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九章 南北两总统被逐下台

    一　吴佩孚提出“恢复法统”的建议。孙传芳通电主张迎接黎元洪复职，并促南北两总统同时下野。徐世昌</a>被迫辞职出京。皖系军阀和广州国会反对迎黎复职


    早年吴佩孚驻军衡阳时，就有取消南北两政府和另组第三政府的野心。他战胜皖系后，曾通电主张召开国民大会，想利用国民大会这个形式，恢复被北京政府所解散的旧国会，驱逐皖系所扶植的北方总统徐世昌，另外建立一个合乎他的胃口的中央政府。由于张作霖和北方军阀的反对，他的计划不能实现。一九二一年，西南军阀纷纷宣布自治，主张建立联省自治政府，这种第三政府不合吴的胃口，所以他出兵湖北击败了“援鄂自治”的湘军，而战胜湘军后，他又发起召集庐山国是会议。这个会议就是国民大会的翻版。可是，张作霖和北方军阀仍然不赞成，他的计划又一次不能实现。现在又战胜了奉系，直系独霸北方，他当然可以重弹旧调召开这样或那样的会议了。但是，他鉴于直系的势力仅能控制北方十几省，如果再发起一个什么会议，国民党和奉系当然不会赞成，皖系和西南联治派也都不会随声附和。因此，他决定采取另一途径以求实现其政治野心。


    早在直奉战争前，黎元洪的策士哈汉章、金永炎等经常到洛阳有所活动。旧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也曾到过奉天，游说张作霖用“恢复法统”的方法以促进南北统一，张作霖建议召开统一会议就是以恢复旧国会、改造政局为内容的一种作法。奉系失败后，吴景濂又以“兴城二伯”的关系[1]与直系有了新的结合。同时，在天津的黎方策士与旧国会参议院议长王家襄、研究系分子梁启超</a>、熊希龄等，通过张绍曾的关系，怂恿吴佩孚也用“恢复法统”的方法来“统一全国”。吴看出“恢复法统”对直系有利，因为南方借口护法成</a>立另一政府，如果恢复法统，南方政府就将失去根据而不能存在，可以不战而胜，而恢复民国六年被解散的旧国会，同时迎接黎元洪复职补足总统任期，国会和总统都可以成为直系手中的傀儡，与他的个人野心正相适应。


    五月十日，吴佩孚回到保定召开会议，讨论“恢复法统”的问题。吴景濂、王家襄都参加了这个会议。曹锟的身边人本来主张举行政变逐走徐世昌，让曹直接跨进总统府，经过讨论，一致同意采取“恢复法统”的办法先统一全国，然后利用国会选举曹为“名正言顺”的总统。五月十四日，吴佩孚密电征求北方军阀的意见，当天就得到江苏、山东、湖北三省的同意。十五日，孙传芳通电除赞成“恢复法统”外，并进一步把迎黎复职的问题直接提出。此时孙传芳在直系中并不是出色人物，吴利用他放头炮以试探各方面的空气，而他也就乐得受人利用，建立改造政局的头功。十六日，曹锟、吴佩孚、田中玉、陈光远、李厚基、齐燮元、冯玉祥</a>、刘镇华、萧耀南、陆洪涛联名电请王士珍组织内阁[2]。同日，吴景濂、王家襄回到天津组织“第一届国会继续开会筹备处”。


    曹、吴自战胜奉系以来，绝迹不到北京，徐世昌就知道事情有些不妙。徐的总统地位是在北洋军阀均势下的特殊产物，当年冯（国璋）、段（祺瑞）相持不下，捧出他来做总统；冯死后，他利用直皖两系的斗争保全了地位；皖系失败后，又利用直奉两系的斗争延长了他的政治生命。他对吴佩孚从来没有好感，吴以前不承认他的总统地位，称他“东海先生”，后来虽也称起总统来，但是一再发起国民大会和庐山会议，阴谋改造政局，这些内幕他都早有所闻。他因反对曹锟为副总统，和曹的关系也是很不妙的。他曾利用张作霖驱逐靳云鹏下台。但他摇摆于直奉两系之间，不肯完全接受奉系的调度，张作霖对他也不满意。奉军战败后，张作霖放了一把野火，说他派兵入关是徐派遣乃弟徐世章和公府秘书长吴笈孙先后到奉天，叫他以武力来“拱卫京师”的。同时，徐对张作霖有所顾虑，推迟发表惩戒命令，命令发表后，又有密电向张作霖解释，并劝他暂勿退兵，等待有利时机卷土重来。他的两面三刀的手法，更加引起了吴佩孚的反感。此时北方军阀的均势已不存在，徐的总统地位也就无法保持。当吴策动恢复法统前，曾任航空署署长的丁锦</a>向吴建议采取恢复旧国会的方法，促进南北统一。吴有信回答说：“统一问题，须东海自决。东海如能牺牲权位，则统一可期。”根据以上情况，直系逐徐下台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而是势所必然的了。


    徐接到保定会议的情报，不禁大惊失色，急忙派参谋总长张怀芝到保定疏通，并建议提前召集第三届国会（当时称旧国会为第一届国会，安福国会为新国会或第二届国会，直皖战后正在改选中的国会为新新国会或第三届国会），选举曹锟为总统；总统未改选前，自己愿居虚名，一切问题听命而行。这是一个缓兵之计，曹锟并未加以理睬。


    五月十九日，以曹、吴为首的直系军阀联名通电公开征求解决时局的意见。这个电报假惺惺地说，近来国内人士有召集六年国会、召集新新国会、召集国民会议促进联省自治等不同主张，究以何者为宜，请即各抒所见。北方军阀除奉皖两系外，一致赞成“恢复法统”，当时的“名流”政客熊希龄、汪大燮、孙宝琦、王芝祥、钱能训、蔡元培</a>、王宠惠、梁启超、林长民、梁善济、张耀曾也联名表示赞成，还提出“宪法未完成前，南北各省应派代表组织统一会议”的意见。


    五月二十八日，孙传芳继续放了第二炮——请南北两总统同时下野。二十九日，齐燮元电劝徐世昌退位。徐在直系摊牌后不能不有所表示，三十一日发表通电说：“孙传芳忠言快论，实获我心。果能如此进行，跻国家于磐石之安，鄙人虽在草野，得以余年而享太平，胜于今日十倍。一有合法办法，便即奉身而退，决无希恋。”徐的表示虽不像袁世凯</a>用咬牙切齿的态度对待陈宧的劝退电，但是所谓“合法办法”与袁所耍的“筹商善后”的手法异曲同工，企图拖延时日，不肯爽快下台。


    在曹、吴呼风唤雨的时候，五月二十日旧国会筹备处在天津发出通电，定于六月一日“依法”自行集会。二十八日，曹、吴联名回电表示赞成。徐世昌曾访王士珍，请其组阁。这位北洋派前辈仍然像应付以前历次政潮一样，不肯明白表示。五月下旬，徐下令任命董康</a>兼署财政总长，高恩洪署理交通总长，派彭寿莘为第十五师师长，改任张锡元为察哈尔都统，这些都是根据曹、吴的意见发表的，也就是愿居总统之名，一切问题听命而行的具体表现。可是曹、吴已经找到了另一工具，不需要他担负这个虚名了。


