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教育界的经历

    孑民自叙


    千八百六十七</a>年十二月十七日生于浙江省之绍兴。


    一八七二年 五岁始入家塾。


    一八八五年 始研究中华古代哲学、字学及文学。


    一八九二年 入翰林院。


    一八九八年 弃官归，立志委身于教育界。


    （一八）九九年 在绍兴为中学校校长。


    一九○一年 在南洋公学，为特班学生教习。


    （一九）○二年 为苏报社作论说及演说，皆鼓吹革命主义。


    因南洋公学散，学生建设爱国学社，去公学，为学社教习，为爱国女学校校长。


    （一九）○三年 为《警钟日报》主笔。赞成共财产、废婚姻之主义。作《新年梦》小说，揭于《警钟》以寓意。惟常谓此等主义，非一社会中已得大多数之赞同，必不能实行。故现在为纯粹鼓吹时期，鼓吹者尤当戒贪、戒淫。庶闻者不至疑其借学说以自便而易于信从。


    （一九）○六年 为北京译学馆教习。


    （一九）○七年 赴德意志，寓柏林习德语。


    （一九）○八年 赴来比锡，入大学</a>，研究实验心理学、哲学、美学。


    （一九）○九年 始戒肉食。友人有贻书诸之者，对以兼有卫生、戒杀、节费。


    十一年 [1] 十月归国。南京政府成立，任教育部总长。宣布新教育宗旨。谓现在中国言教育者多提倡尚武主义及实利主义（科学教育），在今日之中国此两者诚不可废，而要当以道德教育为中坚。道德之大纲不外乎自由、平等、博爱，三者于华人历代相传之道德论适相符合。惟欲完成道德教育，不可不以一种哲学思想为前提。而哲学思想之涵养，恃有美学之教育，故美学教育为最当注意之点云。


    “三义”而尤以戒杀为主。友人驳之谓植物亦有生命，不肉食而蔬食，于戒杀之义未完。答之曰：蔬食主义乃情感上之问题，而非知识上之问题。即兼知识言之，亦进化论之范围，而非目的论之范围。盖人类文化愈浅，则其所牺他以自益者愈与己近似。而文化渐进，则所牺者以渐疏远。最显之例，其始以人异人，如肩舆及人力车；稍进，则用马车；更进，则用油，用电。其理由有二：一则知识进步，利用之术渐精；二则情感进步，恻隐之心渐广也。野蛮人能食人，而开化之民俗则不能。以野蛮人尚无人类同等之观念，其视异种之人，犹开化人之视禽兽也。自达尔文进化论发行后，人兽同祖之说积渐为人类所公认，而动物心理及动物教育之成绩日渐进步，于是人兽同情之观念日渐萌芽于普通人之脑中，而蔬食主义渐行矣。若以论理绳之，不特植物亦有生命，与戒杀之名不合，即姑加戒杀以不杀动物之界说，而一叶之蔬、一勺之水，固亦难保无多数之小动物生活其间，亦决不能谓达其戒杀之目的也。惟其为情感问题，而近日之进化尚仅能发起人兽同情之观念，则止能为肉食主义与蔬食主义交换之时代，而其他则不能不让之后人云。


    一九一二年 辞教育部职，九月赴来比锡，仍研究哲学、美学。


    （一九）一三年 五月归国，九月来法，俊法文稍通，愿留法继续研究美学。


    所著已成者有《中国伦理学史</a>》、《哲学大纲》。


    （《蔡元培</a>全集》，第十七卷）


    关于不合作宣言


    《易传</a>》说：“小人知进而不知退。”我国近年来有许多纠纷的事情，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酿成的。而且退的举动，并不但是消极的免些纠纷，间接的还有积极的努力。


    当民国七年南北和议将开的时候，北京有一个和平期成会，我也充作会员。会员里面有好几位任北方代表的，中有一位某君在会中发言道：“诸君知道辛亥革命清室何以倒的这样快？惟一的原因，是清朝末年，大家知道北京政府绝无希望。激烈点的，固然到南方去做革命的运动，就是和平点的，也陆续离去北京。那时候的北京，几乎没有一个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所以革命军</a>一起，袁项城一进北京，清室就像‘摧枯拉朽’的倒了。现在的政府也到末日了，且看他觉悟了没有。若是这一次他还是不肯开诚布公的与南方协议，那就没有希望了。我们至少应该相率离京，并家眷也同去。”我那时听了这一番话，很为感动。当局的坏人，大抵一无所能的为多，偶有所能，也是不适于时势的。他所以对付时局，全靠着一般胥吏式机械的学者替他在衙署里面，办财政、办外交等，替他在文化事业上作装饰品。除了这几项外，他还有什么维持的能力呢？所以这班胥吏式机械式的学者，只要有饭吃，有钱拿，无论什么东西，都替他做工具，如俗语说的“有奶便是娘”的样子，实在是“助纣为虐”。他们的罪，比当局的坏人还多一点儿。


    八年的春季，华北欧美同学会在清华学校开会，有一部分会员提出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在会场上通过。我那时候就问他们：“我们提出去了，万一政府竟置之不理，我们怎么样？我个人的意思，要是我们但为发表意见，同新闻记者的社论一样，那就不必说了。若是求有点效果，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帮忙的决心。”我那时候就缕述和平期成会中某君话告大众，并且申说：“现在政府那一个机关，能离掉留学生？若学生相率辞职，政府当得起么？”此是我第一次宣传某君的名言。


    去年春假，教职员联席会议，因教育经费没有着落，请八校校长出席发表意见。我因前一年从欧美归来，不久进病院，这一回算是第一次出席联席会议。我那时候声明我的意见，以为教育费不发，教职员无论为教课上进行障碍，或为个人生计困难，止须向校长辞职。若教职员辞职的多了，校长当向政府辞职。我想这种辞职的效力要比罢课与包围教育当局还大得多，也缕述某君的一番话备他们参考。这是我第二次宣传某君的名言。


    但是我个人性情，是曾经吴君稚晖品评过，叫做“律己不苟而对人则绝对放任”。我自己反省过来，觉得他的品评是很不错。我对于某君的名言，虽然极端佩服，但是除前说两次宣传外，偶然于谈话时传述过几次，却从没有用这种主张向何等人作积极的运动，不过为自己向这个方向准备。


    我是一个比较的还可以研究学问的人，我的兴趣也完全在这一方面。自从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校长以后，不知道一天要见多少不愿意见的人，说多少不愿意说的话，看多少不愿意看的信。想每天腾出一两点钟读读书，竟做不到，实在苦痛极了。而这个职务，又适在北京，是最高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所在的地方。止见他们一天一天的堕落：议员的投票，看津贴有无；阁员的位置，禀军阀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选举是金钱的决赛；不计是非，止计利害；不要人格，止要权利。这种恶浊的空气，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我实在不能再受了。我们的责任在指导青年，在这种恶浊气里面，要替这几千青年保险，叫他们不致受外界的传染，我自忖实在没有这种能力。所以早早想脱离关系，让别个能力较大的人来担任这个保险的任务。


    五四风潮以后，我鉴于为一个校长去留的问题，生了许多支节，我虽然抱了必退的决心，终不愿为一人的缘故，牵动学校，所以近几年来，在校中设立各种机关，完全倚几位教授为中坚，决不致因校长问题发生什么危险了。


    到现在布置的如此妥当，我本来随时可以告退，不过为校中同人感情的牵扯，预备到学期假中设法脱离。不意有彭允彝提出罗案再议的事件，叫我忍无可忍，不得不立刻告退了。


    罗案初起，我深恶吴景濂、张伯烈的险恶，因为他们为倒阁起见，尽可用质问弹劲的手续，何以定要用不法行为，对于未曾证明有罪的人，剥夺他的自由？我且深怪黎总统的大事糊涂，受二个人的胁迫，对于未曾证明有罪的人，草草的下令逮捕，与前年受张勋压迫，下令解散国会，实在同一糊涂。我那时候觉得北京住不得了，我的要退的意思，已经很急迫了。但是那时候这个案已交法庭，只要法庭依法办理，他们的倒阁目的已达，不再有干涉司法的举动，或者于法律保障人权的主义，经一番顿挫，可以格外昭明一点，不妨看他一看。现在法庭果然依法办理，宣告不起诉理由了，而国务员匆匆的提出再议的请求，又立刻再剥夺未曾证明有罪的人的自由，重行逮捕。而提出者又并非司法当局，而为我的职务上天天有关系的教育当局，我不管他们打官话打得怎么圆滑，我总觉得提出者的人格，是我不能再与为伍的。我所以不能再忍而立刻告退了。


