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章

    当晚的新闻全是有关这一事件的报道。詹妮弗竟成了名噪一时的新闻人物，谁都想亲自读一读或亲耳听一听她与那只死金丝雀的故事。电视的每一个频道都在播放詹妮弗离开沃特曼法官议事室时被记者和公众层层包围，好不容易才挤出审判庭大门的镜头。


    詹妮弗无法相信，一夜之间自己骤然成了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报社、电台和电视台的记者们从四面八方向她涌来。她恨不得从他们的包围中逃走，可是她的自尊心又不允许她这样做。


    “是谁把黄色金丝雀交给你的，帕克小姐？”


    “你以前认识迈克尔-莫雷蒂吗？”


    “迪-西尔瓦一心想要利用本案登上州长的宝座，你知道吗？”


    “地区检察官扬言要取消你的律师资格，你准备跟他斗吗？”


    对于诸如此类的每一个问题，詹妮弗除了“无可奉告”四个字以外一概不做任何答复。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晚间新闻称她为“迷途的羔羊帕克”。美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干脆叫她“黄色的金丝雀”。全国广播公司的一名体育运动评论员则把她和足球运动员罗伊-里杰斯相提并论，因为后者曾把足球踢到离本队球门一码远的地方。


    在迈克尔开设的茶馆里，正在举行庆祝会。十多个人在屋里开怀畅饮。


    迈克尔-莫雷蒂独自坐在酒柜后头，目光始终牢牢地盯着电视中的詹妮弗-帕克。他举起手中的酒杯向她致意，然后一饮而尽。


    每个律师都在议论这一事件。有一半人相信詹妮弗接受了黑手党的贿赂，另外一半人则认为她不过是无辜的受骗者。不管他们持哪一种观点，双方一致认为詹妮弗-帕克短暂的律师生涯已到此告终。


    可怜她仅仅当了四个小时的律师。


    她出生于华盛顿州凯尔索市。那是一个木材集散小城镇。1847年，一个思乡的苏格兰勘测员给它取了这个名字，因为他日夜思念他苏格兰故乡的凯尔索城。


    詹妮弗的父亲先是担任最重要的几家木材公司的律师，继而为锯木厂的工友们服务。詹妮弗回忆起童年生活来总是趣味盎然。华盛顿州对一个孩童来说，每天都有讲不完的新鲜事，就像是一本百看不厌的小说。那儿有的是雄伟壮观的山峦、冰川和国家公园。在那里可以滑雪，可以划独木船。稍微长大以后，她曾经攀登过冰川，还曾去不少地方旅行，如奥哈那佩喀希、尼斯奎利、克莱艾勒蒙湖、契尼斯瀑布、马天门、雅基姆山谷等等。詹妮弗跟着父亲学会了登山和滑雪。雷尼尔峰顶、廷伯莱恩湖畔，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父亲总是设法找机会和她在一起，而她母亲却相反。她是一位好动的漂亮女人，经常不在家，谁也摸不准她忙什么去了。艾伯纳-帕克的身上流着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和英格兰人的血液。他中等身材，头发乌黑，双眼碧蓝，富有同情心及正义感，淡于功利，对世人却是一片热忱。他常常一连几小时和詹妮弗坐在一起，滔滔讲述他正在处理的案子，以及那些遇上麻烦的人如何来到他那不起眼的小事务所向他求助。直到许多年后，詹妮弗才明白父亲只跟她一个人讲这一切，是因为他找不到其他人可以一起聊天。


    每天放学后，詹妮弗就一溜烟地跑到审判庭去，观看父亲工作。如果正值休庭，她就待在父亲的事务所，听他议论案子和当事人的情况。父女俩从来也没有提起她该上法学院读书的事，双方似乎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到了十五岁那一年，詹妮弗就开始在每年暑假做父亲的帮手。姑娘到了这年纪，往往热衷于跟小伙子约会，私订终身。可詹妮弗却与众不同——她一头钻进了诉讼和遗嘱之类的卷宗中。


