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平衡

    看似生与死间的对立，已被砍断。不要攻击或刺戮或逃逸，不再有限制或被限制。一切都融入灿烂无垠的自由中。


    ——《格萨尔王传》


    一辆样子奇怪的小型车停在摩顿森家的车道上，溅满泥巴的车体几乎看不出底漆的颜色。特制车牌上写着“婴儿捕手”。摩顿森走进舒服的家里，惊喜地发现这间宁静的老房子竟然属于自己，每当回家时这种感觉都要出现一次。他把从市场买来的东西放在厨房的桌子上，里头有一堆塔拉想吃的东西，新鲜水果，还有三四种不同口味的哈根达斯冰激凌。然后转身上楼找妻子。


    她在楼上的小卧房里，一位身材高大的妇女在身旁陪着。“亲爱的，萝贝塔在这里。”塔拉卧在床上对摩顿森说。


    摩顿森印象中娇小的妻子，现在像颗过熟的水果一样大了好几号。他在巴基斯坦待了三个月，才回到波兹曼一个星期，现在还没有完全适应。他对坐在床边的助产士点点头：“嗨。”


    “你好。”萝贝塔有点儿蒙大拿口音。她对塔拉说：“我会向他解释的。”接着又转向摩顿森：“我们刚才在讨论要在哪里生产，塔拉说她希望就在这里，这张床上，迎接你们的宝贝女儿，我也同意。这个房间有种平静的力量。”


    “我没意见。”摩顿森握住塔拉的手。他说的是实话，做过护士的摩顿森很高兴让妻子尽可能远离医院。萝贝塔给了他们电话号码，要他们在阵痛开始时立即打电话给她——无论几点钟。


    接下来的几天里，摩顿森一直小心翼翼地陪在塔拉身边，弄得塔拉有点儿烦了，最后只好叫他到外头散步去，她才能好好睡午觉。经历过瓦济里斯坦的事，波兹曼的秋色美得让摩顿森觉得如同置身幻境。他在附近的街道上漫步，两旁是迷人的树林，公园里还有大学生在跟狗儿玩飞盘，这是他八天囚禁生活的最好解毒剂。摩顿森被安全送回白沙瓦旅馆，口袋里塞满了瓦济里人捐的卢比钞票，总数接近四百美元。他带着塔拉的照片去了电信局，一边看照片，一边拨电话给妻子。因为时差的关系，美国这时正是午夜时分。塔拉还醒着。


    “嗨，亲爱的，我没事儿。”电话里都是杂音。


    “你在哪儿?发生了什么事?”


    “我被关了几天。”


    “什么意思，你被谁关起来了，被政府吗?”塔拉紧绷的声音中充满了恐惧。


    “很难解释。”他不想让妻子更担心，“不过我就要回家了，再过几天就能看到你了。”在转了三班飞机的漫长航程中，他不停地把塔拉的照片从皮夹中拿出来，久久凝视着她，让她的面容抚平他受创的心灵。


    在蒙大拿的塔拉也从担忧中恢复过来。“头几天没有葛瑞格的消息时，我想，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一忙起来就忘了时间。但是他足足消失了一个多星期，把我急得不行。我不断跟母亲说，想打电话到国务院去，葛瑞格身处封闭的地区，要是他出了什么事，很可能演化成国际事件。我觉得自己非常脆弱孤单，人又怀孕了，所有你能想到的惊慌和恐惧，我当时大概都经历过了。他终于打来电话时，我已经开始强迫自己为他不幸遇难的消息做心理准备了。”


    1996年9月13日早上7点，距他们在费尔蒙饭店邂逅刚好一年，塔拉的第一次阵痛开始了。


    7点12分，阿蜜拉·伊莲娜·摩顿森降生了。“阿蜜拉”在波斯语里是“女性领袖”的意思；而“伊莲娜”则是乞力马扎罗山区的部落语，意思是“神的礼物”，这也是为了纪念摩顿森钟爱的小妹克莉丝塔·伊莲娜·摩顿森。


