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学编卷二

    性理评


    程子曰：“邢明叔明辨有才气，其于世务练习，盖美才也。晚溺于佛，所谓‘日月至焉而已’者，岂不惜哉！”　　朱子云：“程子死后，其高弟皆流于禅。”岂知程子在时已如此乎！盖吾儒起手便与禅异者，正在彻始彻终总是体用一致耳。故童子便令学乐舞勺。夫勺之义大矣，岂童子所宜歌！圣人若曰，自洒扫应对以至参赞化育，固无高奇理，亦无卑琐事。故上智如颜、贡，自幼为之，不厌其浅而叛道；粗疏如陈亢，终身习之，亦不至畏其难而废学。今明叔才气明辩，练达世务，诚为美才。但因程子不以六艺为教，初时既不能令明叔认取其练习世务莫非心性，后又无由进于位育实具，不见儒道结果。回视所长者不足恋，前望所求者无所得，便觉无意味，无来由，乌得不莫之御而入于禅也！犹吾所谓明帝之好佛，非明帝之罪，而李躬、桓荣之罪也。


    夫“日月至焉”，乃吾夫子论诸贤不能纯仁分寸也。当时曾子、子贡之流，俱在其中。乃以比明叔之溺佛，程子不亦易言乎！


    明道谓谢显道曰：“尔辈在此相从，只是学某言语，故其学，心与口不相应。盍若行之！”请问焉。曰：“且静坐。”


    伊川每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　　因先生只说话，故弟子只学说话，心口且不相应，况身乎，况家国天下乎！措之事业，其不相应者多矣。吾尝谈天道、性命，若无甚捍格，一著手算九九数辄差。王子讲冠礼若甚易，一习初祝便差。以此知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过，皆无用也。责及门不行，彼既请问，正好教之习礼习乐，却只云“且静坐”。二程亦复如是，噫！虽曰不禅，吾不信也。


    武夷胡氏曰：“龟山天资夷旷，济以问学，充养有道，德器早成。积于中者纯粹而宏深，见于外者简易而平淡。闲居和乐，色笑可亲；临事裁处，不动声色。与之游者，虽群居终日，嗒然不语，饮人以和，而鄙吝之态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说，发明中庸、大学之道。有欲知方者，为指其攸趋，无所隐也。当时公、卿、大夫之贤者，莫不尊信之。”又曰：“先生造养深远，烛理甚明，混迹同尘，知之者鲜。行年八十，志气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廷方向意儒学，日新圣德，延礼此老，置之经筵，朝夕咨访，裨补必多。至如裁决危疑，经理世务，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　　无论其他，只“积于中者纯粹而宏深”一语，非大贤以上能之乎？其中之果纯粹与否，宏深与否，非仆所知。然朱子则已讥其入于禅矣，禅则必不能纯粹宏深，纯粹宏深则必不禅也。至混迹同尘气象，五经、论、孟中未之见。非孟子所谓同流合污者乎？充此局以想，夷旷、简易、平淡、和乐、可亲诸语，恐或皆孟子所状乡原光景也。


    陈氏渊曰：“伊川自涪归，见学者凋落，多从佛教，独龟山先生与谢丈不变。因叹曰：‘学者皆流于异端矣！惟有杨、谢二君长进。’”　　尝观孔子殁，弟子如丧父母，哀恸无以加矣；又为之备礼营葬，送终无以加矣；又皆庐其墓三年，惓恋无以加矣；余情复见于同门友之不忍离，相向而哭皆失声。其师弟情之笃而义之重，盖如此也。迄后有宋程、朱两门，以师弟著于乾坤，不惟自任以为真继孔子之统，虽当时及门亦以为今之孔子矣，后世景仰亦谓庶几孔门师弟矣。而其殁也，不过一祭一赞，他无闻焉。仆存此疑于心久矣，亦谓生荣死哀之状必别有记载，寡陋未之见耳。殊不意伊川生时，及门已如此其相负也！涪之别也，日月几何，而遽学者凋落，相率而从于佛也！又孰知所称杨、谢不变者，下梢亦流于禅也！然则真承程子之统者谁也？非因二程失古圣教人成法，空言相结之不固，不如实学之相交者深乎！抑程门弟子之从佛，或亦其师夙昔之为教者去佛不远也。程子辟佛之言曰：“弥近理而大乱真。”愚以为非佛之近理，乃程子之理近佛也。试观佛氏立教，与吾儒之理，远若天渊，判若黑白，反若冰炭，其不相望也，如适燕适越之异其辕，安在其弥近理也！孟子曰：“治人不治，反其智。”伊川于此徒叹学者之流于异端，而不知由己失孔子之教，亦欠自反矣。


