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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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鲁迅</a>死去一周年了。这一年来我们的悲痛不会一日减少。我们的景慕只有日益加深。


    我们的鲁迅死去一年了。这一年来我们国家民族的危机愈益加深：日寇蹂躏着鲁迅开始创作生活和讲学多年的我们的故都北平，轰炸鲁迅幼年入学的，我们的首都南京，轰炸鲁迅的生长地浙江省，和他中年做教员的杭州，及后来讲学、革命的发祥地广州、厦门……鲁迅晚年创作、战斗以至于死的上海，遭受了日寇的猖狂的进攻；全国各地无辜男女老幼千千万万被日寇惨无人道地炸死……假如地下的鲁迅有知，他该如何地悲愤痛恨。假如鲁迅还活着，他当如何慷慨赴战舍身救国。“等到这支笔没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别的武器来，决不会在徐懋庸等辈之下！”根据鲁迅一生的正义、理性，敢说、敢骂、敢打，老当益壮的精神，我们是绝对相信他这句话的。


    我们的鲁迅死去一年了。这一年来我们海内外的同胞举行过无数次追悼纪念鲁迅的大会，报纸杂志发表过无数悼念鲁迅的文字，全国男女长幼各界各阶层的人们莫不同声悲痛。这证明鲁迅是我们人民大众的鲁迅。


    我们的鲁迅死去一年了。这一年来，尤其是刚死去之后，许多论述鲁迅道德学问文章的文字，除开极少数“放冷箭”的以外，一般都是出于至诚。他生前的敌人，在他死后也不能不承认他的伟大。他的伟大把那“放冷箭”的宵小都镇压了下去。鲁迅的人格、道德、学问、文章，鲁迅的天才、热情，无一不是伟大的，就是说，他的伟大是多方面的，你就想开出许多题目来研究他，也很难包括他的一切。“无已”，我权且将我这一年来在国外向中国人和外国人所作的关于鲁迅的报告及在各种外国文字的文学刊物上所作关于鲁迅的文章用中国字写出来，作为研究鲁迅的生平和创作的一个简要的，还远不完备的提纲。


    一　鲁迅的身世


    鲁迅出身贫寒，从小倾受尽人世艰苦，我们重温他自己所写的一些血泪的文字罢：


    我有四年多……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路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呐喊</a>·自序》）


    在我幼小的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的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我的母亲便给我筹办了一点旅费，教我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死魂灵》附录：《自传》）


    此外，我们从鲁迅的作品中，例如《孔乙己》一篇里还可看出鲁迅先生小时候的生活状况：


    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鲁镇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掌柜说，样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就在外面做点事吧。外面的短衣主顾，虽然容易说话，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看黄酒从坛子里舀出，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又亲看将壶子放在热水里，然后放心；在这严重监督之下，羼水也很为难。所以过了几天，掌柜又说我干不了这事。幸亏荐头的情面大，辞退不得，便改为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了。


    我从此便整天站在柜台里，专管我的职务。虽然没有什么失职，但觉有些单调，有些无聊。掌柜的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呐喊·孔乙己》）


    在他的短篇《故乡》里我们知道鲁迅曾回到故乡去，将房屋家具通通卖掉，和他的母亲“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地方去”。


    从这些自述的文字里我们可知鲁迅自幼至长大为人是如何困苦为生的，也就可知他为什么这样了解“下层”社会的现实生活，亦可知道他为什么一向的主张“做起小说来……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及“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造社会”。


    这些都是鲁迅的人生观之形成的背景。这些都使鲁迅一向便为理性主义者，富有正义感，富于反抗精神，从开始他的觉悟的生活起直至死之日，三十年来无一时苟且、松懈、消极、退让——这岂是偶然的！


    ……我……十八岁，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师学堂……大约过了半年……改进路矿学堂去学开矿，毕业之后，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学。但待到在东京的预备学校毕业，我已经决意要学医了。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死魂灵》附录：《自传》）


    在《呐喊·自序》里他写道：


    ……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看这段自传，我们知道鲁迅之决定学医，是为的救人。尤是“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句话，看出鲁迅之少年爱国热忱。他在这时代是接受科学，企图维新以振兴中国。


