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动荡的民初岁月
3个月前 作者: 蔡元培
力荐黄兴
到上海,正是黄克强先生由汉口来上海的时候,孙先生还没有到。有一日,说是有一个省代表会,将于第二日举大元帅,大约举黎宋卿先生的多一点。我因为听说黎先生本来不是赞成起义的,又那时候很有与北军妥协的消息,觉得举黎不妥,特地到汤垫仙先生处,同他磋商,适章太炎</a>先生亦在座,详细讨论,彼等亦赞成我举黄的提议。但汤先生不肯于第二日直接举黄,而要求我亦到会,于会中推我为代表而投票举黄。不知何以要有如此曲折,我那时也不求甚解而允之。第二日,开选举会,依汤先生所定之手续,我投票举黄,章先生及其他有选举权者,皆举黄,盖事前受章、汤两先生疏通了。大元帅举定后,章先生忽起立,垂涕而道,大意说:“黎先生究系首难的人物,不可辜负他,现在大元帅既选定,请设一副元帅,并举黎先生任之。”全体赞成。
出任教育总长
那时候,有十七省代表十七人齐集南京,将开会公举中华民国总统,这被举的当然是孙先生了。但是浙军的将领,因与光复会有关系,而又自恃是攻南京有功的,对于选举问题颇有异议。章君太炎时在黄浦滩某号屋中,挂了一个统一党的招牌有其弟子十余人左右之,其一即汪君旭东,并邀我寓其中。章君对于浙军将领的主张,甚注意,特嘱我往南京,与各省代表接洽,劝暂缓选举。我到南京后,晤几位代表,除湖南代表谭君石屏外,都主张举孙先生,也不赞成暂缓的办法。我归而报告,章君语我:“如孙果被举,组织政府时,我浙人最好不加入。”我那时候空空洞洞地漫应之。后来孙先生果以十六票被举为总统(湖南代表独举黄兴),欲组织临时政府,命薛仙舟先生来招我,将以任教育总长,我力辞之;薛先生说:“此次组阁,除君与王君亮畴外,各部均以名流任总长;而同盟会老同志居次长的地位;但诸名流尚观望不前,君等万不可推却。我今日还须约陈君兰生同去,备任财长,如君不去,陈更无望了。”我不得已而允之,即回寓取行装,章君引浙人不入阁之约以相难,扣我行装,我告以不能不一去,去而面辞,如得当,无问题,否则我当于报纸上宣布我背约之罪以谢君。章君之诸弟子,亦劝其师勿固执,乃容我往。我到南京后,见孙先生。面辞,不见许,乃拟一广告稿,寄章君之弟子,请其呈师订正,备发表。未几,其弟子来一函,说章君不愿发表云。
迎袁专使
孙先生将被举为总统的时候,诸名流的观察,袁世凯</a>实有推翻满洲政府的力量,然即使赞同共和政体,亦非自任总统不可。若南京举孙先生为总统,袁成失望,以武力压迫革军,革军或不免失败,故要求孙先生表示“与人为善”之乐,于被举后声明,若袁氏果能推翻清廷,我即让位,而推袁氏为总统之惟一候补者。孙先生赞同而施行之,故清廷退位后,孙先生辞临时总统,而推袁世凯,袁世凯遂被举为总统。但孙先生及同盟会同志以为,袁世凯既被举为总统,应来南京就职,表示接受革命政府之系统,而避免清帝禅位之嫌,迭电催促,殊无来意,于是有派员之举,而所派者是我。
我的朋友说:这是一种“倒霉的差使,以辞去为是”。我以为我不去,总须有人去,畏难推诿,殊不成话,乃决意北行。此行同去者,有汪精卫</a>、宋渔父、钮惕生、唐少川及其余诸君。凡三十余人,包定招商局“新裕”轮船。船中尽是同志,而且对时局都是乐观派,指天画地,无所不谈。我还能记得的是迁都问题,这是在南京各报已辩得甚嚣尘上的了。大约同盟会同志主张南迁的多,但在船中谈到这个问题,宋君渔父独主张不迁,最大的理由是南迁以后,恐不能控制蒙古。他的不苟同的精神,我也觉得可佩服的。船驶至天津左近,忽遇雾,停泊数日,在船中更多余暇,组织了两个会:一是六不会,一是社会改良会。
六不会是从进德会改造的。吴稚晖、汪精卫、李石</a>曾诸君,以革命后旧同志或均将由野而朝,不免有染着官场习气的;又革命党既改成政党,则亦难保无官吏议员之竞争;欲提倡一种清净而恬淡的美德,以不嫖、不赌、不娶妾为基本条件(已娶之妾听之),凡入会的均当恪守,进一步则有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五条,如不能全守,可先选几条守之:同船的人,除汪君外,大都抱改革政治的希望,宋君尤认政治为生命,所以提议删去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二条,而名此通俗化之进德会为六不会,以别于原有之进德会。
