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五○

    ▲守边固圉之略（上）


    《诗小雅出车》之三章曰：王（周王）命南仲（大将），往城于方（朔方）。出车彭彭，旗（交龙为旗）央央（鲜明）。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威名光显）南仲，玁狁于襄（除也，言胜之）。


    程颐曰：“城朔方而狁之难除，守备为本，不以攻战为先也。”


    臣按：朔方之地，自三代已为边地，汉人城之以遏敌之内侵，宋始废其城而弃其地，程氏谓御敌之道，守备为本，不以攻战为先，乃帝王之要法，万世所当遵守者也。


    《礼记月令》：孟冬之月，命有司坏（补其阙薄）城郭，戒门闾，修键（锁须）闭（锁筒），慎管龠（锁匙），固封疆，备边竟（境同），完要塞，谨关（境上门）梁（桥也），塞徯径。


    陈澔曰：“城郭欲其厚实，故言坏；门闾备御非崇，故言戒；键闭或有破坏，故云修；管龠不可妄开，故云慎。要塞，边城要害处也。徯径，野兽往来之路也。陆氏佃曰：‘坏城郭而门闾不戒无益也，修键闭而管龠不慎无益也，固封疆而边境不备无益也，完要塞、谨关梁而徯径不塞无益也。’”


    臣按：《月令》于孟冬之月既命百官谨盖藏，命有司循行积聚，无有不敛，而又命有司坏城郭、戒门闾、修键闭、慎管龠者，此盖兼中外而言也，至于固封疆、备边境、完要塞、谨关梁、塞徯径则专为边境言焉。然边境之中亦有城郭，而其城郭也则有门闾焉，门闾之或启或闭则有键闭管龠以司之，故既坏其城郭之阙薄使其坚而厚，而又戒其门禁之出入，于键闭管龠也则又修而理之、慎而守之，所以防内之出而外之入也。若夫封疆之固、边境之备，则其所防者内恐盗贼之窃发、外恐敌国之侵陵，虽以无事之时亦必岁岁为先事之备，于要塞也则完之以扼其要冲，于关梁也则谨之以严其出入，然非但人马可行之地而致其备也，凡野兽往来之径，苟可容足者亦无不致其谨焉，可见古人于封疆之守、边防之备，其严且密也如此。后世为政苟且目前，而于边塞之地无事则一切置之不问，一有事焉则急遽之际，仓惶无措者多矣，甚者以槱薪之故而剪其蒙翳，以营造之故而伐其障蔽，以游畋之故而废其险隘，殊不思王公设险以守其国，无其险尚百计以营为之，况其有险而自去之以为敌除道邪？智者不为也，后之君子尚思所以为先事备而毋贻临时噬脐无及之悔。臣窃以为，今京师切近边塞，所恃以为险固者内而太行西来一带，重冈连阜，外而浑蔚等州高山峻岭，蹊径狭隘，林木茂密，以限驰突，不知何人始于何时，乃以薪炭之故，营缮之用，伐木取材，折枝为薪，烧柴为炭，致使木植日稀、蹊径日通、险隘日夷设，使国家常如今日之无事固无所用之，不幸一旦而有风尘之警，将何以扼其来而拒其入乎？失今不为之限制，臣恐日甚一日，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臣请下工部稽考洪武、永乐年间以来，其所用材木薪炭取于何所，掌于何人，凡其可以措置之方、用度之数，与夫爱惜减省之节目，一一以闻，必须无损于边关、无亏于国用，定为经久之计，其事虽小，所系实大。考《诸司职掌》，其工部抽分条止云“抽分竹木场如遇客商兴贩竹木柴炭等项，照例抽分，若不敷，定夺奏闻，给价收买，或差人砍办”，则是祖宗之时遇有营造不敷，方行买办，然亦止言营造而不知当时大庖之爨、内臣之炊何所取材？意者洪武之初，建都江南，沿江芦苇自足以供时之用也。芦苇易生之物，刈去复生，沿江千里，取用不尽，非若木植，非历十数星霜不可以燃，取之须有尽时，生之必待积久，况今近甸别无大山茂林，不取之边关，将何所取耶？夫自立柴厂于易州以来，恒聚山东西北直隶数州民夫数千于此取柴炭以供国用，又役顺天之民以为挑柴夫，府县添设佐贰官以专管之，又特敕侍郎或尚书一员以总督之，此事非特今朝无有定制，而前代亦所未闻也。然则前代皆不举火耶？古之人必有善处之法，然而史籍不载，无从稽考，意者以此为非要之务，随时制宜，固取足用正，不必颛颛设官、拘拘督责，因吾口食之奉以夺民衣食之资也。为今之计，宜移置易州柴厂于近京之地，散遣丁夫各还原籍，量其州县大小、人民多寡，定为薪炭之数，分派输纳，内外衙门每岁定为限期，俾其依期运纳，一如户部粮草例，取纳足通关以凭稽考，又必痛为禁革，除去印烙，苟薪柴可以燃燎，即与收贮，不必问所从来、限以式样，如宋之末世所取之炭，必如核桃纹、鸬鹚色，以困吾民也，如此，非独可以为边关之固，而京畿及山东西之民亦可以少苏矣。虽然，木生山林，岁岁取之无有已时，苟生之者不继，则取之者尽矣，窃恐数十年之后，其物日少，其价日增，吾民之采办者愈不堪矣。臣又窃有一见，请于边关一带，东起山海，以次而西，于其近边内地，随其地之广狭险易，沿山种树，一以备柴炭之用，一以为边塞之蔽，于以限敌人之驰骑，于以为官军之伏地，每山阜之侧、平衍之地，随其地势高下曲折，种植榆柳，或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若其地系是民产，官府即于其近便地拨与草场及官地如数还之，其不愿得地者给以时价，除其租税，又先行下法司，遇有犯罪例应罚赎者，定为则例，徒三年者种树若干、二年者若干、杖笞以下以次递减，照依缮工司运水和炭事例，就俾专业种植之人当官领价，认种某树若干，长短大小皆为之度，以必成为效，有枯损者仍责其赔。其所种之木必相去丈许，列行破缝，参错蔽亏，使马足不得直驰，官军可以设伏，仍行委所在军卫有司设法看守，委官巡视，岁遣御史一员督察之，不许作践砍伐，违者治以重罪，待其五七年茂盛之后，岁一遣官采其支条以为薪炭之用，如此，则国用因之以舒，民困因之以解，而边徼亦因之以壮固矣。又今京城军民百万之家皆以石煤代薪，除大官外，其惜薪司当给薪者不过数千人之烟爨，无京民百分一，独不可用石煤乎？傥以为便，乞下办纳、挑运州县，计其买办、雇觅工价所费几何，俾其办价送官，量给与之市石煤以爨，是亦良便。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楚囊瓦城郢，沈尹戍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在四竟（境同）。慎其四竟，结其四援，民狎（安习）其野，三务（春、夏、秋三时之务）成功，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夫正其疆场，修其土田，险其走集（边境垒壁），亲其民人，明其伍候（部伍相为候望），信其邻国，慎其官守，守其交礼，不僭不贪，不懦不耆（强也），完其守备，以待不虞。”