    ……我又想往德国去，也失败了。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时我是二十九岁。我一回国就在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第二年就走出，到绍兴中学堂去做教务长，第三年又走出，没有地方可去，想在一个书店做编译员，到底被拒绝了。但革命已发生，绍兴光复后，我做了师范学校的校长。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长招我去做部员，移入北京，还兼做北京大学</a>、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系讲师。……（《死魂灵》附录：《自传》）


    这个《自传》止于一九二七年九月。我们记得，在一九二六年春天，北京政府预备通缉五十个“过激”的教授和知识分子，鲁迅便是其中之一。他被劝南下，担任福建厦门大学的中国文学讲座。在这里他又招谰言攻击，说他是故意不远千里而来，使这个平静的地方发生风潮……他于是被请到广州中山大学担任文科学长。福建的一些敬爱他的学生随着他去了。然而一九二七年国共分家，形势紧张，鲁迅乃退出了中山大学，暂匿居于广州的某地一间楼房里。后来才乘机到了上海。在这里一直住下到死之日。中间只曾一次到北京去省母，在各校演讲数次，大受听众欢迎。他一八八一年生于绍兴，一九三六年死于上海。死时是五十六岁。夫人许遐，号广平，又名景宋。死后遗子海婴刚七岁，还有老母和两个兄弟：周作人</a>、周建人。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的笔名。


    二　鲁迅——伟大的现实主义的作家，中国新文学的创立者


    鲁迅“初做小说是一九一八年四月”，但我们论他的开始文学活动还应该早一点。他的《自传》里说：


    ……正值日俄战争，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为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医好几个人也无用，还应该有较为广大的运动……先提倡新文艺。我便弃了学籍，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立了些小计划，但都继续失败了。


    在《呐喊·自序》里说：


    ……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我们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这几段引证使我们明了鲁迅决心从事于文艺的由来。他“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做起小说来……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这可见鲁迅创作的目的在于战斗，在于“救救孩子！”——这是他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a>》最后一句话。真正人道主义者的鲁迅是不能不“为人生而艺术”的，是不能离开斗争而有所谓创作的，是不能为创作而创作的，是“没有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的，是不能“以文学为敲门砖”的。


    这就使鲁迅成为战斗的现实主义的作家。这就使鲁迅成为伟大的中国人民的作家。这就使他成为整个中国文学史</a>上第一个深刻理解人民大众的痛苦与要求，道出人民的感情，并代表人民，和人民一道斗争，反抗他的敌人的作家。


    在“五四”运动——民族革命反日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里，鲁迅作了反封建，反军阀，反外国帝国主义，反孔教，主张德谟克拉西，主张文字改革，文学革命等热烈的斗争。鲁迅在这运动里成为中国唯一的、最先进的、革命的、自始至终的现实主义的作家。《呐喊》与《彷徨》这两部短篇小说集，一点不夸张地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新文学最珍贵的模范作品。他描写农村之逼真，至今无出其右者。阿Q这一典型之在中国，其闻名等于俄国文学里之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或屠格涅夫的罗亭。


    《呐喊》、《彷徨》这两部集子之所以受中国读者最大的欢迎，因为它们反映了“下层”社会人的现实生活，到处都遇得着的人们的生活。在中国，在许多描写皇帝君王公卿大臣圣贤君子英雄豪杰……封建的和宗教的等等小说之后，读者在鲁迅的短篇小说里感觉到，他们由中世纪跨入了现代，他们在那里而看得见自己，看得见自己周围的时常遇见或听到的人们。


    鲁迅奠下了中国新文学的基础，写实主义的基础。鲁迅是中国新文艺的创立者和鼻祖。他的最高的艺术给予中国新文化以极大的贡献——在这一点上，他作了普希金、高尔基对于俄国的新文化所作的事业。


    鲁迅对于中国文坛之又一个最大的贡献，是他所采用的形式和他用来写作的文字。


    鲁迅将战斗的短篇小说提高到“道地的”艺术高度。在这以前，短篇在中国似乎没有入文学的资格。


    鲁迅的文字为当时废文言尚白话之最简洁、最鲜明、最有力的文字。他的说话活泼、通俗，全出自中国人民大众。“五四”时代之所谓“文学革命”在形式上是文言与白话的文字之争。而鲁迅却是第一个证实了用白话文的优点。因此，鲁迅是中国白话文文学的创始者。他之为文，简洁、鲜明、通俗、有力，而斗争的精神，也正最似高尔基在这方面努力的精神。


