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经稗疏卷三

    商书


    汤诰


    商、亳


    自契至汤号商，而八迁都亳。其名实淆乱，传注不能有画一之说。乃所谓商者有二：一曰商，今陕西之商州，舜封契之地也。故《诗》曰：“帝立子生商。”而郑康成云“商在太华之阳”是已。一曰商邱，则今为县，隶归德府，尧迁阏伯于此。至武王克殷，乃以其地封微子。故郑氏《诗谱</a>》云：“武王伐纣，乃以陶唐氏火正阏伯之墟，封纣兄微子启为宋公。”而子产所言“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犹言唐人是因，故参为晋星。商，宋也。唐，晋也。此皆自周室分封而言，非谓殷、周以前也。其曰“以服侍夏、商”者，则专言唐而不言商。且谓服夏、商先代之祀事，非云在夏而有此侯服也。杜预</a>泥于文句，因有“汤先相土封商邱”之说，《史记</a>》亦惑焉。不知商在微子以前，实未尝一日立国于归德之商邱。盖商、洛之商，去归、睢远殆千里，而《诗》称“相土烈烈”，亦止颂其入为王官，出长侯伯，未尝如公刘、亶父有迁国之事。此以征相土无自商徙商邱之实矣。按《竹书》仲康七年，“世子相出居于商邱”，缘太康失河北，仲康居斟鄩，使世子处于商邱，渐西以图夏邑。乃“出”“土”相近，遂讹“出”为“土”，而云相土封商邱，不知商之为商，自契已然。何待相土而始受封邪？《竹书》攒饤失实，又惑于帝相十五年“立商侯相土迁于商邱”之文。夫商邱既为帝相之都矣，则相土又安得据天子之都而迁之？或即郑氏所谓“入为王官”者，当帝相之世，相土盖尝官于商邱，而其国则固在太华之阳也。八迁之地，既不可考，以地势度之，则亦西起武关，东尽成皋，北讫偃师，南极卢氏。要为洛表之国，不能东北远至睢归也。


    若所谓亳者，固有三亳：北亳，考城也；南亳，亳州也；西亳，偃师也。《春秋</a>》“会楚子于薄”，南亳也。知然者，以在盂与鹿上之南也。考城直亳州之北，故曰北亳。若汤所都，则西亳也。故椒举曰：“汤有景亳之命。”李善</a>《文选</a>注》云：“景山在缑氏县西南七里。”杜预亦云：“巩县西南有汤亭。”汤之居偃师也无疑。而或以为汤都在济阴之亳县，今曹州去考城为近，则是以北亳为汤都。又《汉书</a>》注以景亳在蒙县，杜预亦云“薄县有汤冢”，抑以南亳为汤都，其误均矣。《诗》云：“景员维河。”夏、商之世，黄河北出，不合于济。蒙县安得有“维河”之景亳哉？《皇览</a>》云：“偃师有汤亭、汤庙。”而伊尹</a>自夏归商，会女鸠、女方于北门，使汤居南北二亳，则伊尹之归，当自西而不自北矣。汤之征也，尝伐有洛，灭温矣。温直偃师之北，有洛直偃师之南。盖远交近攻，必然之势。特《孟子</a>》有亳与葛邻之说，而后人误以宁陵为不祀之葛，因疑考城、宁陵之相接壤。不知宁陵之葛，乃春秋同邾、牟觐鲁之葛人，周之葛，而非夏之葛也。然则与亳为邻之葛，盖亦温与有洛之俦与？


    以实求之，契封于商州，八迁而汤居偃师，迨后仲丁迁嚣。嚣，敖也，河阴之敖仓也。皆在河南。河亶甲渡河以北而居相。相，彰德也。祖乙迁耿。耿，河津之耿乡也。祖辛迁庇。庇，邶也，汲县之邶城也。皆在河北。南庚渡河以南而迁奄。奄，曲阜也。当殷之世，黄河循禹故道，自大伾北流，则曲阜固在河南。而或自东平南决，则奄亦被水害，故盘庚复渡河以北而迁殷。殷，淇县也。河在大伾以西，合济东流。则亦与今河大同，而淇、殷固在河北。故盘庚云：“惟涉河以民迁。”南涉而北，非北涉而南也。自盘庚以后至于纣，而未尝复迁于河南。至殷之亡，宋始受封于商邱。此自契至纣，商邑所都之大略，总未尝一日立国于南北二亳。北亳固帝喾之都，而非汤都。南亳于商、周之际，则淮夷之壤也。北亳自帝喾以后，为阏伯之封，至周而后为微子所有。南亳至春秋为吴、楚之争地，一曰城父。西亳则在周为王畿</a>。井然自有其不易。昧于三亳之分，以乱二商之辨，又以周之葛为夏之葛，不祀之葛疑即长葛，或繻葛，皆郑地。 相沿积讹，岂有艾哉！