    助产士离开后，摩顿森侧卧在床上，紧紧拥抱着妻子和女儿。他把哈吉·阿里给他的七彩“托马尔”挂在女儿的脖子上，然后笨拙地试着打开这辈子的第一瓶香槟。


    “我开吧。”塔拉在一旁看得直笑，把女儿递给摩顿森，接过香槟。橡木塞“砰”地一声跳开，摩顿森的大手轻轻盖在女儿柔软的小头上，心中满溢着幸福，满到让他热泪盈眶。那间充满煤油味儿的囚室，和这一刻幸福舒适的卧房，还有门外林木扶疏的街道，这一切，竟然都属于同一个世界。


    “怎么了?”塔拉问。


    “嘘??”摩顿森伸手抚平妻子皱起的眉头，然后接过一杯香槟。“嘘??”


    从西雅图打来的一个电话，仿佛验证了那句话——“有生必有灭”。吉恩·霍尔尼想知道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看到科尔飞学校完工的照片。摩顿森告诉他自己被绑架的经历，说打算再多待几个星期，好好认识一下自己的女儿，然后再回巴基斯坦。


    霍尔尼对学校建设进度十分不满，显得毫无耐心，摩顿森忍不住问他究竟为什么如此心烦。霍尔尼一开始还怒气冲冲，最后终于透露他患了骨髓纤维化症——一种致命的白血病，医生说他最多只能再活几个月。


    “我必须在死前看到学校的照片。”霍尔尼说，“答应我，尽快把照片带给我看。”


    “我答应你。”摩顿森的喉头哽住了，他为这位坏脾气的老人悲伤。这位特立独行的老人，把如此之多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他身上，他必须全力以赴。


    为了信守对霍尔尼的承诺，摩顿森只和家人相处了几个星期，就匆忙赶回巴基斯坦。那年秋天科尔飞天气很好，但气温却反常的低。寒冷让村民们早早就离开屋顶，躲进屋里烤火取暖。他跟村民一样在夏瓦儿外面裹上毯子，爬上山顶，把学校最后的屋梁部分盖好。摩顿森紧张地仰望天空中的阴云，担心一下雪，所有工作又得搁置了。


    塔瓦哈清楚记得，摩顿森的适应能力让他非常惊讶。“在烧牦牛粪的屋子里和牲畜睡在一起，我们都很担心葛瑞格医生生病，但他好像没注意到这些事情。”塔瓦哈说，“他和别的美国人欧洲人都不一样。他对食物和环境完全没有要求，我母亲煮的任何食物他都吃，跟我们一起睡在烟气熏天的房子里。葛瑞格医生很有礼貌，而且从来没说过一句谎话，我父母亲和我都非常爱他。”


    一天晚上，摩顿森把被绑架的经过告诉了哈吉·阿里。村长刚刚吃完晚饭，塞了几口烟草，一听之下立刻把嚼了一半的烟草吐进火里。


    “你竟然一个人去!”哈吉·阿里责怪摩顿森，“事先也不寻求村庄领袖的款待!就算你再不听我的话，下面这句也必须记住：永远不要再孤身一人在巴基斯坦活动，你答应我!”


    “我答应。”摩顿森说。老人们要他信守的沉重承诺，现在又多了一个。


    哈吉·阿里又撕了一块新的烟草塞进嘴里，一边嚼着，一边沉思。“你下一所学校要盖在哪里?”他问道。


    “我想到胡歇艾河谷去。”摩顿森说，


    “拜访一些村子，然后看看谁??”


    “我能不能再给你一个建议?”哈吉·阿里打断了他。


    “当然。”


    “为什么你不把这件事交给我们?我来开个会，请布劳渡河流域各村的代表参加，看看哪些村庄愿意捐地出力盖学校。这样的话，你就用不着像只没头绪的乌鸦一样，在布劳渡河到处乱飞，这里找找，那里吃吃。”哈吉·阿里笑着说。


    “不识字的巴尔蒂老人，就这样又给我这个西方人上了一课，教我怎样开发他们的‘落后’地区。”摩顿森回忆，“自此之后，制订任何建校计划前，我都牢记着哈吉·阿里的忠告，慢慢扩展范围。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从一条河谷到另一条河谷，从我们已经建立关系的地方开始，而不是像玩跳房子游戏一样，到完全没有基础的地方去，比如瓦济里斯坦。”


