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章 北洋军阀末代统治者袍笏登场

3个月前 作者: 陶菊隐
    一 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奉鲁军对地方人民的残酷剥削。潘复的裁员减政政策。蒋奉阎三角同盟的酝酿


    奉军退出郑州后,张作霖任命张作相为第五方面军团长,节制由榆关至石家庄一带的吉、黑两省军队,并拟从吉、黑两省继续调兵防守京汉线黄河北岸。此时奉系旧派吴俊升、张作相仍然主张退回关外,新派杨宇霆则建议与蒋介石</a>停战议和,问题的关键要看阎锡山</a>的态度如何才能决定。于是张作霖放出“和国反共”“联阎讨冯”的空气,并且恬不知耻地说他是孙中山</a>的老友,一向是赞成三民主义</a>的。


    阎锡山早已与冯玉祥</a>结盟为兄弟,此时看见奉军退出郑州,便于六月三日改悬国民党旗帜,五日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a>北方总司令一职。他的态度是明朗化了,可是仍旧不够明朗,他对南方宣称出兵张家口、石家庄截击奉军的后路,对张作霖又称彼此是多年的老朋友,愿意担负斡旋南北的责任。由于阎所处的地位十分重要,山西代表李庆芳、南桂馨在北京大受优礼。张作霖愿意召开国民会议解决时局,企图与南方保持对等议和的地位,阎则以奉方易帜为先决条件,在这个问题上双方颇有距离。此外,张作霖愿意与蒋、阎合作,而认冯、唐为“赤化分子”,这也是一时谈不拢来的原因。


    六月十一日,孙传芳、张宗昌同到北京参加顺承王府会议,讨论和战问题。张作相、吴俊升反对投降易帜,主张退守关外,孙传芳则愿战至最后之一人,张宗昌也不甘心放弃山东。十六日继续开会时,杨宇霆强调北方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抵御南方,各省军队必须统一名称改用安国军旗帜,一致服从安国军总司令的命令。孙传芳无耻地说:“不仅军事上要服从,政治上也要服从”。于是大家七嘴八舌讨论所谓“最高问题”,有的主张推戴张作霖为临时总统,有的主张仍用临时执政名义,最后决定仿照孙中山的先例称“大元帅”,用北方军事将领公推的形式产生。本来应由年龄最长的吴俊升领衔发表推戴通电,张宗昌插嘴说,“馨远老弟领衔最为相宜”,而孙传芳也并不推辞。张作霖望了孙一眼说:“馨帅还有多少兵”?孙自称还有十三万人,只要接济军饷子弹,继续作战毫无问题。张作霖立刻承认拨发孙军军饷五十万元,子弹则可就近向山东领取。接着,他又回过脸来向张宗昌、褚玉璞问道:“你们两位守得住山东、直隶否?”两人齐声回答:“进取不足,退守有余。”于是张作霖高兴地说:“好极了,你们要怎么办,我都依从你们就是”。


    当天决定,北方镇威、直鲁、五省联军各项名义一律取消,以后统称安国军,以孙传芳、张宗昌、张学良、韩麟春、张作相、吴俊升、褚玉璞为安国军第一至第七军团长。安国军政府成立后,内阁总理由大元帅任免之。即日由孙传芳、张宗昌、吴俊升、张作相、褚玉璞、张学良、韩麟春、汤玉麟联名推戴张作霖为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张作霖在同一天发出所谓“讨赤”通电称:“海内各将帅,不论何党何系,但以讨赤为前提,不特前此之敌此时成友,即现在之敌将来亦可为友。”这个电报暗示愿与蒋、阎二人进行反革命的大联合。在张作霖的提议下,当天孙传芳等(张学良除外)重行互换兰谱结为七兄弟,以加强北方的团结。


    十八日,张作霖在怀仁堂就任大元帅,礼炮放了一百零八响。张宗昌邀请孙传芳共同出面推荐潘复为内阁总理,张作霖即日予以发表。阁员名单如下:外交王荫泰、军事何丰林、内政沈瑞麟、财政阎泽溥、司法姚震、实业张景惠、农工刘尚清、教育刘哲、交通潘复(兼)。


    这是北洋军阀末代统治者的班底。这个政府的统治区小得非常可怜,不但山东、河南两省岌岌难保,就是北京也在风雨飘摇之中。张作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建立起这样一个小朝廷呢?据说非如此不能提高北方的士气,而且与南方议和也可以取得对等的资格。其实,张作霖还想以“讨赤”为幌子,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退一步保持以黄河为界的南北朝。但是帝国主义的眼光是再势利也没有的,它们看见奉系军阀三分天下已去其二,而南方国民党新军阀并不反对帝国主义,在本质上与张作霖之流毫无区别,就有顺水推舟、去旧迎新之意。张作霖就职的一天,曾用私人名义函请各国公使到外交大楼举行茶话,外交团为此举行会议,讨论外交仪式的问题。大家认为:来帖既未提及大元帅就职一事,自无致贺的必要,因此都着常服前往参加。事后外交部补发大元帅就职通知,他们有的回答说,“收到通知一件,当即转达本国政府”;有的说,“本使业已阅悉”。这样冷淡对待也是历届北京政府所没有碰到过的。只有日本资本家大仓和大阪《每日新闻》拍来贺电,“大元帅”立刻吩咐登报,这也可以想见当时场面冷落到何等程度了。