    小伙子们对她颇感兴趣，可是她却不大理会。父亲问起这方面的事，她总是回答说：“他们都太幼稚了，爸爸。”她心里明白，有朝一日自己会嫁给一个像父亲那样的律师的。


    就在詹妮弗十六岁生日那天，她母亲竟然跟紧邻的一个十八岁的小青年离家私奔。从那一天起，她父亲的心就悄悄地死去了。虽然他的心脏是在妻子弃家七年以后才最后停止跳动的，可是实际上，打他听到妻子的丑事起，他就成了一具活僵尸。全镇的人听说这件事后，都对他深表同情。然而艾伯纳-帕克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人们的同情反倒使他无法忍受。他开始酗酒。詹妮弗尽自己所能给父亲以安慰，可是毫无效果。往日的一切再也不能恢复了。


    次年，詹妮弗中学毕业该进大学了。她毅然决定放弃学业，留下来陪伴父亲，可他说什么也不同意。


    “我们将来一起办事务所，詹妮1，”他说，“你要抓紧，争取获得法学士学位。”


    1詹妮弗的昵称。


    她考入了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攻读法律。在大学第一年里，她的同学们在各种各样的合同、民事侵权行为、财产、民法程序和刑法等一望无际的沼泽地里步履维艰地挣扎跋涉，唯独她学来得心应手。她搬进了学校宿舍，在法律系图书馆找了个业余工作。


    詹妮弗热爱西雅图。星期天她和一个叫阿米妮-威廉姆斯的印第安学生以及一个骨架粗大而又瘦削的爱尔兰姑娘约瑟芬-柯林斯或去市中心的绿湖中泛舟；或去参加华盛顿湖上的竞舟金杯赛；或去观看五颜六色的水上飞机表演，它们不时在头顶掠过。


    西雅图市有许多大型爵士俱乐部，詹妮弗经常光顾的是彼得俱乐部。那儿的柳条箱上搁着几块木板代替桌子，别有一番风味。


    晌午，詹妮弗、阿米妮和约瑟芬来到美味快餐菜馆饱餐一顿。这里的烤马铃薯堪称世界第一。


    有两个小伙子都在追求詹妮弗。一个是年轻英俊的医学院学生诺亚-拉金，另一个是法学院学生本-蒙罗。詹妮弗只是偶尔跟他们出去玩玩。她总是忙得不可开交，没有时间专心去谈情说爱。


    天气老是那么潮湿，多风。空气清新，雨下个不停。詹妮弗身穿一件蓝绿两色方格花呢夹克衫在雨中走。这种羊毛衣料吸饱了雨水，一片深色，而她的双眼犹如一对绿宝石，熠熠发光。她时时陷入沉思，但从未想到过那些从脑中一闪而过的念头会植根在记忆中。


    冬去春来，姑娘们穿上式样各异的鲜艳衣衫，煞似盛开的花朵，争妍斗艳。校园里有六个大学生联谊会。这些联谊会的小伙子常常在草坪上聚首，毫不羞赧地打量着来来往往的姑娘。可是唯有詹妮弗与众不同，她身上表现出来的某种气质意外地使这些小伙子感到自惭形秽。她具有一种在他们看来难以名状的特殊品格。他们感到，自己正在希冀、求索的一些东西，在这位姑娘身上却早已具备。


    每年暑假，詹妮弗都返家探望父亲。父亲已经变得判若两人。他虽然再也没有喝得酩酊大醉，但神志却总是那么昏昏沉沉的。他心如死灰，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无动于衷。


    詹妮弗在法学院的最后一个学期里，艾伯纳终于辞别了人世。市里的人没有将他遗忘，上百人参加了他的葬礼。那些他生前曾给过帮助和忠告，成了他朋友的人，也都不约而同地前来吊唁。詹妮弗暗自伤心，把悲哀埋在心灵深处。她失去的不仅是慈爱的父亲，而且还是她的一位良师益友。