社会改良会是唐君少川所发起,而各人都有提议的。对于家庭市乡、礼仪习尚、慈善迷信,或应排斥,或应改良,或应增设,都有所论列。删去重复,忆有五十余条。同人签名发起,共三十三人,首列的是我的姓名蔡元培</a>,最后的是江苏蔡培,亦是凑巧之一端。此会条文及发起人名单,亿曾付印,但今已无从寻检了。
到北京时,在前门欢迎的,当然非常之多,有官吏,有商人,有学生,而我所特别注意的,乃是龙泉孤儿院的学生,特与其最前的一位握手,而且演说几句。后来我要离北京时,特偕同人往孤儿院参观一回,并于所携公款中提出千元捐助该院,这也是此行的一种特殊纪念。
袁世凯方面,以梅酢胡同之法政学堂校舍为招待所,大约是一所停办的学校,所以不见有一点学校的设备。除唐君自有住宅、汪君住在他处外,同行的人都住在招待所。与袁见面,谈南行就职事,渠表示愿行,说肯想一脱离这个臭虫窝的方法,惟军队须有人弹压,如芝泉(段祺瑞)肯负责,我即束装。但袁派要人见面的,都力持袁不能南下之说。我的任务是迎袁,不能不力说南下之无害,相持了数日,一日(29日)晚餐后,我在钮君室闲谈,适汪君亦来,正谈笑间,忽闻啪啪的声音,有说是爆竹的声音,但钮君惕生说:“我是军人,听得出是排枪声,恐有变。”用电话到陆军部问,说的是第三师兵变。大门口亦有枪声,有人来报告,卫兵已不知去向了。于是大家主张由后面出去。有一人知道后墙对面,是一个青年会西人的住宅,先与接洽借住一夜。我等十余人觅后门不得,乃从小屋上逾墙而出,在西人客厅中兀坐至翌晨,始改寓六国饭店。
第二日,孙慕韩最先来慰问,说:“昨夜我正在总统处,总统闻兵变,即传令须切实保护梅酢胡同,并说‘人家不带一兵,坦然而来,我们不能保护,怎样对得住?’后来变兵闹得凶起来,左右请总统进地下密室,总统初不允,我等苦劝之,彼遂进密室,而我亦暂避六国饭店来了。”这一番话是否靠得住,也就无从证明。
闻变兵口号:“袁宫保自己要到南京做总统去,不要我们了!我们还是各人抢一点,回老家去!”所以这一夜没有杀人放火,就是抢劫;抢到的就往乡间逃;而兵变的夜间,统兵的将领,不敢派未变之兵出去弹压。第二日,始派兵巡查,变兵渐渐绝迹了。而直隶等省,有几处承风而起,也闹着兵变。
于是袁派的更振振有词了:袁总统尚未离北京,已经闹到这个样子,若真离去,恐酿大乱;这些话是人人的口头禅了。我们到北京迎袁的人,当然不敢擅主,请示于孙先生,往返磋商,结果准袁世凯在北京就总统职,在□月□□日(3月10日)举行就职典礼。我们变相的使节就此完毕,而回南京。
继任教育总长
当我们将离北京以前,唐君少川商拟一内阁名单,得袁同意,仍以我为教育总长。我力辞之,乃易为范君静生。到南京后,范君闻此消息,忽出京,不知所之;又有人散布谣言,谓以范易蔡,乃因蔡迎袁无效而受惩。以此种种原因,孙先生及唐君等定要我继续任职。我托人询范君以可否屈任次长,渠慨然愿任,我于是仍为教育总长之候补者,提出于参议院而通过。
我所做的教育改革
我在国务院中做了几个月尸位的阁员,然在教育部方面,因范君静生及其他诸同事的相助,颇有可以记录的事情。
学部旧设普通教育、专门教育两司,我为提倡补习教育、民众教育起见,于教育部中增设社会教育司,以防止牵涉孔教,特请研究宗教问题之夏君穗卿任司长。不意我与范君离部以后,汪君伯棠代理教育总长时,夏君竟提议社会教育有提倡社会主义的嫌疑,须改名云云,我闻之甚为诧异。
我与范君常持相对的循环论。范君说:“小学</a>没有办好,怎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能有好大学</a>?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我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把两人的意见合起来,就是自小学以至大学,没有一方面不整顿。不过他的兴趣,偏于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我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罢了。