    孙传芳、张宗昌参加大元帅的就职典礼后,当天相偕回到济南。孙传芳又一次主战劝进,志在骗饷、骗械。张作霖许给他五十万元,他所领到的却只有二十万元。其实,当时奉军军饷也是就地取给的,饷源日益枯竭,在奉军铁蹄下的各省人民除缴纳一般赋税而外,还有所谓食盐捐、讨赤捐、地方公债及军队强迫使用奉票等等,驻军所需米面柴火尚未计算在内。军官中饱,民怨沸腾,欠饷不发,士气不振,这一现象在直鲁军方面更为严重。当时张宗昌号称为“三不知”将军:第一不知道他手下有多少兵,第二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第三不知道他聘用有多少参议、顾问。一九二七年不到一年的工夫,他就用去了军饷五千余万元,还积欠了八、九个月的军饷无法发放。他在直、鲁两省极尽搜刮剥削之能事,其公开者有山东地方公债二千万元,“讨赤”地亩附加捐一千万元;直隶地方公债一千万元,“讨赤”地亩附加捐八百万元;此外还发行了直鲁军用票一千万元。山东农民无力缴纳捐税,纷纷逃出故乡,于是官厅颁布了连环具保定期纳税的法令,农村责成田邻,城市责成街邻,如果有人逃税,具保者以“通赤”论罪。张宗昌就是这样伤天害理地剥削直、鲁两省人民来养活他的军队的。他所搜刮的民脂民膏,并非全部用在军饷和其他事业上,他把直、鲁两省当作私产,公私界限不分,个人尽情挥霍,他为妓女脱籍或者聚众豪赌,往往一掷数万金无吝色,他手下的大小军官也都吃缺吞饷,层层中饱,因此积欠军饷,兵士们仍然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直鲁军退出江苏后,孙传芳的军队也退到山东来就食,山东人民更加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张宗昌采取了摊发军饷的办法,根据当时的核算,每一兵士每月只能摊发军饷二角五分。在这种情况下,直鲁军有的倒戈投附南方,有的在地方上成为披着军衣的强盗。他们已经面临到土崩瓦解的前夕,哪里还有力量对南方作战。


    张作霖任用潘复为内阁总理,潘复又吸引他的朋友阎泽溥为财政总长,主要都是为了筹款的问题。其实,他们不会有点石成金</a>的本领,所能为力的只是大举裁员减政,裁来裁去,中央政费每月只留下了八十万元,而主要支出军费却无法加以裁减,当然不能解决问题。潘复收到了许多被裁人员请他吃手枪炸弹的匿名信,吓得每天上下班要派宪兵净街,警察放哨保卫,一时传为笑谈。财政部裁来裁去,只剩下了公务员二十人,于是大家公送总长一个“活阎王”的尊号。张作霖还叫号称“财神”的梁士诒帮助筹款,梁向天津银行界借款五百万元,各银行却以闭门停业来应付。以上说明,奉系军阀在财政上也已捉襟见肘,无力继续作战了。


    张作霖僭称大元帅后,六月二十五日下了一道“息争令”,并发出通电说:“本大元帅与中山为多年老友。十一、十三两年之役,均经约定会师武汉,当时在事同志,类能言之。……邦家多难,中山赍志以终,一切建设大端,皆属后死之责。本大元帅与中山一生宗旨本属相同,不意过激分子假借名义,宣传赤化,用是简率师徒,施行讨伐,实以继中山之志,并非有政见之殊。……凡属中山同志,一律友视。其有甘心赤化者,本大元帅为老友争荣誉,为国民争人格,为世界争和平,仍当贯彻初旨,问罪兴讨。”他发出这个电报的目的,在于向南方争取对等议和的地位,同时还具有联合蒋阎、对抗冯唐、分化南方的作用。阎锡山也想把蒋介石、张作霖的关系拉拢起来,以造成他个人操纵时局的地位,并使冯玉祥在北方成为无足轻重的人物,因此当时发生了蒋、奉、阎三角联盟对抗冯玉祥和蒋、冯、阎三角联盟对抗奉系的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冯在徐州会议上坚决主张继续北伐,彻底消灭奉鲁军阀的残余势力,并且催促阎放弃国、奉调人的地位,迅速出兵讨伐奉系。徐州会议后,冯军渡河北上,阎为大势所迫,不得不向正太路出兵。他也学了张作霖对付吴佩孚的一套办法,不说进攻而说“接防”,请奉军切勿发生误会。张作霖对于南方还坚持对等议和,并且提出了把河南交还吴佩孚,山东让给孙传芳,奉鲁军撤出以上两省,请南方停止进攻等具体条件,阎锡山则提出奉军易帜及取消大元帅名义为先决条件。由于双方距离过远,二十八日张作霖派邢士廉再往太原接洽时,阎就托病不见,至此,蒋、奉、阎三角联盟的计划无法实现。


    二 日军公开参加中国内战,协助鲁军平息胶州事变。南北两军在津浦线的拉锯战。阎锡山出兵占领石家庄。吴佩孚由豫南经鄂西窜往川东


    五月下旬,宁方北伐军占领徐州、扬州后,直鲁军由鲁南退往兖州、济宁、泰安,孙传芳军由清江浦、海州退往日照、诸城。北京“大元帅”袍笏登场时,宁方北伐军右翼陈调元、叶开鑫等进占郯城、沂州,中路李宗仁</a>、王天培等沿铁路线进抵滕县。六月十六日,日军一千五百人由青岛开入济南,孙军继续退往胶东。孙军马玉仁部在清江浦投南后仍被缴械遣散,郑俊彦一度到南京秘密接洽,孙传芳北上时,所派主持军事的彭德铨也于六月十四日派人向白崇禧接洽,白转报后,蒋介石任彭为第十九军军长。六月二十三日退抵胶东的周荫人军发生内变,周被迫下野,所部交陈以燊接收。由于国民党内部起了分化,宁汉双方互相备战,在津浦线上并不积极采取攻势,因此接洽投南的孙军意存观望,直鲁军一度发动反攻,宁军中路退守临城、韩庄以南,牵动右翼军同时退出鲁境。


    蒋、冯徐州会议后,冯派骑兵第一军郑大章部进攻鲁西,宁军同时反攻,自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各路均有进展,宁军正面回占滕县,右翼再克沂州,鲁西冯军配合左翼新编第十一军马祥斌、独立第五师王金韬等归附军占领曹州、钜野、郓城、嘉祥、金乡、鱼台一带。七月二日,孙军陈以燊忽在胶州宣布接受冯玉祥所委第三十九军军长一职,拆毁高密至蔡家庄的铁路,与在青岛的鲁军第八军祝祥本部[1]对峙,郑俊彦部也在高密与陈采取一致行动。此时日本公开干涉,青岛日领居然警告陈、郑二人必须迅速恢复胶济路通车;陈军进攻青岛时,日军竟协助祝祥本在城阳站进行抵抗,陈军在南泉被阻不能前进。七月六日,日本首相田中奏报日本天皇,派第十师团长长谷川中将为山东派遣军总司令,二次增兵山东,大连日军五千人调来青岛,因此青岛华商银行宣布停业,形势日趋紧张。