    （《申报》，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自书简历


    蔡元培（年五十八岁。一八六七年一月十七日生于中国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


    一八九二年 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


    一八九四年 任翰林院编修。


    一八九八年 出京，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


    一九○一年 任南洋公学（今名南洋大学）特班教习。


    一九○二年 任爱国学社社长及爱国女学校校长。


    一九○六年 任北京译学馆教习。


    一九○七年 到德国柏林。


    一九○八年 到Leipzig，进大学听讲。


    一九一一年 革命军起，归国。


    一九一二年 南京政府成立，任教育总长。政府移北京，仍任教育总长，五月辞职。九月，复到德国Leipzis。


    一九一三年 四月回国。九月赴法国。


    一九一六年 回国。


    一九一七年 任北京大学校长。


    一九二一年 美国纽约大学赠名誉博士。


    著有《中学修身教科书</a>》、《中国伦理学史》、《哲学大纲》、《简易哲学纲要</a>》、《石头记索隐</a>》等书。又，北京大学学生所设新潮社印有《蔡孑民先生言行录》。


    （蔡元培手稿）


    爱国女学二十五周年纪念会演说词


    今日爱国女学校二十五周年的纪念节，我不能亲来祝贺，抱歉得很。今把我要说的话写出来，请内子养浩代我说一说。


    诸位看着本校有这许多学生，学科这样完备，校舍也这样宏敞，而且建筑校舍的地基也已经规定，不久就可以着手建筑，将以为本校是向来这样容易发展的。殊不知二十五年前初建设的本校，实在简陋不堪。


    当民国纪元前十年顷，我与前继室黄仲玉结婚后，同来上海，寓新马路登贤里。那时候，林少泉先生借他的夫人与他的妹子宗素女士由福建来上海，而通电反对大阿哥的经连山先生有意提倡女学。曾于吾寓中开会一次，到会的女士，除林氏两位外，有韦增珮、增瑛姊妹，吴弱男、亚男姊妹，薛锦琴、陈撷芬诸女士；男子除林、经二先生外，有蒋智由、陈梦坡、吴彦复诸先生。于是有开办女校的计划。到这一年的冬季，就由我与蒋、陈、林、吴诸先生开办这所女学校了。尔时，又由蒋先生介绍乌目山僧，因彼是罗伽陵夫人的代表，愿出点捐款，助我们成功。


    开办的时候，所有学生，都是发起人的眷属，教员就是发起人。公推蒋先生任校长，不到一个月，蒋先生要往日本游历，把校长的职务卸给我了。到第二年的正月，年纪大一点的旧学生，都不能来；我们招了几个小学</a>生，只请了一位专任的教员，其余的功课，我与仲玉担任了。等到南洋公学散学以后，组织一个爱国学社。学社的名，就是从本校推用过去的，因为那时候，本校的发起人已经同别的学者组织了一个中国教育会，本校与爱国学社，都作为中国教育会所办的事业。尔时，学社设在泥城桥，从吴稚晖先生的劝告，把本校移到学社左近。于是社中学生的姊妹，竞来就学，学生人数渐多。中国教育会的会员，来任教员的也较多，如王小徐先生的数学，叶浩吾先生的史学，吴稚晖先生、蒋竹庄先生的国文，钟宪鬯先生的理科，都是不可多得的好教员。


    爱国学社解散后，我辞了本校校长，请钟宪鬯先生继任。适逢张竹君女士到上海，宣传女子职业的重要，提倡手工，本校增设手工班，招特别学生，来学者及数百人。后来，张女士拟自立手工学校，学生有去此就彼的。钟先生辞职，中国教育会仍令我任校长，我的从弟国亲，同乡何阆仙先生、吴丹初先生都来帮助。办了一年多，我要回绍兴办学务公所，又辞职。嗣后，经徐紫虬先生、蒋竹庄先生、徐固卿先生、宋侠公先生与季融五先生的继续经营，才有现在的盛况，较之我从前办理的时候，真不可同日而语了。我深喜本校现在的光荣，并祝将来不断的发展。


    （《上海爱国女学校二十六周年纪念刊》，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出版）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北京大学的名称，是从民国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为京师大学堂，包有师范馆、仕学馆等，而译学馆亦为其一部。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译学馆教员，讲授国文及西洋史，是为我在北大服务之第一次。


    民国元年，我长教育部，对于大学有特别注意的几点：一、大学设法、商等科的，必设文科；设医、农、工等科的，必设理科。二、大学应设大学院（即今研究院），为教授、留校的毕业生与高级学生研究的机关。三、暂定国立大学五所，于北京大学外，再筹办大学各一所于南京、汉口、四川、广州等处（尔时想不到后来各省均有办大学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学堂，本仿日本制，为大学预备科，但程度不齐，于入大学时发生困难，乃废止高等学堂，于大学中设预科（此点后来为胡适</a>之先生等所非难，因各省既不设高等学堂，就没有一个纯萃较高学者的机关，文化不免落后；但自各省竞设大学后，就不必顾虑了）。


    是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两年后，严君辞职，改任马相伯君。不久，马君又辞，改任何锡侯君，不久又辞，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缆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止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a>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钉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


    那时候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学问未必都好，而来校既久，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也跟了阑珊起来。我们斟酌了一番，辞退几人，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办的。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有一英国教习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我也一笑置之。


    我从前在教育部时，为了各省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故改为各大学直接的预科。不意北大的预科，因历年校长的放任与预科学长的误会，竟演成独立的状态。那时候预科中受了教会学校的影响，完全偏重英语及体育两方面；其他科学比较的落后，毕业后若直升本科，发生困难。预科中竟自设了一个预科大学的名义，信笺上亦写此等字样。于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预科直接受本科学长的管理，不再设预科学长。预科中主要的教课，均由本科教员兼任。


    我没有本校与他校的界限，常为之通盘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时北大设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学亦有工、法两科。北京又有一工业专门学校，都是国立的。我以为无此重复的必要，主张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办。得北洋大学校长同意及教育部核准，把土木工与矿冶工并到北洋去了。把工科省下来的经费，用在理科上。我本来想把法科与法专并成一科，专授法律，但是没有成功。我觉得那时候的商科，毫无设备，仅有一种普通商业学教课，于是并入法科，使已有的学生毕业后停止。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决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学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编为本科大学；然没有达到目的。


    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为十四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a>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于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针时说他不合用了。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因而为外间守旧者所反对。适有赵体孟君以编印明遗老刘应秋先生遗集，贻我一函，属约梁任公、章太炎</a>、林琴南诸君品题。我为分别发函后，林君复函，列举彼对于北大怀疑诸点；我复一函，与他辩。这两函颇可窥见那时候两种不同的见解，所以抄在下面。


    这两函虽仅为文化一方面之攻击与辩护，然北大已成为众矢之的，是无可疑了。越四十余日，而有五四运动。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他们因愤激的缘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攒殴章宗祥的事，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学生居多数；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喧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祀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


    那时候学生仍每日分队出去演讲，政府逐队逮捕，因人数太多，就把学生都监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学生受了这样大的压迫，于是引起全国学生的罢课，而且引起各大都会工商界的同情与公愤，将以罢工、罢市为同样之要求。政府知势不可侮，乃释放被逮诸生，决定不签和约，罢免曹、陆、章，于是五四运动之目的完全达到了。


    五四运动之目的既达，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复，独北大因校长辞职问题，又起了多少纠纷。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继任，而为学生所反对，不能到校；各方面都要我复职。我离校时本预定决不回去，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度一种劳而无功的生活，所以启事上有“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了乞可小休；我欲小休矣”等语。但是隔了几个月，校中的纠纷，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决的状态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回校以前，先发表一文，告北京大学学生及全国学生联合会，告以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到校后，在全体学生欢迎会演说，说明德国大学学长、校长均每年一换，由教授会公举，校长且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之教授轮值，从未生过纠纷，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绩。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