    詹妮弗办完丧事，回到西雅图继续攻读法律。父亲死后留给她总共不到一千美元的现金，今后怎么生活，她必须做出抉择。回凯尔索当律师是不可能的，在本地人的记忆中，她永远是那个与一位少年男子私奔的浪荡女人的孩子。


    詹妮弗成绩出类拔萃，十几个全国第一流的法律事务所派人与她晤谈之后，有几个愿意向她提供就业机会。詹妮弗的刑法教授沃伦-奥克斯告诉她说：“这是很高的荣誉啊，姑娘。一个女子要进有名望的法律事务所任职，是多么不容易啊！”


    真正的难处在于她再也没有家了。她成了随风飘卷的蓬草，自己把握不住究竟在哪儿安身立命。


    毕业前不久，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一天，奥克斯教授约她下课后去找他。


    “我收到了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的一封来信，要我给他的工作班子推荐一名高材生。你有兴趣上纽约去吗？”


    “好的，老师。”詹妮弗脱口而出，毫无思想准备就答应了。


    她乘飞机前往纽约参加律师考试，然后回到凯尔索市关闭了父亲的法律事务所。这是一段甜蜜而又痛苦的经历，事务所把她带回那已经逝去的岁月。在詹妮弗看来，自己就是在这间屋子里长大的。


    在等待考试结果的日子里，为了生计，她到学校的法律系图书馆充任管理员。


    奥克斯教授说：“那是全国要求最高的事务所之一。”


    这一点詹妮弗一清二楚。


    她收到了考试合格的通知书，当天又收到了纽约地区检察官事务所接受她为工作人员的聘书。


    一个星期后，詹妮弗踏上了东去的行程。


    她在第三大街一幢房子的四楼找了一小套房问。这幢楼房没有电梯，只有陡直的楼梯。“上下跑楼梯对我有益处。”詹妮弗自我安慰说。曼哈顿没有高山可供攀登，也没有急流可以畅游。公寓的房间包括一间放着长沙发的起居室，长沙发翻开来便是凹凸不平的床。另有一个小卫生间。卫生间的窗子早已被什么人漆成黑色，一直关着。室内的摆设就像是由救世军捐赠的。哦，我不会在这儿久住的，詹妮弗对自己说，住这儿不过是权宜之计，一旦我在律师界站住脚，我就要走的。


    这不过是她的梦。事实是她到纽约还不到七十二个小时，就被从地区检察官的工作班子里除了名。现在她正面临着撤消律师资格的危险。


    詹妮弗放下手中的报纸、杂志，关上了电视，因为上面全是关于她的事。她感到，在街上，在公共汽车里，在市场上，人们的眼光都盯着她看。她开始躲在公寓里，闭门谢客，也不接电话。她整日价心里乱糟糟的，茫无头绪。一会儿打算收拾行李回华盛顿州；一会儿又考虑离开律师界，另谋生计；甚至还闪过自杀的念头。一连几小时她都在一封接一封地给地区检察官罗伯特-迪-西尔瓦写信。有的信慷慨陈词，骂他缺乏同情心，毫无谅解精神。有的信又低三下四，请求对方宽恕，哀求他再踢给自己一个工作的机会。最后却一封信也没有发出去。


    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走投无路。她在纽约举目无亲，连个可以讲话的人都没有。白天，她把自己锁在屋里；夜深人静时，她才溜到空荡荡的街上。那些被社会抛弃的人从不跟她搭腔。也许，这些人从她的眼神里看到了自己的孤独和绝望。


    她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游荡，法庭上的那一幕一次又一次出现在脑际，结局每每各不相同。


