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稗疏卷上

    隐公


    春王正月


    以夏时</a>冠周月之说，朱子辨胡氏之非详矣。且以经文求之，言正月而系王，则明此正月乃周天子所颁之正月。公羊氏言：“王者孰谓？谓文王也。”说虽迂谬，亦以明改正授时，惟革命之王定其名实，而正月之文自周颁矣。若夫子以己意欲行夏时，则但当言春正月，不可称王；王不以为正月，即不得天，亦不能矫诬以泯乱一代之制，又岂夫子所欲垂法之正月可自称王乎？不敢自专，又岂敢假冒王章以欺天下邪？《春秋</a>》之义微而显。


    此言王者，其义不一：周既东迁，诸侯僭擅，盖有不遵其正朔者，故称王以见鲁所秉者周礼</a>，《公羊》所谓大一统，此一义也；王为今王，以王冠月，明三统递建，正月之号不一，而此之正月，乃今王之正月，非夏、商之正月，此又一义也；然以建子之月为正月，惟周之王天下，以革命不相沿之故，立杳茫之天统，而异乎天之显道，则此正月乃王之正月，非天之正月，以寓周正之差，夏时得天之意，此又一义也。经文化工之笔，游、夏不能赞，于此见矣。三统之说曰：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云“正建”者，以所建为正月也，故曰王者改正朔，若仍前王之正月为正月，则正未尝改矣。明言周正建子，而谓周称建子之月为冬十有一月，则何改之有乎？《周礼》有正月，有正岁。正岁，建寅之月也；正月，建子之月也。或以“正月之吉始和”为疑，言建子之月，冬气觱发，不得言和。不知古人之候气于微，故三统谓之三微。冬至，日回北陆，一阳生于地下，故从其微而谓之曰和。如于其著而言之，则建寅之月，日方在亥，月吉朔旦，正冬春之交，严寒方冽，亦不得谓之曰和，何疑始和非建子之月乎？《豳风》言“一之日”“二之日”者，乃追赋太王以前事，不足为据；而其曰“七月流火”，则公刘以来自用夏正也。建寅者以立春为岁首，建子者以冬至为岁首，不以大雪。自冬至至春分，阳气始发，可谓之春。春者蠢也，蠢动微动也。春分以后，百昌怒生，其动不蠢矣。建子非春之说，不可执也，何得以臆见立夏时冠周月之说，使圣人矫立王制，而乱一代之成宪哉！


    戎


    杜氏、范氏皆以为氐、羌之别种。按：氐乃有扈氏之苗裔，子孙迁流，逾陇而西；羌乃三苗姜姓之别，舜迁之于三危，后渐入内地，居陇、蜀间。是氐、羌种类皆居西南，内则武都，外则河湟，去山东悬隔。《春秋》时戎、狄内杂，不闻氐、羌东徙，可云如后世氐、羌之类，不可竟指为氐、羌。传注家泥东夷西戎之说而不知通耳。杜氏谓“陈留济阳县东南有戎城”，似矣。然《费誓》称“徐戎并兴，东郊不开”，鲁所亟与会盟者，必此戎也。孔氏谓“徐州之戎，帝王羁縻统驭，秦始皇</a>逐出之”。此戎当在鲁之东南安东、赣榆之间。若济阳，乃豫州之域，地在鲁西，今曹县地。盖曹、卫之境，未闻有戎居此，则杜《解》固未确也。


    向


    杜《解》：“谯国龙亢县有向城。”龙亢地在今怀远</a>县境。《汉书</a>》沛郡有向县，《注》云：故姜姓国，炎帝</a>后。地近萧县。言谯国龙亢者，晋并入龙亢，为谯王国邑也。《后汉书</a>·注》云：“《地道记》曰《左传</a>》隐二年入向，城在龙亢县东南。”而阚骃《十三州志》曰：“轵县南山西曲有故向城，即周向国也。《传》曰‘向姜不安于莒而归’者也。”今按：轵县之向，邑也，非国也，《传》所谓“王以苏忿生田向与郑”，《注》云“在轵县西，地名向上”者也。其地去莒千里而遥，莒以小国偏师，安能越齐、鲁、宋、郑而入其国都？则班书为是，阚说非也。地之以向名者不一：轵县有向矣；扶沟亦有向，会吴之向也；长葛有向，襄十一年诸侯“师于向”者也。皆如字。唯此龙亢之向国，音式亮反，颜师古</a>注云然。


    赗


    《公羊传</a>》曰：“车马曰赗。”赗以赠葬，而用车马者，疑为遣车。但遣车途马，为物甚微，而《丧礼》葬有容车，列生时所乘者于柩前，以为容观，不以殉也。仲子僭夫人之礼，其翟厌与？仲子之卒，不见于《春秋》，盖在隐公未立之前。至是始归赗者，与秦人归禭不及大敛同。皆周末文胜之陋也。


    纪履


    《左传》作裂 。“裂”与“厉”同，《礼记</a>》所谓“鞶革”也，小囊盛帨巾者，加 以缘饰之。郑康成《内则·注》引此经文为释。 ，采色缯也。名必有义，字必从名。裂 字子帛，故当从《左》。上读如裂，下相俞反。


    日有食之


    月之朔望，必以日月之食为准。非合朔，则日何由食？非正望，则月何由食？此历法一定不易之理也。《春秋》所书，有言日不言朔者，有言朔不言日者，有但书月而日朔皆不言者。杜氏以为“史失之”。谷梁氏则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专家之学，事理迷谬，焉有日食而可谓之晦日，可谓之既朔乎？其言夜食，尤为舛妄。食限在夜，夜即朔也。所恶于日食者，以日光受蔽，人不得见，故为灾眚。若食限在夜，无所蔽于人间，不足为灾。故历家可无夜食之法。又云“王者朝日”，日出而有亏伤之象，故知其食于夜。尤足令人姗笑不禁。日食者，月正在日下蔽日，人不见耳，于日何伤，乃既复而犹有伤乎？王者朝日，春分之礼，非旦旦而朝日。即令旦旦朝日，偶有阴云，何从得见？唯算入食限，则虽京师云翳，而千里之外，阴晴既异，自见其食，岂藉一王者之目击而始知哉？专家之学，闻不多而疑不阙，不知而作，如此类者众矣。其不言日、不言朔者，《公羊》谓“或失之前，或失之后”，其说较是。所谓失者，朔失也，非日食之失也。周用《天统历》，为法远而多疏，不能审定定朔，则所谓朔者非朔。故夫子曰“行夏之时”，言周历违天，不可行也。其不言日又不言朔者，则所置朔失之愈远，盖有差至三四日者矣。《春秋》因其谬而分别书之，以显周历之谬，以定百王敬授民时之大法，抑不待贬而大义自见，谷梁固不足以知之。


