡的华侨有关。到明,国人久已闻知海外的富庶,自动泛海经商的,愈来愈多,而明室又努力从事海外通好,因此中国的海上事业,日趋繁盛。明太祖鉴于元人征日失败,颇知笼络四夷,遣使招徕西域及南洋诸国。成祖的态度更为积极,他屡命宦官出使异域,如侯显使乌斯藏(即西藏),马彬使爪哇、苏门答腊,李兴使暹罗,尹庆使满剌甲等,但最著名的,则无过于郑和的下“西洋”。他的出使次数之多、所带船只兵丁数目之大和航程之远,在当时都可以说是最伟大的事业。


    郑和,云南人,世称“三保太监”(三保可能为和小字),原姓马,世奉回教,做太监后,赐姓郑。他自成祖永乐三年(1405)开始出使,至宣宗宣德七年(1432)最后归国,前后二十七年间,凡七次出海,历五十余国,遍至南洋群岛及印度洋西岸各地,最西到达非洲东部。至于他出使“西洋”的原因,近人归纳为下列数点:一、成祖怀疑惠帝未死,匿迹海外,因而派和统兵出国找寻。二、元亡后,帖木儿帝国强盛,对明的西北边防,威胁甚大,太祖时,即曾遣使与海外诸国联络,成祖仍本既定国策,遣和出使诸国,组织海上联盟,使帖木儿帝国不敢轻启战端。三、发展国际贸易,以国产的锦绣、瓷、漆等物,换取南洋的香料宝货。四、耀兵异域,以夸示中国的富强。[参看徐玉虎《郑和下西洋原因之新探》(载《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一辑第六册)]


    郑和七下西洋的舰队,异常庞大,船只最多时达百余艘,少者也有四五十舱,最大的船,长达四十四丈余,宽达十八丈。每次远航,所带的士兵和随员,多则三万人,少则二万人,其盛况在历史上是少见的。随员中包罗各种人才,组织也非常严密。因此七次航海均能不辱君命,扬国威于海外。至于七次航海的往返年代,据近人考订,旧史颇有错误。今据新说,略述郑和七次出使的经过。[参看徐玉虎《〈明史〉中郑和下西洋年代之谬误考》载《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一辑第六册)]


    第一次,永乐三年(1405)冬,自苏州刘家港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在今福建福州东南大海中)起航,首达占城(今越南南部),历满刺甲(今马来半岛南端西岸)、古里(今印度半岛西岸)诸国。六年(1408)九月还,诸国遣使随和入朝(旧说同)。


    第二次,永乐五年(1407)统舟师往爪哇(今印尼雅加达)、古里、柯枝(今印度西南端)、暹罗等国,代表明室颁赐其国王诰命、银印,诸番王各以珍禽异兽贡献。七年(1409),归国(旧说六年九月出海,九年六月还)。


    第三次,永乐七年(1409),统舟师前往各国,道经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岛),其王烈苦奈儿不恭,明师擒之,并持诏封满剌甲国王。此次最远的航程,至波斯湾的忽鲁谟斯(岛名)及阿拉伯半岛西南端的阿丹等地。九年(1411),归国(旧说十年十一月出海,十三年九月还)。


    第四次,永乐十一年(1413),统舟师往忽鲁谟斯等国,途中生擒苏门答腊国伪王苏干剌。此次最远的航程,至非洲东岸的木骨都束等国。十三年(1415),归国(旧说十四年冬出海,十七年七月还)。


    第五次,永乐十五年(1417),统舟师至忽鲁谟斯、阿丹、木骨都束、卜剌哇(在今非洲东岸)、爪哇、古里等国,各国竞进方物。十七年(1419)七月,归国(旧说十九年春出海,二十年八月还)。


    第六次,永乐十九年(1421),统舟师送忽鲁谟斯等国使臣返国。及和归国,成祖已死,其时当在二十二年(1424)冬(旧说二十二年正月出海)。


    第七次,宣德五年(1430),宣宗以践阼已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乃再命和出使。历满剌加、苏门答腊、南渤利(今苏门答腊西北部)、阿鲁(今苏门答腊中部偏西)、柯枝、锡兰山、阿丹、剌撒(阿拉伯半岛东部)、忽鲁谟斯等十七国。八年(1433)七月,归国(旧说同)。


    郑和的出使,不特是明朝的大事,也是近古以来中国的大事。中国舰队航程的辽远和声威的南播,都为前古所未有。此外值得注意的,就是激起了国人向海外发展的更大兴趣。由于他的出使,海外的情况益为国人所了解,因此福建、广东地区的居民,纷纷移殖于南洋。明中叶以后,国威渐替,但国人前往南洋的始终不绝。有的经商开矿,奠定日后华侨的经济基础,而其中若干冒险家,攻占土地,自立为王,他们的后裔,便是后来西班牙、荷兰等国人经略南洋时所遇到的劲敌。西洋人虽然终于统治南洋,却无法动摇华侨的经济实力,这可看出华侨在南洋地位的稳固,其基础则是在明代奠立的。


    二、宦官与明政的败坏


    (一)宦官专权的由来


    明代宦官政治势力的抬头,始于成祖时代。太祖时,曾立铁碑于宫门,严禁宦官干政。惠帝继立,驭宦官益严,引起宦官的不满。靖难师起,燕军逼江北,宦官多逃附燕军。成祖以为忠,对宦官异常信任,以他们出使外国,或统兵镇边,或出任监军,因此宦官的权势大盛。永乐十八年(1420),设置东厂,以宦官主之,专以之刺探外事。它可以不经政府的司法机关,便擅自鞫讯朝臣,甚至非刑虐杀。太祖时,曾置锦衣卫,也是皇帝的私设法庭,但并非由宦官掌理;到东厂成立,宦官遂手握生杀之权,其气焰也益张。不过当时的宦官,尚未能掌握大政,来操纵整个国家的命运。


