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朱熹的《诗经集传》和《诗序辨》

    这两部书很被清代汉学家的攻击——其实朱子同时的人，早已有许多争论了。——许多人认他做全无价值的“杜撰”书。但是据我看来，他实在比毛公</a>的传，郑君的笺，高出几百倍。就是后人的重要著作，像陈启源</a>的《毛诗</a>稽古编》、陈奂的《毛诗传疏》、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虽然考证算胜场了，见识仍然是固陋的很，远敌不上朱晦庵。我且分成三个问题，逐条回答。


    《诗经</a>》里的“诗”究竟是什么


    后来的学者，都说它是孔子</a>删定的“经”，其中“有道在焉”，决不是“玩物丧志”的。其实这话非特迂腐的可笑，并且就诗的本文而论，也断断讲不通。所以必须先把诗叙根本推翻，然后“诗”的真义可见；必须先认定“诗”是文学，不是道学，然后“诗”的真价值可说。孔子在《论语</a>》上论诗的话非常明白，决非毛公以下的学究口中的话。现在就用他的话，证明诗的性质。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这是孔子删去的诗。孔子所以删去它的缘故，正为它说的不通，没有文学的意味。从此可见孔子删定的标准，止靠着文学上的价值。拿这章诗和《卫风》的《河广》来比，这章诗是无味的。那章诗是有味的（那章诗的本文是“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谁谓宋远，曾不崇朝”）。因而去此存彼。


    “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日，‘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此节把诗、礼两事分得清楚。诗是文学，所以学了诗，语言会好的：有个雅驯的风度，去了那些粗浮固陋的口气了。礼是治身的仪节，所以学了礼，行事才有可方。道学先生讲的诗正是孔子说的礼。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照这一节看来，可以见得孔子的教育，很注重美感的培养。诗是文学，所以能兴发感情。若如道学家的意思，不应当说“兴于诗”。应当说“立于诗”了。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这节里说从政，是因为《诗经》里的《雅》多半说当日的政治和风俗，从政必须知道当日的情形，才可以“达”，所以孔子有这话，并不是学了诗然后“心正意诚，可以从政”。至于“专对”一说，同上面说的“无以言”一样。当日使命往来，总要语言讲究，所以有了文学的培养，才可以做“行人”。


    “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所谓“兴”“观”“群”“怨”，都是感情上的名词、文学上的事件。至于事父、事君两句，大可为道学先生所藉口。但是仔细想来，孔子说这两句话，不过是把文学的感化力说重了（emphasized）。其意若曰，有了诗的培养，才可以性情发展的得宜，一切行事，都见出效用来，和那些“夫妇之道，人伦之始”的说话，是不相干的。


    就以上的证据，可以断定诗的作用只是文学一件事。胡适</a>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a>》里有一段说：


    孔子是一个有文学眼光的人。他选那部《诗经》，替人类保存了三百篇极古的绝妙文章。这部书有无上的文学价值，没有丝毫别的用意。不料被后来的腐儒，以为孔子所删存的诗，一定是有腐儒酸气的。所以他们做造诗叙，把那些绝妙的情诗艳歌，都解作道学先生的寓言。如《周南》各篇，本多是痴男怨女、征夫思妇的情诗，那些腐儒却要说是“后妃之德，文王之化”。如《关雎》一篇，本写男女爱情，从无可奈何的单相思到团圆，所以孔子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腐儒偏要说是“后妃悦乐君子之德，慎固幽深，云云”。文学变成了道学。


    这一段话，说得痛快极了。同我的意见完全一致。我还记得去年曾对一位朋友说：“孔子独许子贡、子夏</a>可与言诗。子贡是以言语著名的，子夏是以文学著名的。他两个有推此知彼的力量，用到文学上，最能兴发想像，所以可与言诗。若果《诗经》真是道学书，还要让颜渊、闵子骞干去了。”（但是这话很有点酸气）


    总而言之，诗是文学，可用孔子的话证明，可就诗的本文考得。诗是道学，须得用笺注家的话证明，须得离开诗的文笺，穿凿而得。我们既不便“信口说而悖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还是就诗论诗，不牺牲了诗，去服从毛亨、卫宏</a>的说话为是。


