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宋代之理学

    此下当论宋代之理学。


    北宋理学开山，有四巨擘，周敦颐</a>濂溪、张载</a>横渠、程颢</a>明道、程颐</a>伊川兄弟。此四人，皆仕途沉沦</a>，不居显职。在中朝之日浅，并未在治道实绩上有大表现。论其著作，濂溪分量特少，独有《易通</a>书》与《太极图说</a>》，一是短篇，一是小书，据朱子考订，《太极图说》亦当附《易通书》，非单独为篇，是则濂溪著书，仅有《易通书》一种。横渠有《正蒙</a>》，亦如濂溪之《易通书》，皆是独抒己见，自成一家言。而《正蒙》篇幅特为宏大，组织亦更细密。要之厝此两家书于先秦子籍中，亦见杰出，决无逊色。窥此两家著书意向，竟可谓其欲各成一经，或说是各成一子，回视汉唐诸经儒，犹如大鹏翔寥廓，鹪鹩处薮泽。伊川一生，仅有《易传</a>》一书，其书乃若欲与《五经</a>正义》中王弼</a>注争席，确然仍是经学传统，而在伊川本意，则其书非为传经，乃为传道。除此以外，明道伊川兄弟，皆仅有语录传世，由其门人弟子记录，体制俨似禅家。二程</a>自居为孟子</a>以下传统大儒，乃不避效袭禅宗之语录体，此等大胆作风，较之濂溪横渠之欲自造一经自成一子者，似更远过。惟在二程语录中，极多说经语，亦有训诂考据，较之濂溪横渠著书，洁净精微，只求自发己旨，绝不见说经痕迹者又不同。故此四人中，惟二程尚差与汉唐说经儒较近，此亦特当指出。


    至于史学，此四人似皆不甚厝意。谢良佐上蔡自负该博，对明道举史书，不遗一字，明道告之曰：贤却记得许多，可谓玩物丧志。上蔡闻之，汗流浃背。上蔡又录五经语作一册，明道见之，亦谓其玩物丧志。然上蔡又曰：看明道读史，亦逐项看过，不差一字。今二程语录中亦时见其论史，而濂溪横渠书中则颇少见。可知濂溪横渠明道伊川四人，确然已是一种新学风，与以前北宋儒风又有大不同，惟明道伊川尚犹稍近，不如周张之甚。


    若论文章之学，亦惟明道伊川两人尚有文集传世。据直斋《书录解题》，濂溪亦有文集七卷，然皆不传，传者仅《爱莲说》等小文数篇。横渠于文章之学若更少厝怀。惟其所为《西铭</a>》，乃悬为此下理学家中最大文字，明道称之曰：某得此意，无此笔力。又曰：自孟子后盖未见此书。要之此四人，皆不甚重文章。濂溪《通书》有曰：文所以载道，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第以文艺为能，艺而已矣。明道亦言，学者先学文，鲜有能至道。如博观泛滥，亦自为害。伊川亦曰：今之学者歧而为三，能文者谓之文士，谈经者谓之讲师，惟知道者乃儒学。又曰：以博B闻W强Q记巧文丽辞为工，荣华其言，鲜有至于道者。盖此四人之为学，经籍固所究心，子部亦颇涉及，惟亦志不在此。至于文史之学，似更淡远，而于文章为尤甚。


    上举宋儒学术三途，一曰政事治道，一曰经史博古，一曰文章子集，会诸途而并进，同异趋于一归，是为北宋诸儒之学风。及理学家出而其风丕变。其转变精微处，固是仅可心知其意，不当强指曲说。然就外面事象言之，一则濂溪以下四人皆于仕途未达，故言治道政事者较少。横渠《与范巽之书》有曰：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王安石</a>变法，明道横渠皆被摈，其专明道学，即所以争政术，此一也。又此四人既不在中朝，迹近隐沦，虽二程较显，然此四人交游声气皆不广，故其学特于反己自得有深诣。黄鲁直山谷称濂溪曰：


    茂叔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好读书，雅意林</a>壑，初不为人窘束。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