    杞


    杜氏云：“杞本都陈留雍邱县。桓六年，淳于公亡国，杞似并之，迁都淳于。”乃以地理考证经文，雍邱去淳于，地且千里，淳于即亡，杞安能越郑、宋、鲁、齐而远并之，遽舍其故国而为千里之迁？则杜说固属未详。《汉书·注》：“雍邱，故杞国，武王封东楼公于此。先春秋时徙鲁东北。”淳于之亡，入春秋后十七年，则杞初不因并淳于而始东迁也。莒取牟娄；牟娄，杞邑。杜氏亦云：“城阳诸县东北有娄乡。”《后汉书》平昌侯国有娄亭，《注》谓是牟娄，地属北海诸县，今诸城也。则杞之国在青州，齐之南，鲁之东，春秋前已不都雍邱，明矣。雍邱，今杞县，春秋时为宋、郑二国之争地。盖王子友迁于新郑之时，杞已去雍邱而迁北海，其后或都淳于，或都缘陵，皆在青州之南境，特未都淳于之时，未考其地果何在，要其在安丘、诸城之间，与莒为邻，已久离雍邱之故封，则无疑也。


    翚帅师


    翚不称公子，四《传》皆以为贬词。左、胡以其固请，强君不义，犹为近理。公、谷谓以弑君故贬，则会师之日，尚未成弑，及其逆女，大恶已成，不贬之于罪已彰著之后，而逆亿之于弑械未成之先，何说邪？无骇亦公族也，不称公子、公孙，《传》以为春秋之始，犹为近古，故大夫不得赐族而但书名，挟也，柔也，溺也，皆犹之翚也。至翚以弑成桓公之篡，故与联族属以宠之，称公子以乱国法，自翚始也。若益师、 之称公子，则于其死而加以殊宠，非生者之可徼也。称公子之与否，固无关于褒贬。不然，庆父之恶，岂在翚下，而始终以公子称，抑又何也？


    濮


    地以水名，则凡水之滨皆可名也，而亦必于其水之滨。按《水经</a>》：“河水东至酸枣县，濮水东出焉。”又曰：“瓠子水东北过廪邱，为濮水。”酸枣今延津，廪邱今范县。盖西自延津，东至濮州，皆濮水之滨，可名为濮。特地在河北，与陈国之境既限以大河，而中间宋地，陈之封壤不得有濮名也。“卫使右宰丑莅杀州吁于濮”，卫人自于卫地杀之；若杀石厚，则《传》言“莅杀于陈”，亦以明濮非陈境矣。杜《解》云：“濮，陈地。”非也。此时卫未东徙，尚都卫辉，而延津在其东南，为边境自陈至卫之孔道，杀州吁于境上，亦戮于甸人之遗意。若《后汉·郡国志》言“东郡濮阳，春秋时曰濮”，则迂道而东，非陈至卫之途，盖亦未审。


    观鱼于棠


    棠在今鱼台县，济水东流过之。河、济合流以来，河径其南，出庙道口。周定王以前，河方北流，独临济水，故《公羊传》曰：“棠，济上之邑也。”隐公盖临济而观之。“观”，左氏作“矢”。矢，陈也。济亦大渎也，虽有鱼，非可陈而观者。盖鱼之为言渔也，陈其取鱼之具而观其获也。北方唯冬可以取鱼，故《周颂》“潜有多鱼”，咏季冬荐鱼之事。周正之春，夏正仲冬以后也，于时乘冰合，鱼聚于渊，而多设罧梁罾罟以取之，此谓陈鱼而观也。又按：杜氏于此及“会戎于唐”，皆云“方与之武唐亭。”一地二名者，古者侯国封疆小而人民聚，故栉比置邑，各为之名。子曰“十室之邑”，十室可名为邑，犹今之乡团耳，则唐、棠密迩而邑名异，无足疑矣。


    艾


    杜《解》：“泰山牟县有艾山”，而桑钦</a>《水经》云：“沂水出泰山盖县艾山，南过琅邪、临沂。”临沂，今沂州也。郦道元</a>说地近莒之浮来。《后汉·郡国志》琅邪临沂县《注》：“隐六年盟于艾。杜预</a>曰：‘县东南有艾山’”，又与《左传·解》云牟县者异。按：沂水有二：一则“浴乎沂”之沂，在曲阜，汉、晋以下，曲阜并入盖县，其水南流入泗；一则发源琅邪，东流入海。盖县亦有二：一在曲阜，读如字，古拜反；一音古盍反，齐邑也，地近于莒，后为王 食邑。是以互相淆讹。艾山自在琅邪之盖，杜云“泰山”者非也。曲阜之盖，古拜反。 乃鲁国都郊关内地。齐方强盛，其肯至鲁都而受盟乎？则艾在齐南鲁东，近浮来而属琅邪明矣。吴、齐战于艾陵，其即此艾与？


    垂


    《左传》云：“遇于犬邱。”杜《解》：“犬邱，垂也。地有两名。”则杜既知垂之即犬邱矣，而又曰：“济阴句阳县东有垂亭”，岂不自相背戾邪？犬邱于汉为敬邱。《汉书·注》云：“明帝更名太邱。应劭</a>曰：《春秋》‘遇于犬邱’在此。”《水经注</a>》言睢水侧有犬邱，王莽改曰敬邱，县属沛郡，而句阳县属济阴，一临睢水为宋地，一近济水为卫地。《传》称“宋公以币请先见”，修主道也，则垂为宋地审矣。睢阳有 水，字从犬而音同垂，然则垂本 也，尤知其非垂亭也。


    郎


    杜《解》详于纪地，唯郎阙焉。今按：《后汉·郡国志》高平侯国《注》言：“隐九年‘费伯城郎’在此。”高平于西汉为橐县，在金乡、钜野之间，地近于宋。隐公于时方将与宋为难，故非时亟城之。


