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

    雷海宗


    （一）古书中所见的古代气候与农事


    《吕氏春秋</a>·十二纪》的首篇，是战国晚期的一本农书，专记当时的中国，主要就是今日的华北，一年十二月的气候与农事。《礼记</a>·月令篇》，全部照抄《吕氏》。当然也可能，《吕氏》与《礼记》都是由同一根源的古农书而来。这后一种可能，是很大的，因为此篇农书所记的情形，看来并非战国秦汉间气候与农事的实况，而为春秋以上的情形，编者不过是依古书照抄而已。关于此点，容待下面再讲。我们现在先把书中重要的气候与农事的纪载，逐月录述如下：


    （1）孟春正月。


    （2）仲春二月。


    （3）季春三月——为麦祈实。


    是月也，命有司曰：“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


    （4）孟夏四月——农乃登麦。


    （5）仲夏五月——农乃登黍。


    （6）季夏六月——水潦盛昌……大雨时行。


    （7）孟秋七月——农乃登谷。


    命百官始收敛，完堤防，谨壅塞，以备水潦。


    （8）仲秋八月——乃劝种麦，毋或失时。


    （9）季秋九月——


    霜始降；


    是月也，天子尝稻。


    （10）孟冬十月——水始冰，地始冻。


    此后的两个月，与本文所要谈的问题无关，从略。


    上面所列的月份，当然都是夏历，夏历似乎自古就是民间最通行的历法。但夏历每两三年闰月一次，月份与季节实际永远不能完全配合。所以所谓某月如何如何乃是理想的，而非实际的。实际前后可有少则几天，多则半月二十天的差别。但因历来纪月，大多以夏历为准，本文仍用夏历。文中每提五月，我们可想及阳历六月；每提六月，可想及阳历七月，观念与事实就可大致相符。


    （二）古书资料的解释


    现在我们可按顺序，把上面所引各节，与今日华北的情形做比较研究，并尽可能搜集古代气候农事的实际纪录，看看是否与《十二纪》及《月令篇》吻合。


    正、二两月，无可讨论，我们可从三月份谈起。


    （3）“季春三月，为麦祈实。”这一句话很可注意。一般的谷实，由出穗到收获，时间并不太长，三月既为麦祷告穗实丰满，那是麦即将熟的一个预示。


    三月另外所引一节，似乎讲到古代春雨颇丰，甚至常有春雨“障塞”淹田的危险，所以必须“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所谓沟渎，在古代都是田亩之间由人工挖掘的通水之渠，因此紧联上句的“堤防，”所指并非江河的堤防，而是沟渎的堤防。文中明言“周视原野，修利堤防”，显然是指田野中的堤防而言。关于此点，《考工记》“匠人”条所述甚详：


    匠人为沟洫。


    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畎。田首倍之：广二尺，深二尺，谓之遂。


    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


    方十里为成，成间广八足，深八尺，谓之洫。


    方百里为同，同间广二寻，深二仞，谓之浍，专达于川，各载其名。凡天下之地势，两山之间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


    与这一段相辅而行的，有《周礼</a>·地官》“遂人”条的一段：


    夫间有遂，遂上有径。


    十夫有沟，沟上有畛。


    百夫有洫，洫上有涂。


    千夫有浍，浍上有道。


    万夫有川，川上有路。


    这两段文字的意义很清楚，无需多加解释。古代田野中，满是沟渠与堤防，同时堤防也就是人行的道路。村里之外，一望无际，都是纵横交错的堤防与沟洫，一方面为田间的界线与行道，一方面为雨水过剩时的宣泄系统。沟渠系统间，大概有闸，平时水闸关闭，以备灌溉。如雨水过多，就可放闸，使余水由遂而沟，由沟而洫，由洫而浍，最后流入自然的大川。


    这两段记载与所谓井田制度有关，而井田制度是近些年来许多人根本怀疑的。如果说当时天下各国各地的土地都如此方方正正的划分，当然不可能，但周代在理论上与法制上有一套比较整齐规则的土地划分方法，则无可置疑。我们可以不管孟子</a>以来越说越糊涂的圣王之下如何美满的那一套，我们不要把井田看为一个土地制度的同题，而主要地要看为一个土地利用的技术问题，如果牵涉到土地制度，那也仅是偶然的。井田在历史上自有它重要的技术性的地位。我们所要讨论的也是此种技术问题，迄无定论的土地制度问题，从略。我们从各方面的佐证，以及古代传下的成语与口头禅，都可看出井田为实有其事。现在先讲古籍中可靠的或比较可靠的记载。


