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经籍志纠谬第十一

    《隋志》与《经典释文</a>》并出隋、唐时，伪古学一统久矣。今学亡绝，独尊伪古固宜，然纷纭谬乱，盖已多矣。抑自《汉志》之后，诸史无志，藉以考经籍之源流，舍是莫之焉。故唐、宋以来，钻仰无尽，恐其惑乱学者耳目，并纠绳焉。然序《说卦》《序卦》《杂卦》为河内后得，述《月令》《明堂》《乐记</a>》为马融</a>所增，因是得知《易》之伪书，《记》之窜乱，则《隋志》尚为功过相比者也。


    秦政愤豺狼之心，刬先代之迹，焚《诗》《书》，坑儒士，以刀笔吏为师，制挟书之令。学者逃难，窜伏山林，或失本经，口以传说。汉氏诛除秦、项，未及下车，先命叔孙通草绵蕝之仪，救击柱之弊。其后张苍治律历，陆贾</a>撰《新语</a>》，曹参荐盖公言黄、老，惠帝除挟书之律，儒者始以其业行于民间。


    按：《史记</a>李斯</a>传》「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秦始皇</a>本纪》作「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徐广曰「一无‘法令’二字。」是徐广见歆未改之本，正与《李斯传》同。且博士所职，秦既不焚，博士七十，若不以教士，将何置焉？「法令」二字为歆窜入，《志》为其所惑也。按高祖入关，除秦苛法，约法三章，萧何定律九章，挟书之苛法早在入关蠲除之例，何待惠帝乎？《汉书</a>》为歆所作，当有窜入。《史记儒林传》称「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即《汉志》亦云「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何尝云至惠帝始得行其业乎？且博士具官，六经具完，挟书之律即未除，博士之传自若。两汉人无不之长安受业博士者，仍秦制也。此《志》自未知之，故多误据。


    昔宓羲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盖因而重之，为六十四卦。及乎三代，实为三《易》，夏曰《连山》，殷曰《归藏</a>》，周文王作《卦辞》，谓之《周易</a>》。周公又作《爻辞》，孔子</a>为《彖》《象》《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而子夏</a>为之传。及秦焚书</a>，《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


    伏羲</a>六十四卦，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皆伪说，辨见前。至《子夏传》，《汉志》不着。且《易》不传于子夏，汉人无是说，盖六朝之伪书也。至云「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考《法言</a>问神篇》云「《易》损其一也，虽蠢知阙焉。」《论衡</a>正说篇》云「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a>》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按：此说河内女子仅得《易》一篇，即《说卦》也。《说卦》说《震》《离》《兑》《坎》四卦方位及诸象，与京、焦《易卦气图》同，其为京、焦学者所伪无疑。孔子传《易》，自商瞿至杨何，太史谈受之而传于迁，未闻有缺，而忽云「有所亡失」，其伪易见。《论衡》只言「河内女子得《易》一篇」，而此乃云「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因河内之事而又附会其说，其伪尤易见。盖《说卦》与《泰誓》同出，为武、宣时人伪撰；《序卦》《杂卦》始见于《汉书艺文志》，《儒林传》取足十篇而为《十翼》，盖刘歆</a>所伪。《杂卦》训诂与《尔雅</a>》同，并附之于河内所得，以崇尊之而泯其迹。幸赖此志之文，犹令后人有考也。


