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辗转刊行·

    钱德洪</a>·跋


    钱德洪这篇“跋”，乃专为下卷所作，不包含上、中二卷。


    【原文】


    嘉靖戊子冬，德洪与王汝中奔师丧至广信，讣告同门，约三年收录遗言。继后同门各以所记见遗。洪择其切于问正者，合所私录，得若干条。居吴时，将与《文寻》并刻矣。适以忧去，未遂。当是时也，四方讲学日众，师门宗旨既明，若无事于赘刻者。故不复萦念。去年，同门曾子</a>才汉得洪手抄，复傍为采辑，名曰《遗言》，以刻行于荆。洪读之，觉当时采录未精，乃为删其重复，削去芜蔓，存其三分之一，名曰《传习续录》，复刻于宁国之水西精舍。今年夏，洪来游蕲，沈君思畏曰：“师门之教久行于四力，而独未及于蕲。蕲之士得读《遗言》，若亲炙去夫子之教。指见良知，若重睹日月之光。惟恐传习之个博，而未以重复之为繁也。请裒其所逸者增刻之。若何？”洪曰：“然。”师门致知格物之旨，开示来学，学者躬修默悟，不敢以知解承，而惟以实体得。


    故吾师终日言是而不惮其烦，学者终日听是而不厌其数。盖指示专一，则体悟日精，几迎于言前，神发于言外，感遇之诚也。今吾师之没未及三纪，而格言微旨渐觉沦晦，岂非吾党身践之不力，多言有以病之耶？


    学者之趋不一，师门之教不宣也。乃复取逸稿，采其语之不背者，得一卷。其余影响不真，与《文录》既载者，皆削之。并易中卷为问答语，以付黄梅尹张君增刻之。庶几读者不以知解承而惟以实体得，则无疑于是录矣。


    嘉靖丙辰夏四月，门人钱德洪拜书于蕲之崇正书院。


    【译文】


    明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冬，我（钱德洪）和王汝中因为先生的丧事到达广信（今江西省上绕市），在给同门师友的讣告中，我们商定三年内收录先生的遗言。这之后，学友们陆续寄来了各自所作的记录。我挑选了其中比较优秀的，加上我自己的记录，共若干条。在吴（今江苏省苏州市）时，我打算把这些记录和《文录》共同刻印，其时又正逢我因守丧离职，未能遂愿。当时，天下讲学的与日俱增，先生的学问宗旨天下既然已共晓，好象无必要再作刻印，因此，我对这件事也就不再牵挂了。去年，学友曾才汉获得了我的手抄本，又四处收辑了一些，取名《遗言》，在荆州刊刻发表。我阅读《遗言》，甚感采录的不够精确，因而删削了其中重复繁杂的，保留了《遗言》的三分之一，并取名《传习续录》，在安徽宁国的水西精舍刊刻出版。今夏，我来到湖北蕲春，沈思畏对我说：“先生的学说早已天下传播，但是这里还未流传到。蕲春的学者读到《遗言》，有如亲自聆听先生的教诲，指见良知，有如重见日月的光辉。唯担忧收录的不广博，并不因其中的重复而感到累赘。请您把散失的部分收集起来刊刻出版，如何？”我答道：“当然可以。”


    先生致知格物的主张，开导点化了学习的人，学习的人亲自修习，默默领悟，不敢单在知识上体会而唯求通过切实理解而有所心得。所以，先生整天不厌其烦地讲说致知格物，弟子们整天也不厌其烦地听讲。因为指示专一，领悟就会更加精细。先生还没说到，弟子已知要讲什么了，言外之意，早已心领神会</a>，充分体现了教学双方的诚心。但是，先生逝世到今天还没有三纪（一纪为十二年），可他老人家的格言和宗旨逐渐暗淡了，这难道不是我们这些弟子身体力行的不够，凭口空说太多造成的后果吗？弟子的目标不同，先生的学说就得不到光大。于是，我又收集了一些未刊刻的记录，采用其中不违背先生主张的，编成一卷。其余真伪难辨的和《文录》已刊刻过的，全删掉了。我将中卷改成问答的形式，交付黄梅县令张先</a>生增刻发行。希望读者朋友不是从文义的解释上来阅读这本书，而要注重切身体会方能有所收益。如此，就不会对这本书存疑了。


    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夏四月，弟子钱德洪谨跋于蕲春“崇正书院”。


    〔评析〕


    《传习录</a>》三卷，均为王阳明</a>门人弟子所记录的讲学言论，以及与友人、弟子谈论学术书信的汇编。与孔门的《论语</a>》相似，语录体裁，有问有答。此书包涵了王阳明全部的哲学体系及其基本主张，是研究修习阳明心学的基本著作，堪称王门之圣书，心学之经典。


    《传习录》是在王阳明生前及死后陆续编录和刊行的。明正德十三年（1517年）八月，门人薛侃刊刻《初刻传习录》于江西赣州，即今本之上卷。嘉靖三年（1524年）十月，门人南大吉又命其弟校刻《续刻传习录》 于绍兴， 分上下两册， 增加部分即今本之中卷。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门人钱德洪在其同年曾才汉先刊刻于荆州的《遗言》的基础上进行删定，于宁国水西精舍刊刻为《传习续录》，此即今本之下卷。次年，钱德洪统前三次刊行再付黄梅尹张君刻于蕲（湖北蕲春）之崇正书院，分上、中、下三卷，此书始成规模，流传很广，近代，又由海内传播海外，在台湾、日本、韩国等地广泛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