    六月一日，以吴景濂、王家襄为首的天津旧国会议员二百〇三人发表宣言，否认民国六年六月十二日北京政府解散国会的命令，指出徐世昌是非法总统，不能听其篡窃职权，自本日起，国会完全行使职权，西南各省因护法而成立之一切特别组织，均应取消。接着，以前痛斥国会为暴民专政机关，要挟北京政府予以解散的北洋军阀，又都成为旧国会的拥护者，欢呼起“法统重光”来了。但是徐老着脸皮不肯走。六月二日，吴佩孚的驻京代表钱少卿一连打几次电话到总统府，问总统何时离开北京。徐正在设宴招待回国不久的顾维钧，宴后才宣布辞职，下令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本人乘车前往天津。同日，北京内阁阁员周自齐、颜惠庆、高凌霨、董康、鲍贵卿、李鼎</a>新、王宠惠、齐耀珊、高恩洪通告摄行总统职权，但又宣称：“暂以国民资格维持一切，谨举此职奉还国会，听候接收，用尊法统。”原来这个内阁是非法总统所任命的，也就是非法内阁，因此不敢以内阁名义摄行总统职权，而以“国民”资格摄行职权。


    六月二日，萧耀南通电称：“六年解散之国会一经恢复，东海地位在法律上失所依据，谅能敝屣尊荣，为斯民造福。中山护法曾有宣言，旧会一日恢复即行引退，求仁得仁，当亦不至再事争执。继承统绪，舍黄陂（黎）莫属。”吴佩孚通电称：“我徐大总统敝屣十余月之尊荣，克偿二十二行省之统一，奉身而退，亦属初衷。我黎大总统遭非常之变，延垂绝之统，以公意为进退，法所当然。”以齐燮元为首的十五省区北洋军阀联名通电称：“南北之争，实以法律问题为争持之焦点，法统既定，一切葛藤从此立解。……我最亲爱之友邦，对于我国统一观成，政局大定，他山之助，睦谊益敦。”以上说明，所谓恢复法统是直系军阀的一石两鸟之计，左手推翻徐世昌，右手打倒孙中山</a>，然后建立一个可以由他们一手控制的政府，达到“全国统一”。


    也就是六月二日，吴景濂、王家襄同往黎宅请其复任总统。黎说：“你们选举曹锟为总统，事情就好办得多。”同日，曹、吴领衔通电“恭迎黎大总统复职”，曹的参谋长熊炳琦、吴的参谋长李倬章和北京国务院代表高恩洪都到天津来迎黎，这位被北洋派打入冷宫的下台总统，现在又成为北洋派所推崇的盛极一时的大人物了。


    关于内阁摄职是否合法的问题，三日吴景濂、王家襄通电各省军民长官称：“国会正式开会尚须时日，国家行政机关不可一日间断，行政职权亦不便由国会兼摄。当此青黄不接之际，应如何接收职权，应候公意商榷施行。”吴佩孚马上回答说：“元首未到京以前，当然由国务院摄行职权。职责所关，不得搆牵文义。”他不承认徐世昌为合法总统，却又肯定徐所任命的非法内阁可以摄行总统职权，军阀眼光中的法律往往就是这样，是可以由他们的利害关系来决定取舍的。


    黎元洪正在“私心窃喜”之际，六月三日卢永祥忽然打来一个泼冷水的电报，认为黎的任期由合法的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满期，已经无职可复，如果一定要他复职，也是一个非法总统，并愤慨地说：“永祥当视力之所及以尽国民自卫之天职，决不忍坐视四万万人民共有之国家，作少数人之孤注”。黎看见了这个电报，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当天发出通电回答各省军阀说：“元洪自引咎辞职，蛰处数年，思过不惶，敢有他念。果使摩顶放踵可利天下，犹可解说，乃才辁力薄，自觉弗胜，诸君又何爱焉！前车已覆，来日大难，大位之推，如临冰谷。谨掬诚悃，谅荷鉴原。”


    关于恢复法统和迎黎复职问题，各方面都是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决定态度的。皖系认为吴佩孚想造成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局势，这个局势对他们不利，所以何丰林、李厚基都附和卢永祥的江电，表示了反对的态度。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赞成恢复法统，但又主张在上海开会以免受到武人的干涉。广州非常国会斥责黎元洪是民国六年解散国会的罪人，任期已满，无位可复；王家襄久未到会，业已除名递补，何能冒充议长。


    关于国会问题，同样是旧国会，还有六年、八年的争端：吴景濂、王家襄等在天津所召集的是民国六年被北京政府解散的国会，简称为“六年国会”；孙中山号召国会议员到广州自由集会时，由于有不少议员改任官吏，不肯前来参加，国会人数因之不足，遂于民国八年将不到会的议员一律除名，由各省候选人递补，这个国会简称为“八年国会”。广州国会认为召集“六年国会”就是一种非法行为。其实，关于法律问题的一切争论，都是荒唐可笑的。众议院议员任期只有三年，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选出，到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已有九年。所以无论“民六”议员或者“民八”议员，都是超过任期的过时人物。总统任期为五年，袁世凯于民国二年十月十日就职，其任期应至民国七年十月十日为止。袁死于民国五年六月，由副总统黎元洪代理总统，黎又于民国六年七月被逐下台，由新选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总统至民国七年十月十日为止。黎、冯两人的副总统都是由旧国会选出的，按照当时“法学派”的观点，他们代理总统都是合法的。乃于事隔多年之后，又把黎搬上台来补足所谓总统任期，这种法律根据就是站不住脚的。


    二　黎提出废督裁兵为复职条件，直系军阀予以热烈响应。保定的“政情内幕”。黎进京行使总统职权


    天津黎宅陷于军阀代表和政客、议员的大包围中。黎身边的策士分为急进、缓进两派：哈汉章、饶汉祥、金永炎等一致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应当立即进京复职，否则前途可能发生变化，这个机会就永远不会再来；陈宧则认为孙中山和皖奉两系军阀都别有怀抱，上台后全国仍然不能统一，只能做直系军阀的工具，不如在上台前提出一个迎合全国人民心理的大政方针，“将”直系一“军”，即使不被接受，也可以博得各方面的热烈同情，为将来上台创造有利的条件。黎在两派之间依违不定。六月三日，他向曹、吴代表和高恩洪等暗示，拟请吴佩孚担任陆军总长，大力进行裁兵，必须取得“废督裁兵”的保障，才肯复职。


    吴景濂公开推荐张绍曾组织内阁。张绍曾是吴佩孚的儿女亲家，这次恢复法统就是通过他来影响吴的。张绍曾听了“废督裁兵”的话，很生气地说：“你自己要上台，现在却又提出条件，这是为了什么！”陈宧把黎拉在一边悄悄说道：“我们还没有上台，他们的威风就毫不掩盖地使出来了。”


    六月六日，黎宅举行谈话会，参加者有旧国会两院议长、军阀代表和各省团体代表多人。黎略致寒暄之词，就拿出一张电稿来叫大家传阅，并表示：“这个电报上面所写的，办得到我就复职；办不到呢，我和诸位今天是最后一次的会见。”说罢，他叫幕僚们代为招待来宾，就摇动着肥硕的身躯走进内室去了。


