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治国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总论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a>《大学</a>衍义》“格物致知之要”既有所谓“审治体”者矣，而此“治国平天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总论朝廷之政”何也？盖前之所审者治平之体，言其理也；此之所论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于知，一主于行，盖必知于前而后能行于后，后之行者即所以实其前之知者也。理与事、知与行，其实互相焉。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朱熹</a>曰：“天地以生物为心。盖天地之间品物万形，各有所事，唯天则确然于上，地则然于下，一无所为，只以生物为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郭雍</a>曰：“天地以生物为德，故人以大德归之。圣人得崇高之位，然后成位乎中而赞化育，故以位为大宝也。大宝者，亦非圣人自以为宝也，天下有生幸圣人之得位以蒙其泽，故天下以为宝也。”


    苏辙</a>曰：“人之所同好者生也，所同贵者位也，所同欲者财也，天下之大情尽于此矣。此三者常相为用，生者人之本也，无财则无以生，无位则无以养生而理财。作《易》者盖知此矣，既言三者而参之以仁义，其旨盖有在矣。”


    吴澂曰：“生生不已者天地之大德，然天地生物、生人，又生与天地合德之圣人，命之居君师之位，为人物之主，而后能使天地之所生得以各遂其生也。苟或但有其德而无其位，则亦不能相天地而遂人物之生，故位为圣人之大宝。大宝谓大可贵重，守谓保有之。”


    臣按：人君所居之位极崇高而至贵重，天下臣民莫不尊戴，譬则至大之宝也。人君居圣人大宝之位，当体天地生生之大德，以育天地所生之人民，使之得所生聚，然后有以保守其莫大之位焉。然人之所以生，必有所以养而后可以聚之，又在乎生天下之财，使百物足以给其用，有以为聚居衣食之资而无离散失所之患，则吾大宝之位可以长保而有之矣。然有财而不能理，则民亦不得而有之。所谓理财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各有其有而不相侵夺，各用其用而无有亏欠，则财得其理而聚矣。所谓正辞者，辨其名实，明其等级，是是非非而有所分别，上上下下而无有混淆，则辞得其顺而正矣。既理财正辞而民有趋于利而背于义者，又必宪法令致刑罚以禁之，使其于财也，彼此有无之间不得以非义相侵夺，其于辞也，名号称谓之际不得以非义相紊乱，与凡贵贱、长幼、多寡、取予之类莫不各得其宜焉，是则所谓义也。吁，圣人体天地生生之仁，尽教养斯民之义，孰有加于此哉？先儒谓《易》之事业尽于此三言者，臣愚以为人君受天地之命，居君师之位，所以体天地而施仁立义以守其位者，诚不外乎此三者而已。谨载《大易》此言于总论朝廷之政之首，以为大宝之献。


    《书舜典》：询（谋也）于四岳（四岳，官名，一人而总四方诸侯之事），辟（开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


    朱熹曰（《书传》虽蔡沈</a>作，然二《典》《禹谟》皆其师朱熹是正，今仿真氏《读书记》标其师名）：“舜既告庙即位，乃谋治于四岳之官，开四方之门以来天下之贤俊，广四方之视听以决天下之壅蔽。”


    臣按：人君以一人之身居四方之中，东西南北咸于此焉取正者也。一身之精神有限，耳目之见闻不周，人不能尽识也，事不能尽知也，故必择大臣而信任之，俾其搜访人才，疏通壅蔽，时加询谋以求治焉。夫朝廷之政，其弊端之最大者莫大乎壅蔽。所谓壅蔽者，贤才无路以自达，下情不能以上通是也。贤才无路以自达则国家政事无与共理、天下人民无与共治，下情不能以上通则民间利病无由而知、官吏臧否无由而闻，天下日趋于乱矣。昔唐玄宗</a>用李林甫为相，天下举人至京师者，林甫恐其攻己短，请试之一无所取，乃以野无遗贤为贺。杨国忠为相，南诏用兵，败死者数万人，更以捷闻。此后世人主用非其人，不能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之明效也，遂致天宝之乱，唐室自此不振，以至于亡。臣愚窃以谓，治乱之原固在乎壅蔽，而所以致壅蔽者尤以委任之非其人也。谚有之曰：“一指在前，泰山不见。”奸臣在天子之左右，其所以蒙蔽之者岂但一指若哉？有一于此，则凡布列之在近见闻之可及者且不能以自通矣，况夫疏远之侧、微遐僻之幽隐而欲自通于九重之上，难矣。噫，帝舜此四言真万世帝王治天下之药石也，循之则治，违之则乱，惟明主留神省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奋（起也）庸（事功也）熙（广也）帝（尧也）之载（事也），使宅（居也）百揆（如宰相之职），亮（明也）采（庶事）惠（顺成）畴（庶类）？”佥（众也）曰：“伯禹作司空（佥言伯禹作司空可宅百揆）。”帝曰：“俞（然也），咨禹，汝平水土（行司空之事），惟时懋（勉也）哉（勉以宅百揆之事）。”