我那时候,鉴于各省所办的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毕业生进大学时,甚感困难;改为大学预科,附属于大学。又鉴于高等师范学校之科学程度太低,规定逐渐停办;而中学师资,以大学毕业生再修教育学的充之(仿德国制)。又以国立大学太少,规定于北京外,再在南京、汉口、成都、广州,各设大学一所,后来我的朋友胡君适之等,对于停办各省高等学堂,发现一个缺点,就是每一省会,没有一种吸集学者的机关,使各省文化进步较缓。这个缺点,直到后来各省竞设大学时,才算补救过来。
清季的学制,于大学上有一通儒院,为大学毕业生研究之所。我于《大学令》中改名为大学院,即在大学中分设各种研究所,并规定大学高级生必须入所研究,俟所研究问题解决后,始能毕业(仿德国大学制),但在各大学未易实行。北京大学曾设一国学研究所,清华、交通等大学继之,最近始由教育部规定各国立大学所应设立科目。
清季学制,大学中仿各国神学科的例,于文科外,又设经科。我以为十四经中,如《易》、《论语</a>》、《孟子</a>》等已入哲学系;《诗》、《尔雅</a>》已入文学系;《尚书</a>》、三礼</a>、《大戴记》、春秋</a>三传,已入史学系,无再设经科的必要,废止之。
我认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要偏重文理两科。所以于《大学令》中规定:设法、商等科而不设文科者,不得为大学;设医、工、农等科而不设理科者,亦不得为大学。但此制未曾实行。而我于任北大校长时,又觉得文理二科之划分甚为勉强;一则科学中如地理、心理等等,兼涉文理;二则习文科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习理科者不可不兼习文科,所以北大的编制,但分十四系,废止文、理、法等科别。
四十六岁(民国元年),我任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据清季学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宗旨而加以修正,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
前三项与尚武、尚实、尚公相等,而第四、第五两项却完全不同,以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所以删去。至提出世界观教育,就是哲学的课程,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除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对于公民道德的纲领,按法国革命时代所标举的自由、平等、友爱三项,用古义证明说:“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
超越党派
我既任教育总长,次长为景君大昭,乃邀钟宪鬯先生及蒋竹庄、王小徐、周豫才、许季茀、胡诗庐诸君同为筹备员,从事于本部组织、学制改革、学校登记等事。景君未尝推举一人,亦不问部事,惟有时与我谈话而已,盖景君是一不羁的文学家,又热心党务,对于簿书期会等事,殊不耐烦。但是我到北京后,景君代理,景君忽开数十人名单,加以参事、司长、科长、秘书等名义,而请总统府发委任状,除旧有各员外,大抵皆文学家而非教育家。在景君之意,为彼等先占一地位,庶北迁时不致见遗。但蒋、钟诸君深不以为然,我归南京,联名辞职。乃开一会议,我声明次长此举,固是美意,但不为其他教育行政的专家留若干地位,使继任的长官为难。