    汉初，传《易》者有田何，何授丁宽，宽授田王孙，王孙授沛人施雠、东海孟喜、郎邪梁丘贺，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学。又有东郡京房</a>，自云受《易》于梁国焦延寿</a>，别为京氏学，尝立，后罢。后汉施、孟、梁丘、京氏凡四家并立，而传者甚众。汉初，又有东莱费直传《易》，其本皆古字，号曰《古文易》，以授郎邪王璜，璜授沛人高相，相以授子康及兰陵母将永。故有费氏之学行于人间，而未得立。后汉陈元、郑众皆传《费氏》之学，马融又为其《传》，以授郑玄</a>。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a>》，魏代王肃</a>、王弼</a>并为之注。自是《费氏》大兴，《高氏》遂衰，《梁丘》《施氏》《高氏》亡于西晋，《孟氏》《京氏》有书无师。梁、陈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齐代唯传郑义，至隋，王注盛行，郑学浸微，今殆绝矣。《归藏》汉初已亡。按：《晋中经》有之，唯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以本卦尚存，故取冠于《周易》之首，以备《殷易》之缺。


    《费氏易》辨见前。《归藏》之名为刘歆伪撰，《周官》所称「三《易》」者至实，而造作一书，又为六朝之伪妄，与王肃《古文尚书》同者，抑不足辨也。


    《书》之所兴，盖与文字俱起。孔子观《书》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删其善者，上自虞、下至周为百篇，编而序之。遭秦灭学，至汉，唯济南伏生口传二十八篇。又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


    《书序》为刘歆伪作，另篇辨之。伏生所传仅二十八篇，当时以比二十八宿，并后得之《泰誓》乃为二十九篇，《史记》《汉书儒林传》皆未分明，唯此志最得其实。陆德明</a>《经典释文序录》不考伏生所传篇数，误会班、马，则并后得以为三十篇，可笑甚矣。


    伏生作《尚书传》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张生，张生授千乘欧阳生，欧阳生授同郡儿宽，宽授欧阳生之子，世世传之，至曾孙欧阳高，谓之《尚书》欧阳之学。又有夏侯都尉，受业于张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传族子胜，为大夏侯之学。胜传从子建，别为小夏侯之学。故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并立，讫汉东京，相传不绝，而欧阳最盛。初，汉武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旧宅，得其末孙惠所藏之书，字皆古文。孔安国</a>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与河内女子所献不同。又济南伏生所诵，有五篇相合。安国并依古文开其篇第，以隶古字写之，合成五十八篇。其余篇简错乱，不可复读，并送之官府。安国又为五十八篇作传，会巫蛊事起，不得奏上，私传其业于都尉朝，朝授胶东庸生，谓之《尚书古文》之学，而未得立。后汉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亦为之注。然其所传唯二十九篇，又杂以今文，非孔旧本，自余绝无师说。


    辨皆见前。


    晋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及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


    诸经多亡于永嘉之乱，然自欧阳、大小夏侯既亡，古文十六篇亦不传，则是《尚书》真伪俱亡。《晋书</a>》荀崧疏，谓「自丧乱以来，儒学尤寡，今处学则阙朝廷之秀，仕朝则废儒学之俊。」然晋人戎狄之乱华犹少，老、庄之灭学最深，故暴秦焚、坑，而犹有伏、申、辕固、韩婴</a>、高堂、胡、董之师传；典午沦坠，则并韦逞之母，不可多得矣。士不悦学之祸，其患乃过王者之焚，岂不烈哉！刘歆古文亡于何日，实不可考。阎氏《古文尚书疏证》据此以为亡于永嘉之世，于是梅赜得因隙以献之。然《晋书荀崧传》，崧疏称武帝时置博士已有孔氏，则是伪《孔传</a>》已行于西晋。盖王肃伪为《古文书》以夺郑学，以外祖之故，武帝尊之，为立博士，此文足据。至永嘉乱后，梅赜复献之耳，非始于梅赜。刘歆古文之亡于永嘉，疑或然也。


    济南伏生之传，唯刘向</a>父子所著《五行传》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


    向则伏生之学，歆则反是，《五行传》具在，今可覆按。「乖戾」即由于此，作志者自不知耳。


    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奏之，时又阙《舜典》一篇。齐建武中，吴姚兴方于大{舟行}市得其书，奏上，比马、郑所注多二十八字，于是始列国学。梁、陈所讲有孔、郑二家，齐代唯传郑义。至隋，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自余所存，无复师说。又有《尚书逸篇》出于齐、梁之间，考其篇目似孔壁中《书》之残缺者，故附《尚书》之末。