    成祖死,太子高炽即位,是为仁宗。仁宗在位一年而死,太子瞻基立,是为宣宗。宣德元年(1426),帝叔汉王高煦反于乐安(今山东惠民县),宣宗亲征平之。宣宗为明代令主,但他对宦官的得权,也要负一部分责任。明初定制,内臣不得读书识字。宣宗时,于宫中设书堂,选年幼内侍数百人,读书其中,令朝臣教习之,此后遂成定制。宦官既多通晓文墨,熟知古今,对政治的兴趣益浓,作恶的手段也益精。但他们的干政握权,固由于皇帝的信任,而明代政治制度本身的缺陷,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明初废相后,把中书省的大权划归六部,以六部尚书</a>分理全国政务。六部之上,更无领袖,而由皇帝总其成,另设殿阁大学</a>士,为皇帝襄理文墨。大学士的官位,不过正五品,朝会的班次,在尚书、侍郎之下。当时大学士的责任,是随侍皇帝左右,以备顾问,至于奏章的批答,则必须有皇帝的命令,且须在御前执笔。成祖以后,大学士渐受亲任,始有“内阁”之称。成祖和仁宗,每召阁臣密议国家大事,但奏章的批答,仍出自皇帝,不委他人。宣宗时,阁权渐重,杨溥、杨士奇</a>、杨荣</a>,皆以三孤(少师、少傅、少保)、尚书等官而兼大学士,因而地位日隆。宣宗开始命内阁用小票墨书,具陈意见,贴于奏疏表面,由皇帝裁夺,谓之“条旨”(又称“票拟”)。如皇帝同意,即以红书照条旨批出,但遇大事时,犹命大臣面议。宣宗以后的皇帝,日渐颓废,不亲政事,他们深居内殿,不复常与大臣相见,若干皇帝如世宗、神宗竟至二十余年不视朝。皇帝既不亲政,乃一方面专命内阁条旨,一方面又命宦官代为批决,因此给予宦官专权的机会。


    土木堡之战经过示意图。明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部首领也先因贡使未受明朝廷礼待为由,四路进袭。主力由也先亲率,进攻大同,其余三部分攻赤城、辽东、甘肃,以牵制明军兵力,保障主力作战。七月初,明大同守将北出长城迎敌,先败猫儿庄,再败阳和口。同时,瓦剌北路也自独石口南下,马营守备弃堡逃走,一时边警频起。权阉王振力主英宗亲征。七月十五日,英宗自北京北出居庸关,一路西进至大同,见瓦剌势大,仓促决定撤军。本拟自紫荆关,再由离敌较远的蔚州回返,但王振恐于大军过境损坏其在蔚州的庄园,临时命全军北上,改由离敌较近的宣府回京。这样一来,明军倒翼暴露于瓦剌军攻击之下。也先听闻,立即率军突入长城,先在宣府附近大败明军后卫,再在鹞儿岭伏兵败明援军。八月十四日,在怀来城以西二十里地的土木堡追及明军。也先先许以言和,然后趁明军懈怠,骑兵分数路发动,明军大溃,英宗被俘,史称“土木堡之变”。


    宣宗以后的内阁,渐居于宰辅的地位,但其权力,最高仅止于条旨,亦即仅能条陈对国政的意见或办法。最后的决定权虽在皇帝,但由宦官代为批决,于是国家大权,渐落入宦官手中。至于握持大政的宦官组织,则为司礼监。司礼监始设于太祖时,最初不过掌理宫中各项礼仪、宴会以及御赐书画一类的事。宣宗以后,其职权渐变,内外章奏,皆由司礼监的掌印太监管理,而章奏文书的批决,则由秉笔太监及随堂太监担任。皇帝降旨,也由司礼监的宦官在旁写出项目,然后交阁臣拟稿。因此,明代的司礼监,权力超过宰辅,阁臣想把握实权的,必先结纳宦官;即使忠实干练的阁臣,如想有所建树,也必须与宦官交好,以防其掣肘。又因内阁的大权,并非国家正式授与,阁臣的作为,缺乏名正言顺的根据,而致时常遭受攻击。因此明代阁臣,一方面受宦官的钳制,一方面又须防台谏的纠弹,对政治极难有所改善。至于不肖的阁臣,则惟有谄事宦官,狼狈为奸而已。


    明代第一位弄权的宦官,是英宗时的王振。王振于宣宗时为宦官,被选入内书室,并侍太子祁镇于东宫。宣德十年(1435),宣宗死,太子继位,是为英宗,年仅九岁。王振以狡黠为英宗所喜,遂以之掌司礼监。但英宗初年,三杨辅政,而太皇太后张氏(仁宗后)贤明,英宗尚有所畏惮,王振也不敢过分放恣。正统七年(1442),太皇太后死,三杨或已去世,或老耄不任事,大权乃尽归于振。他擅作福威,移去太祖所立禁宦官预政的铁碑,朝臣谄事他的,可立得美官,小有抵牿,便逮捕下狱,有不少正士,死于他的手中。至于他的贪得嗜利,更无法细说。


    此外,王振为了建立功名,曾两次发动对外战争。正统六年(1441),他兴兵十五万,讨伐麓川(今云南腾冲县)土酋思任发,结果损失士马数万,而西南蛮族,反因之相继叛乱。十四年(1449),又发生“土木之役”,几乎断送了明室的半壁江山。这年七月,瓦剌酋长也先(或称乜先)入寇大同,王振挟英宗亲征,以皇弟郕王监国。明师进战无功,于八月班师,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西),为瓦剌所袭,明师大溃,英宗被俘,王振为乱兵所杀。这次事变,逼得明室几乎南迁,后来英宗虽为也先放回,但国家的体面,丧失殆尽,接着又演出一幕英宗兄弟争位的丑剧。从明代开国到土木之役,前后八十余年,正是明帝国的鼎盛时期,但这个鼎盛之局,被王振轻易的断送。王振以后,宦官之祸,几乎无代无之,直至国家乱亡而后已。[参看吴缉华《明仁宣时内阁制度之变与宦官僭越相权之祸》(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一本)]


    (二)宦官政治的流毒


    英宗被俘后,京师震动,朝臣有主张南迁的,兵部侍郎于谦</a>反对,始定固守之策。皇太后孙氏(英宗母)命立英宗子见深为太子,以郕王祁钰监国,并族诛王振亲属,籍没其家。继而于谦等拥立郕王,是为景帝,并遥尊英宗为太上皇帝。也先挟英宗进攻京师,于谦固守,也先不得逞而退。其后屡次犯边,均告失利。景泰元年(1450),也先归还英宗,与明议和。英宗返京后,仍为太上皇,退居南宫,他的左右,则无时不想拥上皇复辟。


    北京保卫战示意图。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战后,京师震动,也先企图以英宗为质,迫明廷投降。朝廷以于谦为首的主战派在京城立景宗为帝,诛除宦党,举贤授能,调兵筹饷,严兵待之。也先见明不为所制,遂三路进兵:东路进逼古北口,中路进攻居庸关,也先自率主力自大同东下,破白羊口、紫荆关,长驱进入京畿。随即环攻北京城门,均被明军击退。此时瓦剌中路攻打居庸关不克,遂北退,明军追击,俘斩良多。也先见前有坚城,后有险关,深怕归路断绝,遂向紫荆关西撤。于谦发觉,即命纵军追击,于清风店、固安大破瓦剌。宣府派一部向北京进援,但此时也先已退,遂自北京折而向南,追歼瓦剌军于霸州。十月十七日,也先狼狈撤出紫荆关,随即退出塞外。瓦剌东路军见中、西两军失利,未及古北口,亦即撤退,至此,北京保卫战胜利结束。


