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节 论政治能力

    今之忧国者，每睊睊而悲哀，哀而号曰：呜呼！中国人无政治思想。斯固然矣。虽然，吾以为今后之中国，非无思想之为患，而无能力之为患，凡百皆然，而政治尤其重要者也。普通之思想，由言论听受可以得之；实际之思想，由学问讲求可以得之。言论听受者，数月而其效可睹矣；学问讲求者，数年而其效可睹矣。故欲进无思想者为有思想者，其事犹易；欲进无能力者为有能力者，其事实难。


    十年前朝鲜之东学党，与三十年前日本之尊攘家，何所异？顾何以日本能改革，而朝鲜不能？则朝鲜人之能力，劣于日本之为之也。十九世纪初南美诸国之独立，与十八世纪末北美合众国之独立，何所异？顾何以北美能秩序发达而南美不能？则南美诸国民之能力劣于北美之为之也。路易十六时代法国之革命，与查里第一时代英国之革命，何以异？顾何以英人能得完全立宪政体，而法人不能？则法人之能力劣于英人之为之也。如曰徒恃思想而可以自立也，则古代波斯人之思想力，非有逊于阿剌伯人；中世罗马人之思想力，非有逊于峨特狄人；即印度人之思想力，据心理学家所论，犹谓其足与英人相颉颃，或乃驾英而上之（法儒李般之说）。顾何以一兴一亡之数，竟若彼也？如曰徒恃思想力而可以自立也，则欧美大学</a>中，其黑人之受完全教育，获博士、学士之学位，成法、医、理、教之专家，与白人同驰骋于学界者固不乏人，而犹太种族之著书发论裒然成巨子者，尤多于鲫鱼矣。顾何以黑人之建国，终不可期，而犹太一亡之后，竟万劫不复也？故思想不足恃，惟能力为足恃。


    我中国自黄帝</a>以来，立国数千年，而至今不能组织一合式、有机、完全、秩序、顺理、发达之政府者，其故安在？一言以蔽之，亦曰无政治能力而已。或曰：吾国民以久困专制政体之故，虽有政治能力不能发达。斯固然矣。虽然，亦有在专制政体不能及之时、不能及之地、不能及之事，而吾民不克自发挥其政治能力如故也，是乃大可痛者也。何谓专制力所不能及之时？如每朝当鼎革之交，中央政府权力坠地，群雄并起，若秦末、西汉末、东汉末、唐末、元末、明末之故事，彼时所谓中央政府者，其鞭箠所及，不能出邦畿千里外。民间若稍自树立者，一举而得自由、自治之幸福，抑非难也，而拒虎迎狼，莽莽千载也若彼。是其无政治能力之证验一也。何谓专制力所不能及之地？稽诸我国历史，其各省地方，固非无脱离中央政府别成一行政区域之时代，春秋</a>战国，不必论矣。后此如秦末之南越、闽越，汉末之蜀、吴，唐末之吴越、福建、湖南，蜀唐迄宋之西夏，皆于中原极棼乱之际，而屹然能自树立，使其民稍富于自治力者，则别构成一种政体以光我历史，抑非难也。而一丘之貉，又既若此，此犹得曰：行政区域虽别，然终为豪强所胁迫，不能自拔也。若夫自明末以来，数百年间，我民自殖于南洋群岛者，以数百万计，至今日即暹罗一国论，而隶华籍者已百余万，新加坡、庇能、噶罗巴等处称是，若此者，我中央政府视为化外，其权力非直不能及，抑亦不屑加也。顾何以戢戢受羁轭若牛若马。其甚者，如荷兰属法属之侨民，笞畜刲割，曾羊豕之不若也。抑海峡殖民地诸岛，多由我民筚路蓝缕，与天气战，与野兽战，与土蛮战，停辛伫苦，以启其地，顾不能自建设自约束，而必迎西方之强者以镇抚我，则又何也？夫前事不必道矣，其在今日，卧榻已属他人，座间宁容卿辈，吾民不能以政治团体自见于彼地，犹可言也。若夫今日美洲、澳洲诸地，吾民散居者亦不下数十万，其地之法律，固自由也，平等也。而吾民又与彼之国民同受治于一法律之下者也，集会、言论之自由，一无所禁者也。顾何以英人不满四千之上海，百废俱举，纯然为一小政府之形，而华人逾三万之旧金山，竟终岁干戈相寻，不能组成一稍有力之团体也？是其无政治能力之证验二也。何谓专制力所不能及之事？夫所谓政治的组织者，非必为关于政治上之专名也。其在欧美无论一市、一区、一村、一公司、一学校，凡一切公私之结集，无不为政府之缩影，故欲验一国民政治能力之强弱者，皆当于此焉察之。夫近代自由政体之发源，史家多以归诸中世之意大利市府（俾尼士、佛罗棱诸市也），而彼诸市府者，其始皆为经济上结集，而后乃变为政治上结集者也。中国专制之毒虽剧烈，而以中央行政机关不整备之故，其能直接以干涉民间事业者殆希。若吾民于商务上思结何等之团体，必非政府所悬以为禁也。而数千年来欲求一如西人之有限公司及商业会议所者，何不一觏也？其尤浅而易见者，若教育事业。近数年来所屡下明诏奖厉者也，专制力即及他事，而断不至及此事，而试观庚辛以来迄今日，各省教育之发达，竟何似也？虽有一二，而私立学校之成绩，往往视官立者犹不逮焉，而吾民更何颜目以责备政府也。是其无政治能力之证验三也。吾故曰：今后之中国，非无思想之为患，而无能力之为患。