    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能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


    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绝不到一大篇。


    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


    可省的处所，我决不硬添，做不出的时候，我也决不硬做。（《南腔北调集</a>·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鲁迅这种为清洗文字而斗争的精神及其创作的方法，在他《答北斗杂志社问·创作要怎样才会好？》的简单几条里也可看出：


    一、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 [2]


    二、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三、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


    四、写完之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Sketch，决不将Sketch材料拉成小说。


    五、（从略）


    六、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这个伟大的作家是如此其自己刻苦，工作，工作而又工作的。这些话都是作家们的金科玉律。


    鲁迅是中国以及世界一个最伟大的作家。


    三　鲁迅——战斗的政论</a>家


    鲁迅又一文学活动的形式，是他二十年来所写成的若干集的杂感或散文，——这而且占他的创作之最大部分。如果他的短篇小说描写了、反映了旧社会之一切陈腐、溃烂、黑暗、悲惨、残酷……那么，他的杂感是反对一切反动现象与反动思想之最有力的武器。关于鲁迅的杂感，中国的文艺批评家，大都承认它是更适合于作为思想斗争的工具，认为他是用直截了当的办法来攻击敌人，比借题发挥，更能满足一个战士的要求。这是不错的。瞿秋白</a>同志译《高尔基论文集》时，在《写在前面》的几页文章内说：“高尔基的论文同</a>鲁迅的杂感一样，是他们自己创作的注解……紧张的时候，来不及将情感、思想、见解溶化到艺术的形象上去（用小说戏剧体表现）而直接向社会道出自己的‘心事’。”这种解释对于鲁迅的杂感也是正确的。但我觉得，鲁迅的杂感的本身，有其特点，有它的最高的艺术性。从鲁迅的杂感的内容看得出他是怎样地疾恶如仇，怎样地痛恨一切贪婪、虚伪、卑鄙、恶浊、矫揉造作、不合理的，怎样斥责一切怯懦之徒、机会主义者、投机派、两面派和变节的叛徒！看得出他是怎样地深爱生活与“人”！另一方面，杂感的形式和文字，是异常尖锐、刚健、简洁、有力。他的杂感令人读了不忍释手，这就可见这类文字的战斗的和艺术的吸引力之大。在他的杂感和散文里我们看得见中国最近二十多年以来一切事变、人物与现象。因为他所写的某人某事都足以代表整个阶层、群和整个时代与现象。这是最好的文学！这是整部国家政治社会的活的历史！我们试重温他的《热风》、《华盖集</a>》、《而已集</a>》、《准风月谈</a>》、《南腔北调集》、《不三不四集》、《花边文学</a>》……我们试读他的《一九三三年上海所感》……试重翻《申报·自由谈》及别几种刊物内他所写的许多杂感……我们不看见当时国家社会的事变、人物就如在目前吗？我们试读他的一切反对反动政治和反动思想，反复古、反改良派、反帝、反法西斯、反资本主义以及反一切不正当的文艺上理论斗争和批评的文章，我们不能不肯定：鲁迅是一个最杰出的、战斗的政论家！


    四　鲁迅——唯物主义者，思想家，批评家


    鲁迅是永远进步的。他的思想永远不落后，永远向前。鲁迅的理论一向是从具体的事实出发的。鲁迅是唯物主义者。他的永远前进，看他奋斗的经过便很明白。他从“五四”时的反封建者，资产阶级及小资产者的德谟克拉西者，自由主义者，个人反抗者，一直到稳稳地站在无产者与人民大众的立场，到拥护并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新的、真正的人道主义，至最近他毅然拥护加入抗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加入国际反战争，反法西斯，为和平的运动——这都是一贯的。


    在许多文艺的理论斗争中，鲁迅的意见常常是严正的，因而是领导的，他自己说过：“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在论争。”


    我们试回忆近年来中国文坛上的论战吧，鲁迅曾严斥帮闲的艺术家，假的“民族主义文艺”，严责所谓“第三种人”的“文艺超乎一切”的主张，提倡大众语和大众文学……在每次论争中，鲁迅的意见是最有权威的，因为是最正确的。