    大家打开电报一看，上面写道：“元洪对于国会，负疚已深，纵国会诸公矜而复我，我独无愧于心乎？”“必谓恢复法统，便可立销兵气，永杜争端，虽三尺童子，未敢妄信。”“元洪当首义之时，原定军民分治，即行废督。方其孑身入都，岂不知身入危地？欲求国家统一，不得不首解兵柄，为群帅倡。”“督军诸公如果力求统一，即请俯听刍言</a>，立释兵柄，上自巡阅，下至护军，皆克日解职，待元洪于都门之下，共筹国是。微特变形易貌之总司令不能存留，即欲划分军区，扩充疆域，变形易貌之巡阅使，尤当杜绝。”原来这个电报就是黎用以收买全国人心的“废督裁兵鱼电”[3]。这个善于沽名钓誉的伪君子，早在一九一六年接任总统的时候，曾发表“废督裁兵”的主张，结果是将各省“将军”的名称改为“督军”，丝毫没有触及到督军制度的存废。现在重弹老调，并且进一步不许督军制度“变形易貌”，看起来这次他倒是有决心的。


    吴佩孚本已决定亲身前来迎黎，因接到鱼电，终止出发。七日，他有虞电回答说：“誓以至诚赞助大计，愿奉命为前驱，作各省之先导。……组阁为元首特权，宵小谣啄，概请摒绝。”从这个电报看起来，吴佩孚响应废督裁兵也是有决心的。他后面的一段话是反对张绍曾组织内阁，所谓“宵小”是影射国会议长吴景濂，不许他们假借他的名义进行政治投机。同日，曹、吴还有联名电报向黎表示：“废督裁兵，锟、孚愿为首倡。”因此黎又补发一个电报：“救国大计，非可徒作空言。若公等无切实表示，不即日全体解去兵柄，则元洪不能冒昧来京。”接着，直系军阀一致发出了宏亮的声音，冯玉祥表示“废督请自隗始”，陈光远愿意首先解职，“一面收束军署各事，一面暂以个人名义维系军心”。看起来直系军阀对于废督裁兵问题也都是有诚意、有决心的。


    但是，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曹、吴对迎黎问题意见并不一致。曹虽然说过“子玉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可是“子玉虽亲，不及自己亲”，他在战胜奉系后，早就存有做总统的野心，因为吴提出迎黎复职，不得不勉强赞成。当他听到黎要裁兵废督才肯复职时，就气鼓鼓地骂道：“什么话，做现成总统还要向别人提条件！我们捧他上台，他倒叫我们下台！”曹的周围人物都主张一脚踢开这个“忘恩负义”的总统，自己到北京做临时总统，或者组织一个“行政委员会”来作为总统选举前的过渡机关。但吴再三解释说：“恢复法统是拆广东政府的台。旧国会恢复了，同时恢复旧总统，以后的事情，我们就好办得多。”曹又一次被说服了。


    黎以前曾把做总统比作“跳火坑”，可是如果有“火坑”可跳，他是愿意再跳下去的。他不肯直截了当地到北京复职，只是一种假做作。当直系提出“恢复法统”的时候，黎派金永炎到湖南，请赵恒惕说服西南“联治派”一致赞成，从而促进全国统一。金回天津后，六月八日黎又派他到保定去找吴佩孚。吴说：“黄陂如果再要装腔作势，我就无能为力了。你回到天津，请他一言而决。”金即拍胸担戴，“黄陂的事情一定负责办到”，保定的事情请吴坚持到底。十日，金到天津后，黎就不再等待各省督军“先行解职”，也不再说“公等如不全体解去兵柄，则元洪不能冒昧来京”的话，而通电表示接受复职了。通电说：“……接曹、吴两巡阅使，齐、冯、阎、萧各督军等先后来电，均表赞同（指废督裁兵问题），曹、吴两使且于阳日通电首愿施行，为各省倡；并齐督军庚电，具见体国公忠。……元洪忧患余生，得闻福音，喜极以泣。……谨于本月十一日先行入都，暂行大总统职权，维持秩序。议员陆续入京之日，即为督军从容解职之时。”


    三　伍廷芳内阁流产。奉皖两系和西南五省对黎的态度。孙中山提出停战条件。陈光远兵败辞职，黎下令废除江西督军。卢永祥改称浙江军务善后督办。北京政府任命大批省长。废督裁兵问题彻底破产


    黎到京就职后，首先写好命令任命伍廷芳为内阁总理，伍未到任前，派外交总长颜惠庆代理总理。黎的用意倒不是想在旧国会、旧总统之外再点缀一个旧总理来恢复一切旧人旧事（伍是解散国会前的最后一任总理），而是因伍在南方为孙中山所倚重，想通过他的关系促进南北统一。当天有人提醒他，伍廷芳脾气十分古怪，如果由徐世昌所任命的周内阁副署这道命令，他一定不肯接受。因此，黎又把这道命令搁下来，改派颜惠庆署理内阁总理。


    十二日，黎发表两道命令，第一道命令任命颜惠庆兼外交总长，谭延闿为内务总长，吴佩孚为陆军总长，李鼎新为海军总长，张国淦为农商总长，王宠惠为司法总长，黄炎培为教育总长，董康为财政总长，高恩洪为交通总长。第二道命令撤销民国六年解散国会的命令。这两道命令完全由黎独断独行，事前并未征求大军阀的同意，这是北京政府多年来所办不到的事情。内务总长本来决定由孙洪伊担任，后来得到消息，这位以前站在黎的方面与段祺瑞</a>斗法的政客，现在却站在孙中山的方面，反对他复职，所以改派谭延闿，而谭也是黎的老朋友和西南方面的有关人物。此外阁员，张国淦是黎的老幕僚，王宠惠、黄炎培是当时的知名之士，董康、高恩洪则为洛方（吴佩孚）所欣赏的旧阁员。用吴佩孚为陆军总长，是想利用他的威望进行裁兵，并且给他以全国军权，他就不会留恋巡阅使的地位而为废督裁兵之梗了。参谋总长本来决定齐燮元，打算把他调到北京来，首先裁撤江苏督军，后来吴佩孚竭力保荐李烈钧，因此改派了李烈钧。这个内阁完全符合于黎与直系军阀的共同要求，他们都是要拆南方政府的台来达到全国统一的，因此黎与新阁员都有电报迎接伍廷芳北上组阁。黎还电邀孙中山、张謇</a>、王士珍、靳云鹏、熊希龄五人到北京来筹商统一问题。吴佩孚除电请孙中山下野外，还邀请伍廷芳、李烈钧北来主持大计。由于吴带头推动，直系军阀发出了劝孙下野和欢迎西南人物北上的一片呼声，看上去全国统一不成问题，北方军阀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通过恢复法统、迎黎复职这套把戏，可以顺利得到。