    《诗经》里的诗对于我们有甚么教训


    现在虽然断定诗是文学了，但是从古以来的文学，正是多得很，为甚么专来标举《诗经》呢？我自己回答这问题道：正因为《诗经》的文学，在中国的韵文里，古今少有。现在我们想在四、五、七言诗、词、曲等类以外，新造一种自由体的白话诗，很有借重《诗经》的地方。换句话说，《诗经》虽然旧了，然而对于我们还有几条新教训哩！


    《诗经》对于我们的第一条教训是真实两字。拿《诗经》和《楚辞</a>》比，文章的情趣恰恰相反。《楚辞》里最动人的地方是感想极远，虽然是虚而不实，幻而不真，可也有独到的长处，但是这种奇想的妙用，到了后人手里，愈弄愈糟了。起初是意思奇特，其后是语言奇特，最后是字面奇特；起初仅仅是不自然，结果乃至于无人性。《诗经》里的《国风》《小雅》，没有一句有奇想的，没有一句不是本地风光的。写景便历历如在目前，写情便事事动人心绪。画工所不能画的，它能写出来。如：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回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日之夕矣，羊牛下来。


    或降于河，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麾之以肱，毕来既升。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傩。


    又有“声情兼至”，真是“移我情”的，如：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


    风雨潇潇，鸡鸣胶胶。


    萧萧马鸣</a>，悠悠旆旌。


    燕燕子飞，参差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


    又有情事逼真，我们一想便堕落到里头的，如：


    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


    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


    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宴尔新婚，如兄如弟。毋逝我梁，毋发我笋。我躬不阅，遑恤我后。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


    微我无酒，以敖以游。……薄言往诉，逢彼之怒。……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阅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辟有摽。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有洸有渍，既诒我肆。不念昔者，伊余来塈。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诸如此类的例，举不胜举。《大雅》和《颂》，因为被体裁所限制，应当另论外，若《国风》《小雅》里的诗，没有一句不是真景、真情、真趣，没有一句是做作的文章。为着这样的真实，所以绝对的自然，为着绝对的自然，所以虽然到了现在，已经隔了两千多年，仍然是活泼泼的，翻开一读，顿时和我们的心思同化。文人做诗，每每带上几分做作气，情景是字面上的情景，趣味是他专有的趣味。所以就在当时，也只得说是假文学。《诗经》的文章，有三种独到的地方：一、普遍；二、永久；三、情深言浅。这都是自然的结果。我们把《楚辞》和它对照一看，《离骚》里千言万语，上天下地，终不如《诗经》里的三言两语能够丰满啊！


    《诗经》对于我们的第二条教训是朴素无饰。一句话，（primitive）文学到了文人手里，每每要走左道。所以初民的文学，传到现在的社会里，仍然占据文学界的一大部。《诗经》的《国风》《小雅》既不是文人作的，又不是文化大备的时代作的，所以只有天趣，不见人工；是裸体的美人，不是“委委佗佗，如山如河”的“不淑”夫人。例如：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繁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牖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酒。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泳，谁适为客？


    《七月》一篇，真是绝妙的“农歌”。此外的文章，也是篇篇有初民的意味——质直、朴素，因而逼真。即如《褰裳》的头一章说：“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可以说是鄙污极了。但是揣想那话的情景，止欢喜它的逼真，活灵活现，忘了它的鄙污了。后人做诗，意思尽管极好，文章尽管很修饰，情气每每免不了一个游字。《诗经》里全没有巧言妙语，都是极寻常的话，惟其都是极寻常的话，所以总有极不寻常的价值。chaucer（乔叟）的tales（故事）到了现在，还给一般人做师资，只因为是初民的（primitive）文学。《诗经》对于我们的教训，也是如此。


    《诗经》对于我们的第三教训是体裁简单。文章里最讨厌的毛病，是滔滔剌剌，说个不休。后来的赋家，是不消说的，很犯这病了。就是五七言的诗家、词家、曲家，也多半专求尽量的发泄，不知道少说比多说更有效。《诗经》的诗，除去《大雅》和《颂》有点铺张外，其余都合最简单的体裁。须知天地间的文章，最怕的是说尽了；最可爱的是作者给读者以极少的话头，却使读者生无限的感想。换句话说来，作者不把他的情景全盘托出，却使读者自己感悟去。《小雅》《国风》没有多说的话，因而结构没有松散的，因而没有没含蓄的，因而没有缺少言外的意境的。作者不全盘托出，就是使读者完全陷入。这是《诗经》里惟一的文学手段。