    一般到现在，大抵只称鲁迅为文艺创作者，还没有人给他以文艺批评家的名义——其实，他是最卓越的、最细心的、战斗的批评家和文艺理论家。他的《论“第三种人”》，《又论“第三种人”》，《“连环图画”辩护》、《论翻印木刻》，《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以及《“自选集”·自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小品文的危机》……他替许多书所作的序言……他和别人笔战的书信，以至最近发表的《“题未定”草》……总括地说，他的十多本杂感集子里面的一大部分，都是他对于文学艺术的意见、批评和理论的文章。


    这些文章除严正而外，应特别提出一个特点，这就是鲁迅对于文艺的战斗性的说明和拥护，也就是他“为人生而艺术”的一贯的主张。


    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这段话也恰是鲁迅的杂感的特征。


    我们该举一二个例子，看鲁迅批评文学的独到见解。


    在他最近发表的《“题未定”草》内，他指出蔡邕</a>不仅是“典重文章的作手，必须看见……那些‘穷工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委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粃而无粒’的句子，才明白他并非单单的老学究，也是一个有血性的人……”。“……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a>先生……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他并非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难真实”。鲁迅在这里特别提出古人文学里之“金刚怒目式”和“有血性”，都不是偶然的。在这篇长文的第七段里，鲁迅批评朱光潜</a>论诗美的极致“未免有以割裂为美的小疵”。鲁迅写着：“……以现存的希腊诗歌而论，荷马的史诗是雄大而活泼的，沙孚的恋歌是明白而热烈的。我想，立‘静穆’为诗的极境，而此境不见于诗，也许和立蛋形为人体的最高形式而此形终不见于人一样。”——这是论诗的多么有力的批评的文字！鲁迅在这里特别指出“雄大而活泼”和“明白而热烈”诸特点，也不是偶然的。因为他说，“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一‘静穆’的。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及“钱起</a>和屈原</a>、阮籍</a>、李白</a>、杜甫</a>四位，有时都不免有些像怒目金刚……”


    因此，就在这一点上——文艺批评上说，可看出鲁迅始终是一个积极的战士。


    我们曾经指出，鲁迅的伟大天才和热情是多方面的。他的创作也是多方面的。除短篇小说外，有《故事新编</a>》，——这是一部民间历史故事的撰述。这是在许多“文学家”认为不屑的一桩事，而鲁迅却不惮“烦琐”，在这方面多所努力。我觉得鲁迅的这一工作，很可与普希金所写的许多民间故事媲美。不过，普希金用的体裁是诗，而鲁迅用的是散文罢了。


    除小说、杂感而外，鲁迅著有散文诗《野草》一部，散文《坟》和《朝华夕拾》两部。他的论著又有《中国小说史略</a>》、《小说旧闻钞</a>》，未出版的《古小说钩沈</a>》和计划中的《中国文学史》以及《门外文谈》一个小册。现在特别提出《门外文谈》说说。


    这是一本鲁迅对于中国文字本身问题的意见。鲁迅本来是中国白话文学最成功的一个，也可说是白话美术文的建立者。可是鲁迅是永远进步的。到了晚年，他提倡大众语和大众文学运动，他由此而赞成、拥护拼音的新文字——拉丁化中国字。“……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整个民族的危机。我是自身受汉文苦痛很深的一个人，因此我坚决主张以新文字来代替这种障碍大众进步的汉字。……我想，新文字运动应当和当前的民族解放运动配合起来同时进行，而进行新文字，也该是每一个前进文化人应当肩负起来的任务。”——这是鲁迅病中答《救亡情报》记者的谈话。在别处他说道：“新文字是大众的文字”，“只有用新文字写出来的文学，才真正是将来中国新文学诞生”……这些都可见鲁迅对于新文字的热心。而读他的《门外文谈》一篇文章，令人惊叹他的学问之渊博，实在罕有其匹。他在那一篇文章里差不多将关于文字的一切问题都提出来讨论了。许多言语学或文字学专家恐怕都要望尘莫及。这也因为鲁迅的思想进步，所以他的见解正确。


    鲁迅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领袖，导师！


    五　鲁迅——社会活动家，革命者、战士


    说鲁迅是伟大的作家、批评家、政论家、思想家——这还不够。鲁迅是英勇的革命者、战士。


    在中国有过不少黑暗反动的时代。鲁迅却不顾一切侦探、监视、攻击、造谣、中伤、利诱、威胁……他总是一往直前，毫不畏惧、妥协或消极、退让，“我总得生活下去！”他说：


    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


    我们要求的美术家，是能引路的先觉，不是“公民团”的首领。


    这种振顽立懦的名言，也恰好就是他自己的评价。鲁迅是“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的。他正是“能引路的先觉”。