    胶东事变发生后,张宗昌当面斥责孙传芳说:“我待你不薄,如果你要取得山东地盘,明人不必做暗事,我可以奉让”。孙指天誓日地解释他事前并未预闻,愿意带兵前往讨伐,以明心迹。于是张宗昌将胶东孙军尽数调到济南来,令其开往津浦路作战,七月七日偕同褚玉璞、孙传芳到潍县,即调白俄军由岞山向胶州进攻。在这时期,青岛日军三千人强迫陈以燊恢复胶济路通车,随即乘车通过陈军阵线开往济南,九日陈军被迫退往诸城,郑俊彦部仍然回到孙的方面来。


    在此以前,田中特使山梨大将到济南与张宗昌进行密谈,当时就有消息说,日军准备在山东危急的时候,化装为直鲁军参加作战。随后北伐军又接到日军在青岛定制大批鲁军服装的情报。一切迹象表明,日本对山东的武力占领,已有箭在弦上之势。


    七月四日,鲁军程国瑞、王栋、徐源泉等部利用铁甲车为前导,大举发动反攻,第十军王天培部黔军本非精锐之师,由滕县一路败退到运河南岸,牵动左右两翼同时退却,徐州因而大为动摇。战争持续到十三日,宁军增援反攻才恢复了原有的阵地。此后宁军与直鲁军在津浦线相持不下,宁军的士气仍然十分低落,七月二十三、二十四两日,孙、鲁两军联合起来利用铁甲车山东、河南、泰山三号冲锋前进,发动两次反攻,又进至徐州附近,同时陈以燊军退至赣榆县属青口地方,又一次发生内变,陈被迫下台,由陆殿臣接统,这支人马又被孙传芳收回了。


    这个时候,蒋介石被日本出兵山东吓倒,对所谓继续北伐丧失了勇气,同时又把“清党”、反共和进攻武汉的问题看得比所谓北伐更为重要,因此颇有与张作霖谋求妥协的倾向。但是冯玉祥对张作霖的仇恨心很大,为了防止蒋、奉妥协,除派兵协助宁军进攻山东外,七月三、四两日加派孙良诚部吉鸿昌、石友三等军由孟津、巩县、广武等处渡河,分别占领新乡、彰德、磁州、大名等地。冯又不断催促阎锡山出兵讨奉,在冯军长驱而入的情况下,七月十六日阎才派兵由正太路开抵石家庄,另派一部开抵京绥线的柴沟堡。奉晋两军在正定至新乐之间分别布防,以滹沱河为界。十八日,晋军继续开抵顺德。阎虽然被迫出兵,但是事实上是把晋军横插在奉冯两军之间,一面电请冯军暂缓北进,一面于十七日派代表南桂馨到北京,力劝奉系改变态度接受三民主义,以便与南方舍战言和。当天张作霖又一次召集杨宇霆、张学良、韩麟春与到京领饷的孙传芳举行会议,讨论和战问题。孙表示本人对此无成见,杨、张、韩三人则一致主张停战议和。二十日,奉系旧派将领张作相、吴俊升、阚朝玺等应召抵京参加会议,由于宁、汉相互火并的形势日益明显,孙、鲁两军在津浦线反攻又有进展,张作霖对停战问题便又踌躇起来。


    冯玉祥在分兵北上、东进的同时,另派方振武、岳维峻、樊锺秀等部进攻南阳、邓县的于学忠军,以消灭吴佩孚的最后一支力量。吴由登封南行,沿途受到红枪会的明攻暗袭,好不容易才由赊旗镇走到南阳,不料冯部追踪而来,吴留娄云鹤卫队旅助守南阳,本人到邓县与于学忠见面,打算会合于、马(南阳镇守使马文德)两部由遂平越过京汉线,取道皖北窜往山东。于的部队不肯接受这个命令,军心非常离散,于即自动下台,所部交各旅长自寻生路,吴也离开邓县向鄂北逃走。同时,南阳发生兵变,马文德被冯军擒获处死。


    七月二日,吴行至新野县属灰店时,乡下地主富农纷纷前来请他书写对联,自晨至午写了一百多幅尚未写完,张其锽不耐久等,带着几名卫士乘马先走,走了十多里路就被红枪会开枪打死。吴痛苦地继续南行,在竹条铺渡口找到了三只小船,人马尚未渡完,后面枪声大作,原来驻防襄樊的张联升已由冯玉祥委任为第三十八路总指挥,他要擒吴立功,派遣骑兵前来堵截,吴的卫队在中流和在北岸者共约五百余人全部被俘,吴仅率领二百人连夜向南漳逃走。后来吴取道保康、兴山于七月十三日到巴东,杨森派人迎接他移居夔府以东十五里的白帝城。


    吴的残部除寇英杰、田维勤投降奉系外,靳云鹗由冯委任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刘镇华也由冯委任为东路军总指挥。至此吴的残余力量完全被消灭了。


    三 宁汉双方备战,孙传芳乘机反攻占领徐州。冯玉祥建议召开开封会议解决宁汉争端。蒋介石通电下野。宁汉代表举行庐山会议成立合作协定


    徐州会议后,蒋介石回到南京积极布置“西征”军事,准备把进攻山东的责任交给冯玉祥。关于对付奉系军阀的问题,蒋、冯两人的意见颇有距离。同一时期,在广东后方和在长江下游的粤桂系新军阀,除在“清党”反共的问题上与蒋一致外,在政治上军事上却有另树一帜的倾向,蒋所收编的各省杂牌军在津浦路作战也有再衰三竭之势。在这些情况下,以蒋为中心的南京政府的所谓北伐和西征计划,都陷于停顿。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把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和一些依附北洋军阀的反革命官僚政客都罗致在里面。以前被蒋逐放的胡汉民,早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回国,此时也在南京做了名义上的国民政府主席。南京外交部长伍朝枢、司法部长王宠惠、上海市长黄郛,都是蒋用以对帝国主义谋求妥协的外交界人物,而英国公使蓝浦</a>生、日本公使芳泽也曾先后到上海、南京一带,于是外间又传各国即将承认南京政府,蒋党无不喜形于色。