    《诗经》对于我们的第四条教训是音节的自然调和。做诗断离不了音节，全投音节便是散文。但是这音节一桩事，颇不容易讲。律诗重音节了，只是它那音节，全是背了天真，矫揉造作而成的“声病”。《诗经》里的体裁，真可说是自由诗。然而音节的讲究，还比律诗更觉自然，更觉精致。押韵的方法不限一格；句里又有声韵的组织。双声叠韵的字，上下互相勾连，成就了“一片宫商”。总而言之，《诗经》里的诗，体裁是自由的，押韵法是参差不齐的，句里边都是有声韵的组织的。这样又自由又精致的音节，是我们做白话诗的榜样（孔巽轩先生的《诗声类》，讲《诗经》的韵法很详；钱晓征先生的《养新录》里，也有一段，论《诗经》里音节的组织的，都可参看；今人丁以此先生的《毛诗正韵》，我曾经见过稿本，实在是讲诗声最详最完的书）。


    以上的四条，不过一时偶尔想到，顺便写了下来。其实《诗经》对于我们的教训，还不只此。约略来说，《诗经》可分两大项：一项是《国风》《小雅》，一项是《大雅》《颂》。后一项是后来庙堂文学的起源，我们对它不能得甚么有益的教训。至于前一项，是二千年前的自由体白话诗，不特用白话做质料，并且用白话做精神；不特体裁自由，思想、情趣、意旨等项，也无一不自由。我们有这样的模范白话诗，当然要分点工夫，研究一番了。


    为甚么单要举出朱晦庵的《诗集传</a>》和《诗序辨》


    朱晦庵的这两部书，在清代一般汉学家的眼光里，竟是一文不值了；其实这是很不公允的见解。据我个人偏陋之见，关于《诗经》的著作，还没有超过他的。


    先就训诂而论，训诂固然不是这部集传的特长。但是世人以为训诂最当的《毛传》，也不见有什么好处：如“施，移也”；“济济，难也”；“京，大也”；真个不通极了。后人不明白他的意思，“从而为之辞”，说他是说文字的本训。他明明白白是做《诗经》的注，偏牵连到文字的本训上，弄得意思愈加不明白了。算甚么营生呢？又如“履帝武敏歆”一句，《毛传》的穿凿，可谓达于极点了。平情而论，毛公只是个冬烘先生，幸而生的较早些，因而粗略记得几个故训；这可谓生逢其时的人，他自己何曾有深密的学问。后人说他和《左传</a>》《周礼</a>》互相发明，其实《左传》《周礼》是伪经，他和它们互相发明，更见其不安了。况且小序尚是卫宏做的，《后汉书</a>》上有明文，《故训传》也就可想了。还不知道是真是假呢。郑康成的笺，实在比《故训传》好些。凡是笺传不同的地方，总是笺是传非。现在举一个例：《豳·七月》说“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传说，“尔公子躬率其民，同时出，同时归也”。笺说，“悲则始有与公子同归之志，欲嫁焉”。这真比《毛传》通多了。我平日尝玩笑着说：“郑康成免不了几分学究气，还不至于像小毛公的冬烘气象。”


    《正义》一部书更是不足道的。每逢传笺反背的地方，他先替传说话，再替笺说话，自己和自己打架。这简直是明朝的大全，清朝的高头讲章了。宋朝人关于《诗经》的著作，零碎的多。训诂一层，除朱子的《集传》外，其他是全无所得的。清朝人对于《诗经》训诂，很有些整理发明的功劳。散见的不必说了，即以专书而论，《毛诗稽古篇》《毛诗传笺通释》《毛诗传疏》全是重要著作。但是这些著作都是依附着荒谬的《诗序》而作的，都有点“根本错谬”的毛病，所以一经讲起礼，谈起故，论到“诗人之义”来，便刺刺不休的胡说一片。


