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二次大战期间看现代文化

    现代文化肇始于欧洲；美国文化不过是欧洲文化的一支而已。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自己发展出来的，历史悠久，而且品级很高。现代思潮从欧美涌到后，中国才开始现代化。在过去50年内，她已经逐渐蜕变而追上时代潮流，在蜕变过程中曾经遭受许多无可避免的苦难。中国已经身不由主地被西潮冲到现代世界之中了。


    “现代文化”是个笼统的名词。它可以给人许多不同的印象。它可以指更多更优良的作战武器，使人类互相残杀，直至大家死光为止。它也可以指更优越的生产方法，使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安适和奢华，达到更高的生活水准。现代文化也可以指同时促成现代战争和高级生活水准的科学和发明。它可以代表人类追求客观真理，控制自然的欲望，也可以指动员资源和财富的交通建设和组织制度。对民主国家而言，它可以代表民主政治；对极权国家而言，它又可以代表极权政治。


    这一切的一切，或者其中的任何一项，都可以叫现代文化——至于究竟什么最重要，或者什么最标准，似乎没有任何两个人的意见会完全相同。那么，在过去多灾多难的50年中，中国究竟在做些什么呢？她可以说一直在黑暗中摸索，有时候，她似乎已掉进陷阱，正像一只苍蝇被蜜糖引诱到灭亡之路。有时候，她又似乎是被一群武装强盗所包围，非逼她屈服不可。她自然不甘屈服，于是就设法弄到武器来自卫。总而言之，她一直在挣扎，在暗中摸索，最后发现了“西方文化”的亮光，这亮光里有善也有恶，有祸也有福。


    哪些是她应该努力吸收的善因，哪些又是她必须拒斥的祸根呢？这问题似乎没有一致的结论，个人之间与团体之间都是如此。她所遭遇的祸患，也可能在后来证明竟是福祉。鸦片是列强用枪炮硬加到她身上的祸害，但是她却因此而获得现代科学的种子。在另一方面，她接纳的福祉在后来却又可能夹带着意想不到的祸患。例如我们因为过分相信制度和组织，竟然忘记了人格和责任感的重要。因缺乏对这些品德的强调而使新制度新组织无法收效的例子已经屡见不鲜。


    少数以剥削他人为生的人，生活水准确是提高了。汽车进口了，但是他们从来不设法自己制造。事实上要靠成千的农夫，每人生产几百担谷子，才能够赚换一辆进口汽车的外汇。现代都市里的电灯、无线电、抽水马桶等等现代物质享受，也必须千千万万农夫的血汗来偿付。我们以入超来提高生活水准，结果使国家愈来愈贫困。但是生活水准是必须提高的，因此而产生的祸害只有靠增加生产来补救。为了增加生产，我们必须利用科学耕种、农业机械和水利系统。


    这种工作势将引起其他新的问题。我们吃足了现代文化的苦头，然而我们又必须接受更多的现代文化。我们如果一次吃得太多，结果就会完全吐出来。1900年的义和团之乱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我们吃得太少，却又不够营养。现代文化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就是这样。无论如何，中国还是不得不跟着世界各国摸索前进。


    西方在过去100年中，每一发明总是导致另一发明，一种思想必定引发另一种思想，一次进步之后接着必有另一次进步，一次繁荣必定导致另一次繁荣，一次战争之后必有另一次战争。唯有和平不会导致和平，继和平而来的必是战争。这就是这个世界在现代文化下前进的情形。中国是否必须追随世界其余各国亦步亦趋呢？


    大家都在担忧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另一次大战争真地发生的话，很可能仍像第一次大战一样爆发于东欧和中欧，也可能像第二次大战一样爆发于中国的东三省。中欧的人民想在别处找个生存空间，至于中国的东北，则是别国人民想在那里找生存空间。中欧是个人口稠密的区域，境内的纷扰很容易蔓延到其他区域；东三省则是辽阔的真空</a>地带，很容易招惹外来的纷扰。二者都可能是战争的导火线，战争如果真地发生，势将再度牵涉整个世界，未来浩劫实不堪设想。