    一个男人离开围在迪-西尔瓦身旁的人群，朝她匆匆走来，手里拿着马尼拉信封。


    您是帕克女士吗？


    是的。


    首席检察官要你把这个交给斯特拉。


    詹妮弗冷冷地瞧着他。让我看看你的身分证。


    那人着了慌，返身就逃走了。


    一个男人离开围在迪-西尔瓦身旁的人群，朝她匆匆走来，手里拿着马尼拉信封。


    你是帕克小姐吗？


    是的。


    首席检察官要你将这个交给斯特拉，说着他把信封塞到她手里。


    詹妮弗打开信封，里面是只死金丝雀。我要逮捕你。


    一个男人离开围在迪-西尔瓦身旁的人群，朝她匆匆走来，手里拿着马尼拉信封，来人与她擦肩而过，走到地区检察官另一名年轻助手跟前，把信封交给了那人。首席检察官要你把这个交给斯特拉。


    只要她愿意，她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改写这业已发生的一幕。可是事实总归是事实，再也无法更改。犯了一次愚蠢的错误就毁了她的一生。但是，谁说她的一生已经毁掉了？是报界？是迪-西尔瓦？她至今没有听到过关于取消她律师资格的任何新的消息，所以她还是律师。还有好几个法律事务所曾表示要聘请我，詹妮弗安慰自己说。


    她心里重新充满了信心。她找出那张记有自己联系过的法律事务所的名单，逐一打电话再行联系。然而，要找的人竟然一个也不在，过后也没有人打电话来找她。四天之后，她才意识到自己已被法律界所摈弃。那案件掀起的轩然大波虽已平息，可是人们对此仍然记忆犹新。


    詹妮弗继续给可能聘用她的人打电话。情绪由绝望而气愤，而心灰意懒，终于又陷入了绝望。她寻思着下一步该怎么办，要不要另找出路。左思右想，总是得出同一结论：她所想做的，也是她唯一感兴趣的，就是当律师，她是一名律师。上帝呀，在人们不让她干下去之前，她将千方百计地当律师。


    她开始到曼哈顿各法律事务所四处活动。不通报姓名直接来到接待人员跟前，自我介绍一番，并要求会见人事部门的负责人。偶尔有几次，她被接见了。但在会见过程中，她始终感到对方纯粹是出于好奇心。他们把她看做怪人，想亲眼看一看她的模样。她常常得到的答复是，他们不需要新的人手。


    六个星期过去了，詹妮弗的钱即将告罄。如果知道什么地方的公寓租金更低廉的话，她早就换地方了。可惜找不到这样的房子。白天她常常饿着肚子，晚饭则到街道拐角处的小店里将就吃一顿。这种小店食品质量低劣，可是价格倒很便宜。她看中了一家叫“牛排和饮料”的小吃店。不用花多少钱便可以吃到一道主菜，外加色拉和啤酒。詹妮弗不喜欢喝啤酒，可是这对她的辘辘饥肠多少是一点安抚。


    跑完了跟她有过联系的那些大法律事务所，詹妮弗想方设法搞到了一张第二流的事务所名单，又开始了频繁的联系。可是他们对她的名声也早已有所风闻。许多对她有邪念的男人纷纷约她见面，可就是没人给她介绍工作。她再度陷入绝望的境地。好吧，既然没有人愿意用我，那就干脆由我自己来开办一个法律事务所。她在心里愤愤然这样想着。可是独立开业谈何容易，手头至少得有一万美元。她需要付房租、电话费，还要雇一个秘书，购买法律书籍，置办桌椅、文具等等……而眼下她连邮票的钱都出不起。


    原先，詹妮弗曾指望地区检察官办公室会发给薪金。现在这当然已成为泡影。至于解雇费，她连想都不敢想。此路不通，她无论如何也无法支付自己开业的费用，哪怕是最小的事务所也办不到，唯一的办法是跟人合用一间办公室。


    詹妮弗买了一份《纽约时报》，在广告栏上细细寻找，好不容易在报纸底部找到了一小则广告，上面写道：本人系专业人员，愿与另外两位男性专业人员合用一间小办公室，房屋系租用。


    “房屋系租用”这几个字深深地吸引了詹妮弗。固然，她不是男的，但是性别关系不大。她剪下这则广告，搭乘地铁找上门去了。


    这是一座破旧不堪的老房子，坐落在南百老汇大街。办公室设在第十层，门上的招牌有些字母已经剥落，写着：


    肯尼思-贝利爱司侦查处


    下面写着


    洛克菲勒收款代办处


    詹妮弗深深吸了一口气，推开门走进屋去。她看到的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办公室，房里挤着三张破桌子和三张椅子，两张桌子后面已有主人。


