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但是这个世界并不幸福

    出版商给我写信说：“《宽容》一书出版于一九二五年。现在已经快成古典作品了，我们想搞一个普及本的永久性版本，重新定一个‘大众化的价格’”。如果他们要对原作作必要的安排，我还愿意写最后一章吗？也许我可以试着尽力说明，宽容的理想在近十年内为什么这样惨淡地破灭，我们如今的时代为什么还没有超脱仇恨、残忍和偏执！这一切肯定有原因，如果的确有，而且我也知道的话，那我可以讲出来吗？


    我回答说，解剖美丽的宽容女神的尸体不是一件高兴的事，却是应该做的，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


    下一个问题是，我应该在哪一页与十五年前写的这本书告别，开始写后记呢？


    出版商建议我删去最后一章，因为结尾部分是崇高的希望和欢呼。关于这一点他们无疑是对的。的确没什么可高兴的，用《英雄》中的葬礼进行曲伴随我的结束语，比用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充满希望的大合唱更合适。


    不过细想之后，我觉得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


    我和出版商一样，对前景都很悲观。但是这本书还要留在世上许多年，我想唯一公正的方法还是让下一代知道，一九二五年怎样激起了我们对更幸福更高尚前程的憧憬，而一九四○年又是怎样彻底打破了这些光辉的梦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我们犯了什么错误才导致这场可怕的灾难。


    经过几次通信后，我说服了出版商，使他相信我还是通情达理的，下面便是我给出版商写的内容，作为《宽容》的最新、也是最后一版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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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这七年可以说是个不折不扣的“丑巫婆的大锅”，人类所有的邪恶弊端全部汇集在里面，成了大杂烩，它会毒死我们所有的人（除非我们发明一种又快又灵的解毒药）。我仔细研究了倒入这个呕人的容器中的各种成份，也不厌其烦地观察了对这个可恶的大杂烩负主要责任的那些人。那个大杂烩臭气熏天，正在我们整个星球上蔓延，我和其他住在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民主国家中的人一样，看到下等的厨房仆人居然被那么多人拥戴，真是大惑不解。这些下等的仆人不但因为这令人作呕的大杂烩而欣喜若狂，而且还用全部时间把它强灌进对他们毫无妨害的旁观者的喉咙。这些旁观者显然更喜欢祖传的善意和宽容的浓汤，可他们要是不对大杂烩表示出高兴的样子，不吃下这堆翻肠倒胃的东西，就马上会被杀死。我尽力了解了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以满足我的好奇心。现在我要告诉你我耐心观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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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的起因，我建议大家效仿精明可敬的政治家艾尔弗雷德-e-史密斯先生，他原住在纽约州的阿尔巴尼，现在住在帝国大厦。我们首先看一下记录，看能找到什么。


    我这里提一个问题，它似乎有点离题，但是（过一会儿你就会看到）和我们要解决的难题却有密切关系。你养过狗、猫或其它家禽动物吗？你研究过这些卑贱的动物对豢养它的家庭以及主人的花园和后院的态度吗？你一定注意到，这些不能说话的动物出于天性、本能或训练，或是三种因素兼而有之，都荒庸地珍视着它们自认为的“权利和特权”。同一条警犬，它可以让主人的孩子拉着它的尾巴在屋里转圈，也可以让孩子从身上揪下一撮毛，但另一个和蔼可亲的小孩子刚刚踏上属于“它”家的草坪时，它就马上去嗥叫不止。德国种的最小的猎狗一定注意到了邻居家北欧种粗毛大猎狗能把它撕成碎片，可是只要那猎狗敢于跨越它认为是区分自家领地和邻居地盘的界限一步，它便会扑向那头凶猛的大兽。甚至只顾自己舒服的猫，当另一只猫胆敢闯入自己的炉边时，也会勃然大怒。


    捕捉大猎物的猎人都熟悉森林居住者的习惯。他们告诉我说，野兽具有集群本能，外面的野兽休想加入它们的部落，不管加入者增添的力量对于它们迅速削弱的实力来说是多么有利。那些假装懂得不会说话的鱼的心理的人对我讲，甚至在这些冷血动物当中，当一个陌生的鱼出现时，也有一种固定的行为准则，在河流岩石之间固定的场所栖息的鱼，从来也下会让一条外来的鱼加入自己的行列。


