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传》和《谷梁传》

    第一节 《公羊传</a>》《谷梁传</a>》著作和传授


    《春秋</a>》三传的次第，根据陆德明</a>（六朝陈至唐太宗</a>时人）《经典释文</a>序录》，为《左传</a>》《公羊》《谷梁》，因此后代讲“三传”，多依此为次序。


    《左传》为先秦著作，最初是用西汉以前文字，如小篆或大篆写的。大、小篆对西汉当时通用隶书说，是古文字，所以叫“古文”。《公羊》和《谷梁》，先是口耳相传，到汉代才写成定本，自然是用当时汉隶写的，所以叫“今文”。


    《公羊传》的传授，据东汉何休</a>《春秋公羊传</a>·序》唐徐彦《疏》所引戴弘序说：


    子夏</a>传与公羊高</a>，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


    《公羊传·隐公二年》“纪子伯者何，无闻焉尔”


    何休注也说：


    其说口授相传，至汉，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记于竹帛。


    “生”是“先生”之意，胡毋生就是胡毋子都。由此可以证明，《春秋公羊传》到汉景帝时才写定。


    唐杨士勋</a>《春秋谷梁传</a>序·疏》云：


    谷梁子名淑（案“淑”，当依《谷梁校勘记》作“俶”），字元始，鲁人。一名赤。


    （颜师古</a>《汉书</a>艺文志注》又以为名喜）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故曰《谷梁传》。传孙卿，孙卿传鲁人申公，申公传博士江翁。其后鲁人荣广大善《谷梁》，又传蔡千秋。汉宣帝好《谷梁》，擢千秋为郎，由是《谷梁》之传大行于世。


    由这二段文字看，有两点和现今研究结论不同。一点是《公羊传》《谷梁传》同出于子夏的传授，这点未必可信，以后再谈。一点是《谷梁传》作者为谷梁俶（一名赤），他是子夏弟子，自是战国初人，比《公羊传》到汉景帝时才写定的应早若干年，而且写于战国初，应该是用古文写的，这一点更难相信。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说“谷梁赤</a>乃后代传闻”，杨士勋很可能是贞观时人，陆德明在贞观十六年前已经高年逝世，未必能知道杨士勋所说《谷梁传》传授内容。陆德明说“谷梁赤乃后代传闻”，或者另有所据，所以他定三传次序，以《谷梁传》在最后。


    《四库全书总目</a>提要</a>》也不相信杨士勋的说法，认为“《谷梁》亦是著竹帛者题其亲师，故曰《谷梁传》”。下文可以证明《谷梁传》成书更在《公羊传》之后。


    第二节 《公》《谷》同出子夏的不可信


    关于《公羊》，据戴弘《序》，“子夏传与公羊高”。 关于《谷梁》，据杨士勋《疏》，“谷梁子受经于子夏”，则是《公》《谷》同源，同出于子夏的传授。同一《春秋经》，子夏自然可以授与不同弟子，但只应大同小异，互有详略，不能自相矛盾，更不会自相攻击。如今我们研究《公羊传》和《谷梁传》，发现不但两传矛盾之处很多，而且有《谷梁》攻击《公羊》处，兹略举三例。


    第一例，《春秋经·隐公五年》：


    九月，考仲子之宫。


    《公羊传》说：


    考宫者何？考犹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则曷为祭仲子？隐为桓立，故为桓祭其母也。然则何言尔？成公意也。


    《谷梁传》却说：


    考者，成之也，成之为夫人也。礼，庶子为君，为其母筑宫，使其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孙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隐孙而修之，非隐也。


    试比较两传，大不相同。第一，解释“考”字不同，《公羊传》以为“考宫”是把仲子神主送入庙室而祭祀它；《谷梁传》却认为这是完成以妾为夫人之礼。第二，对仲子这人认识不同。《公羊传》认为仲子是鲁惠公妾，《谷梁传》却认为鲁孝公妾，惠公庶母，同时也是生母。第三，《公羊传》认为“考仲子之宫”是完成隐公让位桓公的夙愿，无可非议。《谷梁传》却认为隐公为孙，违背“於孙止”的礼而祭祀庶祖母，应该被谴责。同一子夏所传，而矛盾如此，岂非咄咄怪事？