    防　郜防


    邑名有地相近而名同者，考证之所以难也。“会防”之防在汉华县，属泰山郡，其地当在齐、鲁之间，故文姜会齐侯亦于此。“取防”之防，杜云“在高平昌邑县西南”，与成武东南之郜城同在鲁西，而为宋地。鲁既取之于宋，庄二十九年因城之，为臧氏食邑。观臧纥自防奔邾，则其为昌邑之防，在鲁西南可见矣。


    桓公


    孔父


    杜氏既云“孔父嘉，孔子</a>六世祖”，则知孔父之名嘉矣。又曰“孔父称名者，内不能治其闺门，外取怨于民”，何其自相刺谬也！名嘉而字孔，以孔为乳子于玄鸟至之时，于时为吉，于事为亨也。故郑公子嘉亦字子孔。孙以祖字为氏，孔子之姓由孔父而称。若谓孔为名，岂孔子以祖名为氏乎？若谓孔姓名父，则古今未有以父为名者。“父”与“甫”异，颜之推</a>谓“凡系字于父之父，并读如父母之父”是也。《谷梁》谓孔子“为祖讳”，义亦得伸。父者尊称也，孔其字也，盖亦宋之公族，故孔子曰：“丘，殷人也。”


    郜大鼎


    有郜邑，有郜国。隐十年鲁取郜于宋，郜故久为宋邑。若郜国，为文王之子所封，至僖二十年郜子尚见于《经》，非宋于此时能有其地也。杜氏于“取郜”注云：“济阴成武东南有郜城”；于“取郜大鼎”注亦云：“济阴成武县东南有郜城”，又曰“郜国所造器也”，则混而为一矣。成武之郜，为宋、鲁犬牙相入之壤，是宋邑也，非郜子之国也。郜未亡，地不得入宋，宝器亦不得迁于宋。要此大鼎，乃宋于郜邑铸之者，非郜国所造也。郜子之封未详所在，而成武之郜必非其国都。杜《解》淆乱，不足从。


    邓


    杜氏《解》云：“颍川召陵县西南有邓城。”召陵于汉属汝南郡，在西华、郾城之间，今属开封陈州，盖陈地也。按：桓九年邓南鄙鄾人攻巴客而夺其币。杜云：“鄾在今邓县南，沔水之北。”则今襄阳樊城之地，在汉江北者是也，为邓之南鄙。杜氏以邓为邓县，明乎其为今邓州矣。巴人从夔州径郧阳，循邓州之南，由襄入郢。若邓国在颍川，相去甚远，安得南鄙在鄾，为巴人之借径乎？又庄六年，楚伐申过邓，亦取道襄阳，至邓州，遂东向申。今信阳州。 若邓在颍川，则中隔陈、蔡，相去亦远，伐申安得过邓邪？邓州之为邓国，古今不易。《汉书·注》应劭曰：“邓县，邓侯国。”《后汉书》亦言“邓有鄾聚”，皆属南阳郡。若召陵之有邓城，在郑之东，蔡之北。二国谋御楚难，不应东北向而谋之。胡氏曰：“其地以国，邓亦与焉，郑、蔡南至邓而会谋。”斯为得之。


    会于郕


    《左氏》《公羊》皆作“成”，胡氏独从《谷梁》作“郕”。按：郕，国也。庄八年齐、鲁围之，文十二年郕伯来奔。其国在济南西北，齐、卫之间，杜氏所谓东平刚父县西南郕乡也。成则鲁邑也，在汉泰山郡钜平县，后为孟氏之食邑，在齐之南，故曰：“无成，则齐人必至于北门。”纪会鲁以谋齐难，自就鲁以谋，安敢越齐而西，会于济北哉？且地以国者，其国亦与。郕近齐而微弱，亦岂敢为纪主以亢齐？《谷梁》“成”傍加“邑”，自传写之讹耳。


    祭


    杜《解》云“祭，郑邑”，长垣县东北有祭城，“封人，守封疆者”，因以为氏。胡氏则以为周之命大夫。按：祭城之祭读如字；命于周者，则祭公谋父之后，与祭伯、祭公、祭叔同族，音债，其国邑在王畿</a>内，非长垣之祭也。《左传》称“祭封人仲足”。足，其名也；仲，其字也。故胡氏以与单伯同为命卿。封人之官，秩卑而权轻，安能操废立之权？然则封人者，昔于王室为封人，非郑之封人也。天子之元士视子男，封人出为命卿，正相当矣。祭仲执郑之柄，使食邑于祭城而以为氏，则当有后于郑，而终《春秋》之世，郑无祭氏之族，又足以见其同于单伯，仍归于周，无后于鲁也。又，长垣地临濮水，于《春秋》为蒲，所谓“卫有蒲戚”也。而《陈留志》言长垣祭城有蘧伯玉墓，则祭城为卫邑而非郑地，郑安得有封人于祭乎？以此考之，胡氏之说为是。


    燕　谷邱


    燕，南燕也，字或作酀，姞姓之国，在河南胙城县。其召公之后封于蓟者，春秋称北燕。谷邱，《左传》谓之“句渎音钩豆。 之邱”。济阴句阳县，应劭曰：“《左氏传》句渎之邱也。”郦道元亦云：“在济阴句阳县东南。”其地当属曹、卫。杜云宋地，未是。


    八月壬辰陈侯跃卒


    杜云：“壬辰，七月二十三日。”以是年六月有壬寅，十一月有丙戌推之，知壬辰为七月二十三日，壬寅为六月二日，丙戌为十一月十七日或十八日。但杜云“从赴”则未是，岂有日不误赴而月误者？盖传授相承之有讹耳。


    葛


    杜《解》“葛在梁国宁陵县东北”，此则与亳为邻之国。夏之伯国，汤已灭之，不得阅殷、周而仍在。邾、牟、葛皆称“人”，而鲁旅见之，则皆鲁之附庸。牟在泰山郡，邾在鲁南鄙，葛亦应附近于鲁。宁陵当春秋时为宋地，去鲁远矣。此葛盖所谓葛峄也，今兖州之峄县，与邹接壤，当鲁之南，为鲁附庸，其后不再见于《经》《传》，固无从考耳。