    臣按：楚人畏吴之强而城郢，郢者楚之国都也，不能远抚边境，惟欲近守城郭，故沈尹戍告之以此。夫诸侯之守固在四邻，天子之守固在四夷，然近者未备，何以服远？内者未修，何以攘外？宋范仲淹欲修京城，执政者引囊瓦城郢之事以沮之，泥古人之陈言而不知当世之事宜者也。


    秦始皇三十三年，蒙恬于西北斥逐匈奴，单于不胜秦北徙，尽收河南地，并河以东属之阴山，因河为塞，筑长城，因边山险堑谿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


    臣按：长城之筑，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其为计也亦劳矣，然此岂独始皇筑也？昭王时已于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矣，亦非尽秦筑也，赵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燕自造阳至襄平亦皆筑长城，是则秦之前固有筑者矣，岂但秦也？秦之后若魏、若北齐、若隋亦皆筑焉。盖天以山川为险隘，有所不足增而补之，亦不为过，然内政不修而区区于外侮之御，乃至于竭天下之财以兴无穷已之功，是则不知所务矣。虽然，长城之筑，虽曰劳民，然亦有为民之意存焉，设使汉之继秦，因其已成之势加以修葺，魏之继汉、晋之继魏，世世皆然，则天下后世亦将有以赖之矣，奈何后之人惩秦人起闾左之失虑、蒙恬绝地脉之祸而废其已成之功，岂不可惜哉？后世守边者，于边塞之地无山川险阻之限而能因厄狭之阙、顺形势之便，筑为边墙，以扼敌人之驰突，亦不可无也，但不可速成而广扰尔。若就用其守御之人而限以三十年之久，徐徐而为之，其成虽迟，犹胜于不为也。


    始皇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地名），中筑亭障以逐戎人，恬居上郡十余年，威振匈奴。


    水经曰：“赵武灵王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山下有长城，长城之际连山刺天，其山中断两岸若阙焉，自阙北出黄中关口有城，跨山结局，谓之高阙，戍自古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