    朱子这本《集传》，在训诂上虽然不免粗疏，却少有“根本误谬”的毛病。他既把小序推翻了，因而故训一方面也就着实点儿，不穿凿了。况且朱子在宋儒中，原是学问极博的一个人。他那训诂，原不是抄袭来的，尽多很确当的地方。就是反对他的戴东原，注起诗来，还不能不引用他呢。还有一层，我们读《诗经》，无非体会他的文章，供我们的参考，那里有整工夫去“三年而通一艺”的办呢？所以那些繁重的训诂，大可以不闻不问，还是以速议为是。朱子这部书，虽然不精博，却还简单啊！


    至于诗义一层，朱子这两部书真可自豪了。朱子是推翻诗序的。他推翻诗序的法子，只以《诗经》的本文证他的不通。这真可谓卓识了。


    诗序上的高子，就是孟子</a>所说的“固哉高叟”。诗序从这种人的徒子徒孙做出来，还能要得吗？所以《关雎》等篇必定加上后妃，真个附会迂腐的可笑。后妃是谁，谁也说不清楚，至于“淑女”，更难定了。郑康成竟然硬把太姒安上，章太炎</a>先生又异想天开的说，“文王与纣之事也。后妃淑女，非鬼侯女莫之任”。更曲喻穿凿了一大篇，读者不曾看完，必要发笑的。然而这事不能怪太炎，都是《诗序》上妄加后妃二字，勾引出来的。


    总而言之，《诗序》的大毛病，是迂腐、穿凿、附会、妄引典礼、杜撰事实。


    “正心”“诚意”“修齐治平”（这几个名词虽然不是汉儒所重，但是毛诗已有这气象）的道气，已经很重了，所以自他而降，讲诗的人，都不免有“先生帽子高”的气象。和毛诗同时或者较前的鲁、韩两家，都是道学派的诗。《韩诗外传</a>》有很多的道气，齐诗、翼氏诸家，弄上些五行谶纬，道气变而为妖气，成了方士派的诗学（这都本胡适之先生的话；道学、方士两个名字，也是胡先生造的）。宋元人讲诗，都是学道派，其中还有几家，把诗论政，大讲起功利主义的，尤其可笑。就是王柏疑诗，也还是道气重的紧。他敢于删诗，固算有强毅的魄力了，然而他所以疑诗的缘故，仍是道学先生恨情诗的心理，所以要删郑卫。只有章如愚</a>的见解是极透彻的。他说：“正使学者深维其义，而后可以自得。诗人之义，不若《春秋</a>》《易》之微。学者能深思之，不待序而自知。”这真透彻极了。程伯子是个聪明不过的人，对于《诗经》很有些远妙的见境。他虽然说《诗序》是国史做的，我们却可翻过来借他这话证明《诗序》的不可靠。因为他说，若“不是国史做的，孔子又如何凭空做出来”（这话的原文忘了，意思确是如此）。


    朱子这部《集传》也还有几分道气，但是它的特长是：


    （1）拿诗的本文讲诗的本文，不拿反背诗本文的《诗序》讲诗的本文。


    （2）很能阙疑，不把不相干的事实牵合去。


    （3）敢说明某某是淫奔诗。


    就这几项而论，真是难能可贵了。虽然他还有他的大缺点，但是总算此善于彼的。他虽不曾到了“文学的诗”的境界，却也在道学的诗派中，可称最妥当的，实在是有判断、有见识、能分析、能排众议的著作（朱子这两部书，很被当时人和后人攻击）。现在我把他解一番，奉请读者诸君：（1）学他的敢于推翻千余年古义的精神；（2）学他敢于称心所好，不顾世论的魄力；（3）再把《诗经》的研究更进一步，发明文学主义的《诗经》。


    这篇文章写完之后，忽然想起《诗经》的诗，只有一种最大的长处，就是能使用文学的正义。文学的至高用处，只是形状人生，因而动起人的感情，去改造生话；决不是丧志的玩物。《诗经》里的哀怨之词，虽然出在劳夫怨妇的口里，却含有许多哲义。这种“不平之鸣”、天地间的至文，都如此的。所以《诗经》（专指《国风》《小雅》）的文学主义比它的文学手段更是重要，可惜我为篇幅所限，现在不能畅畅快快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