    《诗经</a>·周颂·噫嘻篇》：“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


    《周颂·载芟篇》：“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这都是西周的诗。第一篇描写一万人（十千）在三十里的范围之内，分为五千对（耦）而耕田。第二篇描写二千人合同锄草，一下锄到田间（隰），一下又锄到田边的人行小道（畛）。古代确有如此大规模的农作场面，在规模如此之大的计划性的农事操作下，像上面《考工记》与《周礼》所讲的整齐土地划分，是可实行而无困难的，甚至可以说是很自然的事。


    特别提到沟洫的，古籍中也有几条。


    《尚书</a>·益稷篇》：“禹曰……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


    《论语</a>·泰伯篇》：“子曰……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孟子·离娄下篇》：“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


    《左传</a>》“襄公十年冬”：“子驷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皆丧田焉。”


    上面《论语》中孔子</a>称赞禹的话与《尚书》中禹所自讲的话，是同一个故事，都是到春秋晚期大概早已流行的关于禹勤苦治水的故事。《尚书》中特别讲明禹把畎浍的水引入川中，把川中的水最后又导之入海。这虽只是一个故事，但故事中的这种说法是必有事实根据的，事实根据就是古代实际的沟洫制度。孟子的话，证明古代确有沟浍，专为容纳夏季多余的雨水。（孟子所用的月份是周历，所谓七八月就是夏历的五六月。周历、夏历的问题，下面当再说明。）至于《左传》中的记载，根本是一件具体的史实。子驷依势扩大自己的田洫，把另外四家的田都圈在自己的沟洫系统之内，这证明沟洫是古代田地系统不可分的一部分。


    现在再谈古代关于堤防或路涂的资料。


    《礼记·郊特牲篇》，记载古代农事结束时的一种隆重祭祀与庆祝，称为大蜡或八蜡，就是感谢八种与农事有关的神明，其中第六种为坊，就是田间的堤防，第七种为水庸，就是田间的沟渠。


    此外，与堤防或道涂有关的，有几种自古传下的成语或名词，颇堪玩味。按《周礼》“遂人”条所讲，道涂分为五级：径，畛，涂，道，路。这并非虚构，而为古代实际的名称与概念。自古至今，只有“道”与“路”可以“大”字形容，其他三种不能言大，因为在古代井田沟洫盛行时，行道系统中的大道为“道”与“路”二种。“大路”一词，自古流通，《诗经·郑风》有“遵大路”一篇。“大道”一词不似“大路”通行，《诗经》中有“周道”（见《小雅·小弁篇》《大东篇》），其意为大道。但抽象化之后，“大道”成为习用的名词，《礼记·礼运篇》中的名句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今日俗语中“大路”与“大道”意义相同，可以互用。至于“径”字，若加形容词，只能说“小”，古今皆然。因为径小，给人的印象不佳，孔子的门徒甚至认“行不由径”为美德（见《论语·雍也篇》）。“畛”与“涂”，处在中间，不大不小，所以向来不用“大小”两字作为形容词。（径，畛，涂，道，路五词都是专名，五者合称的类名，普通用五者正中的“涂”字，称为五涂。上引《考工记》“大川之上，必有涂焉”的“涂”字就是类名代专名的用法：若用专名，当说“必有路焉”。）


    又有很古的一句成语：“道听而涂说”，就传到今天的古代文献而言，此语是孔子最早说的（见《论语·阳货篇》）。今日一般都解释为“在路上听了，又在路上传说出去”，甚为平淡。注疏中已采此种解释：“若听之于道路，则于道路传而说之”，乏味之至，因为这是丧失了古语原来精神的解释。古代实际的意义是“在大路听了，转弯到小路就给说出去了”，描画得活现生动而有力！