    问：“龟山晚年出，是不可晓。其召也以蔡京，然在朝亦无大建白。”朱子曰：“以今观之，则可以追咎当时无大建白。若自己处之，不知当时所当建白者何事。”或云：“不过择将相为急。”曰：“也只好说择将相固是急，然不知当时有甚人可做。当时将只说种师道，相只说李伯纪，然固皆尝用之矣。又况自家言之，彼亦未必见听，据当时事势亦无可为者，不知有大圣贤之材何如耳。”　　当时所称大儒如龟山者，既自无将相材，又无所保举。异世后追论，亦无可信之人，不过种、李二公而已。然则周、程、张、邵棺木尚新，其所成之人材皆安在哉？世有但能谈天说性，讲学著书，而不可为将相之圣贤乎！　　或言“择将相为急”，何不曰“当时龟山便是好将相，惜未信用”，乃但云“也只好说择将相”，盖身分亦有所不容诬也。噫！儒者不能将，不能相，只会择将相，将相皆令何人做乎？末又云“当时事势亦无可为者，不知有大圣贤之材何如耳”。是明将经济时势让与圣贤做，尚得谓之道学乎？至于李公字行，种公名呼，此朱子重文轻武不自觉处。其遗风至今日，衣冠之士羞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长此不返，四海溃弱，何有已时乎？独不观孔门无事之时，弓矢、剑佩不去于身也，武舞干戚不离于学也！身为司寇，堕三都，会夹谷，无不尚武事也。子路战于卫，冉、樊战于齐，其余诸贤气象皆可想也。学丧道晦，至此甚矣！孔门实学，亦可以复矣！


    问：“龟山当时何意出来？”曰：“龟山做人也苟且，是时未免禄仕，故乱就之”云云。问：“或者疑龟山为无补于世，徒尔纷纷，或以为大贤出处不可以此议，如何？”曰：“龟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后人又何曾梦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极好。”　　余尝谓宋儒是理学之时文也。看朱子前面说“龟山做人苟且，未免禄仕，故乱就之”，此三语抑杨氏于乡党自好者以下矣。后面或人说“大贤出处不可议”，又引胡氏之言比之柳下惠，且曰“极好”；又何遽推之以圣人哉？盖讲学先生只好说体面话，非如三代圣贤，一身之出处，一言之抑扬，皆有定见。龟山之就召也，正如燕雀处堂，全不见汴京亡，徽、钦虏；直待梁折栋焚而后知金人之入宋也。朱子之论龟山，正如戏局断狱，亦不管圣贤成法，只是随口臧否。驳倒龟山以伸吾识，可也；救出龟山以全讲学体面，亦可也。


    上蔡为人英果明决，强力不倦，克己复礼，日有课程。所著论语说及门人所记遗语，行于世。　　要推尊上蔡，便言其“克己复礼，日有课程”。后面要说程门诸人见皆不亲切之故，又言是“无头无尾，不曾尽心”，毋乃自相矛盾乎？此处殊令人疑。


    上蔡直指穷理居敬为入德之门，最得明道教人之纲领。　　朱子称“上蔡直指穷理居敬为入德之门，最得明道教人纲领”，仆以为此四字正诸先生所以自欺而自误者也。何也？“穷理居敬”四字，以文观之甚美，以实考之，则以读书为穷理功力，以恍惚道体为穷理精妙，以讲解著述为穷理事业，俨然静坐为居敬容貌，主一无适为居敬工夫，舒徐安重为居敬作用。观世人之醉生梦死，奔忙放荡者，诚可谓大儒气象矣；但观之孔门，则以读书为致知中之一事。且书亦非徒占毕读之也，曰“为周南召南”，曰“学诗”、“学礼”，曰“学易”、“执礼”，是读之而即行之也。曰“博学于文”，盖诗、书六艺以及兵农、水火在天地间灿著者，皆文也，皆所当学之也。曰“约之以礼”，盖冠婚、丧祭、宗庙、会同以及升降周旋，衣服饮食，莫不有礼也，莫非约我者也。凡理必求精熟之至，是谓“穷理”；凡事必求谨慎之周，是谓“居敬”。上蔡虽贤，恐其未得此纲领也。不然，岂有“居敬穷理”之人而流入于禅者哉！