    庄公


    单伯逆王姬


    二《传》作“逆王姬”，《左传》作“送”；言逆则单伯为鲁大夫，言送则单伯为王臣。考《经》之言单伯者不一，皆鲁事，则命大夫之说为长。而自此年书单伯，至文十五年凡八十二年，书“单伯至自齐”，明非一人。若彼单伯为此单伯之子姓，苟非鲁人，何为世为鲁卿？则又不容不疑。但言自周而送，则必至鲁而后书，夏已至鲁，何为秋乃归齐？故二《传》定为鲁使往逆，乃鲁主王姬之昏，则逆之者齐事也。若鲁逆之来鲁，亦当使鲁人，不宜还使周之命卿。盖既使逆之以来，因定遣送之于齐，则可云逆，亦可云送，三《传》未尝不相通也。而单伯之阅八十余年无异称，则终不可解。


    大水无麦苗


    周历自夏至起至秋分为秋。麦熟于夏，夏正之夏也。大小二麦至小满而尽获，安得夏至以后尚有未获之麦，为水所漂乎？杜云“漂杀熟麦”，非也。《春秋》纪灾，每于公家赋敛之日书之。四月收麦，五月末乃登之公廪，故庄二十八年于冬书“无麦”。盖是年积雨败麦，至夏至后，大水淹五稼之苗，故汇记之耳。此时河尚北流，鲁无决堤之患，唯汶、泗诸泉积雨坌涌，以知无麦者，雨败之也；无苗者，水没之也。


    公次于滑


    《左传》作“滑”，二《传》作“郎”。滑，杜云：“郑地，在陈留襄邑县西北。”盖今大名之滑县。言“次”，则公帅师以往。纪在鲁东南，今欲救纪，而其君轻去国都，帅师以西，次于曹、郑之间，独不畏齐之乘虚以致难于鲁乎？如云约郑，郑之东向纪也，亦不北径于滑。唯郎，则按《后汉书·注》在山阳高平县，今兖州之金乡也，既不出鲁封内，又为郑、纪之孔道。固宜以二《传》为正。


    子纠


    杜氏谓子纠为桓公庶兄，程子则曰桓公兄而子纠弟。《史记</a>》谓二子皆僖公子，程子则谓皆襄公子。程子所据者，薄昭《与淮南王书》“桓公杀其弟”之文也。杜氏所云，则荀卿言桓公杀兄争国，已先薄昭言之矣。乃以《经》《传》考之，则二说皆未得其实。胡氏于“纳纠”从《公》《谷》不称“子”，于“取纠杀之”又从《左氏》称“子”。胡氏杂用三《传》，惟其意以为去取，则是屈古文以徇己意，往往有此淆乱之病。圣人立法，必无一人而顷刻变易之文，既称纠为子，则“纳”与“杀”皆称子矣。必如《左氏》而后《经》有定论。称子者，从乎襄公而言，犹之乎子般为庄公之子，以未即位而称名，实则在丧之孤也。叔向对韩宣子，谓“齐桓、卫姬之子，有宠于僖”，确有明证。而《传》云：“襄公立，无常，鲍叔知乱将作，奉公子小白奔莒。”当襄公初立之日，使小白为其子，则尚在幼冲，且未尝有申生之衅，鲍叔何为遽奉其子，背父而逃？其为襄公之弟明甚。若管、召奉纠奔鲁，《传》云乱作乃奔，则畏无知而出，纠固襄公之子也。纠为襄公之子，有继襄之义，故在丧而称子。小白，襄公弟也，于分不当立，故但以名书。盖襄公既弑，无知又诛，纠以父死子继之义，因鲁求入，而襄公使民慢虐，为国人所不与，故大夫虽受盟于鲁，而不愿戴暴君之裔。故桓公入而众助之，以败鲁而杀纠。是纠非小白之兄，抑非其弟，乃其从子也，于分当立，而桓公夺之耳。若夫子称管仲</a>之仁，则自以其功在天下后世，初不以纠之不当有齐，而以徙义予之。一能徙义，而遂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乎？


    乘邱


    杜《解》但云鲁地，未得委悉。《一统志</a>》：曹县有乘邱城，谓鲁庄败宋师于此，乃据应劭说，以济阴郡之乘氏县为乘邱也。乘氏曹地，非鲁地。按《传》：公子偃“自雩门窃出”而犯之，是宋师已深入鲁地，不当西南远在曹境。《史记正义</a>》曰：“乘邱在兖州瑕邱县西北三十五里。”瑕邱在今滋阳县，为兖州府治，去曲阜为近，乘邱自当在此。


    荆


    楚曰荆者，二《传》皆谓州举，狄之也。夫州大而国小，楚未能全有荆州之地，而举一州以与之，是纵之也，岂狄之邪？狄吴不名之为扬，赤狄在潞不名冀，何独以一州授楚乎？《书》称“荆及衡阳惟荆州”，荆自荆也，荆州自荆州也。楚封于丹阳，依荆山以为国，荆山在今南漳县，为荆州之北境，故因以名州耳。其或称荆、或称楚者，荆、楚一也，皆木名也。黄荆本名楚，以之为刑杖则名荆；楚国本名荆，至僖公时始改曰楚。杜氏曰“荆，楚本号，后改为楚”是也。其地产楚，因以名山而名国。或亦恶刑杖之名，改从其木之本号耳。非《春秋》故抑之。《诗》称“奋伐荆楚”，又云“裒荆之旅”，荆国之为荆，旧矣。


    莘


    地名莘者不一。晋文登有莘之墟，乃伊尹</a>所耕之野，在河、濮之间，汉为阳平县，今东昌之莘县是。“缵女维莘”之莘，姒姓之国，字或作“侁”，在郃阳、渭涘，今同州邰阳县有故莘城是也。《左传》“神降于莘”之莘，虢邑也，在大河之北。此莘乃蔡地。字或作“新”，汉为新阳县。应劭曰：“在新水之阳”，今汝宁真阳县是也。楚深入蔡地，蔡侯出御而败之。


    扈


    杜云：“扈，郑地。在荥阳卷县西北。”卷县今原武。此文、宣二公时，晋会诸侯之扈，去齐且千里，去鲁亦远。齐、鲁接壤之国，会盟以讲姻好，非有事于西方，何为远涉千里以结盟？地固有名同而实异者，足知此扈非荥阳之扈。《传》称“夏有观扈”，其地在今东昌之观城，邻于卫而为齐、鲁之西界。孙氏曰：“扈，齐地。”得之。