    景帝在位八年,并无多大建树,他对宦官仍相当亲任,宦官兴安尤受宠信。兴安虽无显著的祸国行为,但他笃信佛教,劝景帝及皇后度僧建寺,靡费甚多。景泰三年(1452),景帝改封太子见深为沂王,而立己子见济为太子,并废皇后汪氏,以妃杭氏(见济母)为后。次年,见济死,景帝无他子,左右恐见深复立,大肆煽构,英宗也受群小包围,以致兄弟间裂痕日深。八年(1457)初,景帝染重病,宿南郊斋宫。朝臣石亨、张、徐有贞</a>及宦官曹吉祥等谋立上皇,以邀功赏。诸人纠众至南宫城,破门而入,共拥英宗入大内,宣布复位,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景帝则被废为郕王,迁居西内而死,史称这次事件为“夺门之变”。英宗复辟后,大封有功,杀兵部尚书于谦及大学士王文,复立见深为皇太子,赐王振祭葬,为之立祠,并贬窜攻击王振的若干朝臣。曹吉祥也因功封伯爵,与石亨相朋比,权势甚炽。天顺三年(1459),石亨因罪死,吉祥不自安,渐蓄异谋,与其养子钦谋废立。五年(1461),吉祥与钦反,钦败死,吉祥伏诛。


    天顺八年(1464),英宗死,太子继立,是为宪宗。他宠信万贵妃,佞幸皆凭万氏以进。嗣位不久,即以内批授官,不经政府,而由宦官传旨,直接任命官吏,有时一次命官至百余人,谓之“传奉官”。同年,政府把收没曹吉祥的田地,改为皇家的私产,称为“皇庄”。此后贵戚及宦官,群起效尤,夺民地为庄田,宪宗对于宦官,也信任有加。成化十三年(1477),设置西厂,以太监汪直领之。西厂与东厂性质相同,所领的缇骑,更较东厂多一倍,踪迹遍于各地,可以不待奏请,径自逮捕臣民。又有宦官梁芳,与万贵妃相结,进方士李孜省、僧继晓等,导帝淫乐,共为奸利。宪宗因受这批宦官和佞幸的蛊惑,对朝政不复措意,直到他死。


    成化二十三年(1487),宪宗死,太子祐樘即位,是为孝宗。孝宗即位后,梁芳诸人,或贬或诛,并罢禅师真人等千余人,传奉官二千余人,朝廷为之一肃。他任用徐溥</a>、刘健</a>、李东阳</a>、谢迁</a>等为大学士,皆公忠体国。他尤其注意民生问题,曾令全国设仓贮粮,每十里预积粟万石,以积谷的多少,定州县官吏的升黜,并曾兴修东南地区的水利。孝宗用法颇能持平,他未曾廷杖朝臣,厂卫也不敢过分横虐。但对于宦官,仍采宽容态度,朝臣奏请裁抑宦官的,他大都不听,甚或治罪。而宦官仍有居中用事的,如宦官李广,专以符箓祷祠,蛊惑孝宗;有时矫旨授传奉官,收受货赂,并擅夺民田,垄断盐利。廷臣虽交章论劾,孝宗均置之不问。由此可知宦官的政治权位,在孝宗时并未受到丝毫的动摇。


    弘治十八年(1505),孝宗死,太子厚照即位,是为武宗。武宗为太子时,即好逸乐,宠信宦官刘瑾</a>、马永成、谷大用、高凤、罗祥、魏彬、邱聚、张永等,尤以刘瑾最为狡黠。武宗即位后,瑾等用事,时称“八虎”。他们每日引导武宗嬉游,不理朝政,以便乘机揽权。正德元年(1506),武宗以刘瑾掌司礼监,马永成、谷大用分掌东西厂,其余也各据要津,从此中外大权,悉归宦官。刘瑾等得势后,专以诛除正士,杜塞言路为务。大学士刘健、谢迁,因抗疏论谏,均遭贬逐;瑾等并以刘谢等五十三人为“奸党”,榜示朝堂。三年(1508),设立内厂,由瑾自领之,用以刺探外事,虽东西厂也在伺察之列,其刑罚尤为残酷,每办一案,株连无数。朝臣凡不附瑾者,莫不斥去,纳贿攀附者,则不次超升。某次有人写匿名书攻击刘瑾,瑾竟矫旨罚百官跪宫门前,自午至暮,有因而致死者,这可看出宦官气焰的熏炙。大学士焦芳、吏部尚书张彩等,与宦官朋比为奸,刘瑾的种种恶行,大都为焦等所引导。


    正德五年(1510),宗室安化王寘璠反于庆阳(今甘肃庆阳市),以讨刘瑾为名,明以朝臣杨一清</a>及太监张永讨平之。这时张永与刘瑾不合,回师后,乘机密奏瑾谋反,武宗信之,遂杀瑾,朝臣因瑾党而降谪的六十余人。刘瑾死后,张永用事,宦官的权势虽然如故,但张永远不及刘瑾跋扈,阁臣素质也较刘瑾时代为优。但武宗并未因此变好,他自刘瑾败后,虽不全昵宦官,而其荒嬉淫乐则未稍改。同时更有一批佞幸,应时而起,他们导武宗远游,其荒唐的程度,较前益甚。从武宗起,明朝的皇帝,无论才智或品格,都是每况愈下,加上宦官的弄权,政治只有一直败坏下去。


    (三)宦官政治下的士大夫


    明代自宣宗以后,可以说完全是宦官政治。内阁虽由皇帝的文学侍从,渐变为宰辅,但无法发挥真正的相权,而宦官把持的司礼监,因有批决章奏之权,加以皇帝的支持信任,成为政治的中心。阁臣无论贤与不肖,必须与宦官联络,始能安于其位,顺利办事。间或也有一二君主,不十分相信宦官,而宠任阁臣,但这是绝少的特例。阁臣擅权的,不论行为如何,又常被目为权臣。