    因为古代有如上所论一套复杂的沟洫系统，所以除非是江河决口，农田是有旱无潦的。无雨或缺雨，可致旱灾。但雨多，并不致发生水潦之灾，因为雨水有所宣泄。也正因如此，古代农民的宗教中有早神而无潦神。旱神称魃，是古代农民所最怕的一位女神，《诗经·大雅·云汉篇》，全篇都是因“旱魃为虐”而引起的呼吁。雨神称“雨师”（见《周礼·春官》“大宗伯”条），专司下雨，农民一般是希望他下雨，并不怕他下雨太多。雨师是雨神，而非潦神，在整个神谱中也不见有潦神。这证明古代如有水灾，普通都是河决所致，那要由河神负责；雨水本身极难成灾，所以少而又少的雨水之灾没有专神司理。雨潦没有专神，却有专名，今日华北农村中对于雨水引起的淹没情形，称为“立潦”。雨水由天而下，与地合成立体形，因有此名。这种复杂观念的专名，正证明立潦一向为非常特别的事；因为极其少见，所以若一遇到，就给人印象甚深，因而给它起了一个专名。《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记载因旱祈雨的二十一次，而大水仅有九次，其中可能有的为河决，而非立潦。


    （4）“孟夏四月，农乃登麦。”这在今天似乎是不能想象的事。今日麦熟，一定要到五月，普通是五月中旬，最晚的可到五月下旬。但在古代则麦熟确在四月。殷商西周，无可稽考。《左传》中有两次提到麦熟，都为四月。一为隐公三年（公元前720年），《左传》文曰：“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这显然是在麦将熟时去抢先割取。另一次为成公十年（公元前581年），记载晋景公在四月要尝新麦，把新麦制熟之后，未及食而死。（关于晋景公事，《左传》原文为“六月丙午，晋侯欲麦”。按《春秋》一书全用周历，周历六月为夏历四月。《左传》记月份时，绝大部分也用周历，隐公三年那一次用夏历，在《左传》为变格，大概是著者采用史料时未加改变，以致体例不能划一。）


    由这两个具体的例证，我们可说至迟到公元前720至前580年间，华北一带，麦熟仍在四月。再过一两个世纪，进入战国时代后，麦熟的时间如何，史无明文。但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容待下面再讲。


    （5）“仲夏五月，农及登黍。”这一条较上面四月麦熟的一条尤为惊人。因为麦熟，古今相差不过一个月。至于登黍，今日一般都在八月，最早也不能早过七月底。可惜关于此点，《左传》或其他古籍中，没有一个实例，可作讨论的根据。


    （6）“季夏六月，水潦盛昌，大雨时行。”似乎古代在六月时，雨水甚大，不似后代华北成语中的所谓“十年九旱”或“三年两早”的情形。这一点也待下面讨论。


    （7）“孟秋七月，农乃登谷。”似乎黍最早熟，其他的秋禾，七月开始成熟。这比今天要早一个月，今天华北秋收的开始是在八月而不在七月。


    七月又提到“完堤防，以备水潦”。似乎古代一直到七月时，雨水仍然很多。这也与后日的华北不同，后日的华北，以六月为雨量集中之月，到七月雨已有限，少有水潦的危险。河决又当别论。


    （8）“仲秋八月，乃劝种麦，毋或失时。”古代到八月时，大部的谷物已经登场，农民已开始有闲，可以及早种麦。今天道理仍然相同，但农民往往因收获的工作尚未忙完，到八月底才得暇种麦，甚至有迟至九月初麦才下种的。为使麦生长足时，最好是在八月中旬下种，古代似乎可以作到此点。后世秋熟较晚，所以宿麦下种也随之延期。也因为如此，所以转年麦熟也延后了一个月，由古代的四月变成今天的五月。宿麦的生成与获量，主要的不在第二年，而在第一年，第一年秋季生长的时间长，对麦实特别有利，第二年何时成熟，在田间生长的时间略长略短，关系反倒不大。所以专就此点而论，古代宿麦的收获量恐怕要高于后世的。


    （9）“季秋九月，霜始降。”今日仍然如此。二十四节气中的霜降，今日为“九月中”，就是九月下半月的节气。至今每年下霜，仍在此时，由古至今似乎并无变化。


    又，“九月尝新稻，稻初熟。”这也与今日同。把后来由外传入的谷物如玉米之类（晚熟的变种）除外，稻在华北至今仍是最晚熟的谷。[1]九月霜降，此后任何谷物就都不能再生长了。由霜降与稻熟两事看来，生长季节的最后关口，古今完全相同，以大天时而论，古今基本的气候未变。但在大的未变之内，似乎有小的伸缩，而这种小的伸缩对于生产与人生却可发生莫大的影响。这就都属于“事在人为”的范围了，下面当再讨论。