    确保东方导火线不着火的责任，自然要落在中国的肩膀上。因此今后二三十年间，中国在政治、社会、经济和工业各方面的发展，对于世界和平自将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一个强盛兴旺的中国与西方列强合作之下，即使不能完全消弭战争的危机，至少也可以使战争危机大为减低。西方列强如能与中国合作，不但同盟国家均蒙其利，即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亦大有裨益。西方国家在今后五六十年内至少应该协助中国发展天然资源，在今后20年内尤其需要协助中国进行经济复员和社会重建的工作。


    在西方潮流侵入中国以前，几百年来的祸患可说完全导源于满洲和蒙古。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日本一跃而为世界强国，遂即与帝俄抢夺满洲的控制权，终至触发日俄之战。日本处心积虑，想利用东三省作为征服全中国的跳板，结果发生“九一八事变”。如果唐朝灭亡以后的历史发展能够给我们一点教训的话，我们就很有理由相信，东三省今后仍系中国的乱源，除非中国成为强大富足的国家，并且填补好满洲的真空状态。


    在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和工业的工作上，中国需要时间和有利的条件从事试验。这些条件就是和平和安全。国内和平有赖于国家的统一。国家安全则有赖于国际间的了解。只有在东北成为和平中心时，中国才有安全可言。


    我们必须从头做起，设法把广大的东北领土从战乱之源转化为和平的重镇。在这件艰巨的工作上，我希望全世界——尤其是美国、英国和苏俄——能够与中国合作。如果它们肯合作，这件工作自然会成功，那不但是中国之福，也是全世界之福。


    1921年，我承上海市商会及各教育团体的推选，并受广州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曾以非官方观察员身份列席华盛顿会议。翌年我又到欧洲访问现代文化的发祥地。那时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欧洲各国正忙于战后复员，主要的战胜国则忙于确保永久和平。但是当时似乎没有一个国家意识到，实际上他们正在帮着散布下一次大战的种子。


    法国已经精疲力竭，渴望能有永久和平。它目不转睛地监视着莱茵河彼岸，因为威胁它国家生存的危机就是从那里来的。法国的防御心理后来表现在马奇诺防线上，它认为有了这道防线，就可以高枕无忧，不至于再受德国攻击了。秦始皇</a>（前259—前210年）筑长城以御鞑靼，法国则筑马奇诺防线以抵御德国的侵略。但是中国的祸患结果并非来自长城以外，而是发于长城之内，法国及其“固若金汤”的防线，命运亦复如是。


    英国忙于欧洲的经济复兴，并在设法维持欧陆的均势。战败的德国正在休养将息。帝俄已经覆亡。一种新的政治实验正在地广人众的苏俄进行。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政治情势。


    美国因为不愿卷入欧洲纷扰的漩涡，已经从多事的欧陆撤退而召开华盛顿会议，九国公约就是在这次会议中签订的。此项公约取代了英日同盟。所谓山东问题，经过会外磋商后，亦告解决，日本对华的“二十一条”要求终于静悄悄地被放进坟墓。巴黎和会中曾决定把青岛赠送给日本，所谓山东问题就是因此而起的。中国人民对巴黎和会的愤慨终于触发了学生运动，在中日关系上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在此后20年间，对中国政治和文化上的发展也有莫大的影响。巴黎和会的决定使同情中国的美国政界人士也大伤脑筋，终至演化为棘手的政治问题。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以打抱不平自任，承诺为中国伸雪因凡尔赛和约而遭受的冤抑。因此，美国固然从欧洲脱身，却又卷入了太平洋的漩涡。20年后的珍珠港事变即种因于此。


    美国虽然是国际联盟的倡导者，结果却并未参加国联的实际活动；法国唯一的愿望是避免纠纷，防御心理弥漫全国；英国的注意力集中在维持欧陆均势上面；结果国际联盟形同虚设。它只会唁唁狂吠却从来不会咬人。但是会员本身无法解决的问题，还是一古脑儿往国际联盟推，结果国联就成了国际难题的垃圾堆。中国无法应付东北问题的困难时，也把这些难题推到国联身上，因为日本是国联的会员国。法国对沈阳事变漠不关心，英国所关切的只是欧洲大陆的均势，唯恐卷入远东纠纷，因此国联连向日本吠几声的胆量都没有，结果只懒洋洋地打了几个呵欠，如果说那是默认既成事实，未始不可。