    那时候蒋梦麐（麟）君已允来北大共事，请他通盘计划，设立教务、总务两处；及聘任、财务等委员会，均以教授为委员。请蒋君任总务长，而顾孟余君任教务长。


    北大关于文学、哲学等学系，本来有若于基本教员，自从胡适之君到校后，声应气求，又引进了多数的同志，所以兴会较高一点。预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国学四种研究所，止有国学研究所先办起来了。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比较的困难一点。自民国九年起，自然科学诸系，请到了丁翼甫、颜任光、李润章诸君主持物理系，李仲授君主持地质系。在化学系本有王抚五、陈聘丞、丁庶为诸君，而这时候又增聘程寰西、石衡青诸君。在生物学系本已有钟宪鬯君在东南西南各省搜罗动植物标本，有李石</a>曾君讲授学理，而这时候又增聘谭仲遥君。于是整理各系的实验室与图书室，使学生在教员指导之下，切实用功；改造第二院礼堂与庭园，使合于讲演之用。在社会科学方面，请到王雪艇、周镀生、皮皑白诸君；一面诚意指导提起学生好学的精神，一面广购图书杂志，给学生以自由考索的工具。丁翼甫君以物理学教授兼预科主任，提高预科程度。于是北大始达到各系平均发展的境界。


    我是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九年，有女学生要求进校，以考期已过，姑录为旁听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问我：“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我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后来各大学都兼收女生了。


    我是佩服章实斋先生的。那时候国史馆附设在北大，我定了一个计划，分征集、篡辑两股；篡辑股又分通史、民国史两类；均从长编入手。并编历史辞典。聘屠敬山、张蔚西、薛阁仙、童亦韩、徐贻孙。诸君分任征集编篡等务。后来政府忽又有国史馆独立一案，别行组织。于是张君所编的民国史，薛、童、徐诸君所编的辞典，均因篇帙无多，视同废纸；止有屠君在馆中仍编他的蒙兀儿史，躬自保存，没有散失。


    我本来很注意于美育的，北大有美学及美术史教课，除中国美术史由叶浩吾君讲授外，没有人肯讲美学。十年，我讲了十余次，因足疾进医院停止。至于美育的设备，曾设书法研究会，请沈尹默、马叔平诸君主持。设画法研究会，请贺履之、汤定之诸君教授国画；比国楷次君教授油画。设音乐研究会，请萧友梅君主持。均听学生自由选习。


    我在爱国学社时，曾断发而习兵操，对于北大学生之愿受军事训练的，常特别助成；曾集这些学生，编成学生军，聘白雄远君任教练之责，亦请蒋百里</a>、黄膺白诸君到场演讲。白君勤恳而有恒，历十年如一日，实为难得的军人。


    我在九年的冬季，曾往欧美考察高等教育状况，历一年回来。这期间的校长任务，是由总务长蒋君代理的。回国以后，看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坏一日，我处在与政府常有接触的地位，日想脱离。十一年冬，财政总长罗钧任君忽以金佛郎问题被逮，释放后，又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君提议，重复收禁。我对于彭君此举，在公议上，认为是蹂躏人权献媚军阀的勾当；在私情上，罗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于考察教育时为最密切的同伴，他的操守，为我所深信，我不免大抱不平，与汤尔和、邵飘萍、蒋梦麐（麟）诸君会商，均认有表示的必要。我于是一面递辞呈，一面离京。隔了几个月，贿选总统的布置，渐渐的实现；而要求我回校的代表，还是不绝，我遂于十二年七月间重往欧洲，表示决心；至十五年，始回国。那时候，京津间适有战争，不能回校一看。十六年，国民政府成立，我在大学院，试行大学区制，以北大划入北平大学区范围，于是我的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始得取消。


    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一经回忆，不胜惭悚。


    （《东方杂志》，第三十一卷第一号，


    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出版）


    我所受旧教育的回忆


    我六岁（以阴历计，若按新法止四岁余），入家塾，读《百家姓</a>》、《千字文</a>》、《神童诗</a>》等。本来初上学的学生，有读《三字经</a>》的，也有读《千字诗》或先读《诗经</a>》的，然而我没有读这些。我读了三部“小书”以后，就读四书</a>。四书读毕，读五经</a>。读小书、四书的时候，先生是不讲的，等到读五经了，先生才讲一点。然而背诵是必要的。无论读的书懂不懂，读的遍数多了，居然背得出来。


    读书以外，还有识字、习字、对句的三法，是我了解文义的开始。识字是用方块字教的，每一个字，不但要念出读法，也要说出意义。这种方法，现在儿童教育上还是采用的，但加上图画，这是比从前进步了。习字是先摹后临，摹是先描红字，后用影格。临则先在范本的空格上照写，后来用帖子放在前面，在别的空白纸上照写。初学时，先生把住我的手，助我描写，熟练了，才自由挥写。对句是造句的法子，从一个字起，到四个字止，因为五字以上便是做诗，可听其自由造作，不必先出范句了。对句之法，不但名词、动词、静词要针锋相对，而且名词中动、植、矿与器物、宫室等，静词中颜色、性质与数目等，都要各从其类。例如，先生出了“白马”，学生对以“黄牛”、“青狐”等，是好的；若用“黄金”、“狡狐”等等作对，就不算好了。先生出了“登高山”，学生对以“望远海”、“鉴止水”等，是好的；若用“耕绿野”、“放四海”等作对，用颜色、数目来对性质，就不算好了。其他可以类推。还有一点，对句时兼练习四声的分别。例如，平声字与平声字对，仄声字对仄声字对，虽并非绝对的不许，但总以平仄相对为正轨。又练习的时候，不但令学生知道平仄，而且在仄声中，上、去、入的分别，也在对句时随时提醒了。


    我的对句有点程度了，先生就教我作八股文。八股文托始于宋人的经义，本是散文的体裁，后来渐渐儿参用排律诗与律赋的格式，演成分股的文体，通常虽称八股，到我学八股的时候，已经以六股为最普通了。六股以前有领题，引用题目的上文，是“开篇”的意义；六股以后又有结论；可以见自领题到结论，确是整篇。但是领题以前有起讲（或称小讲），约十余句；起讲以前有承题，约四五句，二十余字；承题以前有破题，仅二句，约十余字；这岂不是重复而又重复吗？我以前很不明白，现在才知道了。这原是一种练习的方法：先将题目的一句演为两句（也有将题目的若干句缩成两句的，但是能作全篇的人所为）；进一步，演为四句；再进一步，演为十余句；最后才演为全篇。照本意讲，有了承题，就不必再有破题；有了起讲，就不必再有破题与承题；有了全篇，就不必再有破、承与起讲；不知道何时的八股先生，竟头上安头，把这种练习的手续都放在上面，这实在是八股文时代一种笑柄；我所以不避烦琐，写出来告知未曾做过八股文的朋友。


    我从十七岁起，就自由的读“考据”、“词章”等书籍，不再练习八股文了。


    （《人问世》第一期，一九三四年四月出版）


    假如我的年纪回到二十岁


    我是将迈七十岁的人了！回想二十岁的时候，还是为旧式的考据与同章所拘束，虽也从古人的格言与名作上得到点修养的资料，都是不深切的。我到三十余岁，始留意欧洲文化，始习德语。到四十岁，始专治美学。五十余岁，始兼治民族学，习一点法语。但我总觉得我所习的外国语</a>太少太浅，不能畅读各国的文学原书；自然科学的根抵太浅，于所治美学及民族学亦易生阻力；对于音乐及绘画等，亦无暇练习，不能以美学上的实验来助理论的评判；实为一生遗憾。


    所以我若能回到二十岁，我一定要多学几种外国语，自英语、意大利语而外，希腊文与梵文，也要学的；要补习自然科学，然后专治我所最爱的美学及世界美术史。这些话似乎偏于求学而略于修养，但我个人的自省，觉得真心求学的时候，已经把修养包括进去。有人说读了进化论，会引起勇于私斗敢于作恶的意识；但我记得：我自了解进化公例后，反更懔懔于“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条件。至于文学、美术的修养，在所治的外国语与美术史上，已很足供给了。