    明道以上蔡诵读多记为玩物丧志，盖谓其意不是理会道理，只是夸多斗靡为能。若明道看史不差一字，则意思自别。此正为己为人之分。　　谢良佐记问甚博，明道谓之曰：“贤却记得许多，可谓玩物丧志。”良佐身汗面赤。明道曰：“此便是恻隐之心。”可见大程学教犹不靠定书本。仆掀阅至此，悚然起敬，以为此正明道优于伊川、紫阳处，又未尝不爱谢公之有志也。使朱子读此亦为之汗身赤面则善矣；乃曲为之说，谓渠是夸多斗靡，不是理会道理，又引程子看史事证之，总是不欲说坏记诵一道，恐于己读尽天下书之志有妨也。不知道理不专在书本上理会；贪记许多以求理会道理，便会丧志，不得以程子看史一字不差相混也。


    问：“上蔡说横渠以礼教人，其门人下梢头低，只溺于刑名、度数之间，行得来因无所见处，如何？”曰：“观上蔡说得偏了，这都看不得礼之大体，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说横渠之非，以为欲得正容谨节，这是自好，如何废这个得！如专去理会刑名、度数固不得，又全废了这个也不得。”　　宋儒胡子外，惟横渠之志行井田，教人以礼，为得孔、孟正宗。谢氏偏与说坏，讥“其门人下梢头低，溺于刑名、度数”，以为横渠以礼教人之流弊。然则教人不当以礼乎？谢氏之入禅，于此可见。二程平昔之所以教杨、谢诸公者，于此可想矣。玩“行得来因无所见”一语，横渠之教法真可钦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此圣贤百世不易之成法也。虽周公、孔子，亦只能使人行，不能使人有所见；功候未到，即强使有所见，亦无用也。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道者，众也。”此固叹知道之少，而吾正于此服周公、孔子流泽之远也。布三重以教人，使天下世世守之，后世有贤如孟子者得由行习而著察，即愚不肖者亦相与行习于吾道之中，正中庸所谓“行而世为天下法”，历八百年而犹在，几百余年而未衰。此周公、孔子之下梢头原如是其低也，而其上梢头亦未尝高。制礼作乐，遵行遍天下，而周公之心，虽亲贤之召公不尽知也。博文约礼，服习遍三千，而一贯之秘，虽聪颖之端木未之闻也。相随半生，尚以“多学而识”认夫子，然则未闻性道之前，端木子与三千人不同以文礼为道乎？则横渠之门人，即使皆认刑名、度数为道，何害也！朱子既见谢氏之偏而知横渠之是，即宜考古稽今，与门人讲而习之，使人按节文，家行典礼，乃其所也。奈何尽力诵读著述，耽延岁月！迨老而好礼，又只要著家礼一书，屡易稿始成，其后又多自嫌不妥，未及改正而没，其门人杨氏固尝代为致憾矣。考其实，及门诸公不知式型与否，而朱子家祠丧礼已多行之未当，失周公、孔子之遗意者矣。岂非言易而行难哉！


    尹彦明见伊川后，半年方得大学、西铭看。此意思好，也有病。盖且养他气质，淘潠去了那许多不好底意思，如学记所谓“未卜禘，不视学，游其志也”之意。此意思固好，然也有病者。盖天下有多少书，若半年间都不教他看一字，几时读得天下许多书？所以彦明终竟后来工夫少了。　　伊川虽失孔子学教成法，犹知不可遽语人以高深，犹知不全靠书册，故迟半年方与门人大学、西铭看。至朱子则必欲人读天下许多书，是将道全看在书上，将学全看在读上，其学教之法又不逮伊川矣。吾谓大学可即与看，若西铭，虽姿性聪敏者，再迟数年与看，未为晚也。