    亚里士多德曰：“人也者，政治之动物也。”然则人类之必有政治能力，其天性矣。至其何以自有而之无，则不出两途：一曰隐伏而不能发达，二曰发达而旋复摧夷。今试即吾中国人所以至此之原因而析分之。则：


    其第一事，即由于专制政体也。专制政体为直接以摧锄政治能力之武器，此稍有识者所能知矣。进化学者论生物之公例，谓物体中无论何种官能，苟废置不用之既久，则其本性遂日渐澌灭。如彼意大利洞中之盲鱼，昔本有目，因洞居黑暗，目无所用，故为今形。又如脊椎动物类，昔本有腮（人类亦有之），因空气轻清，腮无所用，故为今形。诸如此者，不可枚举。经百数十代之遗传顺应，其本能之发达毗于一端，而他端遂朘缩以至于尽。此其例通于生理心理，两部分而皆同者也。专制之国，其民无可以用政治能力之余地，苟有用之者，则必将为强者所蹂躏，使之归于劣败之数，而不复得传其种于后者也。以故勾者不得出，萌者不得达，其天赋本能隐伏不出，积之既久，遂为第二之天性。就使一旦放任之，而其本能之回复，固非可以责效于一朝一夕。譬诸妇女缠足者，缠之既二三十年，虽一旦释之，而不能如常足，明甚也（今有持论谓中国人既无立宪资格，即当以暴动破坏养成之者，是无异集缠足妇人骤赤其足，即驱之以竞走，谓是可以养足力也）。以故虽在专制力所不及之时之地之事，而其涣然不能自治也如故，皆此之由。或曰：欧西诸国，前此之呻吟于专制轭下与我等耳，何以其政治能力之摧残，不若我之甚？曰：专制同而所以专制之性质不同。彼盖以封建专制、贵族专制为主体，而我适与之相反者也（其详迭见于拙著《中国专制政体进化史沦》诸篇）。质而言之，则彼乃少数之专制，而我则一人之专制也。少数专制者，即少数人自由，而多数人不自由之意也。夫由少数人之自由，以渐进于多数人之自由，其视全体人民悉无自由而骤欲进于自由者，其难易固有分矣。故泰西之专制，常为政治能力之媒（观英国《大宪章》与匈牙利《金牛宪法》之起源，可以证此说之不谬矣。他国亦大率类是）。而中国之专制，全为政治能力之贼也（此论理甚长，精细剖辨，俟诸异日）。