    蔡元培


    （《大众画报》第十八期，一九三五年四月出版）


    我青年时代的读书生活


    我五岁零一个月（旧法算是六岁）就进家塾读书，初读的是《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等，后来就读《大学》、《中庸</a>》、《论语</a>》、《孟子</a>》等四书，最后读《诗经》、《书经</a>》、《周易</a>》、《小戴礼记</a>》、《春秋</a>左氏传》。当我读《礼记》（《小戴礼记》的省称）与《左传</a>》（《春秋左氏传》之省称）的时候，我十三岁，已经学作八股文了。那时我的业师，是一位老秀才王子庄先生。先生博览明清两朝的八股文，常常讲点八股文家的故事，尤佩服吕晚村先生，把曾静案也曾详细的讲过。先生也常看宋明儒的书，讲点朱陆异同，最佩服的是刘蕺山先生，所以自号仰蕺山房。先生好碑帖，曾看《金石萃编》等书。有一日，先生对一位朋友，念了“你半推半就，我又惊又爱”两句话，有一位年纪大一点的同学，笑着说：“先生念了《西厢》的淫词了。”先生自己虽随便看书，而对于我们未成秀才的学生，除经书外，却不许乱看书。有一日，我借得一本《三国志</a>演义》，看了几页，先生看见了，说：“看不得，陈寿</a>《三国志》，你们现在尚不可看，况且演义里边所叙的事，真伪参半，不看为妙。”有一日，我借到一本《战国策</a>》，也说看不得。先生的意思，我们学作小题文时，用字都要出于经书；若把《战国策》一类书中的词句用进去，一定不为考官所取。所以那时我们读书为考试起见，即如《礼记》里面关乎丧礼的各篇各节，都删去读，因为试官均有忌讳，决不出丧礼的题目；这样的读书，照现代眼光看来，真有点奇怪了。我十六岁，考取了秀才，我从此不再到王先生处受［授］业，而自由读书了。那时我还没有购书的财力，幸而我第六个叔父茗珊先生有点藏书，我可以随时借读，于是我除补读《仪礼</a>》、《周礼</a>》、《春秋公羊传</a></a>》、《谷梁传</a>》、《大戴礼记</a>》等经外，凡关于考据或词章的书，随意检读，其中最得益的，为下列各书：


    一、朱骏声氏《说文通训定声》。清儒治《说文》最勤，如桂穰氏《说文义证》、王绪氏《说文句读及释例》，均为《说文》本书而作。段玉裁</a>氏《说文解字</a>注</a>》，已兼顾本书与解经两方面，只有朱氏，是专从解经方面尽力。朱氏以引申为转注，当然不合，但每一个字，都从本义、引申、假借三方面举出例证，又设为托名标帜，与各类连语等词类，不但可以纠正唐李阳冰、宋王安石</a>等只知会意不知谐声的错误，而且于许慎氏所采的阴阳家言如对于天干、地支与数目的解说，悉加以合理的更正。而字的排列，以所从的声相联，字的分部以古韵为准，检阅最为方便。我所不很满意的，是他的某假为某，大半以臆见定之。我尝欲搜集经传中声近相通的例证，替他补充，未能成书，但我所得于此书的益处，已不少了。


    二、章学诚</a>氏《文史通</a>义》。章先生这部书里面，对于搭空架子、抄旧话头的不清真的文弊，指摘很详。对于史法，主张先</a>有极繁博的长编，而后可以有圆神的正史。又主张史籍中人、地名等均应有详细的检目，以备参考。我在二十余岁时，曾约朋友数人，试编二十四史</a>检目（未成书）；后来兼长国史馆时，亦曾指定编辑员数人试编此种检目（亦未成书），都是受章先生影响的。


    三、俞正爱氏《葵巳类稿》及《葵巳存稿》。俞先生此书，对于沽训、掌故、地理、天文、医学、术数、释典、方言，都有详博的考证。对于不近人情的记述，常用幽默的语调反对他们，读了觉得有趣得很。俞先生认一时代有一时代的见解与推想，不可以后人的见解与推想去追改他们，天算与声韵，此例最显，这就是现在胡适之、顾颉刚</a>诸先生的读史法。自《易经</a>》时代以至于清儒朴学时代，都守着男尊女卑的成见，即偶有一二文人，稍稍为女子鸣不平，总也含有玩弄等的意味。俞先生作《女子称谓贵重》、《姬姨》、《姊姒义》、《妒非女人恶德论》、《女》、《释小补楚语笄内则总角义》、《女吊婿驳义》、《贞女说》、《毫州志木兰事书后》、《尼庵议》、《鲁二女》、《息夫人未言义》、《书旧五代史</a>僭伪列传后》、《易安居士事辑》、《书旧唐书</a>舆服志后》、《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附古事》、《家妓官妓旧事》等篇，从各方面证明男女平等的理想。《贞女说》篇谓：“男儿以忠义自责则可耳，妇女贞烈，岂是男子荣耀也？”《家妓官妓旧事》篇，斥杨诚斋黥妓面，盂之经文妓鬓为“虐无告”，诚是“仁人之言”。我至今还觉得有表彰的必要。我青年时代所喜读的书，虽不止这三部，但是这三部是我深受影响的，所以提出来说一说。


    （《读书生活》，第二卷第六期，


    一九三六年七月四日出版）


    整顿北京大学的经过


    ——在南京北大同学聚餐会上的演说词


    今天北大同人会集于此，替我祝寿，得与诸先生、诸同学相见，我心甚为愉快，但实觉得不敢当。刚才听得主席王同学报告，及前教授石先生等致词，均属极恳挚的勉励和奖誉之言，真叫我于感激之余，惭愧的了不得。我今年实在还未到七十岁的足数日子，记得莲伯玉有句话：“行年五十，当知四十九年之非。”我今年就算七十，那么今是昨非之感，恐怕不过是六十九年的种种错误罢了。自今以后，极愿至其余年，加倍努力于党国及教育文化事业，以为报答，并希冀借此稍赎过愆。


    今日在座者，皆北大有关系之人，请略说当年北大情形。北大在民元以前叫做京师大学堂，包有师范馆、仕学馆、译学馆等部分，我当时也曾任译学馆教员，是为我服务北大之始。尔后我因赴德国留学，遂与北大脱离。至民五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有人劝我不必就职，说北大腐败极了，进去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人就说，既然知道北大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意思。我到底服从后说而进北京。


    自入北大以后，乃计议整顿北大的办法：第一，我拟办的是设立研究所，为教授、留校毕业生与高年级学生的研究机关。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晓得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求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自己也是不讲进修的，尤其是北大的学生，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殖继下来，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重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若使一位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然时常请假，他们还是攀附得很，因为毕业后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这类习惯费了多少年打破工夫，终不免留下遗迹。


    第二件事就是所谓开放女禁。其实中国大学无所谓女禁，像英国牛津等校似的。民九，有女学生要求进校，以考期已过，姑录为旁听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问我：“兼收女生是否创制新法？”我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条文；从前女生不抗议，所以不招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由。”这是我国大学男女同学的开始。稍后，孔德学校也有女学生，于是各中、小学逐渐招收她们了。我一向是主张男女平等的，可惜今天到会的女同学，只有赵、谭、曹三位，仍觉得比男同学少得多。


    第三件我提倡的事，就是变更文体，兼用白话，但不攻击文言。我本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子</a>一类的主张，因为学术上的派别也和政治上的派别一样，是相对的，不是永远不相容的。在北大当时，胡适之、陈仲甫、钱玄同、刘半农诸君，暨沈氏兄弟，积极的提倡白话文学；刘师培</a>、黄季刚诸君，极端维护文言。我却相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做白话文，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曾声明，作美术文，用文言未尝不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艮庭的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妨害。可是文言、白话的分别适用，到如今依然没有各得其当。


    以上系我在北大时举办的或提倡的几件较大的事情。其他如注意美育，提倡军训，培养学生对于国家及人类的正确观念，都没有放松。只可惜上述这些理想，总没有完全实现。可见个人或少数人的力量，终是有限。综计我居北大校长名义，自民六至民十五，共十年有半，而实际办事，不过五年有半，所成就者仅仅如是。一经回忆，对于知我罪我，不胜惭悚！


    今天在座的，年龄皆少于我，未来服务于国家社会的机会正多，发展无量。况且以诸位的年龄，合计不知几千百倍于本人，而预料诸位将来达于七十岁的时候，对于国家社会的贡献，更不知将几千百倍于本人；所以今天诸位先生与同学以祝我的，我谨以还祝诸位健康。