    梅赜所献之伪古文，国朝阎氏若璩《古文尚书疏证》攻难不遗。然伪古文实出王肃，唯肃之学乃能为之。肃既伪《书》，又伪《家语》以证之，与刘歆同一心法。武帝时立学官，梅赜不过再献之，如陈元、韩歆请立《左氏》之类。此志谓东晋「梅赜始得」，「齐建武中列国学」，殆未为确也。独晋世秘府既有古文，郑注又复行世，逸篇尚见于齐、梁间，篇目同十六篇之旧，则真伪易见，何无人据《汉书艺文志》十六篇之说以折之？亦可异事也。然古文亦为伪作，则王肃之书为伪中之伪。于今梅、阎、惠、江、王、孙数家之书彰彰大行，童学皆知，此不复及。


    《诗》者，所以导达心灵，歌咏情志也。故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上古人淳俗朴，情志未惑。其后君尊于上，臣卑于下，面称为谄，目谏为谤，故诵美讥恶，以讽刺之。初但歌咏而已，后之君子因被管弦，以存劝戒。夏、殷已上，诗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刘克笃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绪，武王克平殷乱，成王、周公化至太平，诵美盛德，踵武相继。幽、厉板荡，怨刺并兴。其后王泽竭而《诗》亡，鲁太师挚次而录之。


    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太史公读《春秋</a>》历谱谍，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曰‘呜呼，师挚见之矣！纣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周」字当是「商」字之误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韩诗外传</a>》「有瞽有瞽，在周之庭，纣之余民也。」卷三《汉书古今人表》以太师挚诸人次之第三等，在祖伊之后，虢中、虢叔之前，与微子、箕子、比干、胶鬲、微中、商容、师涓、梅伯、邢侯、鬼侯同列。师古注曰：「自师挚以下八人，皆纣时奔走分散而去，郑玄以为周平王时人，非也。」《史记周本纪》「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疵」与「挚」、「强」与「阳」音近。《论语</a>》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盖《关雎》乐章作于师挚。《汝坟》称「王室如毁」，《文王》称「天命靡常」，洋洋盈耳之时，正靡靡溺音之日。西汉今文家说莫不同之。此云「其后王泽竭而《诗》亡，鲁太师挚次而录之」，盖郑学盛行，隋、唐人皆用其说，不足据也。然《史记礼书</a>》云「仲尼没后，受业之徒沈湮而不举，或适齐、楚，或入河海。」此谓弟子，非指疵、强诸人，注家之误，盖缘此也。


    孔子删《诗》，上采商，下取鲁，凡三百篇。


    《史记》《汉书》皆作「三百五篇」，此云「三百篇」，或脱文。


    至秦，独以为讽诵不灭。汉初，有鲁人申公受《诗》于浮丘伯，作诂训，是为《鲁诗》；齐人辕固生亦传《诗》，是为《齐诗》；燕人韩婴亦传《诗》，是为《韩诗》。终于后汉，三家并立。汉初又有赵人毛苌善《诗》，自云子夏所传，作《训诂传》，是为「《毛诗</a>》古学」，而未得立。后汉有九江谢曼卿，善《毛诗》，又为之训，东海卫敬仲受学于曼卿。先儒相承，谓之《毛诗序</a>》，子夏所创，毛公</a>及敬仲又加润益。郑众、贾逵、马融，并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唯《毛诗》郑笺至今独立。又有《业诗》，宋奉朝请业遵所注，立义多异，世所不行。


