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轻重十二

    国准


    元材案：国准一词，除本篇三见外，《轻重甲篇》一见，《轻重丁篇》三见。与《揆度篇》所谓“国衡”，皆指国家之平准政策，亦即轻重之筴而言。提要：全文共分四段。第一段从“国准可得而闻乎”，至“五家之数殊而用一也”，论国准因时而不同，故五家之数殊而其用则一。第二段从“然则五家之数籍何者为善”至“五家之数殊而用一也”，论五家之数，各有各的作用，无谁善谁不善之区别。第三段从“今当时之王者立何而可”至“皆用而勿尽”，论兼用五家之长但不能完全照搬。第四段从“五代之王”至“此五家之国准也”，论王数不能事先作具体规定。


    齐桓公问于管子</a>曰：“国准可得而闻乎？”


    管子对曰：“国准者视时而立仪〔一〕。”


    桓公曰：“何谓视时而立仪？”


    对曰：“黄帝</a>之王，谨逃其爪牙〔二〕。有虞之王，枯泽童山。夏后之王，烧增薮，焚沛泽，不益民之利〔三〕。殷人之王，诸侯无牛马之牢〔四〕，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备物〔五〕。五家之数殊而用一也〔六〕。”


    〔一〕元材案：仪，法也。《管子任法篇》云：“置仪立法。”又曰：“置仪法。”《七法篇》云：“制仪法。”《禁藏篇》云“法者天下之仪也。”是也。视时而立仪，谓平准之法应因时而制宜，不可一概而论。商鞅</a>所谓“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a>更法》），韩非</a>所谓“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a>显学篇》），桑弘羊所谓“射者因势，治者因法……异时各有所施”（《盐铁论</a>大论篇》），义与此同。


    〔二〕丁士涵云：“‘谨逃其爪牙’下脱‘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九字。下文可证。”张佩纶云：“《揆度篇》‘谨逃其爪牙，烧增薮，焚沛泽，不利其器’属之黄帝，《轻重戊篇》‘童山竭泽’亦属之黄帝，此乃分属虞夏殷三朝。疑《揆度》、《戊》为实，而此为子政所删者。”郭沫若云：“丁说近是。《揆度篇》云：‘黄帝之王，谨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逐禽兽，实以益人，然后天下可得而牧也。’即其证。唯在本篇‘烧山林’等九字当在‘谨逃其爪牙’上，始成条贯。此处夺去‘烧山林’等九字，下文夺去‘谨逃其爪牙者’六字，恰可互补。”元材案：“逃其爪牙”与“烧山林”云云，本是一事。逃其爪牙乃虚提，烧山林云云则其具体措施也。上虚提，下文乃以具体措施说明之，古文体例本如此，非有脱文也。至关于古史</a>传说，本篇与《揆度》及《轻重戊篇》所言各不相同，此正可说明三篇不是一时一人所作，予在《揆度篇》中已详论之矣。“逃其爪牙”，解已见《地数篇》。


    〔三〕元材案：此处“益”字与下文“不益民利”之益字，与《揆度篇》“实以益人”之益字不同。后者即“隘”字之假借，而此两“益”字则仍当作“增益”讲。盖此处两“民”字与《揆度篇》之“人”字，皆指富商蓄贾而言。不益民利，即不增益富商蓄贾之利。与“实以隘人”，皆《国蓄国》所谓“塞民之羡，隘其利涂”之意。不过“实以隘人”从正面言之，而“不益民之利”则从反面言之耳。此种一字两用之例，本书他处亦有之。《国蓄篇》云：“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废其所虑而请，故天下乐从也。”而《轻重乙篇》则曰：“亡君废其所宜得而敛其所强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同一“废”字，而前者作“置立”讲，后者则作“废止”讲，即其明证。何如璋谓“不”字乃“以”字之误，张佩纶谓“‘益’当作‘隘’，言大闢其利途也，即益烈山泽而焚之”，李哲明则谓“不”字当衍，并引《揆度篇》“实以益人”为证，而曰“此所以益民之政”，皆失之。


    〔四〕元材案：“诸侯无牛马之牢”，谓畜牧事业应由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实行独占，诸侯不得自由经营，以免利权旁落，而天子失其权。《礼记</a>大学</a>篇》所谓“伐冰之家不畜牛羊”是也。


    〔五〕元材案：官能即管能，说已详《山权数篇》。备物即《易》“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用”之意。