    帝曰：“弃（姓姬氏），黎民阻（厄也）饥，汝后稷（田正官）播（布也）时百谷。”


    帝曰：“契（姓子氏），百姓不亲（不相亲睦），五品（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级）不逊（顺也），汝作司徒，敬（敬其事也）敷五教（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当然之理而为教令也），在宽（谓宽裕以待之）。”


    帝曰：“皋陶（亦臣名），蛮夷猾（乱也）夏（华夏），寇（劫人曰寇）贼（杀人曰贼）奸（在外曰奸）宄（在内曰宄），汝作士（理官也）。”


    帝曰：“畴（谁也）若（顺也）予工？”佥曰：“垂（臣名有巧思）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


    帝曰：“畴若予上下（上下，山林泽薮也）草木鸟兽？”佥曰：“益（亦臣名）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虞，掌山泽之官）。”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a>（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祗）？”佥曰：“伯夷（姜姓）。”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主叙次百神之官）。”


    帝曰：“夔（臣名），命汝典乐教胄（长子）子。”帝曰：“龙（臣名），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共二十二人），钦哉。惟时亮天功。”


    曾巩</a>曰：“舜命九官，新命者六人，命伯禹、命伯夷咨四岳而命者也，命垂、命益泛咨而命者也，命夔、命龙因人之让不咨而命者也。夫知道而后可宅百揆，知礼</a>而后可典三礼，知道、知礼非人人所能也，故必咨于四岳。若予工、若上下草木鸟兽，则非此之比，故泛咨而已。礼乐命令其体虽不若百揆之大，若其事理精微亦非百工庶物之可比，伯夷既以四岳之举而当秩宗之任，则其所让之人必其中于典乐、纳言之选可知，故不咨而命之也。若稷、契、皋陶之不咨者，申命其旧职而已。”


    陈雅言</a>曰：“二十有二人之职皆天之职也，典天叙、礼天秩、服天命、刑天讨，无一事之不本于天，天有是事则人有是官，天不自为而人代之。帝舜于此语以钦哉、亮天功者，欲使知所敬也。”


    臣按：朝廷之上有百揆以统内之庶官，有四岳以统外之州牧，既分命之又总命之，人必称其官，官必尽其职，此帝世之治，所以后世不能及也。诚以帝世之用人也，或帝心之简在，或公庭之佥举，或询之大臣，或得之推让，非若后世有由旁蹊奥援阿私而幸进者也。不问其人之能与否，不论其职之称与否，是以用各违其才，人不称其官，官既不称则朝廷之政何由而举，政既不举则天下之民何由得安，此后世所以不古若也。臣尝因是而论之，帝舜初咨四岳以求宅百揆也，不曰熙舜之载而曰熙尧之载，盖以我今日所治之事非我之事，尧之事也；总咨二十二人以各敬其职也，不曰亮舜之功而曰亮天之功，盖以我今日所治之功非我之功，天之功也。为人君者诚知人臣所熙之事皆祖宗之事，所亮之功皆上天之功，则决不肯徇私意以用人、用匪人以废事，则朝廷之政得人修举，天下之民由是乂安矣。噫，彼其以祖宗之官爵为己之私物，以上天之事功行人之私意，岂不有以负祖宗之付托、上天之建立哉？识治体者尚鉴于兹。


    《大禹谟》（虞书）：嘉（善也）言罔攸（所也）伏，野无遗贤，万邦咸宁。


    朱熹曰：“舜然禹之言，以为信能如此，则必有以广延众论、悉致群贤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泽，无不得其所矣。”


    臣按：朝廷为治之道固非一端，而其要在取人之善，用人之能而已。夫人莫不各有所知，亦莫不各有所能，心有所知也发以为言，己有所能也用以为才。言有善否，人君则惟其善而取之，不使有所伏藏于下；才有大小，人君则随其才而用之，不使有所遗漏于外。则凡朝廷之上见于施行者无非嘉善之言，列于庶位者无非贤俊之士，天下其有不安也哉？苟或不然，所闻者皆卑冗顺旨之言，言之善者以为不善，不善者反以为善；所用者皆庸下谄谀之人，人之贤者以为不贤，不贤者反以为贤。如是则善言不闻，贤才远遁，欲事之理、民之安，难矣。是以古之圣帝明王必广开言路，包容以纳之，大辟贤门，多方以来之，虽以帝舜之为君、大禹之为臣，犹必以此为君臣克艰之效，后世君臣可不以之为法则乎！