    山谷乃文章之士，而此称道濂溪者，后之理学家莫不认其为是知德之言，善乎形容有道气象。其廉于取名，陋干希世之四语，实道出濂溪当时之际遇与操心。张栻</a>南轩亦谓濂溪之学举世不知。然则濂溪学之在当时，纵谓乃是一种隐士之学，亦无不可。


    横渠有诗《上尧夫先生兼寄伯淳正叔》云：


    先生高卧洛城中，洛邑簪缨幸所同。顾我七年清渭上，并游无侣又春风。


    汴京为当时政治中心，洛邑则为当时人物中心。邵雍</a>康节与二程同住洛邑，其交游应接，上之视濂溪，同时视横渠，皆较为广泛与热闹。在北宋理学四巨擘中，二程学风较与濂溪横渠不同，似亦不能谓与其交游应接间更无若干之关系。而当时理学之传，濂溪身后最阒寂，横渠门庭亦清淡，惟伊洛厥传最大，亦可证其中之消息。


    以上乃从外貌上指出北宋理学家与其先宋儒学术不同。故北宋诸儒实已为自汉以下儒统中之新儒，而北宋之理学家，则尤当目为新儒中之新儒。今再进一步指出理学家之所以为学与其所谓为学者究何在。理学家在当时，自称其学曰道学，又称理学，亦可称曰性道之学或性理之学，又可称为心性义理之学。政事治道、经史博古、文章子集之学比较皆在外，皆可向外求之，而心性义理之学，则一本之于内，惟当向内求，不当向外求。昔汉儒以谶纬之学为内学，后人又以佛学为内学。然则于宋学中，是否亦可称理学为内学，似亦无妨，然在理学家中则决不认此称。


    今人又谓宋代理学渊源实自方外，所谓方外，即指道释两家言。然当时理学家主要宗旨正在辨老释。唐韩愈</a>著《原道》篇，亦为辨老释，惟辨之不精，老释之言流衍如故。北宋诸儒，只重在阐孔子</a>，扬儒学，比较似置老释于一旁，认为昌于此则息于彼。欧阳修</a>《本论》可为其代表。其言曰：


    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千岁之患遍于天下，岂一人一日之可为。民之沉酣，入于骨髓，非口舌之可胜。然则将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胜之。


    凡政事治平，经史博古，文章子集之学，皆所以修其本。然亦有于此三途之学皆有深造，而终不免于逃禅之归，如王安石苏轼</a>其著者。其他宋儒中信佛者，更不胜缕举。理学家之主要对象与其重大用意，则正在于辟禅辟佛，余锋及于老氏道家。亦可谓北宋诸儒乃外于释老而求发扬孔子之大道与儒学之正统。理学诸儒则在针对释老而求发扬孔子之大道与儒学之正统。明得此一分辨，乃能进而略述理学家之所以为学，与其所谓为学之所在，亦即理学家之用心与其贡献之所在。


    濂溪《太极图》，或谓传自陈抟</a>，此层即朱子亦不否认。又有谓其与胡宿在润州同师鹤林寺僧寿涯，而传其《易书》。黄宗羲</a>辟之曰：使其学而果是，则陈抟寿涯亦周子之老聃苌宏。使其学而果非，即日取二氏而谆谆然辩之，则范缜之神灭，傅奕之昌言</a>，无与乎圣学之明晦。顾宪成</a>谓元公不辟佛，高攀龙</a>则曰：元公之书，字字与佛相反，即谓之字字阐佛可也。当时亦有谓濂溪初与东林总游，久之无所入。总教之静坐，月余忽有得，呈诗云云。要之濂溪学之所从来，今已无可深求，寿涯东林总之传说，其事皆可出伪造，然亦不待力辨。惟高黄所言，可谓的当。就其书而论其学，始为最可信。濂溪自言志伊尹</a>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此其自道所志所学，岂不与胡瑗</a>范仲淹</a>等先起诸儒相近。此乃北宋儒学一大体趋向。惟外王之学，则似前胜于后，内圣之学，则似后胜于前，如此而已。


    伊川为其兄作《明道先生行状》，谓：


    先生之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概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辨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秦汉而下，未有臻斯理也。