    和靖涪州被召，祭伊川文云：“不背其师则有之，有益于世则未也。”因言：“学者只守得某言语，已自不易；少间又自转移了。”　　吾读甲申殉难录，至“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未尝不凄然泣下也！至览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师有之，有益于世则未”二语，又不觉废卷浩叹，为生民怆惶久之！夫周、孔以六艺教人，载在经传，子罕言仁、命，不语神，性道不可得闻，予欲无言，博文约礼等语，出之孔子之言及诸贤所记者，昭然可考，而宋儒若未之见也。专肆力于讲读，发明性命，闲心静敬，著述书史。伊川明见其及门皆入于禅而不悟，和靖自觉其无益于世而不悟，甚至求一守言语者亦不可得，其弊不大可见哉！至于朱子追述，似有憾于和靖而亦不悟也。然则吾道之不行，岂非气数使之乎！


    问：“伊川门人如此其众，后来更无一人见得亲切。或云游、杨亦不久亲炙。”曰：“也是诸人无头无尾，不曾尽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会得透。如邵康节从头到尾，极终身之力而后得之，虽其不能无偏，然就他这道理，所谓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资禀便较高，他也去仕宦，只他这所学，自是合下直到，所以有成。某看来，这道理若不是拚生尽死去理会，终不得解。”　　伊川门人甚众，后更无一人见之亲切，非因伊川所教诸人所学俱失孔子实学之故乎！朱子乃云“是诸人无头无尾，不曾尽心在上面”，试观游、杨、谢、尹诸公，果是“无头无尾，不曾尽心”者乎？又云“各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会透；康节极终身之力而后有得；茂叔亦去仕宦，只他资禀高，合下直到”；然则必欲人不仕宦，不作事，终身只在书室中，方可得道乎？


    与叔文集，煞有好处，他文字极是实；说得好处，如千兵万马，饱腾伉壮。上蔡虽有过当处，亦自是说得透。龟山文字却怯弱，似是合下会得易。游、杨、谢诸公当时已与其师不相似，却似别一家。谢氏发明得较精彩，然多不稳贴。和靖语却实，然意短，不似谢氏发越。龟山语录与自作文不相似，其文大段照管不到；前面说如此，后面又都反了，缘他只依傍语句去，皆不透。龟山年高，与叔年四十七，他文字大纲立得脚来健，多有处说得好又切，若有寿，必然进。游定夫学无人传，无语录。　　如何只论人文字言语长短，语录有无，非失圣门学宗，不实用功于明亲，故无实事可称举乎？今有人议诸先生专在文字言语用功，或云只在言语文字论人品，必至群相哗之曰，“彼大儒，不止是也。”乃考其实则竟如此！较欧、苏诸公，但多讲论性道之语，内地静敬之功耳。试想三代前君臣奖赞，师弟叙述，或后人论断前圣贤，曾有此口吻比例否？噫！恐不啻冰玉之相悬也！


    上蔡之学，初见其无碍，甚喜之。后细观之，终不离禅的见解。　　予于程朱、陆王两派学宗正如是。


    龟山未见伊川时，先看庄、列等文字。后来虽见伊川，然而此念熟了，不觉时发出来。游定夫尤甚，罗仲素时复亦有此意。　　圣人教人六艺，正使之习熟天理。不然，虽谆谆说与无限道理，至吃紧处依旧发出习惯俗杂念头。


    一日，论伊川门人，云“多流入释、老”。陈文蔚曰：“只是游定夫如此，恐龟山辈不如此。”曰：“只论语序便可见。”　　朱子论游、杨入释、老处不知何指，但既废尧、舜，周、孔六府、六艺之学，则其所谓不入释、老者又果何指也！仆尝论汉人不识儒，如万石君家法，真三代遗风，不以儒目之；则其所谓儒，只是训诂辞华之流耳。今观朱门师弟一生肆力文字光景，恐或不免为游、杨所不屑也。