    伊训


    祠于先王只见厥祖


    孔氏以太甲元年汤崩逾月，太甲即位，奠殡而告为祠，居位主丧为见祖。其失也，蔡氏辨之详矣。而朱子徒守《皇极经世</a>》之所纪，以为无外丙、仲壬嗣立之事，故于《孟子注》杂用程徽庵之说，以证太甲之嗣汤而非嗣仲壬。今按程氏之说，其谬实甚。商道亲亲，故立弟，《檀弓》所谓“微子舍其孙腯而立衍也。”春秋宋公之舍子立弟，亦不一而足。则外丙、仲壬虽幼，而殷礼不可乱，犹成王幼冲，而周道尊尊，必不可舍子而立弟也。《皇极经世》用虞邝不验之历，随意伸缩，以就尧元年之为甲辰，自不如《竹书》以丙子定尧元年之合于《胤征》《国语</a>》。《竹书》所纪外丙元年乙亥，仲壬元年丁丑，太甲元年辛巳，合于日月五星之历数，昭然可据。而汤寿百岁，亦无既崩而有二岁、四岁之子。盖男子八八六十四而天壬竭，故古者六十而闭房。后世虽有耆艾生子之事，要君子之养性凝命者，自其不尔。而谓武王九十而生成王者，亦小戴征梦之驳说，实则武王未必有九十三龄之事也。蔡氏废邵、朱而从岐卿，其于理合矣。且在礼，三年丧毕，祔于庙，而后父称考，大父称祖。故丧礼卜葬命龟之词称父某甫，虞祔皆称尔。称父称尔而不称考，为不忍亡之之词。则亦知大父方殁，嫡孙为丧主，亦当称大父而不得称祖矣。此曰“只见厥祖”，知在成汤祔庙之后，三年丧毕之余矣。三年之丧不祭者，盖推父为嫡子服三年之义，以体祖考之心，仁慈其子孙之死，亦不忍闻乐而食旨，所谓事亡如事存也。陈大猷</a>云：“不以凶服入宗庙。”盖亦未达礼意。今此仲壬之丧未及小祥，而祠于先王者，则以仲壬非嫡长，于汤之恩为杀。而殷道亲亲，兄终弟及，既为常典，则与周之嫡长嗣绝，其弟与从子以小宗继大宗，“为人后者为之子”，其义不同，而礼亦别。故太甲虽继仲壬以为君，实不嗣仲壬而为后。故居忧之制，虽从其隆，而不废吉祭，亦自别有其义，不得引《周礼</a>》以证商制也。若太甲果以“为人后者为之子”之服仲壬，则不特亲祭不可，而尹之摄行亦未为得矣。《经》文曰“祠于先王”，奉太甲“只见厥祖”，同系于乙丑之日，则因祭而奉甲以见，亦太甲之主祭，而摄云乎哉？


    伊尹


    旧说伊尹名挚，不知所出。蔡氏云：“伊，姓。尹，字。”则尤不典。尹之言于太甲者，一则曰“尹躬”，再则曰“尹躬”，岂人臣而以其字称于君前乎？生而字，死而谥，自是周礼，商以前无之。然一人而或有异名，吕尚</a>之为太公望，皋陶之或为庭坚是也。则曰挚，曰尹，要皆名耳。屈大夫名平，而抑曰“名予以正则”，亦此类也。要不可以后人一定之名字为古人分限。


    造攻自鸣条


    孔氏曰：“始攻桀，伐无道。我始修德于亳。”朱子用之以注《孟子》。而蔡氏乃云：“造可攻之衅者，由桀积恶于鸣条。”夫上云“皇天降灾，假手于我有命”，则已言汤而不言桀矣。假手于汤，故汤伸天诛而往攻。造，往也，自当音七到反。自，于也。往攻于鸣条，天假之手也。若“朕哉自亳”，则以起下文“惟我商王”而别为一意，言我之始受天命于亳，则惟汤之昭圣武而怀兆民也。《孟子》偶断章取义，孔、蔡遂联为一节，则文义隔塞不谐。且上已云“子孙弗率”，不当复及于桀之造衅也。若孙莘老所云“造为攻伐，自放鸣条”，则尤不通。鸣条在安邑，夏之都也。使桀终老鸣条，固已保其国都矣，而何云放哉？


    太甲上


    桐


    桐宫密迩先王之墓，而远于亳。今偃师县有汤陵，盖非也。使汤墓在偃师，则太甲未尝一日去亳，但可云自野归庭，不得言归亳矣。成汤之墓实在山西荣河县，元癸未岁沦于河。今祀汤陵犹于此，而不于偃师。汤所以远葬于彼者，以汤既克夏，夏之王畿不以分封，而仍为商千里之邦畿。伊尹葬汤于彼，亦以镇抚夏民，即周公营洛之意。故后祖乙因之以迁耿。而太甲所徂之桐，则在今闻喜县，与荣河接壤。传注未为之考，固失之疏，而杜预以南亳有汤冢，尤为差忒。