    又曰：


    自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难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谓之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言为无不周遍，实则外于伦理。


    此曰泛滥诸家，出入老释，虽濂溪之学无可详言，当亦如此。即北宋前辈诸儒，虽多不染佛学，然其泛滥诸家，殆亦同然。惟曰如是者几十年，乃始返求诸六经，则不仅北宋诸儒无此先例，恐濂溪亦复不然。胡瑗治《易》，孙复治《春秋</a>》，此乃宋儒研经开先两大宗。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感论国事时至泣下，其学当特重治道政事，而时称其泛通六经，尤长于《易》。则宋儒在先本近汉儒之通经致用。惟自欧阳修以下，则其学又似多从唐韩愈入。故特重文章，旁及子史，于经学则皆尚兼通，不务专修。濂溪似专务于研玩易书，转近先辈，要之决无先则泛滥出入于诸家与释老，继乃反求诸六经之事。不仅北宋诸儒不如此，即濂溪似亦不如此，甚至明道宜亦不如此。伊川之言，一则谓明道之学，其先虽由濂溪之启迪，最后则归于一己之自得。再则谓其学虽一本诸六经，实亦泛滥出入于百家与释老。先则兼通旁求，后则归于一本。如是参之，始为近实。若拘泥字句以求，转恐不得明道为学之真相，亦将不得伊川立言之真意。


    再进一层求之，濂溪虽阐明正学，而无直斥异端之语。明道始排斥老释，而目之曰异端。又多两面对勘之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明道盖于老释异端，用心特深，故能针对老释而发扬孔子之大道与儒学之正统，其事端待明道而始著。又其推尊孟子，而自居为获得圣学不传之秘，此则亦是承袭韩愈，而一面又承自濂溪寻孔颜乐处之教。故其学一本心源，与文章博览之学，终属异趣。


    伊川之学，与明道大同。观其在太学所为《颜子所好何学论》，可见其亦受启迪于濂溪令二人寻孔颜乐处之教。然伊川平生，不甚言濂溪，其言濂溪必曰茂叔，于胡瑗独称安定先生。盖胡瑗在太学主讲时命此题，伊川亲在弟子之列，胡瑗得伊川文而大奇之，处以学职。而伊川惟一著书为《易传》，安定濂溪，固皆治《易》，似亦不无影响。


    或又谓明道不废观释老书，与学者言，有时偶举佛语，伊川一切屏除，虽庄列亦不看。朱子辨之云：释老书后来须看，不看无缘知他道理。然则明道伊川两人，性气宽严固别，意量宏密亦异。纵朱子谓伊川后来亦须看释老书；然其融通释老，则必不能如明道之高浑。明道尝言：异日能使人尊严师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后学，随人才而成就之，则予不得让焉。此不惟见两人为人之有异，亦见两人为学之有异。


    横渠少喜谈兵，慨然以功名自许。年十八，上书谒范仲淹，仲淹责之曰：儒者何事于兵，手《中庸</a>》一编授焉。遂翻然志于道，求诸释老，反之六经。是横渠亦探讨释老，而又能得其深旨。及至京师，拥皋比讲《易》，赴听者甚众。晤二程，乃横渠外兄弟之子，与语厌服。遂辍讲，告来听者曰：二程深明《易》道，可往师之。其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的，以《礼》为体，以孔孟为极。所著书有《正蒙》、《横渠理窟》，及《易说》十卷，又《西铭》《东铭》两篇。《易说》今不传，二程尤推崇其《西铭》，谓自孟子后未见此书。每以《大学</a>》《西铭》开示来学。伊川又曰：某接人治经论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体者，诚未有如子厚。然则横渠之学，能言性理，能言经术，能言治体，能深入释老而辟之，其规模极壮阔，然其学之传不广，远不能与二程伊洛相比。


    然则在北宋理学中，若无二程，仅有濂溪横渠，恐将不获有广大之传，而理学之名，亦恐不得成立。故言理学者，每以二程为宗。


    以上略述孔子以下儒学传统与其流变既迄，此下当述及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