    德惟善政，政在养民。


    朱熹曰：“德非徒善而已，惟当有以善其政。政非徒法而已，在乎有以养其民。下文六府（水、火、金、木、土、谷）、三事（正德、利用、厚生），即养民之政也。”


    臣按：朝廷之上，人君修德以善其政，不过为养民而已。诚以民之为民也，有血气之躯不可以无所养，有心知之性不可以无所养，有血属之亲不可以无所养，有衣食之资不可以无所养，有用度之费不可以无所养，一失其养则无以为生矣。是以自古圣帝明王知天为民以立君也，必奉天以养民，凡其所以修德以为政，立政以为治，孜孜焉一以养民为务。诚以一物不修则民失一物之用，一物失其用则民所以养生之具缺其一矣。是故修水之政以疏凿，修火之政以钻灼，修金木之政以锻铸、刻削，修土谷之政以耕垦、播种，使民于日用之间得以为生养之具。然犹未也，又必设学校、明伦理以正其德，作什器、通货财以利其用，足衣食、备盖藏以厚其生，何者而非养民之政乎？吁，自古帝王莫不以养民为先务，秦汉以来世主但知厉民以养己，而不知立政以养民，此其所以治不古若也欤。


    《洪范》（箕子所陈以告武王者）：次三（此《洪范》九畴之次三畴）曰农用八政。


    三，八政：一曰食（务农重谷之政），二曰货（阜通货财之政），三曰祀（报本反始之政），四曰司空（掌度土居民之政），五曰司徒（掌敬敷五教之政），六曰司寇（掌立法惩奸之政），七曰宾（怀柔宾客之政），八曰师（除残禁暴之政）。


    蔡沈曰：“八政曰农所以厚生也。”


    史渐曰：“政莫大于是。舜总之九官，周分之六卿，箕子裂而为八，名虽异实无殊也。”


    臣按：《洪范》九畴，次三曰农用八政。其目凡八，所谓食、所谓货谓之农可也，而祀以行礼、宾以待客、师以用兵，与夫三官所掌之事皆谓之农何哉？盖天之立君凡以为民而已，而民之中农以业稼穑，乃人所以生生之本，尤为重焉。故凡朝廷之上政之所行，建官以莅事，行礼以报本，怀柔以通远人，兴师以禁暴乱，何者而非为民使之得以安其居、尽其力、足其食而厚其所以生哉？是则上天所以立君而俾之立政之本意，而为治者不可不知者也。后世朝廷之所施行，宫闱之事则有之，国都之事则有之，官府之事则有之，边鄙之事则有之，而颛颛及于农民之事者盖鲜矣。间虽有之而不知其本意之出于为农，泛然而施之，漫然而处之，往往反因之以戕民生、废农业，是皆昧于《洪范》农用八政之本旨也。


    《周礼</a>》：惟王建</a></a>国（周王建立国都），辨方（辨别四方）正位（正祖社、朝市之位），体国（营国家如身有体）经野（画郊野如织有纬），设官（如冢宰、司徒之类）分职（如掌治掌教之类），以为民极（以为斯民至极之标准）。


    叶时</a>曰：“圣人以中道立标准于天下，而使天下之人取中焉。武王访洪范于箕子，以叙彝伦而五以皇极居中，古今未有舍皇极而能立国者。今以《周礼》考之，土圭测景以求地中，建国也；面朝后市，左祖、右社，辨方也；朝分内外，位别东西，正位也；公五百里至男百里，体国也；九夫为井至四县为都，经野也；一曰天官至六曰冬官，设官也；一曰治职至六曰事职，分职也，而周公则总之以为民极焉。极也者，‘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如尧之立民是也；‘是彝是训，于帝其训’，如周之敷言是也。今周公所以为民立极者，惟在王畿</a>、方位、国野、官职之中，盖王畿立而后根本定，方位设而后等级明，国野分而后疆理正，官职举而后纲目张。民极之立，孰有大于此者？故周公不惟于天官言之，而五官各引之以冠其篇首，丁宁训告若是谆复，则是三百六十余官事事物物皆有极，何往而非斯民之标准欤？盖极之所在，所以习民于尊卑等级之中而导民于礼乐教化之内，销其亡等冒上之念而敛其安分知足之心，斯民入则会其有极，出则归其有极，经制乌乎而不定，风俗乌乎而不淳？”


