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北京，我回来了

    五十二 兄妹喜相逢


    1960年12月6日，我和其他几个获得特赦的人员登上了驶往北京的火车。火车在原野上奔驰着，我的心也奔驰着，恨不得一步就到北京。沿路美丽的风景，看得我心花怒放。12月7日下午，火车到达北京。一出北京车站，宽阔的马路，清洁的街道，两旁的高楼大厦都让我眼花缭乱。路上穿着深蓝色中山装的行人个个显得精神饱满。我禁不住想冲着人们喊一声：“北京，我回来了！”那天，车站上没有来接我的人，因为我事先没有写信告知五妹具体回来的日期，他们只是笼统知道我将于最近回来。抚顺战犯管理所也没有派人护送我回北京。我一出车站，就陷入了汪洋大海般的人群中。屈指算来，我离开北京十六年了，北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确使我难以相认了。我只知道五妹住在西城前井胡同8号，自己坐车到西四，在西四附近转悠了半天，夜里8点多才来到五妹家里，让五妹和老万吃了一惊。但我还是高兴的，我原是北京人，后海一带是我诞生之地。我在这童年经过的地方踯躅徘徊，寻觅旧踪，以一个真正自由人的身分回到了家，该有多高兴呀！老万对我说：“听民政局的同志说，你要回来了，可不知道你今天就来了呀！”我说我心里着急，恨不得一步就赶到家呀！五妹那时在一家小饭铺当出纳，老万自回家后在编译社工作，外甥儿女也都在上学和工作。那一夜我们一家共话家常，畅谈别后情况，一晚上都在欢乐中度过。


    第二天，老万陪我到派出所报了户口。我们先到载涛七叔家，又去看望了四弟溥任、二妹、三妹、六妹、七妹等。大家见面，都是惊喜交集，爱新觉罗这一家毕竟欢喜地团聚了。看到大哥溥仪</a>则是在稍隔几天之后，那时他在北京植物园工作，离得较远。民政局的干部通知他到五妹家来看我。他见了我，上来叫了我一声：“二弟！”紧紧地拥抱我，就哭了。我也哭着叫他“大哥！”我俩分别一年，欢庆自己的新生，情不自禁地流了热泪。此情此景，在场的弟妹都很感动。


    12月12日，市民政局通知我搬到崇内旅馆去居住。去年大哥特赦以后也在这里居住过一个时期。我和其他被特赦的人员组织起来参加学习和参观。我们每天有一定时间学习，民政局组织我们参观解放以后的工农业发展情况、名胜古迹和重要建筑物，让我们看到北京市的飞跃发展，了解北京，熟悉生活。


    五十三 周恩来</a>总理的亲切接见


    就在回到北京后的不久，1960年年底以前，市委统战部通知我：周恩来总理要接见溥仪和我兄弟俩。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又高兴又紧张。敬爱的周总理！我虽然没有见过您，但我早就仰慕您。您对慧生上书的指示，您准许我和浩、慧生等通信，已使我感到您是一位杰出的通情达理的完全了解群众心理的国家领导人，我极愿一睹丰采，当面表达我的谢忱以及我今后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心愿，可是我长期在战犯管理所拘禁，没有机会会见国家领导人，真不知见了您该如何说话，我的心有些紧张。这时大哥溥仪告诉我：总理是位极端亲切的人，完全用不着有什么顾虑。他是1959年12月获得特赦回到北京的，当年的12月14 日周总理就接见了首批以他为首的特赦人员11人，谆谆教导他们要站稳民族立场，热爱新中国</a>，还要继续树立和加强劳动观点、集体观点、群众观点等。1960 年1月26日，为了给溥仪商议安排工作，总理又接见了他以及七叔、四弟、二妹、三妹、五妹、六妹、七妹等家属，后来安排大哥在北京植物园工作。那次接见，总理还鼓励他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勉励他要写好《我的前半生</a>》一书。大哥的话使我解除了一些思想顾虑。那天晚上，汽车把我们兄弟俩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我第一次见到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总理确实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在和他接近时不知不觉就解除了紧张的感觉，轻松起来。他先问我在抚顺管理所十一年的生活、学习情况，回到北京后的观感，向我谈到政府实行特赦，是赦人不赦罪。他对溥仪说：“你在清末当过皇帝，这不能归你负责。可是在伪满那一段，那就完全是你的责任了。”然后直截了当地向我提出：“你希望做些什么工作合适？”