    其第二事，则由于家族制度也。欧美各国统治之客体，以个人为单位（Unit），中国统治之客体，以家族为单位。故欧美之人民直接以隶于国，中国之人民间接以隶于国。先圣曰：“国之本在家。”又曰：“家齐而后国治。”盖在此种社会之下，诚哉舍家族外无所以为团也。细察中国过去种种制度，无不以族制为之精神。言夫教育，则曰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凡庠序学校，皆以养国老、庶老为最重之典，故可谓之族制的教育。言夫赋税，上古井田之制，九家为井，由井而通而成而终，全以家族为纲，不俟言矣。即封建既废以后，如汉有户赋（以充郡国行政费也），唐有调（租、庸、调三者，租课田，庸课人，调则课户也。唐制：户籍法最详，计其资产定为九等，每户有丁、中、老、小、黄等名号），有两税（两税不以丁第户而以丁从户也）。明后虽行一条鞭法，然仍有收户、解户、马户、灶户、陵户、园户、海户诸名，故泰西料民只计口，而中国则户口并计（参观前号《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篇》）。诚以户也者，中国构成团体之一要素也，观其统计之小节，而立法之根本观念，于兹可征矣（掌财赋及民事者谓之户部，亦根于家族思想也）。故可谓之族制的财政。言夫刑法，则罪人及孥，甚者乃夷三族，此风直至本朝雍乾间犹未能改。故可谓之族制的法律。言夫兵役，则封建时代，丘乘与井田相属，无论矣。自战国至李唐，常为三丁抽一之制，宋后行保甲，每十家籍二丁，皆可谓之族制的军政。其余一切制度，大率类是。苟一一细按之，则其立法之源泉，皆有蛛丝马迹之可寻（此不能遍举，他日当著专篇研究之）。要之，舍家族相维相系之外，有司无以为治也。即其地方自治之制，有若所谓甲首、所谓保正，所谓里长、所谓社长者，皆无不以一族之耆老充之，舍是则自治团体不能立也。故吾常谓中国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参现拙著《新大陆游</a>记》第百八十六页）。盖西语所谓市民（Citizen）一名词，吾中国亘古未尝有也。市民与族民，其相异之点安在？市民之长尚贤，其任之也以投票选举，族民之长尚齿，其任之也以年资洊升。投票选举，则物竞行，而被选者自必立于有责任之地位。年资洊升者反是。夫是以泰西之自治制度，为政治能力之滥觞；中国之自治制度，为政治能力是炀灶也。夫是以在一乡一族间，尚或秩然有团体之形，一至城市，则有机体之发达，永不可见也。


    其第三事，则由于生计问题也。《孟子</a>》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岂不然哉？岂不然哉！地理学家言：完备政团之发生，必在温带。盖热带浴天惠太厚，故其民偷窳，而生计不发达；寒带蒙天行太酷，故其民瘠苦，而生计不发达。生计蹙而欲政治之进，其道无由。盖人道之所以进步，皆起于有所欲望，而汲汲设法贯达之，欲望之种类甚多，恒应于其社会之程度高下为等差。必先急其所最急者，乃及其所次急者，更及其所又次急者。如衣、食、住，最急者也，无之则一日不能自存也。稍进焉，乃更求间接以保生命财产之安全者，则政治之业是已，益进焉，乃更求其躯壳及灵魂之特别愉快者，则奢侈品物及学问之研究，道德之实行是已（凡生计学书开宗明义第一章，必论欲望，谓是为根本的观念也。惟诸家之论欲望，每分为必要之欲望，度外之欲望等类，鄙人窃不谓然。夫贫瘠国民之求一粗粝、一蓬荜，其必要者也；富强国民之讲卫生的饮食，修洁的道路，华美的宫室，亦其必要者也。野蛮国民之求一骁勇酋长以御猛兽御外敌，其必要者也；文明国民之求一完备之政府，稳实之权利以谋公私之进步，亦其必要者也。然则凡欲望皆生于必要而已，而其必要之事物愈多，则其欲望愈繁，而文明之程度愈高，此民族进化得失之林也）。且使于其所最急者，犹终岁勤动不能获焉，而欲民之有余裕以谋其所次急者，所又次急者。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故政治、道德、学术一切之进步，悉与生计之进步成比例，皆此之由。吾中国数千年生计界之历史何如？吾中国今日生计界之现状何如？观于此，则其政治能力缺乏之根原，从可想矣。正乃孟子所谓“救死惟恐不赡”者也，故其于最狭义的小我之外，不遑念及大我，于最狭义的现在之外，不遑念及将来，亦奚足怪。难者或曰：若汉之文、景间，唐之开元、天宝间，本朝之康熙</a>、乾隆</a></a>间，号称家给人足，比户可封。今使两者果为切密之比例也，则彼时之政治能力，宜若发达，而事实顾相反。何也？应之曰：是宜诇之于遗传之理，彼自祖若宗百数十代，既已汩没其本能，而欲以数十年之短日月遽还其原，乌可得也？而况乎他种原因之旦旦而伐者，尚不止一端也，而况乎所谓家给人足者，又不过历史上一美谈。而当时实状，正未必尔尔也。故吾国数千年社会之精力，全销磨焉以急其所最急者，欲求达下级直接之欲望而犹不给，而欲其进焉以怀间接高级之欲望，且有术焉以自达之，安可得耶？安可得耶！