    盘庚


    迁于殷


    殷在盘庚以前称商，而不称殷。殷者，盘庚以所迁之邑为号也。殷墟之在淇县，见于经史者，班班可考。虽以姚馥老羌，亦知朝歌之为殷。而朱子曰“殷者，亳之别名”，蔡氏曰“殷在河南偃师”，何其疏而不察邪！殷之为字，本或作郼，音于机反。古者因、依声近，转借为殷。其地之在河北沫水之滨，罗长源考之已确。朱、蔡不审“涉河以民迁”之文，误以涉河而北为涉河而南，盖惑于《书序》“祖乙圮于耿”，连属“盘庚五迁”之上，乃不知有祖辛迁庇、南庚迁奄之事，而《盘庚》所云“我王来</a>”者，谓南庚来奄，而非谓祖乙来耿也。大河在商，至大伾而北流。奄在河南，使盘庚迁亳，无事涉河矣。《序》云“盘庚五迁”，倘无奄、庇二都，不足五迁之数。孔氏以“汤居亳”“我往居亳”，当五迁之二，则汤固居亳，不得云迁。而盘庚誓众之日，尚未迁之于新邑，亦不得云“于今五邦”。缘祖辛、南庚虽迁而无诰众之书，故《书序》略而不纪。孔氏泥于《序》而屈《经》“五邦”之明文以从之，其亦陋矣。蔡氏亦疑盘庚之前当有五迁，而以《史记》“祖乙迁邢”当之。乃其以汤所旧居之亳为一迁，则弊与孔同。若《书序》谓之亳殷者，或亦承沩。而自盘庚迁殷之后，既未尝有再迁沫都之事，直至于纣，终始称殷。则纣所居，武王所克之殷，即盘庚所迁之殷可知已。且《经》之称述先王以警臣民者，不一而足，使返居汤之故都，则当昌言</a>此为兴王之地，烈祖缔造之艰难，宜在光复，以为饬正浮言之大义，何乃幽质鬼神，而不一述旧德先畴也哉？况汤居亳而号商，盘庚反亳而践汤之迹，正不宜革故号以作民疑，惟殷本为郼，而地在沫邑，故可就新邑以立新名，而示更始。则殷在河南之说，其误明矣。


    说命上


    说筑傅岩之野


    孔传</a>谓：“傅氏之严，有涧水坏道，常使胥靡筑护之。说代胥靡筑以供食。”按自周以前，无有刑人筑作之法。《舜典》所谓“流宥五刑”“金作赎刑”者，流止于徒，赎止于金，迨周穆王而未有改也。《周礼》之被刑者，亦但使守而不使作。以刑人充作役，则汉城旦、鬼薪之律耳。且当高宗之世，商法未骫，信令刑人操筑，亦不当使得雇人代作。且说既贤者，纵令乏食，自可就佣民间，何至辱身毁体，代罪人以求食乎？是知孔说之妄也。


    但《孟子》固云“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而蔡氏以筑为卜筑，则似过为说护困乏之短，而失其实矣。筑非居也。今人言卜筑者，亦谓作室之始，非言固居之也。赵岐曰：“傅说筑傅岩。”亦谓亲操畚筑，所以《孟子》云“劳其筋骨”。盖傅说方贫处，操筑室之事，适与武丁往求之人相遇，固不知其为自筑，或为人佣筑，或旧为营筑之匠，而要其舍畚杵而应弓旌，则同此一日之事也。若《史记》胥靡之说，则子长好奇之过，与孔氏同其失也。


    又傅说之“说”，本当如字读，或读作悦者非。悦非美德，古人不以命名。唐张说</a>字道济</a>，取傅说济川之义，而亦作失爇其，其可证也。


    说命中


    大夫师长


    《王制》《月令》《昏义》皆有九卿之文，郑氏以为夏、殷之制。《甘誓》称六卿。贾公彦云：“六卿并三孤而为九卿。”《白虎通》曰：“内爵公卿大夫，不变质文，内者为本，不改内也。”是殷之有卿明矣。殷有卿，而此不言卿，云“承以大夫”者，盖天子之卿或以诸侯入为之，或受地视侯而有百里之邦，则统谓之君公，而不谓之卿也。若诸侯之卿，自上大夫耳，不得称卿。后王有天下，君公有国，大夫有邑。有天下国者，建之邦。有邑者，设之都。卿或上视诸侯而有邦，或下视大夫而有都。卿为虚位，而无定禄，职守在廷之法纪，而不亲民事。故此言“建邦设都”“以乱民”，皆为有定土者言，上不及卿，而下不及士也。