又多人即被委任,而或为后任长官所淘汰,则反使本人难堪,不如乘此尚未正式发表之时,取消它。多数赞同我说,景君亦不反对,遂将几十张委任状送还总统府。闻秘书长胡君汉民深怪我此等举动,对于本党老同志不肯特别提拔。故政府北迁时,有人请胡君介绍入教育部,胡君对以“别部则可,教育部不能”。我那时候只有能者在职的一个念头,竟毫没有顾到老同志的缺望,到正式组织时,部员七十人左右,一半是我所提出的,大约留学欧美或日本的多一点;一半是范君静生所提出的,教育行政上有经验的多一点,却都没有注意到党派的关系。
唐绍仪内阁
那时候唐君所提出之阁员名单,除外交陆君子欣、陆军段君芝泉、内政赵君智庵、财政熊君秉三、交通施君植之外,司法王君亮畴、农林宋君渔父、工商陈君英士与我皆同盟会会员。唐君少川亦已入会,会员与非会员各得五人。到北京组织政府。陆君尚未回国,外交由唐君兼任,陈君英士不到,由次长王君儒堂代理。施君因常受同盟会会员不得意者之语责,谓:“汝有何功于革命而据此高位?”表示消极,不常到国务会议。国务会议中,显然分为两派,袁派要用总统制,同盟会派要用责任内阁制。袁则用责任内阁之名而行总统制之实,军政、财政及任免名单,皆由总统府决定而后交政府发表。熊君、赵君常常不参加会议,袁派惟段君一人来敷衍,事事以迎合总统为要点。我那时尚是书生,常与争执,其实皆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两方所集中致力的只有借款,一方由熊君出面,一方由唐君出面,各以捷足先得为快,然皆不成。有一次,熊君借成一小款,用英文合同送国务会议求承认,唐君与二王君提出有一二字用得不妥,然为总统所已决之办法,亦无法反对。
于是宋君忍不住了,以为政府已成立若干日,而尚无大政方针发表,殊不成话,愿任起草,同事当然赞成,草定后,在会议中传观一次,宋君亦有说明,都表示同意;盖宋君为同盟会中惟一之政治家,与进步党之汤济武、林宗孟诸议员有交情,提出后可望通过。但尔时惟一之难关是财政,故文中亦以财政为重要部分,虽用总理名义提出议会,而临时非财长加以说明不可;于是知照议会,定期全体阁员到会,有重要报告。在熊君方面,习惯于总统独断独行之方便,且对于农林总长之越俎代庖,尤为不快,于是在出席议会之前一日晚间,突借黄君克强为国民捐问题攻讦财长之电,驰函辞职,派员慰留,避匿不见。第二日出席议会,不能提出政策,仅报告政府困难情形,全体议员都有点诧异。有一进步党议员就责问总理,谓闻总理曾借到比款一千万,用途如何?何以不能报告?……这真是亡国总理。唐君愤愤,几不能置答。宋君要求代为说明,而议员又不许,遂空空洞洞地退席。
唐君已洞悉袁氏对于己之不信任,欲借议会中“亡国总理”之丑诋而辞职。各方面都慰留他,他亦无法决去,又敷衍了好几日。我也忍不住了,有一夜,我约了唐、宋、王、王四君密谈。我说目前情形,政府中显分两派,互相牵掣,无一事可以进行。若欲排斥袁派,使吾党同志握有实权,量力审势,决无希望。不如我辈尽行退出,使袁派组成“清一色”的政府,免使吾辈为人诽谤,同归于尽。尔时宋君不甚以为然,但亦没有较善的办法可以打破僵局的。于是决定,俟有适当机会时,吾党同志全体去职。
唐君担任组阁时,孙先生方面本也有几种条件:一是唐君必先加入同盟会,一是广东都督胡汉民、江西都督李烈钧必须维持外,须以王铁珊为直隶都督等等。在征袁同意时,袁亦含糊答应,唐君以为不成问题。不意唐君进同盟会一举,既引起袁派老同事的排挤,而直隶都督问题,又迟迟不肯发表;促之,则袁派用“釜底抽薪”法,劝王君铁珊离京,表示不任直督之决心;王君见风使帆,飘然而去。唐君一方面惧受吾党之诘责;一方面窥见袁氏对于同盟会、对于唐君个人已表示不再敷衍之端倪。而且他与袁共事多年,知道袁对于一个人有疑忌了,不管有交情无交情,必置之死地而后快。若公然辞职,危险殊甚。乃于□月□□日晨间与一西妇同车,赴车站,乘火车往天津,到天津寓所后,始电请辞职。照例慰留,唐君决不肯回,而陆君子欣适已回国,乃由陆君以外交总长代理总理,国务会议乃照常开会。我与二王及宋君亦联带辞职,袁派认为“拆台”,竭力挽留,梁君燕孙奔走最勤,宋君颇不以我等显然反袁为然。然我因有□日夜间之决议,持之甚坚,卒于同时去职。