    历史学家雷海宗


    （10）“孟冬十月，水始冰，地始冻。”这也与九月所纪两事一样，古今相同。今日的华北，“水始冰，地始冻”，一般是在十月上旬中旬之间。


    （三）较为温湿的古代华北


    由上面所论，材料虽嫌不多，但已可看出，古代的农事季节比较后世略早，气候似乎微有不同。三千年前，殷商时代，殷的王畿</a>就是今日的平原省。当时这一带林木较多，由甲骨文中可以看到，王公时常出去猎象。根据《吕氏春秋</a>·古乐篇》的记载，殷人并且训练象队去作战，后来周公东征，才把象驱逐到江南：


    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


    以上一段，与《孟子·滕文公下篇》所记载的是同一件事：


    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


    今日的中国，不只北方无象，连江南以至于西南也不见象。三千年来自然变化之大可以想见。《汉书</a>·地理志下》篇，谓粤地（今浙东、福建、两广之地）“处近海，多犀象”，但对江南则未提起，证明在周公驱象的一千年后，粤地仍然有象，但在江南象已绝迹了。有象的自然条件，一需较多的林木，二需较大的雨量，三需较暖的气候。今日的华北，绝不可能自然有象，今日在北方的动物园养象，尚须特别慎重，否则象的寿命随时可以告终。三千年前，华北虽非森林地带，但齐鲁之地林木极丰，其他各地最少山上与山麓都有林木。在自然的林木未被人力毁灭之前，比较的风调雨顺，并且雨量大致是充足的，没有后日华北的经常干旱现象。但因为雨水普遍集中于五、六、七三个月，尤其是六月，如果听其自然，就时常要有立潦的危险。所以从很早以来，可能是自殷商以来，就有一种非常复杂的堤防沟洫制度，使雨水不致成灾，附带的并可供需要时的灌溉。


    以上的情形，殷商没有问题，西周时大致仍勉强维持旧观。春秋时代，恐怕问题渐渐发生，自然的林木到春秋晚期大概已被人砍伐殆尽，风调雨顺的美景成了例外；风雨不时，气候生变，《左传》中所记公元前581年的麦熟，虽不能说是最后一次的四月麦熟，但此后恐怕没有能把早至四月的麦秋维持很久。进入战国之后，由孟子在《告子上》篇对于牛山所发的叹息，可见连当初林木较多的齐鲁之地也已是遍地童山，其他各邦可想而知。人力对于自然的摧残，实在可怕。近乎亚热带的昆明，今日有“前山炭，后山炭”的说法。昆明的燃料为木炭，五十年前所烧的还是前山炭，就是面对昆明的山坡上林木所制的炭。今日前山大部已成童山，只有烧后山炭了。但如不及早设法，再过五十年，可能连后山也无炭可烧了！近乎亚热带的云南尚且如此，在温带的地方，如果只知伐林而不知造林，其后果的严重——请看今日的华北，特别请看今日的西北！


    我们都知道，到战国初期，有所谓“变法”的运动，大家熟知的是商鞅</a>在秦国“废井田，开阡陌”。实际各国无不如此，很多地方改革还在秦国之前。最早发动变法的为李悝。李悝相魏文侯，变魏国法，魏因而成为战国初期最强的国家。不久之后，楚悼王用吴起</a>变法。吴起原与李悝同事魏文侯，对于魏国变法事可能也有贡献。吴起后来由魏转仕于楚，变法的政策恐怕仍是李悝在魏国所作的那一套。商鞅原来也在魏国候差，候差不成，方到秦国，他对李悝的那些办法一定很熟习，到秦国后也就加法炮制。[2]


    商鞅变法，一向都说是“废井田，开阡陌”。这简短的六个字，意义极为重要。两句话所讲的是一件事的两面，“废井田”是就耕田本身而言，“开阡陌”是就耕田的疆界而言。阡陌就是古来传下的田间堤防，也是人行径路。《史记</a>索隐》在《秦本纪》“开阡陌”句下引《风俗通》：“南北曰阡，东西曰陌。河东以东西为阡，南北为陌。”可见到汉代，残存田间的径路仍用古代“阡陌”的旧名，而河东一地对此两字的用法与其他地方恰巧相反。所谓“开阡陌”，就是把堤防铲平，也就等于说是“填沟洫”，用堤防的土把沟洫填满。当然不能把阡陌全部废掉，大部与交通无关的“径”都被取消，只留下交通所必需的“道”“路”，一部分的“畛”“涂”，与极少数的“径”。同时，在水道方面，自然的大川不必说，洫浍大概还保留了一部分，至于特别多的遂沟，恐怕全部或绝大部分都填平了。此种变法之后，多少世代以来比较方正的纵横交错的田野景象，就一去而不复返了。就土地面积论，耕地增加了不少，过去沟洫所占的地方大部已可耕植。所谓李悝“尽地力之教”，所包含的或者方面甚广，但其中的一面恐怕就是这种利用一切土地面积的一点。