    《毛诗序》辨见《经典释文》。《毛诗》在后汉甚孤，自《郑笺》大行，而三家遂亡矣。若业注者，其朱传之先声邪？


    自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先王制其夫妇、父子、君臣、上下亲疏之节。至于三代，损益不同。周衰，诸侯僭忒，恶其害己，多被焚削。自孔子时已不能具，至秦而顿灭。汉初，有高堂生传十七篇，又有《古经》出于淹中，而河间献王好古</a>爱学，收集余烬，得而献之，合五十六篇，并威仪之事。而又得司马穰苴</a>《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阴阳》之记，并无敢传之者。唯《古经》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不殊，而字多异。自高堂生至宣帝时，后仓最明其业，乃为《曲台记》。仓授梁人戴德</a>及德从兄子圣、沛人庆普，于是有大戴、小戴、庆氏三家并立。后汉唯曹充传庆氏，以授其子褒，然三家虽存并微，相传不绝。汉末，郑玄传小戴之学，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于义长者作注，为郑氏学。其《丧服》一篇，子夏先传之，诸儒多为注解，今又别行。


    郑氏本传小戴今学，志云「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于义长者作注」，则康成定本以古为主，其害则在杂揉今古也。然自此大小戴、庆氏之学亡矣。


    而汉时有李氏得《周官》。


    刘歆伪撰《周官》，托出河间，无云李氏得之，此又魏、晋后增造之伪经说也。


    《周官》，盖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于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献王购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时，刘歆始置博士，以行于世。河南缑氏杜子春受业于歆，因以教授。是后马融作《周官传》，以授郑玄，玄作《周官注》。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经</a>，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a>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郑玄受业于融，又为之注。今《周官》六篇，《古经》十七篇，《小戴记》四十九篇，凡三种，唯《郑注》立于国学，其余并多散亡，又无师说。


    右辨皆见前。唯此志独称「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是二戴相传经师之学，皆无《月令》《明堂位》《乐记》可见。盖《月令》《明堂位》伪作于刘歆，《乐记》亦歆所改窜者，《汉书魏相传》言「相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亦歆所窜入者。《礼记</a>乐记》正义引《别录》作「四十九篇」，《别录》为歆所作，则四十九篇之名定于歆无疑。特密传至马融，注《小戴记》，始大显。郑康成受业于融，为之作注。千余年来，《郑注》立于学，学者自少习《郑氏》，忘《月令》《明堂位》《乐记》之所出。赖此志述其源流，犹能见窜伪之迹耳。


    《春秋》者，鲁史策书之名。昔成周微弱，典章沦废，鲁以周公之故，遗制尚存。仲尼因其旧史，裁而正之。或婉而成章，以存大顺；或直书其事，以示首恶。故有求名而亡，欲盖而彰，乱臣贼子于是大惧。其所褒贬不可具书，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说，左丘明</a>恐失其真，乃为之传。遭秦灭学，口说尚存。汉初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四家并行。王莽之乱，邹氏无师，夹氏亡。初，齐人胡母子都传《公羊春秋</a>》，授东海赢公。赢公授东海孟卿，孟卿授鲁人眭孟，眭孟授东海严彭祖、鲁人颜安乐。故后汉公羊有严</a>氏、颜氏之学，与谷梁三家并立。汉末，何休</a>又作《公羊解说》。而左氏，汉初出于张苍之家，本无传者。至文帝时，梁太傅贾谊</a>为训诂，授赵人贯公。其后刘歆典校经籍，考而正之，欲立于学，诸儒莫应。至建武中，尚书令韩歆请立而未行。时陈元最明《左传</a>》，又上书讼之。于是乃以魏郡李封为左氏博士。后群儒蔽固者数廷争之，及封卒，遂罢。然诸儒传《左氏》者甚众。永平中，能为《左氏》者擢高第为讲郎。其后贾逵、服虔并为训解，至魏遂行于世。晋时，杜预</a>又为《经传集解》。《谷梁》范宁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预注俱立国学，然《公羊》《谷梁》但试读文，而不能通其义，后学三传通讲，而《左氏》唯传服义。至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谷梁》寖微，今殆无师说。