    还不到十二月中旬，科尔飞学校里所有的窗户都已经装好了，四间教室也各自安装了黑板，只要再把屋顶的波浪形铝板固定好就算是完工了。铝板的边缘十分锐利，如果不固定好，就会被峡谷中的强风吹飞，变成伤人的利刃。摩顿森随身带着急救箱，已经治疗了好几位被铝板划伤的村民。有一次，一名工人伊卜拉欣把摩顿森从屋顶上叫下来。看着他急匆匆的神色，摩顿森赶忙在他身上寻找伤口，结果伊卜拉欣抓住他的手腕，把他往自己家里带。“是我太太，医生先生。”他紧张地说，


    “她生孩子的情况不好。”伊卜拉欣经营着村里唯一的商店，卖些茶、肥皂、香烟等生活必需品，房间宽敞。在起居室后面的羊棚里，伊卜拉欣的妻子萝奇雅躺在草堆里，周围围着慌乱的家人们和咩咩乱叫的山羊。他们告诉摩顿森，她自从两天前生下了一个女儿后，一直没有复原。


    “屋里的恶臭味儿让人难以忍受。”摩顿森回忆。油灯下，萝奇雅躺在血迹斑斑的干草堆上，已经奄奄一息。摩顿森征得伊卜拉欣的同意后，量了她的脉搏，情况令人担心。“萝奇雅的脸色惨白，已经没有了意识。”摩顿森说，“生完孩子后，她的胎盘没有跟着排出来，随时可能因为败血性休克而死亡。”


    萝奇雅的姐姐抱着婴儿，悲伤地站在一旁，摩顿森这才发现孩子也同样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家人认为萝奇雅是中了毒，所以没让母亲给孩子喂奶。


    “喂母乳会刺激子宫收缩，帮助胎盘排出。”摩顿森说，“所以我坚持让母亲喂奶，还给她打了一针抗生素预防休克。”一整天下来，虽然孩子的体力开始恢复，状况好转，但萝奇雅仍然躺在稻草上，随着意识的慢慢恢复而痛苦地呻吟着。


    “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摩顿森说，“但是我很担心伊卜拉欣的反应。”摩顿森把伊卜拉欣拉到一旁。伊卜拉欣是科尔飞村与外面世界接触最多的人之一，他留着长发，脸也刮得很干净，这都是模仿那些雇他做协作的登山者；不过，他毕竟是个巴尔蒂人。摩顿森小声解释，自己必须把手伸到他妻子体内，把那些让她生病的东西清出来。


    伊卜拉欣拍了拍摩顿森的肩膀，请他不要顾虑，做他认为必须做的事。于是，伊卜拉欣提着煤油灯，摩顿森用热水洗过手，就把手伸进萝奇雅的子宫里，把剥落的胎盘拉了出来。第二天，摩顿森从学校屋顶上看见萝奇雅已经出门了，怀里抱着健康的女婴，温柔地轻轻呢喃。“我很高兴自己能帮助伊卜拉欣的家人。”摩顿森说，“对一个巴尔蒂人来说，要让一个外国人、一个异教徒，和自己的妻子发生这么私密的接触，需要相当深的信任。我不知道自己有何德何能，让他们这么信任我。”从那天开始，每当摩顿森路过，村里的妇女们都会伸手在空中画圈，表达对他的祝福。


    1996年12月10日，葛瑞格·摩顿森同塔瓦哈、侯赛因和帮忙盖学校的村民们一起，蹲在科尔飞学校的屋顶上，敲进了最后一根钉子。那一季的初雪飘落在他冻红的粗糙的手上。站在院子里的哈吉·阿里开心地看着大家的成就。“我请求全能的安拉让雪晚一点儿来，等你们完工后再来。”他笑着说，“智慧无限的安拉听见了我们的祈祷。现在下来喝些茶吧!”那天晚上，在屋子中央的大厅里，哈吉·阿里打开上锁的橱柜，把摩顿森的水平仪、铅垂线和笔记本还给他，还加上一本账簿。摩顿森翻着账簿，惊讶地发现里面整齐地记载着所有费用，一页又一页，让他可以骄傲地拿给霍尔尼看。