    太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


    吴澂曰：“治典者，理之使不易其常，然治必先官府而推以纪万民，则错综不遗于经为详。教典者，导之使不拂其常，然教必先官府而推以扰万民，则驯习不违于安为详。礼典者，交好常有以相亲，统百官而推以谐万民，则相信不乖而和。政典者，分守常有以相制，正百官而推以均万民，则至公无私而平。刑典者，辞命常有以相戒，儆百官而推以纠万民，则纤悉不差而诘矣。事典者，财利常有以相资，任百官而推以生万民，则惠养不穷而富矣。”


    臣按：上天立君，使之统邦国、建官府以安民庶，所以纲维于上而颁布于下者有六典焉，治也、教也、礼也、政也、刑也、事也。分之虽有六名，合之则归一治，故曰“太宰掌建六典以佐王治邦国”。吁，散之有统，操之有要，朝廷之政无不举矣。


    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乃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扰邦国。乃立春官宗伯，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


    乃立夏官司马，使帅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乃立秋官司寇，使帅其属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


    乃立冬官司空，使帅其属而掌邦事以佐王富邦国（冬官亡，以元吴澂说补之）。


    郑玄</a>曰：“六官司徒、司马、司空皆云司，以其各能一官，不兼群职。太宰不言司者，以其总御众官，不主一官之事。宗伯亦不言司者，以其祭祀鬼神，鬼神非人所主故也。”


    臣按：此即周官六卿所分之职也。唐虞之世有九官，至周始分职为六卿。周公作《周礼》，以此为太宰建邦之六典，至成王训迪百官，又复申明焉。盖天下之事统于朝廷，朝廷之政统于六典，所谓治、所谓教与夫礼、政、刑、工，天下事尽于此矣。洪惟我太祖高皇帝，革前代中书省而设六部，罢丞相而设尚书</a>、侍郎以分掌朝廷之政，盖得周公之心于千载之上，举明王之典于三代之前，可谓卓冠百王而足以垂法于万世矣。臣故举此以为总论朝廷之政，盖以遵圣祖之制，以见今日朝廷为政之大要，其纲领在此也。伏愿皇上重六部之职，简卿佐之任，以为朝廷出政之本。其未用也慎于选择，不胜任也亟罢之，其既任也专于委注，能举职也久任之，则治古之治不难复矣。臣不胜惓惓。


    《礼记</a>》：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又曰：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臣按：礼乐者刑政之本，刑政者礼乐之辅，古之帝王所以同民心、出治道，使天下如一家、中国如一人者，不过举此四者措之而已，是则所谓修道之教，王者之道，治天下之大经、大法者也。夫有大中之制以节民之心志，有至和之节以和民之声音，行此礼乐之道则有法制、禁令，防此礼乐之失则有刑罚、宪度。始也治道由此而出，终也王道因此而备。礼也，乐也，政与刑也，其用在天下，其本在朝廷，后之有天下国家者其尚端出治之本、备王道之制，而又为维持防范之具，使之四达于当时，通行于天下，其为治也孰加焉？


    《论语</a>》：子曰：“道（犹引导，谓先之也）之以政（谓法制、禁令），齐（所以一之也）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谓苟免刑罚，无所羞愧）。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谓制度、品节），有耻且格（格，致也，谓民耻于不善而又有以至于善）。”


    朱熹曰：“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谓政刑），又当深探其本（谓德礼）也。”


    臣按：德礼政刑四者，凡经书所论为治之道皆不外乎此。孔子</a>分政刑德礼以为二，而言其效有浅深；朱熹则合德礼政刑为一，而言其事相为终始，要之，圣贤之言互相发也。夫人君为治固在修德以为化民之本，然人非一人、地非一地，人所禀有偏全，地所至有远近。既化以德而有不一者，须必有礼以一之，然后吾之德化可行焉；苟导之而不从、化之而不齐，非有法制、禁令又不可也。法制以示之于前，禁令以约之于后，彼犹悖礼而梗化，则刑罚之加乌可少哉！孟子</a>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有政刑而无德礼，是谓徒法；有德礼而无政刑，是谓徒善。为政之道于斯四者，诚不可以缺一者也。孔子论治之言散见于经籍者多矣，总论为治之要皆莫出于斯。


    宋朱熹告其君曰：“四海之利病系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系守令（今之知府、知州、知县）之贤否，然而监司者（今之布政、按察司官）守令之纲也，朝廷者监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人君欲监司之皆得其人，事之利病所以为民之休戚者皆得上闻，惟以正朝廷为先务，而正朝廷之具岂有大于用贤才也，然其才之所长者不同，则任之所宜者亦异。愿陛下于其大者使之赞元经</a>体以亮天工，于其细者使之居官任职以熙庶绩，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干方之责，明治体者使备拾遗补过之官，又使之各举所知布之列位，以共图天下之事。使疏而贤者虽远不遗，亲而否者虽迩必弃，毋主先入以致偏听独任之讥，毋笃私恩以犯示人不广之戒，进退取舍惟公论之所在是稽，则朝廷正而内外远近莫敢不一于正矣。监司得其人而后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后属县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责其成，举其善而惩其恶，夫如是，则事之所谓利、民之所谓休将无所不举，事之所谓病、民之所谓戚将无所不除。”