    看道理不可不仔细。程门高弟如谢上蔡、游定夫、杨龟山辈，下梢皆入禅学去。必是程先生当初说得高了，他们只目��卓见上截，少下面著实功夫，故流弊至此。　　仆意朱子未觉程门教法之失，既觉而复蹈之，何也？倘因此便返于实学，岂非吾道之幸哉！“下面著实功夫”，是何物乎？将谓是静敬乎？程门诸子固已力行之矣。将谓是礼、乐、射、御、书、数之属乎？朱子已云补填难，姑不为之矣。将谓是庸德庸言乎？恐礼、乐、射、御、书、数所以尽子、臣、弟、友之职者既不为，又何者是其不敢不勉者乎？考其与及门日征月迈者，则惟训解经传，纂修书史，死生以之。或其所谓“下面著实功夫”者，未必是孔子所云“下学”也。


    韩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说甚好。看来资质定了，其为学也只就他资质所尚处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学者贵公听并观，求一个是当处，不贵徒执己自用。今观孔门诸子，只除颜、曾之外，其他说话便皆有病。　　平日讲学主变化气质，此处却云，“其为学也只就资质所尚处添些小好而已。”盖诸先生认气质有恶，不得不说变化，此处要说诸贤各得其性之所近，故又说“气质已定，只添些小好”。且下云“学贵公听并观，求一个是当”，如果有此妙法，而诸贤徒执己见求之，固可憾矣；乃吾夫子亦不为之一指点也，何朱先生之大智而圣门师弟之大愚乎？则朱子所见之道与所为之学、所行之教，与圣门别是一家，明矣！至于求诸贤之短，又何不著实体验诸贤之造诣何如，吾辈较之何如，乃只论其说话有病无病乎？仆谓不惟七十子之品诣非可轻议，便是二千九百余人，既经圣人陶镕，亦不易言也。自战国横议后，重以秦人之焚坑，汉儒之训诂，魏、晋之清谈，历代之佛、老，宋、元之讲读，而七十子之身分久不明于世矣。吾尝谓孔子如太阳当空，不惟散宿众星不显其光，即明月五星亦不出色，若当下旬之夜，一行星炯照，四国仰之如太阳然矣。故孔子奠楹后，群推有子为圣人，西河又推卜子为圣人。当时七十子身通六艺，日月至仁，倘有一人出于后世，皆足倡学一代，使人望为圣人，非周、程以下诸先生所可比也。近法干王子有言：“后儒稍有不纯，议庙典者动言黜退。圣门如冉求之聚敛，宰予之短丧，何可从祀？”予曰：“贤弟未之思耳。冉有固有亏欠处，其学却实。如此案即缺一角，仍是有用之巨器，岂可舍也！故圣门一推政事之科，一在言语之列，不比后人虚言标榜，书本上见完全也。”王子曰：“然。”


    延平李氏曰：“罗先生性明而修，行全而洁；充之以广大，体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极其至。汉、唐诸儒无近似者。”　　又是一圣人！宋固多圣人乎？


    陈氏协曰：“先生可谓有德有言之隐君子矣！李公侗传其学。公殁之后，既无子孙，及其遗言不多见于世。嘉定七年，郡守刘允济始加搜访，得公所著遵尧录八卷，进之于朝。其书四万言，大要谓艺祖开基，列圣继统，若舜、禹遵尧而不变。至元丰改制，皆自王安石作俑，创为功利之图，浸致边疆之侮。是其畎亩不忘君之心，岂若沮、溺辈索隐行怪之比耶！”　　元祐、元丰之狱，迄无公论。要之荆公之欲强宋本是，而术未尽善。苟安者竞为敌，洪水罔绩，遂咎崇伯。然使即任濂、洛群哲，恐亦如四岳群牧无如洪水何，未是神禹也。


    周氏坦曰：“观先生在罗浮山静坐三年，所以穷天地万物之理，切实若此。”　　原来是用此功，岂不令孔子哀之乎！但凡从静坐读书中讨来识见议论，便如望梅画饼，靠之饥食渴饮不得。


    朱子曰：“李延平先生屏居山里，结茅水竹之间，谢绝世故四十余年，箪瓢屡空，怡然自得。”　　试观孔子前有“谢绝世故”之道学乎？


    先生从罗仲素学，讲读之余，危坐终日，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为何如，而求所谓中者。若是者盖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　　昔孔门固有讲诵，乃诵其所学，讲其所学。如诵三代之礼、讲三代之礼以学礼，诵乐章，讲乐器、乐音、乐理以学乐，未有专以讲诵为学者。至于危坐终日以验未发气象为求中之功，尤孔子以前千圣百王所未闻也。今宋家诸先生，讲读之余，继以静坐，更无别功，遂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噫！果天下之大本耶，果天下之理无不自是出耶？何孔门师弟之多事耶！