    郭公


    杜氏曰：“盖《经》缺误。”胡氏曰：“义不可晓。”是已。又据刘氏以为“郭亾”。汪氏谓亾字从人从 ，与公字相近。乃公字篆文与亾字迥异，不可强通。大要郭公为失地之君，与州公、虞公一例，其下或有出奔见执之事，旧史阙之耳。其称公者，所谓寓公也。寓公不论侯、伯、子、男皆曰公，盖已失其故爵，而所寓之国必以诸侯之礼接之，为之名曰“公”，与本国之君敌体耳。胡氏于州公则言天子三公王者之后称公，州非三恪，抑非入相于周，僻在东夷之小国耳，义既不立；于虞公则又曰“从下执之之词”，曹伯、郑伯皆下执之而不称公，何独于虞而云然？


    洮


    旧注洮音他刀反，非也。水之以洮名者不一，其音亦异。水出陇西，过临洮东入渭者，则音他刀反；水出零陵东入湘者，音徒到反；此洮在济水之西，濮水之南，《传》所谓“自洮以南，东传于济”是也，音推小反。观《传》所言，则洮南故属鲁，而僖公以前为曹所侵夺，庄公之时则为曹地。若洮北则终始为曹地，定公十四年齐、宋会洮，杜云“曹地”是已。而此云鲁地，疏矣。


    郿


    《公羊》《谷梁》作“微”。京相璠曰：“东平寿张县西北三十里有故微乡。”汪氏曰：“殷王元子启所封”，其地正在鲁西。杜云：“鲁下邑。”则《公羊》《谷梁》之说为长。按《尔雅</a>》：“水草交曰郿，通谷者微。”微之为地，下临济水，盖泽薮也。则微、郿互称，有自来矣。春秋筑城皆曰城，有堞 也；囿则曰筑，围堑而已。然则微囿之筑，围其泽薮而已。故《谷梁传</a>》曰：“虞之，非正也”，于义亦通。胡氏以完旧为城，筑为创始，未是。


    新延


    《左传》云：“新作延 。”赵氏谓若新作，但当云作，不当云新。其说良是。左氏似以延为 名， 偶为之佳名，无当于典故，何足纪录？以实求之，延者增益而使广袤之谓。 增则马增，马增故 必加广。在礼：诸侯之马六闲，闲为一 ，一闲，良马、田马、驽马二百一十六匹。其畜马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今鲁增其闲数，广其 以厊之，故至僖公之世，盛称其马之富，如《 》颂所云。盖自庄公时畜牧已夙矣。


    蜚


    蜚，芳味切，刘歆</a>曰“负蠜”是也。《尔雅》谓之卢蜰，《广雅</a>》谓之 音戚觅 ，小虫也，形圆而薄，气臭，每缘稻茎上食稻花，令不成实。以其害谷，故《左传》曰“为灾”也。刘向</a>乃谓“男女同川浴，淫风所生”，则是 也，非蜚也。刘敞</a>引《山海经</a>》“白首一目，行水则竭，行草则死”，音之蜚为此蜚，则古今不再见，为怪而已。汪克宽</a>以负蠜常有，不当言“有”为疑。不知此虫唯水田种稻则多有之，鲁地平衍，麦稷之乡，固不宜有，有之安得不为灾异？


    鄣


    《公》《谷》皆云“纪之遗邑”。杜氏则云“纪附庸国”，乃杜又云“东平无盐县东北有鄣城”。按：纪国在齐、莒东南，今日照、安东之间，无盐在今东平州，相去悬绝，纪安得遥有属邑在东平？即云附庸，亦必相邻附，如鲁之于邾、牟，宋之于萧、郳，何容远隔齐、鲁而附于纪？足知杜说非矣。按：《传》称“齐伐莒，莒子奔纪鄣”，纪鄣者纪之鄣也，地属琅邪，在今淮安之赣榆，此则固为纪邑矣。纪亡而纪季犹保酅，兼有鄣邑，齐复降而有之。杜氏以次成之师相连而书，疑鲁以降鄣故设备，而东平之鄣去成为近。乃于时齐、鲁方睦，齐之降鄣，将卑师少，何足为防？盖次成之师，自有他故，其事不成，徒劳师久驻，故书以示讥，非缘鄣而次也。


    山戎　狄


    西方曰戎，北方曰狄，《礼》有此文。以《春秋》考之，则不尽然。山戎在北。犯鲁之戎与徐近，在东。潞氏之狄在西。要此戎、狄皆非塞外之虏，秦、汉以下为中国患者。史称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孤竹乃墨胎氏之封，汉曰令支，今为永平之迁安县，固幽州之东境，在榆关之内。戎而曰山，依山而居，则蓟州密云东联喜峰口一带，高山峻谷，自为国邑，与燕杂处者也。狄之病中国也，伐邢入卫，又尝伐凡伯于楚邱，固非绝燕、赵而猝至顺德、卫辉、东昌之内地。盖太行东麓，下属井陉，南迤顺德之黑山，据险为国者。其山之西，则赤狄、白狄倚泽、潞、辽、沁之山以居。要此戎狄皆受子爵于王廷，以时享贡，特阻险弄兵，不纯乎臣仆，犹六代之义阳蛮、仇池杨氏，及今川、湖、贵、广之土司与生熟苗猺。曰戎曰狄者，其族种之旧号。不必定以西为戎，北为狄也。若杜云“山戎北狄”，则又失之。狄而系之曰北，乃极北塞外之狄，周为獯鬻，汉为匈奴，不通中国、不受王爵者也。三代有附塞而居，控御塞外强悍之戎狄，故中国不守边而自固，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也。


    闵公


    闵公


    公名启方，而《史记》云名“开”者，汉景帝讳启，故易“启”为“开”。去“方”而但言“开”。则沿公羊氏之琐说，谓《春秋》讥二名也。《史记》桓公名允，宣公名倭，亦林尧叟所谓传异，未闻孰是。


    季子　仲孙　高子


    三子皆不名，非《春秋》之通例。三《传》以为“贤之”“嘉之”“贵之”或曰“外之”，义皆未安。大夫之称子，犹侯、伯、子、男之称公，皆假尊号以面谀之。《春秋》时习俗则然，而书之史册，固不可以五等之爵加之列国之臣。况仲湫曰“孙”，尤非名之正。盖鲁国之乱，于闵公之世为已极。闵公虽立，幼稚无知，唯国人之所为，故仲湫、高徯之来，皆不以礼见主君，故湫与徯不言“使”，无所致命也。湫不言“聘”，不成庙也。季友不言“至自”，无所告至也。国人接之，国人纳之，从国人之尊称而书之，所以著鲁乱之甚也。曰：“齐桓存三亡国。”鲁无君，无异于亡也。