    臣按：朱熹此言虽为当时时君而发，然其所谓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在乎朝廷，而以用贤才为正朝廷之具，必使内外大小之职进退取舍惟公论之所在是稽，则朝廷正而内外远近莫敢不一于正，其言详悉周备。其间所谓稽公论一语尤为切要，伏愿圣明留意。


    以上总论朝廷之政。臣闻宋儒朱熹有言，天子至尊无上，其居处则内有六寝、六宫，外有三朝、五门，其嫔御、侍卫、饮食、衣服、货贿之官皆领于冢宰，其冕弁、车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领于宗伯，有师以道之教训，有傅以傅其德义，有保以保其身体，有师氏以美诏之，有保氏以谏其恶，前有疑后有丞，左有辅右有弼，其侍御、仆从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钦，发号施令罔有不臧，在舆有旅贲之规（旅贲，勇士，掌执戈盾夹车而趋），位宁有官师之典（门屏之间谓之宁），倚几有训诵之谏（工师所诵之词书之于几也），居寝有暬御之规（｛执曰｝，近也），临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师之诵，史为书（太史君举则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旅，陈也），百工献艺（献其技艺以喻政事），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御瞽几声之上下（几，察也，谓察乐声），不幸而至于有过，则又有争臣七人面折廷争以正救之。盖所以养之之备至于如此，是以恭己南面，中心无为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肃，言之从足以作乂，视之明足以作哲，听之聪足以作谋，思之睿足以作圣，然后能以八柄驭群臣（一曰爵，二曰禄，三曰予，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夺，七曰废，八曰诛），以八统驭万民（一曰亲亲，二曰敬故，三曰进贤，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贵，七曰达吏，八曰礼宾），而赏无不庆、刑无不威、远无不至、迩无不服。传说所谓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乱民；武王所谓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谓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箕子所谓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董子所谓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者，正谓此也。熹之兹言，所以论人君为治之道无复余蕴，凡夫愚臣所辑“正朝廷”六条之事皆备其中，谨备载于篇以献。伏惟圣明留神观省，先正朝廷以为治平之根本，然后推类以尽其余，臣不胜大愿。


    ▲正纲纪之常


    《礼记》曰：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


    汉匡衡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此纪纲之首、王教之端也。”


    《白虎通》曰：三纲，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纲张也，纪理也，大纲小纪所以张理</a>上下、整齐人道也（详见前编）。


    臣按：纲纪二字并言始见于《五子之歌》，再见于《诗棫朴》《假乐》之篇。大约以网罟为喻，纲谓网之大绳，纪谓网中丝缕之目，张其大者是之谓纲，理其小者是之谓纪，譬则朝廷之行事，举其大者则小者自随，贵乎能振肃之而已，不然则有废而不举之处，一切颓堕而不可为矣，是则纪纲之喻也。然所谓纲纪者盖亦多端，而在人伦者尤为重焉。是故人君为治，欲正天下之纪纲先正一家之纪纲，家之纪纲伦理是也，伦理既正则天下之事如挈纲然，一纲既张而万目之井然者各得其理矣。臣于“正朝廷”下举家之伦理以为纪纲之首者，原其本也。


    《书五子之歌》（太康逸游失其国，其弟五人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三曰：惟彼陶唐（帝尧也），有此冀方（尧所都），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


    蔡沈曰：“尧、舜、禹相授一道以有天下，今太康失其道而紊乱其纪纲，以致灭亡也。”


    臣按：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理，大中至正之极。尧传之舜，舜传之禹，禹传之启，以诒厥子孙者也。太康以逸豫灭厥德，则失其祖父所传之道，所传之道既失，则凡其政令之所行大之为纲、小之为纪者咸紊乱矣，纪纲既乱则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其底于灭亡也。宜哉，先儒有言，道者君天下之本，纪纲者维持天下之具。臣窃以为，所以立道而维持其纪纲者，修德又其本也。人君诚能修德以立道，立道以正天下之纪纲，则可以保祖宗之基业，诒子孙之远谋矣。


    《诗大雅棫朴》之篇曰：勉勉我王，纲纪四方。


    朱熹曰：“凡网罟张之为纲，理之为纪，言文王之德有以振作纲纪，天下之人而人归之。”又曰：“‘勉勉我王，纲纪四方’，都在他线索内，牵着便动。”