    明代内阁,虽受制于宦官,但当时一般士大夫,尤其是言官,则以敢言为荣,对宦官权臣,常作激烈的攻击。明自太祖广开言路,此风历久不衰,加以士大夫崇尚理学,注重气节,因此敢于不惜性命,与恶势力奋斗。但文人见解,有时不免迂阔,所争论的事,不免小题大做。例如宪宗成化中,钱太后殁,宪宗以自有生母,议行别葬,而礼部尚书姚夔,竟率群臣伏哭于宫门,请将钱太后与英宗合葬。此外士大夫之间,也互争意气,而致演成朋党的倾轧,反足以误国害政。由于武宗以后的政事日益败坏,士大夫的这类表现也愈趋激烈,他们一面攻击宦官权臣,一面又自相攻击,虽屡遭挫折,终不反顾。直到明末,士大夫中的正人,为宦官魏忠贤诛除净尽,明室也走上灭亡之途。


    武宗初,因刘瑾的乱政,各地盗贼蜂起,数年始平。刘瑾被诛后,大同游击江彬,又导武宗出游宣府(今河北宣化县)。正德十四年(1519),宗室宁王宸濠反于南昌(今江西南昌市),为王守仁</a>所讨擒。十六年(1521),武宗死,无子,大学士杨廷和</a>以皇太后命,迎立宗室厚熜,是为世宗。世宗即位后不久,便发生所谓“大礼议”,引起朝臣间朋党的斗争。世宗以兴献王(名祐杭,孝宗弟)世子入承大统,即位之初,即下诏议兴献王的祀典及专称。杨廷和议称孝宗为皇考,兴献王为皇叔父,世宗不从。进士张璁</a>希世宗旨,主尊兴献王为皇考,廷臣不可。最后议定仍以孝宗为皇考,兴献王及王妃蒋氏(世宗生母)则追尊为帝后,不称皇。嘉靖三年(1524),张璁与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书请改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曰皇考。廷议反对,大学士杨廷和、礼部尚书汪俊相继罢职,结果追称兴献王为“本生皇考”,王妃为“本生皇母”,谏者皆下狱,张桂二人则擢为翰林学士。既而世宗又命去“本生”字,朝臣纷纷上章力争,世宗不听,于是朝臣杨慎</a>等二百余人,痛哭于宫门,声震阙庭。世宗怒,二百余人均治罪,或遣戍,或夺俸,而被杖死者达十九人。同年,更定大礼,称孝宗为皇伯考,皇太后为皇伯母,兴献王为皇考,王妃为圣母。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当时士大夫的迂执。


    世宗以明察自矜,对内侍裁抑颇严,但性格刚愎,不纳忠言,以是政事并无可观。中岁以后,又好神仙,屡年不亲朝政,日以醮祷为事。嘉靖二十一年(1542),以严嵩</a>为大学士,嵩本以善撰醮祀青词而得帝宠,入阁后,谄媚蒙蔽,把持朝政达二十年之久。其子世蕃,也为世宗所信任,父子相助为恶。朝臣中与严氏有隙者,莫不置之死地,直臣如杨继盛</a>、沈炼</a>、叶经、徐学诗等,均遭杀戮。四十一年(1562),严嵩以罪状暴露而罢,世蕃伏诛。但明帝国承累朝奢侈之后,上下困竭,而外患炽盛,北方常受鞑靼族的侵扰,南方江浙沿海,又有倭寇为患。幸而不久世宗死去,新君继位,国事才有了转机。


    嘉靖四十五年(1566),世宗死,太子载垕即位,是为穆宗。穆宗在位仅六年,政事倚成于内阁,阁臣徐阶、高拱</a>、张居正</a>等,皆有政事才,因此吏治颇见澄清。隆庆六年(1572),穆宗死,太子聿钧即位,是为神宗,年仅十岁。以张居正为首辅,宦官冯保掌司礼监,居正与保相结,内外协调,始得展其长才。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裕钱谷</a>、严考成、固疆圉为要务,吏治大为整顿。当时鞑靼屡次入侵,居正举李成梁镇辽,戚继光</a>镇蓟,边疆以安。但居正个性褊急,不恤与言路为仇,朝臣恨之者极多。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死,因受人诬告,竟被追夺官爵,籍没家产。其后阁臣率多随俗浮沉,政事又渐败坏。而神宗既长,荒于酒色,加重赋税,并遣宦官四出开矿,扰民达于极点,遂种下亡国的因素。


    神宗中年以后,竟至二十余年不视朝,群臣奏章,多不省览。朝臣又各结朋党,以排斥异己为事,当时有所谓齐、楚、浙、宣、昆五党。齐党以丌诗教为首,楚党以官应震为首,浙党以姚宗文为首,宣党以汤宾尹</a>为首(宾尹宣城人),昆党以顾天俊为首(天俊昆山人)。五党之外,在野的又有所谓“东林党”。有吏部文选</a>郎顾宪成</a>者,于万历中罢职归无锡(今江苏无锡市),与高攀龙</a>、钱一本</a>等,讲学于当地的东林书院,议论时政,臧否人物,若干朝臣与之遥相呼应。其后孙丕扬、邹元标</a>、赵南星</a>等相继讲学,自负气节,与政府相抗,依附者日众,因而渐成社党。他们的言论,颇有左右舆论的潜力,当时称为“党议”。朝中五党,皆以东林为公敌,于是政治上分为东林与非东林两派。而神宗和以后的光宗、熹宗三朝间,恰好有所谓“三大案”发生,遂成为两派相互攻击的依据,党争乃愈演愈烈。


    所谓三大案,即“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原都是宫廷细故,却成为党争的资料。三案的大致经过是:一、梃击:神宗初宠郑贵妃,欲立其子常洵为太子,后以廷臣反对,乃立长子常洛。万历四十三年(1615),有男子张</a>差持梃闯入太子宫,因而被捕,自言为郑贵妃宫内太监所指使。于是舆论大哗,东林党主严究,非东林党则以张差为疯癫,结果郑妃得以无事。二、红丸:四十八年(1620)七月,神宗死,太子常洛嗣位,是为光宗。既而光宗有疾,九月,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红丸,而疾益剧,次日遂死。东林党主张严办,非东林党反对,争论不已。三、移宫:光宗死,皇长子由校继位,是为熹宗。而光宗所宠的选侍李氏,意欲听政,仍留居乾清宫。御史左光斗</a>、给事中杨涟等,以选侍既非熹宗嫡母,又非生母,不应居正宫,上疏力争。当时东林党主移宫(左杨均被目为东林党),非东林党反对,结果李选侍移居别官。