    心直、口快、笔健、富有正义感与理性和疾恶如仇的鲁迅还是在很早的时候就说过：


    世界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华盖集·忽然想到》）


    这可见鲁迅的精神。这也可说是活画着他自己。


    倘若有人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向怎样的目标，那么，……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扑灭他！（《华盖集·北京通讯》）


    鲁迅不专是反抗旧的罢了。他是渴望着建设新的。他能恨，但他亦能爱。就因为这，他的三十卷作品里没有伤感与失望，消极与悲观。他富有至死不懈，积极的战斗精神。还是很早以前，他说过：


    ……不满于现在的……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走。而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时代，则是现在青年的责任。


    什么是路，就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以前早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


    鲁迅这种坚信，直到晚年，愈益明显，虽然他晚年所目见的黑暗惨酷的事实比以前更多更凶：“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鲁迅诗句）但是他写道：“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在愤恨与激怒之中，鲁迅是常常乐观的。鲁迅何其伟</a>大！


    鲁迅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他的勇往直前，毫不妥协的精神，他的热烈与诚挚，使他直接参加中国人民一切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斗争。尤其是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暂时失败后，在一些知识分子消极、畏馁、怠工，甚至叛变的时候，鲁迅却特别地积极起来。这才确是鲁迅之伟大处！他组织“自由大同盟”，他参加“人权保障大同盟”，他领导“左翼作家联盟”，他参加发起“中华人民武装自卫会”，他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发起、组织、参加、领导过许多国际的、民族的、文化的团体，到最后的一天，他不离开或退避集体的生活。他是十月十九日早晨五点二十五分时候死去的，而在十七日夜里还作文章写到深夜三点钟！我们试读他夫人许广平</a>女士的献词：“你曾对我说：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读了这几句话，无论什么人都该受到强烈的感动罢！


    鲁迅是英勇的革命者、战士！


    六　鲁迅——伟大的中国人民之伟大的儿子


    鲁迅是道地的民族作家，民族革命战士。


    他一生和中国人民走在一道，他相信人民，酷爱人民。他的讽刺常常暴露中国社会和人物之坏的方面。因此有人侮蔑他是恨中国人的。可是，事实上鲁迅是最本色的中国人，他所恨的并不是中国人，他所恨的只是那些应当被恨的极少数的中国人和中国事。他热爱全人类，首先他热爱中国人。他的讽刺里边含着泪啊！例如读他的有名的《阿Q正传</a>》，看得出他是如何同情阿Q的。他曾说：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德的人，……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煞，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伟大的中国人民的伟大的儿子——鲁迅相信中国人民，他这种相信从来没有动摇过。


    他痛恨一切反动者，“一部分”“失掉了自信力”的中国人，而对于全中国人民他是热爱的。他曾经引用“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这句话写在某篇文章里。他相信中国人民的“庄严的工作”是一定要胜利的！


    ……诚然，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a>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刚刚接到本日的《大美晚报》，有北平特约通讯，记学生游行，被警察水龙喷射，棍击刀砍，一部分则被闭于城外，使受冻馁，“此时燕冀中学、师大附中及附近居民纷纷组织慰劳队，送水烧饼馒头等食物，学生略解饥肠……”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且介亭杂文</a>·“题未定”草》）


    “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从这简单的一句话里，看出鲁迅之相信中国老百姓是大有作为的。


    鲁迅死后，凡是和他接近过和通信过的人们莫不回忆到，他一生的行事确实是“爱”多于“憎”的。在中国从没有第二个作家像他那样牺牲自己，爱护青年，爱护民众的。他的死讯震动了全中国，中国人民都为之哀悼，去万国殡仪馆瞻仰遗容的，以及徒步送葬的，男女性别、年龄长幼、阶级职业都不同的万人，只是在上海的以及能由上海附近步行到来致悼和表示敬意的一部分人民而已。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国的中国人民，以及外国人民，都对鲁迅之死表示无限的哀痛：鲁迅是中华人民的鲁迅！