    这个改革，可能尚有其他社会经济的背景，但这不在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问题范围之内。我们所要注意的，就是在自然方面使此事成为可能的，正是孟子所指出的童山现象。到战国初期，自然林木摧残的程度，已使雨水极不可靠，大部的年岁是雨量不足，沟洫已成虚设，无水可泄，把它填起，也无引起立潦之灾的危险，并且可以增加耕地的面积。在气候与农事方面，战国初期是一个大关键。从此雨量减少，旱灾加多，春夏之间的气候失调，天气一般的过度干燥，谷物的生长逐渐延缓。麦本为四月熟，熟期趋于延后，再加以前一年播种后延的倾向，使麦的晚熟，成为不可避免，最后成了五月熟的谷物。黍本为五月熟，后竟延缓两个多月。开始大熟，原在七月，后来延到八月。种麦原在八月，后来渐渐改到八月底九月初。这一系列的变化，追根究底，都是由人力对自然的盲目摧残所引起。大的自然环境并无变化，农事大关口的霜降，古今一样。但人谋的不臧，使开始农忙的二月与农闲开始的九月之间的各种农民活动与谷物生长发生了剧变，一般的讲，这些变化都是对农事不利的。从战国初年到最近，二千二三百年的功夫，就自然方面讲，华北大致的情形未变，如有变化，只是林木的摧残日愈严重，旱象也日愈成为“正常”。例如关中之地，直到唐朝仍称沃土，但自中唐以下逐渐枯干，演成后日西北的近乎半沙漠的状态。今日的西北，山上不只无树，少数的山上连草也不能生。因为树已烧光之后，只有烧草。草也不济，冬天就到山上挖掘土中的草根，作为燃料。至此山坡的浮土全无保障，转年雨降，把浮土冲刷净光，剩下的岂仅是童山，简直是百分之百的石山，除青苔外，任何植物也不再生长。


    我们上面推论，自战国初期起，气候与农事的季节开始改变。但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与战国秦汉间的《礼记》仍说麦熟在四月，黍熟在五月，似乎与推论不合。笔者认为《吕氏》与《礼记》所传，都是照抄古代农书上的文字，并非当时实情。文中谈到一套一套的天子如何如何的繁复仪式，都是春秋以上赋有大巫身份的天子所作的事，到战国时代早已成了过去。战国秦汉间的人，一般的只讲理论与古典，对于眼前的事反不太注意。可惜关于战国秦汉六百年，找不到与农事季节有关的具体记载；最早的此类资料，到晋朝才又见到。《晋书</a>·五行志下》篇有下面两段文字：


    咸宁五年（公元279年）五月丁亥，巨鹿，魏郡，雨雹，伤禾麦……六月庚戌，汲郡，广平，陈留，荥阳雨雹。景辰[丙辰]又雨雹，陨霜，伤秋麦千三百余顷。


    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五月，东平，平阳，上党，雁门，济南雨雹，伤禾麦。


    以上一连两年，都讲五月雨雹伤麦，其中一年五六两月都提到麦受雹灾，证明至迟到三世纪晚期，麦熟已不在四月，而已延至五月，甚至可以晚至六月。但我们可以断定这并非三世纪晚期才有的现象，由各方面的材料综合看来，六百年前恐怕已开始生变，至迟到战国中晚期时（公元前300年左右），农事的季节恐怕已与今日无大分别，甚至可能在李悝的时候（公元前400年左右）变化已很彻底，已与今日大体相同。


    （四）今日的情况与前景


    上文所论，都是过去人谋不臧的情形，今后我们当然不会再像过去的一切听其自然。上论的凄惨景象全出人为，既出人为，人力也就很易补救。近来我们已在计划在中国的北边种植防沙林带，在内地也计划大规模植林，两种计划实现后，华北应当不难恢复三千年前的温湿环境。我们纵然不能希望再在此地猎象，其他的三千年前景物可能都再出现，华北的外观很可能要接近于今日的江南。撇开并行发展的科学技术不谈，只此一点，就必将大量增加华北各地的农业生产。