    臣按：此诗乃周人咏歌文王能振作人才之意。上文有曰“周王寿考，遐不作人”，先儒谓纲纪即作人之意也。商之末世士气卑弱甚矣，文王以寿考之年鼓舞振动之于上，使之奋发踊跃之于下，于是四方之人彬彬济济，咸在乎文王变化鼓舞之中，有如举网之纲众目自随之而振动，是则所谓勉勉不已之我王，有以为四方人才之纲纪也。是以卑弱之气变而盛大，颓靡之势起而植立，贤才于是乎奋庸，政事于是乎修举。由是以观，可见人君为治之道在立纪纲，立纪纲在作人才，人才作于国中则纲纪张于四外，此人君为治所以贵乎勉勉不已也。


    《假乐》之诗曰：威仪抑抑（密也），德音秩秩（有常也）。无怨无恶，率由群匹（类也，谓尽用众贤）。受福无疆（成王在上，受福无已），四方之纲（总持四方之大纲）。之纲（谓大纲）之纪（谓小纪），燕（安也）及朋友（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百辟卿士（内之百辟，外之卿士），媚于天子（皆尽媚爱天子之心）。不解于位（不敢懈怠于职位），民之攸暨（暨，息也）。


    朱熹曰：“言有威仪声誉之美，又能无私怨恶以任众贤，是以能受无疆之福，为四方之纲。又言人君能纲纪四方，而臣下赖之以安，则百辟、卿士媚而爱之，维欲不解于位以为民所安息也。”


    又曰：“四方之纲即继之曰之纲之纪，盖张之为纲、理之为纪，下面百辟、卿士至于庶民皆赖君以为纲。所谓不解于位者，盖欲纲常张而不弛也。”


    黄<禾熏>曰：“上四句即所以为纲之道也。是故元气不存，虽盛且壮不足为一身之福；纲纪不立，虽强且富不足为人君之福。诗人以无疆之福祝其子孙而继之曰四方之纲，又继之曰之纲之纪，其意不亦渊乎。”


    臣按：先儒谓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为泰之时也。所以然者，其道本诸身、征诸庶民，永终誉于天下而无厌无斁，所持循者率皆匹类之所同然，是以德备诸己而福集厥躬，标准立于上，法则示乎下，而有以为四方之纲，而东西南北之人莫不于是总摄维系之，而皆归附趣向之不容涣散矣。然不徒其大者有以为大事之纲，而其小者亦有以为小事之纪，张之理之，无或缓弛，无或涣散，皆足以垂宪而作则焉。纲纪既立，自然德泽礼节，有以延及夫群匹庶类，凡夫心志同而意气合者皆赖之以得其安矣。既赖之以得其安，则所安者心孚而意契，感恩而思报，咸知所以媚爱于上，上下之情绸缪如一，有如《易》所谓上下交而志同者，岂非地天交泰之时乎。夫既泰矣，然又何忧之有哉？忧乎怠荒而已。此所以终于“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也。盖不解于位则其纲常张而不弛，非特百辟、卿士赖以为安，群黎百姓亦得以休息而福之，在君身者且将永永有无疆之休矣。由是观之，德之在身为威仪，发于外为声誉，德乎德乎，其立纪纲之根本，而所谓不解者又其保纪纲之节度乎。


    唐韩愈</a>曰：“善医者不视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计天下者不视天下之安危，察其纪纲之理乱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纪纲者脉也，脉不病虽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于此说者，其知所以为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诸侯作而战伐日行矣，传数十王而天下不倾者，纪纲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无分势于诸侯，聚兵而焚之，传二世而天下倾者，纪纲亡焉耳。是故四肢虽无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虽无事不足矜也，纪纲而已矣。”


    宋儒朱熹告其君曰：“四海之广，兆民至众，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为治者乃能总摄而整齐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则以先有纲纪以持之于上也。何谓纲纪？辨贤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赏罚之施也。然纲纪之所以振，则以宰执秉持而不敢失、台谏补察而无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己于上而照临之，是以贤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刑，而万事之统无所阙也。纪纲既正，则天下之人各自矜奋，更相劝勉以去恶而从善，盖不待黜陟、赏罚一一加于其身而礼义之风、廉耻之俗已丕变矣。惟至公之道不行于上，是以宰执、台谏有不得人，黜陟、刑赏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于靡然，不知名节行检之可贵，而惟阿谀软熟、奔竞交结之为务，一有端言正色于其间，则群讥众排必使无所容于斯世而后已。苟非断自圣志、洒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敕之，使小大之臣各举其职以明黜陟、以信刑赏，则何以振已颓之纲纪哉？”