    其第四事，则由于丧乱频仍也。凡有机体之发达必经自然之顺序，历尔许之岁月，又无他种故障以夭摧之于中途，夫然后继长增高以底大成。吾有一弟，总角早慧，冠绝群从，及八岁，得怪病，乡居误于庸医，经年病瘥，而灵明若失，今谋补救，后效茫茫。吾观于此，而忽有感于吾民族政治能力之丧失，亦类是焉矣。夫其伏于专制之羁轭，困于家族之范围，役于生计之奴隶，盖本能之斫丧者，既已十六七矣，而犹或潜滋暗长，萌蘖非无，无如更数十年，必经一次丧乱，辄取其前此所积累之根柢而一扫之。法王路易十四言：“朕死之后，有大洪水来。”而中国历史家亦往往知陶唐经洪水时代，将黄帝传来之文明消失大半；曾亦思秦汉以来数千年间，我先民遭洪水厄者，不啻十余度也。唐人诗曰：“经乱衰翁居破村，村中何事不伤魂。因供寨木无桑柘，为著乡兵绝子孙。”又曰：“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此等单语片词，曾未能写其惨状亿万之一，然文明与丧乱俱尽，可概见矣。今之尤国民者，动曰其性卑屈，其心狡诈，其欲望劣下，其团体涣离，曾亦思民之生彼时代处彼境遇者，非卑屈狡诈，何以自全。而“我躬不阅，遑恤我后”之思想，既深入于人人脑识中，复更何心以爱同类而计将来也？泰西史家言：法兰西当大革命时代，全国所产婴儿，率多癫痫。盖社会之现象，遗传于其群之心理中者，如是其可畏也。吾国当丧乱之际，惟彼卑屈狡诈劣下涣离者流，差得避天行淘汰之酷，以遗其种于来祀。夫前辈之国民既已死绝矣，后辈之国民自其在胎中，已饱受恐怖忧郁之教育，及其幼而处家庭，长而入社会，所习见习闻之嘉言懿行，则若何而可以全躯免祸也，若何而可以希宠取容也。就使天下复定之后，上而君相，下而师儒，竭全力以养其廉耻，陶其性情，而本能之回复，犹且待诸一二世以后也。乃霸者复阳植之而阴锄之，使永无发生之期，未及一二世，而前度之丧乱，复缫演再见矣。丧乱之缫演多一次，则毒害之遗传加一层。如之何其政治能力不澌灭以尽也。呜呼！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从来远矣。


    吾既以思想、能力两者相比较，谓能力与思想不相应，为中国前途最可忧危之事。然则今日谈救国者，宜莫如养成国民能力之为急矣。虽然，国民者其所养之客体也，而必更有其能养之主体。苟不尔者，漫言曰养之养之，其道无由，主体何在？不在强有力之当道，不在大多数之小民，而在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此举国所同认，无待词费也。国民所以无能力，则由中等社会之无能力，实有以致之，故本论所研究之范围，不曰吾辈当从何途始可推能力以度诸人也，曰吾辈当从何途始可积能力以有诸己而已。非有所歆于能力以自私，实则吾辈苟有能力者，则国民有能力。国民苟有能力者，则国家有能力，以此因缘，故养政治能力，必自我辈始。请陈数义，相策督焉。


