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身教育

3个月前 作者: 蔡元培
    甲午听惊雷


    (一八九四年)六月间,日本兵侵入朝鲜,京官多激昂。我正与黄鹿泉、王书衡、吴雁厂、胡锺生诸君为诗钟之会,亦尝赋诗与寄愤,但未尝参加松筠庵联名主战的宣言。


    冷眼观</a>变法


    (一八九八年)戊戌,与友人合设一东文学社,学读和文书。是时,康、梁新用事,拜康门者踵相接。孑民与梁卓如君有己丑同年关系,而于戊戌六君子中,尤佩服谭复生君。然是时梁、谭皆在炙手可热之时,耻相依附,不往纳交。直至民国七年,为对德宣战问题,在外交后援会演说,始与梁卓如君相识。然八月间,康党失败,而孑民即于九月间请假出京,乡人因以康党疑之,亦不与辩也。


    孑民是时持论,谓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此后北京政府,无可希望。故抛弃京职,而愿委身于教育云。


    绍兴中西学堂


    那时候,绍兴已经有一所中西学堂,是徐君以 的伯父仲凡先生所主持的。徐先生向知府筹得公款,办此学堂。自任督办(即今所谓校董),而别聘一人任总理(即今所谓校长),我回里后,被聘为该学堂总理。


    我任绍兴学堂总理。该学堂学生,依年龄及国学程度,分为三斋,略如今日高小、初中、高中的一年级(数学及外国语</a>例外)。今之北京大学</a>校长蒋梦麟</a>君与北大地质学教授王烈君,都是那时第一斋的小学</a>生。今之中央研究院秘书马祀光君,浙江省教育厅科员沈光烈君,都是那时第三斋的高才生。堂中外国语旧有英、法两种,任学生选修。我到后,又添了一种日本文。教员中授哲学、文学、史学的有马湄莼、薛朗轩、马水臣诸君,授数学理科的有杜亚泉、寿孝天诸君,主持训育的有胡锺生君。在那时候的绍兴,可谓极一时之选。但教员中颇有新旧派别。新一点的,笃信进化论,对于旧日尊君卑民、重男轻女的习惯,随时有所纠正;旧一点的不以为然。讨论的机会,总是在午餐与晚餐时。因为餐室是一大厅,列许多方桌,每桌教员一人,学生六人,凡不与学生同桌之教员与总理,同坐中间圆桌。随意谈天</a>,总不免涉及政治上、风俗上的问题,所见不同,互相驳辩,新的口众,旧的往往见诎。此种情形,为众学生所共闻,旧的引以为辱。而我与新派的教员却并不想到这一点。


    旧派的教员,既有此观念,不能复忍,乃诉诸督办。督办是老辈,当然赞成旧派教员的意见,但又不愿公开地干涉。适《申报》载本月二十一日有一正人心的上谕,彼就送这个上谕来。请总理恭录而悬诸学堂,我复书痛诋,并辞职,后经多人调停,我允暂留。


    尝试书院改革无果


    当我离绍兴中西学堂以前,嵊县官绅聘我为剡山书院院长。照旧例,每月除官课由知县主持外,举行师课一次,由院长出《四书</a>》文题、试帖诗题各一,为评定甲乙就算了。院长到院与否,都无关系。我觉得此种办法,实太无聊,到院后,曾演讲数次,说科学的有用,劝院生就性所近,分别考求;但书院经费有限,不能改进,我担任一年,就辞职了。