    国联虽然一事无成，却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教训。世界人士可以从它的失败中学习如何策划未来的和平。国联诞生于美国之理想，结果因会员国间利益之冲突，以及列强间的野心而夭折。


    凡尔赛和约订立后约20年间，世局演变大致如此。由凡尔赛和约播下的战争种子在世界每一角落里像野草一样蔓生滋长，这些野草终于着火燃烧，火势遍及全球。


    但是政治究竟只是过眼云烟，转瞬即成历史陈迹。恒久存在的根本问题是文化。我们无法否认欧洲已经发展了现代科学和民主制度，为人类带来了许多幸福。


    在我看起来，德国是个遍地是望远镜、显微镜和试验管的国家。它的发明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上海人甚至把高级舶来品统称为“茄门货”（德国货）。德国人在物质发明上的确称得起能手，但是在人事关系上却碌碌无能。我想，这或许就是他们无法与其他国家和睦相处的原因。他们透过望远镜或显微镜看人，目光焦点不是太远就是太近，因而无法了解人类的行为和情感。他们不可能把国际关系或人类情绪放到试管里去观察它们的反应。在人类活动的广大领域里，德国人常常抓不到人性的要点或缺点。他们已经发展了其他民族望尘莫及的特殊才智，但是欠缺常识。他们的特长使他们在科学上穷根究底，对世界提供了许多特殊的贡献；但是他们在常识方面的欠缺，却使德国和其他国家同受其害。


    英国人刚刚与德国人相反。他们是个常识丰富的民族，也是应付人事关系的能手。他们对国际事务的看法以及有关的政策富于弹性和适应性。他们从来不让绳子拉紧到要断的程度。如果拉着绳子另一端的力量比较强，英国人就会放松一点免得绳子拉断。如果拉着另一端的力量比较弱，英国人就会得寸进尺地把绳子拉过来，直至人家脱手为止。但是他们绝不会放弃自己拿着的这一端——他们会坚持到底，不顾后果。在国际关系和殖民政策上，英国人的这种特性随处可见。


    英国人的特性中，除了弹性和适应性之外，同时还有容忍、中庸</a>、体谅、公平以及妥协的精神。他们的见解从来不走极端，而且始终在努力了解别人的观点，希望自己能因此迁就别人，或者使别人来接受他们自己的观点。他们爱好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憎恶无法适应不同情况的刻板规律。


    英国的拘谨矜持几乎到了冷酷的程度，这是英国人最受其他民族讨厌的一种特性，而且常常因此引起猜疑误会。这种特性使英国人丧失了许多朋友。但是当你对他们有较深的认识时，或者说当他们对你了解较深时，你就会愿意与他们交朋友了。


    这许多特性凑合在一起时，英国的民主政治才成为可能。因为民主不是抽象的东西，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民主政治包含着民主先进国家的所有特长。翻开英国的宪政史，你会发现其中充满了偏执、迫害、腐败和残忍的史实。许多生命，包括一位君主，曾经为民主牺牲。英国实行民主的经验的确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不过，我们必须记住一项事实：英国的民主政治在联合王国达成统一之后才迅速发展，美国的民主政治也是在南北战争之后才突飞猛进。历史告诉我们：只有统一与安全同时并进时，有组织的民主政治才能实现。英国幸而是小岛组成的王国，四围有海洋保护着。在古代，外国侵入英国是不容易的，因此英国人得以永久安全，有足够的时间从事民主实验。在民主的孕育和实验期间，英国的生存始终未受外来侵略的威胁。