    师者官师，秩亚于上士，而为有邦者治下邑者也。长，室老也，秩亚于中士，而为有都者宰私邑者也。大小相承，总为亲民分土之官。则士之仕于廷者，宜不得与。卿虽贵，而亦可略而不举也。此与《虞书》所言“有邦”“有家”之义同，而非泛叙群爵。古人义例精严盖如此。


    说命下


    遁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


    河云“入”，当是河内。亳云“徂”，亦以见小乙武丁之都于沫土，故居亳言往，而不言来也。高宗之所以遁者，以殷礼立弟。自祖丁之后，诸弟子争相代立，比九世乱。盘庚崩，弟小辛立。小辛崩，弟小乙立。小乙崩，子武丁立。以殷立弟以及嫡长子之序正之，则当立者盘庚之子，而非武丁也。所不当立而嫌于得立，故其在小乙存之时不能安于国，而必出遁以远嫌也。“入宅于河”，则渐逼矣。“自河徂亳”，则据先王之故都，而植之固矣。故小乙崩，得有所奉以入继，而废盘庚之子以立焉。《无逸》曰：“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即位而言“作”者，非所必承，作起而践大位也。故与祖甲之“不义惟王，旧为小人”同词，而非但如孔颖达</a>所云：“其父欲使知民之艰苦。”盖亦分义与时势所迫，如汉孝宣、唐宣宗之事矣。小乙终废殷法，舍其兄之子而立其子，是谓私恩。若高宗所承之大宗，则终宜以盘庚为正。乃高宗过隆其父，居丧则亮阴，典祀则丰昵，其亦顾私恩而违公议。雉雊之变，实为之应。故祖乙亟以为不正，而亦有难于显言者。特戒之曰“罔非天胤”，则推崇盘庚以折高宗之邪心，亦可谓婉而至矣。高宗之颠末，见于《书》者极为详核，要其遁于荒野，则小乙之始念，束于家法与公议，且亦如宋缪公属国于与夷，而使其子冯出居于郑，特渐引之以入，而又树之于故都，则其父子之密谋，有不可掩者矣。《竹书》称小乙命世子武丁居于河，亦纪之失实，武丁固不得有世子之称也。而高宗于此追述已事，虽以自叹其失学，而殊有追憾已往、欣幸今日之意。且其在野、在河、在亳，密谋汲汲而无暇日，亦可想见其窥伺天位之实。则卜相而先佯为不言，又托之梦以服众，要亦其巧心之熟试也。周公以之与太戊、祖甲并称，而《易》讥之“惫”。高宗非三代之令主也。


    惟贤非后不食


    “食”，旧皆以为食禄之食。今按高宗即非令主，然何至以富贵骄人而嫚士如此。“食”之为言，用也，举也，举而起收用之，如六博之食子也。亦犹茹之释度，羞之释进也。后须贤以治，贤待后而羞其行，故相须之急焉。不然，“代食维好”，贤者岂忧终馁而以口腹仰人哉？


    西伯戡黎


    西伯


    吕伯恭诸儒皆以西伯为武王，朱、蔡以为不然，顾未有确证其非武王者。《竹书》记周之伐黎，在殷纣四十四年，为武王嗣位之三年，与《史记》异。顾《经》编《戡黎》于《微子》一篇之前。而祖伊所指陈纣之失德，亦未若微、箕所云之甚。使在文王既没之后，纣在位已久，恶已贯盈，而焚炙忠良、斫胫剖心之事，已习于毒，祖伊其能尽言不讳，而免于祸乎？且祖伊于纣末年而尚存，则武王克商，访箕子、式商容，而何不一及于伊邪？则祖伊已先殷亡而卒，非乘黎奔告之后，周师即至于牧野之西矣。况使武王因乘黎之势而师遂东，则下上党、出王屋、径按河北，又何迂道而渡孟津？则《竹书》之不足信，审矣。史以文王脱羑里专征伐之后，纣用费仲、恶来，诸侯益疏纣归周，西伯乃大举戡黎，在比干未死之先，而比干死于文王未薨之日，于《书》之次序为合，盖纣已释文王，赐之弓矢 钺，既置文王于膜外，而因诸侯归周，则又有忌周之心，故《序》曰：“殷始咎周。”而文王之伐黎，则以塞殷人西向之路，使不得由汾、晋而窥河右，盖亦以自固，而非以为取商之奇术，则亦不害其为至德矣。必谓文王不宜有伐黎之事，则密、崇之役，亦非敌国不相征之义，又将何以曲为之讳哉！


    《书经</a>稗疏》卷三终