    那时候,诸暨有丽泽书院,亦聘我为院长,我未能到院,一年后,我力劝改为学校了。


    宁绍会馆


    那时候,留居嘉善县的宁波、绍兴两府同乡建立宁绍会馆,聘我为馆中董事。因为嘉善同嘉兴等县,自太平天国事变以后,本地人经兵与疫的两次扫除,地旷人稀,农田尽成荒地。先有湖南人领地垦荒,绍兴人继之。绍兴离嘉善较近,往垦的更多;日久,遂有购数百亩、数千亩的地主,招佃代种,于是关系渐趋复杂。而宁波、绍兴的商人,来此地开设钱庄、杂货铺的,也与年俱增。又宁波人的习惯,客死者必须归葬,力不能归柩时,须有一停柩的地方。宁绍会馆的设立,一方面用以调解地主与佃户,或农人与农人间的纠纷;一方面用以改良旧日停柩的公所。因地主中有单君继香者是我旧日学生,提议请我,经其他发起人赞同,所以有此聘书。但我虽去过好几次,也不过对于立案、定章等事稍有帮助,没有多大的贡献。


    当我在嘉善的时候,我见县衙门的告示,禁止安吉、孝丰人来此养蜂。推原其故,安、孝居民善养蜂(当然是旧式的),常用木桶袋蜂群,分寄于邻近各县民居的窗前,给小费,托照料,定期来割蜜,本是两利的事业,不意嘉善等县人忽扬言蜂采蜜,于谷有害,禀官禁止,自此遂沿为成例。其实蜂为植物界虫媒之一种,于果谷是有益的;但积非成是,一时竟无术纠正。


    在杭州


    我在绍兴学堂时,偶往杭州,得识许君秋帆(沅)。许君以丹徒人宦游杭州。设一方言学社,教授英文,曾至绍兴学堂参观。曾为我等述吴君稚晖在南洋公学训练学生的成效,我始注意于吴君之为人。


    我自离绍兴学堂后,曾与童君亦韩同往杭州,筹办师范学校。是时杭州著名的学堂有二:一为高等学堂,用求是学堂改组的,其程度约如今日的高中。一是养正书塾,是私立的,其程度约如今日的初中。养正书塾的教员,如陈介石、林少泉、陈叔通诸君,监学邵伯 君,均时相过从。学生中如汤尔和、杜杰峰、马夷初诸君,均杰出之才。林、陈诸君出一白话报;林君后改号白水,以犀利的白话文著名,实于是时开始练习之。高等学堂所聘的教员,有宋君燕生(恕),博览,广交游,善清谈。著有《六斋卑议》,反对洛闽理学,颇多新思想,但虑患特深,特喜作反语,自称著有十种《鸣冤录》,如《汉学鸣冤录》等等,中有一种是《满洲鸣冤录》。又尝为驻防营的桂翰香作诗集序,汤、马诸君深不以为然。


    我与章太炎</a>君相识,亦始于此时。我与童君亦韩自杭州往临安,为绍兴同乡组织小学校,路过余杭,访章君于其家。童君与章君本相识,故为我介绍。章君本名炳麟,字枚叔,但是时以提倡排满之故,自比于明遗老顾亭林、黄梨洲两先生,因改名为绛(亭林名),而字太炎(取于黄太冲、顾炎武</a>)。是时所发表的是第一版的《訄书</a>》。此书汉人虽读之感痛快,但畏祸,不敢多为传布;而杭州驻防金梁</a>,乃购数十部分赠满人之识字者,说:“汉人已如此,我们还可不振作吗?”金君倒真是章君的知己了。


    执教南洋公学


    我三十五岁(1901年)任南洋公学特班教习。那时候南洋公学还只有小学、中学的学生;因沈子培监督之提议,招特班生四十人,都是擅长古文的;拟授以外国语及经世之学,备将来经济特科之选。我充教授,而江西赵仲宣君、浙江王星垣君相继为学监。学生自由读书,写日记,送我批改。学生除在中学插班习英文外,有愿习日本文的;我不能说日语,但能看书,即用我的看书法教他们,他们就试译书。每月课文一次,也由我评改。四十人中,以邵闻泰(今名力子)、洪允祥、王世澂、胡仁源、殷祖同、谢沈(今名无量)、李叔同</a>(今出家号弘一</a>)、黄炎培、项骧、贝寿同诸君为高才生。