再度赴德
我长教育部的时候,兰普来西氏曾来一函,请教育部派学生二人,往文明史</a>与世界史研究所相助,我已于部中规定公费额二名,备择人派往,人选未定,而我去职。南归后,预料政治上的纠纷方兴未艾,非我辈书生所能挽救,不如仍往德国求学;适顾君孟余亦有此意;我遂函商范君静生,告以与顾君同往德国之计划,请以前所规定之公费额二名,分给我与顾君二人,范君复函批准。我遂于□月□□日偕黄夫人及威廉、柏龄启行,顾君亦偕其夫人同行。记得所乘之船为奥国的Africa(阿非利加号)。偕妇孺作远游,尚是第一次,幸有顾君及顾夫人助为照料,得减除许多困难。
到德国后,仍住莱比锡。兰普来西要求我供给中国文明史材料,我允之。拟由我起中文稿,由顾君译成德文。但顾君因肺疾,与莱比锡之空气不相宜,医院的设备亦不完备,不得已而迁柏林。译事用通讯,亦无妨。
二次革命
国内忽有宋君渔父被刺案,孙先生力主与袁世凯决裂,招我等回国,陈君英士自上海来电催促,遂与汪君精卫约期,由西伯利亚回国。到大连后,从弟国亲来接。国亲于同盟会初成立的时候,在本党尽力不少;留学日本以后,渐接近于稳健一派,此次来接,实欲阻我入国。由国亲观察,国民党(同盟会已改组为国民党)恐将为袁世凯所消灭,不如不卷入旋涡为妙。但我既有回国的决心,万不能到大连而折回,遂由大连到上海。
宋君之所以遇害,因同盟会改组国民党以后,吸收了许多进步党的人物,在议会中占绝对多数,宋君挟这些势力以要挟袁世凯,要求袁于被选为总统后,必依照宋君所计划的责任内阁。袁不能从。宋君改而运动黎君宋卿,预备以黎易袁,这就是袁派所以暗杀宋君的原因。宋君遇害以后,由凶手武士英而求出应桂馨,又由应所保留的电报而求出洪述祖、赵秉钧以至袁世凯,公认为无疑的铁案了。
孙先生正游日本,闻宋案,即回国,力主兴师讨袁。然国民党所能调动的军队,除江西、广东两省外,均归黄君克强节制,黄君知实力不足,迟疑不敢发难。黄君部下,以第八师为最精锐,其两旅长,一为福建王君用功,一为湖南黄君开第,均为黄君克强至</a>好,而师长则为冯国璋之女婿,借作保护色,使不为袁派所忌。其中马队、炮队等设备,尚未完全,正拟逐渐增置,以为南方之模范师,不欲轻动。其他各师,亦均视第八师之动静为标准。故主战派以运动第八师为第一招。适李君协和自江西来,亦主战,主往南京运动第八师,以我与王君在爱国学社中相识,约同去。到达后,王君方卧病,在床边与之熟商,王君以为毫无把握,遂废然而反。是时赵君竹君约我与汪君精卫往谈,称北京方面愿与黄君筹妥协的办法,于是我与汪君日往来于黄赵之间,磋商条件。有一日,忽得南京电,第八师决动员,招汪君与我往,起通电草。我等两人遂同往。盖第八师下级军官均受主战派运动,跃跃欲试,旅长无法阻止也。于是战端起。不久而国民党的军队在南京、江西、广东各地者均失败。
游学法国
1913年秋,孑民复偕眷属赴法国,住巴黎近郊一年。欧战开始,遂迁居法国西南境,于习法语外,编书,且助李石曾、汪精卫诸君办理留法俭学会,组织华法教育会,不能如留德时之专一矣。
在法,与李、汪诸君初拟出《民德报》,后又拟出《学风杂志》,均不果。其时编《哲学大纲》一册,多采取德国哲学家之言,惟于宗教思想一节,谓“真正之宗教,不过信仰心。所信仰之对象,随哲学之进化而改变,亦即因各人哲学观念之程度而不同。是谓信仰自由。凡现在有仪式有信条之宗教,将来必被淘汰”。是孑民自创之说也。
孑民深信徐时栋</a>君所谓《石头记》中十二金钗,皆明珠食客之说。随时考检,颇有所得。是时应《小说月报》之要求,整理旧稿,为《石头记索隐</a>》一册,附月报分期印之,后又印为单行本。然此后尚有继续考出者,于再版、三版时,均未及增入也。
其时又欲编《欧洲美学丛述》,已成《康德美学述》一卷,未印。编《欧洲美术小史》,成《赖斐尔》一卷,已在《东方杂志》印行。为华工学校编修身讲义数十首,《旅欧杂志》中,次第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