    臣按：所谓高阙者，其山中断两岸若阙焉，今之边关皆是万山绵亘之间忽然中断，可以往来，故历代设为重城，屯士卒以戍守之，使外之寇贼不得入而内之奸细不得出也。按史，高阙在古朔方临戎县北连山中，断两峰俱峻若城阙焉，朔方古夏州也，今地在黄河套中，世不知其所在，就以今日边关言之，其最大而要者居庸、紫荆、松亭、雁门是也，前代关隘之设皆为守边，惟今日边关则咫尺神京之侧，非但守边也。盖开辟之初，天造地设此连亘之山以为内外之限，而又遣巨灵擘开两山以通出入，盖以亿万载之前豫有待乎我朝开国于亿万载之下也。自古建都于燕者，前有召公奭，后有金元，然王气之降，正有在乎今日。汉人继秦之后则以秦为鉴，唐人继隋之后则以隋为鉴，彼秦与隋岂汉唐所可匹哉，而以为鉴者，儆戒生于不足也。臣尝观元人进《金史》之表曰：“劲卒捣居庸关，北拊其背；大军出紫荆口，南扼其吭。”此古今都燕者防患之明鉴也，然捣居庸而谓之拊背，出紫荆而谓之扼吭，则其立言之间，轻重缓急不问可知，盖背乃人身之所倚负，而吭则呼吸饮食所必经，死生之系也，况今六军亿兆聚于京师，北倚居庸即为重镇，而紫荆乃南出之路，疾骑抵吾运道数日可到，是尤不可不加之意焉。议者往往急居庸而后紫荆，此不知大势者之言也，伏望圣明深以前代为鉴，防患于未然，宗社生灵不胜大幸。


    《汉书贾谊传》曰：斥堠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甲胄而睡。


    文颖曰：“边方备胡寇，作高土橹，橹上作桔皋，桔皋头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举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积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烟曰燧。”


    颜师古曰：“昼则燔燧，夜则举烽。”臣按：烽燧之制，自汉已有之。


    晁错言于文帝曰：“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铁蒺藜），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步，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为中周虎落（外藩）。”


    如淳曰：“蔺石，城上雷石也。”


    苏林曰：“渠，铁蒺藜也。作虎落于塞要下，以沙布其表，旦视其迹，以知匈奴来入。”


    文帝十四年匈奴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昂，虏人畜甚多，遂至彭阳，使骑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诏以中尉周舍、郎中张武为将军，车千乘、骑卒十万军长安，而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甯侯魏毋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屯三郡，上亲劳军，勒兵自欲征匈奴，群臣谏不听，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以张相如、栾布为将军，击逐出塞而还。


    臣按：汉文帝一闻边报，即欲勒兵自征匈奴，帝之奋发则有矣，然非帝王御边之常道也。盖备边有其要，不在于临时而在于平日；御边有其道，不在于自用而在于用人。是以自古圣帝明王于封疆之守尤尽心焉，故于无事之时谋为措置，会计考验，凡吾土宇之内临边之地若干处，其延袤几何，某处为总会，某处为要害，某部最为强悍，沿边之城堡若干，戍卒若干，斥候若干，某处当何如而守，某部当何如而备，某人可用为将帅，某人可用为偏裨，彼侵某处当用何处兵以缓之，彼若深入当于何所而扼其归，某城与某城相接，某寨与某寨相连，里数之远近、山川之险易、人力之勇怯、储峙之多寡，具而为图，书而为策，置于座右，则人君虽居九重之上、深宫之中，不出殿门而边寨城堡、将卒戎落皆悬著于目睫之间，辗转于心胸之内。一有警报，即按图运谋，因机生智，随能命将，合众人之长、集群策之要，正不必亲驾六飞，躬临沙漠之区，自亲矢石之用，屈帝王之尊为么么之敌，胜之不足以为武，不幸而败焉，岂不长寇暴之威而贻中国之耻哉？然则寇准劝真宗幸澶渊亦非欤？曰圣人处事于其常而不于其幸，夫以汉高祖英雄之主而一时名将多在，尚几危于平城，真宗视高祖如何，寇准视陈平如何，高琼视樊哙如何，必有能辨之者。


    文帝后六年，匈奴入上郡、云中，所杀略甚众，烽火通于甘泉、长安，遣将军令免屯飞狐、苏意屯句注、张武屯北地，周亚夫次细柳、刘礼次霸上，徐厉次棘门以备胡，上自劳军至霸上。