    “村里仔细记载了花在学校上的每一块卢比，把每块砖、每根钉子、每条木板的费用，以及付给工人的每一笔薪资，全都写得清清楚楚。他们用的是英国殖民时期的旧式记账方式。”摩顿森说，“他们做账比我做的好太多了。”


    吉普车沿着布劳渡河谷，穿越暴风雪，朝着斯卡都、伊斯兰堡和摩顿森家乡的方向艰难行驶。喀喇昆仑山脉的冬天已经来了。年长的司机一只眼睛患有白内障，因为没有雨刷，他每隔几分钟就得下车清理挡风玻璃上的冰霜。道路在高高的岩架上蜿蜒盘曲，周围都是茫茫的雪雾，看不见下面深深的河谷。每次司机放开方向盘，高举双手祈祷安拉让他们挨过这场暴风雪，乘客们都只能抱在一起寻求慰藉。


    侧风的时速高达八十公里，卷起的雪片完全遮挡住了视线。摩顿森的大手紧握着方向盘，努力不让沃尔沃汽车拐出路面。从波兹曼开往霍尔尼就医的爱达荷海利镇医院，原本不到七个小时的路程。他们是在十二个小时之前出发的，那时候波兹曼的树梢上只挂了零星的雪花。而此时已是晚上十点钟了，在狂暴的风雪中，他们距离目的地还有一百多公里。


    摩顿森从后视镜中瞥了一眼后座上的婴儿椅，阿蜜拉正甜甜地睡着。摩顿森忍不住想，自己可以接受在巴尔蒂斯坦的暴风雪中行车的危险，但在这样的风雪中把妻女一起拖来，只为了给一位垂死的老人送照片，真是不可原谅，特别是他们离塔拉父亲车祸身亡的地点只有几公里路程。


    在“月形坑国家自然保护区”的路标旁边，摩顿森终于看清了路肩，把沃尔沃开下公路，车尾对着风雪来向停在路旁，准备等能见度好一些再上路。由于出门时太过匆忙，他忘了给散热器加防冻剂，所以不敢熄火，担心熄火后车子没法发动。整整两个小时，摩顿森一边看着塔拉和阿蜜拉熟睡，一边盯着慢慢下降的油表读数，直到暴风雪终于平息下来，才继续赶路。


    先把妻子和女儿送到霍尔尼在海利镇的家中，然后摩顿森直奔布莱恩郡立医学中心。这家医院的职能主要是救治附近太阳谷滑雪度假村的骨科伤号，所以只有八间病房。今年的滑雪季节才刚开始，有七间病房都还空着。为了不吵醒打瞌睡的夜班护士，摩顿森蹑手蹑脚走过前台，朝右边亮着灯的走廊拐去。


    时间是凌晨两点，霍尔尼坐在床上。


    “你又迟到了。”霍尔尼说。


    摩顿森被霍尔尼病情恶化的速度吓了一跳，差点退回走廊。霍尔尼原本瘦削的脸颊现在瘦可见骨，仿佛一具会移动的骷髅。


    “你感觉怎么样?”摩顿森走上前，把手放在霍尔尼肩膀上。


    “你究竟有没有把那该死的照片带来?”霍尔尼问。


    摩顿森把背包放在床边，小心着不去碰霍尔尼脆弱的双脚，一年前这双脚还硬朗有力，带着老人徒步绕冈仁波齐神山转了一圈。他把一个信封放在老人粗糙的双手里。霍尔尼拆开信封，用颤抖的双手拿出摩顿森在波兹曼冲洗的十英寸照片，那是他在离开科尔飞的那天早上拍摄的。“好极了!”对着照片中结实的奶油色建筑，还有刚刷上的深红色装饰，霍尔尼连连点着头，用手指一一数着高高矮矮的学生。总共有七十名，他们即将在这栋建筑物里开始正式的学业。霍尔尼按铃让夜班护士立即过来。她来到走廊上，霍尔尼要她去找锤子和钉子。“做什么，亲爱的?”她睡眼惺忪地问。


    “把我在巴基斯坦盖的学校照片挂起来。”


    “这恐怕不行。”她用职业性的温柔语气说，“规定不允许。”