    又曰：“人君为治之本在乎正心术以立纪纲。所谓纲者犹网之有纲也，所谓纪者犹丝之有纪也（朱子此解纪字与《诗集传</a>》诚不同），网无纲则不能以自张，丝无纪则不能以自理。故一家则有一家之纲纪，一国则有一国之纲纪，若乃乡总于县，县总于州，州总于诸路，诸路总于台省，台省总于宰相，而宰相兼统众职，以与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则天下之纲纪也。然而纲纪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纲纪有所系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亲贤臣、远小人，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然后乃可得而正也。”


    又曰：“一二近习之臣，上则蛊惑陛下之心志，使其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悦于功利之卑说，不乐庄士之谠言而安于私甗之鄙态；下则招集士大夫之嗜利无耻者，文武汇分各入其门，所喜则阴为引援、擢寘清显，所恶则密行訾毁、公肆挤排。交通货赂，所盗者皆陛下之财；命卿置将，所窃者皆陛下之柄。宰相、师保、宾友、谏诤之臣或反出入其门墙、承望其风旨，势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号令、黜陟不复出于朝廷而出于此一二人之门，名为陛下之独断，而实此一二人者阴执其柄，盖其所坏非独坏陛下之纪纲而已，乃并与陛下所以立纲纪者而坏之焉。”


    臣按：自古儒臣论为治之纲纪，莫切于唐韩愈、宋朱熹，而熹之所以告其君者尤为切至焉。伏望明主留神省察，奋发刚断，一正宸心，斥远奸邪，建立纲纪以幸四海困穷之民，如熹之所以望其君者，臣尤不胜大愿。


    以上正纲纪之常


    ▲定名分之等


    《易履》大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


    程颐</a>曰：“天在上、泽在下，天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当如是。君子观《履》之象以辩别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后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后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时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称其德，终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称德则君举而进之士，修其学，学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预于己也。农、工、商、贾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后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荣，农工商贾日志于富侈，亿兆之心交骛于利，天下纷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乱难矣，此由上下无定志也。君子观《履》之象而分辩上下，使各当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


    《书说命》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建诸侯之邦于外）设都（设天子之都于内），树后王（天子）君公（诸侯），承以大夫师长。


    臣按：名分之等乃天下自然之理，高卑有不易之位，上下有一定之分，皆非人力私意之所为者也。观《易》之辩上下、定民志法乎上天下泽自然之象，《书》之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由于明王奉顺上天之道，是则尊之临卑、下之奉上，一惟法天</a>地自然之数、顺天道自然之常而已。彼负其强乃欲以卑而逆尊，恃其贵乃欲以上而陵下，皆逆天道而不知上天下泽之理者也。


    《礼记大传》曰：名著而男女有别。又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无慎乎？


    臣按：所谓名者非止于位分之谓，凡有所称呼者皆名也；所谓分者非止于等级之谓，凡有所分别者皆分也。是以不但朝廷之上、位署之间有之，则凡一家之内、亲属之中皆有所谓名与分焉。名分之在人家者尤严于男女之际，妇人尊卑大小本无定位，随其夫以为尊卑大小，其名分显著灼然知其为尊为卑、为昭为穆，以之定昏姻、别内外而淫乱贼逆之祸不作矣。此名所以为人治之大，而不可不慎者也。


    《论语》：子路（孔子弟子，姓仲，名由）曰：“卫君（卫国之君，名辄）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谢良佐曰：“正名虽为卫君而言，然为政之道皆当以此为先。”


    臣按：卫辄不父其父而祢其祖，父子之名实紊矣，故孔子为政必以正名为先焉。然凡事皆有名，非特父子为然也。盖有实斯有名，名者实之宾也，名既不正，则凡见于言论之际、称谓之间皆有所疑惑窒碍，非徒不可行，且不可言，播告之修必有所回护，条教之布必有所妨碍，彼或执词以致诘我，将无辞以质对，此言不顺所以事不成，事不成而礼乐不兴、刑罚不中，而流弊至于民无所措其手足也。然则正名之道奈何？曰务其实而已矣。必有此实然后予之以此名，既有此名必当副以此实，如此则称谓之间端然其正，言论之际怡然其顺矣。名正言顺，尚何事之不可为，何政之不可成哉？


    《左传</a>》：桓公十年，虢叔（周襄王卿士）谮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有辞（詹父有自直之辞诉于王），以王师伐虢。