    七　鲁迅——中国共产党的战友


    鲁迅是中国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中国共产党最好的朋友。在反共最凶的大反动时代，鲁迅很英勇热烈的拥护共产党、中国红军、中国苏维埃。因为他明白共产党是“中国目前的革命政党”，他在最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用他的巧妙的笔，辟谣拥共，非常有力。


    ……不久之后恐怕那中日“亲善”的程度，竟会到在我们中国，认为排日即国贼——因为说是共产党利用了排日的口号，使中国灭亡的缘故——而到处的断头台上，都闪烁着太阳的圈圈罢……（《且介亭杂文末编·我要骗人》）


    鲁迅这种揭破亲日反共的汉奸论调的文字在他的杂感集里可以找到许多。现翻手边有的《南腔北调集》，读他的写的《“守常全集”题记》论“赴难”和“逃难”……


    倘使日本人不再攻榆关，我想，天下是太平了的，“必先安内而后可以攘外”。但可恨是外患来得太快一点，太繁一点，日本人太不为中国诸公设想之故也。


    看罢，妨害了北平的治安的是日军呢还是人民！——这个成了“豫言”！


    尤其是《为了忘却的纪念》一篇沉痛的文章，纪念几个青年作家——柔石</a>、白莽（即殷夫</a>）、李伟森</a>、胡也频</a>、冯铿</a>几个共产主义者的文章，真令人不忍卒读！


    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着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不是年轻的为年老的写纪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记起他们，……（《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纪念》）


    这恐怕是鲁迅唯一的一篇带伤感的文章罢。然而这种伤感是悲愤。热情的鲁迅对“中国失了很好的青年”——共产主义者，怎能不“沉重的感到”呢？柳亚子评鲁迅的诗有云：“郁怒情深，兼而有之。”这是一点不错的。


    我们知道，鲁迅不仅文字上拥护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者，他也和高尔基一样，物质上曾帮助过共产党的经费，替共产党组织找过适宜的集会的地址，亲自给共产党员谋避免白色恐怖的安全住所。例如瞿秋白同志在离上海去苏区以前，就在鲁迅的家里匿居过许多时候，他们俩是非常相得的。瞿秋白被难后，鲁迅将他的一切遗著，译的、自著的，整理，校对，出版，在鲁迅死了之前曾出版的第一卷《海上述林》，鲁迅甚至给它题字写书名。鲁迅的这种行事决不仅因为私谊，而是深知共产党是救中国国家民族于危亡的一个最有力的政党。


    在中国共产党发出宣言，主张停止内战，全民一致抗日之后，鲁迅是首先响应，极力拥护的一个。他说：


    ……中国目前的革命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对于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态度，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这是何等光明磊落的态度，这是何等为中华国家与民族忠实的精神，这是对于共产党新政策何等充分的了解！


    八　鲁迅——非党的布尔什维克


    在拥护并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里，最值得称许，和有最大意义的，是鲁迅揭破中国的托洛茨基派匪徒，揭破这些反革命法西斯蒂强盗与丧尽人心天良的汉奸们做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破坏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者的真面目。中国的反革命托洛茨基者陈某致信给鲁迅，诋毁中共抗日救国新政策。鲁迅复信，揭露他们秉承日寇嗾使，破坏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


    ……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齐整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倘若有人……说日本人出钱要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清楚吗？……


    你们之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


    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这是何等有力的笔墨！


    这之外，鲁迅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里，也严斥“托洛茨基的中国的徒孙们”之“糊涂”。鲁迅是深恶痛绝于中华民族内部这般最无耻，最下流的侦探、凶手、日帝走狗的！


    九　鲁迅——苏联的最好的朋友


    富有正义和热情的鲁迅，一向便很热烈地拥护社会主义的苏联，反对一切反动分子对苏联的造谣与毁谤。一九三二年四月他替林克多写的《苏联见闻录》作序，说他十年以前对于“十月革命”“到底也是自己断定：这革命恐怕对于穷人有了好处”，造谣诋毁苏联的“那些讽刺图倒是无耻的欺骗”。他看见苏联是“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他说，那些先前“说过苏联怎么不行怎么无望的所谓文明国人”——帝国主义者“他们是在吸中国的膏血，夺中国的土地，杀中国的人民。他们是大骗子，他们说苏联坏，要进攻苏联，就可见苏联是好的了”。同年五月鲁迅更大声地说：“我们不受骗了！”更明显地提出拥护的意见。“帝国主义的奴才们要去打，自己（！）跟着它的主人去打就是。我们人民和它们是利害完全相反的。我们反对进攻苏联。我们要打倒进攻苏联的恶鬼，无论它说着怎样甜腻的话头，装着怎样公正的面孔，这才也是我们的生路！”这些警句到现在仍不失其力量。