    先生资禀劲特，气节豪迈；而充养纯粹，无复圭角。精纯之气，达于面目，色温言厉，神定气和。语默动静，端详闲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于事若无可否。及其应酬事变，断以义理，则有截然不可犯者。


    先生之道德纯备，学术通明，求之当时，殆绝伦比。然不求知于世，而亦未尝轻以语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学者亦莫之识，是以进不获行于时，退未及传之于后。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乐者于畎亩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将至。盖所谓“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几焉！　　合二段观之，则延平先生真一孔子矣。夫闻恶而信，闻善而疑者，小人也；仆即不肖，何忍以小人自居乎！但以唐、虞、三代之盛，亦数百年而后出一大圣，不过数人辅翼之。若尧、舜之得禹、皋，孔子之得颜、曾，直如彼其难，而出必为天地建平成之业，处亦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或身教三千以成天下之材，断无有圣人而空生之者。况秦、汉后千余年间，气数乖薄，求如仲弓、子路之辈不可多得，何独以偏缺微弱，兄于契丹，臣于金、元之宋，前之居汴也，生三四尧、孔，六七禹、颜；后之南渡也，又生三四尧、孔，六七禹、颜？而乃前有数圣贤，上不见一扶危济难之功，下不见一可相可将之材，两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与豫矣！后有数十圣贤，上不见一扶危济难之功，下不见一可相可将之材，两手以少帝付海，以玉玺与元矣！多圣多贤之世，而乃如此乎？噫！


    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驰马数里而归。后来养成徐缓，虽行二三里路，常委蛇缓步，如从容室中也。问：“先生如何养？”曰：“先生只是潜养思索。他涵养得自是别，真所谓‘不为事物所胜’者。”　　孔子但遇可悯可敬，便勃然变色；忽而久，忽而速，似为事物所胜，乃是圣人。释氏父子兄弟亦不动心，可谓“不为事物所胜”，却是异端。


    古人云“终日无疾言遽色”，他真个是如此。寻常人叫一人，一二声不至，则声必厉；先生叫之不至，不加于前也。寻常人去近处必徐行，出远处必行稍急；先生出近处也如此，出远处亦只如此。又如坐处壁间有字，某每尝亦须起头一看；若先生则不然，方其坐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则必起就壁下看之。其不为事物所胜，大率如此。　　行远不加急；叫人不至，声不加大；坐处有字，必不坐看；天地间岂有此理乎！莫谓“可以速则速，可以久则久”之孔子不如此，虽伯夷、柳下惠亦断非如此气象。


    先生居处有常，不作费力事。　　只“不作费力事”五字，不惟赞延平，将有宋一代大儒皆状出矣。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天下事皆吾儒分内事；儒者不费力，谁费力乎！试观吾夫子生知安行之圣，自儿童嬉戏时即习俎豆、升降，稍长即多能鄙事，既成师望，与诸弟子揖让进退，鼓瑟，习歌，羽籥、干戚、弓矢、会计，一切涵养心性、经济生民者，盖无所不为也。及其周游列国，席不暇暖而辄迁，其作费力事如此，然布衣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身为上公者也。而亦多材多艺，吐餔握发以接士，制礼作乐以教民，其一生作费力事又如此。此所以身当国钧，开八百之祚于宗周，其人材至末流，犹堪为五霸之用。虽为布衣，布散三千人于天下，维二百年之国脉，其士风之塌坏，犹足供七雄之用。故曰“儒者天地之元气”，以其在上在下，皆能造就人材，以辅世泽民，参赞化育故也。若夫讲读著述以明理，静坐主敬以养性，不肯作一费力事，虽曰口谈仁义，称述孔、孟，其与释、老之相去也者几何！


    先生厅屋书室，整齐潇洒，安物皆有常处。其制行不异于人。亦尝为任希纯教授延入学作职事，居常无甚异同，颓如也。真得龟山法门。　　当斯世而身任教授，焉得无甚异同乎，又焉得以“颓如也”为德容乎？其与龟山之混迹同尘，一矣。宜朱子称为“真得龟山法门”也。