    阳


    杜但云：“阳，国名”，不详其地。按：《汉书》东海郡都阳县《注》云：“应邵曰：《春秋》‘齐人迁阳’是。”其地当在郯、沂滨海之间，杜未考耳。


    禘于庄公


    言庄公者，杜氏谓：“时别立庙，庙成而吉祭。”然言公而不言宫，则非庙也。故胡氏、汪氏以为于寝。乃丧唯在殡，则寝为先君之殡宫，既葬卒哭，则主祔于祖，寝为新君之寝矣，不得仍系于先君。维时庄公葬已逾年，主衬于惠公之庙，鲁人屈其祖以从庄公之主于惠公之庙，庙未迁，不得言庄宫；为升庄公于禘祭之列，初行吉祭，又不得言惠宫。“于庄公”者，以主之，所在而言之实则惠公之庙也。失礼之尤，名不能正，益于此而见。《传》《注》皆属未悉。


    僖公


    聂北　夷仪


    杜《解》但云“邢地”，未详其处。按：《后汉·郡国志》“东郡聊城县有夷仪聚，有聂戚。”《注》云：“《左传》‘聊摄以东’即此。”则二邑皆在今东昌府治。邢本都顺德，于时河水北流，邢本都河西，东渡河而都聊城，则阻大河以御狄，故齐、宋、曹师次聂北以待其迁。聂北、夷仪，地相密迩，次聂北时，已为经营夷仪矣。但聊、摄为齐之东境，去邢远而去卫近，夷仪当是齐、卫之间地，桓公割以为邢都。杜云“邢地”，未是。其后邢、卫交恶，至于相灭，盖由此也。聂与摄通，音尝涉反。


    夫人姜氏薨于夷


    杜云：“夷，鲁地。”按：哀姜已奔邾，不敢复入鲁境。杜云：“邾人送哀姜还”，亦无所据。按隐元</a>年“纪人伐夷”。《注》云“夷在城阳壮武县”，于汉属胶东。盖哀姜自邾径莒，欲沿海以归齐，而齐拒杀之也。高密有夷安故县，盖其地与？


    下阳


    胡氏谓：“下阳，邑尔，而书灭，以下阳举而虞、虢亡故。”《经》无此例，灭者必其国也。虢有三：荥泽之虢亭，东虢也；下阳在平陆县大阳之南，滨河之北，北虢也；陕州之上阳，南虢也。东虢，虢叔所封；南北二虢，皆虢仲地，北虢为其故都，逼近于虞，后或渡河南迁，而宗庙社稷故在下阳。晋后再举伐虢，兼取南虢耳。虢国之亡，实亡于下阳。下阳濒河，南虢亡而下阳未失大河之险。晋在虞北，下阳在南，亦不可云虞、虢之塞地，特以包虞而逼南虢尔。


    江　黄　贯


    江国，杜《解》：“在汝南安阳县。”《东坡图》在蕲州界。汝南地接黄陂蕲州，而国以江名，必近江水。蕲州东滨大江，有故江夏城，于汉、晋或属汝南，《东坡图》非无据已。黄，嬴姓国，杜云“在弋阳县”，今光州也，地接黄梅。黄之为州，名肇于此。贯，杜氏以为字误，云是蒙县西北之贳城。按：蒙县之有贳城，他无所考，独闻杜说。汉有贳县，自属钜鹿，贳侯吕之国也。“贯”之非“贳”，三《传》无异。《谷梁释文》音古乱反，明非音世之贳。按《史记·田齐世家》，齐伐卫取毋邱。《索隐》曰：“毋同贯，古国名，卫邑。”盖今东昌之冠县。毋、贯、冠音义相通，地与阳谷近。江、黄北来受盟于齐，自应至齐、卫之境，不当屈齐、宋南来。杜于此破文以伸己说，非是。


    陉


    杜云：“颍川召陵南有陉亭。”按：齐桓自蔡伐楚，师进而南。召陵在今郾城县，直蔡西而稍北。既言伐楚，则已叩楚境，故楚曰“涉吾地”。召陵之盟，《传》曰：“师退次于召陵”，与上言“师进次于陉”相应，则陉不在召陵明矣。山径曰陉。自冥厄而北，千里无山。苏秦说韩曰：“南有陉山。”则陉为楚塞之山，其地应在应山之北，山径微通光山、固始之间，非召陵之境矣。《后汉书》言召陵有陉亭，亦范晔</a>沿杜之误也。


    弦


    《晋书</a>·地道记》：“西阳郡治弦子之国。”西阳右对鄂城，今黄州府治也。杜《解》：“在弋阳轪县。”轪县于汉属江夏，与弋阳有楚塞之隔，不得云在弋阳。江、黄、弦皆滨江之国，杜尽系之汝南，皆属未审。


    天王崩


    《经》志“天王崩”者，此特系以日，尤为详确，而《左传》谓惠王以前年闰月崩，襄王畏叔带之难，惧不得立，不发丧。夫襄王已为诸侯所翼戴，齐桓且坚“勿易树子”之誓，惠王一崩，即当速讣以召诸侯援己，勿容迟缓，叔带近在宫闱，岂能秘至经年？则左氏之说诬矣。《史·本纪》、《年表》俱载惠王在位二十五年。《竹书纪年</a>》：“惠王阆二十五年己巳岁陟。”唯皇甫谧</a>作二十四年，当亦雷同左、杜耳。


    缘陵


    缘陵，营陵也。而薛瓒曰：“营邱即临淄营陵。”非是。营邱今临淄县，太公所封，为齐之都会，何容迁杞于此？营陵，今昌乐县也。杞迁都淳于，在齐南郯、莒之间，淮夷沿海而病之，齐桓迁之近齐以避其患。乃营陵近齐而去杞远。杜云“杞地”，亦非。盖亦齐邑，桓公以易杞而使安，既迁以后乃为杞地耳。