    熹宗时,宦官魏忠贤与熹宗乳母客氏有宠,非东林党依附忠贤。天启三年(1623),顾秉谦、魏广微为大学士,皆谄事忠贤。同年,忠贤掌东厂,跋扈日甚。次年,杨涟劾忠贤二十四大罪,诸臣相继上疏劾忠贤者七十余人,帝皆不听。魏广微及御史崔呈秀,乃导忠贤兴大狱。五年(1625),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高攀龙、周昌期等十二人,先后被忠贤诬害,下狱惨死。忠贤并废毁国内所有书院,榜示东林党人的姓名,永久禁锢,于是朝廷善类一空。其余朝臣,类皆忠贤党羽,各省督抚更多为忠贤建立生祠,以颂功德。七年(1627),熹宗死,弟信王由检继立,是为思宗。思宗虽窜诛忠贤,并黜其党羽,但对宦官仍相当信任。这时明帝国经过神宗、熹宗两朝的虐政,内忧外患,交相侵迫,而思宗又无彻底改革的决心,终致使国家沦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三、明室的倾覆


    (一)中叶以后的外患


    明中叶以后,重要的外患有三,即鞑靼、日本和满洲,同时海上西洋人的势力,也日见扩大。这四个势力,都具有摧毁日益衰败的明帝国的力量,而最后成功的则是满洲。当时西洋人经营的主要地区,是美洲、印度和南洋,其视线还没有集中于中国。鞑靼的势力较弱,受中国的笼络,未成大患。至于日本,曾在朝鲜与明师发生历时七年的战争,最后日兵虽退,明也为之困敝。满洲虽是女真后裔,但实际等于是一个新兴的民族,明室最初对它未曾介意,而它就在明人的忽视中壮大起来。它以新兴民族的勇略,与衰颓腐烂的明帝国对抗,经数十年的恶斗,终获最后胜利,成为中国的主人。现在把鞑靼、日本、满洲三大势力为患中国的经过,分述于后。


    瓦剌酋长脱欢于宣宗时攻破鞑靼,统一瓦剌三部,国势甚强。脱欢拥立元室后裔脱脱</a>不花为可汗,自为丞相。脱欢死,子也先继位,东降兀良哈(今内蒙古洮儿河、绰尔河一带),西略哈密(今新疆哈密市)及河西地区,兵力益强。英宗时,与明冲突,遂有土木之役。其后,也先送还英宗,复杀脱脱不花,自立为可汗。景帝景泰五年(1454),也先为大臣阿剌所杀。既而鞑靼部长孛来攻杀阿剌,瓦剌部众分散。孛来立脱脱不花子麻儿可儿为鞑靼可汗,号小王子,于是鞑靼之势复炽。


    英宗复位后,鞑靼别部部长斡罗出,入据河套地区。既而小王子、孛来及另一部酋毛里孩皆来河套,屡次入寇,为患甚烈。宪宗成化三年(1467),孛来为毛里孩所杀,鞑靼仍入寇不已。八年(1472),明将王越大破鞑靼,鞑靼北徙,边患稍止。孝宗时,鞑靼复盛,其酋仍称小王子,又号达延汗。达延汗有雄略,统一沙漠南北,复居河套,于是寇患转烈,直至世宗初年,北边几无宁岁。达延汗后以年老厌兵,徙幕于东方(今河北西北部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号土蛮(即土默特,又称察哈尔部),而别部酋长俺答入据河套,连年寇边。嘉靖二十六年(1547),边臣曾铣建议恢复河套,大学士夏言</a>力主其说。次年,夏言、曾铣为严嵩诬陷论死,复套之议遂止。俺答又大举入寇,前后十数年间,数度剽掠京畿,明廷无如之何。到穆宗隆庆五年(1571),与之议和,明封俺答为顺义王,河套之患始除。神宗初,鞑靼东部的土蛮部转盛,屡寇辽东,迭为明将李成梁所败,至神宗后期,其势始衰。


    抗倭图卷(局部),明人绘。图中倭寇为明军所获,绑于船头,情状颇为狼狈。


    倭寇的骚扰,到世宗时,又炽盛起来。当时日本专政将军足利氏衰微,国内群雄割据,政府无力控制,若干不法之徒,遂为害于朝鲜及中国沿海。嘉靖初,明废市舶司,禁止对外贸易,倭人流落不能回国的,都变成海盗。嘉靖中,其势渐盛,中国海寇徐海、汪直等,复与之勾结,为祸益烈。当时沿海防务废弛,倭寇纵横千里,如入无人之境,江南两浙地区的沿海城镇,多被攻陷。又值严嵩当国,命将非人,寇焰益炽。其后明以胡宗宪</a>总督浙江军务,先平徐海、汪直,倭寇失掉耳目,转掠闽广,直到嘉靖末,始为明将俞大猷</a>、戚继光讨平。但东南沿海,经倭寇骚扰,先后达二十年,民生已疲敝不堪。


    戚继光,选自《历代名臣像解》。字元敬,明代名将、民族英雄。生于官宦世家,嘉靖二十八年(1549)参加武举,之后参与抗击鞑靼与倭人入侵,其中抗倭战绩尤著。曾召募新军,精心训练,严明纪律,英勇善战,时人誉为“戚家军”。转战于闽浙粤沿海诸地,历十余年,八十余战,倭寇平息,多赖其力。


    明室除遭倭寇的侵扰,也曾与日本发生正式的战争,便是神宗时的朝鲜之役。日本自足利氏衰微后,国内四分五裂。神宗万历初,日本军阀丰臣秀吉统一全国,意图侵明,强迫朝鲜为向导,朝鲜不从,秀吉乃于万历二十年(1592)攻入朝鲜。朝鲜于明初继高丽而兴,高丽既于元时受蒙古人的控制,明初又遭倭寇骚扰,国势日衰。有大臣李成桂者,以防倭寇有功,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自立为王,明更其国号曰朝鲜,定都于汉阳(今汉城),高丽至此灭亡。神宗时,其王李昖在位,及丰臣秀吉入侵,攻陷京城,昖北奔乞援于明。明派李如松(成梁子)等率师往援,大破日军于平壤,日军南退,和议遂起。万历二十四年(1596),明遣使册封秀吉为日本国王,秀吉不受。次年,秀吉挥师北攻,破明经略杨镐于蔚山(今韩国庆州西北),明军反攻,亦告失利。二十六年(1598),秀吉死,日军始退,明军邀之于釜山以南海上,大破日军,死者万余,遂规复朝鲜全境。明室因战争七年,困象渐呈;日本也因伤亡众多,国力枯竭,以致终明之世,不敢再与中国为敌。