    一个是秃顶的中年人，衣着寒酸，正在处理文件。对面墙边另一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个三十刚出头的男子。他长着赭红色的头发，皮肤白皙，脸上有雀斑，蓝色的眼睛炯炯发光；上身穿一件圆领汗衫，下着一条紧身斜纹布裤，脚上一双白帆布鞋，没穿袜子。他正在打电话。


    他放下听筒，抬起头看见了詹妮弗。


    他立即站起身，微微一笑，向她伸出一只强有力的手。“我是肯尼思-贝利。我能帮您做点什么吗？”


    詹妮弗注意环顾了一下这间不透风的斗室，吞吞吐吐地说道：“我……我是看了您的广告才来的。”


    “原来如此。”他蓝色的眼睛里露出惊讶的神色。


    那个秃顶的中年人凝视着詹妮弗。


    “这位是奥多-温泽尔。他是洛克菲勒收款代办处的，”肯尼思-贝利介绍说。


    詹妮弗点了点头，“您好。”她又转向肯尼思-贝利。


    “您是爱司侦查处的吗？”


    “不错，您呢？”


    “我……？”她先是一惊，接着恍然大悟，“我是律师。”


    肯尼思-贝利满腹狐疑地打量着她，“您想在这儿开办事务所？”


    詹妮弗又扫了四周一眼，脑子里设想自己往后将跟这两个男子同坐一室的情况。


    “我或许还要到别处看看，”她回答说，“我还没打定主意……”


    “这儿每月付九十美元租金就行。”


    “花九十美元我可以买下这整座房子了。”她转身要走。


    “嘿，您等一等。”


    詹妮弗站住了。


    肯尼思摸着下巴说：“租金还可以协商嘛，六十美元，怎么样？等您业务有了进展以后再考虑适当增加。”


    这价钱倒还公道，六十元钱休想能在别处找到房子。不过，这地狱一般的鬼地方是不可能吸引当事人找上门来的。再说，自己的手头连六十元也没有。


    “我租下了，”她最后说。


    “您会满意的，”肯-贝利说，“什么时候搬东西来？”


    “东西已全部在这儿了。”


    肯尼思-贝利亲自在门上刷了块新招牌：


    詹妮弗-帕克律师


    詹妮弗看着这块牌子，心里不禁百感交集。即使在情绪最消沉的时候，她也没有想到过自己的名字会列在私人侦探和收款员之下。可当她仔细端详这块稍稍歪斜的字牌时，一种自豪之感油然而生：她是一位律师，门上的牌子就是证明。


    办公室有了着落，现在只等当事人找她办案了。


    这时詹妮弗穷得连那家“牛排和饮料”店也进不去了。她在狭小的卫生间的电热器上装了个热菜的盒子。早餐是土司和咖啡，中午就饿着肚子，晚上则到“果满餐馆”或“中中菜馆”就餐。这两家店供应大块香肠、厚厚的面包和热土豆色拉。


    每天上午九时整，她来到事务所，可是到了那里后，她无事可做，只是听肯-贝利和奥多-温泽尔打电话。


    肯-贝利料理的案子主要是替人找回离家出走的配偶或孩子。最初，詹妮弗把他看成拐人钱财的骗子，一味地给人许愿，索取巨额预支款。但是她很快就看到，肯-贝利工作十分卖力，往往能履行诺言。他为人聪明，练达。


    奥多-温泽尔是个不可思议的人。他桌上的电话铃声一天到晚总是不断。他抓起话筒，冲着它讲上几句，在纸上记下点什么，然后一连几小时外出不归。


    “奥斯卡1专门负责收回商品的工作，”肯-贝利有一天这样跟她解释。


    1奥多的昵称。


    “收回商品？”