    沙鹿


    杜氏云：“在晋地。”盖据卜偃之言，谓灾应其国，则山在其境内尔。沙鹿在今大名府元城县，而晋在河东。当献、惠之世，晋未尝越太行、王屋而东有尺寸之土；及文公受赐启南阳，始有今怀庆地；赤狄既灭，乃出井陉，而东有鸡泽、邯郸、朝歌，然亦止此而已。大名在东昌、彰德之间，齐、卫之界，中隔卫、邢及狄，晋安得遥而有之？实卫地也。若卜偃之言，则山崩之变大，天下皆受其灾，而无德者当之，晋惠失信妄争，以人事言，应受其咎。乃自是十年之内，齐桓卒，国内大乱；宋襄被执，兵败身伤；中国无霸，兵争复起，周室愈衰。则灾应抑不独晋也。


    厉


    厉，古与赖通。《公羊释文》音赖是已。此所伐之厉，即楚、围所灭之赖也。老子</a>生于苦县之厉乡，一曰赖乡，地在考城、鹿邑、亳州之间。齐移救徐之师，西向伐厉，厉与楚而病徐也。杜氏乃谓义阳随县北之厉乡。随州之厉，乃神农</a>所生之厉山，亦曰烈山，非国也。齐桓帅八国之兵以伐楚，尚次陉而不深入，安能轻率一曹，越江、汉之北而向随乎？且随为随侯之国，非厉国明矣。于时随方率汉东诸侯叛楚，齐所宜招徕者，何为远涉以伐之邪？


    鹢


    古无“鹢”字。许慎曰：“《春秋》‘六 退飞’。”其字从兒从鸟，入声，五历反，读如“雌霓连蜷”之霓，水鸟也，雌雄相视而孕，亦谓之青雀，船首画之以辟水灾。飞不能高，故其退飞，人得而见之。


    项


    项今项城县，去鲁远，鲁不能越曹、宋、陈而有其地。《左传》谓鲁师灭之，未是。二《传》谓齐灭之，盖齐方伐英氏，英氏者，今之英山，自英旋师而北，因灭项以与徐。胡氏谓未有外灭而不书国者。灭赖不言楚，非外灭乎？


    梁


    梁国所在，杜氏失注。小司马谓在冯翊夏阳。夏阳之梁，以梁山得名，谓之少梁，旧为韩侯之封，居秦、晋之间。梁山为晋望，未闻有梁伯之封。此梁国者，乃汉中西乡县，古曰梁州是也，在秦之南，故梁亡而秦有之。又河南汝州亦故为梁国，《后汉书》言柏翳后所封，然去秦远，秦不得有其地，与《传》不合。


    鹿上


    杜云：“鹿上，宋地。汝阴有原鹿县。”水南曰阴，汝水自汝阳上蔡、西平东流入淮，原鹿在其南，则蔡之南鄙，申、息、光、黄之境，宋地安得在彼？杜之不审甚矣。《后汉·志》原鹿属汝南郡。楚于时已有申、息，故《史记索隐</a>》以为楚地。然宋、齐不应远即楚而受盟。京相璠、郦道元皆以济阴乘氏县之鹿城乡为鹿上，其地在今巨野县，乃曹、宋之境。以为宋地，斯得之矣。


    践土


    杜云：“践土，郑地。”按《传》云：“晋师还，至于衡雍，作王富于践土。”衡雍在汉卷县，今并入原武县，地在河内，大河之北。晋败楚于城濮，卫地也。其还师归国，即从卫辉入怀庆，取道王屋、天井而归，天子要于中道而劳之，渡河而北，以至衡雍。郑都新郑，地尽于虎牢，皆河南也，何得衡雍复为郑地？至衡雍而作宫于践土，二地相为密迩，不出原武之境。衡雍本文王子雍叔封地，雍国绝，地入于王畿，始终非郑之有。《传》云：“晋、郑盟于衡雍”，则郑渡河以北而会也。《传》又曰：郑伯“使子人九行成于晋”，亦越疆之辞，衡雍、践土非郑地亦见矣。天子劳晋已毕，自温反于河阳而行狩礼。河阳今孟县也，其南岸孟津也，从此归洛，未尝一涉郑地。杜于公子遂盟于衡雍亦曰郑地，其不审久矣。


    翟泉


    杜云：“今洛阳城内太仓西南池水也。”其云洛阳城内者，据杜所见晋世之城而言，非周之旧也。而胡氏云“近在洛阳王城之内”，则失之矣。《后汉书·注》云：“本在城外，定元年城成周乃绕之。”《皇览</a>》则曰：“太仓旧在洛阳城外，秦封吕不韦</a>洛阳十万户，故大其城，围入城中。”二说未知孰是，当盟翟泉时，不在城内审矣。且胡氏以洛阳、王城合并而言，尤为疏谬。洛阳自洛阳，王城自王城，周公营洛时分建二城，所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者，是谓王城，孔氏《注》云“今河南城”是也。其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是谓成周，孔氏《注》云“今洛阳也”。王城在西，成周在东，中隔瀍水。《地道记》云：“王城去洛城四十里。”至汉犹分洛阳、河南二县，不同一城。平王东迁，居王城，乃汉之河南县。迨子朝之乱，王猛入王城而不能固其位。敬王立，自狄泉入成周，晋帅诸侯城之，遂为王都。盖王城经乱，庙社宫室想已残毁，故东迁洛阳。从此至宋，皆以洛阳为东都，宋曰西都。 而王城为属邑。然在汉，王城犹存，为河南县，一乱于董卓，再乱于永嘉，至拓跋氏南迁，而王城废，并入洛阳，无河南县矣。若盟于翟泉之日，天子固在王城，去洛阳尚四十里也。而翟泉又在洛阳城外，故《春秋》书“天王居于狄狄、翟通。 泉”，又书“入于成周”，明初在郊而后乃入城也。晋孝廉董养谓翟泉在步广里，杨衒之</a>《伽蓝记》谓在建春门内御道南，郦道元谓天渊池所注、晋惠帝问虾蟆之地，皆据敬王已迁都、吕不韦已扩城之后而言。后世知有洛阳而不知有河南，知周之都成周而不知先都王城，见翟泉在城内而不知故在城外，胡氏之误所由起也。古今沿革不一类如此，其可据所见以疑所闻乎？


    四卜郊


    《公羊》言“三卜礼也，四卜非礼”者，月有三旬，旬卜一日，四卜则逾月，故非礼。又云：“禘、尝不卜，卜郊非礼。”何休</a>谓“天子不卜郊，鲁郊非礼，故卜”，尤为曲说。使鲁知其不正，则不郊矣，何卜之有？《洪范》言：“作内吉，作外凶。”禘、尝，内事；郊，外事。卜者不敢自专，听命于神而后敢祭，曾事天事亲而敢以己意行乎！