    吴佩孚于十三日到北京庆贺总统复职，当天就回到保定去了。


    外交团对于直系军阀所表演的戏法表示欣赏。张作霖也派沈鸿烈为代表到北京，向黎表示赞成恢复法统。皖系卢永祥等虽不承认黎是合法总统，却也承认他是事实上的总统，打来电报称为“暂行大总统职权黎”。黎自己的就职通电也不以合法总统自居，皖系承认事实上的总统，他也就满意了。这些情况，说明奉皖两系军阀都有一种妥协倾向，不过他们对北京政府仍然采取半独立的态度，这是因为北京政府控制在直系的手里，他们不得不然。


    西南各省军阀早已抛弃了护法的旗帜，主张组织联省自治政府，对于恢复法统并不感觉兴趣，但也不反对黎为总统。吴佩孚早在倡议迎黎复职的时候，开玩笑似的替赵恒惕代出三个主意：（一）与广东陈炯明、四川刘湘一致，赞成恢复法统；（二）仍然保持自治，对南北采取中立态度；（三）口是心非，摇摆不定（五月三十一日电报）。赵是西南各省首先推行“自治”的人物，吴希望他首先取消“自治”，并且疏通西南“联治派”采取同一行动。赵对这个问题没有回答。其实，黎上台后，贵州袁祖铭（六月三日）、四川刘湘（六月八日）、云南唐继尧（六月二十八日）和川军将领刘成勋（第三军）、但懋辛（第一军）、杨森（第二军）及旅长以上军官（六月九日）都有电报赞成恢复法统，对黎表示拥护。广东陈炯明虽然没有直接表示，但在致伍廷芳的电报中（六月十九日）露骨地说：“国会恢复，伪府取消，护法目的已达。黄陂复职，法律之争，应候法律解释。非常国会擅举总统，恶例一开，乱及百世。炯力争无效，以此获罪。现惟仗公之力，切劝孙公敝屣尊荣，示天下以无私。”广东省议会及各团体还有通电赞成统一（六月二十日），这个电报竟称黎为总统而称孙为先生。这些情况，说明西南各省军阀对于直系抱有很大的妥协性，但他们希望召开联省会议，确立联治大纲，为百年长久之计。他们同样害怕直系军阀“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希望取得割据一省的合理根据，然后赞成统一。


    黎发表鱼电的第二天，孙中山发表宣言，对直系恢复法统表示嘉慰。他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惩办祸国罪魁，（二）保障国会安全，（三）实行兵工制。他提出裁兵的具体计划，全国正式国军不得超过五十万人。直系应立即将所部军队半数改为工兵，留待停战协定成立，其余半数，留待与全国军队同时以次改编。如能履行此项条件，则“本大总统当立饬全国罢兵”。同日发表对外宣言，要求“各国重申不干涉中国内政之旨，如承认伪新总统，仍为干涉内政，其结果更劣于承认徐世昌”。又向外报记者表示：“吴佩孚在袁世凯时代打过四川，在段祺瑞时代打过湖南。他现在向我求妥协，在他的诚意未被证明以前，北伐计划不能终止。”


    黎上台后，首先撤销了对孙中山的通缉令，并于六月十五日下令全国各地一律停战。这个时候，北伐军已经改道江西北伐，榆关又发生了直奉军的战争，北京政府的命令当然和以前一样，没有人加以理睬。黎认为南北停战是实现统一的首要步骤，因此派欧阳武前往江西，说服双方停止战争，并且加委孙中山所同意的谢远涵为江西省长（孙早已任谢为江西省长）。这些措施，首先受到北军“援赣总司令”蔡成勋的拒绝。


    黎每天忙于发电报，邀请孙中山、陈炯明、唐绍仪、李烈钧、岑春煊、谭延闿到北京来共商大计，并派代表多名分途迎接。内阁问题与统一问题是相互关连的，所以黎一定要伍廷芳做总理，并且邀请一些知名之士及与南方有关的人物来撑持北京政府的场面。六月十五日，谭延闿表示不就内务总长。十六日，黄炎培表示不就教育总长。他们的电报都是打给颜惠庆的，对黎的总统地位似有不承认之意。谭的电报说：“延闿从西南义师之后，不能悖护法政府之主张，为湖南人民之一，当服从联省自治之主义”。伍廷芳也不直接回答黎，六月二十日发出通电，认为黎的复职没有根据，不敢苟同，还说他“行将息影家园，再研灵学”。李烈钧则参加了一个联名电报，这个电报公开骂黎“叛国”，指他和国会都是直系的傀儡。从以上这些情形看来，黎拉拢西南人物加入内阁以求促进统一的计划已经没有指望，而颜惠庆又不肯长期署理内阁总理，吴佩孚也表示不就陆军总长。黎劝吴如果不能来京，亦可“遥领”，不必坚辞，吴也不肯同意。因此，这个内阁不仅不能起促进统一的作用，甚至本身也是残破不全的内阁，不为各方所重视。


    关于废督问题，更是一场笑话。首先实行废督的是江西。原来六月十日自动解除督军名义的陈光远，因为北伐军长驱而入，已经站脚不住，乐得借此下场。曹锟马上保荐“援赣总司令”蔡成勋继任江西督军。黎打电报给吴佩孚，希望废督从江西开始，所有赣军可以归蔡成勋节制指挥，吴对这个意见表示同意。因此，六月十四日黎自称以旁听资格参加国务会议（没有表决权），建议批准陈光远辞职，派蔡成勋节制江西各军，嗣后督军如果辞职或者出缺，一概不再简派。这个建议获得通过，十五日就发布了准陈辞职和派蔡节</a>制江西各军的命令。十七日又补下了废除江西督军的命令。事实上，这位节制各军的总司令就是“变形易貌”的督军，吴佩孚的同意不是没有原因的。


    第二个实行废督的是北京政府势力所不及的浙江。六月十五日，卢永祥邀集浙江省议会及各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宣布废除督军，但又声明本人并不服从北京政府，废督后仍以第十师师长名义维持全省治安。接着，浙军第二师师长张载</a>扬发言，师长与师长之间必须有一个联系机构，希望大家进行讨论。于是卢永祥结束了这个会议，请各团体在两天内商定善后办法，本人一定服从。第二天，浙江各团体通过了“浙江军务善后办法大纲”，这个大纲规定设立兵工督办一人，仍推现任督军担任。同一天，浙军第二师师长张载扬、北洋军第四师师长陈乐山、浙军第一师师长潘国纲联名推举卢为浙江军务善后督办，浙江各团体通电赞成。二十日，卢宣布接受新职，并公布“善后纲要”七条，主要为：“自废督后，浙江境内不受任何方面干犯，以防督军制之恢复并变相督军制之发生。如其假借名义侵入本省，当本诸民意，力图抵抗。自废督之日起，在合法政府成立前，浙江一切维持原状。”


    卢永祥曾于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三日首先倡议废督。现在废除督军而改称督办，一字之差，名异实同。卢宣布废督是对北京政府的变相独立，如果北京政府敢于变更浙江现状，他就采取武力对抗，因此这一措施引起了直系军阀的极大忿怒，准备用兵浙、沪，铲除皖系军阀的残余势力。曹、吴电请北京政府裁撤淞沪护军使，改设上海镇守使归江苏督军管辖，新任海军总司令杜锡珪准备装载苏军六千人在上海登陆，因此卢永祥、何丰林在上海颁布了戒严令。黎害怕用兵上海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主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同时，曹、吴也鉴于孙皖奉三角联盟的军事力量相当强大，便又终止了用兵计划，反而授意齐燮元、杜锡珪向卢永祥、何丰林解释误会，江浙风云就是这样平息下去了。