    努尔哈赤</a>,清人绘。


    满洲为女真的后裔,明人又称之为“建州女真”。自金亡于元,女真衰落,遗族散布于今东北地区,分为建州(约据今松花江与牡丹江之间地)、海西(约据今松花江上游地)、野人(约据今黑龙江下游地)三部。明室于建州部地区内,先后设立三卫,以治其地,三卫即建州卫、建州左卫及建州右卫。成祖时,建州女真酋长猛哥帖木儿,曾任左卫指挥使,他便是满洲的祖先。英宗时,野人女真南迁,逐海西女真而据其地,分为叶赫、哈达等部。神宗初年,李成梁镇辽东,叶赫、哈达都服属于明,为明捍边。建州女真猛哥帖木儿的后人叫场、他失父子,据今辽宁新宾市一带,也效忠于明,但叫场父子,因受女真别部尼堪外兰的陷构,均为明军所误杀。他失子努尔哈赤,雄武有才,起兵复仇,攻破尼堪外兰,明为开关市以谢之。继而努尔哈赤统一建州、野人女真诸部,泰半为其所并,势力大盛。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自称可汗,国号金,建元天命,都于兴京(今辽宁新宾市)。到他的儿子皇太极时,改国号为清,他被追谥为太祖。清室姓爱新觉罗,其部族又号“满洲”,在皇太极时才被通用。满洲一词的来源,说法不一。一说自“满住”转变而来。满住为建州最尊贵的称号,努尔哈赤曾袭用之;皇太极所以用满洲尊称其部族,目的在掩饰其祖先曾为明皇的属夷。一说满洲自“婆猪”转来。婆猪,江名,是清室先世的居地。[参看李学智《清朝姓氏考》(载《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一辑第七册);陈捷先《说“满洲”》(载《幼狮学志》第一卷第一期)]


    萨尔浒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努尔哈赤称汗后,多次进攻明军与叶赫部。明本拟以叶赫部屏障辽东,因此决意出兵。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明辽东经略杨镐集中四十万兵力,分四路直指后金巢穴赫图阿拉,企图一举围歼后金主力;马林部出开原南下,经三岔儿堡东北进,自北进攻;杜松部由沈阳东出抚顺,自西面担任主攻;李如柏部经清河堡、鸦鹘关东进,自西南进攻赫图阿拉;刘蜓部经宽甸北上,自南进攻赫图阿拉;官秉忠驻兵辽阳,以为机动。后金窥破杨镐部署,决定以精锐先破明主力杜松部。三月,杜松“违期先出”,进至萨尔浒,主力驻扎萨尔浒,以一部向东北进攻吉林崖。努尔哈赤乘杜松孤军突出,即以主力西进,以一部北援吉林崖,一部西进向明军攻击,在萨尔浒突袭成功,杜松主力被击溃,吉林崖守军与援军配合,也大败明军。时马林进至尚间崖,闻主力摧败,即就地防御。后金军转锋北上,一部向北迂回至马林军后方,一部出马林南面,然后两相夹击,大败马林军。刘部未知信息,仍然北上。后金主力随即南下,至阿布达里岗设伏。又持马林今箭,假命诱刘轻军迅速北进,然后伏兵发动,全歼刘前锋,又乘胜击败其后续部队。李如柏部闻讯胆破,狼狈东返。萨尔浒之战结束。萨尔浒之战是明、后金之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战,明军统帅颟顸,主将轻敌冒进,而后金熟悉地形,又能知己知彼,故能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


    宁远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天启二年(1622),后金军由东昌堡越辽河西进,进围西平堡。辽东巡抚王化贞</a>拥兵广宁,不敢出击,直到西平堡失陷后,才调广宁、闾阳、镇武兵力往援,旋被后金精骑在西平堡西北击溃。后金军随即向西北直趋广宁。王化贞大惧,弃城守南逃,部将献城投降,广宁遂告失陷。辽东经略熊廷弼自山海关率军进援。行至大凌河,遇溃军,知大势已去,遂护军民撤入山海关。后金军追至宁远,因兵力不支而撤退。至此,辽河、大凌河之间城堡全被占领,辽河以西军民聚集于十三山展开抗金斗争。广宁之失,后金把战线从辽河以东推进到辽西走廊。


    五年(1625),明以魏忠贤的党羽高第经略蓟辽。他主张尽撤山海关外守备,即“屯兵入关”。但袁崇焕坚决反对,遂留袁镇守宁远孤城。六年(1526)正月,努尔哈赤乘高第向关内撤军时,倾全力进攻宁远。袁崇焕奋起守城,并用城上大炮击伤努尔哈赤,后金军被迫撤兵。袁崇焕乘势北追,将防线推进到小凌河,宁远之战遂告胜利结束。


    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叛明,进陷抚顺(今辽宁抚顺市)。次年,明以杨镐统兵分道伐之。明师号四十余万,大败于萨尔浒(今辽宁抚顺市东萨尔浒山下),努尔哈赤遂陷开原(今辽宁开原市)、铁岭(今辽宁铁岭市)。明以熊廷弼经略辽东,廷弼设防坚守,形势渐固,边疆无事者岁余。既而熹宗即位,廷议责廷弼不战,以袁应泰代之,应泰不知兵,御敌无方。天启元年(1621),努尔哈赤连陷沈阳(今辽宁沈阳市)、辽阳(今辽宁辽阳市),辽河以东七十余城尽失。努尔哈赤定都沈阳,改名盛京。明再起用熊廷弼,而广宁(今辽宁北镇县)巡抚王化贞与之不协。次年,努尔哈赤率兵渡辽河,明兵大溃,化贞、廷弼退走入关,辽西城堡多陷,二人后均被诛。明继以孙承宗</a>为经略,承宗使袁崇焕守宁远(今辽宁兴城市),盛修守备,努尔哈赤按兵不敢深入者数年,辽西地几全部收复。其后孙承宗与魏忠贤不合,因而罢去,明以高第继之。第尽撤守备入山海关,独袁崇焕死守宁远不去。六年(1626),努尔哈赤大举攻明,进至辽远,崇焕凭城固守,努尔哈赤负伤,其围遂解。同年,努尔哈赤死,子皇太极立,是为清太宗,此后与明室展开更激烈的恶战。


    (二)流寇的猖獗


    明思宗即位之初,诛魏忠贤,举国寄以莫大的希望,其时虽然外患已炽,内政的积弊亦深,但东北有袁崇焕的坐镇,局面已渐稳定;内则元恶已去,政事也颇有转机;如能大刀阔斧地积极改革,则国事依然大有可为。但思宗为人刚愎多疑,仍然重用宦官,以之提督东厂、京营及出任监军等。他在位十七年中,更易宰辅,多至五十三人。阁臣之贤者,如孙承宗、文震孟,都旋用旋罢;而他较为信任的,如温体仁、周延儒等,又皆迎逢取宠,无所树立。一般士大夫也只知意气用事,作门户的斗争。因此政治积弊,始终未能彻底改革,遂至盗贼蜂起,国内大乱。而袁崇焕也受朝议的牵制,不能尽展其才,最后竟为清人反间而死,外侮遂不可收拾。明室的危亡,终于无法挽救。