    日本出兵山东后,引起了全国各地的强烈抗议。七月十七日,南京国民政府竟通令取缔上海人民的反帝运动,并发布文告称,对日外交由政府负完全责任,人民只能为政府后盾,切勿与政策相矛盾,其言外之意,当前的政策应当集中力量来反对共产党,不许反对帝国主义。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各省,掀起了反对汪精卫</a>的浪潮,并把红帽子套在武汉派军人唐生智、张发奎、黄琪翔等的头上。其实,武汉国民政府也已公开走上了背叛革命的道路,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进步人士展开了血腥屠杀。当时所谓宁汉之争,实质上是国民党内部争夺领导权、国民党新军阀互相火并、狗咬狗的把戏,谈不到政治路线上有什么不同。


    前面说过,由于宁汉破裂在即,七月下旬北军乘机反攻,前锋逼近徐州。七月二十五日,蒋到徐州催促冯玉祥加派军队来援,冯派鹿锺麟为东路总指挥,率领两师投入鲁西战场。但是,由于蒋介石背叛了革命,离开了群众,所谓北伐战争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宁军形势日益涣散,蒋又于八月六日沮丧地回到南京,冯军在鲁西也不能有所进展。八日,孙军占领徐州,宁军望风而溃,一直退到浦口才停止下来。这是北伐军自出师以来最丢脸的一次大败退,蒋介石在这次战争中充分表现了畏葸无能。


    宁汉对立时期,汪精卫鉴于武汉为四战之地,想在广东另辟反革命根据地,指使他的爪牙张发奎率领第二方面军取道江西回粤。八月上旬南昌起义军退往抚州后,张部进入南昌,即以追击起义军为名继续向南推进。同时,粤桂系军人也派兵进驻赣南阻挡起义军入境。武汉方面,主要由唐生智负责主持东征讨蒋,但是黔军周西成部乘虚占领常、澧,粤系军队又已侵入湘南,两湖局势也在动荡不定之中。


    宁汉双方在安徽、江西两省增兵备战的时候,七月十四日,冯玉祥提出了召开开封会议解决党内纠纷的建议。他在电报中说</a>:“奉鲁军阀即将倒台,长江上下游忽起内讧,如果内战发生,前方军队撤回,军阀乘机反攻,武汉南京即将同陷危险。”他建议在最近时期内,选择适当地点,召集党中领袖举行会议(共产党人除外),对于公认为应当负咎的人,应当服从决议宣布下野,地点以开封为最适中,他愿担保到会者的安全。会议召开前,双方勿再派兵进入赣、皖两省。这个电报徐谦</a>、孔祥熙也都列名。


    十八日,宁方由胡汉民、钮永建、吴稚晖联名回答,一面竭力为蒋介石辩护,一面指斥汪精卫反蒋乃是为个人恩怨,劝汪“勿以蒋为功狗而必烹之”。这个电报出自吴稚晖的手笔,一派小丑诨科口吻,却并未答复同意召开会议与否。冯将此电转达汉方,并于二十二日再电宁汉双方,主张召开开封会议。


    二十四日,汉方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孙科联名回答,提出四点:(一)声明武汉中央已于七月十五日决议“清党”,党部及政府机关的共产党人已经退出,现已训令先由军队次及各团体举行“清党”,但这是中央自动作出的处理,不必列为条件;(二)中央迁往南京,三月间已经作了决定,现在没有变更;(三)根据党章规定,中央会议须在首都举行,如果宁方同意召开开封会议,此间亦可派员参加,但不必采取会议的形式;(四)如有和平统一的办法,自不必出于一战。汪精卫另以个人名义回答说,他手无寸铁,不能与蒋相提并列,他对蒋只有公忿而无私仇。


    八月二日,宁方胡汉民、吴稚晖、钮永建、李烈钧致冯一电,说明蒋介石已赴徐州主持军事,正与冯所提议的放下党争一致北伐的意见相符合。这个电报指责汪精卫反蒋为“成竹塞胸”,认为举行开封会议,不会有所成就。


    三日,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唐生智、程潜、朱培德联名电冯,详述他们“清党”反共的经过,主张“南讨共党,北伐奉鲁”,如果宁方同意,个人问题无关重要。四日,冯将此电转达宁方,认为宁汉意见已趋接近,仍然主张速开四中全会,解决党内纠纷。


    八日,蒋介石已由徐州回抵南京,即与胡、李、钮、吴四人及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蔡元培</a>、李石</a>曾、张静江等联名电冯,对于汉方反共一举表示谅解,认为双方并无争执,只有党务善后问题须待四中全会解决,对于军事,赞成各方共同出兵直捣幽燕,完成北伐任务。看上去宁汉之争已因冯玉祥出面调停而大告缓和,因此南京、上海一带有“宁汉合作”“国民党大团结”的新标语出现。


    冯鉴于宁汉双方对于开封会议并不积极赞同,又于十一日建议改在长江中游安庆召开执监会议。十二日,蒋等(名单同前)回电表示同意。但是,蒋介石知道这一时期的整个局势和安庆会议的召开,对他都是不利的:第一,冯在鹬蚌相持的局势下拥有最高的发言权,而冯却是个不甘居人之下的野心家;第二,以何应钦为首的蒋系军队对蒋并不忠诚,而蒋所收编的杂牌军又是一些风吹两边倒的墙头草,蒋的手中并无可用之兵;第三,汪精卫集团坚持“反共倒蒋”,而粤桂军阀在宁汉对立中又有倒蒋去汪的另一倾向,蒋对粤桂军阀也无法加以控制;第四,日本出兵山东,北军乘机反攻,将来进兵北京、天津必然会引起帝国主义者的更大干涉,蒋对完成所谓北伐完全失去了信心。蒋出身于上海的投机事业,懂得在必要的时候应当采取“抛盘”的手段,才能保全力量,留作下一步加码反扑的资本。他在署名齐电的当天(八日),人不知鬼不觉地乘夜车到了上海,次日换乘新江天轮由宁波转赴奉化,并通电宣告下野。