    美国的情形也很相似。北美大陆本身就是一个大岛，周围的海洋使它不受外来的侵略。从英国来的早期殖民者带来爱好自由的种子，这些种子遂即滋长为自由大树，海洋则保护了这些大树，免受外来侵略者的斧斤之扰。经过约100年的发荣滋长，美国的民主已经根深蒂固，不但人事方面普遍进行实验，即在物质方面也是如此，换一句话说，科学研究之风已吹遍美洲的每一角落。美国的民主固然由英国模型发展而来，美国的科学却受德国之惠不浅。


    美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是英国学院和德国大学</a>的混合体。打个比喻，美国的学术服装是由一件英国袍子和一顶德国帽子凑合而成的。美国大学里男女学生的友好相处，与交际自由，建立了自由研究的基础。知识不受严格的管制，人与人的关系是经由学生团体的自由接触而学到的，年轻一代的目光并未受到望远镜、显微镜或试验管的局限，凡是有兴趣的人都可以接受一种普遍文化的陶冶。


    在大学部和研究院里，美国学生普遍接受研究方法的训练。德国学者的彻底精神普受赞许与提倡，但是这种彻底精神直到我进大学的时代才充分发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旧国旗中的红黄蓝白黑五色一度只剩下黑白两色。理由是德国颜料因战事关系已经无法再输入中国。纽约一位美国化学家告诉我，在德国，通常是好几位专家共同研究一种颜料，在美国却是一位化学家同时研究好几种颜料。这是20多年前的事了，目前的情况已经有了改变，因为在过去二三十年间，美国人民已经深获德国彻底精神的诀窍。


    英国民主和德国精神在美国携手并进，相得益彰。美国以其丰富的天然资源，强大的组织能力，以及对大规模建设的热诚，已经一跃而登民主国家的首座。有一天，重庆的美国大使馆举行酒会，会中一位英国外交官对我说：“英国美国化了，俄国美国化了，中国也美国化了。”


    “英国在哪一方面美国化了呢？”我问道。


    “好莱坞电影就是一个例子。”他回答说。


    “那么俄国呢——你是不是指大工业？”


    “是的。”


    这使我联想到中国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社会改革和工业发展，这一切都带着浓厚的美国色彩。但是我并没有忘记：中国也已使冲激着她海岸的汪洋染上了她自己的色彩。


    这位英国外交官用手指着缀有48颗星星的美国国旗，带点幽默地转身问站在他身边的一位美国高级将领说：“这上面是六行星星，每行八颗。如果你们增加一个新的州时，你们预备怎么安排？”


    “呃，我想它们排成七行，每行七颗星就成了。但是你问这个干什么？你心里所想的是哪一个新的州？”


    “英格兰。”这位外交官回答说。我们大家都笑了。这当然只是一个笑话，但是从笑话里，我们可以看出时代的潮流。


    昔日西方在东方争取殖民地时，西方列强除了美国之外都曾或先或后地侵略过中国，甚至连葡萄牙也从广东省咬走一小块土地——澳门。美国取自中国的唯一东西是治外法权，但是美国所施于中国者实远较其所取者为多。这些人人皆知的事实，用不到我浪费笔墨。现在美国与英国都已放弃了在华的治外法权，英国虽然仍旧保持香港，却已交还了所有的租界。全世界虽然历经战争惨祸，国际乌云之中已经透露出一线曙光了。希望这一线曙光，在大战胜利之后，能够渐渐扩大而成为光芒万丈的霁日。


    美国已经决意参加未来的国际和平组织，它已经英勇地参加战斗，为永久和平而战斗。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正在形成中。中、美、英、苏俄如能合力谋求和平，再由一个有效的世界组织来维护和平，永久和平并非不可能的。


    就中国而论，在未来20年或者30年里，她尤须加倍努力，从事建设和复兴。今后二三十年将是中国的兴衰关头。我们的努力能否成功，要看我们有无远大眼光，有无领导人才，以及盟国与我们合作的程度而定。盟国与我们合作的程度，又要看我们国内的政治发展以及我们对国际投资所采取的政策而定。战争的破坏，敌骑的蹂躏，更使我们的复兴工作倍形困难。


    在另一方面，中国必须完成双重的任务：第一是使她自己富强。第二是协力确保世界和平。在儒家的政治哲学里，世界和平是最终的目的。中山先生根据儒家哲学，也把世界和平定为他的三民主义</a>的目标。