    《左氏》书为歆伪造，辨见前。盖歆伪经以《左氏》为根柢，《左氏》既盛，诸伪经符应皆合，故为歆之学者争之最力。自东汉后遂行。至隋、唐，则《公》《谷》无师说，其微如此。近人多惜服氏之说亡，然服、杜皆歆伪学，存亡不足计也。《汉书律历志》《匡衡传》，皆以《国语</a>》为《春秋外传》，盖亦歆窜入者。受其学者若贾逵之徒，多以《国语》为《春秋外传》。既以左氏《国语》加书法为《春秋左氏传》，自以补缉之《国语》为《春秋外传》，是「大学</a>士申公隔壁」之铭旌，展转谬传，只供捧腹者也。然刘向五十四篇之《国语》，《隋志》不可见，岂非真亡之乎？


    夫孝者，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自天子达于庶人，虽尊卑有差，及乎行孝，其义一也。先王因之以治国家，化天下，故能不严而顺，不肃而成。斯实生灵之至德，王者之要道。孔子既叙六经，题目不同，指意差别，恐斯道离散，故作《孝经</a>》以总会之，明其枝流虽分，本萌于孝者也。遭秦焚书，为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芝子贞出之，凡十八章，而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议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皆名其学。又有《古文孝经》与《古文尚书》同出，而长孙有《闺门》一章，其余经文大较相似，篇简缺解，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为二十二章，孔安国为之传。至刘向典校经籍，以颜本比《古文》，除其繁盛，以十八章为定，郑众、马融并为之注。又有郑氏注，相传或云郑玄，其立义与玄所注余书不同，故疑之。梁代，安国及郑氏二家并立国学，而安国之本亡于梁乱。陈及周、齐，唯传郑氏。至隋，秘书监王劭于京师访得《孔传》，送至河间刘炫。炫因序其得丧，述其议疏，讲于人间，渐闻朝廷，后遂着令与郑氏并立。儒者諠諠，皆云炫自作之，非孔旧本，而秘府又先无其书。又云，魏氏迁洛，未达华语，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译《孝经》之旨，教于国人，谓之《国语孝经》。今取以附此篇之末。


    《孝经古文》之伪，郑注之可信，辨见前。山阳丁晏曰：「孔安国之书久亡，其传者皆伪本，非真古文。」《隋志》之说核矣。邢疏引唐司马贞</a>议曰「今文《孝经》是汉河间王所得颜芝本，至刘向以此参校《古文》，省除烦惑，定此一十八章……其《古文》二十二章无出《唐会要</a>》《册府元龟</a>》作「元出」孔壁。先是安国作传，缘遭巫蛊，未之行也。荀昶集注之时尚未见《孔传》，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学，妄作传学，假称孔氏，辄穿凿更改，又伪作《闺门》。刘炫诡随，妄称其善。且‘闺门’之义，近俗之语，必非宣尼正说。按其文云‘《闺门》之内具礼矣，《唐会要》「矣」下有「乎」字严亲严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于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经典。又分《庶人章》从‘故自天子已下’别为一章，仍加‘子曰’二字。然‘故’者，逮下之辞，既是章首，不合言‘故’。是古人既没，后人妄开此等数章以应二十二章之数，非但经文不真，抑亦传文浅伪。又注‘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其略曰‘脱之《文苑英华</a>》作「脱衣」应功，暴其肌体，朝暮从事，露发跣足，少而习之，其心安焉。’此语虽旁出诸子，而引之为注，何言之鄙俚乎！」小司马辨古文《孔传》之伪，说最明确。《孝经征文》唐开元十年，明皇取王肃、刘邵、虞翻、韦昭</a>、陆澄、刘炫之说，亲注《孝经》，八分书之，立于国学，所谓《石台孝经》也。盖展转传谬，歧路有歧，今古杂合，几于不可诘矣。宋至和元年，司马光</a>上《古文孝经指解</a>》一卷，则刘炫伪古文之余波。淳熙十三年，朱子撰《孝经刊误</a>》一卷，取《古文孝经》分为《经》一章、《传》十四章，删去「子曰「者二，引《书》者二，引《诗》者四，共二百二十三字，后有《自记》，述胡侍郎、汪端明语。伪中又伪，纷纷窜乱，殆更不足辨矣。