    臣按：汉都长安，上郡、云中皆近边之地，烽火通于甘泉，盖传报耳，非敌至甘泉也。飞狐、句注之屯以备云中、北地，细柳、霸上、棘门之屯以备上郡，盖古人守边，既于临塞之地建城寨、筑亭障、屯戍卒，命将专守其地，遇敌来寇既自御之，又通报于朝廷，朝廷遣将屯其要害以备之，所以为边将之声援耳，不必亲临其地也。使敌闻之知吾有备，纵得入塞，不敢驰突，其塞垣守御一责之边将，非其力不能支，所遣之将不轻出也。大抵内地之兵与戍边之卒异，内兵不经战阵，不晓地利，且多骄脆，但可以为声援耳，不若生长边陲者惯战而耐苦，不徒为国，而又亦各自为其家，一卒亡一丁补，知其必不可已，所以肯捐躯拒敌也。不然，一旦命贵将统内军以临之，兵不识将，将不知兵，情既不通，教又非素甚者，乃至未战则用边兵以供役，临战则驱边兵以当先，遇有功次又攘而有之，此戍边将士所以解体也。臣请遇有边儆，宜如汉文遣将屯军故事而责其功于边将，彼此相应以为声援，使知吾内外有备，则自然退缩矣。


    武帝太初四年，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数百里，远者千里，筑城障列亭至卢朐。


    颜师古曰：“汉制，每塞要处别筑为城，置人镇守，谓之候城，即此障也。”


    昭帝时，匈奴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时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复犯塞。


    元帝时，单于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下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议，议者皆以为便，郎中侯应习边事，以为不可许，上问状，应曰：“周秦以来，匈奴暴桀寇侵边境，汉兴，尤被其害。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深开小道），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夫夷狄之情，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然也。前以罢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复罢，中国有礼义之教、刑罚之诛，愚民犹尚犯禁，又况单于，能必其众不犯约哉？自中国设建关梁以制诸侯，所以绝臣下之觊欲也，设塞徼、置屯戍，非独为匈奴而已，亦为诸属国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旧逃亡也。近因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绝，今罢乘塞（乘，登之而守也）则生慢易分争之渐。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闻匈奴民乐，无奈候望急何。与夫盗贼桀黠，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也。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谓山上树木枯僵堕落）、谿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议者不深虑其终始，欲以壹切省徭戍，十年之外、百岁之内，卒有他变，障塞破坏，亭隧灭绝，更发屯缮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复。开夷狄之隙，亏中国之固，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蛮之长策也。”


    颜师古曰：“隧谓深开小道而行，避敌钞寇也。”


    臣按：班史《武纪》所谓城障列亭，《匈奴传》所谓建塞徼、起亭隧，是乃古人候望之所，今世所谓营堡墩台之类也；《贾谊传》所谓斥候、烽燧，晁错所谓蔺石、渠、虎落，是乃古人候望之具，今世所谓烟火、信炮、礌石之类也。大抵斥候以远为宜，以高为贵，以简为便，盖近则缓不及事，低则候不及远，繁则人少而费多。臣请以今日边事言之，且如宣府一处，腹里墩口二百七十二所，沿边共四百五十六所，即此一处以例其余，其城塞之设皆当要害之处，固无容议，但墩台之类则恐失之太多矣。臣愚以为设墩台以候望也，其相去之远近，当以火光可见、炮声可闻为恨，夫以方丈之土堆、十数之孤卒，持一二日之水米，出于数百里之外，其孤危甚矣，苟非地险而径迂、势高而食足，其乘障者几何，不为敌持首去如狄山也哉？臣窃以为宜遣行边大臣，会同守边将帅，躬行边地，相其事势，审其形便，于凡旧日墩台可省者省之，可增者增之，可并者并之，大抵主于简而远，声闻可相接、目力可相及处则立为一墩，及于众墩之间要害处立为一堡，使之统其附近诸墩，有事则相为接应，墩统于堡，堡统于城，如臂指之相使，如气脉之周流；于外墩之内，每二三十里各为总台数处，以次通报于城中，其墩之制高必极望，墩之下于三四里间四周俱筑为土墙，高四五尺、长七八尺许，横斜错乱，彼此相入，人须委曲然后可行，使敌骑不能侵近，其墩之上除候卒自持口粮外，常蓄一月水米以防不测。若夫烽燧之制，古人昼则燔燧，夜则举烽，偶遇风劲则烟斜而不能示远，值霖雨则火郁而不能大明，宜于墩台之上立为长竿，分为三等，上悬红灯，以灯数多寡为缓急众寡之候，所谓红灯者，煆羊角及鱼魫为之而染以红，遇夜则悬以示远，数百里之间举目可见矣。


    以上守边固圉之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