    明武宗时,因建筑宫室,世宗时,因边境用兵,均曾加征田赋。神宗时,征敛杂税,名目繁多;末年用兵辽东,又加收“辽饷”。思宗时,流寇事起,又因练兵剿匪,加征“剿饷”、“练饷”。人民因重税压迫,不堪其苦,神宗时已屡生变乱。熹宗时,魏忠贤专政,党羽遍全国,到处侵渔百姓,于是白莲教乘时而起,蔓延于北方。到思宗,更有大规模的流贼之乱,愈演愈烈。思宗时的流贼,分子甚为复杂,有白莲教的余党,历次援辽之役的逃兵,哗变的边兵,被裁撤的驿卒以及由于虐政灾荒造成的饥民等。他们在外患猖獗、内政黑暗的环境下,到处蔓延滋长。流寇初起于陕西,崇祯元年(1628),陕西大饥,民众掠食四方;而固原(今宁夏固原市)边兵,又因缺饷哗变,与饥民合势,到处啸聚。其中以在安塞(今陕西安塞县)自号闯王的高迎祥为最强,各地饥困军民都依附他。次年,朝廷为筹军费,裁撤陕西各驿站的驿卒,这批驿卒,又大大助长了流寇的威势。三年(1630),延安(今陕西延安市宝塔区)贼张献忠起兵,自称八大王。次年,米脂(今陕西米脂县)贼李自成也自称闯将,与张献忠等联合。其余零星小股,多至不可胜数。


    流寇初起时,边臣杨鹤不能制,因主招抚。但流贼抚而又叛,其势日盛,逐渐蔓延至山西。明乃以洪承畴</a>代杨鹤,承畴督总兵曹文诏连破关中贼,迎祥等逃入山西,文诏追剿,又连战破之。六年(1633),文诏他调,贼势复炽,流窜河南、湖广、四川。次年,明以陈奇瑜率诸军进讨,奇瑜偕卢象升</a>连战破贼,贼众分途流窜,高迎祥、李自成为明军困于车箱峡(在今陕西平利县境内),贼众死者过半,自成请降,奇瑜轻敌许之。贼出峡后又叛,复自陕西进犯河南,明乃逮奇瑜下狱,再以洪承畴代之。八年(1635),诸贼酋大会于荥阳(今河南荥阳市东北),然后合势东掠,攻陷凤阳(今安徽凤阳县)。既而自成与献忠不合,分为两股。高、李复</a>入陕,张献忠继之,会于凤翔(今陕西凤翔县),并破杀曹文诏,气焰大盛。其后张献忠复窜河南,盘踞商洛山中(今河南西部山区)。明廷以洪承畴主持西北军事,卢象升主持东南军事,分当剿匪之任。


    崇祯九年(1636),高迎祥、李自成为洪承畴所败,乃东窜与张献忠合势,既至河南,又为卢象升所败。迎祥等南窜淮南,象升又败之,于是高李又折而入陕。明将孙传庭</a>击擒高迎祥于盩屋(今陕西周至县东),诸寇无主,乃共推李自成为闯王。张献忠则困居商洛山中,流寇声势大减。适值清兵入塞,卢象升奉诏入卫,南方空虚,寇势复炽。次年,张献忠自襄阳(今湖北襄阳市)东犯安庆(今安徽安庆市),连陷州县,既而又窜回湖广。时熊文灿奉诏督师,一意主抚,献忠遂伪降于文灿,李自成自陕西犯四川,进窥成都,明师来援,自成遁走甘肃。十一年(1638),自成再犯四川,继而为洪承畴大破于潼关,自成遁走商洛。是时献忠已降,自成又败,流寇颇有肃清之望,而清人又于此时分道入犯,连陷近畿州县,兵锋直指济南(今山东济南历城区)。孙传庭、洪承畴先后入卫京师,西北又告空虚,而寇势遂不可制。


    崇祯十二年(1639),张献忠叛于谷城(今湖北谷城县),明将左良玉击之,大败,明乃逮治熊文灿,以杨嗣昌代之。次年,张献忠入蜀,左良玉追击,大破之。既而良玉与嗣昌不合,不肯尽力,于是献忠之势又盛,四川诸州县俱为所陷;李自成也乘时猖獗,于十四年(1641)攻陷河南(今河南洛阳市)。献忠亦自四川东出,陷襄阳,嗣昌行师至沙市(今湖北沙市),忧惧自杀,明以丁启睿往代,贼势益炽。既而李自成连陷南阳(今河南邓州市)、开封(今河南开封市),河南州县,多为残破;张献忠则为左良玉所败,远窜东南。十六年(1643),李自成陷襄阳,僭号“新顺王”;献忠亦自安徽回陷武昌(今湖北武汉武昌区),称“西王”。不久,武昌为左良玉克复,献忠乃窜扰湖南、江西。李自成自襄阳攻潼关,孙传庭战死,西安不守。次年,自成建国号曰顺,改元永昌;张献忠则复入四川,自称大西国王。这时洪承畴早为清人所俘,山海关外之地,全部沦陷,而流寇的势力,已非明室所能抵御。就在这一年,流寇攻陷北京,清人也接着入关。


    (三)满人的入关


    金自皇太极继位后,明廷以袁崇焕主持东北军事,崇焕乃乘机修复守备,并遣使吊努尔哈赤之丧,假和议以缓其师。天启七年(1627),皇太极复大举入侵,进攻锦州(今辽宁锦州市)、宁远,失利而退,时称“宁锦大捷”。但崇焕不为魏忠贤所喜,乞休而去,明以王之臣代之。及思宗即位,忠贤伏诛,复以崇焕督师蓟辽。是时总兵毛文龙镇皮岛(今南椵岛,位朝鲜平安北道铁山西南),暗与满洲交通,骄纵不听节制,崇焕设计诛之。文龙交结宦官,每年军费,大半用于贿赂,文龙既死,宦官失去财源,于是阉党恨崇焕次骨,合谋倾之,种下崇焕日后被杀的祸根。[参看李光</a>涛《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本);《袁崇焕与明社》(载《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一辑第六册)]


    皇太极以辽西扼于袁崇焕,不能得手,乃改变战略,采汉奸高鸿中的建议,取道内蒙古,以拊北京之背。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以蒙古为向导,由喜峰口(在今河北迁西县东南)毁边墙而入,进逼北京。明急起用孙承宗,使守通州(今北京通州区);袁崇焕亦兼程赴援,力战挫敌,金兵退数十里。皇太极因纵反间,谓与崇焕有密约,朝臣遂诬崇焕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思宗惑之,下崇焕于狱。阉党高捷、袁弘勋等,又以擅主和议、专戮大帅(指毛文龙)二事为崇焕罪,竭力攻击。次年,满兵退去,明遂磔崇焕于市。满人的劲敌既除,其后遂屡次入犯,明的边防,完全失去作用。