    今日我们的造林计划尚未大规模实施，然而最近几年已发现气候与季节在开始转变，关于这个转变，最值得注意的有下面两点：


    （一）冬春之际已无黄风沙。抗战之前，每年冬春之际，一定有一两次惊人的风沙，黄尘弥天，对面不见人，白昼即须点灯。风过之后，屋里屋外都是一片黄世界。但由1946年冬到1950年春，四度冬春，没有发生过一次此类的大风沙。这恐怕绝非偶然。此种令人可喜的变化，何年开始，可惜难考。抗战与胜利的九年之间，找不到与此有关的观察资料，无从判断。所以我们只能说是1946年以下开始无大风沙。


    二月兰


    （二）二月兰开花时期发生变化。华北有一种十字花科的野草，俗名二月兰，学名旧称moricanda sonchilolia，新称orychophragmus viceus。我们所要注意的是它的俗名。就俗名论，此花一向名实不甚符合。名为二月兰，但过去开花总要到三月，即清明之后。笔者注意此事，将近四十年，只要是身在华北，每到春季必观察此花没有例外的花期一定是在清明之后。私下曾有一个假定，就是此花从前开放是在二月，后来不知何故花期改晚，但习惯上仍称二月兰。然而这也只是假定而已，无法证明。1946年复员北返后，转年就发现此花开放有提早的趋势，1950年特别惹人注意，在清明前已零零散散地开花，清明一过遍地怒放。这是前所未有的花事，并且一定又是事出有因的。


    以上两点，我们可以总括如下：（一）华北风沙减少，那就是说北边与西北边沙漠地带的沙粒刮到华北的已经大量减少；（二）花开提早，也就等于说，春暖略为提早，植物的生长季节略为向前加长。


    这以上两事，我们要如何解释呢？除一部分或为自然界临时的或偶发的现象外，另一部分可能与苏联中亚细亚几个加盟共和国中的大规模植林、养草与垦田，以及在苏联协助之下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彻底建设与开发不无关系。中国北方与西北方两面的飞沙来源都在大量减少之中，这可能是我们这几年不见大风扬沙的基本原因。同时，近邻改造自然所引起的变化，也一定影响到我们的国土，生长季节的加长，间接的或者就由此而来。近几年雨量的趋于增加，主要的虽决定于太平洋的气流，但间接的可能也与中亚、北亚改造自然的事业有关。这当然不是说，近几年的多雨要成为正常现象，将来一定不会有旱灾，而是说今后比过去两千年可能要较为风调雨顺。


    以上的推论如可成立，将来我们不仅可以恢复古代的景象，并且可以超迈前古。就中国自己讲，我们用科学方法大事建设与改造自然之后，整个环境应当远优于殷周之际听其自然的局面。再有一点，我们西北与北边边疆以外的大环境，一万年来，自世界发展较快的地带由旧石器文化过渡到新石器文化以来，虽也有过变化，但自中国有比较可靠历史的殷商一代以来，大体没有改变，就是一般人印象中的沙漠状态。现在这个大环境已被苏联从根本上加以改造，并且仍在继续改造之中，所以我们将来无论就内部讲或就外边讲，所处的都将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今日一想到华北就在脑中浮起的干旱平野印象，大部将要成为历史上的陈迹。


    恐怕许多人不容易想象华北成为山清水秀之乡，还有一个不甚自觉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是“北”方。例如一提到北京的位置，人们大概就联想到莫斯科、华沙、柏林、巴黎、伦敦，而不知这些城市都远在我们之北。我们如果顺着直线把北京向西推移，可把它推到地中海上，在地中海上选定地点停住之后，向外一望，就可发现连罗马还在北京之北，与北京并列而稍微偏南的是雅典与里斯本。当然，大陆的华北与海国的希腊、意大利或葡萄牙，不能相提并论，但过去华北的干荒景象的确是人为的成分多，自然的成分少，我们只要好自为之，将来的新华北要超过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程度。