    问：“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状，云‘终日危坐，以验夫喜怒哀乐之前气象为如何，而求所谓中者’，与伊川之说若不相似。”曰：“这处是旧日下的语太重。今以伊川之语格之，则其下功夫处亦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静得极了，便自见得是有个觉处，不似别人。今终日静坐，只是且收敛在此，胜如奔驰。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禅入定。”　　看朱子前日所言，丝毫未稳，皆不难自驳倒。若有人以不肖性辨及孔子教法进，必豁然改悟。恨吾生也晚，不获及门矣！静极生觉，是释氏所谓至精至妙者，而其实洞照万象处皆是镜花水月，只可虚中玩弄光景，若以之照临折戴则不得也。吾闻一管姓者，与吾友汪魁楚之伯同学仙于泰山中，止语三年。汪之离家十七年，其子往觅之，管能预知，以手画字曰：“汪师今日有子来。”既而果然。未几，其兄呼还，则与乡人同也。吾游北京，遇一僧敬轩，不识字，坐禅数月，能作诗，既而出关，则仍一无知人也。盖镜中花，水中月，去镜水则花月无有也。即使其静功绵延一生不息，其光景愈妙，虚幻愈深，正如人终日不离镜水，玩弄其花月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何与于吾性广大高明之体哉！故予论明亲有云：“明而未亲，即谓之明，非大学之明也。”盖无用之体，不惟无真用，并非真体也。有宋诸先生，吾固未敢量，但以静极有觉为孔子学宗，则断不敢随声相和也。


    问：“延平先生何故验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而求所谓中？”曰：“只是要见气象。”陈后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见未发气象。”曰：“延平亦是此意。”又问：“此与杨氏于未发前体验者，异同何如？”曰：“这个亦有些病。那体验字是有个思量了，便是已发；若观时恁著意看，便是已发。”问：“此体验是著意观，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观观之。”　　观此及前节，则宋儒之不为禅者鲜矣，而方且攻人曰“近有假佛、老之似以乱孔、孟之真者”。愚谓充此段之意，乃是假佛、老之真以乱孔、孟之似耳。


    某旧见先生时，说得无限道理，也曾去学禅。先生云：“汝恁地悬空理会得许多，面前事却又理会不得？道亦无奇妙，只在日用间著实用工夫处理会，便自见得。”后来方晓得他说，故今日不至无理会耳。　　原来朱子亦曾学禅，宜其濯洗不净者，自贻伊戚矣！延平谓之曰，“汝悬空理会许多，而前却理会不得。”理会面前者，惟周公、孔子之道。朱子自言不至无理会，以今观之，日用间还欠理会。盖二先生之所谓“面前事”，较释氏之悬空而言耳。若二先生得周、孔而见之，其所以告之者，必仍如李先生之告朱先生也。


    猗欤先生，果自得师。身世两忘，惟道是资。精义造约，穷深极微，冻解冰释，发于天机。乾端坤倪，鬼秘神彰，风霆之变，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虫，人伦之至，王道之中，一以贯之，其外无余；缕析毫差，其分则殊。体用浑全，隐显昭融，万变并酬，浮云太空。仁孝友弟，洒落诚明，清通和乐，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优哉游哉，卒岁以嬉。　　前资禀劲特二段已极推崇，此祭文中写状，尤极酣浓不遗余力，延平虽贤，恐未能当之。昔吾寄书于友人任熙宇，因其长刀笔事，内有“萧、曹之才，兼慕孔、孟之道”二语，任答书云：“凡誉人失实，即是自己离道。仆之驽下，轻诬以萧、曹，即道兄须臾之离道。”予当时读至此，悚然若魂飞，惊愧无地，自谓与任老相交，得力于此书者不浅也。朱子何其见游、杨诸公之明而推其师之侈也！抑笃服之切，不觉其过情欤？乃于静坐之说，亦明不以为然，又可疑也。


    朱子曰：“胡文定曰：‘岂有见理已明而不能处事者！’此语好。”　　见理已明而不能处事者多矣，有宋诸先生便谓还是见理不明，只教人明理。孔子则只教人习事，迨见理于事，则已彻上彻下矣。此孔子之学与程、朱之学所由分也。二论、家语中明明记载，岂可混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