    袁崇焕既死,明以关内外军事付孙承宗。崇祯三年(1630),皇太极复侵明边,围攻明将祖大寿于大凌河城(今辽宁凌海市),并大败明援军于长山(今辽宁新民市东)。大寿伪降,脱身至锦州,皇太极乃毁大凌河城而返。其后双方相持者数年,至九年(1636),皇太极始建国号曰清,是为清太宗。同年,清太宗复以兵入喜峰口,剽掠京畿而去。当时朝鲜尚忠于明,皮岛仍在明手,为清人东方及海上的牵制力,加以明于宁远、锦州一带,驻有重兵,清人迂道入侵,虽屡次得利,但因有后顾之忧,终不敢久驻关内。因此清军退去后,专力以取朝鲜。次年,朝鲜降清,皮岛亦陷。


    崇祯十一年(1638),清太宗以多尔衮(太宗弟)、岳托分道侵明,自率大军赴山海关。多尔衮等进窥畿辅,凡下四十八城,卢象升督师迎敌,战死于巨鹿(今河北巨鹿县)。太宗一路,则为祖大寿所败,未能得逞。次年,清军南下,攻入山东境,陷十六县,然后退去。清军退后,竭力图山海关外诸城。以宁锦守备甚严,乃采长期围困的战略。十三年(1640),清兵围锦州,祖大寿坚守不屈。次年,明经略洪承畴派吴三桂</a>等八大将援锦州,结果失败;承畴坚守松山(今辽宁凌海市西南),清太宗自率大军围之。十五年(1642),承畴被擒,所部十三万人整个崩溃。这支军队,是当时明室的最大兵团,也是最后的作战资本,它的瓦解,注定了明室的覆亡。既而承畴降清,其后更为清室经略南疆。接着祖大寿以锦州降清,明乃以吴三桂守宁远,山海关外,只余数城。


    松山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清兵围图锦州。三月,蓟辽总督洪承畴亲率十万大军救援。先派兵一部护送粮饷辎重,自宁远出发,本拟运到锦州以西,以备大军逐次推进,但进到杏山、松山一线时,受清军伏击,被迫撤退。这时锦州守将祖大寿告急。五月,洪亲统六万明军驰援,屯兵松山,掘壕与清军对峙。清以一部围锦州,主力阻击洪承畴。皇太极闻明军大至,率兵自沈阳昼夜兼行,急行进抵松山,随即部署兵力:主力在松山、杏山之间,绵亘扎营,包围松山;一部向南深入塔山西北之笔架岗,断明军后路、粮道;一部在松山以南、塔山以北要口设伏,绝明军归路。明军粮尽,洪承畴将实情告与各军,预备孤注一掷,但一军“怯甚,先遁”,全军遂混乱,又因明军内应发动,崇祯十五年(1642)三月,松山告破,洪承畴被俘。祖大寿计穷,也开城出降,松山之战结束。此一役,明军进据松山时,未能乘皇太极大军未至之机,与祖大寿内外夹击,解锦州之围,而一味据城坚阻,终被清军分割包围,而致明不但失去整个辽东,进而失去了恃以阻扼清军入关的辽西走廊。此役为清军尔后进图中原打开了通路,为清军入主中原的关键一战。


    这时明室极为危殆,而清因连年战争,损失亦大,因此屡次贻书于明,以申和议。兵部尚书陈新甲亦主和,思宗命其秘密进行。既而谋泄,言官哗然,思宗怒诛新甲,议遂不行。崇祯十五年(1642)冬,清又入侵,毁长城南下,直至山东,凡陷八十八城,至次年四月始退。十七年(1644),清太宗死,子福临继位,是为清世祖</a>,并改元顺治</a>。世祖年幼,由多尔衮摄政。这时流寇之势又炽,同年,李自成自陕西东进,攻下太原,继而攻下宁武关(在今山西宁武县),连陷大同、宣府及居庸关(今北京昌平区西北)。沿途惟宁武关守将周遇吉战死,余皆望风降贼。三月,自成逼京师,太监曹化淳启城门纳之,京师遂陷,思宗登煤山自缢死,后妃亦皆自尽,大学士范景文</a>以下,死者数十人。历史上的明朝,便结束在这一年,但这一年又是历史上的清朝的开始。明朝的亡,思宗不能不负责任,但他的壮烈殉国,又引起后世的无限同情。


    山海关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李自成入北京后,吴三桂勾结清兵入山海关,崇祯十七年(1644)四月,李自成亲率二十万大军东进迎击。之前,自成先以唐通部二万骑兵东出一片石,拟绕道关外抄吴军后路。多尔衮闻讯,率军自沈阳连夜西进,于四月二十一日大破唐通,解决吴三桂后路之忧。二十二日,大战在山海关前展开,李自成势众,自北山到海,一字排列。多尔衮先以吴三桂军出战,自成军南北两翼发动,吴军被全部包围。自成急于全歼明军,遂将机动兵力全部投入。战至中午,多尔衮见时机已到,以精骑突出吴军右翼,自成军遭此突袭,又无生力与清优势骑兵相抗,因此陷入混乱,向西败退至永平,再战再败,退回北京。此役之先,农民军入北京后,未能派有力部队夺占山海关要地,而将注意力全放在招降吴三桂之上。战役发动时,对清军防备不够,机动兵力过早投入,遭清军突袭后,全军溃败,士气大受影响,终致失败。


    当李自成进逼北京时,思宗急诏吴三桂入援。三桂率师自宁远入关,行至丰润(今河北丰润县),而京师已陷,遂顿兵山海关,观望形势。李自成执三桂父襄,令作书招之,三桂欲降。既而听说爱姬陈沅(又名圆圆)为贼所掠,怒而据关固守。自成亲率十余万人攻关,三桂惧,乞救于清,约以合兵灭贼,事成后定有厚报。是时多尔衮方督军于关外,闻讯偕洪承畴急驰而进。清兵至关后,以吴三桂先驱试敌,与贼激战良久,清兵乘势冲突,贼军大败。自成逃回京师,先称帝于明宫中,然后挟太子西走。清军获胜后,多尔衮封吴三桂为平西王,三桂遂变成清国的臣僚。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清兵入京师。六月,清世祖入关,遂定鼎于北京。清人虽然占据了明的首都,但流寇未灭,而南方又拥立明宗室,与清抗衡,尚须清室用长时间加以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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