    第二例，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和楚成王战于泓（今河南柘城县北三十五里），因为宋襄公不想在敌人半渡时以及立足未稳时发动攻击，两次失掉进攻得胜机会，讲究“蠢猪式的仁义”，结果吃了大败仗。《公羊传》极度夸奖宋襄公，说什么“虽文王（周文王）之战不过此也”。《谷梁传》却提出作战原则：“倍则攻（我军倍于敌人，便发动进攻），敌则战，少则守”，认为宋襄公违背这原则，简直不配做个人！责骂得何等慷慨！对同一人的同一行为，评价完全相反，《公羊》是捧上天，《谷梁》却贬入地，岂能出于同一师传？


    第三例，《春秋经·宣公十五年》云：


    冬，蝝（食谷物虫）生。


    《公羊传》云：


    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生者何？蝝生不书，此何以书？幸之也。幸之者何？犹曰受之云尔。受之云尔者何？上变古易常，应是而有天灾，其诸则宣于此焉变矣。


    所谓“上变古易常”，何休注云：“上谓宣公，变易公田古常旧制，而税亩。”《公羊传》作者认为，由于鲁国初次实行按田亩收赋税制度，上天于是降蝝为灾，鲁国实该受罚。幸而这种天罚还不大。这种解释，讲天人关系，一点不合科学道理。但《谷梁传》却说：


    蝝非灾也。其曰蝝，非税亩之灾也。


    这是对《公羊传》的批判和驳斥。一个说，蝝生由于实行“初税亩”；一个说，蝝生不是由于实行“初税亩”。假如这截然相反的两说都出子夏，子夏是孔门弟子，后期大儒，这便是他自己打自己一掌响亮的耳光。我想，子夏不会做出这等事。


    总之，无论公羊高或者谷梁赤，都未必是子夏学生。托名子夏，不过借以自重罢了。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春秋公羊传注疏》说：


    今观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盖皆传授之经师，不尽出于公羊子。定公元年传“正棺于两楹之间”二句，《谷梁传》引之，直称“沈子”，不称“公羊”，是并其不著姓氏者，亦不尽出公羊子。且并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于[公羊]高之明证。


    这一段话证明，《公羊传》不出于公羊高，自然更非子夏所传了。


    《四库提要·春秋谷梁传注疏</a>》又说：


    《公羊传》“定公即位”一条引“子沈子曰”，何休《解诂》以为后师（案：此条在《公羊传·隐公十一年》“子沈子曰”下，何休注云：“子沈子，后师。”），此传“定公即位”一条亦称“沈子曰”。《公羊》《谷梁》即同师子夏，不应及见后师。“初献六羽” 一条（案：在隐公五年），称“谷梁子曰”，传既谷梁自作，不应自引益说。且此条又引“尸子</a>曰”。尸佼为商鞅</a>之师，鞅既诛，佼逃于蜀，其人亦在谷梁后，不应预为引据。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论正确。无论《公羊》《谷梁》既不出于子夏所传，《谷梁》更不作于战国。《公羊传》若说作于汉景帝时，大致可信。至于《谷梁传》肯定又晚于《公羊传》。


    第三节 《谷梁传》出于《公羊传》后


    上文第二节第三例论“蝝生”，《谷梁传》的论点是：“其曰蝝，非税亩之灾也。”因为鲁宣公十五年，初次实行按田亩收税制，《公羊传》以为这是“变古易常”，因之遭致天遣，罪有应得。《谷梁传》加以驳斥，认为蝝生和税亩无关。一定先有某种论点，然后才有人加以反对。由此足以证明，《公羊传》在前，《谷梁传》在后。现在再根据宋人刘敞</a>《春秋权衡</a>》所提证据略加介绍并予修正补充：


    第一证，《春秋·隐公二年经》：


    无骇帅师入极。（“骇”，《谷梁》作“侅”，同。）


    《公羊传》说：


    无骇者何？展无骇也。何以不氏？贬。曷为贬？疾始灭也。（中略）其言入何？内大恶，讳也。


    《谷梁传》说：


    入者，内弗受也。极，国也。苟者以入人为志者，人亦入之矣。不称氏者，灭同姓，贬也。


    我们试比较二传同异，有相同处，两者都对“经”文“入”字和“展无骇”（侅）省称“无骇（侅）”加以解释。但《谷梁传》说得比较明确，极可能是采用《公羊传》的论点加以补充。《公羊传》只说贬不称氏，因为痛恨在春秋时代开始灭人之国。《谷梁传》却说“不称氏者”，因为所灭是同为姬姓之国。解释“入”字，《公羊传》只是讳内大恶。什么是“内大恶”，毫无交代，使后人如坠五里雾中。《谷梁传》却认为鲁隐公及无骇以强大军力开进别人之国，别国之人并不愿接受这种敌军。并且警告说，你以开入他国为心，别国也会将大军开进你的国家。两相比较，《谷梁传》似乎采择《公羊传》而加以修饰润色罢了。


