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萃编》唐碑补订——读艺风堂拓本杂记之一
3个月前 作者： 罗尔纲
一 万年宫铭 仁 题名考证
《金石萃编》卷五十唐十《万年宫铭》碑阴题名录文有“左领军将军臣仁”一条题名，王昶</a>跋说：
薛仁贵在从官之列，（纲按《薛仁贵传》载永徽五年高宗幸万年宫，甲夜山水猥至，冲突元武门后。开耀元年复召见，谓曰：“往九成宫遭水，无卿已为鱼矣。”薛仁贵此次在山水暴涨中救唐高宗</a>出险，故王氏云仁贵在从官之列也。）今碑阴有左领军将军臣 仁，当即其人。稽之本传，则其时仁贵官右领军中郎将，与碑少异耳。
王昶的话是错的。检艺风堂拓本此条题名“仁”字上下两字，虽少有剥泐，但其字体还可以一目了然，题名者乃“金仁开”，而不是“薛仁贵”。考《大唐平百济国碑》文中所叙的将帅，有与苏定方同领军平百济的“副大总管左领军将军金仁开”，其人名，官衔，时代都与《万年宫铭》碑阴题名同，即其人。（按《金石萃编》卷五十三亦有《平百济国碑》录文，而所录“副大总管左领军将军金”，已泐其名，未知王昶是否未及细辨碑文，或者所见拓本不如艺风堂的精工呢？
二 信法寺碑缺下截
《金石萃编》卷六十五唐二十五《信法寺碑》目下注说：“每行五十六字”，故其录文在第一行第五十三字下残缺处仅空白三格，第二行第五十一字下残缺处空白五格，其余各行残缺处或留五字、六字以至九字、十字不等。按王昶所见拓本实缺下半截，检艺风堂拓本此碑行实七十七字，下半截中间虽剥落一大幅，但近土处行还存十字左右，并且末三行还完整无缺。王昶未见原碑，仅据未全拓的拓本遽定其字数，那是错了。
三 识法师颂卢公清德文的书碑人
《金石萃编》卷六十八唐二十八《识法师颂卢公清德文》一碑，其书碑人，王昶疑为即书《云居寺山顶石浮图后记》的王守泰，他跋道：
按碑题瑯琊王守 书，泐其名一字。《金石文字记</a>》载《云居寺山顶石浮图后记》开元二十八年莫州吏部常选王守泰行书。此碑下距书《云居寺碑》计三十三年，疑即王守泰壮年所书，故不署官位也。
今检艺风堂此碑拓本，其姓名完整不泐，书人乃“王守哲”，而不是“王守泰”，王昶疑为即书《云居寺碑》的王守泰，这是错的。
四 邛州刺史狄公碑主姓名考
《金石萃编》卷六十九唐二十九《邛州刺史狄公碑》，王昶跋说：
右《邛州刺史狄公碑》，诸家未有发明。文中有“嫡子故中书令尚书</a>右仆射赠司空梁国文惠”知为仁杰之父无疑。梁公一代伟人，而《新唐书</a>》已不能谱其世系，碑又复断阙不全，邛州君之名已亡，可见者“曾祖叔湛，魏平西将军邑子”又曰“绪唐行军总管大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左丞使持节汴州诸军事”，又曰“临颖公之第五子也，起家以国子明经，擢第补东宫内直，州司兵参军，兼郑王府兵曹参军，梁州都督府录事参军。俄除越州剡县令，华州郑县令，又除夔州都督府长史，卒赠使持节邛州刺史。《旧唐书</a>·狄仁杰</a>传》载祖孝绪贞观中尚书左丞，父知逊夔州长史，而不载叔湛。《宰相世系表》则云狄氏为“孔子</a>弟子狄黑裔孙汉博士山，世居天水。后秦乐平侯伯支裔孙恭，居太原，生湛，东魏帐内正都督、临邑子。孙孝绪。”此碑云叔湛，表脱“叔”字，而碑于“邑子”上泐一字，乃“临”字也。惟叔湛历官表与碑不同，叔湛孙孝绪，碑尚存“绪”字，泐其上一字，乃“孝”字也。仁杰传称孝绪为祖，知逊为父，则孝绪为知逊之父，此碑所称邛州刺史，即知逊也。
王昶说，“叔湛逊孝绪，碑尚存‘绪’字，泐其上一字，乃‘孝’字也。仁杰传称孝绪为祖，知逊为父，则孝绪为知逊之父，此碑所称邛州刺史，即知逊也”。按《金石萃编》此碑目傍王氏注云：“碑仅存上截”，又云：“字数无考”。今检艺风堂拓本此碑乃全拓者，下截的中部虽剥泐一大片，但碑下近土处，还行存字自十字至二三字不等。行字可考实六十二字。王昶拓本所缺的“孝”字，乃在此拓本第七行最后一字发现，且“孝”字之上，“父”字亦严然完整。我们读了艺风堂这份拓本，则可确证此碑实为狄仁杰父狄知逊碑无疑，王昶的考证可以成为定论了。