    我的第二次婚姻


    我的元配王夫人之卒,已过了一年,友朋多劝我续娶,并为我介绍相当之女子;我那时提出五条件(一)天足者;(二)识字者;(三)男子不得娶妾;(四)夫妇意见不合时,可以解约;(五)夫死后,妻可以再嫁。同乡的人,对于(一)、(二)两条,竟不易合格;而对于(四)条又不免恐慌,因而久不得当。有林君为言都昌黄尔轩先生之次女天足,善书画。黄先生方携眷属需次杭州,可托人探询。我适与童君又往临安,抵余杭,薄暮,童君识余杭革局长叶祖芗君,往投宿。叶君设宴相款,我大醉,叶君谅我真率。晚餐后,叶君导观大厅中所悬之图画,均极精细之工笔画,款署黄世振,字亦秀劲。叶君说,这是我同乡黄君尔轩之女,甚孝,尝刲臂疗父疾,工书画。童君就告以我有求婚的意思,叶君慨然以媒介自任。后来借叶君之力,我得与黄女士订婚,己丑己亥月(实为辛丑十一月廿二日),结婚于杭州。


    是时,孑民虽治新学,然崇拜孔子</a>之旧习,守之甚笃。与黄女士行婚礼时,不循浙俗挂三星画轴,而以一红幛子缀“孔子”两大宇。又于午后开演说会,云以代闹房。


    其时孑民好以公羊春秋</a>三世义说进化论,又尝为三纲五伦辩护,曰:“纲者,目之对,三纲,为治事言之也。国有君主,则君为纲,臣为目;家有户主,则夫、父为纲,而妇、子为目。此为统一事权起见,与彼此互相待遇之道无关也。互相待遇之道,则有五伦。故君仁,臣忠,非谓臣当忠而君可以不仁也。父慈,子孝,非谓子当孝而父可以不慈也。夫义,妇顺,非谓妇当顺而夫可以不义也。晏子</a>曰:‘君为社稷死则死之。’孔子曰:‘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若如俗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者,不特不合于五伦,亦不合于三纲也。”其时孑民之见解盖如此。


    中国教育会


    是时留寓上海之教育家叶浩吾君、蒋观云君、钟宪鬯君等发起一会,名曰中国教育会,举孑民为会长。


    中国教育会成立于一九○二年四月,会址设在上海泥城桥外福源里21号。中国教育会成立的本意是推动国内教育事业的发展,下设教育、出版、实业三部,但后来多从事政治活动,成为国内最早的革命团体之一。中国教育会的活动主要有:为收容南洋公学退学青年设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并办有科学仪器馆、镜今书局、《中国白话报》、军事讲习会、同川学堂、女子俱乐部等,另常熟支部办有塔后小学,同里支部办有自治学社。此外,中国教育会还曾假张园组织演说,并经常为《苏报》撰稿,发起拒法、拒俄运动。一九○三年七月“苏报案”发生后,中国教育会遭受打击,于一九○七年停止活动。


    爱国女学


    一九○二年,我在南洋公学任教员。是时,经莲三先生尚寓上海,而林少泉先生偕其妻林夫人,及其妹林宗素女士自福州来,均提倡女学。由我与亡室黄仲玉夫人招待,在登贤里寓所开会。到会者,除经、林二氏外,有韦氏增珮、增瑛两女士,吴彦复先生偕其女亚男、弱男,及其妾夏小正</a>三女士,陈梦坡先生偕其女撷芬,及其二妾蔡××、蔡××三女士。我与林、陈诸先生均有演说。会毕,在里外空场摄影,吴彦复夫人自窗口望见之而大骂,盖深不以其二女参与此会为然也。未几,薛锦琴女士到沪,蒋智由先生设席欢迎,乃请仲玉与林氏姑嫂作陪,而自身不敢到席。盖其时男子尚不认娶妾为不合理,而男女之界,亦尚重避嫌如此。爱国女学,即在此种环境中产生也。是年冬,由蒋智由、黄宗仰两先生提议,设立女校,我与林、陈、吴三先生并列名发起,设校舍于登贤里,名曰爱国,而推蒋先生为校长。未几,蒋先生往日本游历,我被推继任。开办时,所有学生,即发起人家中之女子。及第二年始招外来女生。而第一届学生,多因年龄长大、家务分心而退学,故学生甚少。