    另一赞成废督的是张作霖。他也承认事实上的总统，有信给黎赞成废督裁兵。事实上，东三省已经没有督军这个名称，他用“保安总司令”名义行使三省的统治权，孙烈臣、吴俊升则用“保安副司令”名义行使吉林、黑龙江的统治权。奉直两系成立停战协定后，黎打算叫张作霖用“镇威上将军”名义“办理东三省军务善后事宜”，这也就是承认他是事实上的东三省巡阅使，而发表这样一道命令，在形式上东三省就成为北京政府的管辖区，废督的省区又多了三个，黎的脸上似乎光彩得多。但因不能打通吴佩孚这一关，这道命令没有发表。


    关于废督裁兵的问题，吴佩孚主张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几个军区，实际上军区长就是“变形易貌”的巡阅使，黎已在鱼电中表示反对，未便接受。由于全面废督问题有困难，黎又打算下一道先行裁兵的命令。正当其时，曹锟打来一个电报，认为督可废而兵不可裁，理由是北伐军深入江西，奉军仍图再举，各省“土匪”横行，裁兵必须推迟进行。这个电报一到，裁兵命令又搁浅了。


    由于督不能废，兵不能裁，吴佩孚不肯接受陆军总长，黎遂在国务会议上建议设立全国裁兵委员会，以北洋派王士珍为委员长，南方李烈钧为副委员长。这个建议后来并未实现，因为内定的两个委员长都不肯前来就职，即使他们愿来，裁兵问题也是行不通的。


    后来黎毕竟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对于兼任省长的督军，裁去督军，存留省长，就用省长名义办理一省的军务善后；对于不兼省长的督军，改派为督理军务善后事宜。他打电报劝阎锡山</a>辞去山西督军，专任山西省长；又召见新疆驻京代表，叫他劝杨增新辞去新疆督军，又拟派冯玉祥为苏、豫、皖“剿匪”总司令而将河南督军一职裁撤。不料山西和新疆都没有肯定回答，齐燮元反对江苏划入“剿匪”区域，这些命令又都不能发表了。


    从六月十八日到七月二十四日，黎下令任命高凌霨为直隶省长，张绍曾为陕西省长，张其锽为广西省长，王永江为奉天省长，汤芗铭</a>为湖北省长，王瑚为山东省长，韩国钧为江苏省长。原任直隶省长曹锐是曹锟的兄弟，高凌霨不敢取而代之，因此黎又改派有兵权的王承斌继任。这些命令，事前并未征求各省军阀的同意，而黎的锦囊中“废督留省长”的计划，已经泄露出去，各省军阀为了保留省长兼职作为将来废督的退步，于是纷纷嗾使各团体出面来反对新任命的省长，这七位新省长除王承斌和韩国钧外，其余五位都不能到任。


    到了这时候，废督问题已经彻底破产，但是曹、吴还一再来电保举蔡成勋继任江西督军。黎既不敢拒绝，又不愿把江西一省仅有的废督成绩化归乌有，于是心生一计，用参陆办公处的名义派蔡“督理江西军务善后”。这个办法还是从卢永祥学来的，卢废除督军改称“军务善后督办”，督办和督理只有一字之差。


    废督问题，西南各省做得较为彻底，他们不仅早已废督，而且有些省废除了“变形易貌”的总司令，由省长主持一省的军民两政。但是那些坐在省长位子上的，正是以前的督军或总司令，实际上是省长督军化，只是在形式上与黎的“废督留省长”计划不谋而合而已。


    关于裁兵问题，同样彻底破产。曹、吴电保靳云鹗升任第十四师师长（旅扩充为师），周荫人升任第十二师师长（原由陈光远兼任，陈已下台）。黎认为公开发表违反裁兵原则，改由陆军部批准备案，这个问题也就用“掩耳盗铃”的方法解决了。


    四　直系保、洛两派初步“分家”。吴佩孚由保定回到洛阳


    北洋军阀有一个习惯，做到督军可以称“帅”，做到督军以上可以称“大帅”。以前称“大帅”的，前后只有张勋、曹锟、张作霖三人。后来吴佩孚也称起“大帅”来，于是曹锟改称“老帅”，以示比大帅更高一等。自从直系战胜奉系以来，吴在保定发号施令，并不回到洛阳，而来到保定的人都是只知有大帅而不知有老帅的，曹锟酸溜溜地有些难受。黎上台前，派金永炎到保定与吴在光园[4]密谈，并不重视曹锟，就匆匆回到天津去了。当时曹锟正因黎发表鱼电大为气忿，他的身边人乘机挑拨说，吴执意不让老帅做总统，是自己想做总统，因此捧出老黎来挡老帅的驾。曹锟的亲信人物有曹锐、边守靖（直隶省议会议长）、夏午诒（顾问）、熊炳琦（参谋长）、王毓芝（秘书长）等。曹锟的私人财产就是由曹锐经营管理的，而曹锐的儿子兼祧两房，他们的关系比一般兄弟更为亲密。可是吴佩孚最看不起曹锐，当他到天津布置追击奉军任务的时候，直隶各团体向他请愿撤换省长，他答应一定把这些意见带给老帅，后来曹锐果然不能回任，因此恨吴刺骨。曹锐经常在曹锟的耳边进谗言，说吴独断独行，目无长上，将来一定会爬在咱们的头上。“部下虽亲，究竟不及自己的兄弟亲”，所以曹、吴之间开始有了一道鸿沟。


    黎屡次电召曹锟到北京见面，曹都托词有病不肯前往。吴单独进京庆贺总统复职，大为曹所不喜。吴推荐自己的秘书孙丹林做公府副秘书长兼内务部次长，目的在于监视黎，不让再有类似鱼电的主张发表。这位秘书经</a>常拿吴大帅的威风吓唬人。财政总长董康、交通总长高恩洪号称洛系（吴系）红员，遇事请示吴而不请示曹。曹对这三个人都很不满意。高恩洪和孙丹林都是吴的蓬莱同乡。高由电务生做到吴的电务处长，吴在战胜奉系后初次到天津时，高到车站迎接，吴当</a>面允许提拔他做交通总长，不料北京政府已经根据曹锟的保举任命高凌霨为交通总长，吴就向普表示，希望调高凌霨另一位置而将交通总长让予高恩洪，借以维持本人的信用，曹答应照办。六月十七日，董康、高恩洪到保定来，向吴密报曹汝霖在交通总长任内有经手款项二千万元没有底账，请示如何处理，吴叫他们呈请总统依法严办。十八日他们回到北京后，除由董康密呈总统外，并在国务会议上提出，下令警察厅逮捕曹汝霖，并看管其私人财产及住宅。但因曹汝霖不在北京，警察并未捉到。这一案件，颜惠庆主张慎重处理，黎却同意迅速交办，颜认为总统侵越内阁职权，气得提出辞职，因此又于二十一日移交法庭处理。这样一桩重大案件，曹锟事前竟一无所知。当董、高两人来到光园的时候，曹、吴两人正在聊天，高竟请曹先退，要跟吴单独谈话，曹气得站起身来大声地说：“总长的话我当然要听，可是光园是我的地方，我应当有来去的自由”。说罢，他就气冲冲地走了。后来，他在报上看见了逮捕曹汝霖的消息，便叫手下人召吴前来询问底细。吴已就寝，卫士不敢进房呼唤，曹等了半晌不见到来，不禁勃然大怒，便又派人前往光园，一定要把吴找到。吴到后问曹：“老帅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这样性急要找我”。曹竭力按下心头的怒火，讽刺地说：“你现在也是大帅了，哪里还有工夫来理我！”吴才知道曹的火气十分旺盛，只得陪着苦笑说：“我如果做错了什么，请老帅用军棍责打我，不要气坏了自己的身体”。