    我不很精通动物学，但我学到了一点关于人类的知识，当我研究人类在所谓历史时期（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人类记录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的行为记载时，我发现了什么呢？我发现从开始到现在，人类从来就是“群居动物”，只有当一个人感到自己属于由同路人结成的某种排他性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都苟和于自己继承的信仰、偏见、偏爱、恐惧、希望和理想时，这个人才真正感到幸福。


    当然，经济上的需要偶尔可能迫使某些人群，包括互相对抗的部落，按照某种政治方式行事。然而这种安排总不能持久。真正使许多人不顾艰难险阻和危险聚集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许多泾渭分明的共同信仰、共同偏见、共同偏爱、共同恐惧、共同希望和理想。


    看一下从乔普斯和哈姆拉比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记载。各个时代各个地方的情况都一样——每个团体、每个部落、每个宗派、几乎每个家庭，都坚持与邻居们保持一定距离，因为自己都大大优越于旁人，没有共同理解或共同行动的任何基础。我给你举一个尽人皆知的例子。


    世界各地差不多所有的人从一开始都用什么名字称呼自己呢？这种例子多得惊人，他们称自己是“上帝的人”或“上帝的选民”，更荒谬的是，“属于上帝的人”。埃及人在其他人的眼里是卑贱的小农，但他们却把自己看作是“上帝的人”。犹太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苏密”——现在人们所知的官方名字是芬兰，它的意思（人们告诉我）是“上帝的人”。太平洋上的许多部落——我们最熟悉的只是塔希提岛人——也称自己为“上帝的人”。波利尼西亚同西亚、北非和北欧相距万里之遥，在这些地方居住的种族彼此间毫无共同之处。可是有一点，他们都明显地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有价值的人，他们看不起人类的其他成员，认为他们是异己，不体面，应该受到鄙视，如果可能，还得躲远一点。


    在这个触目惊心的规律中，乍看起来希腊象是一个例外。但是他们高傲地坚持自己是海伦的直系子孙，是天神的儿子，是大洪水的唯一幸存者，这表明他们很尊重本种族的人。他们轻蔑地把非希腊人指为野蛮人（希腊文barbarous这个词的意思是陌生、外来、粗野、奴性和无知），这暴露了他们非常蔑视所有的非希腊人，粗率无礼地称他们为异己，甚至那些在各方面的确高出一筹而且心胸宽广的著名科学家、哲学家们也认为他们是劣等人。这表明至少在这个方面，他们和愚昧无知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水平一样，那些土人从来没学过三以上的数，但却十分得意地告诉欧洲最早的来访者说，如果问他们是什么人，将是非常愚蠢的，因为他们显然是独一无二和绝无仅有的“上帝的人”。


    我们注意到的罗马人不受这种傲慢无礼的讨厌形式的束缚。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评价低于旁人。千万不要这样认为！他们象现代的英国人一样，认为自己理所当然是至高无上的，所以他们从不认为有必要就这一点做任何明确的解释。他们是罗马人，这就够了。对这么一个显而易见的事——这是人人都能看见的——大惊小怪不免有失体统。罗马人对此并不在乎，至少在这方面是不在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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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纯种族的概念促使大多数部落和民族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值得被称为真正的人民的人，这一点我就谈这么多吧。但这只是一个细节，因为伴随这种奇怪的排外和优越感的种族意识，还有对宗教、道德、风俗这些不同但至关重要的问题的特定的信仰。结果，每个集团无论大小都总是居住在壁垒森严的城堡里，用偏见和固执这个坚固的屏障抵御外界和外来的影响。


    美国已经独立地生存一个半世纪了。诚然，清教徒的不宽容行径是没有什么可吹嘘的，但是我们毕竟避免了最危险的极端行为。可是现在，边远地区已经开发了，国家正迅速地走向定型，我们却似乎没有从地球上古老一些的种族的错误事例中吸取足够的东西。就在我们的土地上，各个种族团体仍紧紧地抱成团，各自推行自己的禁忌，好象根本没有听说过《人权宣言》一样。宗教团体好象从未谈过宪法中对出版自由的规定，不但强令自己的成员应该阅读和思考什么，还不顾由全体人民选出的代表制定的法律，自己制定起法律来。在咫尺之间，我们就能看到（如果我们愿意这么做的话）一种狭隘的精神和种族排外性的发展，它直到一九一四年战争爆发时一直被认为是黑暗时代的不幸残余。