    （五）重建沟洫问题


    美好的远景，没有问题。但这里有一个目前就须注意到的小问题，就是最近两年有些个别区域所遭到的淫雨之灾。最近两年离奇的大雨，一定不会长久继续，但上面的推论如果正确，今后华北要比较的风调雨顺，雨量也要比较的增加。若果如此，雨水宣泄就成了一个急迫的问题。立潦是非常可怕的，从某一方面讲，较河决的冲没尤为严重。河决影响的范围，有一定的限度。大雨成灾，可以波及河决的洪水向来不能达到的地方。并且立潦的性质，恐怕也时常被人忽略。河决后的水潦与大雨后的立潦，性质根本不同。河决之潦乃深水淹没之潦，水深一尺以及数尺，一切禾稼完全淹死。这是绝对的，除非事先防河不决，否则一决之后，就已无计可施。但河决的问题，不属本文讨论的范围，可暂不谈。至于大雨淹田，浅则一二寸，除沼泽之地外，最深亦不过数寸，平地雨水盈尺，在华北为不可见的事。三数寸的水，实际不出几天就都渗入土中，禾稼本可不受损害，其损害不来自雨水，而来自雨后的阳光。积水一二寸之后，天气放晴，亢阳大照一日，水已半沸，把禾稼蒸萎，收获当然减成。如果水深数寸，一时不能渗完。三五天、五六天的日晒，把禾稼几乎蒸熟，结果只有焦黄死去。反之，假定积水后，雨停而天阴，让雨水慢慢地渗净，则禾稼可以不受损害，或只受极轻微的损害。此理讲明后，沟洫的功用不言而喻了。如开沟洫，田间只要积水，立刻放入沟中，立潦发生的可能就将减少到最低的限度。古代雨量较大，就是靠沟洫避免立潦的时常发生。战国以下，林木的砍伐使雨量减少，沟洫填平，也少有立潦的危险。现在看来，雨量可能又要较过去两千年略为增加，类似古代沟洫的办法必须采用，方能避免立潦之灾。[3]


    新的沟洫制度如要建立，为免发生大的困难与错误，可先作小规模的尝试。第一，可先由目下已有的少数国营农场作起。另外，可选择少数地势与政治条件都适合的农村，来作试验。在这两种情形下，学习经验，发现问题，如果证明确有必要，再推行全国，或最少是推行华北。


    最少就华北而论，沟洫主要的功用是宣泄，而非灌溉。华北总是比较干燥的地带，如真天旱，沟中的一点积水恐怕很快的就要蒸发净尽，很少能供灌溉之需。在没有可以实行的更好的办法之前，真要灌溉，恐怕仍靠打井；只有普遍的打井，才能使华北永脱干旱之苦。


    惟一可能的重要反对意见，就是把一部分良田开为沟洫，未免太不经济，太不合“尽地力之教”的道理。此点诚然。但沟洫仍可供生产之用，并非完全荒废。例如种藕，既省精力，又可增加菜食的供应。如善于计划，沟中甚至可以养鱼，使终年素食的农民食谱得到调剂。但如果要保障沟洫的生产，就更需要打井，天旱时不只需要井水灌田，并且也要灌沟。所以凡是挖掘沟洫的地方，同时也要挖井。


    另外还有一个可能的问题要考虑的，就是沟洫纵横，将来难免要阻碍农业经济集体化时机器的自由运用。这的确是一个应当照顾到的问题。但此中困难并不太大，将来如果发现阻碍，可将内圈的较小沟洫填起，让机器有回旋的余地，把外圈的沟略为加宽或加深，仍可适合泄水的需要。填满的工程远</a>比挖沟简单，在今日无需顾虑到此。目前的问题，是如何为平坦的田，尤其是低洼的田，解除立潦的威胁。


    此种沟洫制度如能实行，除解决立潦问题外，尚可能另有一个良好的影响，就是给农民一个在日常生产活动中学习合作的机会，为将来集体农场的建设铺平道路。农民一向是惯于个体经济的，须靠合作来挖掘与维持利用的沟洫系统或者是将来能够体会集体经济的一个助力。假定每一个自然村，甚至每一个行政村，作为一个沟洫系统的单位，这恐怕是在形象上、意识上、与具体工作上训练合作的一个相当有效的办法。


    至于华中、华南，无论是平地的水田或山地的梯田，一向依赖灌溉，农民之间多少都有过合作的经验，不过合作的程度不高，规模不大，不够系统化。将来土改完成后，如能鼓励他们，使灌溉更加系统化，合作的范围更加扩大，也可成为集体生产的一种准备学习。


    （原载《社会科学》第6卷第2期，作于1950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