    （《中央周报》第四○六期，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出版）


    记三十六年以前之南洋公学特班


    南洋公学，自民元前十六年奏准后，即于第二年设师范院，其程度如民国元年之师范学校。又设外院，考取学生，派师范生轮流教之，其程度如今日之小学也。第二年，设中院，其程度如今日之中学。前十二年。上院校舍落成，适有北洋大学学生避拳乱来上海者，乃设铁路班以收容之，是为高等教育之发端。故自外院，而中院，而上院，即自小学，而中学，而高等学校，是为南洋公学正式之系统。所设之师范院，本为例外。而当时尚有一例外之班，与师范相类者，为特班。交通大学中，尚保存拟设《南洋公学特班章程》一通，其第五条有云：“师范生应遵守之规约，及应独得之优礼，特班从同。”足为特班与师范院相类之证也。


    特班之设，为沈总理（总理即今之校长）曾植所提议，而盛督办宣怀从之。其考试，据特班同学彭清鹏君所述：“招考二次，每次各取二十人，初试在南洋公学，复试在盛宅。所试皆国文，复试题为《明夏良胜</a>中庸衍义</a>书后》及《请建陪都议》，与试者大都不知第一题之出处，由监试员检示《四库全书提要</a>》，乃勉强完卷。开学以后，陆续报到者三十八人，均寄宿校中。”其时彭君与邵闻泰、谢忱二君皆未满二十岁，亦彭君所能忆及者也。然交大所保存之特班常年经费，则言学生三十人，伙食每人三元，每月九十元，似不过三十人。今据我与彭君及老校友沈叔逢君所能忆及之特班同学，则尚不满三十人。今姑依姓氏画数之多少，题名于左，并以予所忆及之籍贯及略历附注之：


    王世澂号莪孙，福建闽侯人，治法学。


    王世□ 世澂之弟。


    朱履龢 字笑山，江苏吴县人，留学英国，治法学，曾任司法部次长。


    吴叔田


    李漱桐（叔同） 天津人，曾留学日本，初为美术家，书画篆刻，无不精工；并参加春柳社。后皈依佛教，改名弘一</a>。


    贝寿同 字季眉，江苏吴县人，留学德国，治建筑术，在司法部任技正甚久。


    邵闻泰 字仲辉，后改名力子，浙江绍兴人，善为文，努力革命，现任陕西省政府主席。


    林大同 浙江永</a>嘉人，在杭州办水利局多年。


    范彦矧 浙江平湖人。


    胡仁源 字次珊，浙江吴兴人，善为文，富哲学思想，留学英国，治工程，曾任北京大学工科学长并代理校长。


    殷祖同 字志伊，江苏常熟人，在特班时，富革命思想，善为文。散学后未久，于归途中失足坠水卒。


    项骧 号微尘，浙江永嘉人，治财政学，曾在财政部服务。


    黄炎培 号韧之，后改名任之，江苏上海人。在清季，秘密组织革命团体；后在江苏教育界服务甚久；创设中华职业教育社及人文图书馆等。


    陆梦熊 字渭渔，曾留学日本，在交通上服务甚久，现任交通部专员。


    郭奇远 浙江永嘉人。


    彭清鹏 字云伯，江苏吴县人，在司法部任秘书甚久，现任司法行政部科长。


    穆湘瑶 号恕再，江苏上海人，曾在警察上服务，现营实业。


    钟枚 字卡岑，浙江杭州人，曾在浙江行政上服务。


    谢忱 字元量，今以字行，四川人，善为文，现任监察院监察（委）员。


    魏斯灵 号阜欧，江西人，曾任江西财政厅长及国会议员。


    右所记不过二十人，其籍贯及略历，恐亦尚有说误，姑记之以待补正。


    特班章程第一条云：“特设一班，以待成材之彦之有志西学者。”是课程重在西学。又于第四条规定：功课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初级功课，后期为高级功课，各限三年卒业。初级功课为英文之写诵、文法、章句；算学之数学、代数、几何、平三角；格致化学之手演。高级功课为格致化学之阐理，地志，史学，政治学，理财学，名学。是其本意在以英文教授政治、理财等学，养成新式从政人才，而令于初级中补受数、理、化普通教育也。


    因特班生对于初级功课，有已习或未习者，故均在中院上课，或插班，或开班，我已忘之。我所忆及者，章程之第七条所规定：“西课余暇，当博览中西政事诸书，以为学优则仕之地。”特设教员二人以管理之。其一任监督，初聘江西赵君从蕃任之，赵君辞职后，聘黄岩</a>王君舟瑶继任。其一任指导，则由我任之。


    指导之法，稍参书院方式，学生每人写札记，由教员阅批。月终，由教员命题考试，评次甲乙，送总理鉴定。其时学生中能读英文者甚少。群思读日文书，我乃以不习日语而强读日文书之不彻底法授之，不数日，人人能读日文，且有译书者。


    特班开办于民元前十一年之春，解散于前十年之冬，自始至终，不及二年。不特章程第四条之初级功课未能修毕，即第七条之自修，恐亦影响甚微。其中多数特班生卒能在学术上、社会上有贡献者，全恃此后特殊力学之结果耳。惟同学聚散，不无雪泥鸿爪之感。黄任之君曾于民元十六年，邀集特班同学，在上海半淤园聚餐，到者忆不过十余人。忽忽十年，尚未有第二次之集会。适交通大学四十年纪念册征文，余以此事亦校史中特别之史实，故就所忆及者记述之，以充篇幅。


    （蔡元培手稿）


    辛亥那一年


    辛亥是我留德的第五年。我于丁未五月间经西伯里亚往德国。到柏林后，始知有徐伯荪先烈刺恩铭于安庆，及秋竞雄先烈等在绍兴遇害之事。上海报戴（载），问官说：“汝受孙文指使么？”（大意如此）徐先烈说：“我运动革命，已二十年，还要受别人指使么？”驻德孙慕韩公使读到此，有点寒心，乃强作解嘲</a>语说：“革命党真是大言不惭。”


    自丁未到辛亥五年间，差不多年年都有惊人的大事。例如丁未七月间，孙先生有钦廉之役。十一月，又有镇南关之役。戊申三月，有河口之役。是年十月，有熊成基先生在安庆起义。庚戌，有汪精卫</a>先生刺载沣之事。至于辛亥三月间，温生才先生刺杀孚琦，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于是促成八月十九日之起义，而告一大结束。我也于是年回国了。


    辛亥八月中旬（阳历十月初旬），德国大学的暑假尚未完，而中学已开课。我因几位德国朋友的介绍，往维铿斯多中学参观。这中学是私立的，是较为革新的，在课程上，重顿悟不重记诵；在训育上，尚感化不尚拘束，于会食前，诵一条世界名人格言，以代宗教式祈祷；注重音乐，除平时练习外，每星期必有一次盛大的演奏；学生得举行茶会，邀教员及男、女同学谈话。我寄住在此校教员宿舍中，历一星期，觉得他们合理化的生活，是很有趣的。我在此校住了一星期，忽见德国报纸上，载有武汉起义的消息。有一德国朋友问我：这一次的革命，是否可以成功？我答以必可成功，因为革命党预备已很久了。不久，又接到吴稚晖先生一函（自伦敦来，或自巴黎来，我此时记不清了）。以武汉消息告我，并言或者是一大转机，我辈均当尽力助成（大意如此）。我于是先到柏林，每日总往同学会，与诸同学购报传观，或集资发电，大家都很热烈的希望各省响应就是了。同学中，有一位刘庆恩君，稍稍做了一点可资谈助的事：同学会中，本有两面小龙旗，插在案上花瓶中。有一日，刘君把这龙旗扯破了，他去备了两面五色旗来替它。又有一日，来了一位使馆的秘书，带笑着说道：“袁宫保出来了，革命军势孤了！”仿佛很得意的样子。刘君骂道：“放屁！”就打他一个耳光，别人赶紧劝开，那秘书也只好悄悄的去了。