    蒋介石突然下野,引起了南京反动集团的极度慌乱,胡汉民终止了安庆之行,并与蔡元培、吴稚晖等到沪躲避政治风潮。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上海市长黄郛和蒋党政客涌起了一片辞职的声浪。冯也发表寒电(十四日),假惺惺地表示愿与蒋介石同进退。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呈现了树倒猢狲散的局面,何应钦、李宗仁等也都感觉到惶惶无主,纷纷通电挽留蒋、胡复职。蒋介石以退为进的政治投机手段,果然在一朝一夕之间大奏成效,一个被攻击的目标,俄然变成了各方面殷切挽留的对象。


    蒋离开南京前,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曾到铁汤池丁园谒蒋,蒋斥责他安坐后方,不到前方指挥作战,以至士气不振,应负战败责任。王竟反唇相讥,说蒋也不见得经常身临前敌。蒋盛怒之下,即将王解往三元巷总部秘密处死,派师长杨胜治代理第十军军长。至此,贵州军阀袁祖铭及其大将彭汉章、王天培三人,先后都毕命于弹丸之下。


    蒋通电下野后,在南京反动派集团看来,此时的冯玉祥竟是他们的“救命王菩萨”,蒋有电报请他负责主持津浦路战事,胡汉民等也请他“一柱擎天”挽救政府解体的危机。但是个中情况并非如此。蒋下野前,曾派何成濬、方本仁到山西,以催促阎锡山进攻奉军为名,实际上是想通过阎勾结奉系,八月十八日何成濬由太原到北京时,就住在奉系新派将领韩麟春的家里。不久方本仁也接踵而来。蒋曾发表谈话,否认派人与张作霖谋妥协,乃是应付冯的假话。他非常希望与奉系罢战言和,一来可以早日结束战争,完成形式上的南北统一,二来可以利用奉、阎的力量牵制冯。蒋对这位“盟兄”的印象从来就不是很好的。


    蒋、胡离开南京后,宁军放弃浦口撤回江南岸,南京至镇江一线又一次出现了南北两军隔江对峙的局面。蒋、桂各军在共同求存的目标下,不能不保持合作,桂系第七军由芜湖调回南京,何应钦也到镇江布置沿江防务。在这时期,唐生智派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为江左军总指挥,第三十六军军长刘兴为江右军总指挥,占领安庆、芜湖。因此李宗仁、何应钦等联名电请武汉方面中止东下之师,并派第七军师长胡宗铎赴汉迎接汪、谭等来宁,实现宁汉统一。八月十九日,武汉中央扩大会议又一次议决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同日党政发表联合宣言:“四月中旬,蒋介石等在南京自立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陷本党于分裂,今蒋解除兵柄,听命于党,李宗仁等复请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兹经中执会扩大会议议决,即日迁都南京。”同日,汪精卫、谭延闿致电李宗仁、何应钦,声明“东下各军只有急难之谊,若有他图,岂复人类!请一意渡江作战,俾收夹击之效”。二十日,汪精卫、谭延闿、孙科、程潜、唐生智、顾孟余到庐山与宁方代表胡宗铎举行会谈。汪等电请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三人亲身前来参加会议,由于军事上的关系,他们不能一齐前来,遂推李宗仁乘濬蜀舰于二十二日到达九江,冯玉祥也派代表刘骥参加。因此,冯所建议的安庆会议改为庐山会议,于二十二日在庐山举行。李宗仁代表宁方欢迎武汉派到南京,完成党政统一,并请武汉方面抽调军队协助北伐。会议决定:政治方面,武汉政府于九月三日以前迁往南京,与南京政府合而为一,推谭延闿、孙科先到南京布置(谭是当时武汉政府的主席);军事方面,第六军全部东开,第十三军陈嘉祐部由赣入皖,唐部江左、江右两军则向皖北进攻,会同宁方军队先肃清津浦路南段的孙鲁军,然后合力进攻山东。


    四 孙传芳军渡江反攻南京,大败退回。靳云鹗又被冯玉祥免职,兵败逃出河南


    八月二十四日,谭延闿、孙科、李宗仁乘濬蜀舰前往南京时,在大胜关附近江面发现有大批民船载运军队渡江,兵士服装与南军不同。兵舰用旗语询问,对方不能回答,即开炮施以轰击,对方也用机关枪、步枪还击,战斗中民船被击沉者十余只,兵舰亦中弹受伤。同一天,陈调元乘澄平轮由南京到芜湖,刚巧碰上这幕武剧,即令所率军队开枪助战,对方除落水溺死者外,纷纷向下游急驶逃走。


    原来宁方北伐军退回江南岸后,孙传芳军于八月十七日开到浦口,并派一部占领南京上游江宁镇。此时孙军尚有五、六万人,改编为十个师,即第二师段承泽、第三师上官云相、第七师梁鸿恩、第八师崔锦溎、第九师李宝章、第十师郑俊彦、第十一师马葆珩、第十二师陆殿臣、第十三师王淼、第十四师刘士林(十二、十三两师均系周荫人残部)。孙到蚌埠后,鉴于津浦线上南军一击即溃,国民党宁汉两派军队在芜湖附近互相戒备,宁方蒋桂两系又不合作,认为是他重整旗鼓、恢复旧山河的绝好时机。当时奉鲁军已经决定联合进攻河南,并无南下渡江作战之意。八月二十一日,张宗昌到北京后,报告蒋介石下台及孙军占领浦口的情形,张作霖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津浦线军事完全交孙主持,另派渤海舰队助攻吴淞以张声势,奉鲁军则仍按照原定计划进攻河南。当天奉鲁军将领联名通电,威胁阎锡山卸下国民党旗帜,交还所占直南各县,并将京汉线让出以便奉军南下作战。这时,奉系军阀认为南方弱点日益暴露,前途大有可为,又放弃了与蒋、阎谋和的计划,而想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了。


    孙军拟定计划分由浦口、扬州、江阴三处渡江,前两路集中进攻南京,后一路截断沪宁路并向上海进攻。海军事前联系保持中立。不料第一路在大胜关附近渡到中流时,即提早电告“强渡成功”,于是孙下令二、三两路同时渡江,孙自己到六合建立总部,指挥各军大举渡江反攻。


    二十五日,孙军一、二两路渡江占领乌龙山、栖霞、龙潭、镇江。英国舰队曾炮轰狮子山炮台及沪宁车站,另有英舰四艘驶入吴淞炮台前方两千米内,此外尚有各国舰队六、七艘停泊江北都天庙附近七壕口、八壕口一带,显然具有掩护孙军渡江的意图。