    败狄于箕


    杜云：“太原阳邑县南有箕城。”又云：“故西河郡有白狄胡。”杜详于考地，而不能审于折中，往往有此。阳邑，故阳处父之食邑，今为太谷县，在太原府南，西河则今汾州，胡种杂处，乃其濒河之北壤，晋都故绛，在其中间。狄在汾州，安能掠晋而东？晋抑不御之于汾西，纵使深入而后败之？盖此狄亦泽潞依山之狄，西掠晋地而迎败之也，非西河之胡也。


    陨霜不杀草，李梅实


    杜氏以长历定僖公薨之乙巳为十一月十二日，乃谓陨霜亦在建戌之月，霜当微而重，重而不能杀草，所以为灾。此可谓学而不思矣！陨霜系于乙巳之后，安见其非建亥之月？且陨霜不系以月，盖通一冬而言之。若一日乍霜而草不杀，亦其恒尔，安得遽言不杀？况李梅之实，尤非一日而成实。《春秋》书此，记自霜降至冬至恒燠耳，何事曲为之说哉！


    文公


    跻僖公


    大事，袷也；而丧毕之袷谓之大袷，合群庙之主及新祔之主于太庙，各以次序分昭穆。“跻僖公”者，乃于太庙之中，昭穆之列，闵、僖并席，而僖居上；若移易昭穆，则升僖于闵之左，非升于其上矣。抑此但纪太庙中之位次，而未言庙制，故众说纷纭。其云僖为祢，闵为祖，则祖祢之名大乱。闵可云文之祖，其可为僖之祢乎？父子之不可假借，岂以人爵而紊天伦乎？僖为穆，闵为昭，则庄本昭也而穆之，桓本穆也而昭之，而昭穆之名又大乱。周道尊尊，莫重于父子，其生其死，昭穆一定，百世而不改，则世次定。特以先君无子而弟立，于是而五庙之制，不知所从。要此皆为周衰之乱政，若考之于礼，则君无子可嗣，必取诸其子之行以为之后。故《礼》言“为人后者为之子”，而弟必不可立，何况其兄？此乃武、周所定不易之制，昭穆永明，庙制永定。至于后世，篡夺相仍，无立后之典，唯臣子所扳立，则固不可问已。其在于鲁，或隐、桓、闵、僖同为昭穆，如何休、孔颖达</a>之说，或多立庙而祀不啻五世，如汪克宽之说，俱不可知，要以暴行成其邪说。唯无子而不依昭穆以立后，大本既失，其末固莫能挽也。


    六


    杜云：“今庐江六县。”而汪氏谓寿州安丰有六国故城。按：六故皋陶后，偃姓之国，汉为六安王国，正今庐州之六安州。若安丰故县在今寿州霍邱之境，今芍陂犹名安丰塘是也，乃蓼国故墟，非六也。


    苏子


    杜云：“狄灭温，苏子奔卫。今复见，盖王复之。”按苏为县内之国，在西南时刺暴公而作诗者，已有国邑。温子称苏者，东迁后畿内之国已亡，随平王而东，因封于温，其支庶固留仕于周，狄虽灭温，苏氏未亡，王盖复立其支子，仍以苏之故名为其邑号。若奔卫之温子，《传》称苏子者，以其族姓言也。抑考灭国之例有二：有并而有之者；有但毁其宗庙社稷，后不复能建国，而不必有其地者。如楚灭萧，楚不能有而地入于宋，萧因以亡。狄之灭温，狄亦不有其地，地仍为王畿，后以与晋。特温子之后不复有国，而别立苏子，温则亡也。温亡则苏氏固存，不当以灭温为疑。


    诸及郓


    二邑皆莒、鲁交界之地。诸，今诸城。郓，杜云：“城阳姑幕县南有员音运。 亭。”今按：姑幕今莒州，乃莒国都近地，楚所入而溃之郓也。此所城之郓，乃在汉东莞，今沂水县。二郓相近，鲁、莒各城，而俱明曰郓，犹六代时南北各置雍、兖州，名同而地异也。


    新城


    杜云：“新城，宋地，在梁国谷熟县西。”谷熟在今归德。然僖六年诸侯围郑新城，杜云：“新城，郑新密，今荥阳密县。”凡《春秋》书地，有名同而地异者，如郜、防、鄑、郚之类，必因其事迹溯其形势，而后可辨。今此同盟，宋、郑皆与，且晋盟诸侯，多就近晋之地，安知非郑之新城而为宋之新城乎？凡此类，杜氏欲自矜其博辨，而不必有实者也。


    有星孛入于北斗


    “有”者，非恒有也；“入于”者，自外而移入也。唯五纬不但随天而行，故于垣宿有出有入，其余经星随天而行，不自出入。北斗非五纬所行之道，安得有星乍见于外而旋入于中？有之，其为变异大矣！孛星之芒，因日而见。故夕出于东则芒射于西，夕出于西则芒射于东，星之余气散乱，映日而为光芒也。北斗去黄道甚远，日所不映，而孛气发芒，则尤为大异，非但如大辰东方已也。抑岂区区三诸侯之见弑足以当之哉！


    莒弑其君庶其


    莒、晋、薛称国以弑，自一义例，而《左传》于莒，归首恶于太子仆。使仆果有覆载不容之罪，则《春秋》必与楚商臣、蔡般同正天诛，而何为分恶于国？临川吴氏谓既因国人以弑君，则当自立，何为奔鲁？其说良是。盖国人众起以弑，仆或与闻，而非其主使。季文子</a>所言弑君父者，亦臣子之词，非必仆为庶其之子。孙明复谓称国以弑，国之人皆应坐上刑。胡氏讥其用刑太滥。明复所言通国之人，岂概数万生灵而屠之哉？亦谓在廷之臣及所帅之众而已。如晋厉之弑，栾书、荀偃、士丐谁可末灭？韩厥骄悖之言，亦与郑归生无异，故无首无从，无一可赦。邾定公所云“在官者杀无赦”，正此之谓，何疑于明复之言已甚乎？莒、薛国小，史不详其始末，以晋例之自见。是则莒仆亦一贼也，特非首恶也。


    《春秋稗疏</a>》卷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