    我在柏林住了一个月光景，接陈英士先生电报，催我回国，我就从西伯里亚回来。到上海，正是黄克强先生由汉口来上海的时候，孙先生还没有到。有一日，说是有一个省代表会，将于第二日举大元帅，大约举黎宋卿先生的多一点。我因为听说黎先生本来不是赞成起义的，又那时候很有与北军妥协的消息，觉得举黎不妥，特地到汤垫仙先生处，同他磋商，适章太炎先生亦在座，详细讨论，彼等亦赞成我举黄的提议。但汤先生不肯于第二日直接举黄，而要求我亦到会，于会中推我为代表而投票举黄。不知何以要有如此曲折，我那时也不求甚解而允之。第二日，开选举会，依汤先生所定之手续，我投票举黄，章先生及其他有选举权者，皆举黄，盖事前受章、汤两先生疏通了。大元帅举定后，章先生忽起立，垂涕而道，大意说：“黎先生究系首难的人物，不可辜负他，现在大元帅既选定，请设一副元帅，并举黎先生任之。”全体赞成。


    那时候，又有一段新闻，关于辜汤生先生的事。自武昌起义以后，望平街各报馆每日发好几次传单，并在馆门口用大字誉写，借示行人，于是望平街有人山人海之状。辜先生那时正在南洋公学充教员，乃撰一英文论说，送某报，责问公共租界工部局，谓：“望平街交通阻滞，何以不取缔？”南洋公学学生阅之，认辜先生含有反革命意，乃于辜来校时，包围而语责之。辜说：“言论本可自由，汝等不佩服我，我辞职。”学生鼓掌而散，辜亦遂不复到校。此为我回国以后所闻，未知确否。


    （《越风》，杂志第二十期，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出版）


    我在五四运动时的回忆


    民国五年的冬季，我正在法国，接到教育部的电报，要我回国任北大校长。本来，在民元我长教育部以前，那时名叫京师大学堂，我便在那大学堂一部分的译学馆任国文及西洋史的教员。现在要我来任北大校长，我算是第二次为北大服务了。


    当我从法国回到上海的时候，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些朋友说：既然知道他的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接受了后说，到北大来。


    到北大以后，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教书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便算功德完满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我到校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授着手。


    因此，我到北大，由医专校长汤尔和君的介绍，便首先聘请了主编《新青年》的陈独秀</a>君任北大文科学长，同时在《新青年》上，我们认识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他到北大任教职。


    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而他们一定要参加，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


    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张（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他们因愤激的缘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攒殴章宗祥的事。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的学生居多数。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喧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祀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


    我离京之时，学生仍每日分队出去演讲，政府逐队逮捕，因人数太多，就把学生都监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学生受了这样大的压迫，于是引起全国学生的罢课，而且引起各大都会工商界的同情与公愤，将以罢工、罢市为同样的要求。政府知势不可侮，乃释放被逮诸生，并决定不签和约，罢免曹、章、陆，于是，五四运动的目的完全达到了。


    虽然五四运动的目的既达，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复，独北大因校长辞职问题又起多少纠纷。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继任，而为学生所反对，不能到校。各方面需要我复职。我离校时本预定决不回去，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度一种（劳）苦而无功的生活，


    但是，隔了几个月，校中的纠纷，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决的状态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回校以前，先发表《告北京大学学生及全国学生联合会（书）》，告以学生救国，重在研究学术，不可常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至此，北大因五四运动而起的纠纷才算平息了。


    （《中国学生》，第二卷第九期，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出版）


    爱国女学三十五年来之发展


    爱国女学之成立，已三十五年。余为三十五年前参与发起之一人，回想当年，不胜今昔之感。


    民国纪元前十年，余在南洋公学任教员。是时反对清廷议立大阿哥之经连山先生尚寓上海，而林少泉先生借其妻林××夫人及其妹林宗素女士自福州来，均提倡女学。由余与亡室黄仲玉夫人招待，在登贤里寓所开会。到会者除经、林二氏外，有韦氏增珮、增瑛两女士，吴产复先生偕其女亚男、弱男及其妾夏小正</a>三女士，陈梦坡先生偕其女撷芬、及其二妾蔡××、蔡××三女士，余与林、陈诸先生均有演说。会毕，在里外空场摄影，吴产复夫人自窗口望见之而大骂，盖深不以其二女参与此会为然也。未几，薛锦琴女士到沪，蒋智由先生设席欢迎，乃请仲玉与林氏姑嫂作陪，而自身不敢列席，盖其时男子尚不认娶妾为不合理，而男女之界，亦尚重避嫌如此。


    爱国女学，即在此种环境中产生也。是年冬，由蒋智由、黄宗仰两先生提议，设立女校，余与林、陈、吴三先生并列名发起，设校舍于登贤里，名曰爱国。罗伽陵夫人代表乌目山僧捐资相助，而推蒋先生为校长，发起人均任教员。未几，蒋先生往日本游历，余被推继任。开办时所有学生，即发起人家中之女子。及第二年，始招外来学生；而第一届学生，多因年龄长大、家务分心而退学，故学生甚少。


    爱国女学第一次之发展，在爱国学社成立以后。由吴稚晖先生提议，迁校舍于学社左近之泥城桥福源里，并运动学社诸生，劝其姊妹就学，而学社诸教员，如王小徐、叶浩吾、吴稚晖、蒋竹庄诸先生，亦兼任女学教课，逐时本校始有振兴之气象。


    第二次之发展，则在钟宪鬯先生长校时期，即爱国学社被解散之后。是时，张竹君女士初自广州来，力倡妇女经济独立之必要，愿教以手工。钟先生因于本校课程中加手工，而且附设手工传习所，请张女士及其弟子传授。由本校学生之宣传，而内地妇女纷来学习。其后，手工传习所虽停办，而爱国女学之声名，传播已广。


    第三次之发展，则为蒋竹庄先生长校时期。时在民元前三年一月。厘订课程，使适合于中小学教育之程度；订建校舍，使教室与运动场有相当之设备。从此，本校始脱尽革命党秘密机关之关系——余长本校前后数次，凡革命同志徐伯荪、陶焕卿、杨笃生、黄克强诸先生到上海时，余与从弟国亲及龚未生同志等，恒以本校教员资格，借本校为招待与接洽之机关。其时，较高级之课程，亦参革命意义，如历史授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故事；理化注重炸弹制造等。又高级生周怒涛等，亦秘密加入同盟会——而入于纯粹的教育事业之时代。民元四月，徐固卿先生继任校长，民三（年），添办体育科、文科，校誉日益隆盛。江苏教育厅批准立案。徐固卿先生解职后，曾由萧蜕公、宋侠公、吴和士诸先生相继任校长。


    第四次之发展，则为季融五先生长校时期。时在民国十年。遵教育部学制，划分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体育专科与附属小学四部。民十六年，因国民政府奠都南京，教育行政系统更易，本校划隶上海市区，改向上海市教育局立案，奉令更名为私立爱国女子中学。其后因来学者众，原有校舍不敷应用，乃于十九年秋迁至江湾路尘园，次第自建校舍。高中部复添设师范科，于是基础益形巩固，校务日见发达。


    在此节节发展时期，不幸二十一年“一·二八”之役，全部校舍，悉被焚毁，三十年来之文物，损失殆尽。不得已，遂假法租界贝勒路志成小学余屋，招集学生，以维教学。逾月，复迁至吕班路大陆坊。是年秋，季融五先生因感受刺激而辞职，校董会推孙翔仲先生为校长，迁回尘园，以图复兴，重建校舍，添置校具，并办女童军训练班，设第二小学于新闸路。二十二年秋，得校董祷民谊、潘守仁两先生之助，更添建仁斋、谊斋两宿舍。逾年，孙翔仲先生辞职，校董会推季毅生先生任校长。是年秋，移设校内附属小学一部于昆山路，奉令改称爱国女子第一小学，附设幼稚园。二十四年秋，复就昆山路校舍，添设初中第二院，学生亦颇众多，并呈准教育部将体育科正名为体育师范科，校后更辟田径场，运动成绩，与年俱进；而各科课程，亦多注重实际。自二十一年秋至今，可谓爱国女学之复兴时期。