    南京方面,二十四日以前,对于孙军占领江宁镇以及偷渡长江的这些情况,竟然一无所知,接到陈调元的电报后,才仓皇布置应战。二十五日,何应钦再到镇江布防,第七军也由南京出发,一、七两军在危急关头表示了消除嫌怨、共同御敌的态度。二十六日,孙军第二路刘士林部又乘江面大雾由划子口渡江,海军背约施以阻拦,曾使孙军受到损失,但仍强渡成功,向龙潭、栖霞一带集中。此时第七军由西而东,第一军由东而西,与渡江孙军在龙潭附近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孙军死伤极多,江中到处浮尸漂流,龙潭高地两侧尸体遍地,腐秽之气熏天。二十九日,白崇禧由上海带兵赶来增援,孙军被迫退集江边为背水之阵,一直打到三十日晚十时,孙军除有一部分乘小火轮逃回北岸者外,大部分都被包围歼灭。


    孙退回蚌埠后,力促鲁军增援巩固江北的阵地,张宗昌仍然假口河南军情紧急,无力兼顾,孙军不得不于九月上旬继续放弃浦口、乌衣、扬州、泰兴、泰州。


    孙军败走后,一、七两军将缴获枪支各扩编为三个军[2]。九月十四日,何应钦派兵在上海北站专车中逮捕了第十四军军长赖世璜,解往南京讯办,据称“赖世璜屡次作战,畏葸不前;孙军退后,逗留沪上,克扣军饷,不肯渡江追击,因此奉军委会命令,予以免职拿办”。后来该军缩编为中央独立第一师,改任熊式辉为师长,赖于十二月三十一日被处死刑,执行枪决[3]。九月二十日,何又派兵解散杭州、松江一带的第三十一军,据称“该军军长郑绍虔原系白宝山部旅长,孙军渡江时拟为内应,因此奉军委会命令,予以解散”。郑逃入上海租界未被捕获。


    孙军渡江时期,冯玉祥因为奉鲁军准备两路进攻河南,并且据报靳云鹗勾结孙传芳、张宗昌,准备倒戈内应,因此派鹿锺麟为东路总指挥,在归德布防阻止鲁军西进。九月六日,冯突然下令免去靳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一职,据称:“靳一面向玉祥要挟巨饷,一面在其辖地内扣留税收。临城危急时,令其率部赴援,则假口弹药不足,当经拨给,并令前方部队均归节制,则又按兵不动,以致徐州失守。郑大章已占济宁,梁寿恺已抵大名,均因援兵不动,相率引退。靳与张宗昌、孙传芳勾结,商定苏皖归孙,直鲁及北京属之二张。张、孙二逆均派代表常川驻在漯河。靳扣留汉郑往来列车,进兵考城,企图截断陇海路线。又在许昌、临颍、长葛、漯河勾结红枪会匪,在漯河召集会匪开会,谓靳、张、孙三人可以统一南北,人民应团结起来打倒反对三人之一切势力。月余以来,捏造谣言,谓开封失守,玉祥失踪。靳所部不过二万人,冒称十二万,冒领款弹。玉祥为大局计,即日罢免靳云鹗本兼各职,以马军长吉第兼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秦军长德纯副之。该员应闭门思过,力改前非,仍当念其前劳,随时录用。幸勿怙过不悛,终身莫逭,致负本总司令曲予矜全之意。”


    次日,靳回答冯电称:“此次驻军京汉路,不即东进,系防止我公异图,巩固党国根本。中经我公数番督促,均皆电呈政府(指武汉政府),请赐明示。奉令改鹗部为中央直辖第八方面军总指挥。鹗迟未就职,无非为保全革命战线,委曲求全。我公颠沛流离,造成今日之地位,果具最后之觉悟,鹗仍本初衷,不为己甚。惟希慎处,并盼教益。”


    冯、靳决裂后,唐生智采取了中立调和的态度,十五日发表通电称:“据报告,第二集团军与中央直辖第八方面军偶因误会,遽起冲突。焕章同志(冯)年来为党奋斗,孤军万里,险阻备尝。荐青同志(靳)反吴讨奉,坚苦卓绝,不为威屈利诱。两公皆党国干城,望忍小嫌,捐除成见。”


    以前吴佩孚在河南未下台的时期,靳本来是坚决主张联冯讨奉的,现在冯却说他勾结奉、孙,蓄谋叛变。冯虽然下令解除靳的职务,但未给以严厉处分,正和吴佩孚对付靳的手腕相同。唐生智的态度显然是左袒靳的。这些问题,当时很难理解。其实,靳根本是个毫无定见的投机军阀,当初没有取得河南地盘,他就反吴反奉;现在投到冯的旗帜下仍然不能满足他的愿望,他就把对待吴的态度对待冯。冯在宁、汉对立的局势下是暗中支持宁方的,唐生智利用靳拆冯的台,自系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冯、靳之争与宁、汉之争具有不可分的关系。冯军由陕西出兵河南以来,先后吸收了吴佩孚残部和刘镇华的镇嵩军,号称三十万人,仍用“国民军联军总司令”的名义,并未改称第二集团军。冯所吸收的杂牌军,只求保全自己的地盘地位,都不愿意接受调度。当时在豫西、豫南一带的李云龙、樊锺秀、魏益三等部,对冯也都抱有不满情绪,甚至冯所直接指挥的第三方面军总指挥方振武,也与武汉派勾结,被委为中央直辖第九方面军总指挥。这些情况,说明冯军在河南的地位并不巩固,不能集中力量向奉鲁军展开积极的进攻。


    九月六日,冯军由孙良诚担任北路、孙连仲担任南路,向靳军总部驻在地郾城进攻。靳本来不是战将,从六日到十二日,冯军先后占领许昌、临颍、郾城、西平、遂平、密县,靳由周家口向东逃走,所部由马吉第接收投降冯军。由于靳军迅速被削平,河南反冯各军来不及同时发动,唐生智则因兵力集中下游,也无余力兼顾河南。后来靳果然到北京投降了张作霖,被委为安国军第九方面军团长,说明冯指斥他勾结张、孙军阀不是无因的。