    第二证，《春秋·隐公八年经》：


    冬十有二月，无骇卒。（“骇”，《谷梁》作“侅”，同。）


    《公羊传》云：


    此展无骇也。何以不氏？疾始灭也，故终其身不氏。


    《谷梁传》则说：


    无侅之名未有闻焉。或曰，隐不爵大夫也。或说曰故贬之也。


    《谷梁传》对无侅之死，既不书氏，又不书日，提出三种假设。第一种假设，无侅并没有名声。然而这是说不通的，因为在隐公五年他曾统率军队灭亡极国。第二种假设，隐公志在让位桓公，不给大夫以上歌以爵位。这话也不正确。五年经有“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九年经有“挟卒”，凡鲁臣于《春秋》书“卒”者，都是卿大夫，隐公既代行国政，岂能“不爵大夫”？第三种假设，似乎《谷梁传》作者明知这二种解释难通，因不得不用“或说”，“或说”明明是抄袭《公羊传》，只是文字简省而已。


    第三证，《春秋·庄公二年经》说：


    夏，公子庆父帅师伐於余丘（阮刻本无“於”字，今据《校勘记》补）。


    《公羊传》说：


    於余丘者何？邾娄之邑也。曷为不系乎邾娄？国之也。曷为国之，君存焉尔。


    意思是鲁庆父所伐者仅是邾国的一邑叫於余丘。《春秋》应写伐“邾娄之於余丘”。邾君当时在於余丘，于是把於余丘看为邾之国都，因而不书“邾娄”国名。《谷梁传》却说：


    国而曰伐。於余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贵矣，师重矣，而敌人之邑，公子病矣。病公子，所以讥乎公也。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


    《谷梁传》在“伐”字上做文章。“伐”是有特别意义的词，一般攻夺一个地方，不用“伐”字。此次攻打邾国於余丘一地，却用“伐”字，因为公子庆父为统帅，人既贵重，军队也多，，而且以庆父的高贵身份和邾国一小地为敌，未免太不值得，因此讥讽公子，也所以讥讽庄公。又引一说，“君在而重之也”这是采用《公羊传》的“君存焉尔”的理由而变其词。


    上面的几条证据，足以证明《谷梁传》系在看到《公羊传》后才写定的


    第四节 《公》《谷》二传评价


    《春秋》三传，《左氏传》以叙事为主，甚至有《春秋经》所没有的，即所谓无《经》之《传》。解释“书法”的话不多。《公羊传》《谷梁传》却不如此，以解释《春秋经》文为主，叙史事绝少，不是史书，而是所谓讲“微言大义”的“经”书，而所谓的“微言大义”，大半各逞胸臆，不合本旨。我们把《春秋经》开始一句“元年春王正月”六个字，用三传的文字各列于下，读者比较以下，便可得出应有的结论。


    （一）《左氏传》：


    惠公元妃（犹“元配”）孟子</a>。孟子卒，继室（续娶也）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字）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嫁给鲁惠公）。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奉桓公为君，隐公代行国政）。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


    （二）《公羊传》：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治理也）国而反之桓（桓公）。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据何休注，桓已被立为太子。）其为尊卑也微，（据何休注，声子和仲子都不是夫人，而是媵妾）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引也）隐（隐公）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辅佐）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据何休注，仲子位次高于声子）。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三）《谷梁传》：


    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为公也。君之不取为公何也？将以让桓也。让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隐不正而成之，何也？将以恶桓也。其恶桓何也？隐将让而桓弑之，则桓恶矣。桓弑而隐让，则隐善矣。善则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先君之欲与桓，非正也，邪也。虽然，既胜其邪心以与隐矣，己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与桓，则是成父之恶也。兄弟，天伦也。为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君。己废天伦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隐者，可谓轻千乘之国，蹈道，则未也。