    今年为三十五周年，观历来发展之历史，又兼以主持者之毅力，预料前途，必更有辉煌之象也。


    （《爱国女学校三十五周纪念刊》，


    该校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出版）


    我在教育界的经验


    我自六岁至十七岁，均受教育于私塾；而十八岁至十九岁，即充塾师（民元前二十九年及二十八年）。二十八岁又在李蕴客先生京寓中充塾师半年（前十八年）。所教的学生，自六岁至二十余岁不等。教课是练习国文，并没有数学与其他科学。但是教国文的方法，有两件是与现在的教授法相近的：一是对课，二是作八股文。对课与现在的造句法相近。大约由一字到四字，先生出上联，学生想出下联来。不但名词要对名词，静词要对静词，动词要对动词；而且每一种词里面，又要取其品性相近的。例如先生出一山字，是名词，就要用海字或水字来对他，因为都是地理的名词。又如出桃红二字，就要用柳绿或薇紫等词来对他；第一字都用植物的名词，第二字都用颜色的静词。别的可以类推。这一种工课，不但是作文的开始，也是作诗的基础。所以对到四字课的时候，先生还要用圈字的法子，指示平仄的相对。平声字圈在左下角，上声在左上角，去声右上角，入声右下角。学生作对子时，最好用平声对仄声，仄声对平声（仄声包上、去、入三声）。等到四字对作得合格了，就可以学五言诗，不要再作对子了。


    八股文的作法，先作破题，止两句，把题目的大意说一说。破题作得合格了，乃试作承题，约四五句。承题作得合格了，乃试作起讲，大约十余句。起讲作得合格了，乃作全篇。全篇的作法，是起讲后，先讲领题，其后分作八股（六股亦可），古每两股都是相对的。最后作一结论。由简而繁，确是一种学文的方法。但起讲、承题、破题，都是全篇的雏形；那时候作承题时仍有破题，作起讲时仍有破题、承题，作全篇时仍有破题、承题、起讲，实在是重床叠架了。


    我三十二岁（前十四年）九月间，自北京回绍兴，任中西学堂监督，这是我服务于新式学校的开始。这个学堂是用绍兴公款设立的。依学生程度，分三斋，略如今日高小、初中、高中的一年级。今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麐（麟）君、北大地质学教授王烈君，都是那时候第一斋的小学生。而现任中央研究院秘书的马祀光君、任浙江教育厅科员的沈光烈君，均是那时候第三斋的高材生。外国语原有英、法二种，我到校后又增日本文。教员中授哲学、文学、史学的有马泪菇、薛阁轩、马水臣诸君，授数学及理科的有杜亚泉、寿孝天诸君，主持训育的有胡钟生君，在当时的绍兴，可为极一时之选。但教员中颇有新旧派别，新一点的，笃信进化论，对于旧日尊君卑民，重男轻女的旧习，随时有所纠正，旧一点的不以为然。后来旧的运动校董，出而干涉，我遂辞职（前十三年）。


    我三十五岁（前十一年）任南洋公学特班教习。那时候南洋公学还止有小学、中学的学生；因沈子培监督之提议，招特班生四十人，都是擅长古文的；拟授以外国语及经世之学，备将来经济特科之选。我充教授，而江西赵仲宣君、浙江王星垣君相继为学监。学生自由读书，写日记，送我批改。学生除在中学插班习英文外，有愿习日本文的；我不能说日语，但能看书，即用我的看书法教他们，他们就试译书。每月课文一次，也由我评改。四十人中，以邵闻泰（今名力子）、洪允祥、王世澂、胡仁源、殷祖同、谢忱（今名无量）、李（叔）同（今出家号弘一）、黄炎培、项骧、贝寿同诸君为高材生。


    我三十六岁（前十年），南洋公学学生全体退学，其一部分借中国教育会之助，自组爱国学社，我亦离公学，为学社教员。那时候同任教员的吴稚晖、章太炎诸君，都喜昌言</a>革命，并在张园开演说会，凡是来会演说的人，都是讲排满革命的。我在南洋公学时，所评改之日记及月课，本已倾向于民权女权的提倡，及到学社，受激烈环境的影响，遂亦公言革命无所忌。何海樵君自东京来，介绍我宣誓入同盟会，又介绍我入一学习炸弹制造的小组（此小组本止六人，海糕与杨笃生、苏凤初诸君均在内）。那时候学社中师生的界限很宽，程度较高的学生，一方面受教，一方面即任低级生的教员；教员热心的，一方面授课，一方面与学生同受军事训练。社中军事训练，初由何海樵、山渔昆弟担任，后来南京陆师学堂退学生来社，他们的领袖章行严、林力山二君助何君。我亦断发短装与诸社员同练步伐，至我离学社始已。


    爱国学社未成立以前，我与蒋观云、乌目山僧、林少泉（后改名白水）、陈梦坡、吴彦复诸君组织一女学，命名“爱国”。初由蒋君管理，蒋君游日本，我管理。初办时，学生很少；爱国学社成立后，社员家中的妇女，均进爱国女学，学生骤增。尽义务的教员，在数理方面，有王小徐、严练如、钟宪鬯、虞和钦诸君；在文史方面，有叶浩吾、蒋竹庄诸君。一年后，我离爱国女学。我三十八岁（前八年）暑假后，又任爱国女学经理。又约我从弟国亲及龚未生、俞子夷诸君为教员。自三十六岁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下暴动的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一方面受苏凤初君的指导，秘密赁屋，试造炸药，并约钟宪鬯先生相助，因钟先生可向科学仪器馆采办仪器与药料。又约王小徐君试制弹壳，并接受黄克强、剧若木诸君自东京送来的弹壳，试填炸药，由孙少侯君携往南京僻地试验。一方面在爱国女学为高材生讲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历史，并由钟先生及其馆中同志讲授理化，学分特多，为练制炸弹的预备。年长而根抵较深的学生如周怒涛等，亦介绍入同盟会，参加秘密小组。


    我三十九岁（前七年），又离爱国女学。嗣后由徐紫虬、吴书箴、蒋竹庄诸君相继主持，爱国女学始渐成普通中学，而脱去从前革命性的特殊教育了。


    四十岁（前六年），我到北京，在译学馆任教习，讲授国文及西洋史，仅一学期，所编讲义未完，即离馆。


    四十一岁至四十五岁（前五年至一年），又为我受教育时期。第一年在柏林，习德语。后三年，在莱比锡，进大学。


    四十六岁（民国元年），我任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据清季学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宗旨而加以修正，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前三项与尚武、尚实、尚公相等，而第四、第五两项却完全不同，以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所以删去。至提出世界观教育，就是哲学的课程，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除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对于公民道德的纲领，按法国革命时代所标举的自由、平等、友爱三项，用古义证明说：“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


    学部旧设普通教育、专门教育两司；改教育部后，我为提倡成人教育、补习教育起见，主张增设社会教育司。


    我与次长范静生君常持相对的循环论，范君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我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把两人的意见合起来，就是自小学以至大学，没有一方面不整顿。不过他的兴趣，偏于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我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罢了。


    我那时候，鉴于各省所办的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毕业生进大学时，甚感困难，改为大学预科，附属于大学。又鉴于高等师范学校的科学程度太低，规定逐渐停办；而中学师资，以大学毕业生再修教育学的充之。又以国立大学太少，规定于北京外，再在南京、汉口、成都、广州各设大学一所。后来我的朋友胡君适之等，对于停办各省高等学堂，发现一种缺点，就是每一省会，没有一种吸集学者的机关，使各省文化进步较缓。这个缺点，直到后来各省竞设大学时，才算补救过来。


    清季的学制，于大学上，有一通儒院，为大学毕业生研究之所。我于《大学令》中改名为大学院，即在大学中，分设各种研究所。并规定大学高级生必须入所研究，伺所研究的问题解决后，始能毕业（此仿德国大学制）。但是各大学未能实行。


    清季学制，大学中仿各国神学科的例，于文科外又设经科。我以为十四经中，如《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系；《诗》、《尔雅</a>》，已入文学系；《尚书</a>》、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a>已入史学系；无再设经科的必要，废止之。


    我认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要偏重文理两科，所以于《大学令》中规定：设法、商等科而不设文科者不得为大学；设医、工、农等科而不设理科者，亦不得为大学。但此制迄未实行。而我于任北大校长时，又觉得文理二科之划分，甚为勉强；一则科学中如地理、心理等等，兼涉文理；二则习文科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习理科者不可不兼习文科。所以北大的编制，但分十四系，废止文、理、法等科别。


    我五十一岁至五十八岁（民国六年至十二年），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民国五年，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要我回国，任北大校长。我遂于冬间回来。到上海后，多数友人均劝不可就职，说北大腐败，恐整顿不了。也有少数劝驾的，说：腐败的总要有人去整顿，不妨试一试。我从少数友人的劝，往北京。


