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 济贫…… 第二节

    她迈开两条结实的小腿儿，一路跑到教师办公室。校长一把抱起安德鲁，把他送到最近的诊所，克劳福德医生紧急为他注射了肾上腺素。之前，老师告诉全班学生，安德鲁的过敏可能致命时，只有克里斯塔尔一个人听进去了，也只有她一个人认出了安德鲁发病的症状。


    克里斯塔尔按理该获得一枚美德小金星，或是在校会时作为“一周明星学生”被通报表扬，可是就在第二天（安德鲁对此事的记忆就像他自己的过敏险情一样清晰），她就在莱克西·莫里森的嘴上重重打了一拳，敲掉了那姑娘的两颗牙。


    他小心地把西蒙的车推进了沃尔家的车库，然后带着从未有过的不情愿按响了门铃。开门的是特莎·沃尔，穿着她最好的灰外套。安德鲁看到她就生气，都是因为她，他才被打乌了眼。


    “进来，安迪。”特莎的表情很凝重，“我们马上就好。”


    他站在门厅里等着，阳光透过门上的彩色玻璃洒了进来，宛如在地板上铺了一个调色盘。特莎走进了厨房，安德鲁瞥见肥仔在里面，穿着一套黑色西装，像只被压扁的蜘蛛般蜷缩在椅子里，一只手抱着头，似乎在抵挡打过来的拳头。


    安德鲁转过身去。在安德鲁把特莎带到鸽笼子眼儿的那天之后，两个男孩没有过任何交流。肥仔两个星期没有去学校。安德鲁发了两条短信，但肥仔从来没回过。他的“脸谱”主页还停留在霍华德·莫里森生日派对那天。


    一周前，毫无预兆地，特莎给普莱斯家打了电话，告诉他们肥仔已经承认以“巴里·菲尔布拉泽的鬼魂”的名义发了那些帖子，并为由此造成的损失向他们致以最深的歉意。


    “他怎么会知道我有那台电脑的？”西蒙吼叫着向安德鲁步步逼近。“肥仔·沃尔他妈的怎么会知道我在印刷厂里干私活？”


    安德鲁只能安慰自己说，若是他老爸知道了真相，恐怕会无视鲁思的求情而不停手地痛揍，直到把他打昏。


    安德鲁不明白肥仔为什么要假装是他发了所有的帖子。或许是他的自负在作怪，他已经决心要充当此事的幕后操纵者，扮演他们之中最坏的、破坏力最强的那个。也有可能他认为自己为他们承担了所有的责任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但不管究竟是何种原因，肥仔都制造了他自己意想不到的麻烦。等在客厅里的安德鲁想，肥仔安全地待在他的小阁楼里，有一对理智而有教养的父母，他根本就不能理解和一个像西蒙·普莱斯这样的父亲住在一起是怎么回事。


    安德鲁能听见沃尔家大人们的对话，他们没有关上厨房的门。


    “我们现在必须动身了，”特莎说，“他有道义上的责任要负，他一定要去。”


    “他受的惩罚已经够多了。”鸽笼子说。


    “我不是让他以——”


    “你不是吗？”鸽笼子严厉地质问道，“看在上帝分上，特莎。你真的认为人们想在葬礼上看到他吗？你自己去，斯图和我待在家里。”


    一分钟后，特莎从厨房走了出来，将门在身后牢牢关上。


    “斯图不去了，安迪。”她说，语气中的愤怒难以掩藏。“对不起。”


    “没问题。”他小声说。他很高兴，因为他不知道他们之间还有什么话可以说。这样他就可以跟盖亚坐在一起了。


    教堂街的稍远处，萨曼莎·莫里森站在起居室的窗前，手端一杯咖啡，看着参加葬礼的人们从她家经过，前往圣弥格尔及众圣徒教堂。看见特莎·沃尔以及那个看上去是肥仔的男孩时，她轻轻惊呼了一声。


    “哦上帝，他去了。”她不自觉地说出了口，尽管身边没有人。


    接着，她认出了那个男孩是安德鲁，立刻涨红了脸，从窗边躲开了。


    萨曼莎本来是要在家里工作的。她的手提电脑开着，放在身后的沙发上，但早上起床后，她穿上了一条黑色的旧裙子，有些犹豫到底去不去参加克里斯塔尔和罗比·威登的葬礼。她知道自己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来做决定了。


    她从没说过克里斯塔尔·威登一句好话，所以若去参加葬礼肯定是伪善的。想去，难道仅仅是因为她被《亚维尔公报》上关于克里斯塔尔死亡的报道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或是因为在莱克西从圣托马斯小学带回来的每一张班级合影上，克里斯塔尔胖乎乎的小脸都在笑着？


    萨曼莎放下咖啡，奔到电话旁，给迈尔斯的办公室打了电话。


    “嗨，宝贝儿。”他说。


    （医院里，当他在病床前放松地哭出声时，她曾紧紧地拥抱住他。霍华德躺在床上，身上连着监控仪器，却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嗨，”她说，“你怎么样？”


    “还不错。上午很忙。真高兴你打电话过来，”他说，“你还好吗？”


    （昨晚他们做爱了，而她没有假装他是别人。）


    “葬礼要开始了，”萨曼莎说，“人们走过……”


    她把想说的话压抑了三个星期，因为霍华德住院了，而且她也没提醒霍华德他们之间那场可怕的争吵。可是现在，她再也憋不住了。


    “……迈尔斯，我看见那男孩了。罗比·威登。我看见他了，迈尔斯。”她声音慌乱，带着哀求的意味。“那天上午我从圣托马斯的操场穿过时，他就在那里。”


    “在操场？”


    “他一定是在到处乱晃，因为他们在——他是一个人。”她说着，脑海里浮现出那个脏兮兮的邋遢孩子。过后她一直在问自己，若那孩子看上去干净些，她会不会表现出更多的关心；是否，在潜意识的某个层面，她把他身上明显的疏于照料误读为世故、泼辣和韧性。“我以为他是去那里玩的，但他身边没有大人。他只有三岁半，迈尔斯。我为什么不问问他是跟谁来的呢？”


    “喂喂。”迈尔斯的口气是“别瞎说”，她立刻感到了释然，因为他接过了她心上的重担。泪水一下子涌上了她的眼眶。“不能怪你。你不可能预见到以后的事。你当然很可能认为他的妈妈就在别处，只是看不到而已。”


    （这么说他不讨厌她，也不认为她是个坏女人。这些天来，面对丈夫的宽容，萨曼莎感到十分惭愧。）


    “我不知道。”她虚弱地说，“迈尔斯，如果我跟他说几句话……”


    “你看见他时，他根本不在河边。”


    但他在马路边，萨曼莎想。


    过去的三周里，一种投身于比自身更宏大之事的渴望在萨曼莎心中生长起来。一天又一天，她等待着这种渴望消散（人们就是这样皈依宗教的，她自嘲地想，试图以此让自己解脱），然而，唯一的变化却只是渴望越来越强烈。


    “迈尔斯，”她说，“你知道，议会……你爸爸病着——帕明德·贾瓦德也退出了——你们需要再指定两个人，对不对？”听了这么多年，她已经熟知了所有术语。“我是说，经过这么多事之后，你们不会想再来一次选举吧？”


    “哦见鬼，当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