    五 阎奉关系破裂,晋军先胜后败。涿州围城战始末。冯鲁两军在陇海线上的拉锯战。南京北伐军在徐州与冯军会师


    孙传芳军渡江反攻失败后,国民党宁汉之争并未解决,宁方军队无力在津浦线发动追击战,河南又有冯、靳之争,因此张作霖于九月十五日召集孙传芳、褚玉璞到北京举行会议,讨论对付南方的问题。会议决定,对津浦线南段及长江北岸采取守势,奉鲁军由京汉、陇海两线向河南进攻,先以压力赶走在京汉线上的晋军。


    阎锡山自改称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出兵京绥、京汉两线以来,仍与张作霖保持联系,并不进攻奉军。由于国民党内部分化,蒋介石宣布下野,奉系对南方的态度转为强硬,九月下旬晋军第三军徐永昌部先后撤出石家庄、顺德,集中获鹿、井陉,以避免与奉军发生冲突。京绥线上,奉军第九军军长高维岳在柴沟堡、张家口、宣化设立了三道防线,晋军第一军军长商震也在天镇、阳高、大同设立了三道防线,事实上是各守防地,彼此互不侵犯。


    九月二十七日,张作霖派于珍到丰镇检阅军队,于珍乘车经过大同时,商震疑为向晋北进兵,即将前线柴沟堡到西湾堡的一段铁路拆毁,于珍被擒,奉军立即派兵增防,一度引起冲突。二十八日,由北京开往大同的火车在张家口折回,张家口以西电报不通。于珍被解往太原,大同以西的奉军被晋军包围缴械。山西驻京代表南桂馨、李庆芳因为晋、奉关系突然恶化而避往东交民巷,苏体仁未及逃走被捕。张作霖打电报给阎,希望释放于珍,修复京绥路,停止军事行动。阎还回答说,这是局部误会,已令绥远当局负责处理。其实,到了这个时候,晋、奉恢复关系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因此阎任命商震为北路总指挥,徐永昌为南路总指挥,两路进攻奉军。二十九日,京汉线晋军回到石家庄,在滹沱河南岸布防,与正定奉军隔河相持。十月一日,晋军渡河占领正定,四日占领新乐、定州。京绥路晋军十月二日占领柴沟堡,三日占领沙河,四日占领宣化,五日占领张家口。南京国民政府于四日下令讨伐奉系。


    张作霖对阎切齿痛恨,在十月二日的讨阎通电中历举上年奉军进攻南口,援救晋军解除大同之围,而阎以怨报德,拟即亲自督师,与之一决雌雄。奉军在京绥路以怀来为第一线,南口为第二线;在京汉路以望都为第一线,保定为第二线。张作霖到怀来与奉军将领举行会议,任命张作相、汤玉麟为京绥线总副指挥,调动吉、黑两省军队增援,总部设于康庄;又任命张学良、韩麟春为京汉线总副指挥,三、四两方面军均由德州调回京汉线,总部设于保定。阎锡山也于十月七日到石家庄督战,并与冯玉祥商定“协同作战大纲”,晋军担任京绥、京汉两路,冯军则分兵三路向徐州、济宁、大名进攻,派鹿锺麟、刘镇华、孙连仲分任东、中、北三路总指挥。十月七日,鹿锺麟由开封驰回归德布置作战任务。冯电请南京国民政府迅速派兵由津浦路北上夹攻徐州。


    晋军一出马就打了好几次大胜仗,这不是晋军的战斗力优于奉军,而是奉军的兵力来不及集中,不得不缩短战线,借以保全实力。从十月七日奉军发动反攻以来,到十七日为止,在京汉线上占领定州、正定、石家庄,在京绥线上占领宣化、张家口、柴沟堡,恢复了晋、奉两军开仗前的原有阵地。但是晋军第四师师长傅作义组成挺进军占领涿州,并分兵出没于北京周围密云、古北口、三河、门头沟、长辛店一带,北京大受威胁,因此十月十五日北京宣布戒严,涿州的攻守战也在同一天开始。傅作义是蒋世杰守信阳、刘玉</a>春守武昌、杨虎城守西安以后又一次出现的守城将军。奉军竭尽全力攻打涿州,张学良移驻高碑店指挥,并派飞机散发传单劝降。奉军所用攻城大炮多至四十余尊,城内经常中弹起火。奉军步兵冲锋前进,守城军却用手榴弹、手提机关枪等武器沉着应战,不断予以击退。涿州是北方著名的囤粮区,城内存粮很多;城池坚固,明朝末年未被李自成攻破;城内设有小型兵工厂,每日能造手榴弹二百余颗;城西又有暗道可通紫金关、易州,对外联络未断;这些都是涿州城利于坚守的原因。守城军经常突围出击,这种行动不但可以截断京汉路的交通,而且北京也受到一定的威胁,所以奉军视为附骨之疽,一连发动三次总攻,被牵制的兵力近三万人。十月二十七日,张作霖下了第四次总攻击命令,限于三天内攻下,把万福麟的第八方面军、张学良的卫队旅和邹作华的重炮兵团都调来攻城。奉军集中飞机、坦克和步骑炮兵十一个团的力量,自朝至暮猛攻不已,守城军非至兵临城下不发一弹,动作时手榴弹、手提机关枪、步枪“万弩齐发”,使攻城军受到重大的损失。有时城墙被轰开一个缺口,守城军随即加以修补,攻城军仍然无法冲杀进去。守城军在城墙脚根掘有地道,既可作为避弹之所,又可用以出城进行突袭。到十一月一日,涿州城屹然无恙,气得张作霖要亲自出马攻城,经左右竭力劝阻才罢。