    爱国女学第一次之发展,在爱国学社成立以后,由吴稚晖先生提议,迁校舍于学社左近之泥城桥福源里,并运动学社诸生,劝其姊妹就学;而学社诸教员,亦兼任女学教课,尔时本校始有振兴之气象。


    第二次之发展,则在钟宪鬯先生长校时期。是时,张竹君女士初自广州来,力倡妇女经济独立之必要,愿教以手工。钟先生因于本校课程中加手工,而且附设手工传习所,请张女士及其弟子传授。由本校学生之宣传,而内地妇女,纷来学习。其他手工传习所虽停办,而爱国女学之声名,传播已广。


    第三次之发展,则为蒋竹庄先生长校时期,厘定课程,使适合于中小学教育之程途;订建校舍,使教室与运动场有相当之设备,从此本校始脱尽革命党秘密机关之关系——我长本校,前后数次,凡革命同志徐伯荪、陶焕卿、杨笃生、黄克强诸先生到上海时,我与从弟国亲及龚未生同志等,恒以本校教员资格,借本校为招待与接洽之机关。其时,较高级之课程,亦参革命意义,如历史授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故事;理化注重炸弹制造等。又高级生周怒涛等,亦秘密加入同盟会。而入于纯粹的教育事业之时代。


    第四次之发展,则为季融五先生长校时期,遵教育部学制,划分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体育专科与附属小学四部;迁至江湾路尘园,由租赁之校舍而进于自建;校产沙田,亦经整理;于是学校之基础,盖亦稳固矣。


    东瀛之行


    在南洋公学时,曾于暑假中往日本游历一次,与高君梦旦同船,到东京后,亦同寓一旅馆。是时,桐城吴挚甫君(汝纶)新任京师大学堂监督,到日本考察,日人以“清国大儒”称之,宴会无虚日,盖吴君任直隶莲池书院甚久,以桐城派古文授诸生,为日人所素识,且尔时日人正以助中国推行教育自任,对于此惟一国立的大学,自然特别注意了。我本预备逗留一个月,忽逢吴君稚晖被日警逮解出境的案,遂陪吴君回国。


    吴君自前几年游日一次后,称日本教育进步,劝亲友送子弟赴日留学,自愿任监护之役,所以第二次赴日,从往者颇多。其中年龄长一点、志气高一点的,都想学陆军,吴君率以往使馆,请公使介绍;是时中国驻日公使蔡钧,揣摩政府意志,不轻送汉人受军事教育。见吴君所率诸生意气颇激昂,愈不敢转请于政府,托词拒绝,屡去屡拒。最后一次,吴君与诸生留使馆不归,必待公使允许始离馆。使馆招日本警役入馆,拘留吴君于警署,遣散学生。第二日早晨,留日学生开会,商营救吴君及责问公使的办法。我与高君亦共商吴挚甫君,请营救吴君。后探知日方将递解吴君出境,留学生陆君世芬等愿任沿途照料的责任,但至远到神户为止。有人说:蔡钧恼羞成怒,说不定一面向政府报告,诬吴君为康党;一面与日人密商,送吴君往天津,引渡于津吏,直送北京;倘非有人能同往天津,随时援救,则甚为危险,询有无谙悉北方情形,并愿同往者;我自认有此资格,遂偕行。及上船后,日警即不过问,而所乘船又直赴上海,我遂与吴君同抵上海。


    那时候,我国留日学生,竞唱各省分途革新的方策,各省留学生分出杂志,如《浙江潮》、《新湖南》等等。《浙江潮》的主笔,是海宁蒋君百里与诸暨蒋君伯器(蒋观云之子),同学陆军,成绩优异,有“浙江二蒋”之称。