    〔六〕元材案：“五家”一词，又见《史记</a>天官书》太史公曰“及至五家三代”，《正义》：“五家，黄帝、高阳、高辛、唐虞、尧舜也。”此处指黄帝、有虞、夏、殷、周而言。数者策也。五家之策随世而异，而其功用在于由国家实行垄断，则一而已矣。


    桓公曰：“然则五家之数，籍〔一〕何者为善也？”


    管子对曰：“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禽兽众也〔二〕。童山竭泽者，君智不足也。烧增薮，焚沛泽，不益民利，逃械器，闭智能者，辅己者也〔三〕。诸侯无牛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一民心者也〔四〕。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义，乘天国以安己者也〔五〕。五家之数殊而用一也。


    〔一〕元材案：籍通藉，借也。此谓当採用何家之法为善也。


    〔二〕丁士涵云：“‘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上脱‘谨逃其爪牙’五字。”陶鸿庆云：“‘烧增薮，焚沛泽’云云，见下文论‘夏后之王’，此文不当複出。据上文云：‘黄帝之王谨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泽童山，夏后之王烧增薮，焚沛泽，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诸侯无牛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备物’。此文自‘童山竭泽’以下，皆与上文相值，则首论‘黄帝之王’，当云‘谨逃其爪牙者，猛兽众也’。今本涉下文而误複耳。”郭沫若云：“丁说近是。然‘谨逃其爪牙’当在‘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下。此九字不当删。本篇所述黄帝、有虞、夏、殷、周，其进化之迹可寻。黄帝之‘烧山林’等等与有虞氏之‘枯泽童山’相差无几。至夏后氏则仅‘破增薮，焚沛泽’，而不‘烧山林’，此为一显著进化。然而于民之利无所增益者，则不用器械，民智未开故也。此即所谓‘逃械器，闭智能者辅己’。至有殷氏则服牛乘马，引重致远，是又一显著进化。然畜养无牢，器械不利，犹未尽脱原始状态。至周则‘官能以备物’，可谓文教大备。层次显明如此，解者仅在枝节字句上追求，未能得其会通。”元材案：丁、陶二氏说非也。郭以进化观点说明五家政策之变化，甚有见地。但对所行政策之内容不无误解。本文作者对于古史传说中各家所採行之政策，一律以“轻重”二字贯穿之，《揆度篇》所谓“自燧人以来，未有不以轻重为天下也”，《轻重戊篇》所谓“自理国虙戏以来，未有不以轻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即其明证。三篇皆言古史，在人物及其具体措施上虽各有不同，而其所立之“仪”，皆属于国家垄断性质，则毫无例外。此文上文列举五家所立之“仪”，下文则</a>就其具体内容，分别加以解释。所谓“禽兽众”，“君智不足”者，谓古时禽兽众，故人民之利孔多，而统治者尚无自行充分利用之知识与技能，故烧之破之焚之，童而竭之，即所以“逃其爪牙”，“隘其利途”也。所谓“不益民利，逃械器，闭智能者，辅己者也”，前三句是对人民而言，后一句则对封建统治者而言。谓其所以烧之焚之，正是对人民採取愚民政策，而增强封建统治者自身之垄断能力也。所谓“诸侯无牛马之牢，不利其器，曰淫器而一民心”，“不利其器”即“逃其爪牙”及“逃械器”之意。谓畜牧事业，应由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实行垄断，诸侯不得自由经营。《礼记。大学》所谓“伐冰之家不畜牛羊”，即此意也。所谓“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义，乘天国（固）以安己”，“以人御人”，承“官能”言，“逃戈刃”承“备物”言。五家之具体政策不同，而其功用全在于由国家实行垄断，则一而已矣，故曰“五家之数殊而用一”也。


    〔三〕何如璋云：“‘逃械器’二句，与上文不接，疑有脱误。”张佩纶云：“‘逃械器’‘逃戈刃’两‘逃’字，明是‘谨逃其爪牙’之坏文。‘闭智能’，‘能’字即‘官能备物’之坏文。明是简策剥蚀，写者以意附会。”郭沫若云：“文无脱误，张说亦非是。‘逃械器’者，如《庄子</a>天地篇》之汉阴丈人，羞用桔槔而抱瓮灌园，谓‘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逃戈刃’者，即指武王胜殷，‘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礼记乐记</a>》）。”元材案：逃者去也，解已见《地数篇》。械器戈刃，出于增薮沛泽，《地数篇》言“铜铁之山……戈矛之所发”，即其证。烧之焚之，即所以去其械器戈刃之根源也。“闭智能辅己”者，《山权数篇》云：“智者民之辅也，民智而君愚。”此言“闭智能”，指堵塞人民之智能而言。“辅己”，则指增加统治者之智能而言。凡皆以使“民智而君愚”转化而为“民愚而君智”，以期达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目的而已。三氏说皆非。