    很明显，我们对形势的乐观看法有点过早。在近六年的发展中，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各种形形色色偏见和片面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增长开始使最抱有希望的人们相信，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回到了几乎是不折不扣的中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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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并不是一个愉快的发现，但正如一个喜欢哲学的法国将军不久前说的那样（几乎是预言）：“对不愉快的事情生气是没有用的，因为事实根本不在乎，因此也不会改变”。所以让我们勇敢地面对这些最不受欢迎的发展，作出合乎逻辑的结论，找出对付它们的方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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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最广博的意义讲，宽容这个词从来就是一个奢侈品，购买它的人只会是智力非常发达的人——这些人从思想上说是摆脱了不够开明的同伴们的狭隘偏见的人，看到整个人类具有广阔多彩的前景。他们就象我在这本书的一开始引用老朋友昆塔斯-奥里利厄斯-希马丘斯向我们提出质问：既然我们举目共望同样的星星，既然我们都是同一星球上的旅伴，既然我们都住在同一个天空里，既然生存之谜深奥得只有一条路才使人找到答案，那我们为什么还总是彼此为敌呢？但是如果我们敢于这样做，并且引证一个古代异教徒的高尚之语，那些坚持只有一条通往拯救的道路（也就是他们的那条道路）的帮派的不宽容首领就会马上向我们嚎叫起来，并投来石块和木捧，那些没有沿着他们的狭窄小路走的人注定要永远沦入地狱，因此便严厉镇压他们，来防止他们的怀疑影响别的人，使别的人也去试一试在“唯一权威性的地图”上没有标出的路径。


    昆塔斯-奥里利厄斯-希马丘斯生活在公元四世纪。从那以后，有高尚思想的人们偶尔用提高嗓门的方法来捍卫这种精神和种族问题上的中立态度。他们偶尔（但仅仅是很短的时间）甚至成功地创建了自己的团体，在那里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思考，并且允许按照自己的方式寻求拯救。但这种宽容的态度总是由上层领导强行实施的。它从不来自下层，他们不甘于接受来自上层的干预，使凭借着传统的权力，总是要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而如果没有别的方法使别人开窍，就用武力迫使他们“入会”，因而为了防止流血，常常需要由警方出马。


    所有的美国人应该永远感激不尽的是，他们的联邦是由一批真正的哲学家缔造的，这些人无愧于哲学家这个词，他们具有广泛的实际经验，完全摆脱了十三个移民区早期历史上典型的狂热宗派主义。这一代人得到了最后的报答，但等他们过世以后，千百万饥饿的欧洲人便潮水般地涌进了他们曾希望建立理智王国的美丽土地，这些欧洲人不仅带来了强壮的臂膀（这是他们必需的），还带来了古老的先入为主的偏见。他们只相信自己见解的正确性，在各个问题上只能依从自己，绝不能兼听旁议。


    当时我们太乐观了，又忙于勘探大陆的资源，以至于觉得有了这口大熔炉就能解决一切。但是要熔化任何物质，最好是经过缓慢复杂的过程，还需要经常的监督和照管，因为人的灵魂不愿意被液化，它比我们知道的任何物质都顽固。结果便是现在这个局面，用机关枪和集中营武装起来各种各样现代的不宽容比中世纪的又胜一筹，因为中世纪要“说服”异教徒也只不过使用地牢和缓慢燃烧的火刑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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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能做些什么？前几页我讲过，我并不信赖对不愉快的事采取熟视无睹的政策。因此我得出了不乐观的结论：至少在目前我们对眼下非常不幸的事态是做不了建设性的事情的。我们必须接受这种形势，同时又要缓慢地为将来作出细致的计划，这点是确定无疑的，我们再也不能让自己措手不及了，因为文明再也经受不住类似近六年中所遭受的各种无休止的打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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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战争象一场飓风。它不仅摧毁了大部分人类组织，而且使许多人死去或陷于穷困潦倒之中，要在不长的时间里消除这些损失是不可能的。那些在这场灾难中幸存下来而且一毛未损的人们，兴致勃勃地只顾修理自己的房屋，根本不管别人变成了废墟的大厦。最后，在周围受打击最重的被遗弃的里弄里，要进行各种正常和健康的生活已经完全不可能了。接着，在一些凄凉的地窖的废墟里，谁也不知道从那儿跑来了一些陌生的、不健康的人，他们聚集一些被抛弃的人，开始宣讲自己发明的学说，这些人是在荒凉的灌木丛里长大的，那里根本不会培育出健康和理智的生活哲学。