    吴在保定再也待不下去了，七月一日他回到洛阳，临行通电表示了“不干政”和“一切服从曹使”的态度。


    五　北伐军占领赣南各县。陈炯明部围攻总统府，逼迫孙中山下野。北伐军回师靖难失败，分向福建、湖南退却。孙中山离粤赴沪


    四月下旬孙中山回到广州后，“陈家军”坚决要求复任陈炯明为广东总司令，这是大元帅威信所关的问题，当然不能接受。但是为了避免引起冲突，孙中山承认陈炯明可以用陆军总长名义接收总司令职权，并指定肇、阳、罗、高、雷，钦、廉及梧州等地为“陈家军”的防地，派叶举为粤桂边防督办以统率之。这个问题得到陈炯明的同意后，滇桂各军开到韶关，改道江西北伐，广州由第三师驻防。孙中山派古应芬等到惠州迎接陈炯明回省接收总部职权。陈有电向孙请假，对陆军总长一职不再推辞。


    孙中山对陈作了重大让步，又相信他不会“造反”，因此五月六日偕同胡汉民、许崇智出发韶关，并在当天下了总攻击令。八日，北伐军在南雄与赣南镇守使岳兆麟部开始接触，同时得到奉军战败的消息，李烈钧电劝张作霖切勿气馁，坚持待援。


    从五月中旬到下旬，北伐军以破竹之势先后占领南安、新城、崇义、信丰、虔南、龙南等县，但是广州却落在“陈家军”的手中。原来，叶举等并不接受孙中山的命令，五月八日率领“陈家军”全部回抵肇庆。十日，孙中山电令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非有大本营命令，各军不得开进广州。“陈家军”哪里肯听，十八日回到广州，提出了“清君侧”“除宵小”等口号，其攻击对象为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等。二十二日，叶举等公开电请复任陈炯明为广东总司令兼省长，罢免胡汉民，魏邦平在电报上列了名。孙中山采纳了汪精卫</a>等妥协分子的建议，允许陈在北伐军中路联军总司令、粤桂联军总司令、两广军务督办三职中选择其一，并派汪到东江与陈当面接洽。但是叶举等坚决要求陈恢复广东总司令，不赞成其他任何名义。二十七日孙中山下令，“陈炯明以陆军总长办理两广军务，所有两广军队，悉归节制调遣”。陈对这个命令不置可否，但有电报回答说，已饬叶举等回防，并以人格生命担保叶举等必不发生轨外行动。


    陈光远战败后，四月二十七日北京政府派蔡成勋为“援赣总司令”，率领所部第一师及河南暂编第一师常德盛部开往江西增援。蔡是曹锟的把兄弟，而陈光远在湘鄂战争和奉直战争两个时期，首鼠两端，因此曹、吴蓄有以蔡代陈之意。


    “陈家军”回广州后，桂系残兵败将死灰复燃，梁华堂占领桂林，林俊</a>廷、韦荣昌占领南宁，李宗仁</a>占领贵县，贲克昭占领浔州，陆云</a>高占领武鸣，刘达庆占领藤县。孙中山派刘震寰为广西绥靖处督办，该部只能保守梧州一隅之地。


    “陈家军”在广州派捐筹饷，明抢暗劫，广州秩序大受破坏。六月一日，孙中山由韶关回到广州，打算召集叶举等当面谈话，解决军饷和移防问题。叶举不愿见孙的面，先一天离开广州到石龙去了。孙对此非常忿怒，曾密令海防司令陈策开炮轰击“陈家军”，又因妥协分子竭力劝阻而罢。


    六月十二日，孙中山召集广州各报记者举行谈话会，表示了对“陈家军”的态度。他说：“我北伐的目的，在于打破北方武人的专制，不料广东军人武武相护，反对北伐。陈竞存（炯明）本人出身秀才，他反对北伐可能由于政见不同，他的部下反对北伐却是为了拥护武力。我出兵八月没有获得进展，问题在于武人专制，在后方掣我的肘。我改道江西北伐，是由于湘赵表示服从成为我们的友军，我们必须走到岳州才能遇见敌人，而出兵江西，走出广东一步就可以遇到敌人。不料陈竞存疑心改道是为了对付他们。我由广西回到广州后，北伐军乘车向北江出发，陈竞存才知道我并无不利于他的企图。但是陈家军由南宁开回，在浔州举行秘密会议，歃血为盟，他们一定要恢复陈总司令的职权，否则誓不罢休。他们经过肇庆、三水、河口开到广州，其兵力共有六十营。这时，北伐军义愤填膺地请求回师平乱，我劝他们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北伐，后方问题由我负责处理。我回到广州已有十多天，而陈家将没有一个人前来见我，却用兵威向我索讨军饷。他们口口声声说我不应当罢免他们的总司令。应当知道，废督裁兵是我回到广东定下来的大政方针，总司令是变相的督军，陈总长没有反对裁撤总司令的任何理由。而且总统有用人行政之权，任何人也都不能加以反对。但我仍然委曲求全，派陈竞存以陆军总长兼办两广军务，做到仁至义尽，而陈家将张牙舞爪没有改变。我如果没有把握，决不会自己投入到六十营军队的大包围中。这种无纪律的军队必须裁汰。我为了保全广州秩序，今天特请舆论界前来讲清道理，希望你们在十天内将陈家将在广州的种种不法行为尽量揭露，然后诰诫他们全部移驻广州城外三十里，听候宽大处理。否则我一定要顺从人民的意见，加以驱逐。你们叫我孙大炮，我就是孙大炮！我以前炮打过莫荣新，今天可以用同样手段对待陈家将！”