    当中苏恢复邦交时，中国的先进的五十七个作家，由鲁迅领衔，曾致电苏联人民委员会及劳动者人民说：“中国的民众已经很明显地看见，只有苏维埃是被压迫民众之忠实的朋友……”


    中苏恢复邦交时，鲁迅在《文学月报》杂志（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号）写了一篇前论，题为《祝中俄文字之交》。里面说十五年前，西欧的所谓文明国人们称俄罗斯是半开化之国，现在帝国主义者视苏联为恶魔……“我们……早知道这伟大肥沃的‘黑土’里要长出什么东西来，而这‘黑土’却也确实生长了东西，给我们看见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


    这里我们再举一九三四年鲁迅《答复国际文学社问》他对于苏联、“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及苏联文学的态度的话：


    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产阶级的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且介亭杂文》）


    在鲁迅最近揭破中国托洛茨基陈独秀</a>匪帮的反革命面目的信中说</a>：


    斯大林先生们的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成功，不就说明了托洛茨基先生的被逐，飘泊，潦倒，以致“不得不”用敌人金钱的晚景的可怜么？……现在苏联的成功，事实胜于雄辩……


    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鲁迅之拥护苏联，是出于他素来具有的正义，他的多年来战斗的经验，他的坚决的信仰和深切的了解。


    一〇　鲁迅——外国文学尤其是俄国文学的介绍者


    从开始他的文学活动之日起，鲁迅便是俄国文学的赞许者和宣传介绍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里面他说：“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家是俄国的果戈里和波兰的显克微支。……”一九二六年鲁迅和美国某记者谈话时说：“我觉得，俄国文学比其他任何外国的文学都丰富些。中国与俄国之间存在着一种自然的关系，他们有其共同之点。契诃夫是我心爱的作家，我也爱果戈里、屠格涅夫、陀思妥也夫斯基、高尔基、托尔斯泰，其他国家的作家我爱显克微支、石勒尔……俄国文学在译成中文的比别国文学特别多，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另一个美国记者在《纽约时报》上写道：“托尔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基和契诃夫对鲁迅有很大的影响。……”这些说法都不是偶然的。鲁迅自己已经说过他热爱俄国文学，他自己翻译了果戈里、高尔基等（他译的《死魂灵》在中国已出了四版），他自己译了法捷耶夫的《毁灭》……校印了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一九三二年的秋天出版过的《苏联作家二十人集》，内中一大半是鲁迅自己译的。他为这本集子写了序言，详述这“为人生的文学”——俄国文学介绍到中国来的经过，也不是没有经过斗争的。他论述苏联文学发展的历史，他介绍每个作家的简传。他说：俄国的文学是“为人生”，“这一种思想，在大约二十年前即与中国一部分文艺介绍者合流……也将他们算作为被压迫者而呼号的作家的”。


    鲁迅不仅介绍俄国古典作家及苏联作家的艺术作品，他而且介绍苏联文艺之理论的著作。他翻译《高尔基文录》，《联共中央的文艺政策》，卢那卡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和普列哈诺夫的《艺术论》，校印瞿秋白译的一大部《海上述林》：恩格斯、列宁等关于文学艺术的文章，和高尔基的论文集。鲁迅是这样肯研究的。


    这里再引他一九三二年底写的《祝中俄文字之交》的几段话：


    十五年前，被西欧的所谓文明国人看作半开化的俄国，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十五年以来，被帝国主义者看作恶魔的苏联，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这里的所谓“胜利”是说：以它的内容和技术的杰出，而得到广大的读者，并且给与了读者许多有益的东西。它在中国，也没有出于这例子之外。


    ……俄国文学是我们底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但俄国的文学只是介绍进来，传布开去。


    ……中俄的文字之交，开始虽比中英、中法迟，但是近十年中，两国的绝交也好，我们的读者大众却不因此而进退；译本放任也好，禁压也好，我们的读者决不因此而盛衰。不但如常，而且扩大；不但虽绝交和禁压还是如常，而且虽绝交和禁压而更加扩大……（《南腔北调集》）