    “别逼我把这整间医院都买下来!”霍尔尼吼着，坐直了身体，威胁护士立刻采取行动，“把该死的锤子给我拿来!”过了一会儿护士回来了，手里拿着个订书机。“这是我能找到的最趁手的东西了。”


    “把墙上挂的东西摘下来，把这个钉上去。”霍尔尼发号施令。摩顿森摘下墙上画着两只小猫和一团毛线的水彩图，把钉子撬松，再用订书机当锤子，把科尔飞学校的照片钉好。他每敲一下，墙上的水泥就被震落一些。


    他回到霍尔尼床边，发现老人正弯着身子打电话，要接线生帮他拨一个到瑞士的国际长途。“喂，”霍尔尼对着在日内瓦的一位儿时好友说，“是我，吉恩·霍尔尼。我在喀喇昆仑山区盖了一所学校。”他的声音充满了自豪，“你过去五十年里又干了什么事?”


    霍尔尼在瑞士和太阳谷都有住所，但是他选择在西雅图度过最后时光。圣诞节还没到，他就搬进了西雅图皮尔山山顶的维吉尼亚·梅森医院。天气好的时候，他可以从私人病房里眺望艾略特湾和奥林匹克半岛，但因为健康情况急转直下，大部分时间他都只能逐条审视病床．匕的法律文件。


    “霍尔尼在世的最后一个星期都用来修改他的遗嘱。”摩顿森说，“只要他生一个人的气，就掏出签字笔，把那人的名字从遗嘱里删掉。然后他会打电话给律师，不管是清晨还是黑夜，务必剥夺那个被他划掉的人的继承权。”


    这是摩顿森最后一次做夜班护士。他把家人留在蒙大拿，自己二十四小时陪在霍尔尼身边，帮他洗澡更衣，调整导尿管。他很欣慰自己有能力让霍尔尼最后的日子过得舒服一点。摩顿森又洗了一张十英寸的科尔飞学校照片，挂在病床对面。他把上一趟旅行时霍尔尼给他的摄影机接到电视上，播放科尔飞村民生活的视频。


    “霍尔尼走得并不平静，他对自己即将死亡的事实感到愤怒。”但每当老人躺在床上握着摩顿森的手，看着科尔飞的孩子们用不完美的英文学唱：“玛莉，玛莉，有只，有只，小小羊，小小羊??”他的愤怒就消失了。


    霍尔尼用出人意料的力气紧握着摩顿森的手。“他告诉我，他爱我就像爱自己的儿子。”摩顿森说，“他的呼吸带着人死前会有的那种甜酮气味，我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


    “吉恩广为人知的是他的科学成就。”他的遗孀珍妮弗·威尔森说，“但是我觉得，他对学校的在乎程度，绝不亚于他的科学成就。他觉得自己真的给这个世界留下了点东西。”霍尔尼的确希望中亚协会能够长久发展，所以在他入院前，又捐了一百万美元给协会。


    1997年新年，摩顿森从医院的自助餐厅回到病房时，发现霍尔尼穿着羊毛衫和长裤，正试图把手上的点滴管扯下来。“我必须回家几个小时。”他说，“帮我叫辆出租车。”


    摩顿森说服吓傻了的值班医生把病人交给他照顾，然后叫了一辆林肯轿车，载他们回霍尔尼在华盛顿湖畔的豪华公寓。霍尔尼虚弱得连话筒都握不住，只好翻开一本真皮的通讯簿，让摩顿森打电话给花店，送花给几位失去联系很久的朋友。


    “好。”订完最后一束花，霍尔尼说，


    “现在我可以死了。带我回医院吧。”


    1997年1月12日，这位一手创立了现代芯片产业和中亚协会的梦想家，结束了他漫长多彩的一生。2月，追悼仪式在斯坦福大学礼拜堂举行，葛瑞格．摩顿森买了他这辈子的第一套好西装，向霍尔尼的亲友和生前的同事们致悼词。


    “吉恩·霍尔尼的远见，给我们带来了21世纪最先进的技术。”摩顿森对哀悼的人群说，“他不仅能洞悉未来，更能穿越历史，去帮助几百年来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