    “是啊。收款公司派他出去收回汽车、电视机、洗衣机之类的东西。”说着他好奇地看了看詹妮弗。“你有主顾吗？”


    “唔，会有的。”詹妮弗含糊其辞地说。


    “别灰心，”他点点头，“谁能保证不做错事？”


    詹妮弗脸上火辣辣的，原来他知道自己的底细。


    肯-贝利正在打开一大包烤牛肉三明治，“你来吃点吧。”


    “不，谢谢，”詹妮弗坚决地说，“我向来不吃中饭。”


    “是吗？”


    她看着他津津有味地把三明治大口大口地送进嘴里，他注意到她脸上的表情，又问道：“你真的……”


    “谢谢你。我……我有约会。”


    肯-贝利若有所思地看着詹妮弗离开事务所。他具有猜透别人心思的本领，并一向为此而自豪。可是，詹妮弗-帕克却使他有点捉摸不透。当他从报上和电视里看到詹妮弗的消息时，他认为一定有人出钱买通了这个女子，以破坏对迈克尔-莫雷蒂的审讯。可现在见了詹妮弗本人之后，他有点怀疑了。他自己结过一次婚，可是婚姻带给他的是一场灾难。从此，他对女人不屑一顾。然而一种无形的东西告诉他，眼前这个女子非同一般，她才貌双全，又富有强烈的自尊心。上帝！他提醒自己说：别发傻劲了，那种伤心事，一个人一辈子遇上一次就够了。埃玛-拉查洛斯1是个多愁善感的白痴，詹妮弗这样想。


    1拉查洛斯是美国女诗人。诗作多以歌颂自由、反抗种族压迫为主题。她为纽约“自由女神”塑像写的《新的巨人》一诗，刻在塑像座底。这里引的是该诗中的两句。


    “把那些疲乏不堪、穷愁潦倒、


    渴望着自由地呼吸的人们，


    都送来给我吧！


    把那些无家可归、饱经风霜的人们，


    都送来给我吧！”


    任何一个想在纽约落脚谋生的人，在一个小时之内便会碰得头破血流。这里没有人关心你的死活，不要再垂头丧气了。可是要生存下去谈何容易！她身上只剩下最后十八美元了。公寓住房的租金早该交了，合租的事务所租金再过两天也得付了，再住下去是没钱了，即使要走，她也拿不出路费了。


    詹妮弗根据电话号码簿的黄色索引2，依次给各个法律事务所打电话，希望被人录用。她总是用外边的公用电话打电话，生怕叫肯-贝利和奥多-温泽尔听了去。可是每次打电话的结果都一样——谁也无意用她。她恨不得马上回到凯尔索，谋一个法律事务方面的助手位置，或是给他父亲的朋友当秘书。要是父亲地下有知，见她四处碰壁，一败涂地，一定会含恨九泉的。可她又有什么办法呢？只有含垢忍辱回故乡去。现在急待解决的是盘缠。她在《纽约邮报》下午版中细细翻寻，总算找到一则广告：征求驱车前往西雅图的同伴，以共同分担路费。广告上登有电话号码，詹妮弗挂了个电话，可是没有人来接。她决定次日早晨再打一次。


    2美国电话号码簿的索引部分，常印在黄色纸张上。


    第二天，詹妮弗最后一次去上班。奥多-温泽尔已外出。肯-贝利照例在打电话，他穿了一条蓝色长裤，上身配着鸡心领开士米套衫。


    “你的妻子找到了，”他在电话中说，“可是伙计，问题是她不愿意回家……我知道。女人们的心思难以捉摸啊……好吧，我告诉你她目前的地址，你可要好言好语劝她回心转意，跟你回家。”说完，他报了市内一家旅馆的电话号码，挂上电话，转身看到了詹妮弗。“你今天上午迟到了。”


    “贝利先生……我，我恐怕不得不走了。一旦我挣到钱，就立即把欠你的房租寄来。”