    其实这也是长期盘桓在我心头的一个问题，我今后做些什么工作好呢？我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呢？抚顺战犯管理所的11年生活使我已经树立了一个牢固的念头：我要做一个劳动者。于是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愿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无论工厂或农村，我都愿意去。”


    总理听了我的话，不觉笑了起来，冲我微笑着说：“你的意见我是理解的，你说说心里话，你到底希望做些什么工作呢？”


    总理的话似一股暖流传遍了我的全身，我解除了任何顾虑，愿意向这位伟人倾吐我内心的想法。我想我从小熟读古书，喜欢做诗；我还爱好书法，喜欢京剧、相声等文艺。我说：“我想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做些文学和历史研究，或者艺术方面的工作。”


    总理点了点头说：“还是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好。”他把身子转向溥仪说：“根据你的体会，你说是不是先从事一点轻微的体力劳动，熟悉一些情况好呢？”


    溥仪说：“是的。我在植物园劳动，深感缩短了我和当前社会的距离。我通过劳动实践，接触到本部门以及社会上的事和人，我就了解了社会，感到祖国的可爱，增强了我作为新中国公民的责任感。”


    总理表扬溥仪说：“你说得很好。说明你这一时期参加工作，参加劳动，收获是很大的呀！”


    那天晚上的谈话基本上确定了我的就业方向，我也同意大哥溥仪的意见，参加劳动实践对我来说确也是必要的。几天以后，我就被通知到景山公园管理处工作。开始了我特赦以后的新生活。


    五十四 园丁一年


    景山公园，这座始建于明初的皇家园林，对我来说，应该是熟悉的。登上景山最高点万春亭，就可以俯瞰故宫全景。那里是我童年时代伴大哥溥仪读书之地。我俩当初也曾策划从景山脚下的神武门潜逃出国。现在我又回到贴近故宫后门的景山公园，在那里居住和劳动。但我对往昔的生活并不怀念，我盼望着能够适应新社会的新生活，我要作新中国的一个好公民。


    我是在1961年初来到景山公园的。公园领导亲切地接见了我，安排我居住在公园东门管理处小院的东屋内，和我一起居住的是果树班的两位年轻师傅王瑞志和梁群志。从此我和这两位工人师傅开始了“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生活。我的工作是帮助这两位师傅做些修剪果树的辅助性工作。景山公园的果树行中还间种着蔬菜瓜果，给蔬菜松土、施肥、浇水，也是我的任务。我从没有做过这些体力劳动的活儿，但我却是满怀兴趣地去做。我看见果树开花又结果，果实累累地挂满了树枝；我看见蔬菜从菜秧长大起来，然后拔下送到食堂做成菜肴，我体味到了劳动的光荣。我不会干活，干起活来笨手笨脚，老王和老梁就耐心地教我。我给蔬菜锄土，浇水，弄得满裤子满鞋都是泥和水，浇粪汤时也溅一身粪汤。他们劝我休息休息，并且说改造是长期的，不要太着急了，有时就帮着我干活。我从离开抚顺战犯管理所后还是第一次和工人在一起生活，我深刻地感觉到工人阶级直爽、憨厚、勤劳的品质是我学习的榜样。劳动一天下来，食堂的普通饭菜吃起来也格外香甜。我的体质也逐渐变得强壮起来。


    我在景山公园劳动了一年。每周都有固定的学习时间，和干部工人一起学习政治。公园的领导还不时问寒问暖，对我十分关怀，我从心里爱上了景山公园。我想就在景山公园干一辈子，我也心甘情愿。但就在这时，1962年2月，组织上将我调离景山公园，准备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专员，从事文史资料的研究工作，并且告诉我，这是周恩来总理的意见。我感谢周恩来总理，我也感谢我特赦出来第一个工作过的地方。我到全国政协工作以后，还经常到景山公园去看望那里的领导和工人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