    一曰分业不迁。


    文明程度之高下，与分业之精粗成比例，此生计学之通义，而社会上一切现象，举莫能外者也。西人恒言曰：“成功之要素有三：一天才，二机缘，三历练。”夫天才不能事事而优也，有所长斯有所短，机缘不能事事而应也，有所适斯有所障，历练不能事事而遍也，有所习斯有所疏。故善任事者，必自审其性之所近，地位之所宜，择其一焉。日日而肆之，然后庶底于成。今日之中国，其无志国事者，视一切皆如秦越人</a>之肥瘠，斯不必论矣。若乃有志者，见夫大局如此其危急也，应举之事如此其繁多也，而声气相应之人又如此其寥落也，乃抱雄心，厉苦节，欲取一切而悉荷诸区区最少数人之双肩。


    试观数年以来，倡政治改革之人，非即倡教育改革之人乎？倡教育改革之人，非即倡实业改革之人乎？倡实业改革之人，非即倡社会改革之人乎？以实业论，则争路权者此辈人，争矿权者亦此辈人，提倡其他工商业者亦此辈人也。以教育论，则组织学校者此辈人，编教科书者此辈人，任教授者亦此辈人也。以政治论，则言革命者此辈人，言暗杀者此辈人，言地方自治者亦此辈人也。其他百端，大率类是。夫此诸事者，谓其一当办，而其他可无办焉，不得也。谓其一当急办，而其他可缓办焉，不得也。于是志士热心之极点，恨不得取百事而一时悉举之，恨不得取百事而一身悉任之。其遇可怜，其志可敬。虽然，谓其能力得缘此而获进步，非吾所敢言也。若此者，美其名则曰总揽大纲，曰纤悉周备，若语其实际，其浅尝而已，浮慕而已。


    《孟子》曰：“人有不为也，然后可以有为。”夫所谓不为云者，非必其不可为者也，可为之事千万，则为之之人亦宜千万，以一人而欲为千万人之所可为，未见其能有功也。夫志士之欲有所为也，无论其事或大或小，或偏或局，要之与政府所持主义，含反对之性质者也。政府反对，则不可不结国民之同情以为后援。然国民又大率可与乐成，难与虑始，自其初不肯遽表同情于地位脆弱之志士，势使然也。故夫任事者，语于本原之地，不可有成败之见存，固也。然发端伊始，与其徇心之所安而不恤败，毋宁因势之所导而必求成。


    昔人有言：“带乡兵者，可以胜不可以败。”今之任事，盖有类于是矣。事之范围虽小，苟有一二明效大验，则可以起社会一般之信用，他日任他事，而阻力消其半矣；他人任他事，而阻力亦消其半矣。如是相引递进，夫乃同情众而能力强（即如近日粤汉铁路案，发起之者在民间势力绵薄之数人，渐以动全国之有力者，此为国民号召政府与外人争权利之嚆矢。使此事而能始终之，则政府知民力之不可侮，他事且将引为后援，而吾民亦自信其力之果足以动政府，足以拒外人也。


    此后有他事附和自众，而能力日成。若此事失败，国人共见夫争之累岁，而结果仅如是也，此后有他事馁而已）。故带乡兵者，取小不取大，攻瑕不攻坚。今欲用脆弱之民力，萌茁之民气，以与千年积威之政府宣战者，舍此奚以哉？信如是也，则用志不纷，乃凝于神。不倡一事则已，苟其倡之，则必有若干人焉，萃其聪明才力以专向于此一事，虽更有他事出焉，其重大过此数倍者，宁割弃之勿过问。何也？非此而此一事必不能就也。曾文正</a>之治军也，扎硬寨，打死仗，节节进取，得寸进寸。日军之围俄于旅顺也，以全力陷一垒，乃次及他垒。今日吾党之大患，在垒垒而撼之，欲百垒一时俱下，而终至于无一垒之能下也。其能力所以难进步者一也。


    今之志士有二蔽。甲曰：事多，办不了，奈何？乙曰：欲办事，无事可办，奈何？其论若甚相反，而受病乃同一源。人人自谓华、拿，家家自况卢、孟，实则我所欲办之事，时或与我之地位不相应，故曰办不了。事与地位不相应，而于他无所屑焉，不复择其相应者以自任，故曰无事可办。任举一事，皆能言其概，若其层累曲折，批郤导窽，则未或习焉，未或究焉，故既曰办不了，亦曰无事可办。夫一国之中，不能人人而华、拿而卢、孟，无待言也。