    肯-贝利往椅子上一靠，仔细地打量着她。他的眼光使詹妮弗局促不安。


    “你看行吗？”她问。


    “准备回华盛顿州吗？”


    詹妮弗点点头。


    肯-贝利说：“在走之前，你能帮我个小忙吗？我有个当律师的朋友一直要我帮他送传票，可我总腾不出时问。每送一张传票，他付十二美元五十美分，交通费除外。你能帮个忙吗？”


    一个小时后，詹妮弗-帕克已经坐在皮鲍迪父子法律事务所豪华的办公室里了。啊，这才是经常出现在她幻想之中的法律事务所。她日夜盼望能在这样的事务所里占有一席之地，与其他人平起平坐。她被带到里层的一个小房间去，一个秘书不耐烦地交给她一叠传票。


    “喏，你得把所走的里程记下来。你自己有汽车吧？”


    “没有，不过我……”


    “哦，如果你乘地铁，那么把车费记清楚。”


    “好。”


    从事务所一出来，詹妮弗就冒着倾盆大雨奔波在布朗克斯、布鲁克林和奎因区之间分送传票。到了晚上八时，她已挣到了五十美元。她回到公寓时又冷又累。但不管怎么样，她已挣得了一点钱。这是她到纽约后的第一笔收入。秘书告诉她，待送的传票还很多。送传票要跑遍全城，又是桩低三下四的差使。有人冲着她砰地一声关上了门；有人破口大骂，甚至威胁她；还有两次，几个下流无耻的男人对她提出了猥亵的要求。此情此景，第二天还须出去经历一番，委实使人心寒。但是只要能在纽约待下去，就有希望，即便是十分渺茫的希望。


    詹妮弗往浴缸里放满热水，跨了进去，让疲软的身子慢慢地侵入水中，心中顿时感到说不出的舒服。她没有想到自己竟会累成这种样子，浑身的肌肉又痛又酸。现在她最需要的是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以振作精神。我要尽情地挥霍一番，要到铺有台布、摆有餐巾的上等餐厅去吃饭，詹妮弗心想。也许那儿还播放轻音乐呢，我要喝上一杯白葡萄酒……


    外面传来一阵门铃声，这对她来说是那么地陌生。到这儿两个月以来还不曾有人来拜访过她。一定是那个尖酸苛刻的女房东上门讨过期的房租来了。詹妮弗静静地躺着，她太疲乏了，连动都不想动，心想女房东过一会儿就会走的。


    门铃又响了。詹妮弗老大不情愿地从暖呼呼的浴缸里爬了出来，套上一件毛巾浴衣，走去开门。


    “谁呀？”


    “您是詹妮弗-帕克小姐吗？”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是的。”


    “我是亚当-沃纳律师。”


    詹妮弗有点不知所措。她把门用链条钩住，开了一条小缝。只见过道里站着一个三十五六岁的男子，高高的个儿，金黄色的头发，宽阔的肩膀，鼻梁上架着一副角质架的眼镜，眼镜后面是一双寻根究底的灰蓝色的眼睛。他身穿一套定制的高级西装。


    “可以进来吗？”


    强盗一般不会穿定制的西装，也不会打真丝领带。他们不可能有这样修长、灵巧的手，也不会有这般精心修整过的指甲。


    “请你等一下。”


    詹妮弗除了链条，打开门。当亚当-沃纳步入房间时，她不由得打量了一下自己这单间公寓。她看到来人也在打量这房间，不禁退缩了一步。看样子来人住惯了高楼大厦。


    “找我有何贵干，沃纳先生？”


    话音刚落，她就意识到他登门拜访的来意了，他肯定是为着她寻找职业的事上门来的。她多么希望自己现在穿着一套上等的时髦服装，希望自己的一头美发已经梳理妥帖，希望……


    “我是纽约律师协会纪律委员会的成员，”亚当-沃纳开口了，“帕克女士，地区检察官罗伯特-迪-西尔瓦和劳伦斯-沃特曼法官已向上诉法院提出要求：开始实施取消你的律师资格的法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