五 虞乡县令刘君幡竿铭碑主名考
《金石萃编》卷七十唐三十《刘君幡竿铭》，王昶跋说：
按碑题虞乡县令刘君，而文中不著其名。文云：“敬树幡竿于柏梯山寺之西南岑也。”《山西通志</a>》虞乡县山川条载柏梯山在柏梯村，即檀山半也。峦悬绝，连木乃陟，百梯方降，凿石辟蹊，凭崖标阁。下引刘行忠幡竿铭数语，与此碑文合，是县令为刘行忠矣。
今检艺风堂拓本，此碑在首行标题“大唐蒲州虞乡县令刘君幡竿铭并序”之下，复题“朝议郎行虞乡县令刘行忠碑”十二字，则碑主为刘行忠，碑文中已明白书出。王昶跋此碑说“碑题虞乡县令而文中不著其名”，因引《山西通志》以证此碑主为刘行忠。大概王氏所见拓本未拓此十二字，或过录时误遗此十二字，所以王氏便致费了一番考证工夫才考出此碑主为谁，真是枉费气力了。而《艺风堂金石文字目》的编者缪荃孙</a>，他自己收藏有这样精工的拓本，当他编目的时候，不曾细读碑文，便把碑主定为撰碑人，他在此碑标题旁注道：“刘行忠撰”，见《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卷五页三，又未免失之粗心了。
六 姚彝神道碑题名补正
《金石萃编》卷七十一唐三十一，《姚彝神道碑》撰人、书人题名，王昶录文作：
朝议郎检校秘书少监 撰
正议 书
检艺风堂拓本，此碑撰人·书人题名乃为：
朝议郎检校秘书少监博陵崔沔撰
正议大夫行将作少匠上柱国东海徐峤之书
考此碑撰人、书人题名残阙当已久，赵明诚</a>《金石录</a>》已云撰人姓名残阙，但艺风堂这份拓本拓工殊精，崔沔姓名虽漫漶，而尚可辨。徐峤之姓虽漫漶，而峤之书三字则还可认，且正议之下，“大夫行将作少匠上柱国东海”十二字都可以一目了然。艺风堂这份拓本，不但不是王昶所见的拓本所能企及，且远胜于宋朝赵明诚所见的拓本了。
又王氏云此碑行仅四十九字，按艺风堂拓本行五十三字。
七 其他
《金石萃编》卷七十唐三十《醴泉寺志公碑》标题旁注道：
文从装本录出，碑之高广尺寸行字数皆无考。
检艺风堂拓本，此碑高五尺一寸，广三尺三寸，三十七行，行五十四字。
《金石萃编》卷七十一唐三十一《叶有道碑》标题旁也注道：
装本，高广行字俱无考。
检艺风堂拓本，此碑高六尺四寸，广二尺四寸，二十二行，行五十六字。
《金石萃编》卷八十七唐四十七《窦居士碑》标题旁注称此碑“额失拓”。今检艺风堂拓本，此碑额题“大唐故窦居士神道碑”九字，分书。
张敦仁《金石萃编校补》跋
清张敦仁《金石萃编校补》一卷，张氏本校补于所藏《金石萃编》原书上，卷首盖有“阳城张氏省训堂经籍记”图记，其校字处写在原字旁，其补阙或评论处写在书眉，都是硃笔行书，字体雄遒。我在北京琉璃厂书店访得，始逐条著录，编辑成卷。原书则送归北京大学</a>研究院文科研究所考古室收藏。
敦仁字古愚，一作古余，山西阳城人，清乾隆</a></a>四十年（1775年）进士，历官至云南盐法道，因病退休，寄寓南京，道光十四年（1834年）卒，年八十一。敦仁博学精考订，公暇即事著述，《清史列传</a>》本传称其“生平实事求是”，所刻书多称善本，是清代乾嘉间大校勘家 [1] 。张氏以校勘专家而从事《金石萃编》的校补，所以精密过人。张氏死后，遗书多散佚，这部校补得以保存，百年后为我访得，保藏于研究所，也算是件幸事了。
张氏校补除校碑文外，并校及跋文释文，且间兼有评论跋文的是非。计全书校补及评论共三十六通，可分为六类：其校碑文的廿二通，属汉碑的三通，曰《甘泉山汉刻残字》、《华岳</a>庙残碑阴》、《闻熹长韩仁铭碑李献能题记》，属于魏碑的一通，曰《上尊号碑》，属唐碑的十八通，曰《孔子庙堂之碑》、《斐镜民碑》、《温彦博碑》、《皇甫诞碑》、《张琮碑》、《姜行本碑》、《伊阙佛龛碑》、《段志玄碑》、《盖文达碑》、《房玄龄</a>碑》、《张允碑》、《李靖</a>碑》、《尉迟恭碑》、《纪功颂》，《兰陵公主碑》、《岱岳观碑》、《李勣碑》、《裴光庭碑阴》。其校跋文的九通，属于汉碑跋文的七通，曰《泰山都尉孔宙碑跋》、《李翕西狭颂跋》、《博陵太守孔彪碑跋》、《豫州从事尹宙碑跋》、《校官碑跋》、《郃阳令曹全碑跋》、《武氏石室祥瑞图题字跋》，属于吴碑跋的一通，曰《禅国山碑跋》，属于唐碑跋的一通，曰《盐池灵庆公碑跋》。