    从十一月二日起,奉军停止地面进攻,准备在城北范家坡一带挖掘地道攻城。张作霖一面命山西旅京同乡派代表到涿州城内招降,一面由张学良、韩麟春致电阎锡山,表示决不侵犯山西,希望和平解决。十六日,北京红卍字会派员入城接洽,放出妇孺四百余人。十七日,奉军炮毁东南角城墙二丈余,步兵冲锋前进,这是奉军对涿州城的第五次总攻击,仍被守军击退。阎锡山通电痛斥奉军用毒瓦斯攻城,张作霖则声辩为烟幕弹而非毒瓦斯。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傅作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以资鼓励。十二月二十二日,奉军又一次发动进攻,城中存粮已尽,阎锡山同意傅作义与奉方进行停战谈判,因此傅与奉方代表郭瀛洲及北京各慈善团体、世界红卍字会、山西旅京同乡会等代表举行谈判,最后决定仿照三国时代关羽</a>“降汉不降曹”的办法,将所部挺进军改编为国防军,直接受陆军部的指挥,永不参加内战。一九二八年一月六日,傅出城到松林店与当时进攻涿州的主将万福麟相见,即偕同到保定会晤张学良,九日又到北京会晤张作霖,张氏父子都设宴招待,极表钦佩之意。十二日,涿州城由奉军和平接收,守城军七千人改编为第三十六师,以白儒清为师长,移驻通州。涿州守城共达三月,守城军伤亡仅五百人左右,但是人民受害的程度却远比军队为严重:城内繁盛市区南北大街共有商店二百七十四家,全部毁于炮火;民房被毁者在十分之八以上。居民按户分配粮食,粮尽时以酒糟为食,并拆卸门窗以供炊爨之用。各户均掘有地窖为防空、避弹之所。奉军打进城内的炮弹最多的一天曾达五千余发,人民死伤很多。


    涿州战争虽然和平解决,但是奉系军阀从来是不讲信义的,后来又将这支军队由通州分批调往呼兰及满洲里一带,改归吴俊升指挥(三月八日),随即予以遣散。傅作义则被留在保定清理该军欠饷。四月二十五日,张学良发还改编欠款三万元,并派副官迎接傅同往邯郸观战,傅就用这笔来款买通副官和汽车司机脱身逃走,由天津到上海转回山西去了。


    当晋、奉两军在京汉线上作战的时期,冯、鲁两军也在陇海线上大动干戈。十月十一日,鲁军由砀山以西杨集进攻马牧集,此时冯军中路刘镇华部担任由兰封、考城进攻菏泽、定陶一线,所部旅长姜明玉忽与鲁军师长潘鸿钧勾结,倒戈内变,拆毁兰封至李八集的一段路轨,并诱擒冯军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郑金声</a>,解往济南献俘,冯军前后方骤然失去联络,因此陷于极大混乱。十月下旬,鲁军先后占领归德、民权、兰封、考城,前锋直逼开封。鹿锺麟绕道鹿邑、柘城逃回开封,所部突围退往皖北。冯急调孙良诚部回援,到十一月三日,才夺回归德,据报这一战役俘获鲁军万余人,其中有白俄军五百余人,并夺获铁甲车四辆。这次冯军大败之后转为大胜,其中也穿插着一幕倒戈内应的故事。原来鹿锺麟部由归德南退时,在虞城被围的第五十三师王鸿恩部(原国民军第二军岳维峻部)未及偕同退走,即向鲁军第三军军长程国瑞投降。程将该部改编为安国军第二七方面军独立第五师,并于十月三十日调往兰封驻防。冯军反攻时,王师忽又倒戈内应,因此鲁军大败,放弃兰封、归德,退回马牧集的原有阵地。冯升任王鸿恩为第三十七军军长,并通电表扬王在虞城死守八昼夜和用诈降计取得胜利的功劳。


    张宗昌接到兰封大败的消息,于十一月六日枪决被俘的马祥斌、郑金声和勾结南方的第二舰队司令吴志馨以泄忿[4]。


    此后冯、鲁两军在归德、砀山之间进行了拉锯战,吴佩孚旧部张敬尧在鲁军中担任第二军军长,在陇海线作战,于学忠担任第三十军军长,在皖北亳县、涡阳一带作战,靳云鹗也到徐州与张宗昌相见。十一月二十六日,冯军在定陶一役生擒了鲁军师长潘鸿钧,潘因伤重身死。十二月二日,冯军反攻砀山又获大胜,前锋逼近徐州。


    冯军在陇海线苦战时期,曾约南京国民政府同时出兵津浦线南段,以收夹击之效。此时宁汉局势日益恶化,十月中旬南京国民政府派出少数军队渡江,在明光以南与孙传芳军相持,并未展开攻势。直至十一月八日才开始行动,九日占领明光,十一日占领临淮关,十六日占领蚌埠。孙军一度利用铁甲车反攻冲至滁州附近,但因后路有被截断的危险而迅速撤退。十八日,孙军又退出固镇,坚守宿县、夹沟一带。十二月四日,冯军由陇海线进攻徐州,孙军曾分兵救援,但因津浦路宁方北伐军追踪而来,到十六日孙、鲁两军终于不支向北撤退,十六日宁方北伐军占领徐州与冯军会师。


    * * *


    [1] 祝祥本与张宗昌同为掖县祝家村人,他的伯父对张有</a>旧恩,所以张提拔他继毕庶澄之后为第八军军长。张宗昌所用军政官史大多为掖县同乡,如省长林宪祖、财政厅长杜尚,禁烟总办姜瓖、黄河水利局长林修竹、胶澳督办赵祺、军长程国瑞、王栋,方永昌、杜凤举、滕殿英、军需总监祝仞千等。


    [2] 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命令,夸称龙潭之役俘敌五万余人,获枪四万余支。军委会(蒋下台后以军委会为最高军事指挥机关)31日捷电,则称与孙军三万余人血战七昼夜,俘敌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白崇禧捷电又称,孙军渡江者共有六师二混成旅,革命军毙敌万余人,缴枪四万支。孙军退后,何应钦、李宗仁解除军长兼职,改用一、三两路总指挥名义。第一军扩充为刘峙的第一军,顾祝同的第九军,后来并入钱大钧的第三十二军共为三个军;第七军扩充为夏威的第七军,胡宗铎的第十九军,后来成立陶钧的第十八军也是三个军。


    [3] 赖世璜被处死是由于熊式辉的阴谋陷害。


    [4] 同时被俘者尚有刘镇华的兄弟刘茂棠,张宗昌用走马换将的方法换回了被冯军俘获的鲁军督战司令史凤池。郑金声被杀后,1932年9月3日,韩复榘指使其侄郑继成刺杀张宗昌,与陆承武刺杀徐树铮一案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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