    吕祖谦</a>曰：“屈天下之理以信天下之分，非善持名分者也。虢叔谮其大夫詹父于桓王，詹父有辞，王为之伐虢而出虢公。数传而至于襄王，晋文公以元咺执卫侯而请杀之，襄王曰：‘君臣无狱。今元咺虽直，不可听也。’襄王之意岂非矫桓王之失乎？所谓君臣无狱者，固可以为万世训，至若‘元咺虽直’之一语，犹未免世俗之见也。苟如襄王之说，是元咺之理未尝不直，所以不可听者，恐乱君臣之分耳。有所谓理，又有所谓分，是理与分判然二物也。君子言分必及理，言理必及分，理与分得则俱得、失则俱失。臣之诉君者先有诉君之曲，不必问其所诉之辞也。当詹父、元咺未诉君之时其理固直，既启诉君之口则己陷于滔天之恶矣。君臣之际本非较曲直之地，后之为治者非合分与理为治，亦安能洗犯上之习而还于古哉？”


    臣按：吕氏谓君子言分必及理，言理必及分，得则俱得、失则俱失，君臣上下夫岂较是非争曲直之所在哉？此非特名分所拘，而理固当如是也。


    庄公十八年，虢公、晋侯朝王（周惠王新即位，虢公与晋献公来朝），王飨醴（飨以醴酒），命之宥（以币物宥之），皆赐玉五瑴（双玉为瑴）、马三匹，非礼也。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不以礼假人（晋侯与虢公同赐，是以礼假人也）。


    吕祖谦曰：“为天守名分者君也，周惠王误视为己物轻以假人，当虢公、晋侯之来朝，等其玉、马之数不为之隆杀。殊不知天秩有礼，多多寡寡不可乱也，人心无厌，侯而可假公之礼，则公亦思假王之礼，王既假晋侯以公礼矣，后数十年而晋文有请隧之举，果欲假王之礼。非惠王启其僭心，晋文遽敢尔邪？圣人欲上全天子之尊，必先下谨士、庶人之分，守其下所以卫其上也。”


    臣按：吕氏谓欲上全天子之尊，必先下谨士、庶人之分，守其下所以卫其上也。斯言也真诚谨始审几之要，居人上者在所当知。


    成公二年，卫新筑人仲叔于奚（新筑，地名，仲叔守其地）救孙桓子（名良夫），桓子是以免。既，卫人赏之以邑，辞（不受）。请曲县（曲县，轩县也，诸侯之乐）、繁缨（诸侯马饰）以朝，许之。仲尼闻之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惟器与名（车服之器、爵号之名）不可以假人（轻假借于人），君之所司也（此器与名乃人君之所司主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若以器名假借于人），与人政也（是以国家之政与人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


    臣按：人君之所以为君、所以砺天下之人而使之与我共国家之政而治天下之民者，爵号之名、车服之器而已，非有功者不可与，非有德者不可与，非有劳者不可与，非有才者不可与。为人君者谨司其出纳之权，不轻以假借于人焉，必有功德才能者然后与之，与之名与器即与之以政也，使人闻吾爵号之名即知所敬服，见吾车服之器即知所尊让，如是则吾之政令行矣。苟有财者可以财，求有势者可以势，得有亲昵夤缘者皆可以幸而致之，则名与器不足贵矣。名与器不足贵，得者不以为荣，见者不知其为尊，则人君失其所司之柄矣。失其所司之柄则亡其为政之体，亡其为政之体则失其为君之道，国家将何所恃以自立哉？


    《通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司马光</a>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而君臣之分犹天地之不可易，然后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然礼非名不著，非器不行，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故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盖事未有不始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呜呼，周道之衰，纲纪散坏，礼之大体十丧七八，然犹历数百年宗主天下，徒以名分尚存故也。今晋大夫暴蔑其君、亲分其地，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得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臣按：司马氏编历代史而托始于周威烈王始命三晋为诸侯，故为此名分之论而统其宗于礼，其示后世人主以谨微之意至矣。


    唐肃宗时，平卢节度使王玄志卒，上遣中使往抚慰将士，就察军中所欲立者授以旌节。李怀玉杀玄志之子，推侯希逸为军使，朝廷因以希逸为节度副使，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始。


    司马光曰：“民生有欲，无主乃乱，故圣人制礼以治之，所以辩上下、定民志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八柄存乎己也，苟或舍之，则彼此势均，何以使其下哉？肃宗遭唐中衰，幸而复国，宜正上下之礼以纲纪四方，而偷取一时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无问贤愚，惟其所欲，积习为常，谓之姑息，乃至偏裨杀逐主帅亦不治罪，因而授之。然则爵赏废置、杀生与夺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乱之生也庸有极乎？古者治军必本于礼，今唐蔑之，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将帅，则将帅陵天子自然之势也。”


    臣按：名分生于上下之际，名分一定则下之于上有顺而无逆、有令而无违，上得以率于下，下不得以犯乎上，一有犯焉则刑戮加之矣。犯且不可，况敢废立之哉？此人君为治所以必谨于礼以正名分，而防其陵替之渐也。


    以上定名分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