    我们如果能够渡过这二三十年的难关，自然就可以驾轻就熟，继续进行更远大的改革和建设，为中国创造辉煌的将来，到那时候，中国自然就有资格协助世界确保永久的和平了。


    有许多地方，中国仍得向西方学习。自从唐朝覆亡以后，中国曾经一再被来自附近亚洲地区的异族所征服。唐亡以后中国文化的衰退，就是蛮夷戎狄不断蹂躏中国的结果。异族一再入寇中原，加上饥馑、疾病和内乱，终使中国元气衰竭，人民创造能力大为削弱。西方影响开始侵入中国时，正是中国文化陷于最低潮的时候。


    现在我们中国人一提到唐朝文化，不禁眉飞色舞，心向往之，满望能恢复旧日的光荣。唐朝的文化比起后来宋朝禁欲主义的文化要近人情得多。如果我们能从唐朝文化得到些灵感与鼓舞，也未始不是一件好事。从唐人的绘画里，我们深深赞叹唐人体格的强健。唐朝的音乐、舞蹈、诗歌、绘画和书法都有登峰造极的成就，后代少能望其项背。


    但是中国要想回到历史上的这个辉煌时代是不可能的。千百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恢复过去的光荣，但是我们的文化却始终在走下坡。因为环境已经改变了。唐代文化赖以滋长的肥沃土壤，已经被历代祸乱的浪潮冲刷殆尽，但是我们如果能避免重蹈唐代灭亡的覆辙，转向在艺术、科学、军事、政治、卫生、财富各方面均有高度成就的现代文明国家如美国等学习，我们或许会发现唐代的光荣将有重临的一日。在维护和平的工作上，中国的职责将是相当重大的。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不少次的战争，但是这些战争多半属于国内革命的性质。对外的比较少，国内战争多半是被压迫的农民和苦难人民反抗腐败的政府所引起。至于对外战争，性质上也是防御多于攻击。中国受外国侵略者多，侵略外国者少，从筑万里长城的秦始皇开始，中国就一直希望能闭关自守，长城本身就是防御心理的象征。


    孔子</a>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教训，和孟子</a>的民主观念，都使中国适于做一个不愿欺凌其他民族的现代民主国家。中国在战后必须强调的是现代科学和民主政治；科学方面应注重生产方法的应用，民主方面应强调国家的统一。科学和民主是现代进步国家的孪生工具，也是达成强盛、繁荣和持久和平的关键。


    中国人民深通人情，特别注重待人接物的修养，生活思想习于民主，这一切都使中国具备现代民主国家的坚强基础。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中国的民主社会组织相当松泛。中国人对于个人自由的强烈爱好，并未能与现代社会意识齐头并进。强烈的家族观念已经阻滞了使个人结合为广大团体的过程。不过这种褊狭的观念正在迅速衰退；现代社团已经在大城市里相继出现；进一步工业化之后，家族关系自将愈来愈松弛，个人社会化的程度也将愈来愈深。


    在知识方面，中国人看待事物的态度使她深通人情，但是也使她忽视概括与抽象的重要。她以诗人、艺术家和道德家的心情热爱自然，因而胸怀宽大，心平气和。但是这种对自然的爱好尚未推展到对自然法则的研究，人类要控制自然，必须靠这些法则作武器。以中国文化同化能力之强，她必定能慢慢地吸收西方在科学上的贡献；以中国天然资源之富，人民智慧之高，科学的发展将使她前途呈现无限光明。物质文明发展之后，她的道德和艺术更将发扬光大；她的文学和哲学也将在现代逻辑方法和科学思想影响下更见突出而有系统。


    在这个初步的和平与繁荣的新基础上，中国将可建立新的防卫力量来维护和平。只有战斗中的伙伴才有资格成为和平时期的伙伴。中国八年抗战对世界和平的贡献，已使举世人士刮目相看。


    现代科学，特别是发明和工业上的成就，将与中国的艺术宝藏和完美道德交织交融。一种新的文化正在形成，这种新文化对世界进步一定会提供重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