    北京大学所以著名腐败的缘故，因初办时（称京师大学堂）设仕学、师范等馆，所收的学生，都是京官。后来虽逐渐演变，而官僚的习气，不能洗尽。学生对于专任教员，不甚欢迎，较为认真的，且被反对。独于行政、司法界官吏兼任的，特别欢迎；虽时时请假，年年发旧讲义，也不讨厌，因有此师生关系，毕业后可为奥援。所以学生于讲堂上领受讲义，及当学期、学年考试时要求题目范围特别预备外，对于学术，并没有何等兴会。讲堂以外，又没有高尚的娱乐与自动的组织，遂不得不于学校以外，竟为不正当的消遣。这就是著名腐败的总因。我于第一次对学生演说时，即揭破“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云云。于是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会。并提倡进德会（此会为民国元年吴稚晖、李石曾、张溥</a>泉、汪精卫诸君发起，有不赌、不嫖、不娶妾的三条基本戒，又有不作官史、不作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的五条选认戎），以挽奔竞及游荡的旧习；助成体育会、音乐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以供正当的消遣；助成消费公社、学生银行、校役夜班、平民学校、平民讲演团与《新潮》等杂志，以发扬学生自动的精神，养成服务社会的能力。


    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理科自李仲揆、丁巽甫、王抚五、颜任光、李书华诸君来任教授后，内容始以渐充实。北大旧日的法科，本最离奇，因本国尚无成文之公、私法，乃讲外国法，分为三组：一曰德、日法，习德文、日文的听讲；二曰英、美、法，习英文的听讲；三曰法国法，习法文的听讲。我深不以为然，主张授比较法，而那时教员中能授比较法的，只有王亮畴、罗钧任二君。二君均服务司法部，只能任讲师，不能任教授。所以通盘改革，甚为不易。直到王雪艇、周镀生诸君来任教授后，始组成正式的法科，而学生亦渐去猎官的陋见，引起求学的兴会。


    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例如陈君介石、陈君汉章一派的文史，与沈君尹默一派不同；黄君季刚一派的文学，又与胡君适之的一派不同；那时候各行其是，并不相妨。对于外国语，也力矫偏重英语的旧习，增设法、德、俄诸国文学系，即世界语亦列为选科。


    那时候，受过中等教育的女生，有愿进大学的；各大学不敢提议于教育部。我说：一提议，必通不过。其实学制上并没有专收男生的明文；如招考时有女生来报名，可即著录；如考试及格，可准其就学。请从北大始。于是北大就首先兼收女生，各大学仿行，教育部也默许了。


    我于民国十二年离北大，但尚居校长名义，由蒋君梦麐（麟）代理，直到十五年自欧洲归来，始完全脱离。


    我六十一岁至六十二岁（十六年至十七年）任大学院院长。大学院的组织，与教育部大概相同，因李君石曾提议试行大学区制，遂取此名。大学区的组织，是摹仿法国的。法国分全国为十六大学区，每区设一大学，区内各种教育事业，都由大学校长管理。这种制度优于省教育厅与市教育局的一点，就是大学有多数学者，多数设备，决非厅局所能及。我们为心醉合议制，还设有大学委员会，聘教育界先进吴稚晖、李石曾诸君为委员。由委员会决议，先在北平（包河北省）、江苏、浙江试办大学区。行了年余，常有反对的人，甚至疑命名“大学”，有蔑视普通教育的趋势，提议于大学院外再设一教育部的。我遂自动的辞职，而政府也就改大学院为教育部；试办的三大学区，从此也取消了。


    我在大学院的时候，请杨君杏佛相助。我素来宽容而迂缓，杨君精悍而机警，正可以他之长补我之短。正与元年我在教育部时，请范君静生相助，我偏于理想，而范君注重实战，以他所长补我之短一样。


    大学院时代，院中设国际出版品交换处，后来移交中央研究院，近年又移交中央图书馆。


    大学院时代，设国立音乐学校于上海，请音乐专家萧君友梅为校长（第一年萧君谦让，由我居校长之名）。增设国立艺术学校于杭州，请图画专家林君风眠为校长。又计划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但此会开办时，我已离大学院了。


    大学院时代，设特约著作员，聘国内在学术上有贡献而不兼有给职者充之，听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补助费。吴稚晖、李石曾、周豫才诸君皆受聘。


    我于六十一岁时，参加中央政治会议，曾与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诸君提议在首都（当时为南京）、北平、浙江等处，设立研究院，通过。首都一院，由大学院筹办，名曰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开办，我以大学院院长兼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我离大学院后，专任研究院院长，与教育界虽非无间接的关系，但对于教育行政，不复参与了。


    （《宇宙风》第五十五期<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出版>、五十六期<一九三八年一月出版>）


    自传之一章


    余家明末由诸暨迁至山阴，余祖先有营木材业者，因遭同行人妒忌，被斧砍伤，受伤后遂不复理木材业。此余闻祖先轶事之最早者。自此祖又两世，至我曾祖，行四。余曾祖之兄行三者，营绸缎业于广东，因偷关被捕，将处极刑，家中营救，罄其所有，免于一死。


    余祖父营典当业，为当铺经理。遂在笔飞坊自置一房，坐北朝南，有大厅三楹。生我父兄弟七人。先三叔好武艺，外出，不知所往，亦不知所终。留在家同居者只六子耳。六叔、七叔年最幼，长子及二、四、五子均已结婚。先祖又在屋后加盖五楼五底，以备大家庭合住之用。余等为大房住一楼一底之外，尚多一骑楼，骑楼虽多只一间，亦意存优待于长子也。


    余生于清同治六年（一八六八）丁卯，十二月十七日亥时，初言十八日子时，后改正为十七日亥时。其时无钟表，计时亦难准确。


    余同胞兄弟四人，四弟早殇，实为兄弟三人，即余有一兄一弟。


    余有两姊，均未出阁，均在二十左右病故；有一幼妹，亦早殇。


    先父面方，肤色颇黄，先母面椭圆，肤色白营。余兄弟姊妹七人，凡居单数者均像母，居双数者均像父，余行二，故像父亲。


    先父为钱庄经理，二叔为绸缎店经理，四叔亦经营钱庄，五叔、七叔为某庄副经理，全家经商，惟六叔读书。


    余家至我六叔，始考试入学（秀才），后并补康（廪生）。自六叔以前，祖传无读书登科之人。


    余幼时，先父延聘教师在家教读。年十一，先父见背，家中不克复延教师，即附学他处。先父之丧为夏六月，是年下半年起，余即寄居姨母家附近读一年。十二岁、十三岁，又在一李先生家附读两年。十四岁，始从王子庄先生学作八股文，王先生其时八股文名家也。余从王先生学至十七岁，余入学游泮矣（秀才）。


    十八岁、十九岁余自设馆教书。


    自二十岁起，不复授徒。余在徐家校书矣。绍兴有徐家，藏书甚富，又喜校书印书，喜以文会友，故亦延聘及我。余自此不复作八股，改作辞章考据之学。


    二十一、二、三、四岁四年中，均校书徐家，多得读书之益。


    二十四岁，己丑年，（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年）余入乡闺中式（举人）。


    此后成进士及殿试，《言行录》等处已说及，不必赘述矣。述其未说及者一二如次。


    余入同盟会在乙巳年（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年），为同盟会成立之年，或其次年，介绍入会者，何海樵也。


    次年，黄克强持孙先生手书来，派余为上海支部部长。是年余返绍兴故乡一行。


    又次年丁未，余随孙宝琦赴德，彼任钦差，余往留学，由西比（伯）利亚行，同行者有齐寿山。


    寿山告余，李石曾先生吃素，及其理由，余以为然，因亦吃素。直吃至民国十年腿病不能行走，医生感觉病时素食不易调理，为简便计，劝我恢复肉食，我从之，实仍偏重素食，惟不如以前之严格耳。


    戊申年（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年），我始游巴黎。


    辛亥革命，余在德国，得陈英士电，促即回国，余乃取道西伯利亚东归。归后，命我任教育总长。此后诸事，知者更多矣。


    萧瑜笔记


    （《传记文学》杂志第十卷第一期，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台北出版）


    [1] ① 此处当为“一九一一年”。“ 十一年”属作者的写作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