    〔四〕猪饲彦博云：“‘曰’当作‘禁’。”张佩纶云：“‘曰淫器’当作‘毋淫器’。《月令》‘毋作淫巧以荡上心’是也。”姚永概云：“‘曰’乃‘遏’之坏字。脱去下半，只存一‘曰’字耳。”金廷桂云：“按文义‘曰’字当为‘止’字之误。其民不事畜牧而好为淫器不利于用者，禁淫器，所以一民心也。下文‘立骈牢以为民饶’可证。”元材案：“曰”当作“固”。固即下文“立祈祥以固山泽”之固，乃“锢”之假字，禁锢也。谓禁止奇器淫巧以一民心也。


    〔五〕元材案：“以人御人”，指“官能”言。“逃戈刃”，指“备物”言。“乘天国”，当依明十行无注本作“乘天固”。《管子度地篇》云：“此谓因天之固。……命之曰金城。”尹注彼处云：“所处之地自然不倾，故曰因之。”此“乘”字亦“因”之义也。谓以上二者──以人御人，逃戈刃──乃所以崇重仁义之行，置身天固之上，使统治者之地位得以安如金城者也。


    桓公曰：“今当时之王者立何而可〔一〕？”


    管子对曰：“请兼用五家而勿尽〔二〕。”


    桓公曰：“何谓？”


    管子对曰：“立祈祥以固山泽〔三〕，立械器以使万物，天下皆利而谨操重筴〔四〕，童山竭泽，益利抟流〔五〕。出金山立币，成菹丘〔六〕，立骈牢，以为民饶〔七〕。彼菹菜之壤〔八〕，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马之地，春秋</a>赋生杀老〔九〕，立施以守五穀〔一０〕。此以无用之壤臧民之羸〔一一〕。五家之数皆用而勿尽〔一二〕。”


    〔一〕元材案：立何而可，谓何立而可。


    〔二〕元材案：谓五家之数皆可採用其意，而不必全泥其法。犹今人之言灵活运用矣。观下文便知。


    〔三〕元材案：祈祥即禨祥。《周礼</a>犬人职》“凡几珥沉辜”，《肆师职》“及其祈珥”，是祈可通几。《史记五宗世家》“彭祖不好治宫室禨祥”，《索隐》：“按《埤苍》云：‘禨，祅祥也。’《列子</a>》云：‘荆人鬼，越人禨。’谓楚信鬼神，越信禨祥者也。”又《汉书</a>景十三王传》颜师古</a>注云：“禨，鬼俗也。字或作｛几鬼｝。《淮南子</a>》曰：‘荆人鬼，越人｛几鬼｝。’禨祥，总谓鬼神之事也。”固读为锢，禁也。《淮南氾论篇》云：“是故因鬼神禨祥而为之立禁。”《盐铁论散不足篇》云“秦始皇览</a>怪迂，信禨祥。”此所谓“立祈祥以固山泽”，即“因鬼神禨祥而为之立禁”之意。《地数篇》云：“苟山之见其荣者，君谨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为一坛。”即“立祈祥以固山泽”之实例也。又《轻重甲篇》论“立五厉之祭”，上言“君请籍于鬼神”，下言“此之谓设之以祈祥”，则所谓“祈祥”者乃“总谓鬼神之事”，实甚显明。闻一多</a>谓“祥”当作“羊”，“祈”读为“刉”，乃沿用俞樾释《管子形势篇》“祈羊”之说，而不知彼处“祈羊”亦当读为“禨祥”，真所谓以讹传讹者矣。


    〔四〕元材案：“天下皆利而谨操重筴”，言政府不应採取“不益民利”之消极政策，而应採取“天下皆利”之积极政策。但在採取积极政策时，必须以“谨操重筴”为前提。操者守也。操重筴即“重之相因，时之化举，无不为国筴”及“善为天下者谨守重流”之意，解已详《山至数篇》。