    孙中山发表演说后，第二天“陈家军”就在白云山一带宣布戒严，叶举等纷纷由东江回到广州。十四日，他们在叶举的总指挥部举行秘密会议。十五日，孙中山派往惠州迎接陈的廖仲恺在石龙被扣。十五日晚间，叶举等发出通电，请孙中山实践其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并派兵围攻总统府，孙化装走到海珠海军司令部，与海军司令温树德同登楚豫军舰。十六日，叶举在广州城张贴布告：“国会恢复，护法告终；粤军将士，一致赞同。请孙下野，表示大公。诸色人等，安居勿恐。”十七日，孙中山亲率永丰、永翔等舰驶入白鹅潭，炮击白云山叶举的总部和观音山洪兆麟的司令部，开炮后各舰驶回黄埔。同日，魏邦平、伍廷芳[5]偕往黄埔谒孙，孙命第三师协助海军收复广州，但魏按兵不动。十九日，孙电令北伐军迅速回师靖难。广东省议会和各团体举行联席会议，议决赞成统一，欢送孙中山下野，迎接陈炯明回省，电请孙、陈双方停止战争。海军总长汤廷光要求各舰勿向广州开炮。二十一日，海军与“陈家军”妥协，汤廷光、叶举、魏邦平三人以陆海军的联合名义布告安民，吁请“孙公下野”。


    孙中山由韶关回广州后，北伐军与北军第十二师及洪兆麟部发生了赣州的争夺战。六月五日，北伐军占领赣州，北军一万五千人退至吉安大肆抢劫，即向樟树溃走。英、美军舰曾由九江开往吉安保护侨民。六月八日，陈光远向北京政府辞职。十三日，蔡成勋行抵南昌，即在吉安、新淦、樟树设立三道防线。北伐军在北军阵地内查获陈炯明与陈光远相约夹攻北伐军的往来电报，十五日韶关大本营开会讨论，决定乘胜直趋南昌，暂不回师广州。十九日，北伐军占领万安、太和，前锋距离吉安仅有数十里。他们接到孙中山“回师靖难”的电令，六月二十六日开始回师，七月十日分兵两路进攻韶关、翁源，十八日占领翁源。“陈家军”杨坤如、翁式亮两部开到韶关增防，陈炯明电请福建李厚基出兵夹攻北伐军，孙中山也电令张开儒部滇军迅速由柳州开驻梧州，以便与北伐军会师广州。到八月四日“陈家军”占领南雄后，北伐军才分作两路退却，许崇智、黄大伟、李福林三部绕道江西退往福建，滇军朱培德部绕道湖南退往桂林。八月九日，孙中山接受沙面英国领事的建议，乘坐英舰摩汗号到香港，十日乘坐俄罗斯皇后号轮船赴上海。


    陈炯明于八月十五日回到广州，九月十六日复任广</a>东总司令。


    六　西南“联治派”建议召开联省会议，吴佩孚指使沈鸿英等通电反对。川湘两省内争激化。广西混战不停


    南北两总统被迫下台后，由于南北军阀存在“中央集权”（大军阀控制中央）与“地方分权”（小军阀割据地方）的矛盾，和平“混一”仍然不能实现。


    当时西南六省的情况是，除贵州袁祖铭、广西林俊廷与吴佩孚早有勾结外，广东陈炯明、湖南赵恒惕、云南唐继尧、四川刘湘都不反对恢复法统和黎元洪复职，但是必须取得制定省宪的切实保障，才肯服从北京政府。六月八日，唐继尧通电赞成迎黎复职及恢复法统，主张召开南北各省联席会议解决省宪问题，六月二十九日又通电提出联省自治为解决时局的唯一办法。七月一日，赵恒惕致旧国会的电报，提出“国会自由集会，首在完成国宪，并予各省以自由制宪之权，或纳省宪大纲于国宪之中”，另有长函向曹、吴畅论“联邦制对中国有利无害”。刘湘、袁祖铭都有电报称“黎大总统”，但也主张召开联省会议，把恢复法统与联省自治运动两个问题统一起来。


    国会和黎元洪方面，对联省自治运动并不表示反对。国会议长王家襄等回答赵恒惕的电报，同意他的意见，后来国会宪法审议会通过“省之事权取概括主义，中央事权取列举主义”（八月十九日），又通过（一）各省于不抵触国宪范围内得自制省宪，（二）地方制度章内应规定关于省宪各原则（八月二十六日）。七月一日，黎也下令表示尊重地方自治，并称：“国会将来制定宪法，所有中央与各省权限，必能审中外之情形，救偏畸之弊害。一俟宪典告成，政府定能遵守，切实施行。”


    反对直系的三角联盟，自奉系和孙中山在军事上先后失败以来，也都倾向于利用自治潮流以抵抗直系的武力统一政策。孙中山一再宣言“尊重自治以发纾民力”，但是反对以军阀割据为实质的假自治。皖系军阀卢永祥冒充浙江人，李厚基也冒充福建人，力求把他们的个人权位与地方自治精神翕合无间，以便久于其位。张作霖除在奉天筹备制宪外，并提出先行实现东三省联省自治的主张。


    关于联省会议问题，陈、赵、唐三人都想在八月一日国会开会前召开，卢、张二人也都表示赞成。会议地点，以章太炎</a>、谭延闿为首的在野“名流”主张在长沙召开，赵、陈二人为了避免直系的武力干涉，主张在上海召开，川、滇、黔三省则主张在重庆召开。各省交换意见后，一致同意在上海召开，西南六省派有代表在上海组成了一个促进省宪的团体，但未正式宣布开会。


    这是湘军“援鄂”失败后又一次出现的联省自治运动高潮。这个运动与吴佩孚的武力统一野心是不能相容的。七月四日，他在致蔡元培的电报中说</a>：“川湘借自治之帜以抗中山，中山下野，此因已不存在。……豪强割据，部落称尊，又附会分权之说以自饰其乱。”七月七日在致唐继尧的电报中又说：“但求自治之实，不必冒联省之名。”他自战胜湘军以来，学了一个乖，就是对于自己的政治主张，教唆别人先开头炮，自己留在后面打接应，如召开庐山会议叫张绍曾提出，恢复法统和南北总统同时下野叫孙传芳提出。这次他物色了沈鸿英为代言人，于八月十八日首先通电反对召开联省会议。接着，萧耀南、冯玉祥、孙传芳、陆洪涛、田中玉和吴自己都有电报赞成沈的意见，痛斥联省自治为莠言邪说，认为一切问题可由国会解决，并无召开联省会议的必要。由于直系出面干涉，加以西南内部又有暗潮，联省会议就开不成了。


    除广东问题已见上文外，西南五省内部情况如下。


    湖南谭、赵两派的斗争，是随着南北局势的变化而变化着的。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湖南省议会改选揭晓，赵派政党民心社和林支宇派政党湘社共占有一百〇九议</a>席，谭派政党民康社仅占有五十余席，因此谭派军人、第六混成旅旅长陈嘉祐在郴州通电揭发选举舞弊情形，并有召集旧省议会在郴州举行非常会议的传言。这个时期，奉直战争胜负未决，北伐军改道江西北伐，陈嘉祐又一次通电主张湘军乘机收复岳州，谭派军人宋鹤庚、谢国光、吴剑学、蔡巨猷和中立派军人鲁涤平一致表示赞成。赵召集军事会议解决这个问题。在会议上，鲁涤平竭力主张进攻岳州，赵派军人邹序彬发言反对，邹是鲁的直属旅长，鲁因影响自己的威信忿而辞职，宋、谢、吴等都代为不平。这个问题表面上是意气之争，实际上却是谭、赵两派斗争的具体化。但是两派都顾虑到湖南发生内讧，岳州直军就将乘机进攻长沙，因此双方表示让步，赵建议约请川军同时出兵，以免湘军单独作战，并将邹调任另一职务以缓和湖南内部的政潮。当川军回电愿意采取一致行动时，奉直战事胜负已分，进攻岳州的问题当然谈不到了。