    按：《史记》述六经不及《孝经》，然出于西汉前，纬书甚尊之。其后得而尊崇类《泰誓》，其文辞义理盖《礼记》之伦，不解何缘推崇至是？于是刘歆伪为古文，托为孔安国之说于前，刘炫伪为孔安国传于后，伪中作伪，正与《尚书》同。而刘炫作伪，人能攻之；王肃作伪，千年无人疑之者，抑又少异。而丰蔀虽深，久而必露，至今诸伪真隐尽发，究何益邪！


    《论语》者，孔子弟子所录。孔子既叙六经，讲于洙、泗之上，门徒三千，达者七十。其与夫子应答及私相讲肄，言合于道，或书之于绅，或事之无厌。仲尼既没，遂缉而论之，谓之《论语》。汉初有齐、鲁之说。其齐人传者二十二篇，鲁人传者二十篇。齐则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宗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鲁则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韦丞相节侯父子、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并名其学。张禹本授《鲁论》，晚讲《齐论》，后遂合而考之，删其烦惑，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当世重之。周氏、包氏为之章句，马融又为之训。又有《古论语》，与《古文尚书》同出，章句烦省，与《鲁论》不异，唯分《子张</a>》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孔安国为之传。


    《古论语》为刘歆伪作，辨见前。按《论衡正说篇》云「汉兴失亡，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二，河间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读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今时称《论语》二十篇，又失齐、鲁、河间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赞或是或误。说《论语》者但知以剥解之问，以纤微之难，不知存问本根篇数章目。」以此论之，则刘歆所伪为三十篇与《汉志》不同者，盖歆作《七略》时未伪河间之九篇也，此志尚用《汉志》说。


    汉末，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为之注。魏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a>皆为义说，吏部尚书何晏</a>又为集解，是后诸儒多为之注，《齐论》遂亡。《古论》先无师说，梁、陈之时，唯郑玄、何晏立于国学，而郑氏甚微。周、齐、郑学独立。至隋，何、郑并行，郑氏盛于人间。其《孔丛》《家语》并孔氏所传仲尼之旨。《尔雅》诸书，解古今之意，并五经总义，附于此篇。


    《汉志》以《五经杂议》《尔雅》附「孝经家」，《隋志》用其例，又用《经典释文》例，以《孝经》为孔子作，移在《论语》先。若夫郑氏注已参考《古论》，则《论语》已杂乱，而「盛于人间」，抑可想矣。何晏更以孔安国为主，而诸家多皆古学也。许慎《五经异义</a>》盖专主伪古学者也。《尔雅》之伪辨见前。《孔丛》《家语》二书，姚际恒</a>《古今伪书考</a>》已着之，今不及。


    《易》曰「河出图，洛出书。」然则圣人之受命也，必因积德累业，丰功厚利，诚着天地，泽被生人，万物之所归往，神明之所福飨，则有天命之应。盖龟龙衔负，出于河洛，以纪易代之征，其理幽昧，究极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秘而不传。说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其书出于前汉，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云自黄帝</a>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圣之所增演，以广其意。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并云孔子所作，并前合为八十一篇。而又有《尚书中候》《洛罪级》《五行传》《诗推度灾》《泛历枢》《合神务》《孝经勾命决、援神契、杂谶》等书。汉代有郗氏、袁氏说。汉末，郎中郗萌集图、纬、谶、杂占为五十篇，谓之《春秋灾异》。宋均、郑玄并为谶律之注。然其文辞浅俗，颠倒舛谬，不类圣人之旨，相传疑世人造为之，后或者又加点窜，非其实录。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谶兴，遂盛行于世。汉时又诏东平王苍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谶。俗儒趋时，益为其学，篇卷第目，转加增广，言五经者皆凭谶为说。唯孔安国、毛公、王璜、贾逵之徒独非之，相承以为妖妄，乱中庸</a>之典。故因汉鲁共王、河间献王所得古文，参而考之，以成其义，谓之「古学」。当世之儒又非毁之，竟不得行。魏代王肃推引古学以难其义，王弼、杜预从而明之，自是古学稍立。至宋大明中，始禁图谶。梁天监已后，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禅，禁之逾切。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今录其见存，列于六经之下，以备异说。