其校释文的一通，曰汉《碧落碑》释文。其校碑并校跋文的一通，曰汉《韩造孔庙礼器碑》。其评论跋文的二通，曰汉《李翕析里桥郙阁颂跋》、北魏《张猛龙清颂碑跋》。其校碑跋文并评论其文的一通，曰汉《石经残字跋》。此六类中，自以第一类校补碑文的为最重要，因为它是校补碑文的本身。但其他各类，如评论《李翕析里桥郙阁颂跋》指《两汉金石记》称据碑考汉熹平元年（172年）二月为丙戌朔以补《通鉴目录》的未备为蛇足，《张猛龙清颂碑》论猛龙名“ ”字当为“图”字别体，以及对各跋文一点一画的订正，也都处处可见其不苟的精神，《清史列传》本传称为实事求是，确是的评。
关于校勘跋文释文以及评论跋文各部分，在张氏校补中属次要工作，此处不再具论，兹将其重要的即校碑文部分一说其价值。我们细读其碑文校补，不仅深佩张氏校勘的缜密，尤使我们惊异其拓本的精良。王昶《金石萃编》成书于清嘉庆十年（1805年），后人要校其书，自非有乾嘉前的佳本不可，案《金石萃编》校补，如当时人张叔未（廷济）校本，近人罗振玉《金石萃编校字记》等，虽各有所补订，但都不如敦仁所校的精博，因为敦仁所见的拓本是较他人所见远为佳胜。我们试举一些例子以见其一斑。如《皇甫诞碑》赵崡</a>《石墨镌华</a>》记明万历二十四年丙申（1596年）覆碑的亭圯，压碑中断，当时仅剥二十余字，其后渐剥至五十余字。案《石墨镌华》自叙于明万历四十六年戊午（1618年），其时碑已亡至五十余字了。故此碑至清乾隆时，据钱大昕</a>所见拓本，剥落漫漶的已至一百九十余字之多 [2] 。王昶《金石萃编》所据拓本剥落八十三字已为佳本。今检张氏所校共补阙五十四字（另订讹的二字不算在内），全碑仅阙二十九字而已，可见张氏所据以校补《金石萃编》的拓本，必为明万历二十四年丙申碑初中断时的拓本。如《伊阙佛龛碑》建碑年代，清代诸家题跋都未见碑文，只据《集古录</a>》、《宝刻类编</a>》所记以考碑阙，而张氏所校却尚存“□□□□十五年岁次辛丑十一月下缺 ”数字。又如《尉迟恭碑》，张氏校本除校《金石萃编》所录碑文外，并校及所录以补碑阙的《文苑英华</a>》文，因此碑泐上半，见《金石华》曾录其全文，故《金石萃编》取以补碑阙。初以为张氏《文苑英萃编》转钞有误书，故复据《文苑英华》来校对。及取《文苑英华》对校（据明隆庆元年福建刻本），则张氏所校与《文苑英华》原文不同。如“用□调芳”、“广庑云浮，□籥共枞金递奏”两句，《金石萃编》及《文苑英华》均无此空格，惟张氏始校出此阙字。又如“未经霜露”句，“未”字《金石萃编》及《文苑英华》均作“来”，“故人怀惠”句，《金石萃编》及《文苑英华》都作“故怀斯惠”而。《金石萃编》所录与明隆庆本《文苑英华》原文则</a>仅有一两字不同，这是因《金石萃编》所据版本不同。案《文苑英华》编于宋初，是则张氏所据以校《金石萃编》及所录《文苑英华》文的。
大概是此碑唐时的拓本吧？我们举此三例，可见张氏拓本的珍贵。有此珍贵的拓本，遇此一代校勘大家，故其所校补才不是他人所可及。且张氏所校补以唐碑为最多，其中多唐代开国功臣碑如段志玄、房玄龄、李靖、尉迟恭、李勣诸碑，校补的地方都多有关史阙，其有裨于考史可知了。
1936年10月15日罗尔纲</a>谨跋于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考古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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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敦仁事迹，据《清史列传》、《清史稿</a>》本传。其卒年《清史稿》作八十二，此处据《清史列传》。
[2] 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