    且使一国之中，而果人人华、拿，人人卢、孟，则其国尚可以成国乎？吾有以知其必不能矣。尝数日本之人物，不必西乡、木户、久保大、伊藤、大隈、福泽，乃见重于其社会也。若前岛密，所知者邮便耳；若涩泽荣一，所知者银行会社耳；若井上胜，所知者铁道耳；若大浦兼武，所知者警察耳；若伊泽修二，所知者音乐耳；若落合直文，所知者国文耳；若石黑忠德，所知者赤十字社耳；若市川团十郎，所知者演剧耳。试问彼诸人者，其功德之在日本，视西乡辈又何多让也。乃我国今日之志士，一若非言政治问题，不足云爱国，非投军人社会，不足称伟人。既乃不可藉手，则曰社会不我庸也，而因以自放。若此者比比然也。其能力所以难进步者又一也。


    要而论之，立国之要素多端，缺一焉则国家无以自存。如人体然，分子弱斯全体弱，分子强斯全体强，官支、藏府、血脉，各自荣养，各自发达，而健全之卫生乃可期。今者中国之人格，譬诸犹初搏土也，我辈居其中为重要之一分子者，不务充其官能之所职以自效，而日冀全体之助长，其安能致哉？其安能致哉！吾所谓以分业为能力之大原者此也。


    二曰互相协助。


    协助有积极、消极两义。积极的协助，以相扶掖为用；消极的协助，以不相妨碍为界。明乎此义，则虽盈天下皆吾友焉可也。耗矣哀哉！吾国人之以排挤轧轹为天性也。昔在晚明，所谓士君子者，先意气而后国家，讧哄未已，而敌骑渡河，读史者至今茹痛焉。还观夫今日之志士，抑何其复相类也。他勿具论，即如政治问题，所谓立宪、革命两主义之交哄，吾壹不知其恶感情之何自而生也。其伪托口头禅以自营北私者微论矣。即其根于血性，真勤勤焉尽瘁于此两主义者，其相仇之迹，且日接而日厉也。推其相仇之故，殆有两因：其一则谓彼主义成功，而我主义将归消灭也。其二则谓彼主义光大，而我主义不能进行也。


    吾以为由前之说诚哉然也，中国他日而亡国则已耳，苟不亡者，则结局于此两主义必取一焉，而其他之一，亦必归劣败之数，此所谓消灭者也。虽然，若因此而相仇也，则试问持一主义者，为欲保存我国耶，抑欲保存我主义耶？如欲保存我主义者，苟其主义不适于国而不足以救国之亡，则国亡而主义亦安丽也。如欲保存我国者，则此国当由何主义以获救，今方属未定之问题。我而自信甲主义可以救此国也，我从而亹亹焉，固不必轻弃以徇人。彼而自信乙主义可以救此国也，彼从而亹亹焉，又何必其轻弃以徇我。若夫机会之既熟，适不适之形成，我与彼必有一焉劣而败者，固也。而我与彼又必有一焉优而胜者，但使有一优胜，则吾国既已缘此而获存，国存，则我主义虽或消灭，而于吾保国之目的不已达乎！乃必于始焉而相仇何为者？由后之说，其意盖谓苟吾主义而诚不适，则消灭固无所憾，顾吾今者实信吾主义之最适而无他主义焉可以媲也。而吾主义之所以不发达则由有他主义焉，持异论于其间，以淆天下之视听也。


    吾爱吾国，故不得不爱吾主义，其有不利于吾主义者，吾得行吾主义之自卫权以敌视之，此其说似也。虽然，惜其于利不利之界说，有所未莹也，天下事固有极相反而适相成者。若君主专制与共和革命，两极端也，而共和革命，每成就于君主专制极点之时，专制者种种积威，种种阴谋，皆不啻为革命者作预备之资料，此泰西史上所习闻也。而况乎立宪、革命之争，乃与此异（立宪、革命本不能为对待之名词。立宪者，虽君统依然，已不得不谓之革命；革命者，虽绝君统，然结局亦不过求立宪。故以对举实论理学所不许也，今云云者，从普通称谓耳）。其事本非相反，其效乃真相成。我而诚欲革命也，当思英国1646年何以能革命，非藉伦敦之国会军乎？美国1775年何以能革命，非藉费城之十三州同盟会乎？法国1791年何以能革命，非藉巴黎之国民议会乎？