    吾国侨日商人,与留学生关系较密的,有东京的王锡三与神户的孙实甫,均宁波人。浙江第一次派遣学生留日,为章宗祥、陆世芬、吴世欺、陆宗舆等四人,均由王君招呼。孙君对于吴君事,甚尽力,我等到神户时,即宿于其寓。


    爱国学社


    南洋公学自开办以来,有一部分之教员及管理员不为学生所喜。吴稚晖君任公学教员时,为组织卫学会,已起冲突。学生被开除者十余人。吴君亦以是辞职,赴日本。而不孚人望之教员,则留校如故。是年(1902年)11月间,有中院第五班生,以误置墨水瓶于讲桌上,为教员所责。同学不平,要求总理去教员,总理不允,欲惩戒学生。于是激而为全体退学之举。特班生亦牺牲其保举经济特科之资格,而相率退学,论者谓为孑民平日提倡民权之影响。孑民亦以是引咎而辞职。


    南洋公学学生既退学,谋自立学校,乃由孑民为介绍于中国教育会,募款设校,沿女学校之名,曰爱国学社。以孑民为代表,请吴稚晖君、章太炎君等为教员。与《苏报》订约,每日由学社教员任论说一篇,而《苏报》馆则每月助学社银一百圆以为酬。于是《苏报》馆遂为爱国学社之机关报矣。吴君又发起张园演说会,昌言</a>革命。会南京陆师学堂退学生十余人,亦来学社,章行严君其一也。于是请彼等教授兵式体操。孑亦剪发,服操衣,与诸生同练步伐。无何,留日学生为东三省俄兵不撤事发起军国民教育会,于是爱国学社亦组织义勇队以应之。是时,爱国学社几为国内惟一之革命机关矣。


    会社分裂


    方爱国学社之初设也,经费极支绌。其后名誉大起,捐款者渐多,而其中高才生,别招小学生徒,授以英、算,所收学费,亦足充社费之一部。于是学社勉可支持,而其款皆由中国教育会经理,社员有以是为不便者,为学社独立之计划,布其意见于学社之月刊。是时会中已改举乌目山僧为会长,而孑民为副会长与评议长。于是开评议会议之。孑民主张听学社独立,谓鉴于梁卓如与汪穰卿争《时务报》,卒之两方面均无结果,而徒授反对党以口实。乌目山僧赞成之,揭一文于《苏报》,贺爱国学社独立,而社员亦布《敬谢中国教育会》一文以答之。此问题已解决矣。而章太炎君不以为然,以前次评议会为少数者之意见,则以函电招离沪之评议员来,重行提议,多数反对学社独立。孑民以是辞副会长及评议长,而会员即举章君以代之。于是孑民不与闻爱国学社事矣。


    青岛少憩


    我在爱国学社时,我的长兄与挚友汤垫仙、沈乙斋、徐显</a>民诸君均愿我离学社,我不得已允之,但以筹款往德国学陆军为条件;汤、徐诸君约与我关切者十人,每年各出五百元,为我学费。及学社与中国教育会冲突后,我离社,往德的计划将实现。徐君从陈敬如君处探听,据言红海太热,夏季通过不相适宜,不如先往青岛习德语,俟秋间再赴德。于是决计赴青岛。陈君梦坡为我致介绍于李幼阐君。李君广东人,能说普通话,谙德语,在青岛承办工程方面事业,设有《胶州报》,其主笔为广东易季圭君。李君初于馆中辟一室以居我,我租得一楼面后,乃迁居,自理饮食。日到李君处习德语,后李君无暇,荐一德国教士教我。不到两个月,我的长兄来一电报,说:“家中有事速归。”我即回沪,始知家中并无何等特殊之事。汤、徐诸君以爱国学社既停办,我无甚危险,遂取消集款助学之约,而嘱我长兄留我于上海,谋生计。于是我不能再往青岛,而德语亦中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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