    以上三传文字，《谷梁传》最长，不计算标点，净得二百二使二字；《公羊传》次之，净得一百九十五字；《左氏传》最少，净得七十一字。以内容论，《左氏传》叙述隐公是续娶姬妾（非“夫人”）所生，桓公则是继配夫人所生，因年幼小，所以隐公为政而奉桓公为国君。简单明白。解释经文，仅仅“不书即位，摄也”六个字。《公羊传》文字将近《左氏传》三倍，除说明“大一统”（“大一统”这个观念，要在秦、汉以后才能有，这就足以证明《公羊传》不出于子夏），还有所谓“子以母贵，母以子贵”的原则。文字拖沓，很难使人读下去，没有文学价值。《谷梁传》要比《公羊传》文字长，是《左氏传》的三倍多。所谓“《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是抄自《论语</a>·颜渊》篇，把孔丘</a>的话，改“君子”为《春秋》罢了。《公》《谷》二传，废话多，史事少，所谓大义，也未必是大义，更未必合乎《春秋》作者本旨。那么，三传的价值由此可以知道了。宋人叶梦得</a>说得好：“《公羊》《谷梁》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


    第五节 《公羊传》《谷梁传》在汉代


    《公羊传》和《谷梁传》在汉代都立了学官，写《春秋公羊传》的，最初是胡毋生，同时有董仲舒</a>和公孙弘。公孙弘以儒者为丞相，封为平津侯。董仲舒三次对策都引《公羊》而以己意说它。如解“春王正月”说：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月之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


    这真是以《公羊传》的文章程式对大家对答汉武帝的贤良策问。董仲舒《对策》还说：


    《春秋》大一统者，田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谊”通“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同“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a>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同“僻”）之说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武帝听了这话，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公羊学对中国政治史、学术思想史影响最大、最深的一件事！


    《汉书·艺文志》还有董仲舒的《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用《公羊》来判断官司。《汉书·董仲舒传》还说他“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来求雨或者止雨，今天看来，是怪诞之极！汉朝人喜欢援引《公羊》，有得福的，也有得祸的，各举一例，以窥见《公羊春秋</a>》在汉代的影响。


    汉武帝卫皇后所生太子，被江充所陷害，逼得发兵，兵败逃亡，终于自杀。汉昭帝始元五年，有人冒充卫太子上朝廷自诉，“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丞相、御史、中二千石止者，立，莫敢发言”。当时隽不疑为京兆尹（相当今日北京市长）后到，便叫人把那冒充者捆绑收押。隽不疑说：


    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据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汉武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


    因此，“天子与大将军霍光闻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当然，真卫太子已自杀，冒充者纵是真卫太子，他便该立为汉帝，不但汉昭帝帝位危险，而且霍光等辅佐大臣也难以自立。隽不疑援引《公羊传》收押冒充者，实际上安定了汉昭帝和当时大臣之位。由是名声重于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为不及也。（以上皆见《汉书·隽不疑传》）蒯聩是卫灵公的儿子，因想杀卫灵公夫人南子未成而逃亡，卫灵公死，蒯聩之子辄得立，而《公羊传》说：


    然则辄之义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辞王父（祖父）命，以王父命辞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辞王事，以王事辞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


    这便是《公羊传》之义。


    另外有个眭弘，又叫眭孟的，也是汉昭帝时人，当时发生一些怪现象，如大石头自己直立，枯木复生等，眭孟竟推董仲舒《春秋》之意，认为“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于是上书，建议昭帝“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推自封百里”。结果这班人全都送了性命。


    汉人解说《公羊春秋》如此怪诞，得福既不合《春秋》本旨，得祸简直是自讨苦吃。其他如公孙弘，虽然也援引《公羊传》，但这人是个两面派，善于投机，这是他所以取得拜相封侯的关键所在。


    在汉武帝时卫太子学习《公羊》之后，兼习《谷梁》，其后学者不多。到汉宣帝时才又盛行。


    第六节 结论


    《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既不是史书，也谈不上文学价值，一般人可以不读。但要研究中国经学史、政治思想史、学术史，却不可不读。下列几本书是必须参考的：


    （一）《春秋公羊传注疏》，汉何休（129-182年）解诂，唐徐彦（唐朝末年人）疏。


    （二）《春秋谷梁传注疏》，晋范甯（339-401年）集解，唐杨士勋（唐太宗时人）疏。


    （三）《春秋繁露</a>注》，清凌曙（1775-1829年）注。


    （四）《春秋繁露义证</a>》，近人苏舆</a>（死于民国初年）著。


    （五）《春秋公羊通义》，清孔广森（1752-1786年）著。


    （六）《春秋公羊义疏》，清陈立（1809-1869年）著。


    （七）《谷梁补注》，清钟文烝（1818-1877年）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