    夫使所立之宪而能副国民之愿望也，则吾复何求！吾之革命主义，直抛弃焉可耳（或持极端之排满主义，谓今之皇室，虽使其宪政之完备，能如英如日然，以民族之恶感情，终不认之，宁以无秩序之汉而亡，不以有能力之满而存。此自是意气之言，真爱国真言革命者必所不取）。使其不能也，则经此一度之立宪，而民间之表同情于革命者，将益如传染病，弥漫而不可制，可断言也。何也？向上之心，人性所同。譬诸处暗室者，终身未睹天日，谓世界除黑暗外，更无他物，则亦安焉。旁观者语以光华纠缦之象，虽舌敝不能生其歆也，一旦穿壁为辟户牖焉，间日为导出游焉，则光明线日萦其脑识，复囚梏之，安能受也？故朝廷一纸伪改革之诏书，以视民党数十万言之著书，数十百次之演说，其效力往往过之。他勿具论，即今日持最极端之革命论者，试抚心自问，吾数年前之思想何如？


    今日何以能有此？则辛丑回銮以后所谓变科举、开学堂、奖游学诸伪改革事业，其间接以助我发达者，岂浅鲜也！比例以推，知立宪主义进一步，则革命主义必进一步，我而真信革命论之可以救国也，则正宜日夕祷祀，蕲立宪论之发达，以为我助力。而其不得不相仇之理由，果何在也？我而诚欲立宪也，当思日本之宪法，非以革命论极盛时始成立乎？意大利之宪法，非以革命论极盛时始成立乎？其他诸有宪法之国，岂有一焉不收功于革命前、革命后者？故夫宪法者，上下交让之结果也。交让必先以交争，譬诸两交战国，其究必出于和，顾未有不能战而能和者，不战之和，屈服而已。即战后之和，其两造从和约上所得之利益，又必视其战斗力之强弱以为冲。宪法如和约然，民间对于政府而欲申其愿望者，必其战斗力可以使政府屈服者也。


    战斗力能使人屈服者，则战可也，无战亦可也。今文明国家不惮战，而莫不修战备。革命者，战备也，轻言革命，譬犹黩武，黩武非计也；以主立宪故而仇革命，譬犹弛兵，弛兵尤非计也。抑曾思数年来政府所以屡有伪改革之举者，其动机果何自乎？岂不以民碞可畏，姑为一二以塞其望也。惜也，人民之战斗力，曾不足以生政府之严惮也，苟能之，则如十年前俄人之迫还辽东，不战而屈日本焉可也。比例以推，知革命主义进一步，则立宪主义必进一步。我而真信立宪论之可以救国也，则正宜日夕祷祀，蕲革命论之发达，以为我助力。而其不得不相仇之理由，果又何在也？


    吾之为此言，非谓欲使言立宪者舍己之所信以从革命，或使言革命者舍己之所信以从主宪也，更非为模棱之言，与彼两主义作调人也。吾见夫天地甚大，前途甚宽，实有容此两主义并行不悖之余地，各发表其所研究，各预备其所实行，不相菲薄不相师，而岂必为冷嘲热骂以快意，为阴谋倾轧以求胜也！彼诸文明国之有政党也，各持主义，莫肯相下，顾未有妒他党之与己并立而汲汲摧灭之者。不宁惟是，平居抗争，寸黍不让，一旦有敌国外患，则相与提携，而党界悉置度外矣。何也？内竞者其对外之力必不能强，使无公敌临于其前，则内其党而外他党焉可也。苟有公敌，而甲、乙两党犹自相外，则敌之利耳。而甲、乙究皆何利焉？


    今日之中国，宜合全国上下以对列强者也。藉曰未能，则亦宜合全国民以对政府。立宪、革命两者，其所遵之手段虽异，要其反对于现政府则一而已。政府方以千钧之力相临，而所谓立宪者、革命者，皆如方抽之萌孽，势之强弱，与彼公敌固相万也。庄生不云乎，“鱼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旦旦而呴焉，昔昔而濡焉，犹惧不蔇，而乃互以摧残狼藉为事，相胜岂不甚易，独敌我者则晏然以卧，窃窃焉以笑耳。吾实见夫数年来民党能力之所以不进，其被压抑于政府者不过十之一，其被摧夷于异党者乃十之九也，是真可为长恸者也。一言蔽之，则亦未明消极的协助之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