    纬书虽多诞奇之说，然出西汉以前，与今文博士</a>说合，犹无刘歆伪说也。其时与古说合者，则歆所窜入，大致则与古文绝界分疆者也。孔安国、毛公，歆所伪托；王璜、贾逵，歆之传衣，微旨在变易今文，故攻纬以为妖妄，盖今古学势不两立故也。纬与谶异，《汉书王莽传》「征通图谶者」，是谶乃歆、莽之学，歆所攻者盖专在纬也。天监、隋炀两次禁焚，纬书几尽。孔子之学一遇秦焚，再遇隋焚，何不幸也！后儒忘纬书之本原，附会歆、逵之说而并黜之，致使今学之说顿尽，而不得与秦焚并叹，岂不惜哉！然志称「因鲁共王、河间献王所得古文以成古学，世儒又非毁之。」此叙今古学之异。又云「王弼、杜预明之，自是古学稍立。」古学实成于康成，此云「立」者，立于学官也。六朝受郑学之余，以古学为主，而忘今古学之分，久矣。此志犹能别白言之。宋、明至今，罕有识今古学之殊矣。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谓书字。「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说者以为书之所起，起自黄帝、苍颉。比类象形谓之文，形声相益谓之字，着于竹帛谓之书，故有象形、谐声、会意、转注、假借、处事六义之别。古者童子示而不诳，六年教之数与方名，十岁入小学</a>学书计，二十而冠，始习先王之道，故能成其德而任事。然自苍颉讫于汉初，书经</a>五变：一曰古文，即苍颉所作；二曰大篆，周宣王时史籀所作；三曰小篆，秦时李斯所作；四曰隶书，程邈所作；五曰草书，汉初作。秦世既废古文，始用「八体」，有大篆、小篆、刻符、摹印、虫书、署书、殳书、隶书。汉时以「六体」教学童，有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鸟，并藁书、楷书、悬针、垂露、飞白等二十余种之势，皆出于上六书，因事生变也。魏世又有八分书。其字义训读，有《史籀篇》《苍颉篇》《三苍》《埤苍》《广苍》等诸篇章，《训诂》《说文》《字林》《音义》《声砋》《体势》等诸书。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与「八体、六文」之义殊别。今取以附《体势》之下。又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今取以附《音韵》之末。又后汉镌刻「七经」，着于石</a>碑，皆蔡邕</a>所书。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经》，相承以为「七经」正字。后魏之末，齐神武执政，自洛阳徙于邺都，行至河阳，值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邺者不盈太半。至隋开皇六年，又以邺京载入长安，置于秘书内省，议欲补缉，立于国学。寻属隋乱，事遂寖废，营造之司因用为柱础。贞观初，秘书监臣魏征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并《秦帝刻石》附于此篇，以备小学。


    凡志所录《古今字诂</a>》三卷，《古今字书》十卷，《古文官书》一卷，《古文奇字》一卷，《六文书》一卷，《古今八体六文书法》一卷，《古今篆隶杂字体》一卷，《古今文等书》一卷，《古今字图杂录》一卷，盖歆既作伪，复散所造古文字于天下，至隋唐时所存犹若是之多，抑可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