    〔五〕安井衡云：“‘抟’当为‘博’。‘博流’，广移其利也。”何如璋云：“‘抟流’当作‘持流’。《乘马数》云：‘至于王国则持流而止矣。’足证。持流者即谨操重筴之谓。”李哲明云：“宋本作‘抟’是也。抟读为专。”闻一多云：“‘益’读为隘。《国蓄篇》云：‘隘其利涂。’抟犹擅也。各本作‘搏’，疑误。本书谓利羡为流，《轻重甲篇》：‘故伊尹</a>得其粟而夺之流。’”郭沫若云：“闻说非是。‘益’不当破字。‘抟’当为‘搏’，读为溥。言官山煮海虽亦近于‘童山竭泽’，而其利则溢，其流则普。此即用有虞氏之策而有充足之智慧者也。”元材案：“益不当破字”，郭说是也。“抟流”，何得其义，但不必改字。“抟流”亦本书特用术语，与“持流”、“守流”、“夺流”同义，说已详《乘马数篇》。“益利抟流”，即上文“天下皆利而谨操重筴”之意。盖谓政府採用有虞氏“童山竭泽”之筴，使天下皆得其利，然后谨守其财物之流通，而无为富商大贾所乘。《揆度篇》所谓“以数相守，则利归于君矣”，此之谓也。安井、李、闻说皆失之。


    〔六〕张佩纶云：“‘出金山’当依明十行无注本、赵本、梅本作‘出山金’。‘成’亦当依赵本作‘存’。言取金之外，菹丘之利存之，不尽用也。”元材案：“出金山立币”，言出金于山以铸造货币。即《山至数篇》所谓“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币”者也。成菹丘，即成立牧场之意。作“存”者非。


    〔七〕丁士涵云：“‘骈’字乃牛马二字相并而误。上文云：‘诸侯无牛马之牢。’《轻重戊篇》曰：‘立皂牢，服牛马而天下化之。’”元材案：丁说非也。两物相并曰骈。骈牢即并列成排之牛马栏也。《路史</a>夏禹本纪》亦有“立骈牢以为民饶”之语，即本此文，不必改字。


    〔八〕王念孙云：“‘菹菜’当作‘菹莱’，字之误也。菹或作沮。《孟子</a>滕文公篇注》曰：‘菹，泽生草者也。’《王制注》曰：‘沮谓莱沛。’《周官县师注》曰：‘莱，休不耕者。’是菹莱皆生草之地也。《轻重乙篇》‘菹菜咸卤斥泽山间畏垒不为用之壤’，‘莱’字亦误作‘菜’。《轻重甲篇》‘山林菹泽草莱’，‘莱’字不误。”


    〔九〕猪饲彦博云：“‘赋生杀老’，谓麋鹿牛马。”何如璋云：“春则赋生以稽驹犊，秋则杀老以敛筋骨。”郭沫若云：“‘赋生’者谓游牝牡也。兽畜以春秋二季交尾，故曰‘春秋赋生’。‘杀老’者，杀牲畜之老者以供祭祀，以资食用。”元材案：“赋”即《国蓄篇》“春赋以敛缯帛”之赋，谓贷予之也。“春秋赋生杀老”，谓春则以新生驹犊贷予于人民，秋则杀其老者以供祭祀而资食用。郭氏以“赋生”为“游牝牡”者失之。


    〔一０〕猪饲彦博云：“‘施’谓金币。”何如璋云：“‘施’，量地之度。《地员》：‘其施七尺’是也。言立为法度，以畜牧之息为守穀之资。”张佩纶云：“施，用也。‘立施以守五穀’，谓以金币守五穀。《国蓄篇》‘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刀币’，即此‘立施以守五穀’。”郭沫若云：“‘立施’之‘施’当为‘杝’，《说文》‘杝，落也。’《通俗文》：‘柴垣曰杝。’‘五穀’之‘穀’当作‘〈穀，禾改子〉’，子畜也。‘立杝以守五〈穀，禾改子〉’者，为圈以养幼畜也。”元材案：猪饲及张说是也。“立”即上文“出金山立币”之立，“施”即“通施”之施。“立施”即铸造货币。《国蓄篇》云：“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又曰：“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盐铁论错币篇》亦有“交币通施”及“王者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之言，盖亦汉人常用语。“立施以守五穀”，即《国蓄篇》“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之意，乃本书作者之中心主张，若改为“立杝以守五〈穀，禾改子〉”，则下文“此以无用之壤，臧民之羸”不可通矣！