    五月下旬，孙中山直接命令湘军谢、吴、陈三旅出兵江西，陈嘉祐接受了孙所任命的援赣湘军第一路司令，并将所部移驻莲花。这一事件引起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严词质问：“湖南既然在南北战争中采取中立态度，为什么还有一部湘军加入北伐军？”同时，吴佩孚调沈鸿英军由平江开往江西援助北军，李烈钧也提出质问，认为湘军并不阻止沈军入赣，是对北伐军的不友好行为。


    湘军要求收回岳州，如果吴佩孚坚决拒绝，就有将湘军逼上梁山的可能。因此吴向赵恒惕提出以湖南赞成统一为交还岳州的条件，但湘军不得进驻，岳州由警察维持秩序。七月一日，赵通电赞成统一，但仍主张采行联邦制，并声明湖南仍为自治省区。七月二十七日，岳州直军撤往河南，吴一再电催湖南取消自治，赵决定提前省长的选举，以避免北京政府的任命。


    当北伐军未决定改道前，赵在邮电中查出谭延闿准备回到湖南夺取政权的密件，便假惺惺地函请谭回湘主政，自己愿意下台。不久北伐军改道江西，赵的地位稳固了，谭又派人向赵解释误会，声明本人决无再上台的野心。


    北伐军回粤靖难失败后，陈嘉祐旅又由江西开回郴州，同时滇军朱培德、赣军李明扬等部也由宜章开入湘南蓝山、临武、嘉禾、宁远一带。陈嘉祐恃有友军为其后援，又有谭派军人响应，公然发出了迎谭倒赵的电报。这个时期，南北局势都有利于赵，谭派军人不敢发动，朱培德等也在湖南政争中表示中立。赵派兵讨伐陈旅</a>，并且欢迎在郴州养病的李烈钧来到长沙就医。随后陈旅分别由谭派军人吸收，滇军也由永州开往桂林。李烈钧到长沙的时候，受到赵的热烈欢迎，不久他就转道到上海去了。


    从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谭、赵两人竞选省长的场面非常紧张。九月十日赵以多数票当选。此后他就放弃了湖南总司令的头衔，以“民选”省长主持军民两政，成为一个“变形易貌”的督军。


    同一时期，四川也有熊、刘两派的斗争。川军第一军（军长但懋辛）属于熊克</a>武派，第二军（军长原为刘湘，后由第九师师长杨森升任）属于刘湘派，第三军为中立派（军长刘成勋）。直奉战争时期，湘军约同川军出师武汉，四川各军代表在重庆开会，决定请刘湘带兵进攻湖北，熊克武带兵进攻陕西，而以杨森、刘成勋代理总司令、省长两职。但因直奉战争迅速结束，这个计划不能实现。刘湘因为一、三两军联合刘存厚旧属邓（锡侯）、田（颂尧）、刘（斌）等部组织“同盟军”对抗二军，便于五月十四日自动辞职以避其锋。


    七月八日，一、二两军在合州、忠州、垫江、万县一带发生接触。十日，成都军事会议选举刘成勋为总司令兼省长。战事发生后，二军推举在酆都休养的刘湘为靖卫军总司令，刘湘却以“调人”姿态劝告一、二两军停战息争。二军接连占领垫江、大竹等县，并向一军军部的驻在地绥定进攻。十一日，三军将领及邓、田、刘等联名通电痛斥杨森，并分兵两路援助一军，东路以赖心辉（也是刘存厚旧部）为总指挥集中资州，北路以邓锡侯为总指挥集中遂宁。由于二军主力在忠县、垫江、梁山、大竹一带与一军作战，邓、赖两部乘虚由资州、内江进攻泸州，一军也由绥定乘势反攻。十六日，杨森通电愿意停战议和，退回重庆。八月七日，三军占领重庆，二军向川鄂边境退走。


    川军内部的斗争，往往是强者受到其他势力的联合进攻，而今天的友军，明天又可以成为敌军。上次战争是一、二两军联合驱逐刘存厚，这次战争是一、三两军与刘存厚旧部联合攻击二军。杨森与吴佩孚本来早有勾结，当四川内战爆发的时候，吴电令卢金山率领北军第十八师开进夔州，并令吴新田率领北军第七师由陕西入川援助杨森。由于二军失败得太快，第七师尚未开动，第十八师折回湖北，杨森残部也退往利川、建始一带。又因驻宜昌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并不积极奉行吴佩孚的武力“援川”政策，所以在八月二十六日一军占领夔州以后，川鄂两省维持了一个短暂的休战时期。


    川湘两省多事之秋，云南政局比较安定。唐继尧改任各军长为镇守使后，废除军师编制，以团为单位直属总部，全省共有兵力二十团。七月二十七日，唐又取消靖国军总司令名义，以云南省长主持一省军民两政。


    袁祖铭也于八月十二日废除定黔军总指挥名义，改称贵州省长。


    同一时期，广西形势最为混乱。卢焘在庆远与谷正伦会师后，自称黔桂讨贼联军总司令。广西境内滇军共有两起，一起是由云南绕道贵州进入庆远、长安的顾品珍残部，由张开儒统率；一起是由广东北江绕道湖南进入桂林的中央直辖滇军，由朱培德统率。桂军也有三起，一起是以林俊廷为首的“广西自治军”，其根据地在南宁，经常在桂北柳州一带与滇黔军发生拉锯战；一起是刘震寰所统率的中央直辖桂军，驻防梧州；一起是由江西绕道湖南，驱逐滇军，占领桂林的沈鸿英部。两起滇军本拟联合起来回师云南驱逐唐继尧，但因桂北混战不停，他们内部的意见也不一致，这个计划不能实现。九月十日，林俊廷迎接陆荣廷回到南宁。北京政府曾任命陆荣廷为广西边防督办，沈鸿英为桂林镇守使，企图把林、陆、沈三部桂军的力量集中起来，并取得唐继尧、袁祖铭的协助，将广西境内的滇黔军势力全部消灭，以便纳入北京政府的势力范围内。但因陆、沈二人不合作，这个计划也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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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王承斌字孝伯，吴景濂字廉伯。他们二人是表兄弟，又都是奉天兴城县人，当时称为“兴城二伯”。


    [2]　李厚基本属皖系，田中玉、刘镇华都是投机军阀。直系战胜后，他们只得跟在直系后面摇旗呐喊</a>，借以保全地位。但李厚基仍与皖系保持旧有关系。


    [3]　鱼电所说的都是标榜自己的鬼话。根据当年事实，黎并非自动前往北京，而是在段祺瑞的监视下被逼上火车的。黎发表废督裁兵和军民分治的电报，也并非出自本人的主张，而是袁世凯授意叫他这样做，其目的在于加强个人独裁，避免“藩镇”之祸。


    [4]　曹锟自称生平慕戚继光</a>之为人，在保定筑有光园，用以招待来宾。


    [5]　伍廷芳于6月23日在广州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