    既然重建工作已经落后了许多年，我们就可以用正确的观点观察它。世界大战后，世界需要大量的新鲜空气、阳光和好的食物，这比任何东西都迫切，但它得到的却是饥饿和失望。于是许多有害的新学说应运而生，它使我们想起了那些难以置信的信条，它们是在三、四世纪小亚细亚衰败的沿海城市里的臭气熏天的弯曲小街里发展起来的。


    但是最后，新的拯救预言家们的信徒饿得受不了，便逃了出来，涌入我们相对平静的村庄里，我们对此毫无准备，就象十七个世纪以前的亚历山大人一样，那时附近沙漠里的暴徒圆睁怪眼，闯入学校，处死了哲学家，因为他们传授的宽容学说意味着对那些自认为掌握了唯一真理的人们的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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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我们现在象过去一样惊讶和绝望。现在我们再想扫除席卷了整个地球的瘟疫——偏执和暴徒精神的瘟疫——已经为时过晚了。但至少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它们存有的现实，把它们看作某些非常古老的人类性格在现今生活中的再现，多少年来，这些性格一直在沉睡着，等待时机东山再起。时机一到，它们不仅要凯旋而归，而且由于受了这么长时间的压抑，其狂暴、愤怒和凶残的程度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甚。


    这就是现在展现在我们恐怖的目光前的图景。我们自己（为辽阔的大西洋祝福吧！）在最近爆发的这场种族和宗教狂热的恶果中还相对安全。但如果我们不常备不懈，病毒就会登上我们的海岸，把我们毁掉。


    刚才我问自己：“我们能做些什么？”就我看来，除了保持头脑冷静和时刻做好准备，没有什么事情好做。磨嘴皮子不会有什么成效。幻想自己如何优越，这种思想上和感情上的冲动只能加速崩溃的过程。因为民主的敌人会把我们的怜悯和长期容忍的态度误解为单纯的软弱，因而会采取相应的行动。将来我们被关进集中营的时候，我们才会想到，欧洲中部的民主国家和我们一样，也是这样被毁灭的，他们对持完全对立的理论的人大谈什么宽容，就犹如对白蚂蚁甜言蜜语地吹嘘“大家具有不可分割的权力”，而这些白蚁却正在摧毁我们脚下的基石。


    不——就我所理解的当前形势，进行直截了当的反攻已经太晚了。是我们鼓励了敌人进来。我们给予他们各种安全保护，直到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反对自己的保护人，并且迫使保护过他们的人过下等的生活——没有自由的生活。但在我们星球上屈指可数的几个角落里还残存着自由，那些正直的和有正义感的人有责任——迫切的和绝对的责任——养精蓄锐，保存自己，以便迎来开始进行重建工作的那一天。


    任何人都不应该认为这是失败主义者的表现，或是不敢应战的人提出的想法。根本不是！事实就是事实，由于不可饶恕的粗心大意和缺乏承担责任的勇气，我们暂时丧失了许多领土，因而多少在目前我们应该撤退，然后为再发动一次启蒙运动作好准备。


    这样就给予我们在宽容问题上实际锻炼自已的任务。我们应该结束得过且过、漠不关心的局面，首先要摆脱这种事情不会在这里发生的想法。它们不仅可能发生，而且已经发生了，还屡见不鲜。当我们勇敢地接受军队式的严明纪律——这支军队受命进行一场决战——的时候，必须为那个快乐的时辰做好坚实的准备，那时我们能够又一次为带来最后和永久的理性而前进，使它发挥威力，给予自由。


    朋友们，这儿有一项留给几个坚定的自愿者的工作。我承认这将是我们所接受的最困难的一场斗争，但是担当它的人将流芳百世。这场光荣斗争的幸存者将作为人类真正的慈善家而受到人们的欢呼——他们使人类解脱了多少代以来的偏见和自诩正确的优越感的束缚，这种偏见和优越感一旦加上怀疑和恐惧，会使最谦卑最温顺的人变成万物之中最残忍的畜生和宽容理想的不共戴天的敌人。


    1940年8月于康州老格林威治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