    读了这些话，可知道鲁迅介绍翻译俄国文学是什么原因。他一生的努力，给予中国文学界文化界的影响不小，他在介绍翻译事业之建树一方面，“给予了读者许多有益的东西”。


    鲁迅同时对于苏联的美术也感很大的兴味。他组织、提倡中国的木刻画、版画，翻印介绍许多西欧的和苏联的木刻画、插图画等等。在《引玉集》的后记里，鲁迅写道：


    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


    鲁迅是始终如此乐观，热望的！


    一一　鲁迅——国际主义者，反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反法西斯的战士


    热爱人类，热爱自由和正义的鲁迅不仅参加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与斗争，同时他对全世界人类解放的斗争与运动都抱着热烈的同情。一九三三年在上海开的反世界大战、反法西斯蒂的大会，鲁迅是积极参加并筹备组织的一个。“会是开成的，费了许多力；各种消息，报上都不肯发表，所以在中国很少人知道。结果并不算坏，各国代表回国后都有报告，使世界上更明了中国的实情。我加入的。”这是鲁迅自己说的关于那次反战反法西斯大会的话。


    当德国法西斯蒂上台，焚烧一切名著，逮捕、驱逐一切名作家、教授、文人、知识者，蹂躏、破坏德国宝贵的文化，鲁迅曾率领上海一些文化团体的代表，亲自走到驻上海的德国领事馆，提交书面的抗议。


    西班牙人民反抗法西斯蒂叛徒与外国武装干涉者，争取自由的民主共和国的英勇的斗争，鲁迅是非常关心而热烈拥护的。西班牙人民的联合战线成功，鲁迅尝说，这在中国也应该如是。


    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里鲁迅说：


    ……新的口号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停止，或者说“此路不通”了。所以，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血的斗争，而是将这斗争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且介亭杂文末编》）


    鲁迅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帝国主义大战，主张和平、自由，反对万恶的法西斯蒂的战士！鲁迅是世界人类之好友！


    一二　鲁迅——中国的高尔基


    中国的人民称鲁迅为“中国的高尔基”。的确，在世界伟大的作家中间，我们只有将鲁迅比之高尔基为最适当。如同高尔基，鲁迅善于恨，亦善于爱；如同高尔基，鲁迅充满着对于人民的抚爱，对于新辈，新社会的热望；如同高尔基，鲁迅奠下了中国新文学之新的基础，领导着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生活；如同高尔基，鲁迅教育了，培养了无数的青年作家；如同高尔基，鲁迅一向是词严义正，一丝不苟的；如同高尔基，鲁迅的工作能力伟大，好学，博学，无时或懈；如同高尔基，鲁迅指示了青年的道路，擎举了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旗帜，唤醒了中国民众齐心合力为抗日救国而前进。在高尔基死去的几个月后，又死去鲁迅，这是全人类莫大的损失！


    一三　接受鲁迅的文学遗产，继续鲁迅的斗争精神


    鲁迅曾说过：“要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时候，我是等不到了的。”可是鲁迅毕竟“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他的一言一行都有动员人们前进奋斗的巨大的力量，叫人们走向那“将来的光明”去。


    鲁迅晚年计划着写一个长篇，关于从辛亥革命以至现在的一部大书；他又拟写一部红军西征记——中国的铁流。可是积劳成疾，而竟致不起！


    鲁迅遗下的创作、翻译和编选一共五十多种，是中国文学的宝藏，还有许多手稿待整理。这些都须有周全的研究。


    鲁迅的学问道德文章，无一不足为后起者的风范，这些都有待于阐扬。


    我直至现在所论述鲁迅的各方面，只是刚刚开始罢了。我希望“鲁迅纪念委员会”所收到的许多提议及委员会决定所作的诸项纪念的办法，如设“鲁迅学院”，“鲁迅研究院”……能够实现。


    在这国家民族存亡生死的紧急的关头，纪念我们的鲁迅，我们要继续着鲁迅战斗的精神！鲁迅不死！


    ——原载巴黎《救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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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文原</a>载于巴黎《救国时报》，后收入广州战时出版社《战时小丛书》，于1938年5月作为单行本出版，更名为《伟大的鲁迅》，共十二节，六十四页。——编者注


    [2] 在别处，他说：“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确已有了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