    〔一一〕安井衡云：“‘臧’、藏同。‘羸’当为‘赢’。”何如璋云：“化无用为有用，而可藏民馀穀也。‘羸’宜作‘赢’，谓丰岁民食有馀也。”郭沫若云：“‘臧’‘羸’二字均不应破字。臧者善之也。善之也者缮也。故‘臧民之羸’即补民之不足。臧字，明抄本作‘减’，误。”元材案：安井及何氏说是也。所谓“无用之壤”承上文“彼菹莱之壤，非五穀之所生，麋鹿牛羊之地”而言。“臧民之赢”，则承“赋生杀老，立施以守五穀”而言。与《山至数篇》所谓“狼牡以至于冯会之口，龙夏以北至于海庄，禽兽牛羊之地也，……此出诸礼义，籍于无用之地”，同是主张畜牧事业应由封建国家自行经营。文义甚明，似不必另有解释。


    〔一二〕元材案：以上所言，即著者对于所谓“兼用五家而勿尽”之具体说明。如五家“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而著者则主张“立祈祥以固山泽”。五家“逃械器”又“不利其器”，而著者则主张“立械器以使万物”。五家“不益民利”，而著者则主张“天下皆利而谨操重筴”，主张“益利抟流”。五家“诸侯无牛马之牢”，而著者则主张“成菹丘，立骈牢，以为民饶”，主张“以无用之壤藏民之赢”。此等措施从表面上观之，似其法皆与五家相反。然察其内容，则完全是一脉相承。所不同者，只是五家从消极方面禁止人民自由经营各种生利事业，以免为富商蓄贾所乘。而著者则从积极方面，在採取“天下皆利”“益利”及“以为民饶”的措施之同时，又採取“谨守重筴”“抟流”及“立施以守五穀”“臧民之赢”等措施。如此，则可以收到“民财足则君赋敛焉不穷”之效果。《山至数篇》所谓“重之相因，时之化举，无不为国筴”者，此之谓矣。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一〕尽天下数矣。来世之王者可得而闻乎？”


    管子对曰：“好讥而不乱，亟变而不变〔二〕。时至则为，过则去〔三〕。王数不可豫致〔四〕。此五家之国准也。”


    〔一〕安井衡云：“以，已也。”


    〔二〕安井衡云：“‘讥’，察也。”郭沫若云：“‘亟变而不变’，殊为不词。下‘变’字当为‘娈’字之误。《说文》：‘娈，慕也。’字亦作‘恋’。‘亟变而不娈’者，谓当变即变，不稍留恋。即《正世篇》所云‘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元材案：下“变”字不误。上“变”字指依据客观事物之发展变化而决定之具体政策而言，下“变”字则指原则而言。具体政策可以随时依据客观事物之发展变化而变化，但原则则必须坚持，不能任意改动。《管子心术下篇》云：“圣人之道，……与时变而不化，应物而不移。”《内业篇》云：“是故圣人与时变而不化，从物而不移。”所谓“不化”“不移”，即此处“不变”之义也。《心术下篇》又云：“慕选者所以等事也，极变者所以应物也。慕选而不乱，极变而不烦。”“慕选”与“好讥”同义，皆“善于调查研究”之意。极与亟通，屡也。不烦即不烦琐，犹今言</a>“不搞烦琐哲学”。《史记自序》载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云：“道家……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指约易操，事少功多”，即“不烦”之义矣。郭说似可商。


    〔三〕张佩纶云：“《乘马篇》：‘时之处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故曰：今日不为，明日亡货。昔之日已往而不来矣’。即‘时至则为，过则去’之意。”元材案：《乘马篇》此段文字，主要在说明“时不再来”，即《论语</a>阳货篇》所谓“日月逝矣，岁不我与”之意。此处所言“时至则为，过则去”，则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具体政策，适合于时代需要者则为之，不适合于时代需要者则去之。《管子心术上篇》云：“君子之处也若无知，言至虚也。其应物也若偶之，言时适也。若影之象形，响之应声也。故物至则应，过则舍矣。舍矣者，言复所于虚也。”又《汉书严安传》安云：“臣闻邹子曰：‘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可见此亦汉人论政时常用术语。与《乘马篇》所论意不相属。张说失之。


    〔四〕元材案：王数犹言帝王之政策。“不可豫致”谓不能事先作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